【新冠肺炎】台灣肺炎防疫困境與中國未從SARS中學到的教訓

週一（2/3），中國終於允許台灣包機撤離上百名滯留武漢的民眾。台灣花了一週的時間獲得中方的批准，期間，一名台商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被留置在武漢的醫院中接受治療。在日、美、澳及各國紛紛以專機撤僑時，台灣海基會申請包機自武漢撤回台灣人，但在第一時間並未被允許，因為這與中國認定的兩岸「一中」原則不符。

同樣地，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台灣在武漢肺炎防疫上具有更大挑戰，因為多年來台灣因中國政府阻礙而無法加入世衛組織(WHO)，並常被排除在許多防疫專家會議之外，包括此次武漢的疫情專家會議。台灣政府自認為對全球新型疫情的資訊掌握明顯不足。週三，中國國台辦發布聲明稱，陸方在防疫工作中與台灣保持溝通，一直即時通報信息。對此，台灣陸委會於同日駁斥陸方說法與事實不符，並批評中共對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干預。

與此同時，台灣政府暫時禁止了口罩的出口，這項舉措也引發一些大陸人的反彈，並促使一些台灣藝人抨擊這項政策是不人道的，反過來，他們也在社群媒體上被批評過於「親中」。

這一系列事態發展讓我們不禁要問：自SARS以來，中國在妥善應對像是新型冠狀病毒這樣的大規模疫情時真正學到了多少？而台灣政府以及兩岸在攜手抗擊疫情上又是如何？作為SARS期間台灣的疾病管制局局長，我親身體驗到了這場危機如何被扭曲地處理，以及政治與外交博弈對於防疫工作造成的阻礙。在那之後，即使一些事情有所改善，但遺憾的是，還有更多的方面仍未見進展。這由今次肺炎疫情可以看出。

2003年7月SARS後，台灣政府撥出專款進行防疫體系的強化、防疫醫師制度的建立及對新型疫情的應變準備，包括啟動國安疫苗自製、抗病毒藥物及口罩等防疫物資的儲備等。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之際，台灣與世界上20多個國家一樣，已有自武漢輸入的病例及群聚感染，但截至2月6日，尚未有繼發的社區感染。防疫單位及政府部門除了要處理口罩需求之過度反應，及台商回台與陸生來台就學的隔離及防疫之外，尚能依疫情演變而有條不紊地進行防疫，以阻絕疫情於境外。自SARS後，台灣強化的防疫能量能否應付武漢肺炎疫情未來的發展，仍待審慎觀察。

由於台灣在2003年5月底成功的抗煞經驗，世衛派來的專家凱西·羅斯(Cathy Roth)才邀請台灣參加當年世衛在吉隆坡舉行的SARS大會，並在大會會場宣布取消台灣的旅遊警示區。可是隨後的事態進展顯示，世衛對台灣施予的正面支持其實是把台灣當棋子，以逼迫中國政府接受世衛專家赴北京視察SARS疫情。世衛受到政治影響如此之深相當令人遺憾。

即使2007年通過的國際衛生條例明白，規範世界各國及地區應享有參與世衛專家會議及資訊的權利，但台灣在過去幾年仍必須在中國政府的允許下才能參與許多專家會議，及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此次武漢疫情世衛召開了三次緊急專家會議，台灣雖已有武漢肺炎輸入病例，但仍未能參加，這是台灣在政治夾縫中的防疫困境。

此次武漢肺炎疫情中，中國仍受限於盤根錯節的官僚防疫體制，而在疫情資訊上延遲通報或隱瞞。疫情之所以擴大到目前難以收拾的地步，其主要原因是官僚體制未從SARS學到經驗及教訓，從而忽略了防疫目前可能發生的三個重要面向。

其一，新型病毒疫情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及不可預測性。其次，對冬天流感季節大量流感發燒病人可能會混淆疫情，且造成醫療體系的不堪負荷，進而導致社會及民眾的恐慌。第三個面向是，面臨春運期的大量人口移動，尤其在封城後造成民眾恐慌，加上醫療及民生物資缺乏，民眾在封城前後立即大量逃離武漢，而疫情也會隨著人口移動傳播開來。

從全球防疫的角度切入，封城、封省在中國境外疫情可能會有正向的效應，尤其是在世衛宣布武漢肺炎是全球公衛緊急事件之後。但在中國境內，武漢封城卻引起了數百萬居民逃離武漢，導致全國在短期內未準備好應變措施，中國其他省份同樣受到衝擊而淪陷。目前浙江及廣東都已出現數百個確診病例，甚至已演變成社區感染，使武漢肺炎疫情火上加油，在中國散布開來。封城之舉曾在中國早期東北鼠疫的防疫上奏效，但病毒防疫與鼠疫防疫有本質上的不同。此外，考量到在現代人權的保障上，封城是否仍然適用，後續效應可以再評估。但以2003年SARS時期，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引起的病人逃離，繼而導致疫情散布到鄰近數個醫院，並間接引起高雄長庚醫院的大疫情的事件為例，封院、封城所引起的醫護人員及社會恐慌直如人間煉獄。顯然用封城或封院來防疫，必須有更細緻的配套措施，才會收穫正面的效果。

前面提到的三個因素在同一時間發生可能造成的衝擊，是台灣2003年秋冬SARS過後，防疫單位開始思考隔年冬天流感期時如果SARS復發之際要如何防疫的挑戰。當年台灣最怕的防疫，想不到此次竟然在武漢同時發生，武漢防疫的困難可想而知。當年為壓低流感疫情，台灣政府除增加流感疫苗的施打外，並在全球首次以抗流感藥物克流感來防疫，以壓低可能的發燒疫情及口罩之亂。因此，台灣在2004年冬季流感期及新春風平浪靜，而幸運地是SARS也未復發。這次SARS期間台灣寶貴的防疫經驗，可供武漢肺炎防疫參考。

此次武漢肺炎疫情中國雖然又一次嚴重失控，但在一些病毒學及高科技應用在診斷上的進步已有目共睹，如在冠狀病毒病原之確認，以及藉由該病毒的基因定序去與SARS病毒區分，發現兩者有高達80%之相似性。而且中國科學家在第一時間就將這些病毒學及臨床資料發表在國際醫學重要期刊，提供全球重要疫情資訊。這些病毒學資料都在疫情發生後一個月發表，展現了中國在生物科技的進步及研究人員強烈的企圖心。2002年SARS在廣州佛山發生時病原未能確認，直到2003年3月底SARS病原才由香港大學確認，兩相比較，中國在防疫科技上與2003年相比確有天淵之別。

但可惜的是，中國這些高科技的進步，並沒有有效地被運用來控制武漢肺炎疫情，防疫體系反而被中國的官僚制度所擊潰。這是中國在科技及經濟發展之餘必須去深思的地方，如果不去改變現有的政治體制及通報體系，則目前武漢冠狀病毒及未來其他新疫情的發展將充滿不確定性。

SARS及武漢肺炎疫情後，台灣仍須面對中國在政治以外的許多公衛及防疫問題，如對市場上野生動物販賣管理、禽流感、豬瘟、狂犬病及防疫資訊與科技的交流。未來幾個月武漢肺炎疫情將會如何演變是兩岸及全球的大挑戰。顯然地，武漢封城及全球公衛緊急事件在未來幾個月將對中國在健康、醫療、社會及經濟產生巨大衝擊，而台灣也必將會受到波及，其影響可能遠大於SARS。

兩岸必須在此時遞出共同防疫的橄欖枝，減少政治的考量，攜手合作抗疫。也唯有如此，台灣未來在國際的支持及中國的善意下，才能順利地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及世衛的專家會議，為全球公共衛生作出貢獻。

作者：蘇益仁，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前疾病管制局局長。

來源：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