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面臨 系統性風險 考驗

混沌理論之父愛德華•洛倫茨(Edward Lorenz)曾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就可能在得克薩斯州引發一場龍卷風。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程度和複雜性不斷增加，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它也會面臨「蝴蝶缺陷」。

具有樞紐地位的大型機場，是全球化好處的「超級傳播者」，也是全球化壞處的「超級傳播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顯示出危機如何在一夜之間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市場的。網絡病毒的快速傳播亦是如此。

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央行開始滅火，提供貨幣寬鬆政策，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資金短缺。如今，利用寬鬆政策提振市場的作用大不如從前，例如美聯儲(Federal Reserve)於周二（3/3）降息50個基點。

這是因為市場仍充斥著過剩的資金流動性。由於利率處於創紀錄低位，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很小。另一個原因是，連續降息所能引起的反應越來越弱，從日本、歐洲和美國低迷的經濟增長率可見一般。財政政策方面本可以出台更多措施，但現在採取這類措施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導致通脹，因為此次疫情爆發期間，由於工人被隔離、工廠關停以及供應鏈中斷，滿足現有需求將變得更加困難。

各國金融當局尋求防止上次的危機重演，但他們所關注的重點顯得僵化過時，結果就是不能形成足夠的韌性來應對大流行病這樣的新威脅。

例如，監管政策大體上忽視了金融業集中分布在少數幾處地點的風險。同一行的機構把總部都設在相同地段的大廈內。結果是，當大流行病或其他事件導致華爾街閉市（颶風桑迪(Hurricane Sandy)和9/11事件就險些導致這種局面）或倫敦金融城關閉時，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會成倍放大。

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自滿與面對大流行病的準備不足，二者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間利潤和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其他短暫性的危機，催生了一種危險的信心，即認為再次發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風險已經消除。結果是新的系統性風險不斷上升。

在健康衛生方面，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以及在防止災難性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多達5000萬人死亡，有效的預防重演，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是，世界如今已變得更加相互依存。中國貢獻了全球產出的近五分之一，而且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遊客每年花費超過2600億美元。

全球化以及各國境內、跨境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旅遊的激增，讓數十億人擺脫了貧困，但也利於傳染性疾病的傳播。作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中心地，武漢是典型的中國中型城市，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很多。30年間，武漢人口從200萬增長至逾1100萬，人均收入也大幅增加。與其他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一樣，這裡衛生狀況欠佳，監管法規執行不到位，再加上動物畜養在離人們住所很近的地方，包括在機場附近，一種病毒能夠在36小時內從機場傳播到任何地方。

隨著威脅升級，各國政府正在甩開國際體系。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應該提供世界衛生組織（WHO）極需資源和權威。同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正值各國公共衛生系統承受巨大壓力之際，緊縮政策和私有化削弱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能力。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還受制於醫務人員長期短缺，而不當的移民政策加劇了這一問題。

與其他全球性風險不同的是，大流行病可能發源於任何地方。面對金融體系、氣候變化、抗生素耐藥性造成的威脅或存在於網絡空間的威脅，少數國家行動起來就可以降低風險。但應對大流行病不行，因為在所有地方透過監測和干預，將疫情隔離的能力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全球需要共同努力進行疫苗研發。共享信息和資源也必不可少。

高牆阻擋不了大流行病或者任何全球性威脅。我們各個一體化的複雜體系有多堅固，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大流行病對世界經濟和我們的生命構成最嚴峻的威脅。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資源。我們合作的意願正受到考驗，形勢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