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國際化與中國的進退

義大利、韓國、日本和伊朗等國都正在快速蔓延，加拿大雖然被感染人數只有11個人，但其疾病防控中心的負責官員已經表示「控制不住」疫情發展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多位國外權威人士和專家均透露，美國實際上淡化了病情發展情況，而以「流感」形式告知公眾並治療。雖然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賽避免使用「大流行」一詞來形容今天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狀況，理由之一是疾病和致死率很低，但多位國際公共衛生專家都表示：要做好世界疫情來臨的準備了，好在死亡率並不高。有意思的是，就連譚德賽也表示：「盡我們所能為潛在的大流行做好準備」。

在上述態勢下，作為此輪病毒傳播發源地或起碼是主要發源地之一的中國，恐怕必須要考慮自己下一步的進退了，這是這種疾病的高傳染率和低致死率使然，從而使「進退」二字成為中國對世界和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治疫模式：與世界不同頻道

首先要說明：當我們使用「模式」這個詞時，我們只是在試圖歸納中國這種疫情治理方式的主要特性，而不涉及推廣這種模式或者尋找病毒疫情產生的原因。在疫情發生的這一個多月裡，通過中國官方治理疫情的具體方式，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特徵；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對這些特徵，實際上存在重大分歧。這些特徵包括下列內容：

首先是完全尊重時間和空間的制約因素，實行緊急狀態下的非常態化管理。

這一特徵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突然封鎖武漢乃至湖北全省。當武漢面臨疫情快速蔓延階段時，中國以封鎖武漢的鐵路、公路、水路和民航為主要手段，把這座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同外部實行完全的隔離，並對城市的居民社區也實施封鎖，繼而將這一切擴大到湖北全省，以此來切斷疫情的傳播。這一行為最核心之處是：暫時中斷社會正常運轉，停止絕大多數經濟和生產活動，在此前提下進行包括治療患者在內的社會非常態管理。

另一核心特徵是，超越正常法律管理框架之外，用高度集權的行政手段強行管控社會生活。如現在湖北全省和其它地方正在實施的方法那樣，以疾病傳染周期為依據，限制居民行動，停止教育、文化、商業活動和事實上的大部分企業生產，停止鄉村、地區和城市之間的往來等等。

上述兩大特徵最核心的手段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讓社會暫時停擺，以解決病毒傳染問題。而在現代社會中，停擺本身不可能持續和操作，即便是短期地停擺，也會造成財富的巨大損失，造成社會和民眾附屬的衍生災難無法承受，並將為社會帶來嚴重的後遺症，包括政府將要付出的隱性政治代價；同時在疫情國際化的背景下，人類社會必然都在探索解決問題的方式並相互影響，任何一國都不能關起門來治理疫情。因此中國的治疫模式，各國難以複製，也難以接受。

目前世界上的另一種治疫方式以日本、新加坡和美國等國為代表，其主要特徵與中國剛好相反，以穩定民心、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為前提和解決問題的核心。

日本上周正式公布的防疫政策是：不再擴大病毒檢測範圍，不再追查密切接觸者，輕症者居家靜養，重症再來醫院治療，醫生認為是重症者，有必要進行檢測時，才用試劑盒進行檢測。呼籲日本國民冷靜、自律，教育國民日常防護，例如洗手、戴口罩。企業和強調等不得停工停產，除中小學外，大學必須繼續上課。

美國的方式就更具有代表性了，可以看病，但醫生不會為你化驗，重病人住院例外；醫生會告訴你得了流感，不會告訴你冠狀肺炎；告訴你如何防止相互傳染；會為你打流感針、服用相關藥物；同樣，企業和商店絕不會停工停產。

新加坡模式和上述美日模式大同小異。

上述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安定民心，絕不造成恐慌，按照WHO說的：民眾的大面積恐慌比疾病更危險為原則，同時不中斷社會的正常運轉。當然，這三國能夠這樣做的根據是：這一疾病的致死率非常低。美日新等國的這一模式效果如何還有待檢驗，但防止全民恐慌，企業、商業和教育繼續，不中斷社會正常運轉，對中國當前的防疫工作無疑也有啟發意義。

面對上述國內外背景，中國應該知進退，同時與時俱進地調整政策。

首先，中國絕不要在世界宣講自己的治疫模式，更不應像部分中國網民在網上說的那樣，要求國外像「抄作業」一樣仿效中國的防疫模式，那是不尊重別人，同時也表現出不成熟的傲慢，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的上述治理疫情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國只要說清楚，中國這一模式是根據中國自己的具體情況採取的模式，同時也將根據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予以調整即可。

特别應該高度關注的是，鑒於美日新三國提出了自己的新模式以及其合理性，加之中國的現實需要，中國在國內的治疫實踐中，必須實實在在地調整除湖北以外地區的相關政策，避免採取中斷社會正常運轉、實際停止絕大多數經濟活動的治疫手段，以免像武漢那樣，產生太大的次生災害。當然武漢的次生災害可能有採取緊急狀態時準備不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14億人口的大國無法想像能停止經濟活動，否則依照現在中國政府在治疫上投入的金錢，很快連治疫都會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

兩件事中國必須立即辦

經過一個多月治理疫情的艱難歲月，中國現在有兩個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重視，並採取實際行動立即解決。這同樣有個面對當前國內外情勢變化，需要決定進退的問題。

首先必須從戰略綜合層面看待和處理防疫問題，組建綜合類的專家委員會。

一個多月以來的抗疫清楚地告訴我們：防疫絕不僅僅是防治疾病，而是綜合類戰略問題。甚至從防疫層面來看，從根本上不僅是臨床醫生的主要任務，而是衛生防疫專業專家的綜合性規劃和操作的任務。此外，防疫還涉及發改委、商務部、安全、外交、交通、新聞和社會等各個部委。在這方面，我們在一個多月的疫情治理中，教訓顯而易見。同時，這一工作不僅要解決眼前的防疫治病問題，還需要有長遠規劃和安排，因此它完全是一個政府的戰略性綜合工作。為完成此任務，當前必須在中央政府層面，立即建立一個綜合類的專家委員會，由上述部門每部各派一名專家代表，由國務院負責人任委員會負責人。重大問題由專家委員會投票，需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才能通過並執行。

委員會成立後當立即投入目前的防疫工作中，當前應了解湖北及各省的疫情和防控情況，深入湖北和其它省實地考察，提出防控建議，經三分之二投票表決同意後執行。

疫情期間，至少每三天召開一次會議，評估及修訂以前防控措施，提出新的建議。

未來專家委員會可以繼續運作，繼續為中國自SARS事件後虧欠的公共衛生和防疫工作。

第二件同樣非常重要、並需要立即加以解決的，這就是管理當前中國防疫專家的疫情言論。

在中國當前的防疫工作中，有一個世界各國都很難見到的、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是由臨床大夫和專家管理一個14億人口國家的公共衛生和防疫；二是這些專家頻頻就當前疫情的重大事宜提出重要判斷和評論。前者應該是SARS事件以來中國在公共衛生和防疫方面工作虧欠的必然結果，暫且不論；而後者卻正在當前抗疫工作中引發不良後果。

自疫情在全國發生以來，中國的防疫專家藉助中央媒體和一批有影響的地方、市場化媒體，就當前中國疫情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頻頻發表評論，包括對當前疫情的拐點時間、當前新冠病毒和SARS的區別、監測病毒的標準，特别是此輪冠狀病毒的發源地和傳染地等眾多重大問題，發表結論性判斷和評論。這些評論全部涉及當前中國中央政府對疫情的戰略判斷和相關的政府工作安排、對病毒的定性和防疫治病的方法，以及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傳播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的合作問題等，這些都是當前毋庸置疑的重大國家安全問題；同時，上述觀點全部涉及當前防疫工作中最重要的穩定人心、防止全民恐慌的問題。

就事實的驗證來看，上述專家的結論可以說是完全錯誤，或者與事實有相當差距，乃至缺乏根據，總之沒有一致的意見，而是各說各話。甚至，這些言論影響對確診病例數字的統計，引起了民眾恐慌，導致中外對立而不是合作，對當前抗擊疫情非常重要的穩定人心和恢復經濟，起到了非常負面的作用。而頗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卻在疫情事件後，明確禁止相關政府部門和專家公開評論疫情。

據美國媒體2月27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當天任命副總統彭斯負責應對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數小時後白宮即發布命令：禁止政府部門和醫療衛生專家公開談論疫情，接受媒體採訪必須經過彭斯辦公室批准。美國還規定，即使是美國國家病毒專家安東尼•弗茨也不能繼續在電視上大談疫情，相關訪談必須事先經過彭斯批准。

顯然，無論是美國、日本和新加坡那樣用管理型社會方式應對疫情的國家，還是中國這樣習慣於用戰爭和鬥爭方式應對的國家，解決當前災難不能缺少的前提是穩定民心，絕不能舉國大亂，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

因此，對中國專家們就當前疫情發表的評論，必須進行有效管理，其原則是：統一訊息發布平台，統一訊息發布內容，發布內容必須與相關發布專家的個人利益完全無關。

當前中國與世界合作才是核心，而非爭論病毒發源地

另一件對中國當前十分緊要的事是：務必與世界合作，而不是爭論誰才是此輪病毒的發源地和傳染地。

可以肯定地說，由於中國新冠病毒的大範圍流行和對世界的巨大影響，中國必將很快成為此輪疫情的世界輿論風暴。在相關國家政治的操控和輿情現實的影響下，其輿論核心是：中國再次給世界帶來瘟疫；中國中斷社會正常運轉和絕大多數經濟活動，給疫情帶來大量次生災害的治疫模式。

與此同時，中國的鄰國日本和韓國現在又正面臨新冠病毒最猛力衝擊的階段，中國正試圖儘快與這兩個國家建立中日韓經濟圈，並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連為一體，而且在一個多月前中國疫情剛剛爆發時，它們給過中國道義和經濟上的幫助。

上述中國已經和即將要面臨的外部環境，決定了中國首先要立即與世界合作。

首先是與WHO合作，具體做法是：在WHO框架內，以資金和專業人力支持WHO工作，為當前世界公共衛生和防疫工作做貢獻。

這樣做可以增加中國在WHO的影響力，在國際社會產生正面影響；同時，當這次疫情在中國以外地方快速蔓延時，中國此舉可以減緩外部的誤解和輿論圍攻。

具體可以這樣操作：向WHO承諾至少在兩年時間，每年資助WHO一億美元，法國不久前給了WHO一億美元。中國可以明白、具體地告訴WHO資助資金的具體使用方向，例如總部2000萬， 西太平洋地區 5000萬，東南亞地區2000萬，地中海地區1000萬等等。此外，中國還可以提供器材和醫務人員支持。在上述方面，WHO當前非常缺乏。

當前就可以用防控新冠狀肺炎的名義，資助WHO，例如用於培訓人員，第二，還可以給診斷試劑和其它物資，第三，提供人力資源支持，據悉WHO的日內瓦、馬尼拉（西太區總部）及中國辦事處等地人員缺乏，中國也可以往這些地方派人。

上述操作擬在WHO領導下進行，切不可另起爐灶。因為這不受歡迎，而且在當前實際上也無法操作。

在運作上，可以先聯繫WHO駐華官員，再直接和WHO總部聯繫，具體執行中國的支持計劃。

其次，在當前國際疫情緊張的環境下，加強與日韓的緊密合作，協助兩國減輕疫情災害，為疫情過後的中日韓經濟合作奠定基礎。

與日韓的合作，應集中在以下幾點：

加強三國人員往來和防治疫情的訊息溝通，中國應為日韓兩國防治疫情提供訊息和經驗的協助。

在防疫器材方面，中國向日韓兩國提供幫助，包括在中國的中藥方面，都可以給予一定的支持。

對日本舉辦奧運，中國應給予大力支持；在條件允許情況下，可以領導人訪問的方式，作為對舉辦奧運的支持。

以上合作特别還應包括：大力對日韓民眾報導中國與日韓兩國政府合作抗擊疫情的訊息，這有提升信心的作用。

疫情期間，中國暫停或至少大幅減少巡航釣魚島。

對於在中國疫情期間復工的日韓企業，中國應在企業生產上給予大力支持，對疫情期間在華工作的日韓企業人員，生活上給予照顧和勉勵。

對世界來說，全球疾病大流行的到來。作為被感染人數最多的中國，同樣可能已是去日苦多，以上緊迫的工作，必須以只爭朝夕的速度加緊落實，方能應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