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言過其實？

今年3月以來，新冠疫情在始發地中國得到控制，但卻在全球特别是歐洲與美國加速蔓延，何時能夠得到完全控制尚不明朗。市場普遍預期，此次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將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在逼近1929年的大蕭條。隨著全球疫情加劇，關於疫情是否會、將如何導致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討論紛至沓來。

其中，「去全球化」的觀點尤其引入注目：認為疫情將加劇最近幾年的「逆全球化」趨勢，甚至導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輪全球化」的終結。余智認為，「去全球化」的觀點言過其實：疫情導致的「閉關鎖國」只是短期現象，產業鏈區域重組也是有限性、結構性的；近年來的「逆全球化」討論本身就有誇大傾向，西方與中國的局部「脫鉤」對全球化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一）「去全球化」觀點的主要依據與邏輯

「全球化」是指由於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為主要特徵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近現代歷史上的全球化，大致有三個階段：一是1846-1914年國際貿易發展的黃金時期；二是二戰結束至1970年代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內部國際貿易與投資大發展，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內部的貿易與投資合作並存時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而是陣營化；三是1980年代至今，中國、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相繼進行經濟轉型，加入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而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形成為主要特徵。

「去全球化」觀點的主要依據與邏輯是：隨著全球疫情加劇，各國紛紛開始為阻止境外疫情流入而開始「閉關鎖國」，並重新考慮原有的產業鏈全球佈局；多個發達國家領導人特别是美國總統川普表態，要大力降低對外國經濟的依賴性，強化本國經濟的「自主」性；部分國家還可能因疫情後的糾紛，撤回在對方的企業；因此，最近幾年開始的「逆全球化」趨勢會加劇，甚至會導致全球化至少是「本輪全球化」的終結。余智表示，這一觀點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有顯著的誇大傾向。

（二）疫情導致的「閉關鎖國」只是短期現象

疫情是一種自然災害，儘管其中有很大的人禍因素。它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主要國家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分工能為本國國民帶來巨大福祉的基本認知。在疫情結束之後，各國之間對於人員旅行的管控、對於防疫物資的臨時出口限制，都會自然放開；其它各種受疫情影響的貿易與投資往來，也會得到恢復甚至強勁反彈。

（三）疫情導致的產業鏈區域重組只是有限性、結構性的

首先，行業的有限性。疫情後很多國家可能的確會鼓勵關係本國民眾健康與民生安全的部分產業的部分企業從國外遷回國內，但這方面的行業數量在整個經濟中的比例是極為有限的。而且，世界主要經濟體絕大部分是市場經濟體，企業會從自身經濟效益角度考慮其生產佈局；各國政府不可能強制所有海外企業進行不符合其利益的轉換，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補償來幫助其進行轉換。

其次，企業的有限性。即使是關係本國民眾健康與民生安全的產業，絕大部分國家的政府也不會強制或鼓勵所有海外相關企業都遷回國內。政府更理智的選擇是，在類似於疫情這樣的危機發生後，通過實施緊急狀態，命令國內相關企業在短期內轉產，生產必要產品，如同美國此次疫情中的做法一樣。而這些產品並非是高技術產品，不難生產。政府不必要為了防範危機，而將危機期間的一些做法常態化，強制或鼓勵相關企業只在國內生產、不在國外佈局。

再者，國家的有限性與結構性。部分國家的政府，基於疫情後與它國之間的糾紛，的確可能會採取措施，強制或鼓勵本國在對方的企業（包括但不限於關係本國民眾健康與民生安全的產業）遷出，以防止可能的風險。這種情況會主要發生在疫情首發國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而非在所有國家之間（筆者也認可這種可能性，本文最後一部分將單獨討論這一問題），因而也是有限的。而這些企業也不一定是遷回本國，而可能遷往其它國家。後者屬於全球化的區域結構性調整，而非全球化的逆轉。

（四）近年來的「逆全球化」討論本身就有誇大傾向

關於「逆全球化」的討論並非始於本次疫情，而是過去幾年來就已普遍存在。它主要是指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與世界各國之間頻繁爆發貿易糾紛，包括與其眾多盟友以及中國之間。但這種觀點本身有誇大傾向。

首先，美國挑起貿易糾紛的目的，並不是實施貿易保護、逆全球化，而是如特朗普自己所宣稱的，認為原有的貿易格局對美國不平等（美國在二戰後對其它國家的開放程度一直高於它國對美國的開放程度），因而要通過關稅等貿易保護大棒，迫使其它國家對美實行更大程度的開放，以「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為目標，最終實現各方的平等開放與全球化。

其次，從貿易糾紛的結果看，美國與除了中國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相互之間的貿易政策威脅或短暫的貿易戰，最後都基本和平解決了，而且的確促進了其他國家開放程度的提高，而美國的開放程度也沒有降低。從美國與這些國家的相互關係看，這些貿易糾紛推動了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再者，儘管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糾紛雖然還沒有徹底解決，雙方還保留了較多的高關稅，但也已經通過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國的開放程度。而與中國貿易糾紛導致的雙方與其它國家貿易與投資往來的加強，也屬於前文第三部分提到的全球化的區域結構性調整，而非「逆全球化」。

（五）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局部「脫鉤」對全球化的影響是有限的

目前，中國輿論界熱議的「去全球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與中國的「脫鉤」即「去中國化」問題密切相關。這一「脫鉤」過程始於前兩年的中美貿易戰，並可能由於此次疫情的發生而加劇。這是由於，此次疫情始發於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與官僚在初期有打壓知情人和隱瞞訊息的行為，最終疫情未能得到及時控制，波及全球。這使得西方前些年對中國體制的擔憂，從政治、經濟層面擴展到公眾健康層面，從而會加劇與中國「脫鉤」的意願與行動。

這樣的擔憂與分析不無道理。但也應看到：中國與西方的「脫鉤」是局部的，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也是有限的。

首先，中國與西方的「脫鉤」是局部的。短期內，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不會被其它國家完全取代：西方對於中國而言，在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地位，是其它國家不可替代的；中國對於西方而言，在廉價勞動力、產業鏈齊全等方面的比較優勢，近期內也難以被其它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完全取代。因此，雙方的合作空間依然存在並巨大，「脫鉤」只會發生在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民生安全的一些領域，而不會擴展到經濟整體。

其次，中國與西方局部「脫鉤」包含「逆全球化」與全球化區域重組兩部分。雙方的「脫鉤」，既可能表現為部分企業從對方國家遷回國內、部分原有貿易往來被內部供給與需求所替代，從而構成「逆全球化」；也可能表現為部分企業從對方國家遷到第三國、部分原有貿易往來轉向第三國（即貿易與投資的轉移）——如前文所言，這是全球化的區域重組而非「逆全球化」。

再者，中國與西方局部「脫鉤」並不影響世界其它國家的全球化態勢。無論是從意願還是從能力上看，中國都不太可能組建一個強大的、與西方完全對抗的經貿陣營。與中國有經貿往來的國家，在平時不會削弱與西方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中西對抗時可能因此加強與雙方的經貿往來，在不得不選邊站時絕大部分可能會由於體制或利益因素而倒向西方。

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1980年代以來的「本輪全球化」，不僅包括中國、而且包括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加入全球化陣營。後者的全球化參與，並不會受到此次疫情的根本影響。因此，即使像「去全球化」觀點的代表性華裔學者張倫教授那樣，將「疫情導致逆全球化乃至全球化終結」這一判斷，嚴格限定在「本輪全球化」的範圍之內，也有誇大傾向。

應該看到，中國很多人士擔心「去全球化」問題，實際上是擔心中西「脫鉤」或「去中國化」對中國自身利益的負面影響。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也是中國決策者需要慎重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