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註定要領導歐洲

參加布魯塞爾的任何會議，很可能都是德國人領導會議。在歐洲委員會中，由前德國國防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負責。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隨著德國接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部長們將哄騙同僚簽署立法。在歐盟理事會中，歐盟領導人的領導者可能是比利時前總理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但是，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是無可爭議的領頭羊，比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波蘭領導人的任期更長。歐盟對covid-19危機的主要應對措施是一項7500億歐元的巨額回收基金，由歐盟集體發行債務來支付，這是基於在柏林和巴黎制定的計劃。德國正在主導計劃。

通常，德國在布魯塞爾的權力與暗物質在政治上是等價的：無形，難以衡量，但無處不在。現在，德國人是星星，閃閃發光，以至於無法忽視。日耳曼人沒有陰謀奪取權力。Ursula von der Leyen夫人的職位應歸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而不是來自柏林。（馬克龍先生之所以推舉馮·德萊恩太太，是因為他不願接受同樣是德國人的曼弗雷德·韋伯的任職。）這不是默克爾夫人的問題，自從她上台以來，沒有法國總統贏得過第二個任期，或者大多數意大利總理未能完成第一任期。按慣例輪到德國擔任輪值主席。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德國人的手現在都握住了歐盟的權力槓桿，就像歐盟為應對19國集團危機而大修自己一樣。

在歐洲舞台上被仿製通常對德國來說效果很好。由於明顯的歷史原因，德國人不喜歡被人們認為會舉重若輕，而歐盟的現狀也適合他們。一個市場讓德國供應鏈有效地運轉，貨物流通 歐元無縫運行，歐元使德國的出口飆升，而沒有人民幣升值的麻煩；任何負面影響都出口到了南歐；德國的失業率僅為3.5％，不到整個歐元區的一半，佔歐元區的四分之一。西班牙人的形象：從德國的角度來看，歐盟並沒有被打破，也不需要修正。

這種幸福的現狀，經常受到德國自身行動的威脅。當歐盟經濟停滯不前時，歐盟委員會放鬆了對政府為受災企業提供資金的嚴格規定。但是官員們並不期望德國承諾提供1萬億歐元用於此類支持，這幾乎是歐盟總額的一半。結果，運營良好的西班牙公司很可能會因缺乏政府支持而倒閉，而呆滯的德國競爭者則被德國納稅人維持生計，從而破壞了單一市場的「公平競爭」邏輯。同時，德國憲法法院最近對歐洲央行向歐元區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的努力施加了打擊，當時德國法官對歐洲央行的資產購買計劃提出了質疑。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對共同債務的支持可能被視為對造成犯罪的禮貌道歉。

對普通債務不予回應是德國機構的一條紅線。但是，如今人們認識到德國需要歐洲，而不僅僅是歐洲需要德國，這在國內政治中占主導地位。出於對個人利益的考慮，對復甦基金的爭論將使德國在歐盟預算上的支出大幅增加。這意味著世界觀向美國早期共和國債務互助之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觀念轉變。在歐元區危機期間，有關救助的爭論更加激烈，因為人們認為勤奮的德國人會救助無瑕的希臘人（而不是無瑕的德國和法國銀行首先將錢借給他們）。在大流行引發的危機中，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認識到，如果德國與她在南歐苦苦掙扎的鄰國之間沒有某種形式的轉移，那麼政治上的苦難就會招來。歐盟被認為是一個融合的機器，傳播著繁榮，而不是在富國和窮國之間嵌入分歧。它沒有那樣工作。在千禧年初引入歐元時，意大利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德國低20％。現在差距接近40％，這個數字只會在危機期間擴大。如果收入繼續停滯，意大利人可能會質疑會員資格的理由。出於這個原因，梅克爾夫人將回收基金定為「反對民粹主義者的政治工具」。

既然戰後時代德國繁榮的基石，美國已成為一個不穩定的盟友，那麼使歐盟繼續前進就具有生存的重要性。透過填補歐盟有缺陷的憲法中的空白，來加強歐盟的內部結構，被視為保護歐盟免受外部威脅的最佳方法。梅克爾夫人公開提出了曾經是禁忌的想法，例如漫長而又在政治上難以解決的改變歐盟條約的任務。從本質上講，這是保守的激進主義。事情可以改變，但只能使事情保持不變。特別是德國選民的豐富，和平的生活。

仍然不願霸權

德國在歐洲的領導使人們特別的是德國人感到不安。梅克爾夫人曾私下指出，德國不適合擔任這樣的角色，因為德國本身就是一個微型歐盟，其複雜的聯邦制是建立在微妙的妥協基礎之上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做出明智的決定。像許多人一樣，任何依賴德國採取大膽步驟的人都會感到失望。如果要更改此記錄，現在是時候了。德國人透過制度上的合作在布魯塞爾發號施令，梅克爾15年的政治經驗，透過對大流行的疫情有效處理而獲得一堆政治資本。德國可以選擇改變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