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露出社會功能失調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重危機的時代：新冠疫情危機、經濟低迷的危機、民主合法性的危機、全球公域的危機、國際關係的危機，以及全球治理的危機。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所有這些危機。這部分是因為很難形成改革所需的理念。然而，這更是因為政治無法帶來必要的變革。

英國《金融時報》在關於新社會契約的系列報導中提到了幾個社會功能失調：企業過度槓桿化、西方千禧一代人的失望、公司逃稅，以及在新冠疫情危機中我們特别依賴的許多人的低工資。沃爾夫在自己的文章中還提到了一些長期的功能失調，包括中產階級的空心化和對民主的信任下降，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

1944年，來自維也納的移民出版了兩本有影響力的書。一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書反對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浪潮。另一本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變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這本書堅信社會主義潮流是19世紀自由市場不可避免的結果。兩本書都包含真理。但是，如果我們要理解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波蘭尼似乎是更好的嚮導。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政治崩潰，我們就不應該試圖抑制市場，但我們一定要平息市場的風暴。

在英國，這一挑戰當時得到了兩位偉大思想家的認可：專注於宏觀經濟穩定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制定了福利國家計劃的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我們現在的大部分辯論同樣是關於如何支持經濟安全的。答案仍然必須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結合。這是公民觀念更新的兩個核心經濟因素。

然而，正如凱恩斯所理解的那樣，這種責任感也必須是全球性的。1944年在布列敦森林召開的國際會議創建了幫助管理全球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凱恩斯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如果他還在世的話，肯定會倡導一個同樣強大的全球環境機構。在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裡需要一個全球社區，這是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推動創立聯合國的初衷。這種需要還導致了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成立。

同樣，今天也有新的想法值得認真考慮。沃爾夫要強調的是，需要降低經濟對債務的依賴，部分通過收入再分配實現。其他一些想法則聚焦於將高就業率與更高的個人安全感結合起來。還有一些想法關注稅收改革，包括呼籲徵收財富稅。另一些想法則專注於公司治理改革的必要性。還有人再次強調促進競爭的必要性。

在全球層面，新冠疫情的出現提醒我們需要合作，氣候變化的挑戰更是如此。同樣，有一些想法是關於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但他們需要一個擁有專業知識的政治聯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全球，就像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發生的那樣。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些年，是一個與今天相當的痛苦和分裂時期，政治催生了那種讓任何雄心勃勃的事情都不可能實現的領導人和國家間的關係。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失敗了。世界在經歷了戰爭的熔爐之後才得以恢復。即便如此，美國在冷戰開始後才啟動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從而開始了歐洲的復甦。

光有想法永遠是不夠的。必須就需要什麼達成共識，尤其是在民主國家。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而非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了通脹殺手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是工黨的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而非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1976年宣稱，「我們曾被告知，美好世界將永遠存在，只要財政大臣大筆一揮、削減稅收、進行赤字支出就能保證充分就業，現在那種美好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了。」外部敵人通常會促使國內團結，鞏固聯盟。但是，即使這一點現在仍然奏效，它也會讓我們的全球威脅比現在更嚴重。

目前世界政治中最強大的力量，是復燃的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就像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除了中國政權以外，這些獨裁者的共同特徵是展示個人權力。這些領導人對有目的的政策的複雜性不感興趣。相反，他們向支持者提供參加角力的紅肉。英國退出歐盟的辯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與此同時，左翼政治的一個主要推動力不是基於政策，而是基於身份，反對右翼的保守和本土主義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就多維度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達成共識的幾率似乎微乎其微。

然而，這也絕不是沒有希望的。一些民主國家的政治似乎仍然理智而有效。歐盟似乎終於團結起來了。本土民粹主義者的十足無能至少已經變得很明顯。或許，許多老工人階級成員會開始看清美國總統川普(Trump)作為騙子的真面目。

或許，一個由激進但明智的改革者組成的聯盟將會重新出現，重新設計國內政策和全球政治。或許，新冠疫情危機本身將催化這一點。但是創造新的思想和利益聯盟需要意志和才能。最終，改變總是與政治有關。謀事在政策，成事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