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中國能否轉向「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模式

自力更生？

「內循環」在中國官方語境中的全稱是「國內大循環」，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公開報道中是今年5月，彼時中國剛剛從疫情中緩過氣，經濟逐步開始復蘇，但外部環境從政治到經濟都開始全面惡化。

5月23日，中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出席政協的一次會議時稱，「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6月，習近平和副總理劉鶴分別在兩次會議上重覆了這一表述。

此時，輿論還未形成對「內循環」的討論。直到7月的兩個比較重磅的會議上都出現這一表述——兩個會議分別是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和7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後者不僅是中國下半年經濟政策的風向標，還為10月份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制定「十四五」規劃鋪路。

因此有分析人士認為，即將結束的中國「十三五」規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十四五」的主線則可能就是「建設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至此，關於內循環的不同聲音甚囂塵上。路透社援引一位前中國政府官員點評說，「確認以內循環為主，相當於『自力更生』」。中國財政學者賈康則撰文認為，將經濟內循環解釋為以後要自力更生，是「極端化認識」，「帶有明顯偏差的理解」，更為注重內循環，決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

賈康認為需要消除該誤解：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絶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通，內外需相互促進，綜合發力。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表示，「內循環」的發展壯大有助於抵減全球亂局下的外部衝擊，基於此，中國經濟在「外循環」中將更為靈活主動，受惠於外而不受制於外。

地緣政治冰點

不可否認的是，提出「內循環為主」的大背景是中國幾乎跌入冰點的地緣政治環境。

在科技領域，美國不僅採取極致手段打壓華為，強迫Tik Tok退出美國，在高科技制裁的實體名單也已超過300家，其中還包括多家中國高校。在美國高校中，與中國有合作的科學家和一些留學生也受到驅逐或簽證限制。

外交上，中美互相關閉領事館，互相驅逐記者，甚至有報道稱美國在考慮禁止中共黨員及家屬赴美。

中國周邊，與印度邊境再起衝突，在印度掀起抵制中國產品的熱潮；美國宣佈中國在南海有爭議領土的主權「非法」，澳大利亞緊隨其後。

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稱中國正面臨「百變未有之大變局」。從中國上半年的貿易數據來看，政治領域和科技領域日漸尖銳的對抗，還未轉移到外貿領域，但無疑為仰賴外貿發展的前景投下陰影。

抵禦外部衝擊？

中國經濟以「內循環」為主，對應的是之前數十年以「外循環」為主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後，製造業企業普遍採用「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經營模式。這種模式下，原材料大量進口，在中國加工後，成品全部運到海外銷售。

「兩頭在外」的模式雖然意味著中國企業成為產業鏈上利潤最薄的一環，品牌、原材料、銷售都在國外，中國只能掙取微薄的加工費。但在中國發展初期帶來巨大紅利：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快速在國際貿易中佔據一席之地，同時避免了在國內原材料市場和銷售市場的競爭。

但是在疫情和地緣政治環境陷入冰點的情況下，這種模式的弊端顯露無疑，中國可能同時面臨需求端和供給端「雙向擠壓」，一方面，消費市場依賴國外，主要貿易伙伴都在國外，如果出現疫情或制裁，出口訂單會被大面積取消；另一方面，供應鏈上一些關鍵技術、進口原材料和配件依賴國外，外部動蕩可能出現短缺，使生產停擺。

一百年前的美國經濟或許是中國的前車之鑒。程實認為，從「雙循環」的演進階段來看，2020年的中國與1913年前後的美國高度相似。美國在1913年前後從「外循環」經濟過渡到「雙循環」共同促進，其後經歷了「一戰」、「大蕭條」和「二戰」，雖然一度遭到外部環境的嚴重拖累， 但是憑借本土產業鏈和市場的相對穩定，最終實現了逆流而上。

事實上，面對以前的外部衝擊，中國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內循環」過渡。2008年後，中國仰賴多年的外貿訂單出現斷崖式下跌，政府不僅推出四萬億計劃，刺激「鐵公基」（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和水利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拉動投資，還推出家電下鄉補貼，刺激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

這前後，外貿依存度也經歷先提升再回落的過程。1998年中國外貿依存度（貿易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為31.8％，2008年達到歷史峰值。但從那時開始，內需就成為中國的關注點，中國外貿依存度逐步回落，2019年又回到了31.8％。

世界工廠如何轉向

多位分析人士認為，科技內循環和消費內循環，將是這輪轉向的重點。

路透社援引中國政策內幕人士和政府顧問稱，這一政策尚未給出具體細節，但標誌著中國的戰略重心將轉向本地需求和技術發展，不過國內供應鏈的建立將部分借助外國投資。

「隨著形勢變得嚴峻，中國領導層提出了『內循環』的概念，不過完全（依賴）『內循環』是不太可能的。」上述政策內幕人士稱。

國泰君安發佈報告認為，「構建國內大循環，其重要性不亞於供給側改革，具體落地主要依托於消費內循環、科技內循環兩大抓手進行構建。」

在這兩個方向上實現內循環為主，既是中國的被動選擇，長期來看，也是一種必然選擇。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通過規模效應和低成本勞動力，中國用10年時間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和商品出口國。當時中國工資水平低，國內居民消費能力和意願都比較低，強大的工業產能主要對外。但時至今日，中國的工資水平和社保不斷上漲，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逐漸被更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超過，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製衣，已經大規模向東南亞等國轉移。

其次，中國在科技創新上有後發優勢，沿著發達國家已探明的技術路徑進行研發，成本和難度都大大降低；通過市場換技術，甚至直接模仿，使中國科技快速趕上，也使歐美等國指責中國強制技術轉讓或知識產權盜竊。然而，在5G、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更新的創新領域，中國也站在前沿，而且他國的科技封鎖更嚴格，使中國的科技後發優勢也消耗殆盡。

障礙

世界最大的生產國，把航向從對外轉向對內，並不容易。單從消費內循環而言，關鍵不在於產能，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消費市場來容納。

國泰君安的報告稱，重要抓手之一，在於持續擴大內需，降低居民儲蓄率，用居民內部消費需求消化內部投資產生的產能，承接以前的出口，形成自我暢通、自我循環的經濟體。

僅從紙面數字而言，居民內部消費需求似乎頗具潛力潛力——2017年佔GDP的比重為39%，不僅遠低於美國（69.5%），也低於日本（56.3%）和韓國（47.8%），甚至低於印度的居民消費支出水平（59.1%）。以汽車為例，美國的千人汽車擁有量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國到2017年末才剛140台，差距很大。

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統一大市場，被一道「城鄉二元結構」鴻溝一分為二。路透社援引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分析，中國目前約有3.3億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萬美元以上，而有10.5億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這兩部分人口分別集中在城市和鄉村。兩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國形成了M型消費結構，低端和相對高端的消費比較多；更健康的消費市場則是橄欖形的，中間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消費市場的主體。

王建認為，高收入階層房、車需求越來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費增長潛力並不大；而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提不上來，消費需求未能釋放。而解決方案只有通過城市化，使中國經濟走出低谷，未來15年內，只有中國能依靠城市化所創造的巨大內需實現較高經濟增速，甚至再現高速度。

但多位分析人士觀察認為，解決這一難題非常複雜，促進政策可能伴隨負面效應。比如說，中國外向型經濟結構形成長期高儲蓄、高出口、低消費的狀況，要提高消費意願和能力，就需要提高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同時抑制房價；但前者可能導致勞動力成本提高，商品價格上揚，對消費有抑製作用，後者本身就是經濟內循環的重要行業，抑制房價會傷害關聯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