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2位全球頂尖思想家預言疫情後的世界

一、斯蒂芬．馬丁．沃爾特

Stephen M. Walt是哈佛大學教授，曾著有《同盟起源》、《革命與戰爭》、《以色列遊說團和美國外交政策》。他說，一個不怎麽開放、繁榮和自由的世界。 疫情將加強民族主義。各種類型的政府將採取緊急措施來應對危機，許多政府將不願在危機結束後放棄這些新的權力。 疫情將加速權力、影響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韓國和新加坡的應對措施最好。相比之下，歐美的反應緩慢而隨意，進一步損害了西方「品牌」的光環。 不會改變的是世界政治根本性：衝突。

二、羅賓．尼布利特

Robin Niblett是英國的國際關系專家，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院的主任。他認為，新冠疫情可能是打破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實現減少碳排放目標的公共和政治壓力，已經使許多公司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產生了問題。現在，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公司和社會加強其應對長期經濟自我孤立的能力。世界似乎極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的互利全球化。 如果沒有動力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麽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很快萎縮。這樣，政治領導人將需要巨大的自律才能維持國際合作，而不是退縮到公開的地緣政治競爭中。 向他們的公民證明他們可以應對疫情危機，將為領導人帶來一些政治資本。但是那些失敗的領導人會發現，很難將黑鍋甩給他人。

三、克什爾．馬布巴尼

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學者和前外交官，曾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主席。目前是亞洲研究院的傑出研究員。他強調，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新冠疫情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發展方向。它只會加速已經開始的變化：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變。美國人對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已經失去了信心，無論有沒有川普。相比之下，中國並沒有失去信心。為什麽不？這裏有更深的歷史原因。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復甦是全球參與的結果。中國人民也經歷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長，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競爭。 因此，正如我在新書《中國贏了嗎？》中所述，美國有兩種選擇。如果其主要目標是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它將必須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零和地緣政治競賽。但是，如果美國的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福祉和社會情況，那麽它應該與中國合作。合作將是更好的選擇。但是，鑒於美國對華惡劣的政治環境，這種明智的選擇可能不會占上風。

四、吉爾福德．約翰．艾肯伯里

Gilford John Ikenberry是國際關系和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家，也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表示，民主國家會變得更加民主。短期內，這場危機將為西方戰略辯論中的所有陣營提供助力。民族主義者和反全球化主義者，甚至自由派國際主義者都將看到新的證據，證明他們的觀點具有緊迫性。 鑒於正在遭受的經濟破壞和社會崩潰，除了加強民族主義，大國競爭，戰略脫鈎等運動外，幾乎看不到其他任何東西。因此，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可能會經歷一系列類似1930-40年代的反應，這種反應是由一系列的脆弱感驅動的。最初的反應可能是民族主義，但從長遠來看，民主國家會脫穎而出，找到一種新型的實用主義和保護性國際主義。

五、莎儂．歐尼爾

Shannon K. O’Neil是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高級研究員，一個無黨派外交政策人士。他稱，企業的盈利能力將下降，但供應穩定性會提高。新冠疫情正在破壞全球制造業的基礎。公司現在將重新思考並縮小多步驟，多國家的供應鏈。更多的公司將了解並要求更多供應的來源，而這將以效率為代價。各國政府也將進行干預，迫使他們認為的戰略性行業制定國內後備計劃和儲備。企業的盈利能力將下降，但供應穩定性會提高。

六、Shivshankar Menon

曾任印度外交部的外交大臣，曾著有《選擇：印度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他認為三件事很明確。首先，新冠疫情將改變國家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政治。政府的力量會使得社會發生轉變。政府在戰勝疫情及其經濟影響方面的相對成功，將加劇或減少安全問題以及近期社會內部的兩極分化。無論哪種方式，政府都回來了。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獨裁者或民粹主義者並不能更好地應對這種疫情。最早做出成功反應的國家，例如韓國，一直是民主國家，而不是由民粹或獨裁領導人統治的國家。 其次，這還不是互聯世界的終結。疫情本身就是我們相互依存的證明。但是在所有政體中，已經有了向內，尋求自主權和對自己命運的控制權。我們將走向一個更貧窮，更卑鄙和更小的世界。最後，有希望和理智的跡象。印度主動召開了一次所有南亞領導人電視會議商討，應對措施。如果疫情使我們認識到在面臨全球性問題時應進行多邊合作，那麽它將起到有益的作用。

七、約瑟夫．塞繆爾．奈

Joseph Samuel Nye Jr.是美國政治科學家。美國將需要一個新戰略。他說明，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宣布了一項側重於大國競爭的新國家安全戰略。疫情顯示了此策略失誤。即使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它也不能獨自行動來保護其安全。正如理查德．丹齊格（Richard Danzig）在2018年總結的問題：「21世紀的技術在其分銷和結果方面都是全球性的。他人意外釋放的病原體，人工智能系統，計算機病毒和輻射，可能成為我們和他們共同的問題。所以，協同的報告系統，共享控制，共同的應急計劃，規範和條約，是減輕我們眾多共同風險的手段。」對於像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這樣的跨國威脅，僅僅考慮美國有著超越其他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成功的關鍵還在於與他國一起學習權力的重要性。每個國家都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問題是對這種利益的定義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新冠疫情表明，我們目前的戰略不適合這個新世界。

八、約翰．艾倫

John R.Allen是退休的美國四星上將。勝利者將撰寫新冠疫情的歷史。他認為，那些憑借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及公共衛生能力而更加堅韌的國家，將取得比那些經歷了更具破壞性結果的國家更大的成功。對一些人，這將是民主、多邊主義和全民醫療保健的最終勝利。對另外一些人，它將展示果斷，權威統治的好處。無論哪種方式，這場危機都將以我們想不到的方式，改變國際權力結構。新冠疫情將繼續減少經濟活動，並加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長期看來，疫情可能會大大降低全球經濟的生產能力。這種風險對發展中國家，及貧窮工人占比較大的國家尤其巨大。反過來，國際體系將承受巨大壓力，從而導致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穩定和廣泛衝突。

9、勞裏．加勒特

Laurie Garrett是美國作家，1996年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嶄新的舞台。他表示，疫情對於世界金融和經濟體系的根本衝擊是，人們認識到全球供應鏈和分銷網絡極易受到破壞。因此，疫情不僅會產生持久的經濟影響，而且將帶來更根本的變化。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產，並將產品及時交付市場，從而避免了倉儲成本。擱置超過幾天的庫存，會被認為是市場失靈。疫情已證明，病原體不僅可以感染人，而且會毒害整個實時分銷系統。考慮到自2月以來世界經歷的金融市場損失的規模，當公司從疫情中走出來時，對即時模式和全球分散的生產會持保守態度。 結果可能是全球資本主義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供應鏈離家更近了，並充滿了以防止未來的破壞性事件。這可能會削減公司的短期利潤，但會使整個系統更具彈性。

10、理查德．內森．哈斯

Richard Nathan Haass是美國外交官。他認為，更多失敗的國家。此次疫情會使大多數政府轉向專注其境內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境外發生的事情，至少是今後幾年。鑒於供應鏈的脆弱性，他稱，預計自給自足（以及隨之而來的脫鈎）將是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更加反對大規模移民；以及對於解決區域或全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更少的意願或承諾。 許多國家將很難從疫情中恢復過來，失敗的國家將更加普遍。這場危機可能會加劇歐洲一體化的減弱。從積極的一面看，我們應該看到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有所加強。但是總體來說，植根於全球化的危機將削弱，而不是加強世界各國的應對意願和能力。

11、克裏．史可

Kori Schake是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他指出，美國未通過領導力考試。由於美國政府狹隘的利己主義和沒有能力，將使得美國不再被視為國際領導者。如果讓國際組織提供更多和更早的信息，可能會大大削弱疫情的全球影響，這將使政府有時間準備和將資源定向到最需要的地方。這是美國本可以組織的事情。但美國未能通過領導世界的考試。

12、尼古拉斯．伯恩斯

Nicholas Burns是哈佛大學教授。他認為，迄今為止，國際合作嚴重不足。如果美國不能擱置關於誰對這場危機負責的口水戰，並更有效地領導起來，那麽它的信譽可能會大大降低。如果歐盟不能為其5億公民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援助，將來各國政府可能會從布魯塞爾收回更多權力。在美國，最緊要的是聯邦政府提供有效措施來遏制危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