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IMF總裁：2021年將是局部、不均衡復甦之年

2020年將因為大蕭條後最嚴重的衰退而被人銘記。去年夏天的增長復甦苗頭被第二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破壞，其中低收入國家受到的經濟衝擊最為嚴重——儘管疫情本身對貧富一視同仁。

由於疫苗的成功前景和重建全球經濟、阻止破壞性餘震的廣泛政治共識，人們預計2021年會是復甦之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處於這一努力的中心——它是國際機構當中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制定者之一。

作為IMF總裁，喬治艾娃在整個新冠危機期間一直在監測世界經濟的脈搏，發現問題後及早發出信號，以便能夠解決問題，特别是針對脆弱國家和新興市場。

她傳達的訊息很樂觀，但也很謹慎——「疫苗很好，但它們不是魔杖，」她警告說。復甦正在來臨，但它將是局部且不均衡的。若要取得成功，各方必須「共同行動」，用果斷和統一的行動來支持復甦。這種合作可能使2021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達到5.2%，遠高於IMF預計的去年增長率：-4.4%。

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採訪時，這位保加利亞經濟學家表示，持久擺脫新冠衛生危機取決於兩件事。首先，不要過早地撤回政策支持，而要在需要的地方注入刺激。其次，確保疫苗在所有地方都能儘快接種。她指出：「擁有疫苗並不等同於普遍接種疫苗。」

新的刺激措施可能預示著氣候經濟將迎來「變革性」的一年，也預示著在創造就業這個緊迫問題上的投資也將迎來新機會——特别是在數字技能產業。但收緊有關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政策至關重要，迅速採取行動重組債務、盡量減少破產也是如此。現在企業和政府的借債環境都很寬鬆，這意味著我們在經濟復甦中需要「激勵良好行為」。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IMF擁有1兆美元的額外火力，而IMF迄今已在這場疫情中調用了1020億美元。但喬治艾娃表示，她特别擔心的是遊說：「不要碰我的銀行。是的，它很脆弱，不要碰它。」

以下為專訪內容

沃爾夫：

2020年我們經歷了最不尋常的跌宕起伏之旅，這是難以置信的一年。我感到樂觀情緒又回來了。人們開始認為，也許我們能在2021年控制住疫情，然後經濟就會復甦。你怎麼看？

喬治艾娃：

我們預計（2020年經濟增長率）是-4.4%，大約是這個數字。在經歷了上半年的毀滅性打擊後，我們在第三季度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但隨後，我們在許多地方遭遇了第二波衝擊，復甦的苗頭又被冰雪覆蓋。

我們步入2021年的時候，復甦勢頭正在減弱，但疫苗的成功前景奠定了我們2021年預測的基礎——這會是不均衡復甦的一年。儘管如此，至少會有復甦。

我們預計2021年的經濟增長率為5.2%，這基於一個假設，即這一年我們確實能持久擺脫衛生危機。有了疫苗，這種情況似乎更有可能。

但讓我說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疫苗很好，但它們不是魔杖。在全世界接種疫苗需要時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給2021年傳遞兩條主要訊息。

首先，不要過早地撤回政策支持；擁有疫苗並不等同於普遍接種疫苗。其次，採取果斷行動，讓疫苗迅速普及到所有地方，普及到每個人，因為這將讓我們持久地擺脫危機。

如果我們儘快普遍接種疫苗，我們從現在到2025年可以給全球產出帶來9兆美元的提振；9兆美元，這顯然是個讓人無法忽視的數字。總的來說，局部、不均衡的復甦確實正在來臨。我們可以通過合作和共同行動來推動復甦。

沃爾夫：

在你看來，全球合作方面（尤其是疫苗合作）和維持政策支持方面（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是否會出現政治變化？

喬治艾娃：

該表揚的地方我確實要表揚。去年，我們的確看到央行和金融當局之間進行了突出合作。我認為我們對於它們採取同步行動、為世界經濟打下基礎所做的一切認識不夠。

它們的行動有助於我們IMF為低收入國家開展工作。我們將優惠融資增加了兩倍，這在極端困難時期拯救了許多經濟體。

儘管如此，2021年還有兩個領域需要合作。第一是疫苗領域的合作。就疫苗進行合作的理由很清晰，但疫苗無法自行接種。它們需要衛生系統。要記住，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衛生系統極其脆弱，因此世界需要果斷支持低收入國家。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全球衛生系統，讓人們更有韌性應對未來的衝擊，因為坦白講，這不會是唯一一場突發衛生事件。我們知道，一旦發生突發氣候事件，絕對需要人們具有韌性。

第二，這場危機不會奇蹟般地消除它造成的所有創傷。會留下疤痕。債務水平很高，企業債務水平很高，政府債務也很高，一旦撤銷政策支持，不是每個人都能渡過這場危機。

進行全球合作以確保我們有韌性、我們留下的疤痕儘可能地少將是絕對必要的。

沃爾夫：

但最終，是不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全球性傷疤，許多國家會比我們2019年預測時預期的或希望的更窮？

去年10月，IMF自己進行了一項有趣的預測，預測顯示，IMF如今對2025年的預期比一年前糟糕得多，這種糟糕不是極其糟糕或者災難性的糟糕，而是對世界所有地區的預期都要糟糕得多。

喬治艾娃：

是的，當然。你看，我們要求生產者不要生產，消費者不要消費。2020年經濟縮水。2021年的經濟復甦也無法使我們回到2019年前的水平。

我想提醒大家，2019年的經濟形勢也不是非常好。生產率和增長率都低。我作為IMF總裁的第一次演講是關於同步放緩的。我們還面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和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這些問題都沒有消失。

我們預計，到2025年，全球將損失28兆美元的產出。換句話說，我們將比假如不發生這場危機窮。這就是為什麼果斷行動和共同行動至關重要。政策制定者的確擁有一些工具。

第一，他們可以刺激經濟，使之在生產率和創造就業方面走上不同的軌道。我們如今知道數位化未來已經到來。但它並沒有為每個人到來。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很多事情，讓更多的人和公司、讓所有國家進入知識經濟。這是對數位化轉型和我們應該掌握的技能的寶貴投資。

第二，我們可以使2021年成為新氣候經濟的變革之年。氣候投資可以創造大量工作崗位，而且我們也的確需要這些工作崗位。僅在旅遊業，預計就可能有1.2億個工作崗位因新冠疫情而消失。

如果政策制定者決心投資綠色復甦，那就意味著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電動出行、投資再造林和紅樹林恢復。

沃爾夫：

讓我們來談談財政金融方面的問題。人們普遍預期，這場巨大衝擊的結果是，私營部門將產生大量壞帳。公司都有負債。許多國家的政府支持它們借債，這沒錯。但它們最終將背負巨額債務。

然後，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擔心金融中介機構的狀況。人們原本認為銀行的狀況非常好。但如果借款者中出現大量壞帳，勢必會影響它們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對出現債務過度積累、違約和投資受抑制等形式的餘震應抱有多大的擔憂？

喬治艾娃：

我們估計，相對於強制性資本要求，資本缺口將在2200億美元左右。從全球金融體系的規模來看，這是可控的。因此，我們的韌性很強，但我們不能把金融穩定視為理所當然。

我想談談政策制定者需要全力應對的三個問題。

一是長期低利率。這是為什麼我們能夠背負這麼多債務而未被壓垮的原因。然而，利率長期處於低位本身也會產生問題，因為它會加劇風險承擔。公司和政府比沒有低利率時借債更輕鬆。這是我們最近警示的一個風險。我們發表了一篇題為《「長期低利率」與風險承擔》("Low for Long" and Risk-Taking)的論文。顯然，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宏觀審慎（政策），但我們也需要對良好行為的激勵措施。

其次，低利率導致銀行盈利能力下降。當銀行盈利能力下降時，我們就會看到它們放貸的慾望下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注入增長動力，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它們本應提供的服務將會出現問題。

第三點是你非常正確地提到的。你提到了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它們是全球金融危機後的遺留問題。實際上，我記得去年1月我與蘭迪•誇爾斯（Randy Quarles，美聯儲副主席）有過一次爐邊談話。我們討論過了這個問題；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未被充分監管，施加於它們的政策也不夠強有力。

去年3月，我們親眼看到了它們狀態不佳的證據。各國央行加緊採取行動，它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不然的話，我們可能已經陷入困境。如今，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對去年3月的市場動蕩進行全面評估。

已經有一些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公司債務問題。在一些基本面薄弱的低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政府債務水平非常高。在某些國家，這些債務是不可持續的。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什麼？直面它。果斷採取行動進行債務重組。在預見到會出現破產的情況下果斷行動。最大限度減少破產。當出現破產時，要有相應的解決機制。

我特别擔心的是遊說。不要動我的銀行。是的，它很脆弱，不要碰它。必須要主動出擊，直面這些問題，以防它們變成大麻煩。當支持政策的力度開始減弱的時候，我們將看到這些問題浮出水面。記住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說過，當潮水退去，我們會看到誰在……

沃爾夫：裸泳。

喬治艾娃：沒錯，裸泳。

沃爾夫：

既然你一直在談新興市場，那我們能不能預測，將會出現一波嚴重的主權債務違約潮？這在一些國家已經發生了。有些地方進行了債務重組，尤其是在阿根廷。

喬治艾娃：

有兩個國家進行了債務重組，厄瓜多爾和阿根廷。現在又有贊比亞。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要牢記。其一，許多新興市場從此前的危機中認真吸取了教訓。它們建立了強大的緩衝機制，建立了聲譽很好、廣受尊敬、獨立的中央銀行、監督機構和監管機構。

在此次危機中，它們都很快重新以低利率借債。一些國家採取了一些非傳統的貨幣政策措施，而且迄今為止，我們看到市場反應是積極的。

最後，20國集團(G20)——其中包括中國——同意共同行動。它們授權IMF，為背負不可持續債務的國家制定計劃，這樣我們能將其債務降至可持續的水平。

沃爾夫：

一切塵埃落定後，你認為我們會希望改變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相對定位嗎？還是，我們實際會希望它們或多或少繼續像現在這樣，按照不同、但互相關聯的方式做它們的工作？

如果是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將不得不創建一個全新的全球金融監管系統，用本質上類似的方式對待銀行和非銀行機構？

喬治艾娃：

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不僅互相補充，而且它們因為角色不同而擴充了選項。所以我們還未討論是否要讓一類機構吞併另一類，或者改變它們的授權。

我想讚揚IMF的同事們，托拜厄斯•艾德里安（Tobias Adrian，IMF貨幣與資本市場部主任）和他的團隊，因為他們及早將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問題標記為遺留問題。

收緊有關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政策絕對是首要的。這是我們認為需要專注處理的問題。

我們需要全球系統嗎？我真正看到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是少數派——是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有三個領域出現了逐步改善。其一是各國建立了強大的緩衝機制，各中央銀行積累了儲備。現在我們有大約11至12兆美元的儲備。

其二，我們建立了全球協調和決策的機構力量，而且金融穩定委員會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三，IMF進一步加強了融資能力。我們現在有1兆美元可供調用，而且這三個因素結合起來，讓我們更有韌性。

如果你去看看此次危機迄今為止的情況，是的，我們已經調用了1020億美元。更有趣的是，82個國家從我們的支持中獲益。這以前從未發生過。

但我們仍然有高達1兆美元的資金。如果你排除之前承諾使用的資金，我們仍有7300億美元。這說明，這套「分診方法」讓世界經濟更有韌性。我認為我們需要繼續鞏固它。

本文根據馬丁•沃爾夫對喬治艾娃採訪稿編輯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