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我們有理由擔心美國的通脹

上周公布的美國年度消費者價格通脹率飆升至4.2％，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但這是引起恐慌的好理由嗎？不明顯，因為特殊因素可以解釋這一點。曾經如此：當通貨膨脹開始上升時，特殊因素總是可以解釋它。但實際上，引起關注的主要原因不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是起作用的政治力量。

自然，經濟力量決定著這些政治選擇。這些力量目前相當混亂。就業報告出乎意料的疲軟，導致了消費價格出乎意料的大幅上漲：上個月，美國僅增加了26.6萬個工作崗位，而失業率微升至6.1％。顯而易見的解釋是，這是從史無前例的衰退中恢復過來的，其原因不是緊縮需求，而是供應中斷。

高盛（Goldman Sachs）指出，造成這種上漲的直接原因是旅行和相關服務，價格從低迷的水平反彈，而某些商品在大流行後的需求激增已造成暫時的短缺和瓶頸。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傑森·弗曼（Jason Furman）也指出，儘管2021年2月的職位空缺率比2001年以來的任何一個月都高，但4月份的就業仍然比大流行前的趨勢低了1000萬個工作。這再次表明了這一點。大流行後持續的勞動力供應中斷。前所未有的衝擊不可避免地使數據難以解釋且性能難以預測。

這種不確定性也適用於商品價格。他們跳了起來。但是按歷史標準價格並不算高，而且遠低於過去的峰值。

與此同時，“損益平衡率”（即傳統美國國債收益率和通貨膨脹指數美國國債收益率之間的差額）急劇上升，儘管在過去十年中仍僅上升至2.5％。這表明通貨膨脹預期上升，並且對通貨膨脹風險感到擔憂。彭博社的約翰·奧特斯（John Authers）指出，消費者和專業預測​​員的預測也有所上升，前者預計通貨膨脹率將接近6％，而明年則為3％。

可以得出結論，通脹預期正在上升。但是，在目前的水平上，他們將不會對美聯儲那麼擔心，因為正如美聯儲主席傑伊·鮑威爾去年八月所說，“我們將力求使通貨膨脹率逐步達到平均2％。因此，在通貨膨脹率一直低於2％的時期之後，適當的貨幣政策可能會爭取在一段時間內使通貨膨脹率適度高於2％。」因為自2007年以來的通貨膨脹已經下降的目標，通過短累計5個百分點，這可以證明，比如說3％的通脹率了五年，回歸到2％之前。

那麼，我們應該保持冷靜，知道短期表現反映出大流行後的不可預測性，而不斷上升的通脹預期正是美聯儲下令的嗎？是的，在一定程度上。真正的關注是更深遠和更長遠的。

首先，就貨幣和財政政策而言，按照歷史標準，它們都具有極大的擴張性，利率接近於零，貨幣增長超常，財政赤字巨大，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暗示，今年美國經濟將以高於預期的速度運轉。

第二，有大量的私人儲蓄等待花銷，並且肯定有恢復正常生活的強烈願望。也許，這將不是“咆哮的2020年代”。但是它們在經濟上可能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動態得多。

第三，雖然我理解美聯儲為何改變其貨幣框架，但我毫不懷疑這是一個好主意。這意味著駕駛時要注視著後視鏡。一定要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經濟的運作方式，而不是嘗試直接彌補歷史性的失敗。尤其是，新框架使美聯儲打算如何彌補過去的缺口產生了不確定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已經改變。一個成年人必須至少年滿60歲才能經歷高通貨膨脹和隨後的通貨膨脹。政府和大量私營部門擁有巨大的債務負債和借款計劃。喬·拜登（Joe Biden）的政府決心確保這一復甦不會重複上一次的失望。按照歷史標準，股票市場的定價遠遠超過了慷慨的定價，到處都是泡沫現象。“現代貨幣理論”的學說也很有影響力。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增強了對廉價貨幣和巨額財政赤字的遊說能力，並削弱了對審慎性的說服力。

考慮到所有這些，對美聯儲的懷疑是合理的。我們知道，在政治上放鬆比收緊貨幣政策更容易。目前，後者將特別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中央銀行在黨派開始之前沒有拿走“打孔碗”，它就必須從已經對此沉迷的人那裡拿走它。那很痛苦：需要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表示，“通貨膨脹在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這是錯誤的：通貨膨脹在任何地方都是政治現象。問題是社會是否希望低通脹。今天對此表示懷疑是合理的。也有理由懷疑過去三十年的通貨緊縮勢頭是否正在如此強勁地發揮作用。正如美聯儲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很難相信這些緊急貨幣政策會持續數年。我懷疑他們是否應該繼續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