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央行官員對如何對待通脹不再有共識？

從前，央行官員們知道他們需要做什麼來應對通脹。而在他們努力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之際，關於如何最佳地促進低速且穩定的物價上漲的共識已經瓦解。

多年來，全球主要貨幣當局一直在根據通脹預測設定利率，並尋求實現2%左右的通脹目標。而如今，它們正在奉行不同的策略。

經合組織(OECD)本周警告「需要保持警惕」，但任何加息嘗試都應「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並以勞動力市場的持續改善、持久通脹壓力的跡象以及財政政策立場變化為指引」——措辭如此模糊，以至於每家主要央行都可以稱自己的政策符合標準。

美聯儲(Fed)已轉變立場，給予通脹更大容忍空間，並將就業放在更優先的位置。歐洲央行(ECB)捲入了一場圍繞是否應對任何超出目標的通脹更加寬容的爭論，而日本央行(BoJ)正在徒勞地努力重振消費者價格上漲預期。

美國的策略轉變最為徹底；去年，美聯儲主席鮑威宣布了一個新的貨幣框架。

美聯儲的信條已轉為尋求拋棄幾十年來為避開潛在通脹壓力而預先加息的做法，同時更堅定地追求充分就業，並稱這種策略將讓更多美國人受益，包括低薪工作者和少數族裔群體。

它將允許通脹在一段時間內超出2%的目標，此前通脹長期低於這一目標。此舉旨在確保企業和商界預期利率將長期保持在低水平，從而進行支出而非儲蓄。美聯儲的動機之一是避免重複其在金融危機後的立場，當時的政策收緊導致復甦放緩。

美聯儲理事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周二表示：「我對這條預計路徑兩側的風險都有留意。」她稱自己將「仔細監測」通脹數據，以確保其不會以「不良方式」發展，同時「注意過早回撤的風險」，並警告稱，疫情前的「低均衡利率（和）低潛在趨勢通脹」的趨勢「很可能再現」。

但批評人士擔心，美聯儲的策略是為一個實施審慎財政政策的世界而設計，並不適合以大規模借債和支出為特徵的疫情時代，而且如果物價壓力不斷增大，這可能會使其落後於曲線。

上周五公布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指數(core PCE)的年升幅達到3.1%，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此類擔憂。

過去5年，日本央行一直在追求實現通脹超目標的承諾，但面對2%的這一目標水平，它連接近都未接近過。令人吃驚的是，疫情爆發後也幾乎沒有任何改變：通脹目標遙不可及，支出增長乏力。

日本家庭和企業相信，通脹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這讓日本央行幾乎不可能實現其目標。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說：「日本通脹預期的形成不僅受到當前觀察到的通脹率的深刻影響，還受到過去經驗和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模式的深刻影響。」

與此同時，在歐洲央行對自己的政策進行評估之際，歐元區政策制定者爆發了激烈討論；討論結果將於9月宣布。

芬蘭央行行長、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奧利•雷恩(Olli Rehn)最近表示：「從經濟和社會福祉的角度看，同時考慮到通脹低於目標的歷史，接受一段時期（通脹）高於目標是合理的。」

但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成員伊莎貝爾•施納貝爾(Isabel Schnabel)警告稱，這樣做風險很大。施納貝爾上個月表示，儘管歐洲央行不應對通脹在低迷後超出目標過度反應，但她對於正式設定一段時間內的平均通脹目標「持懷疑態度」。

「計算平均通脹目標的這個時期應該多長？其中應該進行多少溝通？」她問道，「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遵循這種策略。」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這些分歧不在點子上：貨幣政策已變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央行官員們缺少採取更多行動的有效工具。

法國巴黎銀行資產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宏觀研究主管理查德•巴韋爾(Richard Barwell)表示，歐洲央行幾乎「彈盡糧絕」，儘管歐元區5月份的通脹升至剛剛超過其接近但低於2%的目標，但要持續做到這一點，需要有雄心勃勃的財政政策、或者好運氣。

他說：「除非歐洲即將出台某種拜登(Joe Biden)式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或者通縮性的逆風突然消散，否則使通脹超過2%所需的貨幣刺激力度……遠遠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這將使美聯儲在未來幾個月獨自面臨艱難的選擇。美國的通脹超過了其目標，需求非常旺盛，美聯儲需要決定是否要輕踩剎車。

政策制定者準備展開辯論，逐步取消部分支持措施，但他們對於新的政策框架沒有顯示出任何動搖的跡象，堅稱近期的通脹上升可能是暫時的、而不是持續的。

上周，美聯儲副主席蘭德爾•誇爾斯(Randal Quarles)表示，該框架是為「勞動力增長緩慢、潛在經濟增長率較低、潛在通脹較低，因此利率也較低」的當前世界設計的。

他說：「我不擔心會回到19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