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與義新聞
中國降準能否引領G20？
對人民銀行而言，降準一直是貨幣政策放鬆的一個最主要的常規工具。近期外匯占款的持續下降，以及國內經濟走低，工業生產品價格持續47個月通縮，央行降準的壓力在春節前便一直存在。然而，歲末年初，人民幣存在大幅貶值壓力，這使得中國央行對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不得不採取頗為謹慎的態度。直至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各國提出提振全球增長，避免競爭性貶值的共識，中國也承諾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緩釋，結合當前資本外流渠道有所收窄，央行才再度開啟常規寬松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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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利率理論與實踐：對症下藥還是央行崇拜？
回顧經濟史，負利率受到如此熱捧還是第一次——不論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還是在經濟實踐中，關於負利率的討論都不多見。那麽，究竟什麽是負利率？五家央行為什麽會實行負利率？負利率政策對經濟和金融市場會產生什麽影響？這些問題亟需系統性地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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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製藥產業與資本市場的實與虛
新春開盤才一星期，浩鼎生技第二/三期臨床試驗的解盲，為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帶來另一次的震撼。這星期的股市交易二天，浩鼎市值蒸發至少200億以上。這幾年來生技製藥資本市場的熱絡，是政府研發資源投入法人科專與學界研究，推動生技製藥產業研發30年來能量累積的呈現。台灣民主歷程上第三度政黨輪替，新政府即將登台之際，社會各界對未來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保持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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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三元悖論”最初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上世紀60年代末提出，這個悖論與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標有關。簡單來說，無法同時追求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只能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中國有固定但可調整的匯率，想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還承諾放開資本賬戶。這三樣裡面肯定得舍棄一樣，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不得不將註意力放在貸款的快速增長上——今年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再次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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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退歐對倫敦金融城不利
在金融危機以來的幾年裡，這些擔憂不斷加劇。倫敦金融城與布魯塞爾方面發生了沖突，後者不僅希望在歐盟範圍內徵收金融交易稅，而且還想要限制銀行家薪酬。倫敦金融城還擔心，與銀行業聯盟相伴隨的監管變化可能最終證明是一個用繁文縟節束縛倫敦的計謀，侵蝕其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就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的重新談判，一直尋求建立“保護措施”防範這種感知到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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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再當世界警察的美國
美國軍隊目前正為應付世界多個地方發生的衝突而顯得捉襟見肘，即使美國在本月早些時候宣佈的5820億美元國防預算也不足以應付其所有需要。來自俄羅斯以及伊斯蘭國組織的新挑戰正迫使五角大樓改變計劃，並且重新討論各盟國是否已經盡到了他們的應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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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供給側改革」會成功嗎？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改革」一詞。他說：「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 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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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仍是全球經濟鏈條的薄弱環節
更重要的是，慢性需求缺乏綜合徵正在惡化，中國經濟放緩可謂雪上加霜。可以認為不太可能發生金融危機，但之前市場中的欣喜情緒已經消失。一種可能的回答是，對中國的欣喜之情已經結束。然而，更好的答案是高收入經濟體尚未從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區危機中恢復過來，正如超低利率所表明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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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對高杠桿：一場剛剛開始的戰爭
為應對全球危機帶來的影響、維持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在2008年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刺激措施。自此，政府、企業和家庭紛紛舉債，將中國債務總量從2007年的7.4萬億元推升近三倍，達到2014年的28萬億元左右。同期，債務/GDP之比從158%躍升至282%。如果刨除金融機構借貸，則債務與GDP比率從134%升至217%。雖然中國人均GDP僅是美國的20%，但債務總水平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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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連12黑 需要經貿新戰略
依財政部統計處公佈進出口統計，1月份我國出口222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少13％，已連12個月負成長，且持續8個月雙位數衰退，創下金融海嘯以來最長衰退紀錄，也證明主計總處原本預估今年第1季出口減幅可望縮小至4.1％，顯然過於樂觀。對此現象，我們應該認清國際經濟發展格局的轉變與大陸「供給側改革」政策帶來的衝擊，也必須關注台灣產業競爭力衰落的結構性問題，進而思考提振台灣出口競爭力應有的經貿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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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實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SDR貨幣籃子構成貨幣必須是「可自由利用的貨幣」，提出了外匯交易、用作儲備貨幣等必要條件。還有人指出，此次又加上了在貿易金融和國際結算中的利用等新條件，表明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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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再度負增長，安倍經濟學受打擊
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已在最近三季里第二度負增長，幅度也較私營部門大多數的經濟師預測的更大。彭博社(Bloomberg)早先徵詢的經濟師估計的萎縮幅度，平均落在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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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儲減少是否造成國民財富損失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下降。最近幾個月以來又有加快的趨勢。這是十分令人擔憂的。 中國過去三十年來通過“雙順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特別是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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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辦峰會，拉攏東盟與中國抗衡
「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已經損害了其和平崛起的自我描述，增長了人們對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圖的新懷疑，」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斯考克羅夫特集團(Scowcroft Group)合伙人兼中國問題專家凱文·G·尼勒爾(Kevin G. Nealer)說。「美國在該地區與其關係最糟國家的關係，也要比中國在該地區的最好關係更健康、更有效，美國對該地區的深層和穩定投資，已經在東盟創造了合作的習慣和共同的目標，而這單靠貿易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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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兩岸課題
蔡英文政府現在必須重新面對這個根本課題。幾十年前兩岸爭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現在則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爭。如空談「求同存異」，卻不去尋找或找不到雙方「同」之所在，恐怕很難坐下來對話，並處理其他問題。以目前兩岸關係交織之密，牽涉人數之多、得失之重大，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它如陷入失序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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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打給習近平的電話
韓國總統朴槿惠上任以來，一直致力與北京建立更密切關係，她與習近平見面次數比與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都頻繁。去年北京大閱兵，朴槿惠還站在習近平身邊觀禮。但自從一月初北韓核試，所謂熱線與私交不過爾爾後，朴槿惠一再嘗試敦促北京行動，卻連與習近平都通不上電話，韓國朝野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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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趨向是TPP的必修課
TPP歷經7年的談判，但目前12個參與國國內或多或少均面對反對或質疑的聲音，未來更有可能出現政府改變立場或民意轉向的風險。此在在顯示，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欲推動參與國際經貿協定，如複雜、嚴格、高標準的TPP者，不僅必須在整體層面，力求獲得社會共識與廣泛的支持；在個別領域或分眾層面，更應精準地進行不同產業別、議題別的影響評估與分析，以及與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對話及研擬因應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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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執政團隊要有新經濟思維
蔡英文的經濟政策核心就是「堆柴火理論」，她幾次闡述：「產業政策就像是柴火，如果一根一根拿出來燒，熱量有限、無法有足夠的熱量；如果把柴火堆好了再燒，就可燒得很旺、而且持久。」據此，其財經團隊提出了「五大創新研發產業」計畫，未來將會在北中南打造綠能、國防、生醫、亞洲矽谷和智慧機械等5個重要的產業創新生態系，讓它發揮堆柴火效果，將台灣的寒流趕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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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要貫徹轉型正義
我國的國會之亂既然源於體制上威權遺留、民主化過程的權宜、民粹體制三大亂源，那麼扣緊當前時代意義的國會改革，其核心精神毫無疑問的便是貫徹轉型正義。只有透過轉型正義精神的貫徹，揚棄來自三大亂源的怪異殘留，國會才可能真正的脫胎換骨，成為「正常國家的國會」。可惜這樣的精神在既有的各黨團方案中仍然不見其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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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應該“戒掉”貨幣刺激之癮
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是否會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隻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於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於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是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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