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此問題，大陸國家衛健委2月就曾表示，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限制的建議很有參考價值，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組織專家進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開生育限制對當地經濟增長與社會的穩定，進而提出全面生育試點方案。另一方面，廣東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張紅偉表示，學制太長或許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會推遲了就業時間，社會各方面壓力又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如教育成本高，增加家庭負擔，而婚育時間明顯延遲，使得老齡化問題更嚴重。

又針對高齡化社會來臨，就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根據1978 年的法規要求，男性60歲，女性主管階層55歲，女性工人50歲。但社會輿論對這項機制長期缺乏共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的養老保險金機制並不統一。中國保險行業協會日前公布的「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顯示，預計未來5至10年的時間裡，大陸會出現人民幣8兆至10兆元的養老金缺口，且缺口會隨著時間逐步擴大，需要有措施來積極應對。雖然部分金融科技創新能舒緩養老金缺口，但最終治根之法仍是延後退休，甚至是改善人口年齡結構。

來源:工商時報/蘋果日報

文章稱，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事業不斷發展，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知識產權發展之路，同時也要清醒看到不足。當前，中國大陸正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向知識產權創造大國轉變，從追求數量轉向提高質量。必須從國家戰略高度和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求出發，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促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第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頂層設計。第二，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法治化水平。第三，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第四，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第五，統籌推進知識產權領域國際合作和競爭。第六，維護知識產權領域國家安全。

文章同時強調，中共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落實責任，強化知識產權工作相關協調機制，重視知識產權人才隊伍建設。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副院長林采宜稱，拜登當選，對於緩和中美摩擦，促進多邊國際合作，或許是個積極的轉機...拜登執政，中美關係的本質不會發生改變，但是交鋒的模式會相對柔和，談判的方向，協議的執行等將更加可預期。

她認為，在形式上，與川普的「極端」、「情緒化」相比，拜登的行為方式可能會更加理性。從職業背景來看，拜登比川普更接近於政治家的思維方式，更加傾向於尊重國際規則，因此，中美的經貿談判將會變得更有彈性、更加可預期。

林采宜表示，如果說川普時代中國要面對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各種強硬，那麼拜登時代，中國要謹慎應對來自西方陣營的聯合施壓。

在經歷了「拜登領先-川普反超-拜登逆襲」的一波三折，拜登終於贏得超過大選所需的270票，於週六宣布勝選美國第46任總統。美國選民以選票拒絕現任總統川普動蕩的領導作風，選擇這位前副總統入主白宮。拜登強調，保證會成為一個尋求不分裂，團結一致的總統。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張明也認為，拜登上台後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主要戰略取向不會改變，也即由接觸到遏制再到規鎖的取向不變，在中美經貿摩擦方面態度可能有所緩和，但在高科技領域打壓中國企業、竭力與中國「脫鉤」的方向很可能不會改變。

他指出，拜登政府將會更加重視採取多邊主義策略對中國施壓，例如聯合歐洲、英國、日韓、澳新等盟國，以及一些新興市場大國如印度，集體向中國施壓；還會延續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在南海、台海、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上，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恐難發生顯著調整。

拜登並非「溫柔版川普」

川普在競選過程中曾一再警告稱拜登勝利就是中國勝利，中國將「擁有美國」。雖然他這種言辭過激，但對中國而言，拜登恐怕也不是溫柔版的川普。

林采宜稱，對於中國而言，川普是一隻無刃的鈍刀，拜登則是一把精緻的匕首。

國泰君安證券宏觀團隊花長春、田玉鐸認為，對華強硬雖然是拜登的基調，但或取消關稅，走「建制派」路線，中美關係或有緩和。2021年上半年對華關稅大概率會被取消，但不會被輕易、主動取消，將成為拜登對華談判籌碼，以要求中國繼續執行第一階段協議、提高對外開放程度等。

他們指出，拜登或將不會推翻對華科技制裁措施，但或更加靈活實施制裁措施，如批准部分企業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而且美國或將聯合盟友和貿易夥伴修訂國際貿易規則，構建「拜登版TPP」，中國或面臨更高的國際准入門檻，但短期內不必過分擔憂。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也認為，拜登新政府在經貿上會減緩此前貿易摩擦的負面衝擊，但在科技、地緣、外交等層面可能會聯合盟友一同對華施壓，甚至可能製定新的條款文件來加強這種施壓行為的“正當性”與可操作性。

拜登尚未具體展示他的中國策略，但種種跡象表明，他將繼續對中國持強硬立場。

不過，外交人士、分析師以及曾為拜登團隊提供建議的前官員們預期，其基調將是較可預測的，不像川普四處放火般威脅；而且他將會強調「策略合作」，而不是直接對峙。

中國關鍵「做好自己的事」

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經濟陷入低迷。得益於政府向經濟注入逾3萬億美元大流行救助資金，美國經濟第三季錄得歷史性增長，但這並沒有減輕新冠疫情給民眾造成的創傷，數千萬美國人仍處於失業狀態，已有逾22.2萬人死於新冠病毒。

而由於出現第二波疫情，歐盟執委會日前也下調對明年的經濟成長預估，將明年成長率預估從7月份的6.1%下調至4.2%，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3.0%，今年經濟史無前例​​地衰退7.8%。

反觀中國，疫情雖然讓中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下降6.8%，為首次呈現負值，但隨後中國率先步出疫情、復工復產持續推進，前三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轉正，三季度增速已經加快至4.9%。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指導方針，10月底閉幕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勾勒出「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淡化了經濟總量指標，緊扣「雙循環」本質強調高質量發展。

招商證券宏觀研究團隊謝亞軒等稱，拜登勝選雖然短期緩和中美之間經貿衝突的壓力，但這並不能改變中美競爭加劇以及美國對華強硬態度的廣泛基礎，拜登的貿易政策也同樣具有保護主義色彩，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

五中全會將科技創新擺在第一位，並提出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要建設「三個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數字化發展；並在擴內需、促改革、擴開放等方面做出進一步部署。

自1953年制定第一個計劃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北京的增長模式面臨來自美國的日益嚴峻挑戰之際，他不太可能直接在演講中談到這些事件，而是堅持中國對經濟開放的廣泛承諾。在執政的共產黨制定發展藍圖不到一周的時間裡，貿易博覽會就舉行了。一直持續到2035年，強調了自力更生的技術對國內市場的重要性。習近平還概述了在此期間將經濟規模擴大一倍的雄心。

標普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駐新加坡的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肖恩·羅奇（Shaun Roache）表示，毫無疑問，最近對技術獨立性和「雙重流通」的重視正在引起貿易夥伴對中國未來方向的擔憂。預計習會設法減輕一些擔憂，但大多數觀察家將等待下一個五年計劃，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國的發展方向。

上海董事會

習近平此前曾利用世博會重申中國對經濟開放和全球貿易秩序的承諾。在2018年的第一場活動中，習近平宣布了一項計劃在上海設立納斯達克風格的股票委員會的計劃，顯然是為了鼓勵內部創新並減少對美國技術的依賴。此後，星空董事會已成為中國領先科技公司的主要上市地點，螞蟻金服計劃於本週首次公開募股前首次亮相。

中國一直在尋求利用進口博覽會來展示其對優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潛力，並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在先前的交易會上已經簽署了數十億美元的購買交易，儘管許多交易尚未實現。冠狀病毒大流行使得難以履行去年簽訂的某些合同。

社交隔離

在多個業務研討會和在場邊論壇上，中國官員稱，許多國際公司，包括一些頂級球員在藥品，醫療器械，乳品，汽車和建築設備部門已經簽署高達參加世博會。

許多全球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外國國家領導人將僅通過視頻鏈接加入，參加會議的人將面臨強制性核酸測試和溫度篩查。還需要社會隔離-政府將確保上海西部展覽中心的最大人數不超過其容量的30％。

羅奇表示，期望習近平向貿易夥伴保證，即使第五次全體會議確認推動技術獨立，其經濟仍將「開放」。希望他重申開放對於中國自身的發展仍然很重要，其他國家也可以分享中國的增長。

為了長期目標的實現，新的五年規劃將「雙循環」定為支柱。計劃借助以貿易為核心的「外」和以消費為支柱的「內」這2個經濟循環實現增長，但重點放在「內循環」上。新規劃寫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在於「外」。吸引外資，作為「世界工廠」，通過出口主導實現高速增長，前提是穩定的中美關係。但中美之間出現貿易戰和主導權之爭等。

公報提出「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暗示了目前美國主導權的動搖。指出「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力爭打造即使國際秩序難以預料，仍能靠自身保持穩定增長的經濟。

中國首先將加快內需的擴大。規劃提出「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中國的個人消費佔GDP的比率僅為39％，低於達到5～7成的日美德，增長空間巨大。下一個規劃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2021～2025年經濟增速力爭達到年5％左右的方案。

在供給方面，倡導「科技自立自強」，將推進尖端技術的自産化。意識到美國的禁運，提出提升産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

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以2013年為頂峰，隨後減少，2019年的出生人數降至58年來最低水平。此前出現在五中全會上放寬生育限制的猜測，但並未提出具體政策。如果少子老齡化加劇，與構想相反，內需可能縮小。

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新的發展理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所以五中全會在《建議》中提出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擺在各項規劃任務的首位，進行專章部署。這是我們黨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作出的戰略佈局。

王志剛表示，歷史地看，從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十九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再到這次五中全會提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黨中央對於科技創新的戰略方針和謀劃部署既是一脈相承，也是與時俱進的。五中全會對科技創新的重要擺位和重大部署，是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在黨長期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科學把握了當前世界科技發展的大勢，堅持了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發展道路，契合了新時代我國科技創新的階段性特徵和主要任務。

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變量作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的支撐引領作用。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我們要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創新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創新這個第一動力。只有更加依靠科技創新，才能在危機中育先機、在變局中開新局，不斷拓展發展新空間，塑造新的發展優勢。這就是為什麼說科技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徵。

王志剛強調，當前中國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的提升，為促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保障國家安全等方面奠定了堅實基礎。

面向未來，我們要增強創新的自信心，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堅持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昇科技攻關和應急攻關的體系化能力，統籌佈局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構建系統、完備、高效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激發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和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快走出一條從人才強、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創新發展新路徑，加快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王志剛稱，剛才你提到了科技自立自強。科技自立自強與我們一直強調的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也是一脈相承的，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不是對立關係，而是辯證統一的。開放合作是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應有之義，自立自強是能夠相互平等、相互尊重，進行開放合作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中國的科技創新從來都不是封閉式的創新，今後也不會關起門來自己搞創新。

改革開放40多年來，開放合作、交流互鑑，對推動中國科技創新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始終強調以全球視野謀劃科技創新，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當前，中國的科技創新和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科技進步也越來越需要中國。一方面，我們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因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學習借鑒更多的國際先進經驗，同時向世界分享更多的中國科技成果，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

王志剛還提到，面向未來，中國擴大科技開放合作的步伐將會越邁越大，我們願意與世界各國就科技政策、發展規劃、科研倫理以及共同關注的科學技術和創新領域開展對話交流，在開放合作中求同存異，努力形成更多國際科技治理的共識。同時，聚焦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支持各國科研人員聯合開展研究。進一步優化中國科技創新的法律政策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來華工作創業的海外人才提供平等機會和便利條件，努力讓中國成為全球創新創業者青睞的一片熱土。

而儘管外部干擾不斷，會議仍然認為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對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的外部環境，會議也再次強調要統籌安全與發展。在逾6,000多字的公報全文中，有22次提到「安全」，包括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涵蓋國家經濟安全、發展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社會穩定和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等諸多領域。

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是個重大節點、是一個歷史性的起點，全面小康任務完成，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現代化的新階段，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稱，公報中並沒有具體的經濟定量指標，說明不再追求單純的數量擴張，高質量發展是主題。他認為，中央對形勢的重要判斷還是「戰略機遇期」，說明對未來的判斷機遇還是主要的；但和以往的內涵略有不同，也提出要「統籌安全與發展」。與此同時，創新被擺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更加強調實體經濟，要著力建設「三個強國」。

不過，會議公報只是籠統覆蓋了重點內容，現在還很難斷言十四五規劃到底有沒有具體量化指標，但還是露出了一些端倪，畢竟「高質量」發展不是「翻一番」或者簡單的數字指標可以衡量的，王軍稱。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10月26-29日召開，預計2020年中國GDP將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要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

還提出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防範和化解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

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丁爽指出，2035年遠景目標中沒有具體的量化指標，主要強調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到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估計會在2萬美元上下。

德商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周浩稱，現在是1萬美元，如果2035年要達到2萬美元水平，那麼隱藏的目標就是名義GDP年均增速要在4-4.5%之間，目標還是很遠大的。

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中共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從1953年開始，中國已經編制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計劃），其中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編制實施了八個。

與前幾次五年規劃相比，「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之所以非同尋常，是因為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外部環境，並且恰好站在「第二個一百年」的起點，也是中國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要階段。因此，十四五規劃具有很強的未來導向，需要面向更加長遠的未來，而不僅僅是未來五年。

「十四五」規劃全文要等到明年全國兩會之後才會公佈。不過，中共中央明日上午北京時間10點將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五中全會。

緊扣「雙循環」佈局「高質量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8月、9月各主持召開了一場座談會，從企業家、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再到科學家座談會，為「十四五」開門問策。他在三場座談會上都談到了對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一個高頻詞無疑就是「大變局」。因此，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破題之道就是要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而科創、改革和擴大開放，也是習近平在三場座談會上一再強調的主題。

五中全會更是將科技創新擺在第一位，提出要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科技強國。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同時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數字化發展。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稱，整體來看在淡化總量指標，更加強調高質量發展，包括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創新驅動等等。

他表示，只有遠景目標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估計到時候差不多在2萬美元，這是比較明確的；而把科技創新放在第一位，表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關鍵是創新驅動，在核心關鍵技術領域是要有突破的，避免被卡脖子。

丁爽稱，十四五目標也沒有具體量化指標，更多強調雙循環，強調質量、效益、結構、農業、產業鍊等，更強調科技創新意味著一方面相關投入會增加，另一方面要建立創新的製度安排，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更多向民營資本開放等，在投資、人才、機制等多方面為科創創造條件。

路透最新季度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將繼續在復蘇軌道前行。考慮到年末全球新冠疫情可能重燃等不確定性，預計中國今年四季度經濟增速5.8%，較前次7月調查時下修0.3個百分點，全年增速亦下修0.1個百分點至2.1% ，為1976年以來最低；不過對於明年經濟增速的預期則上修0.4個百分點至8.4%。

擴內需、促改革、擴開放

今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看待中國面臨的中長期問題，因此給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指導方針事實上也更著眼於中長期。

其中，擴內需是中國構建內外「雙循環」的戰略基點。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要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國內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其實就是圍繞著「創新怎麼創、內需怎麼擴、改革怎麼改」，唐建偉稱，提高收入水平、健全保障體係等都是服務於擴大內需的目標；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相信要素市場化改革肯定會對未來潛在增長的釋放有相當的促進。

丁爽也指出，會議強調國內市場、擴大內需，而保障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社會保障體係等其實都是為了培育國內市場，還有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等，也是服務於國內市場。

王軍稱，高質量發展是主題，供給側改革是主線，改革是根本動力，提高人民生活是根本目標，這四個的搭配是未來五年的總體框架。

在近年試圖降低國內債務水平、同時應對川普兩年前發起的貿易戰之後，習近平領導的政府將注意力轉向在目前被美國主宰的一系列技術領域實現「自立自強」。

在指出經濟增長「好於預期」，得益於中國成功遏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同時，中共中央委員會警告稱，「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習近平和特朗普在今年1月以「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暫停雙邊貿易戰，但美國在其他方面保持壓力，尋求對華為(Huawei)等中國公司斷供美國的關鍵技術。作為回應，習近平領導的政府強調了結束對外國技術供應商依賴的重要性。

中國國家主席還提出了新的「雙循環」經濟戰略，該戰略優先考慮加強內需和技術創新（而不是與外部世界更緊密地一體化）的重要性。

2017年10月，習近平作為繼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在他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開始時表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到2035年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幾個月後，中國人大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個任期限制，為習近平終身統治鋪平道路。

中國官員們沒有證實黨是否會宣布第14個五年規劃的正式經濟增長目標。但是多數分析師預計，中國的平均年增長率將達到約5%，低於中國上一個五年規劃6.5%至7.5%的目標增長率。

2010年，中國政府承諾實現雄心勃勃的增長目標，那時的目標需要藉助債務助燃的巨大投資才能實現。習近平領導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2016年到2020年，其焦點是減少先前投資狂潮留下的工業產能過剩和高負債水平。

「如果他們設定太高的增長目標，北京方面在未來低迷時期可能不得不再次提升槓桿，」麥格理(Macquarie)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Larry Hu)表示。「潛在的美中脫鉤和去全球化可能損害中國的外部需求，並增添壓力。因此，北京方面渴望在新的五年規劃中找到新的內需領域。」

學者：創新是關鍵

《明報》報導，新華社昨發布五中全會公報稱，全會聽取和討論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會高度評價「十三五」時期取得的決定性成就。預計今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糧食年產量連續5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十三五』 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

強調建設「製造強國網絡強國」

據全會公報，「十四五」時期主要目標首句定調提出要「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2015年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則提出目標是要「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圍繞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今屆全會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堅持把發展經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

同時，全會表示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竹立家：首重質量兼顧速度

為2035現代化定框架

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本報表示，從2021年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即建黨100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起，國家發展踏入新階段，「十四五」規劃作為新階段的頭5年，其重要性在於要為未來5年甚至15年（至2035年達成「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發展提供基本框架和指導思路，而「現代化」與此前「建小康」不同，前者主要特徵就是「發展質量大幅提升」。因此，保證質量是前提，同時追求速度與質量結合。

胡星斗：更重視製造業

免關鍵技術受制於人

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指出，創新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但認為目前內地科技體制僵化，需科技、教育體制等各方面改革。對於規劃新提發展實體經濟及國內外雙循環模式，他表示，這顯示面對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環境，令中國將更加重視製造業，不能在關鍵技術上受制於人。

來源：FT、明報

官方發布的全會公報稱，有了習近平作為「核心領航掌舵」，「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種艱難險阻。」

習近平利用這次會議向外界表明，在新冠病毒使中國陷入了幾十年來最嚴重危機的九個月後，他的地位依然穩固，而且恢復了活力。中共中央委員會約有200名有投票權的委員，全會公報沒有提中國最初在應對疫情上的失誤，而是稱讚了中國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黨內精英在習近平身後展現出的團結，穩固了習近平的政治統治地位，將有助於他推動科技、社會和經濟進步，使中國及其執政黨在大流行後的世界更有韌性。中共官員認為，中國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附屬教授林和立稱，習試圖說服中共，只有他擁有讓中國渡過難關的政治資源、經驗和決心。

在其他領導人和國家受危機困擾，將注意力轉向國內的時候，習近平看來很想傳遞的信息是，中共對權力的控制穩固，中國在國際上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共的宣傳明確肯定了中國在遏制新冠病毒感染上的成功，顯示了中國整體上的「制度優勢」，中國政府已承諾向多國提供一款潛在的新冠病毒疫苗。

儘管如此，習近平仍必須解決中國多年來面臨的一些最嚴重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挑戰。

新冠病毒危機已進一步放緩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失業率，損害了中國的全球地位。由於在貿易、技術和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已降到了新低。西方政府對北京鎮壓半自治城市香港的抗議活動，以及大規模拘禁中國西部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做法進行了反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已讓周邊地區不安。

新加坡前外交官、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的比拉哈利·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表示，在全球形成一個鬆散的反華聯盟方面，中國做得相當不錯。想不出任何一個認真的國家，無論是經濟大國還是經濟小國，不對中國和中國的行為有某種擔憂。

隨著習近平地位的穩固，中國的政策發生重大改變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預計他將爭取再當一任中共總書記，下個五年任期從2022年開始，這意味著，他高度個人化的統治可能會再持續十年或更長時間。

到那時，他的統治時間將超過除毛澤東之外的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也曾被譽為「偉大的舵手」，儘管週四的全會公報在提到習近平時用了一個不同的字眼。

林和立表示，習試圖向高級幹部們展示，他在遠遠超過十年的未來繼續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應該得到支持。

習近平對中國崛起的願景以加強中共對社會的影響為基礎，同時靠科技進步來擴大國內消費、升級產業、清理環境，以及保護國家免受安全威脅。這些目標構成了中共未來五年規劃的主旨，中央全會週四通過了該規劃的一個草案。

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朱利安·B·格維茨(Julian B. Gewirtz)也說明，最顯著的是中國有巨大的發展機會，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管理脫鉤的機會，也有為全球化的下個階段設定條件的機會，且在不只是美國仍繼續在大流行病中苦苦掙扎的時刻，這個說法聽起來實在是很不尋常。

對習近平來說，中央全會上強調的中國在應對新冠病毒上的成功，恢復了他曾在今年早些時候受挫的政治命運。中國官員最初淡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脅，導致了感染迅速增加，一度曾讓習近平面臨急劇升溫的公眾憤怒。

在距離美國大選日只有不到一週的時候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與民主政治的喧囂爭吵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委員們閉門開會，即使有任何內部分歧，負責宣傳的人也會確保不洩漏給外界。

全會結束後，中國的電視新聞播放了習近平在持續掌聲中進入會議大廳裡畫面。認真聽習近平講話的官員們沒有戴口罩，表明了中國對病毒已經控制住的信心。

前副助理國務卿、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L. Shirk)強調，美國與中國當前狀態的對比，尤其在新冠病毒疫情和經濟方面，對習近平在國內得到的支持來說一定是個巨大的來源。現在正處在為（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作準備的階段，目前還沒看到繼任者，所有跡象都表明，習近平希望第三次連任。

習近平取消了國家主席兩屆任期限制的做法，已推遲了有關潛在繼任者的爭論，否則在他擔任國家主席的第八年，這種爭論已經會全面展開。2018年的修憲曾引起人們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將權力集中在一位最高領導人身上很危險，但人們現在似乎已將修憲視為現實。內部人士中很少有人認為習近平將在兩年後退休。

現年67歲的習近平尚未公開表示過他想在任上呆多久。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培養接班人，或至少公開認定一位接班人。他繼續留任仍需得到精英階層的支持。習近平最近的講話充滿了對中國崛起所面臨風險的警告，似乎是他爭取支持努力的一部分，

波士頓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表示，習留任的理由可以建立在危險即將到來的感覺上，那時需要讓有經驗的人留下來。

面對來自美國不斷升級的壓力，習近平在本月紀念抗美援朝70週年的活動上發表講話時，用更尖銳的語言警告說，「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全會公報表示，中國將在軍隊現代化上「邁出重大步伐」，並將加強軍隊的戰備訓練。全會公報還表示，中國已經很強大的國家安全機器也將得到加強。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事務上咄咄逼人的做法加劇了其面臨的地緣政治挑戰。這種做法已引發了有關北京使用人質外交和經濟脅迫的指責。但習近平對權力不容置疑的控制表明，領導層中很少有人會冒險建議改變策略。

習近平還呼籲中國在科技上「自立自強」，正在部署一個新的經濟戰略，在不排除外國投資者的情況下，試圖讓中國不再容易受外部衝擊的影響。川普政府已試圖對中國公司獲取美國人擁有的技術進行限制，並阻止中國公司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推出他們的5G智慧型手機服務。

全會公報說，中國應該在未來幾年裡在「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中國的「五年規劃」代表中共官方給未來描繪的經濟願景和立下的發展目標。涵蓋中國未來五年的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佈、資源分配和消費服務結構等多項內容。

就上一次「十三五」規劃來說，在經濟發展一欄，有國內生產總值、全員勞動生產率、城鎮化率等指標；在創新驅動一欄，有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科技進步貢獻率，互聯網普及率等；在民生福祉中，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率、人均預期壽命等；而資源環境一欄則可以細化到森林覆蓋率、二氧化硫排放量、地級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等等。

中共從建政後的第四年，即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2005年一共編製了10個五年計劃，期間從1963年至1965年由於經濟調整而中斷。從2006年起，「計劃」一詞改為「規劃」。中共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經濟願景。政府則根據每個時期的戰略環境和國家任務制定計劃，於是每個五年計劃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延續至今。

中國為什麼要制定「五年規劃」

中國的五年計劃沿襲了前蘇聯「老大哥」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共建政之初，人民生活貧困，有人連飯都吃不飽，更不用提工業生產。當時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飛機大炮，工廠沒有大型冶金設備、發電設備等，連一顆螺絲釘都要飄洋過海而來。在政策上，中國剛剛完成土地改革的初步階段，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崩塌。

而前蘇聯當時在一系列五年計劃的約束下實現了工業技術快速增長，並且運用其強大的軍事設備在二戰期間擊退德軍。中共領導層認為，前蘇聯的五年計劃是該國躍升為世界強權的重要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開始以蘇聯為師，制定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

為了加速工業成長，中國在五大方向上緊跟蘇聯：強調整個計劃期間維持高增長，以重工業為經濟成長的指標，採取高額的儲蓄和投資利率來確保高增長，改造農業體制，以及偏向資本密集型技術。

另外還增加了一項苛刻的「原始積累」政策，就是以極低的價格強迫收購超過農民總生產量四分之一的糧食。這項政策令農民僅夠維持溫飽，而政府則可以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並壓低城市人民的工資水平。

至於中共為何追隨蘇聯模式，學界一直爭論不休。著名中國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認為，採用蘇聯模式有助於揭示新中國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本質。另外，中共在激烈的革命對抗之後奪取政權，更必須依賴某種權力運作模式在這個貧窮困頓的國家裏實踐社會主義。

中國「五年規劃」的歷史變遷

中國的五年計劃決定了「中國式」發展的進程。

1953年開始實施「一五」計劃，當時的中國領導層為了凖備經濟重組，設定了選拔新官僚幹部的標凖，並根據人民所屬工作單位來組織群眾，以增強社會控制。這樣以來，中國走向一種高度集中化的機制，各省黨委書記依靠地方級黨組織的緊密聯繫，確保中央的命令能夠落實。這種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到了1955年底，在私人企業正式收歸國有之後，純粹的私人企業不復存在，全中國僅存兩種工業組織形態：國營與公私合營企業。國有企業至今仍在中國經濟結構中佔主導地位。

從2006年的「十一五」開始，中國把「計劃」二字改為「規劃」。一字之差，卻暗示了巨大轉變。

「計劃」強調政府的強制、指令作用，而「規劃」則強調政府在新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調控作用。如果用樹木與森林做比喻，「計劃」是規定每棵樹長多高、長多粗，而「規劃」則是統籌安排整片森林，只要在整體規範內，每顆樹有一定自由的生長空間。

最初政府在五年計劃中會定下非常詳細的量化目標，成為唯一調控經濟的手段。後來逐漸向策略性的指引過渡，更加依賴市場機制推動發展目標。

這也是由當時的歷史背景決定。中共建政之初，中國幾乎沒有大型工業生產，政府決定以定量的方式來規範生產，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都要依據國家指令。

而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步加入全球化進程，與國際市場接軌，許多行業逐漸形成自己的發展模式。此時「市場調節」進入經濟範疇，政府的調控作用相對減少。

從2006年起，中共開始促進中國經濟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發展，向消費型經濟轉變。也就是在這一年，「計劃」被改為「規劃」，中國進一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

相比以前政府以定量方式決定生產，中國的民營企業此時有了一定空間參與市場競爭。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之手」已不復存在。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就據曾表態，「只要國家需要，隨時把支付寶獻給國家」。

進入2011年的「十二五」，中國把更多關注投向內部經濟失衡問題，諸如「包容性增長」、「擴內需」等成為規劃中的關鍵詞，其目標是要促使中國經濟質與量同步增長。

到了今年的「十四五」，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戰略競爭加強、全球經濟疲軟等環境，外界預計本次規劃將強調實現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雙循環」，促進「世界工廠」中國向「自力更生」發展國內市場轉變。

「五年規劃」如何制定和評估

「五年規劃」的具體制定和評估過程並不完全透明，我們只能從中國官方媒體和一些了解內幕的學者中觀察到一二。

中國各級政府會分析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狀況，以及國際發展動態，了解新一輪五年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分析國內、國際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每個五年規劃一般在上個規劃實施的中期就開始制定了，一般持續兩到三年。

制訂過程牽扯不同的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過程相當複雜。要經過課題研究、思路形成、規劃綱要起草、專項規劃形成、徵求意見和銜接階段，直到最後完成並提交中國全國人大討論審議。

「五年規劃」如何實施

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裏，內容如此龐大的計劃真的能實現嗎？

簡單回答就是，有的能，有的不能。

比如，1950年代的「一五」計劃超額完成，被認為是計劃經濟時代實施最成功的計劃。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似乎樂觀其成，認為「二五」後，中國社會經濟面貌將發生根本變化，提前建成具有現代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然而，有時計劃的確趕不上變化。由於1958年「大躍進」和「反右」運動對經濟造成重大破壞，加上自然災害等因素，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失調，財政連年赤字。於是「二五」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也成為績效最差的一個五年計劃。

中國的五年規劃確實帶來了巨大社會改變，經歷了「一五」以來六十多個春秋，中國早已非同以往。當初「一五」計劃時要求中國鋼鐵產量達到535萬噸，而這只是目前中國鋼鐵製造三天的產量。然而進入新的時代，中國在全球經濟中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也令五年規劃不斷受到質疑。

一些支持五年規劃的學者認為，該體制是發揮政府與市場「兩雙手」、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重要手段，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不過，反對者認為，五年規劃對經濟的實質影響有限。由於各種利益盤根錯節，政府官僚機構往往很難依據某種大而全的規劃重新配置資源。加上市場化之後，某些產業已經形成獨立的發展軌跡，如果按照指標確切落實五年規劃，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