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世界各國的先例，尤其是亞洲的經驗顯示，政府提供的種種獎勵生育措施，幾乎都是徒勞無功，少子化恐已成為不可逆的人口趨勢。

為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新加坡每年預算高達廿億星幣（約四二二億台幣），不但讓夫妻擁有組屋優先購買權，中等收入家庭生一個孩子，七歲前也可獲得政府約十四萬星幣（約三百多萬台幣）津貼。然而在ＣＩＡ報告中，世界排名新加坡仍是倒數第三，僅微幅領先台灣，平均生育僅有一點一五。

「少子化」的焦慮與恐慌大致基於一種假定：出生率低將不利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包括勞動人力下降、年輕人負擔加重、醫療福利支出提升等。事實上，人口的成長率、數量，以及年齡結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至今仍缺乏一致認同的理論。

經濟學家克里寇夫（Laurence J. Kotlikoff）在其《世代風暴》（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書中指出，人口老化將使美國陷入財政危機，並面臨政治動盪、失業、罷工、犯罪率高升。管理學家彼得杜拉克也說，生育率極低國家正在進行的是「集體自殺」。有悲觀者甚至認為，人口減少趨勢若持續下去，將會導致「亡國滅種」。

然而，經濟學家克魯曼則認為，美國確實有健保支出膨脹和退休財政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和人口老化關係不大。人口學家麥凱勒（F. Landis MacKellar）也認為，人口老化不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將會減少，也不意味著勞動生產力將滑落，更不代表總要素生產力的成長將減緩。

擔心生育率降低會影響經濟發展者，大致基於「人口紅利」的概念。在人口統計定義上，當社會的扶養比小於或等於五十％時，勞動力較高，有利於經濟生產。這種「人口紅利」概念又基於「勞動人口」和「扶養比」的年齡定義，將十五到六十四歲界定為勞動人口，認為他們是支撐經濟生產力的主要族群。生育率降低，會造成勞動人口不足、扶養比加重。

然而，人口不足的重點並不是人口實際數字。在後工業的時代，經濟總要素生產力大體由兩個因素決定：技術水準與生產效率。並非人多就代表紅利越多，人口素質比人口多寡更為重要。

其實，我們毋需過度擔心少子化問題。生育率降低不僅稀釋了人口密度，人口結構轉型也會導致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行為的改變，包括加強高素質的人力培養、跨域生產，人工智慧的運用，降低人力的需求，以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提高等。此外，因少子化、預期壽命延長，導致「孤老死」的問題，也可透過個人儲蓄保險、養老伴老觀念的改變、單身老人共居政策的推廣，來減弱或抵銷人口結構改變的負向效果。

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尤其是1981年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由於園區臨近工研院及交通、清華等大專院校，加上政府祭出獎勵投資及園區內的單一窗口服務等措施，造就台灣在全球ICT產業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也讓台灣成為舉世聞名的科技島。

展望未來，台灣在數位轉型的大趨勢中，如何超前部署，才能讓產業發展更上層樓？我認為，關鍵就在應及早打造台灣新一代產業研究園區3.0的新未來。目前的科學園區建設及發展係由「科技部」規劃，但在未來新一代的產業研究園區，需要由「教育部」來規劃，在科學園區2.0的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拓展更普及的應用巿場。

新一代的產業研究園區有三大特色，其一是過去的科學園區是「集中式園區」，未來的園區則要走向「分散式園區」，關鍵在於要與校園的研究能量整合；其二是在每一個園區都要各具特色，有不同的定位；其三是要打造成為具有群聚效應的研究園區。

尤其過去的科學園區是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新一代研究園區的關鍵則是「腦力密集」，同時要以跨領域合作的型態來創新價值，這也是新微笑曲線所強調的核心精神所在。

而推動台灣產業園區朝3.0的轉型發展之重要關鍵，首先就是要「改變思維」，將現在2.0園區所建立的基礎，有效整合成跨領域產業，同時也要整合校園的研究腦力，創造新的產業價值，而現有園區的能量可成為新型3.0園區不可或缺的基礎。

面對未來的發展，思維需要有遠見，同時也要建立新機制，也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合，才能讓新一代產業園區成功運作。過去的2.0科學園區是「無中生有」，而3.0的園區是改變舊有的校園思維和機制，建立產學共創的共識，促進轉型升級，創造新價值。

當然這個挑戰比新設園區更困難，因為要使學校具有產學共創的思維，及建立運作機制實不容易，但學校與產業的共創理念一旦成形，未來校園的學術研究，將可協助解決產業界挑戰性課題，並對社會產生更長遠的影響，同時在國際期刊會更常被引用。

台灣要在國際競爭中勝出，關鍵就在台灣要培育足夠多的人才，此外還要選對策略發展方向。教育部在此關鍵時刻提出《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草案，就是要讓大專院校能有「小工研院」的模式，有效推動產學共創。

推動產學共創不只需要教育部的支持，也需要行政院各部會的支持，經濟部與科技部扮演供給端（研發），其他部會則扮演需求端（應用巿場）角色，藉由政府與民間建立起共識，朝共同方向來努力推動產業化及國際化，並以內需帶動外銷的策略，台灣未來3.0的產業研究園區才會成功。

「教改最後常變質」，兒福聯盟政策中心主任李宏文直言，教改的高度理想往往忽略社會氛圍依然視成績為唯一標準答案，規則一改，大人的焦慮就壓到孩子身上。「不管教改怎麼改，大家還是要孩子贏過別人。」李宏文坦言當初兒盟等社福團體電話都被家長打爆，爭搶服務學習機會，再加上補習班、家長群組的推波助瀾，被家長焦慮感染的孩子，只得半推半就接受各種多元標準的試煉。

新課綱核心素養最重視的表達力，也成為學生另一種壓力源。諮商心理師陳志恆直言，若孩子過去很少訓練口語表達，就算只是主動找組員、口頭報告，都是極大考驗。陳志恆過去擔任彰化高商輔導主任時，就遇過許多內向學生因找不到組員、怕上台表現不好，甚至因此拒絕上課。「從輔導角度來看，新課綱最重要素養是學習面對挫折」，吳姿瑩坦言，這幾年因為學習壓力、人際關係尋求輔導資源的孩子愈來愈多，她只希望學生能拓寬成功的定義，成功不只是「大人要求的考上好大學」。

教育部提出「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草案，去年11月26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這個會期要送入立法院審議。為解決人才荒，這個創新條例將授權由研究頂尖的國立大學與研發領先的企業合作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藉由適度鬆綁法規，在高教制度上建立出新的產學合作模式，未來國立大學則可以透過研究學院以8至12年為期來推動創新，擴大培育人才。

教育部提出的「人才培育創新條例」已被列為立法院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經濟部長王美花18日部務會議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教育部希望這個會期可進行審查，而這一場會議由沈榮津主持，教育部長潘文忠也有參與，半導體龍頭大廠都有與會。據了解，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聯發科、聯電等業者都派出副總以上的代表出席會議。

王美花指出，教育部創新條例就是為了要培育更多人才，這個條例有個很大的重點，要成立學院，而且業界的出資不得低於政府出資，「既然業界要出資、這又是沙盒創新、要鬆綁目前既有法規」，所以對未來課程怎麼設計、學院怎麼運作等等，這些都需要先與業界溝通、交換意見。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教育部將在台、清、交、成等4大學，規劃12年96億來設立「半導體學院」，每年增額培養400名碩博士，企業也規劃出資約192億元，為政府出資的兩倍。

「目前最有積極的就是半導體產業，另外電動車、5G等也有企業提到未來可以跟進。」教育部官員表示，企業提供資金、講師和研究人員，一對一或一對多地與國立大學合作，透過產學與人員的交流，進行知識擴散與技術移轉，並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舉例來說，透過半導體學院計畫，台積電可以同時與台大、清大兩所大學合作，台大也可以同時接受來自台積電與聯發科合作計畫，穩定培育國家重點領域所需的高階科學技術人才。

黃榮村致詞時表示，為做好稱職的國家人力資源部門角色，考試院希望透過考選足夠的優秀人才進入公部門服務，並掌握國內就業人口的趨勢脈動，以達教考訓用合一的目標。

黃榮村說，當前面臨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逐年減少，部分技術類科錄取不足額等問題，考選部對此挑戰責無旁貸，為探究背後潛藏意義，了解如何提升國人報考國家考試意願，將「鼓勵技專校院人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列入重要優先課題，盼透過座談會交換意見，以進一步研擬最直接、有效且接地氣的甄選策略。

考試委員姚立德、考選部長許舒翔在會中表示，考選部作為銜接人才教育養成端與人才需求端的重要橋梁，必須與其他環節緊密連結，才能更加提升考選人才的效能，使人才學有所成、學以致用，並能適才適所，期盼師長們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公務人員考試。

與會技專代表們則提出，應提升國家考試資訊能見度、鼓勵學生參加國家考試、出題朝向理論與實務並重、增加工程類科及格者薪資待遇、開放公部門實習機會、鼓勵國際證照或英語能力作為用人取才條件等建言。

姚立德與許舒翔表示，將廣納與會人員意見，彙集座談會各項結論，作為國家考試推動相關政策重要參據。

他說，有人因此開玩笑的主張，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在心理與生理的需求層次之下，應該還有兩個更基本需求，一個是WIFI，另一個則是更底層，提供操作WIFI所必備的電池。因此，WIFI變成是基本需求、甚至有人把它提升到人權的層次，倘今天來開會的會議室，沒有提供WIFI，也就違反各位與會者的基本人權。

他說，政府很早便積極推動數位化，從早期辦公室自動化到電子化政府，像更早期學者申請國科會的計畫，都必須要準備厚重的紙本、印刷品資料等送到國科會審查，現在都改成線上審查了，此種情形在座的學者專家想必有親身經驗、感觸很深。

他指出，大學裡面的公文也都改為線上、電子公文形式，很少採用紙本公文，惟政府部門因為也些地方涉及公權力的行使，因此有些公文仍有使用紙本公文的需要及侷限性。

他說，事實上，台灣的電子化政府成效頗佳更曾得到全球電子化政府評比第一名的肯定。近期政府更規劃要成立數位發展部，顯見數位服務、數位治理已成為趨勢，它涉及的不只是技術的進步，還有觀念的革新。考試院在此部分首先碰到的是考選部業務，也有與時俱進，例如：國家考試採網路報名、設計國考app，提供考生及時且完整的數位服務等。

黃指出，今天座談會主題一是探討AI科技如何導入國家考試與文官決策，很多人一聽到考試院要將AI科技放在國家考試，都不約而同表示，是不是以後改考卷用AI來改？

他說，此部分因範圍很廣，如果時機成熟，我們一定會來優先匡列預算，期望未來幾年內就可以做到將AI科技導入國家考試，因為國家考試是一個動見觀瞻的大政，但考試院不會隨便為之，將待完整的規劃後來推動。

黃榮村說，會議主題二是探討與考試院考銓相關的開放資料(open data)問題；對民主政府而言，只要做好個人資料保護，在滿足此條件下，開放不只是手段，也應該是目的，此舉也顛覆了公務員的傳統觀念，因此召開此類型研討會非常必要，可讓政府變得更加透明，避免漫天開價、就地還錢，人民更能在證據為基(evidence-based)下，做負責任的課責與政策參與。

他表示，資料開放是取得人民信任的開始，這是民主數位時代文官的基本守則。

他說，這些都是在時代與社會變化下必須做的改革，雖然舊觀念的抗拒與對新制度的懷疑總是存在，但是不能因為這樣而停止不前，反而要更積極做好風險管理。

108課綱的公民課程規劃的精神，旨在培養新一代的學生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素養，諸多內容並改以「提問」方式書寫，期盼透過提問培養學生分析、思辨與探究能力。然而上路18個月以來，根據學習吧和TVBS民調中心合作的《家長教育觀點大調查》顯示，僅13％的家長知道素養的意涵。而家長認為最重要的素養前幾名，依序是「道德與公民」(30％)、「人際關係」(30％)、「溝通表達」(27％)、「問題解決」(27％)；但用來吸收新知、接軌世界資訊的實務技能「科技與媒體素養」，僅有8％的家長認為最重要，排名倒數第二。

調查中也同步了解家長們對線上學習的態度和認知，高達65％的家長贊成教師在課堂中帶著學生線上學習；也有超過半數(56％)的受訪者同意把線上教學納入正規的教育體制中；然而只有16%家長表示知道孩子有用過線上學習，顯然在學校推動和在家的實作、應用、複習，有不少落差。不過對於線上學習家長還是提出一些隱憂，包含擔心學童分心、吸收不當資訊，還有華人社會一直存在的視力問題。

教育部資科司長郭伯臣表示：2020年開始推動的政策是「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希望科技能夠幫助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養成。期待未來學習吧可以跟教育部有更多的合作，透過數位學習平台和科技的幫忙，讓學習成效的改變更大。

來源:中時/yahoo

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已接受教育，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而農業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在現代社會只占整體ＧＤＰ的個位數；製造業（工業）則占ＧＤＰ不到三分之一；反倒是如今服務業（商業）占ＧＤＰ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二。

因此，隨著社會變遷，從王道為社會創造價值的角度來看，也需要重新思考「士農工商」的排序會較為恰當。

「士」在古時候都是社會上大大小小組織的領導人，只不過很多人是讀死書，但好的領導人要能情理法兼顧，尤其隨著科技文明的演進，面對社會的運作，領導人需要智慧，才能讓社會共創價值且利益平衡，帶領社會向前邁進。

所謂的「商道」，商者「共創價值」，道者「誠信多贏」。商在社會中扮演價值交換的重要角色，透過價值交換來共創價值。服務業要面對社會各種需求，無所不在，所謂的買賣並不是誰賺誰的錢，而是一種價值的交換，在交易過程中創造價值並滿足客戶的需求，這也是經商的基本精神所在。

很重要的觀念是，要創造價值，各行各業都要有「兼商」（兼著做商人）的觀念，不論是農、工、藝術創作、政治服務等等，在做好自己的本業之外，要為社會創造價值就需要透過商的價值交換機制，可以說生活在社會中，人人都會需要透過價值交換，才能滿足生活中各層面的需求。

為社會創造價值，從王道價值的系統觀來看，要由「六面向價值」來思考，除了「有形、直接、現在」的顯性價值之外，還要兼顧「無形、間接、未來」的隱性價值。

尤其因為面對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無形價值的重要性提升，近年法令觀念也有所翻轉，更重視對無形智財的保護。如過去對於偷東西，要偷有形的東西造成財產損失才叫偷，但現在偷了無形的東西，雖然東西沒不見，但只要侵害權利就算偷，法令觀念本身已有所調整以適用到現代。

又如傳統有形的土地，被租用了，就不能再租給別人；但無形軟體，不只能給一個人租用，無形的東西反而愈多人用就愈值錢，這是過去沒有的。

在社會文明持續進步發展下，面對未來，看待六面向的價值更要有無形價值重於有形價值、隱性價值重於顯性價值的新思維，才能有助我們翻轉未來。

張忠謀曾在多次公開演講裡描述，麻省理工學院學到的理工知識，隨科技發展逐漸跟不上時代，但哈佛那年的通識教育，就像作家海明威稱巴黎生活為一段「可帶走的盛宴」，影響他至今。此際，距離這位半導體教父的學生時期，又過了數十載。

根據BCG亨德森智庫研究，未來工作的半衰期只有5年，意即一項新的知識與技能，不出5年就會被汰換。另外，跨域的「混合型職位」（hybrid jobs）人才需求愈來愈高，傳統單一領域、科系的專業更受到挑戰。在博雅與專精的對比以外，從希臘時期就存在的通識教育，還有一個底蘊是「全人精神」——處理自我覺察與社會互動。備受教育界關注的OECD「2030學習羅盤」也認為，培育能打造「幸福」（well-being）社會的人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

「以前我覺得通識是修養，慢慢來沒關係，現在不能了，」全台要求通識學分最高的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表示，科技高度變化、世界局勢動盪，「要解決個人的焦慮，人跟人的對立、誤解、競爭、衝突，專業課程根本沒有辦法，」他直言。因此，除了跨領域，通識教育強調的人文經典閱讀、哲學思辨、藝術表達等，重新受到教育界注目。

台灣的大學通識教育沿革，從1984年走到今天，不能說毫無進展。教育部啟動過數次大型計劃，也辦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台大特聘講座教授黃俊傑分析，「華人教育觀偏向功利主義，要學『有用的』東西，以便畢業可以馬上找到工作。」在教育學界，學者以工具化、商品化形容這樣的思維，導致通識教育易被輕忽。

台灣的大專院校，一般畢業學分約128，通識與共同必修多落在24至28學分，約佔五分之一。與世界頂尖學府通識超過三分之一相較，比重偏低。即便是台大，通識與國文（共同必修）共18學分，只佔畢業學分的七分之一。通識學會理事長，台科大副校長莊榮輝表示，許多人甚至還抗議，專業科目學分太少，「專業，給你1000學分也不夠！」他直言。

雖然，許多大學正啟動改革，降低必修，讓學生能更自由地規劃自己的課表，但倘若社會與高教現場仍以「工具論」的價值觀主導，可想見學生們的新課表裡，還是會充滿短期就業導向的課程。從教師面來看，在專業掛帥的校風中，「通識老師淪為次等公民，被認為是二流老師，」成大副校長、教育部多項通識計劃主持人林從一形容，學生把他們的課程當成營養調劑，通識形象變得更差，專任老師更避之唯恐不及，形成惡性循環。

少子化之下，缺少資源的後段大學更乏力經營通識教育。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感嘆，有些私校為了湊課程數，會請教師開設完全偏離專業的通識科目，「有大學校長竟然說，只要你念過博士，什麼都可以教，」他搖頭。教育部長潘文忠這些年，在國教端力推108課綱，重視「自發、互動、共好」的全人精神，以及跨領域、問題解決力的「素養教育」。然而，大學端本該與之一脈相承的通識教育，卻是如此邊緣而弱勢。

走出台灣，通識教育在許多國家，從不曾被低估。黃俊傑長期研究國際通識教育，他指出，世界頂尖的大學如美國哈佛、史丹佛，日本東京、京都大學，通識與共同教育學分佔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以哈佛為例，規定學生要從四領域：「美學與文化」、「歷史、社會與個人」、「社會中的科學與技術」與「倫理與公民」中至少各選修一門課。大一生還可修不同學院開設的通識型小班研討課（seminar），每班上限12人，以利討論，課程內容比起一般課程平易近人，讓新生可以在不同領域多方探索。

表面來看，台灣的通識學分與國際名校有一段落差，但問題不僅是學分數，還有學校態度和支持度。「國外頂尖大學，通識往往由校內最優秀、資深的教授開課，對課程的知識深度、廣度，都極受學生尊敬，」黃俊傑舉例，哈佛資深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正義課」就讓學生瘋狂搶修。此外，受訪的通識領域專家們皆強調，校園領導者至關重要，「大學校長對通識的態度、選誰做通識中心主任，都會影響通識的成敗，」張光正說。

從制度面下手，固然是當務之急，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與家長的價值觀，能否從生活與生命的角度來思考學習這回事，而不是陷入就業迷思。畢竟，勤學的孩子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不難，但在那之後的漫漫人生，如何與自我、他人、世界共處而不感到茫然？

也許有那麼一堂課，像哈佛書院在張忠謀心裡一樣，會指引我們很久、很久。

新課綱意圖打破過去單向式教學，著重在課堂上針對議題進行分組討論，不過楊惠倪從調查結果指出，在實務上，課堂時間能用來討論的機會真的很少，「因為趕課是常態，大多教師仍有趕課壓力」，然而即便真的有時間，學生是否吃得下又是個問題。

「他們過去沒接受這樣的訓練，比較習慣聽老師講，或會變偏離主題的聊天。」楊惠倪說明，做為第一年接受新課綱的學生，從國小6年到國中3年，已經接受單向式教育9年，很難跟老師互動，此外在私校部分，更會遭遇家長的質疑，「家長會認為，我們繳那麼多錢，不是要來討論，是要看老師上課。」

國文新增台灣文學比例　教師盼能重新進修

而其中就高中國文科來說，新課綱減少文言文比例，並增加台灣文學、當代作家選文比例，如課文包含鍾理和〈貧賤夫妻〉、蔣勳〈無關歲月〉、詹宏志〈文學門縫〉，乃至湯舒雯、黃麗群等當代作家作品，皆有版本選文。對此便有高中教學組長認為，老師們對這項變化多給予肯定，然而卻也對教學感到憂心，如有課本收錄了科博館館長孫維新的〈從占星術到天文學〉，從天文、物理角度探討星座跟天文學的差異，「國文老師真的能有能力教清楚嗎？」

楊惠倪也以自身的教學經驗指出，目前國文課本許多議題，無法只講解內容、段落大意就結束，像許多元素可能可以跟物理、自然科老師等其他領域結合等，而也由於這樣的結合，就有私校教務主任認為，或許可以在各科設立種子閱讀教師，協助各科別互相結合。

楊惠倪談到，也有不少教師希望，能有機會能回到大學、師培體系重新進修台灣文學，因為過去在國文老師的養成過程裡，台灣文學只有2學分，主要仍舊是學中國文學，面對台灣文學比例增加的新課綱確實有困難。

學習與升學無法脫鉤　學生問：不考幹嘛念？

亦有私立學校教師指出，新課綱在國文領域中，過去慣稱「古文40」的文言文推薦選文，篇數由40減至15篇，然而站在教學角度，依然會希望教另外的25篇給學生，但卻常常遇到學生反問：「老師這個會考嗎？不考的話為什麼要念？」

該教師感慨，即便課綱試圖讓學習與考試不在一體兩面，然而事實上在台灣現在環境下，學習與升學就是不可能脫鉤，實務上教師只好跟學生說，「就算不考，但你怎麼會知道會不會出現在閱讀測驗？」

面對不論教學方式、教材內容乃至升學方式都變革甚大的新課綱，教育部對外不斷於全台各地舉辦公聽會、說明會，對教師也透過各種研習、工作坊意圖協助教師銜接。然而楊惠倪說明，調查也發現，相關資訊在校內常常止於主任、組長，基層科任教師、導師並未有機會知道，有時會是直接指派某老師去，對現在老師來說，一方面大家要負擔的課太多，一周可能有20多堂課，兼行政的話還常要把事情帶回家做，要參加研習就必須調課，變成通常是課最少的人被派去參加。

楊惠倪說明，調查顯示，第一線教師面對新課綱的進修，大多還是透過自學，像是閱讀相關書籍、參加自費課程、去研究所進修，或者坊間機構舉辦的工作坊等，另外就是教師自己建立的社群，透過共備課程、專題講座、讀書會等方式進行。

新課綱首批「白老鼠」前途未卜　老師憂心

108年上路的新課綱，首批學生將於3年後才正式上考場，對此也有高中教務主任指出，現在許多質疑的點，是在於還沒人真的用新課綱考過學測、指考，亦有老師坦言，擔憂學習歷程檔案是否有用，「很害怕叫學生做，最後變成垃圾。」

楊惠倪也就觀察表示，還有個問題是，大學端跟高中端沒有互相溝通，高中端無法預測大學在申請入學時，到底會不會看學習歷程檔案、系所會不會採計相關內容，因此在面對相關事項時，總是充滿不確定性跟茫然。

對此，也有私校教師無奈談到，許多學生狀態還停留在過去，「他們還無法想像成績不是一切的情況」，另一方面來說，大多數學校也無法忽略升學考試的結果，畢竟對許多家長、學生來說，這些才是招生最重要的參考，「不是老師勢利，是現實來說就是要背負這些期待。」

台灣師範大學師培學院副教授張素貞則表示，面對新課綱的變革，其實師培教師也需要改革，教師進行師培時，師培體系要瞭解素養導向，才有辦法教師培生素養導向，要內化專業學習素養，如果覺得只要教教科書，這對專業學習是沒有內化的，如何讓師培生與時俱進很重要。

張素貞指出，新課綱期待老師自己組織社群，「老師也是學習者，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老師對於強迫去做的規定，都不是很樂意，但是由下而上的力量會更大。

張素貞另外也談到，目前對於新課綱的討論，許多資訊都是來自於媒體，但專家學者介入對話是很重要的，當年推動九年一貫，有很多相關的論文，但到了新課綱推動時則比較少，專家學的社會責任很重要，假設新課綱的變革是好的，那要什麼改變才能做好？她呼籲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學者大家應該勇於扛起社會責任。

根據各校課程計畫書，全台多數高中規劃於高中二年級安排「探究與實作」，但教學現場多數教師過去缺乏跨科設計課程經驗，一位北市公立高中公民教師就透露，不少資深教師「能推就推，死都不想上」，固守有課本的部定必修。甚至在北市、新竹、苗栗，都發生有高中甄選代理教師，明定職缺要接手探究與實作課程。

也有一位北市公立高中生物教師觀察，代理教師上探究與實作「是常態，比率很高」，但因代理教師流動率高，未來若離職，恐怕會有銜接問題。她也不諱言，探究與實作是一門無課本課程，「少數學校也會掛羊頭賣狗肉」，把此刻塞入正課趕不完的實驗課，失去新課綱「探究」的精神。

但也有少數學校注意此現象，明定探究與實作「不得由代理教師授課」，例如內湖高中校長周寤竹表示，教師雖非年資多寡，等同於教學能力，但代理教師對學校、學生需求難免不熟悉；且此課程有助於正式老師精進教學能力，長遠來看，對師生都是雙贏。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說，探究與實作是新課綱重頭戲，大考要考、大學也要看，但不少一線教師對這門「空白課程」不知所措，也導致學生修課品質全憑運氣，建議官方應該提供支援，例如廣民間組織或公民團體人士來協作課程設計。

另一方面，此門課程也導致社會及自然領域兩樣情。有高中教師表示，自然的探究與實作屬「部定必修」，社會的探究與實作卻是加深加廣選修，導致學生高二分班群後，出現文組生必修自然探究與實作，理組卻可放棄社會探究與實作的狀況，形同「重理工、輕人文」。

北市內湖高中公民教師周維毅說，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定位為「部定必修」；反觀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定位是「加深加廣選修」，而國教署雖先後成立北區及南區探究與實作課程推動中心，但中心成立約一年，教師培力工作坊偏重於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相較之下，社會領域工作坊僅於一○九學年度開學前加開十二場次，且因有名額限制，多數教師無法受惠。

對此上述兩者情形，教育部回應，各校可依照各自師資人力安排授課教師，不會因個別教師年資而限制教學範圍；而除探究與實作課程推動中心之外，歷史、地理、公民等學科中心已規畫多場教師研習，自然及社會領域「並無差別待遇」。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灣人熟悉的諺語，描述了從清朝開埠以來，台灣由南至北三大港市的盛況。其中艋舺，是台北的起源，即今日的台北市萬華區。一座曾有過繁華光景的兩、三百年老城，在都市變遷的過程逐漸轉變成邊陲地帶。

如今，有不少社福團體進駐此地，他們集結各自的力量，運用不同的方式、活動，長期關注地方的弱勢族群，讓外界更能了解萬華的另一種面貌。此外，也有越來越多在地居民為家鄉挺身而出，這些努力，無不讓萬華在冰冷的都市中顯得溫暖而獨特。

本篇文章訪談了三個萬華在地店家，聆聽他們在本業之餘，如何為地方貢獻心力，透過他們的故事，帶你看見人們口中「土會黏的艋舺」，如何由地方生活為根基，堆疊成深厚的人文與歷史場域。

艋舺古早味涼粉——辜凱鈴：「如果每個人都願意拿出自己的資源為地方做一點事情，還需要有人去做社造嗎？」

位在萬華貴陽街口的涼粉伯「艋舺古早味涼粉」，是萬華老一輩人的記憶，現在已交給女兒辜凱鈴繼承，原是上班族的她，因為不希望這個傳統手藝失傳，也心疼爸爸，於是決定辭掉穩定的工作，回家繼承這個攤子。

不同的面孔，不變的是對傳統手工的堅持

說到涼粉，其實要從日治時期開始說起，當時台灣人生活貧窮，吃不起葛切（註：日本的和菓子），因此一位台灣師傅發揮創意，改用地瓜粉製作，在沾粉的部分，則以麵茶粉取代日本用的黃豆粉，遂成了台灣人特有的吃法。

看似簡單的工法背後，卻由於澱粉類製品，在沒有添加東西的狀態下很容易老化，因此辜凱鈴堅持「當天製作、當天賣完。」遵循古法製作其實需要耗費不少體力與時間，每天凌晨必須早起準備，堅持手工製法讓她和父親都曾做到手嚴重受傷。

她無奈表示，接手之後才發現這個傳統產業為什麼會凋零，除了手工製作無法大量生產外，加上多是賣給左右鄰居，物美價廉到都賺不到什麼錢，仔細思考後決定漲價，「我希望手工小吃有它存在的價值，也希望讓下一代比較願意去承接，因為做傳統小吃，身體其實相當疲累，如果收入又不好，我想應該沒有幾個人想做。」漲價後，初期雖然有很多長輩都在罵她，生意也非常慘淡，但辜凱鈴心裡還是覺得既然已經做了，就要堅持下去，自2010年接手家業至今，已累積不少忠實顧客。

參與社區營造，從自身開始

經營父親的涼粉攤之外，辜凱鈴也非常熱衷參與社區活動與地方公共事務。問她對於社區營造有何看法時，她舉直興市場販售魚漿製品的攤商林致銘為例，當她聽到「人生百味」的夥伴跟她提議，希望收集直興市場要丟掉的醜食給街友，她便找林致銘一起討論。「那時我倆都覺得很困難，因為大家只要聽到街友，都會很排斥，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後來人生百味又跟我提起，我便再回去提了一次，結果沒多久，他就真的開始做這件事。」透過這個方式，他們在萬華創造了一個良善互動，目前這個活動已執行一年多，如今也有越來越多的攤販陸續加入。

辜凱鈴激昂表示：

很多人都說什麼社造菁英，好像做社造的都是菁英在做，可是我就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致銘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當每一個人都願意拿出自己的資源為地方做一點事情，不覺得萬華都變得很好了嗎？

協興蛋業——張智豪：「蛋業不只是傳統產業，對我而言，它更是一種社會責任」

位於萬華傳統市場街邊，一間已有六十八年歷史的「協興蛋業」，有著絡繹不絕的客人，仔細一看，與一般傳統蛋業相當不同，當你經過這裡，很難不被這間「文青」風格的蛋鋪所吸引。

Photo Credit: 劉乃華攝影協興蛋業的店內環境相較於一般傳統蛋業更加光鮮明亮，張智豪希望透過這樣的裝修設計能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接觸傳統市場。

食安問題環環相扣，傳統產業責無旁貸

「協興蛋業」第三代老闆——張智豪，本身是萬華人，大學唸的是化工科系，畢業後，同儕大多進入高科技公司，他卻選擇回來承接家裡的傳統產業。雖然張智豪的爺爺奶奶十分高興有接班人，但父執輩當初並不支持，認為一個大學畢業，受過專業化工領域訓練的他，應該朝向專業領域發展，不是回過頭來投身外界眼中相較更為基層、低門檻的傳統產業。

「我當初想法比較天真啦！想說回來接觸協興蛋業，可以知道長輩經營這間店鋪五、六十年到底想要跟大家表達什麼樣的概念。」

接手協興蛋業後，張智豪發現近年來台灣食安意識逐漸抬頭，但是一般大眾對於雞蛋了解甚少。事實上，牠的飼料、環境、飲水，甚至動物用藥，都是環環相扣。他提及，有一天跟爺爺在家裡看到油品問題的新聞事件，那時爺爺氣憤地說：「如果我都不敢吃的東西，我要怎麼去賣給別人？」他當下就意識到台灣的傳統精神其實是很簡單的，「我們今天可能是回來繼承一個傳統產業，可是它帶來更深層的意義是一個責任，是給全民帶來安心的一個東西。如果這個社會每個人都把基礎的東西做好，往後發展會是更好的。」

張智豪提到曾經有一位媽媽，她的小孩有異位性皮膚炎的煩惱，後來發現小孩吃一些雞蛋會過敏，於是建議她挑選店裡有檢驗認證的雞蛋回去吃，結果沒幾個禮拜，那位媽媽回來說小孩吃了不會再過敏。他當時查了很多資訊，最後發現有些小朋友會對麩質、穀類過敏，所以養雞的飼料或是動物用藥，都會有一個正相關的部分。「其實以前沒有遇過我也不懂，很多客人來這邊會跟我回饋，漸漸地他們也覺得你的蛋很新鮮，會再回頭購買，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肯定。」

與在地組織合作，弘揚傳統的價值與精神

回到社區，在與烘焙業者合作過程中，他發現許多沒賣完的麵包會被丟棄，和員工討論過後，決定將它作成食物銀行，把多餘的麵包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因為開始做這些社區服務，也認識了不同的在地組織，如「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當時協會想在萬華合作導覽，起初抱持著較為保守的態度，經過多次的接觸與討論後發現「傳統的精神你不講，沒有人知道你堅持的價值是什麼。」也因此慢慢認同這些在地組織的導覽及介紹，確實能讓外地人有機會認識不一樣的萬華，同時也為社區帶來新的活力。

Photo Credit: 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提供

協興蛋業的智豪老闆與在地組織分享他對社區導覽活動設計的建議，他希望自己不只是一個被導覽的店家，而是這個社區博物館的一個夥伴。

對於未來的經營方向，張智豪則說：「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把雞蛋的知識帶走，所以像我們粉絲專頁的經營，上面不是打廣告，而是針對一些時事議題，我們會用比較專業的角度分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要如何挑選好蛋，這對我來說是初心，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大可居青年旅館——蔡寒筠：「觀光產業不是單一產業，唯有與在地共生共榮才能長久」

「大可為創意開發」共同創辦人——蔡寒筠，過去在藝文領域擔任策展人、活動企劃；另一位共同創辦人洪淳茹的專長則是商業不動產開發，公司旗下已有大可居、大可樂、大可食、大可物、大可行等品牌實際運作。

大可居青年旅館結合住宿與複合式藝文空間，串連在地團體及台灣文創品牌，以多元化的方式經營青旅。蔡寒筠說：「大可居的核心價值就是促進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我們希望透過大可居這個平台，將台灣的在地文化傳達給國內外的朋友。」

公司營運至今已有三年，喜愛旅行的她，二十五歲之後就規劃每年要出國一次，提及這段創業歷程時則說：「創業就像旅程，即使有旅伴一起去同樣的地方，但兩人看到的風景、體會一定不同，每天都會面臨要去哪，旅程要不要往下走，創業也是如此，你要與夥伴不斷地討論、爭執、修正後繼續走下去。」

為什麼選擇萬華？蔡寒筠逗趣地表示：「因為萬華地靈人傑啊！」本身是台北永和人的她，之前對萬華並不熟悉，直到踏進來後才發現這裡不論是傳統文化、美食小吃都相當豐富，以地域性及交通便利性對青年旅館而言無疑是加分，而且萬華朋友熱情的本質，對於大可居想推廣台灣文化更是一大助力。

連結多元社群，打造一間與在地共好的青旅

蔡寒筠提到，當初會做青年旅館，就是希望它是一個可以讓大家交朋友的地方，在大可居的地下一樓，還規劃了展演空間「大可樂 Duck Lab」，不定期舉辦藝文展覽、講座、活動，希望透過這個空間傳遞多元的生活樣貌，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交流、交換資訊，藉由旅行、音樂電影、藝術展演以及在地串連，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體驗生活不同的層次。

經營青旅的同時，他們更實踐了在地串連的理想，曾與萬華在地組織「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一同合辦「大可居夢想共食計畫」。由協會輔導的經濟弱勢族群擔任導覽員，帶旅客到萬華三水市場，介紹市場歷史、店家背景及台灣食材，讓旅客認識在地飲食及歷史文化。除了提供國內外旅客深度、有意義的文化體驗，也希望藉由活動，讓觀光收入留在在地，創造消費利潤共享，提升在地店家的實質營收。

Photo Credit: 大可居青年旅館提供

蔡寒筠於大可居青年旅館地下一樓的展演空間「大可樂 Duck Lab」向大眾介紹與「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一同合辦的「大可居夢想共食計畫」。

作為一家青年旅館，蔡寒筠認為觀光產業不是一個單一產業，只要自己好就好，而是希望一起合作的夥伴、附近的店家可以一起更好，大家收入如果提高，也會讓整個區域經濟同時提升，唯有與在地「共生共榮」，大可居才可以長遠走下去。

進入社區，從認識地方、尊重在地開始

近年來，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地方實踐逐漸被各大學所重視，大學教師帶領學生走入社區的案例快速增長。也因此，大學與社區之間如何建立起緊密的連結與合作關係，正是師生們在進入社區的過程中，需要正視且面對的事情。

三個店家的老闆，在萬華實踐個人理想的過程中，除了秉持最初的信念，行有餘力，不忘連結社區的人事物，創造更多「共好」的契機。問起他們對於青年學子想做社區營造，或是進入社區服務有何建議，他們不約而同提到要從「了解」與「尊重」開始。

辜凱鈴覺得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要了解自己想做的是哪部分，可以先參加有興趣的組織活動，或是參與志工，再考慮是否加入。張智豪則是建議，做這件事要有耐心，投入之前必須先了解地方的風土民情及文化背景。蔡寒筠認為，無論是要做社區營造或社區服務，人跟人的關係必須先建立好，前提是必須尊重不同人的想法，而不是自己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樣，就要朝著這個方向走，重點是如何透過不間斷的溝通、討論，進而達成共識。

其實，每個社區都有各自存在的問題與先天條件，在進入社區前，事前功課若沒做足，僅憑一股熱情，往往因為不了解當中的細節與複雜的人事利害關係，因而處處碰壁。無論是在地人士或是外部組織，對於想為地方社會貢獻心力的人而言，如何找到適切的合作關係與切入點，進而創造社區共好精神，是需要不斷重新思考的問題。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邱劍英攝。

近幾年興起一股新的青年返鄉／移居或投入在地產業復振的浪潮，儼然成為一種另類的社會運動，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若從1990年代以降算起，這一波青年投入在地的風潮可被視為第三波運動，而且他們的特徵、模式與前兩波浪潮有明顯的不同。

青年投入在地的三波浪潮

台灣第一波青年返鄉潮主要是在1990年代。在解嚴的時代背景下，他們返鄉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透過重新認識及參與在地事務的過程，重新建立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認同。因此他們關懷和參與的重心，主要聚焦於非營利性的事務，對於如何將地方文化轉化為經濟產值並不熟悉，也並非其關心重點。

第二波青年返鄉潮則是在2000年之後，921地震對許多在地產業活動造成巨大破壞，地方產業又因外移加速而面臨轉型困難或凋敝危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政府啟動多項社區培力及產業重建的工作，包括農村再生計畫，提供返鄉青年最低收入保障來召募青年回鄉；勞動部方面則有多元就業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協助青年投入地方。各縣市政府亦推出多項針對青年回鄉的經濟支持，「政策誘因驅動」促成了第二波的青年返鄉熱潮。

第三波青年投入在地運動，則大概是自2010年之後興起，至2015年出現高峰。造成此一趨勢的可能因素相當多元，例如參與學運或社會運動的青年轉入地方紮根經營、地方政府積極推動青年創業、都市高房價迫使青年返鄉或移居非都會地區、個人追求新的生活價值及風格、照顧長輩的家庭因素……等等。這一波新興起的青年投入在地運動，不論是經營特徵或模式，都與前兩波有明顯差異。

第三波青年返鄉時做些什麼？

比如說，由「政策誘因驅動」所形成的第二波返鄉青年浪潮，由於政府刻意引導他們加入在地社群、共同推動在地產業，所以主要的投入模式是加入在地社造或產業組織，例如接受政府就業補助而受雇於當地。因此，這群人投入的工作，主要以配合執行既有社群領導者的意志為主，例如協助撰寫申請政府補助案的計畫書及負責後續執行工作，能夠依照自己想法來發揮的空間相當有限。

而第三波青年多數並非源生於既有的社造系統，對於在地文化或價值的認知、社群網絡關係營造、文化事務與產業推動等，在想法和策略作法上，也與既有的社群不完全相同。他們的活動特徵包括：注重營利與非營利目標的平衡、比起小範圍更在意跨地域的社群營造、常會為既有文化發展出新價值或新特色、具備較強的創意及行銷能力（如社群媒體行銷）、與國際交流等等。這些特徵多半與過往在地社造或產業組織的投入模式有所差異。

第三波青年的「跨界」特色

歸納來看，第三波青年投入在地的模式帶有明顯的「跨界」特徵，包括跨新舊在地文化的結合、跨地域別的社群關係營造、跨產業的經營活動、跨領域的創意行銷能力及實踐等等。而他們之所以產生「跨」的特徵，主要與他們力求在地生存與發展有關。

首先，跨地域別的社群營造，有助於他們連結各種可能合作的資源與人脈，同時也有助於開發具相同價值認同的消費客群。其次，跨新舊在地文化的結合、跨產業的經營活動與跨領域的創意行銷，都有助於創造出與既有產業活動的差異化經營，進而降低與在地社群的利益衝突，同時也讓在地社群看見既有產業的新出路和發展可能。

例如，許多青年會把老屋或舊建築改造成為複合式經營空間，並扮演串接在地產業社群與外部消費社群的連結平台；常見的模式是將老屋或舊建築改造之後，作為民宿、餐飲服務、在地文創產品實體銷售平台，同時搭配在地小旅行、在地資訊中心、出版地方誌等體驗方式，協助外部消費社群認識及接觸當地，爭取價值共鳴，進而建立生產者及消費客群間直接且持續的互動和支持關係。因此，注重跨地域的社群關係營造，不僅可以爭取外部資源合作，同時更是建立消費者價值認同及忠誠度的重要策略。

然而，這種以「跨」為主要特徵的投入模式和策略，不僅呈現了其涉入文創產業主要以複合領域經營為主，同時也隱含了這些在地青年經營活動背後面臨了一些課題與限制。

他們面對的挑戰與限制

未解的課題與限制，主要與目前青年投入在地的模式有關。

首先，許多青年由於初期與當地產業淵源不深、對產業發展模式不熟悉，因此投入模式多半以產品設計包裝和創意服務為主（包括在地文化觀光、事件策劃、網路行銷等），對於產品本身的研發則受限於本身能力和資本不足而較少投入。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包裝設計不同、但產品內容雷同度高的現象，不僅可能衍生同質競爭的問題，也可能壓縮其獲利空間而難以持續。

第二，目前青年投入在地多採複合經營或跨產業經營，這些業務和產業領域皆有各自所對應的既有規範，在地青年要面對的法規遵循和調適成本也因此相對較高，甚至因此限制了某些活動的開展。以目前常見的文創旅行、農產品加工行銷、文創餐飲及創意市集等為例，就涉及了交通及觀光、農政、衛福、地方政府都市計畫等相關法規。這些因素可能都不利於在地青年的事業經營。

例如，在地青年經營文創旅行，就觸及交通與觀光政策（依照《旅行業管理規則》，文化觀光業務需有旅行社執照，而取得旅行社執照需要龐大資金）；開立民宿，則會面臨地方政府都市計畫的區域管制（依照《民宿管理辦法》，都市計畫區限制具歷史意義之老舊建築改為民宿，而影響在地文化觀光的資源及推展）。除此之外，更有部分措施會對在地青年的事業經營形成資源排擠與挑戰，例如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也會舉辦免費的在地小旅行活動。這些都反映了目前政府缺乏整體上位政策目標和配套策略的規劃。

這些目前未解的課題與限制，已讓我們觀察到，第三波青年下鄉浪潮在2015年達到高峰後，2016年青年投入在地的新案例已有退潮跡象。如何解決這些課題與限制，考驗著在地青年與政府的智慧。

「你們是棒球隊的嗎？」一個怪哥哥趨前跟幾個在海邊打棒球的小鬼搭訕。

「沒有耶！」「那我幫你們組好不好？」怪哥哥和小鬼們完全沒想到，這個無厘頭的對話，讓新城這個位於花蓮市區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必經之路，過去以七星潭聞名的小鄉鎮，在這幾年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已經在地方創生圈闖出一番名號的胡文偉，其實一開始的創業並不順利，不過他在這段時間交的朋友和學到的經驗，也為他後來的路奠下基礎。

胡文偉這個名字在近年來的地方創生圈很響亮，也時常受邀四處分享經驗，但一開始他其實只是單純想替這群花蓮的孩子找個可以穩定打球的地方，而他一開始的創業並不順利，不過他在這段時間交的朋友和學到的經驗，也為他後來的路奠下基礎。

答應小朋友們之後，胡文偉找上新城國小校長，兩人理念一拍即合，棒球隊如火如荼開始籌備。其實新城國小棒球隊過去是花蓮強隊，不過在90年代因故解散，到了2015年，才在胡文偉努力下復隊，但是胡文偉一開始其實並沒有教練資格。「我是全台灣最不會教球的教練，但那又怎麼樣？不會就去學就好了啊，沒有什麼事情是一步到位，一定要先開始才有機會完成。」 雖然名為棒球隊總教練，但從來沒有支薪過的胡文偉跟著小朋友一起學習摸索，才讓球隊逐漸走向正軌。成軍第二年就拿下花蓮縣第二名，還代表花蓮參加全國比賽，簡直是好萊塢的勵志電影。

而讓胡文偉一砲而紅的「練習曲」書店，則是棒球隊的副產品，這間「不賣書」的書店，緣起於胡文偉希望能有個空間陪伴小球員們寫功課。相較於都市學校，新城地區的學生的單親、隔代教養比例都偏高，「很多小球員放學沒地方去，就跑來我家，結果人越來越多，剛好附近有工寮，我就租下來改造，讓弟弟們放學來寫功課、吃飯。我的書很多，朋友也陸續寄來書，校長把家裡閒置的鋼琴搬過來，有人送來咖啡機，然後營運模式才慢慢出來。」胡文偉也坦言，有一些開書店的朋友對於不賣書的做法感到很吃驚，因為書店已經是不賺錢的產業了，竟然還不賣書，這樣到底要怎麼收支平衡？

這間「不賣書」的書店，緣起於胡文偉希望能有個空間陪伴小球員們寫功課。

胡文偉和太太每天都細心準備20人份晚餐，力求讓小球員吃得營養均衡。

但胡文偉認為，既然書店本來就不賺錢，就不要想靠書店盈利，書店對外開放後，附近的修女、地方阿姨、叔叔都來借書，「書就是要有人看才有價值，不然台北很多百貨公司裡擺著書都沒人看，真的很可惜」。有人借了書不還，但也有人借了一本書，還了好幾箱回來，現在書反而越來越多。「我沒有想賺錢，所以可以打平開銷就好。」但胡文偉也坦言，這波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書店生意，導致書店收入直接砍半，不過樂天的他還是搞笑說「快餓死的時候就去找朋友幫忙呀，沒錢的時候小朋友就跟著我吃差一點，日子還是可以撐下去。」話雖然這麼說，他和太太還是每天都細心準備20人份晚餐，力求讓小球員吃得營養均衡。

練習曲書店也用「以工換宿」的方式徵求書店店長，有一個美術專長的大學生跑來應徵，用插畫繪製了60多幅附近各景點的作品和新城村的街景地圖，讓這個社區開始有了可愛溫暖的氛圍。申請來當店長的人有園藝師、醫生、歌手、工程師，有人來度過職場轉換期，有人想要來休息，有的人則是喜歡跟社區的居民交流，有的人停下來思考人生轉捩點。「我們想要跟外地人交流，讓他們知道花蓮的美好，知道花蓮是一個適合停留、思考的地方。」

而隨著來吃飯、寫功課的小球員們越來越多，書店空間也有點不足，胡文偉在2019年又整理出另一個老宅，改造成「野球食堂」（好好吃食堂），成為小球員們吃飯的空間，可愛文青風的裝潢也意外讓食堂成為網友到新城的「ig打卡聖地」。胡文偉夫婦精選了在地食材，在食堂製作冰品和甜點，收入用來支應球員們的食宿開銷。他們還另闢「野球宿舍」，請來兩個從前也受到胡文偉照顧的「哥哥」，陪著弟弟們練球、吃飯、寫作業，像大家庭一樣生活在一起。

不同於其他棒球教練，比起球技，胡文偉更重視球員們的品德和五育均衡，要求球員們不能偏廢課業，平常一有空就帶著球員逛博物館、美術館，培養他們對於各種事物的興趣。「這些被他照顧的孩子們有的變成了廚師，有的當了警察，有的想要教棒球。如果因為我帶著他們四處跑，讓他們發展出棒球以外的興趣，那也很好。因為有興趣才能支撐一個人繼續往下走，像我就是這樣，棒球就是我的興趣，透過棒球我認識了很多人，進而產生其他想做的事情，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來「練習曲」打工換宿的大學生，發揮了自己的美術長才為附近各景點，繪製60多幅的作品和新城村的街景地圖。

胡文偉像個陀螺轉個不停，他最近又馬不停蹄地整理出兩個空間，一個即將變成畫室；另一個會成為育成中心和餐廳。「我的夢想是讓大家可以來這邊免費畫畫！」如果是一般人要說這句話，可能有點狂妄，但身兼（沒有薪水的）棒球教練、（不賣書的）書店老闆，胡文偉或許真的有一點底氣能許下這種願望。採訪到尾聲，胡文偉說，他要去跟兩個以前曾經加入棒球隊的弟弟聚餐，弟弟們特地回來幫他整理舊房，平常在台北工作的油漆師傅鄰居也過來替新空間上漆，燈具和擺設則是由在台北當球員經紀人的朋友負責，在這個斜槓接著斜槓又一個斜槓，不知道到底要叫他教練還是老闆的人手底下，改造後的老宅不斷的出現在新城的散步地圖，串起了這個小鄉鎮的文化復興計劃。在幾十步之遙的距離，還有「懷舊曲」黑膠唱片館；知名的「佳興冰菓室」；宛如掉入宮崎駿卡通，綠意盎然的「新城天主堂」；電影盛夏光年的場景「新城照相館」。

「其實我都跟想要走社造或地方創生的朋友說，資產管理很重要！」看似隨性的胡文偉突然正色講出「資產管理」，看似有些違和。他解釋說，很多人有很好的構想，但是如果沒辦法有適合的空間發揮，就只能白搭。因此他每次擔任講師時都會提醒大家，如果看到不錯、有潛力、價格合理的空間，就要先花點心思整理出來，並且和屋主簽訂長約。不然，就實際面而言，一旦房租上漲，很可能過去投注的心血都會在一瞬間化為烏有或得重新來過。

職棒選手高國輝、張正偉、蔣智賢。

「我最近取得的台電宿舍老屋，未來將會改造成為育成中心。」胡文偉一講起新的計畫就眼睛發亮，一旁的黃狗也跟著汪汪叫了兩聲，像是在替胡文偉的新計畫助陣。「我們想要邀請適合的師資來偏鄉替需要的團隊上課，不然在花蓮，大家要跑去外面上課，其實是有難度的，如果能把好的師資請到小村莊來上課，像是美感設計、商品包裝、社群媒體經營這些，有個空間可以讓大家提升自己的能力、做深入討論，效果會比較好。我們先把自己弄好，就可以吸引到更多有共鳴的人進來。」對於很多人問「資源哪裡來？」胡文偉則是認為，「先做下去」，資源就會慢慢進來，認同你的人也會過來幫忙。此外，很多私人企業和慈善基金會提供相關的競賽和獎金，可以讓有志者圓夢。他自己一開始在申請這些競賽時也並不順利，不過慢慢在錯誤中修正，「後天還有個審查，希望可以順利爭取到資源，新城村的古蹟和氛圍，我會努力保存，也許結果不一定能盡如人意，但總要無愧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