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在中國人大常委宣佈修改當地選舉辦法後兩個多月，三讀通過修改當地選舉辦法，被批意在大幅提高反對聲音進入議會的難度。

張茱迪將仇視亞裔情緒飆升，歸咎於將中國視為威脅的政治語言。她告訴法新社：「我認識的每一個亞裔人士都受到騷擾或攻擊。我們被唾棄、辱罵、怒視，人們看到我們還會躲開。」

亞特蘭大三家按摩水療館十六日發生血腥槍擊案，造成八人喪命，其中六人為亞裔女性。在亞特蘭大，示威者揮舞的標語寫著「別再把中國和中國人妖魔化！」另外有標語寫著「向反亞裔種族主義恐怖行為說不！」

華府唐人街有百人示威，高舉標語寫著「我不是病毒，也不是敵人，而是華裔美國人。我愛自己的種族背景」。

《中央社》報導，洛杉磯韓國城奧林匹克大道五百公尺的路段上聚集數百名各族裔人士，高喊「停止仇恨亞裔」。遊行終點的舞台前，韓裔青少年敲打傳統大鼓，伴隨全場歡呼，人群中各色標語出籠，可看到中華民國國旗。

代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洛杉磯分會到場的副會長吳兆峯拿標語表達「台灣人支持停止仇視亞裔」。他說，自小移民美國卅多年來，第一次看到亞裔如此團結。

《中國時報》報導，在賓州費城，數百人聚集在富蘭克林廣場，手持「不再沉默，停止暴力」、「共同反對種族暴力」等標語，高喊反歧視口號。活動主辦單位批評，主流媒體報導中美關係和新冠疫情的方式，助長了美國國內的反亞裔情緒。伊利諾州芝加哥市也有超過65個亞裔美國人組織參與抗議活動。這些組織向政府提出5大要求，包括保護唐人街的安全、設立歧視行為舉報網站、立法保障亞裔權益等。

中國駐美使館也特別提醒在美公民，務必加強安全防範，警惕針對亞裔的歧視和暴力。遭遇此類情況務必保持冷靜，妥善應對，儘量避免發生口角和肢體衝突，確保自身安全。如遇暴力行為和安全威脅，可立即撥打報警、求助電話。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亞裔遭遇的仇恨犯罪大增，雖然總統拜登設法支持亞裔，包括禁用中國病毒等說法，但亞裔民權人士認為，美國與中國衝突擴大，恐怕會助長仇視亞裔情緒，針對亞太裔的仇恨事件更會增多。

蓋洛普三月民調顯示，有四成五美國民眾認為中國是美國當前最大敵人，相形之下一年前只有兩成二；視俄國為最大敵人者僅有兩成六。民權組織「亞美公義促進會」執行長楊重遠說，與外國發生地緣政治緊張，經常引發美國國內社會強烈反應，對亞裔社區尤其如此。

來源：聯合報、中國時報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外長會議在此同時宣布，就新疆人權問題制裁四名中國官員以及新疆公安局，這是歐盟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首次制裁中國。由於歐盟已有長達32年未有制裁中國動作，加上中歐在2020年12月底才方達成投資協定，使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更受關注。

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週一在一份聲明中說：「在日益受到國際譴責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在其西部新疆地區犯下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他還說：「美國再次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以及新疆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成員的鎮壓，包括釋放所有被無端關押在拘禁營和拘留設施的人。」

在歐盟宣布制裁中國後，中國隨即進行反制。中國外交部22日表示，歐方此舉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中歐關係。中方宣布，對歐方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資訊的十名人員和四個實體實施制裁，相關人員及其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他們及其關聯企業、機構也已被限制同中國進行往來。

中國外交部並敦促歐方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反躬自省，糾正錯誤，不要再以「人權教師爺」自居，不要再玩弄虛偽的雙重標準，不要再四處干涉別國內政，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中方將做出進一步堅決的反應。

來源:紐約時報/中國時報

通宵開庭 控方反對全部被告保釋

47名被告（見表）全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暫毋須答辯，惟由於提堂人數眾多，案件原定上午11時開庭，最後延至下午4時才正式審理（見另稿）。控方反對全部被告保釋，總裁判官蘇惠德審理案件逾9小時，至今日凌晨1時本報截稿前聆訊未完，未有保釋決定。

據了解，控方指控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和吳政亨合作，串謀其餘42名被告，透過「35+」初選在立法會選舉奪取大多數議席，以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根據《基本法》第50條解散立法會，以及令特首因立法會解散，以及重選的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而根據《基本法》第52條辭職。

指「三投三不投」指示選民投票

至於各被告角色，控方形容，戴耀廷透過在《蘋果日報》和個人facebook專頁撰文，提倡民主派初選「35+」的計劃，形容計劃為「大殺傷力憲制武器」，其後亦提出「攬炒」的議題。區諾軒其後與戴合作，趙家賢和鍾錦麟亦透過民主動力協調候選人、推廣眾籌、招攬義工，以及安排相關物資。吳政亨則發起「三投三不投」行動，指示選民應投票支持哪一名候選人。其餘42名被告則參加初選，及同意提倡戴耀廷和區諾軒方案。

控方將「串謀計劃」分為3個階段，分別為宣傳「35+」和「攬炒」方案，以及與各方協調；安排推廣和物流工作、發起眾籌，以及制定協議；以及在國安法實施後，遵從初選的目標和結果。

在首階段，控方指稱戴耀廷在國安法生效前，發表〈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齊上齊落 目標35+〉等文章，區諾軒其後在訪問認同「35+」能取得更好的談判能力，爭取「五大訴求」或達至「攬炒」，並與戴於去年4至5月舉行協調會議。

第二階段，控方指稱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和鍾錦麟舉行記者會公布初選計劃，及呼籲大眾透過眾籌計劃捐款，吳亦曾轉帳13.5萬元予蘋果日報有限公司，作為宣傳初選頭版廣告費用。控方又指稱，根據警方後來從趙家賢辦公室搜出的初選提名表格，參選者須簽署聲明，以及繳交1萬元按金。

搜初選提名表格 參選者簽聲明

控方又指稱，梁晃維、張可森及鄒家成於去年6月9日發起「墨落無悔，堅定抗爭，抗爭派立場聲明書」的網上聲明，有20名被告曾簽署，以及在個人facebook專頁發布，例如袁嘉蔚、黃之鋒和朱凱廸等，另有8名被告簽署聲明，但沒對外發布。公民黨和新民主同盟的參選人亦有簽署有關聲明，但只有公民黨在facebook發布聲明內容。

最後一個階段，戴耀廷、區諾軒和香港民意研究所兩名職員舉行記者會，解釋「35+」方案，以及投票安排。控方表示，初選最終在去年7月11至12日舉行，全港共設251個投票站，並收集超過61萬張選票。

圖片來源：明報官網

除此之外，一名84歲的泰裔老翁拉塔納帕迪（Vicha Ratanapakdee）1月28日早上散步時遭到19歲的兇嫌推倒在地，經搶救後宣告不治。

層出不窮仇恨犯罪　引爆亞裔及非裔社群關係緊張

根據非營利組織「停止歧視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API Hate）統計，從2020年三月到12月底，全美共收到至少2808件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或犯罪，其中有126件受害者年紀超過60歲以上。在這些案件當中，肢體暴力佔約8.7%、刻意咳嗽及吐痰的行為有6.4%、故意迴避有21%，口語騷擾佔最大宗，約有70.9%。

在受到攻擊的族群方面，有40.7%的受害者為華裔社群，為最大宗，其餘受害者包含韓裔、越南裔及菲律賓裔社群，他們也遭遇到工作上的歧視。從地域上來看，加州佔的比率最高，有43.8%，其次則是紐約洲，有13%，再來分別為華盛頓及伊利諾伊州 （Illinois）。《美國廣播公司》（ABC）引述Stop AAPI Hate創始人Connie Wun博士，表示這些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們不太會訴說遭遇到的暴力問題，也不太想造成他人的麻煩」這樣的想法讓許多人想要回國，因為他們並不想成為社群的焦點。

Connie Wun表示，很多亞裔年長者嘗試過融入這個國家，但最後則往往受到挫折。而在歷史上亞裔社群也和非裔社群有過暴力衝突，最著名的一次是1992年洛杉磯暴動，非裔男子遭警察以交通違規為由攔下毆打，引發暴動，造成洛杉磯53人死亡、600多人受傷，超過上萬人被捕。

層出不窮的仇恨行為也引發亞裔和非裔社群的緊張關係。《衛報》指出，在這些案件中有些是非裔人士所為，因此有些人將矛頭直指非裔社群而非經常高唱仇恨言論的政治人物，部分亞裔美國人甚至在缺乏明確的證據下將仇恨行為怪罪到整個非裔社群上。舊金山灣區倡議者、奧克蘭市議員法夫（Carroll Fife）表示，在美國亞裔人士經常會被認為「非我族類」而感到困擾，但不能用種族主義來對付種族主義。美國亞裔及非裔社群也譴責這類論調並呼籲團結對抗種族主義。

儘管如此，部分亞裔美國人認為，雖然美國社會會討論亞裔人士所遭遇的種族攻擊，但往往多會被拿來當作反對黑人種族主義運動的教材；也有人認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的訴求，認為政治化並無法解決問題。而目前亞裔及非裔社群的倡議人士正致力於平衡雙方在仇恨犯罪受害者議題上所產生的對立，共同目標為對抗美國國內種族主義、增進彼此理解及團結。

根本之道在於尋求種族主義的根源 強調對話勝於對立

《衛報》報導，美國倡議組織、學術圈認為根本問題應是在於白人至上主義，這是造成種族對立的癥結，壓迫所有非白人群體。白人至上主義也創造出少數群體神話模式，將亞裔及其他族群按照層級加以區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政治學家金（Claire Jean Kim）則認為，白人至上主義並非造成亞裔和非裔社群對立的源頭，而是反黑人現象（anti-Blackness）。

金指出，所謂的「反黑人現象」指的是黑人以外的族群能被提拔到高位，從而使得黑人落於最底層，其中亞裔美國人處於「既非白人也非黑人」的處境當中，造成亞裔社群非裔社群之間出現結構性的鴻溝，因而不斷造成衝突及危機。在中國城攻擊事件後有超過40個亞裔組織發布共同聲明，承認亞裔及非裔社群都需要社群教育以及創傷治療以讓雙方更人性化而非汙名化或尋找代罪羔羊。

即使如此，要如何改善亞裔、非裔人士遭到歧視的問題仍有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強化見警率以改善治安問題，而非裔社群的成員則擔心警察暴力執法的問題。

香港警方在周三（1月6日）清晨開始的行動中，拘捕了53人，他們多有參加去年的初選，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胡志偉、鄺俊宇、楊岳橋等。另外，負責舉行初選的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被拘捕。

其他目前已知被拘捕的包括劉頴匡、袁嘉蔚、何桂藍、梁晃維、范國威、朱凱廸、岑敖暉、黃子悅、伍健偉、馮達俊、王百羽、林卓廷、尹兆堅、鄒家成、張可森、梁國雄、岑子杰等人。此次抓捕是國安法實施以來，被捕人數最多的行動，多名被拘捕人士自己發佈的視頻顯示，參與上門拘捕有香港國安處警員。

警方在同一天據報拘捕了在香港工作的美籍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他是參與協調民主派初選的「民主動力」的司庫。

香港媒體引述消息指，拘捕行動與部分候選人競選時聲言要阻撓香港政府施政有關，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2條第三款的規定。根據此法，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中央或香港政府機關履行職能的行為，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可以無期徒刑。

早前因為另一案件而被判囚的黃之峰，據報也因為這次案件在監獄中被警方問話。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對媒體表示，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以歹毒計劃」希望癱瘓香港政府的運作，警方的行動是必要和必須。他又認為如果計劃成功，香港社會、經濟和民生都會受到極嚴重衝擊和破壞。

香港民主派同一天召開記者會回應事件時批評說，香港當局的做法等於褫奪市民的投票權，又形容事件「荒謬至極」，呼籲公眾不要以為妥協的話，北京政府的態度就會軟化。

李家超形容警方此次是拘捕「顛覆國家政權活躍分子」，相關者「圖謀以歹毒計劃癱瘓特區政府」，通過「攬炒十步曲」、「35+」，通過他們協定的初選，取得立法會過半席次後，「不顧一切，只一心否決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令特首下台，特區政府停擺，令政府不能履行職能」。

李家超表示，「攬炒十步曲」提及以大規模街頭暴動和其他手段，讓香港「攬炒」（意指玉石俱焚），相關行動是有組織和有計劃讓香港陷入深淵。如果「歹毒」計劃得逞，將讓香港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警方的行動是必要和必須的。

李家超並強調，港府絕不容忍顛覆國家政權罪行，此罪行嚴重，港府定會迎頭打擊、嚴厲執法。

香港文匯網指出，去年7月11日至12日，香港民主派一連兩天舉行立法會「初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時就曾警告，所謂「初選」的目的，如果是達到「35+」選舉結果，目標是阻撓港府所有政策，就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中顛覆政權罪行。

林鄭月娥當時還表示，大家有權投票，但選舉必須公平公正，不容許任何做法干擾立法會選舉，而香港選舉制度沒有初選機制。

香港民主派就原定去年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於2020年7月11至12日舉行所謂的「初選」，希望透過初選程序來確定由誰代表參與立法會選舉，以確保能獲得過半數席次，亦即超過35席，也就是俗稱的「35+」。從而對香港特區政府施加更大壓力，迫使港府回應「五大訴求」。這項初選據稱有61萬人次投票，但並不具法律效力。

達到威嚇效果

另外，警方今日上午也到數家香港媒體辦公室派送要求索取文件的法庭命令，包括《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和《獨立媒體》，警員沒有進入這些媒體的辦公室搜查。命令內容據報是要求這些媒體提供有關民主派初選組織聯絡人等資料。

根據《立場新聞》的直播片段，警員表示需要對方協助調查一宗涉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香港媒體引述《立場新聞》的總編輯鐘沛權說，目前正就文件內容尋求律師意見。

警方也到去年主辦初選的香港民意研所辦公室搜查。研究所負責人鐘庭耀據報收到警方電話，要求他周四（1月7日）到警署協助調查。研究所副負責人鍾劍華說，去年參加初選選民的資料早前已經按原定計劃銷毀，又形容警方的行動是要「達到威嚇效果」。

《港區國安法》自去年6月30日實施，香港民主派之後在七月中按原定計劃舉行初選，以決定派出哪些人士參加原定去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當時有約60萬人參加投票。

勝出的民主派參選人大多支持在議會中採取更激烈抗爭，他們希望得到過半數議席「35+」的目標，即獲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增加民主派在關鍵議程上的談判籌碼，並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議案等方式來迫使香港政府做出更大的讓步，遭到港府和中聯辦批評。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時警告，如果初選人士目的是阻撓政府所有政策，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中聯辦發言人譴責民主派初選，形容此初選是「非法」，並指控「反對派少數團體和頭面人物」有「外部勢力支持」，點名批評協調初選的香港大學學者、「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指他目標是奪取香港管治權，想上演港版「顏色革命」。

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在同一天向傳媒指出，審議立法會財政預算案的確是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但被捕人士聲稱不論議案內容如何都會否決，這是「最大的問題」，認為看待這宗案件時應看全部的事情和行為最終的意圖。他又透露警方已經凍結了與案件有關的金錢，涉及約160萬港元（約合20.64萬美元）。

他強調警方不會對去年初選當天參加投票的市民作出刑事調查。建制派議員周浩鼎回應事件時也說，他認為大多數投票的市民沒有組織或進行違法行為，未見他們有觸犯法例。

香港中聯辦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以及將有策略組織或實施癱瘓政府的涉嫌違法人員與一般受誤導參加所謂「初選」投票的民眾區分開來，相信市民能夠看清戴耀廷等人險惡居心以及對社會的危害，共同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整體利益。

在北京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警方的行動是必要的，並補充稱特區政府絕不容忍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但行動也引來多方批評。其中，早前獲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社交網站說，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動是「針對那些勇敢地推廣普及權利人士的攻擊」。他又說拜登和候任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賀錦麗）將會「與香港人站在一起面對北京對民主的打壓」。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也發表聲明形容，拘捕行動顯示這是國安法作為「打壓膽敢挑戰政權的武器」至今最強烈的證據。

我國陸委員會就指，香港警方的行動令香港從「東方明珠」變成「觸目驚心的東方煉獄」。

總統蔡英文晚間在臉書發文，國際民主陣營團結發聲 勿讓香港自由消失，她表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融入國際社會，對世界做過許多承諾，無論是所謂不稱霸、不擴張，或是遵守各種國際組織的主流價值和遊戲規則，都是中國曾經承諾的事情。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表示，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立場，也長期關心港人的處境，特別是這一兩年來，香港的自由與民主的確讓人感到憂慮；他呼籲北京與港府，在處理香港的民主自由等事情上，應特別謹慎、包容，不要破壞或限縮香港未來發展自由與民主。並呼籲北京，要能夠得到人心，才能夠長治久安，任何破壞言論自由，傷及個人自由，有礙未來香港民主的事，國民黨都不樂見。

台灣民團籲政府升級援港政策，台灣多個公民團體今天呼籲台灣政府制定「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以明確法制逐步升級援港政策。

聯合聲明提出3項訴求，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應立即廢除國安法，並釋放所有因國安法入罪之人士；歐盟與歐洲議會應暫停並重新審視歐中投資協議，正視香港國安法對歐中投資與貿易造成的風險與負面影響；台灣政府應制定「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以明確法制逐步升級援港政策。

有參加去年的初選、目前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民主派人士羅冠聰在社交網站批評，香港當局根本無法確定所有參選人都認同以否決議案方式阻撓政府施政的做法，又指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設計容許的做法，形容香港當局的說法「錯漏百出」，是為了製造「政權就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形象。

港警大舉拘捕民主派 中歐投資協定恐現陰霾

《聯合報》報導，日前才剛完成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BIT），未來能否順利獲得歐洲議會通過，恐因港府6日的行動增添新變數。

羅冠聰等三人針對香港警方6日的大搜捕行動，表示極度憤慨和強烈譴責。聲明稱，「今次打壓再一次證明了香港的一國兩制在中共威權下的淪喪，完全無視初選背後有60萬名香港人的民意支持。今次大拘捕近乎涵蓋整個光譜的民主派人物，可以堪稱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打壓。」

「明顯地，政權希望消滅香港所有的異見聲音，將整個民主派陣營連根拔起，並以國安法寬鬆的入罪準則製造白色恐怖。」

羅冠聰等三人並呼籲各國政府，「馬上採取實際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制裁需要為此負責的官員和暫緩與中國落實任何經濟共同協議。」

羅冠聰表示，中歐投資協定需要歐洲議會批准才能正式生效，這次大搜捕可能直接影響協定審議進度。目前已有多名歐洲議會議員相繼就香港問題發聲，包括在歐洲議會擁有62席的ECR副主席Anna Fotyga。

Anna Fotyga除譴責港警這次大搜捕行動，促請歐盟制裁港府相關官員外，並要求就中歐中投資協定展開人權風險評估，尤其是針對香港、新疆及西藏三地。

歐洲議會另一名議員Guy Verhofstadt也表示，這起事件反映中共不會因為簽署國際條約而變得公開民主，他促請歐洲議會絕對不能通過中歐投資協定。

紐約時報早前就曾指出，中歐投資協定未來要正式生效恐困難重重。原因之一就是歐洲議會中有一大派反對這項協定，理由是這項協定在阻止中國侵犯人權方面做得不夠。

來源：紐時、BBC、FT、經濟日報、中央社

黃之鋒在開庭前見媒體記者時呼籲大眾不要放棄社會運動；周庭對其個人可能面臨首次監禁感到不安，呼籲各界繼續聲援面臨更重罪名的其他抗爭者；林朗彥堅持稱，對於包圍警察總部抗議，他不感後悔。

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密切關注此次庭審，並以「亂港分子」形容三人，有網民跟帖，紛紛要求重判。外交部稱支持香港法院履行職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北京被記者問及此案時說：「你問的這個不是外交問題吧？我們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依法履行職責。」

周庭在開庭前說：「雖然我對諸多未知的未來，包括馬上的判決，會有諸多不安，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有許多比我們犧牲更多的『手足』們，也許正面對著更困難的處境。」

林朗彥說：「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市民的親眼見聞，還是國際專家所言，都顯示出香港警察的合法性已完全崩潰。包圍警總（警察總部）到底是罪案還是伸張正義，爭取民主的必要之舉，我相信香港人心裏早有答案。」

黃之鋒說：「面對《國安法》的打壓，白色恐怖的來臨，即使我們面對監禁，我們也不會放棄在這艱難時刻，呼籲香港人在這民主運動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貴的。」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分別被控什麼罪名？

24歲的黃之鋒，26歲的林朗彥，以及將於下週年滿24歲的周庭均為前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學民思潮」成員，「學民思潮」解散後一同過渡至政治團體「香港眾志」，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香港眾志」宣佈解散為止。當時林朗彥是該政團的主席，黃之鋒則是秘書長。

黃之鋒與林朗彥曾因其他示威案件被判刑，周庭則是首次被定罪，她在今年8月與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被指控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另案拘捕。黃之鋒與周庭剛於今年大學本科畢業，尚未出席畢業典禮。

三人認罪的這起案件發生前，多個網上團體向港府定出2019年6月20日傍晚為最後期限，要求撤銷《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釋放並撤銷起訴此前被捕之示威者、收回港府對6月12日警民衝突之「暴動」定性，並追究衝突期間警員涉嫌濫用暴力與濫權的行為。

香港警方於2019年8月底逮捕周庭與黃之鋒，林朗彥則於9月初返回香港入境時被捕。警方當時起訴黃之鋒「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周庭「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起訴林朗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案件於今年7月6日提訊時，周庭認罪，其餘兩人不認罪。裁判官於8月確定在11月23日開審，預計審至12月1日，並接納控方要求，押後至審訊完畢後才聽取周庭一方之求情，然後判刑。

但黃之鋒在審前一晚透過Facebook表示，他與林朗彥聽取律師意見之後決定認罪。裁判官星期一在法庭上接納兩人答辯，跳過審訊，只由控方宣讀案情，並出示證據。與此同時，控方提出對黃之鋒「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不提證供起訴」，變相撤回一項控罪。

控方宣讀案情指出，6月21日07:00起，示威者在與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相連的立法會綜合大樓聚集，至11:00，三名被告人出現，黃之鋒、林朗彥煽動群眾包圍200米外之香港警察總部，周庭則在旁參與。集結行為事前沒有取得警方許可，歷時15個小時，至6月22日03:00結束。

法庭上，主控官播放多段新聞影片，顯示黃之鋒與林朗彥以擴音器喊話，呼籲群眾從政府總部轉往警察總部，也顯示黃之鋒與周庭出現在警察總部外，曾向群眾講話，並接受媒體採訪。主控官還讀出黃之鋒在Telegram通訊軟件內一段對話，提及包圍警察總部安排。

周庭、黃之鋒、林朗彥一旦被判刑會帶來什麼影響？

目前身處英國倫敦的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相信，三人選擇認罪，是經過與法律團隊商討後得出，最符合三人利益的結論。

羅冠聰對BBC說：「他們不會因為身陷牢獄而被擊倒。」

「雖然（在《香港國安法》下）環境變得非常艱難，但仍有許多人堅持爭取民主，並把目光轉向國際戰線。」

香港屯門區議會民主派無黨籍議員巫堃泰與黃之鋒相識十年。他接受BBC連線採訪時說：「這次檢控無疑是當局，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當局，試圖滋擾民主派活動人士或異議人士的又一舉措，旨在讓他們閉嘴，或者在香港人之間產生寒蟬效應。」

巫堃泰對接下來的民主運前景不感樂觀：「因為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香港國安法》，抗議的升勢每況愈下，無法重振，老實說，更多家庭在考慮移民他處，尤其當英國『香港BNO簽證』從明年1月起接受申請之後。」

「北京無疑將認為這是一場勝利。黃之鋒過去一年在國際輿論場十分活躍，倡議外界制裁北京。北京也許會為他這次認罪而歡呼慶祝。」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者鄭宇碩教授對BBC評論說，「包圍警總」案與最近一連串抓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事件，均反映當局徹底無法容忍任何反對聲音，反映中國不會遵守「一國兩制」承諾。

「中國不幸地正面對著迅速惡化的國際環境，中國領導人似乎覺得已威脅到其存亡，不惜在國際形象方面付出代價，對香港實施打壓。」

在北京，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高志凱說，香港是個民主社會，「但沒有任何人可以透過暴力手段、無政府主義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來推動民主」。

高志凱不願評論這起案件會給中國國際形象帶來何種影響。他對BBC說：「我對於稱呼他們為『支持民主的倡議人士』有保留。他們過去12個月、過去數年的所作所為大力推動了香港的無政府主義和違法犯罪行為，許多港人受害。香港需要的是穩定和尊重法治，透過法治來推動民主，而非策動非法集會。這不為香港法治所容。」

高志凱還認為，英、美等國沒有資格代表國際社會評論「一國兩制」是否受到威脅，「國際社會必須包括我們14億中國人民」。他警告不要破壞「一國兩制」，「英國和美國應當尊重『一國兩制』，而非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11月11日中午，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決定出爐後不久，香港政府取消了楊岳橋等4名泛民主派人士的立法會議員身份，其餘15名泛民主派議員也隨即宣布總辭，以示抗議。

面對泛民的大動作，北京絲毫沒有退讓。北京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指他們的舉動是「鬧辭」，對抗一國兩制；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更指泛民是「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針對這次DQ（取消資格）議員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常委於前後兩次DQ中的機制並不同，2016年是「釋法」，而這次是「決定」，其中的變化，也隱含著北京處理涉港事務日益主動、彈性化的趨勢。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17日闡明，「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

所謂的「愛國者治港」，是出自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談話，他指「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不過，過去並未對「愛國者」作出清楚定義。而這次人大常委決定指出：宣揚支持「港獨」、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其它危害國安行為者，應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算是進一步定義出何謂「不愛國」。

一般認為，4名被DQ的議員，可能是因涉及「反送中」抗爭期間參與遊說外國。不過，DQ的標準也引發疑慮。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表示，部分議員赴海外遊說的行為，是發生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前，似乎暗示著DQ的理據可以溯及既往，「此例一開，所有的過去的言行都可以追溯，任意性非常大」。

DQ事件前，香港警方11月初也拘捕了8名涉及議會內衝突的泛民議員。馬嶽認為，整體來看，中央是要藉此讓泛民知道，自己可以牢牢地控制立法會，「就算你選上，我也可以隨時畫一條新的線，讓你離開議會」。

此外，除了取消議員資格，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畫高級研究員林緻茵更關注，本次人大決定是否將為立法會議員新增其他義務？

她指出，這次人大決定還引用了兩條中國憲法條文，分別是第5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以及第5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林緻茵說，這令人好奇，是否意味著議員非但不能從事上述4種行為，還要承擔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的「積極義務」？而一個立法會議員，又該如何履行這樣的義務，值得持續關注。

●京港看三權分立焦點各異 司法改革或提上議程

除了立法權，香港的司法體系近期也被推上風口浪尖。香港政府、港澳辦和中聯辦9月強調香港是「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的論點，引發議論。

林緻茵指出，其實相關的言論並非首次出現，2015年時任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一席「特首超然論」，也反映相似論點。

她分析，北京看待「三權分立」的重點和香港不同：香港社會強調三權之間橫向的制衡，北京卻關注對垂直的中央－地方關係影響。她說，對北京而言，「三權分立」隱含「分權」的概念，這不符合北京強調和香港是「授權」的單一制，而非「分權」的聯邦制看法。

她也說，北京強調「行政主導」，是著重於香港特首和中央的制度聯繫。

林緻茵認為，由於基本法明列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北京不至於反對這樣的架構。但與此同時，北京也強調，「行政主導」的地位不能受挑戰。

她說，如果「行政主導」是指港府的政策不能受到一點阻礙，那香港法院的「司法覆核」，可能就會被視為挑戰行政權。

馬嶽則認為，香港的立法權已經相當弱勢，因此中央強調否定「三權分立」，應是把矛頭指向司法權。

他說，近期一些親中報章時常攻擊法官輕判示威者、「縱放暴徒」，外界也關注，港府未來是否會用人事任命影響司法權。

現任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17日表示，香港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並指即使是西方國家，司法制度也要與時俱進改革，「並不影響司法獨立」。

這一席話令外界關注，北京是否已將香港的司法改革提上議程？而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何以存續，將是各界關注的重點。

●治港權力機制化 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環

港區國安法7月生效以來，外界感到北京急速收緊治港方針，然而，這個轉變並非沒有預兆。

林緻茵指出，宏觀來看，北京近年逐步將治港權力「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年強調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維相符。

她說，過去基本法提到一些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都只停留在概念化的論述，加上主權轉移初期，北京在一國兩制上的角色較為隱忍，並未積極治港。

但林緻茵指出，隨著2012年出現「反國教」運動、2014年爆發「占中」，中央擔心香港的社運「被外國勢力操縱」，成為「顏色革命的基地」，因此逐步將治港權力「機制化」，以確保在關鍵時刻可以直接對香港用權。

2019年底，中共19屆四中全會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指出，北京中央對香港擁有10項權力，具體化所謂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這些權力，目前正一一在香港落實。

因此，林緻茵強調，緊縮的治港方針並非橫空出世，只是「反送中」抗爭，和中美關係惡化，加速了它的進程。

從這個角度而看，「港區國安法」的誕生不是結局，而是另一個開端。

觀察人士對BBC中文記者指出，北京此時行動，與美國大選後政局有一定關係，中方希望試探民主、共和兩黨在短期內要如何應對香港問題。

中國人大常委會決議怎麼說？

「DQ」乃英語「disqualification」（撤銷資格）之縮寫，常用於體育競賽中撤銷選手資格。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對香港《基本法》「釋法」，對規範公職人員宣誓就職的第104條做出解釋，其後合共六名「港獨派」與本土派議員因此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格。「DQ」從此成為香港政治常見用語。

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人大常委會星期三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絶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本決定適用於在原定於2020年9月6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如遇有上述情形，均適用本決定。」

「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

人大常委會決議稱，這項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但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BBC中文記者稱，他認為這次舉措是北京自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對港「牢牢掌握管治權」以來一直部署的行動之一，有關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未來一兩年北京都將繼續高壓統治香港。

「比方說怎麼控制司法機構，使其服從性滿足北京的要求。網絡控制早晚也會出現。這都是餘下的工作。」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銳生教授對BBC中文分析說，由北京制定「標凖」，交香港執行，符合習近平式法治論述。「國際社會將響亮地表達憂慮，但會被無視掉。」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後稱，特區政府提請中國中央政府處理議員資格問題，是因為這牽涉到人大常委會8月份宣佈批准港府押後立法會選舉，以及全體議員延任的決定。全國人大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替香港特區處理了一個憲制問題。

林鄭月娥說：「從簡單的邏輯來看，一個不符合參選立法會議員法定要求和條件的人，自然都不具備出任立法會議員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林鄭月娥還指出，特區政府知會立法會，公告四人議席自7月30日起空缺，也就是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截止提名，選舉主任裁定12人提名無效當天。

被撤職議員：「光榮而無奈地引退」

四名被撤銷議席的議員中，楊岳橋、郭榮鏗與郭家麒均是來自公民黨，梁繼昌則來自政團「專業議政」；楊岳橋與郭家麒是地方直選議員，郭榮鏗與梁繼昌則分別是代表法律界和會計界的間接選舉議員。

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與梁繼昌在7月份報名參加原定9月舉行的換屆選舉競逐連任時，與另外八名新晉「抗爭派」人士被選舉主任DQ，稱他們「遠不能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但隨著中國人大常委會8月份批准特區政府以COVID-19新型冠狀疫情為由押後選舉一年，現屆議員全體延任，楊岳橋等四人繼而隨著大多數民主派議員留任。

特區政府發佈撤銷四人議員資格的公告後，郭榮鏗在議事廳外對記者們說：「只有光榮，絶無後悔。」

「我感謝過去一直支持我們的香港人，也感謝我過去所代表的法律界，一直都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團結、支持。」

郭家麒說：「也許大家會覺得今天是很黑暗的一天，但我自己看來，這是對我們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值得記住和思考的一天。」

「從去年『送中條例』（《逃犯條例》修訂案）到今年《國安法》的頒布，在議會內外，政權使用的無論是武力、警力，或是在議會內透過制度暴力，對許多民選立法會議員作出種種打壓，利用政治檢控將我們送上法庭，用盡所有方法去打擊香港……今天告訴我們『一國兩制』蕩然無存，但醜陋的相信不是我們四個人，任何人作出這個決定，得向歷史、向香港人交代。」

梁繼昌說：「今天可以說是一個傷感的日子，一個黑暗的日子，對於我來說也是個光榮的日子……我今天光榮也無奈地引退。」

「但是香港並未死亡，因為香港人會前仆後繼，繼續在這塊土地上保護我們的核心價值，保護我們既有的民主、法治、自由觀念。」

身兼公民黨黨魁的楊岳橋發言時首先提到，他是四人中資歷最淺的一人，感謝各界過去多年對其本人與公民黨的包涵和照顧。

楊岳橋說：「我對未來的香港仍然充滿盼望，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一批又一批有勇氣的香港人、有勇氣的年輕人，願意繼續為香港盡心盡力。」

DQ令醞釀過程

這次中國人大有意第二度主動DQ香港民主派議員的消息最先是在星期一（9日）傳出。數家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稱，11月10至11日在北京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將臨時增加議程，討論DQ至少四名議員。報道稱，這四名議員分別是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

同一時間，由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辦）直接控制的《大公報》與《文匯報》以頭版報道稱，民主派議員涉嫌違反誓言，「違愛國者治港原則」，又稱社會各界要求「盡快踢走攬炒派（玉石俱焚派）議員」。中國人大常委會唯一一位香港常委譚耀宗從香港機場出發前接受媒體追訪，稱近日留意到民主派議員通過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在每周例行全體大會上要求點算在席議員數目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拖延立法會正常運作」，並稱議員須根據《基本法》104條履行職責。

所謂「愛國者原則」，按照親北京媒體的說法，是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生前提出的三項原則，即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以「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為愛國者標凖，以及「不要求愛國者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到了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要求：「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被質疑立場親北京的網媒《香港01》報道稱，人大常委會除了研究循《基本法》第104條對付四名議員外，也不排除研究循《香港國安法》，以「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為理由，起訴四人「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旦被法庭裁定有罪，可被判處無期徒刑。

至於為何人大常委會在批准現屆議員延任一年時，沒有即時褫奪被禁止尋求連任的四名議員，《香港01》稱，這是要擺出一種政治姿態：「我已經給你機會改過自新，但你仍然執迷不悟，繼續拉布，DQ是你自找的。」

「拉布」一詞源於英語「filibuster」，原本專指美國國會中議員為了拖延甚或阻止法案通過，而發表冗長演說。近年香港建制派對民主派一切試圖阻止法案通過的手段，均將之形容為「拉布」。

曾銳生教授稍早前曾預測，人大常委會將不會讓四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立法會議員留任。他對BBC中文記者分析說，從北京的角度講，現在趁人大常委會例行會議採取行動，是個合適時機，顯得北京是按照「常規」行事，而最終形成涉事香港議員無法滿足當局要求的事實。

劉銳紹則認為，北京此前不一次過處理掉民主派議員，是為了在不同階段製造出不同效果。此前讓民主派自行決定是否延任，好讓民主派議員內訌，現在處理民主派議員，則可形成「掃垃圾出門」的效果。

自立法會於10月恢復運作後，迄今舉行過四次大會，其中三次因點算時人數不足而流會。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一被追問DQ傳聞時說，議員有權根據《基本法》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但民主派先後80次要求敲響點名鐘聲，「觀感如何，市民心中有數」。

梁君彥稱這四次會議所處理的議案並無爭議，質疑民主派拉布的理由。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則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態要修改選舉法律，讓身處中國大陸的香港居民能在大陸投票，因此民主派決定留任，盡力利用議會程序阻止該「惡法」闖關議會。

從前大會一旦流會，只能延至下周大會恢復辯論。但自2017年12月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後，如今立法會主席可隨時宣佈恢復會議。立場親近民主派的香港《蘋果日報》引述議會紀錄稱，不少建制派議員缺席。

林鄭月娥否認是因為四人參與拉布而對他們採取行動，但強調議員不能讓議會無法運作。

北京這樣做能怎樣測試拜登？

《蘋果日報》形容北京DQ傳聞是「北京突然『覺今是而昨非』」，並引述劉銳紹稱，此舉旨在試探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劉銳紹對BBC中文記者解釋說，這其實不單純是要測試拜登，而是整個美國。

「特朗普會否在現在仍然掌權之際加強對華政策，以致拜登上台之後，也不能一下子就改變局勢？另外拜登過去始終不在執政，因此在對華政策上表現溫和，例如反對對台售武。但隨著美中兩個摩擦增加，拜登不能獨自決定對華政策。無論他是否掌握實權，還是單純擺個姿態，現在都是測試他的時候。」

劉銳紹說，北京至今未祝賀拜登當選，是要告訴拜登，現在的氛圍已不再是他從前作為副總統訪華時那麼友善。

曾銳生教授不同意北京此舉是針對美國。他對BBC中文說：「無論誰是美國總統，其他人有何話說，中共都認為自己有一切權利在香港為所欲為。」

曾教授稍早前也曾向BBC中文指出：「關鍵因素是習近平想修理香港，這包括不讓反對陣營在原本的選舉中顯露光芒。」

泛民主派威脅「總辭」有何利弊？

選舉被推遲前，香港立法會尚有22名非建制派議員，其中三人選擇不接受延任而離職，餘下的19人星期一就DQ傳聞集體會見記者，強調要求點算人數符合《基本法》與《議事規則》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主派議員採取行動，他們將「義無反顧地總辭，強烈抗議DQ這個荒謬的決定」。

四名議員星期三被撤職後，泛民主派議員正式宣佈將在星期四（12日）集體辭職。身兼立法會民主派會議召集人的胡志偉說，林鄭月娥主動要求北京處理議員資格問題，破壞「三權分立」的制衡能力，等同宣佈「一國兩制」在這一天正式死亡。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星期二（10日）對總辭一說回應稱，不想見到立法會出現重大轉變。

不過，被香港媒體歸類為「激進民主派」的熱血公民黨直選議員鄭松泰，以及被歸類為中立的無黨派醫學界間選議員陳沛然，均表態將留任議員。鄭松泰說，以總辭作為政治表態如今已錯失了最佳時機。

2012年6月，香港立法會通過「替補機制」法案，要是泛民主派議員總辭，他們在緊接的六個月內將被禁止參選。但特區政府在人大常委會批准推遲換屆選舉至2021年9月時已表明，未來一年內即使有議席出缺，也不會舉行補選。理論上所有議員屆時均可重新遞交參選文件。

但這同樣意味著，在明年換屆選舉重新舉辦前，議會內將只剩下親政府議員。即使在1997年北京不滿英屬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之政改方案，「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從7月1日主權移交前開始運作至1998年6月底，當時60名議員中尚有四人屬於民主派。

曾銳生教授不同意泛民主派總辭。他對BBC中文記者說：「總辭這手段必須慎重使用，且要用在能達到的明確目標上。除非有一個可實現的明確目標，否則不應採用此手段。」

劉銳紹則擔憂，只剩建制派的立法會在未來這一年時間內，可能修改立法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遊戲規則」。然而即便如此，「沒有效果都得做，難道還留下來做花瓶嗎？」民主派各議員只能按照自身能力考慮去留，並自行承擔責任。

英國二度批評中方違反《聯合聲明》

英國外交部連續兩天發表聲明批評北京。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英國駐港澳總領館漢化名：藍韜文）星期三稱，北京此舉是「騷擾，窒息」香港民主派，損害中國國際形象與香港長期穩定，星期四再指責北京「明顯違反具法律約束力的《中英聯合聲明》」。

外交部亞洲事務國務大臣奈傑爾·亞當斯（Nigel Adams）星期四在英國議會下議院發言說，這是自1997年以來，英國第三次認定中國違反《聯合聲明》，也是過去六個月內第二次作出此判斷。英國外交部當天傳召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表達英方的深切關注。

歐盟星期四批評中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自治和政治多元構成沉重打擊，要求北京馬上撤回該決定。

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警告，華府不排除進一步對參與窒礙香港自由人員施加制裁。他批評「一國兩制」如今只是用來掩人耳目，為中共在香港實行一黨專政護航的「遮羞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少數幾個國家」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妄加指責」，「第一沒有資格，第二沒有道理，第三沒有市場」。

汪文斌星期四說：「我們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依法履職，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國家制度，這是國際的通例。在美國，國會議員必須效忠美國的憲法；在英國，任何人拒絶效忠英國女王，將無法就任議員。作為香港特區的公職人員，立法會的議員當然必須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對包括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違背誓言、背叛國家的行徑視而不見。」

「西方一些政客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雙重標凖。我們敦促有關人士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凖則，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包括香港事務在內的中國內政。任何對華施壓，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美國紐約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許田波對BBC記者評論說，北京這次驅逐民主派議員，加上泛民主派總辭，象徵任何形式的合法異議不復存在。她認為自12名泛民主派和新晉「抗爭派」人士被裁定參選提名無效開始，當局早已布置好今天的舞台。

許田波說：「即使他們今天不辭職，他們最終還是會一個接一個被點名。北京想要把香港議會變成中國人大，也就是個橡皮圖章。」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不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已走到盡頭，大多數香港群眾仍然堅定支持香港實現全面民主。

馬嶽教授對BBC記者說：「群眾滿腔憤怒，但他們的表達渠道受到打壓。媒體被操控，他們不能投票，也不能走上街頭。」

「他們（民主派）需要新的策略。過去許多運動都聚焦在選舉和爭取選民支持，而這是有局限的。」

馬嶽相信仍會有民主派人士願意參加日後的選舉，但參選資格將受到北京嚴格限制，任何異議行為都有可能導致他們被取消參選資格。

《自由時報》報導，台權會召集58名各領域民眾，集體提出預防性不作為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日開庭審理，由於內政部代理人「一問三不知」，法官要求下次開庭前，必須提出新式身分證應記載資料，以釋眾疑。

內政部明年7月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證，元月將先在澎湖縣、新竹市及新北市試辦。台權會等人權團體連署提出「保留無數位身分證」、「暫緩發放，先立法修法」、「成立獨立的隱私保護專責機關」等訴求，並提出「細部規劃未出爐就招標33億元印製案」、「未公開規劃案就送行政院核定」等問題。

依據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新聞稿，反eID律團召集人林煜騰律師首先表示，在進入訴訟之前，民間尋求監察委員、立法委員向內政部洽詢數位身分證配套措施相關資料，卻得不到內政部的具體回應。直到開庭才從法官的盤問中得知，內政部不公開政策相關資料的原因，竟是因相關草案與細則尚在研擬，還沒確定。

林煜騰表示在法制不備的條件下，人民將無法安心使用數位身分證，呼籲人民對於未來數位生活的想像和藍圖，應該交由國會討論，而非由內政部草率決定。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主任蕭逸民發言，支持行政法院審查數位身分證是否具備法律依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及法律施行的密度是否符合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旁聽過程中，他發現內政部推動數位數位身分證是違反法律保留的最糟糕示範，並譴責內政部在沒有充分配套的狀況下推動如此重要的政策，呼籲朝野立委共同監督內政部依法行政。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建議書提3大問題，籲沒解決前暫緩換發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資訊法中心也在2日針對政府推動數位身分證所引發的疑慮，發表《數位時代下的國民身份證與身份識別政策建議書》提出3大問題，包含：規劃中的數位身分證將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帶來立即而重大威脅、現行條件下強制發行數位身分證欠缺符合憲法的法制基礎，以及與數位身分證同步推動的跨機關業務資料共享與整體智慧政府計畫，欠缺符合可課責性的設計與作法。

建議書中提及數位身分證的資訊安全性嚴重不足，內政部目前只強調「晶片製造」方面的安全，無視「晶片設計」、「晶片作業系統與應用程序開發」等均為外包，因此存在系統與軟體安全風險。其次是承包「晶片系統設計、空白晶片卡製造」與負責提供「晶片寫入設備」給中央印製廠的兩家國外廠商，疑似與中國安全部門存在合作關係。建議書指出依照目前數位身分證委外設計製造的模式，數位身分證一旦正式發行使用，恐將成為國安破口。

最後則是數位身分證創造了紙本身分證所沒有的數位足跡，進而在不同目的下被監視與控制的風險。然而以現行《戶籍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均未對此制定特別的保護規範。

建議書針對3大問題的政策建議，分別為建立身分證晶片化與數位化的法治基礎，並提供個人權利保障、立法確保數位身分證的資安與國安，最後是建立跨機關資料交換與智慧政府的可課責性與社會信賴。並呼籲在解決上述問題之前，應立即暫緩數位身分證之換發。

內政部：已有相對應風險管控作為，且無「一問三不知」情事

對於中研院法律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書，《中央社》報導，內政部組成的產官學研團隊表示，已經有對應的風險管控作為。資訊安全部分，除注重晶片製造安全外，晶片模組設計、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序設計，分別通過國際安全認證，並由台積電以ROM的形式燒錄於晶圓中，無法變更或植入後門。

內政部表示，晶片寫入設備放置在中央印製廠，由專案團隊操作，資訊應用軟體由中華電信開發，空白卡及製卡設備廠商無法接觸民眾個資。卡片讀取時，以一次加密金鑰建立安全通道加密傳輸，就算被側錄也是無法解讀的亂碼；即使能破解亂碼，呈現的資料與紙本身分證提供影印的資料相同，不會有大量資料外洩情形。

內政部說，民眾使用New eID紀錄，不會存放於New eID中，內政部沒有這些紀錄，無法掌握民眾數位足跡；廠商的團隊成員須經查核，不可為中國人士外，軟體開發及程式，都不可使用中國團隊及程式碼。

針對台權會的質疑，內政部2日下午透過新聞稿指出，絕沒有「一問三不知」情事，民團的指控與事實嚴重不符，對於法官所詢新式身分證記載事項、相片規格、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等事項，內政部都一一加以說明。

外界關心，換發數位身分證有無法律授權？內政部表示，將現行紙本身分證改為PC晶片卡的數位身分證，屬於身分證格式的變更，依《戶籍法》第52條規定，已授權內政部訂定身分證的格式、內容、繳交的相片規格等，因此換發數位身分證「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

至於舊證公告失效有無損及民眾權利？內政部指出，依《戶籍法》第59條第2項規定，身分證全面換發及舊證失效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全面換證期間，已領取新證的民眾，可持新證行使各項權利義務；在全面換證期程結束後，未換證的民眾仍可換發新證。

再談專業。ＮＣＣ監理廣電媒體，廣電專業應有起碼水平，但在聽證詢答過程中，三位委員所提各項問題，無一不是在設陷阱、埋伏筆，明顯有刻意羅織之嫌，但更可怕的是，這些問題徹底暴露了ＮＣＣ委員對新聞專業的無知。

無知之一是，獨立審查人不可能廿四小時監看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你每天監看幾小時」、「有沒有超過三小時」、「是即時監看或遠距監看」，好像獨立審查人監看新聞時間愈長就愈盡責，否則就是獨立審查人制度失靈，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二是，任何媒體編採作業都是分層授權，再強勢能幹的編輯主管，也不可能鉅細靡遺監看每則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是不是每則新聞都要經過編審」、「為什麼編審只有兩位」，好像編審人數愈多，監看新聞則數愈多，內控機制就愈有效，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三是，新聞有沒有報導價值，要等新聞發生後才知道，全世界沒有哪個媒體會在新聞發生前，就訂定一個機械式的比例原則，來自縛手腳報導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你認為涉己新聞的比例應該多少」、「對單一特定對象的報導超過百分之八十八比例，是否符合專業」，ＮＣＣ雖負責廣電監理，但監理的並非廣電內容，撈過界指點媒體新聞製作，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四是，媒體人事任用就像所有企業人事一樣，董事長選任總經理，總經理選任其他員工。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中天總經理誰決定」、「總監誰決定」、「要不要向蔡衍明報告」、「需不需要旺中集團決定」，好像蔡衍明完全不應插手中天人事，插手愈多就表示干預愈多，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五是，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這是至高無上的理想，但全世界有哪個媒體老闆或大股東不過問經營？而且過問方式有千百種，但ＮＣＣ委員卻問「蔡衍明有沒有加入微信群組」、「總監是不是在群組內」、「蔡衍明多久開一次會」，好像媒體老闆不加入群組、不召開會議，就不會干預新聞事務，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蔡衍明決定媒體人事、介入新聞，這是事實；中天涉己新聞過多，對特定對象報導比例過高，也是事實，但這些「犯行」足以作為判死的罪證嗎？中天自律內控機制未能阻卻新聞錯誤，有違事實查證原則，更是事實，但立即更正或事後更正，難道不受真正惡意原則保障？司法若處理這些錯誤新聞，難道不會考慮以合理評論原則或合理查證原則，作為阻卻違法的依據？行政處分難道比司法判決對媒體的保障還要更嚴苛？法官判決不能罪不至死而判死，ＮＣＣ的行政處分更應如此。

當然，ＮＣＣ若能拿出確鑿證據，證明中天是中資、是紅媒，蔡衍明也是共黨同路人，則中天不但該撤照，法辦都是必要；但若以旺中控股拿中國政府招商補助作為紅媒證據，連陸委會與國安局大概也不敢茍同。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在1940年12月29日的廣播中，羅斯福稱美國為「民主的兵工廠」。考慮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物資供應的影響，這種說法是準確的。美國的資源對確保勝利至關重要。但美國提供的遠不止實力。它證明了一個大國也有可能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國家。它是自羅馬以來最強大的共和國，並向人們示範了這樣一個強國如今能夠發展成什麼樣子。它在個人自由和民主精神方面樹立的榜樣成為了數十億人的嚮往。

由於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美國也成為了世界民主國家的領袖，這些民主國家中包括它以前的敵人——德國和日本。在杜魯門（他曾經是羅斯福的副總統）總統的領導下，1948年的馬歇爾計劃成為一個關鍵時點，該計劃旨在幫助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萎靡不振的歐洲逐步復甦。美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它非常富有。但從長遠來看，它的力量是不夠的。它的盟友也信任它——雖然不是一直信任它，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信任它，但這種信任已經足夠。它們信任美國，因為它們欣賞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並認為美國對自由民主原則的堅持使其承諾值得信賴。

就在羅斯福承諾使美國成為民主「兵工廠」的數天後，他又向後人做出了一個更加了不起的承諾。在1941年1月6日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講中，他承諾美國將致力於促進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些並不是空洞的諾言。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世界經歷了民主的廣泛傳播和貧困的減少。如果沒有美國創建的制度和機構、它建立的合作習慣和它帶來的繁榮，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毋庸諱言，美國也犯下了一些罪行和錯誤，尤其是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但美國偉大的計劃成功了。總的來說，其計劃在國內也發揮了作用，尤其是在民權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川普治下的美國拒絕接受這一切。他是個有慾望、沒理想的人。正如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在獨裁統治下生存》(Surviving Autocracy)一書中告訴我們的那樣，川普的目標是隨心所欲，不受法律、國會或任何其他因素的約束。他想成為一名獨裁者。

如果他再次獲勝，他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這個目標，就像評論人士戴維•弗魯姆(David Frum)警告的那樣。此外，川普管理著一個腐敗、惡毒、無能的政府，撒謊成性，甚至用「他可能輸掉一場自由而公平的選舉」這樣的話來動員人們支持他。通過所有這些行為，他每天都在摧毀理想民主的所有規範。

在國外，川普崇拜獨裁者，對美國過去的承諾漠不關心，拒絕多邊主義，並樂於背棄各種承諾（如巴黎氣候協議）、退出各種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他領導下的美國與富蘭克林•羅斯福(FDR)、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以及他們的繼任者領導下的美國有天壤之別。

對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的渴望並不讓人意外。全球對民主的滿意度都在下降，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有關美國人對腐敗和預期壽命看法的數據也顯示出明顯的相對失敗的跡象。

因此，美國政治中充斥著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而川普的方法是加重這種怒氣。對於資助共和黨的捐贈者而言，這也完全可以接受，作為回報，他們可以享受更低的稅率和更少的監管。川普是他們與共和黨基礎選民做的一場「浮士德式」交易的產物。

如果川普繼續擔任美國總統，無論通過合法方式還是欺詐手段，全球都將對美國未來的角色做出結論。美國作為出色和成功的民主典範的信譽將蕩然無存，它作為民主國家聯盟領袖的可信度將告終，它參與解決全球共同挑戰（例如氣候變化或流行病）的意願將不復存在。

世界確實變了。但鑒於日益獨裁的中國的崛起、其他國家富有魅力的獨裁者的成功以及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巨大全球挑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民主的美國做出建設性和出色的領導。川普無法領導這樣的美國。

然而，他的失敗不會結束美國撤出世界舞台的威脅。他所在的政黨將再次竭盡所能阻撓民主黨政府。在最高法院的幫助下，「富豪民粹主義」戰略——自私的財富與白人中產階級的憤怒的聯姻——仍將存在。不管大選結果如何，美國在全球的角色仍將是未知數。

但台灣的言論自由，這幾年卻屢被侵犯。國安五法與反滲透法，限縮了人民在政治言論領域的表意自由空間；以社會秩序安寧法管制假新聞，也對表意自由產生了寒蟬效應；最近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法，處罰違反國家認同的政治宣傳以及揮舞五星旗的行為，更把象徵性的表意自由也列為政府恣意侵犯的對象。

如果蔡英文「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這句話發自內心，就該落實於政策，形之於法律，民進黨即使不必把總統的話奉為圭臬，但總不能所作所為與總統的政治承諾完全背道而馳吧？既然連道歉都不需要，何以人民還要受到法律制裁？更讓人納悶的是，當民進黨從政黨員一點一滴毀棄她的政治承諾時，蔡英文何以不聞不問？民主其名，威權其實，也難怪蘇志誠要代表李登輝說「你們在衝啥毀？」

民進黨侵犯新聞自由的例證，也是罄竹難書。ＮＣＣ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也違背公司治理原則，干預ＴＶＢＳ董事長任命長達一年之久，以及刁難中天電視總經理人選，都是開新聞自由倒車，比威權時代還更威權；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天換照問題，更是台灣新聞自由被侵犯的一個現在進行式。

電視台的執照並非免死鐵券，政府有權發照，當然也有權撤照。但撤照猶如判決電視台死刑，法官判人死刑不能僅靠心證，更不能憑個人好惡為之，政府判決電視台死刑，當然也應像法官判死一樣，不論認事或用法都必須慎之重之，能不殺則不殺，而非可殺則殺。

中天這幾年的專業表現，被質疑、被批判與被譴責，都是中天咎由自取，但若政府對中天的專業表現進行政治審查，這就是政府對媒體進行「基於內容的管制」，而非「不涉及言論或表意內容的管制」，這樣的政治審查當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但從ＮＣＣ擬訂的中天換照聽證會八大議題內容來看，顯然政府對中天換照已有心證，ＮＣＣ也顯然認定中天的新聞內容，都是足以判死的罪證。八大議題中，把換照與國安掛勾，更可見ＮＣＣ認定中天有紅媒之嫌，即使中天負責人在聽證會上窮盡一切可能自證無罪，但其結果就像黨產會召開聽證會一樣，最後有哪個被黨產會認定的附隨組織，能逃掉不被查抄？黨產會與ＮＣＣ的聽證會，其實祇是掩飾政府心證與行政認定的幌子而已。

更讓人對ＮＣＣ聽證會不抱信任的證據是，ＮＣＣ有七位委員，但主持中天換照聽證的兩位委員，偏偏正巧就是總統府外洩機密文件中被指稱可以「配合處理中天」的那兩位學者，這是巧合？當然不是。這兩位學者委員，也許不必迴避換照審查，但連主持換照聽證可迴避卻不迴避，這樣的ＮＣＣ，這樣的學者委員，也未免太明目張膽了吧？

民進黨如果因政治審查而關掉一家電視媒體，蔡英文與蘇貞昌從此就該閉嘴不談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殺的不是一家媒體，而是台灣的自由民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這九份解釋都被認定是大法官的威權履歷，明顯有政治介入解釋的痕跡，也證明有些大法官確實有侍從思維。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促轉會認為大法官曾是威權幫兇，九份解釋都是為了替威權統治那隻權力怪獸尋找合憲性理由，促轉會基於轉型正義目的，必須要揪出那些替威權服務的附隨大法官。

大法官雖然職司守護憲法，但有些解釋明顯反民主或反人權，卻是事實。以美國為例，在一八五七年的「斯考特訴桑福案」中，大法官判決黑奴不是美國公民，不受憲法保護；在一八九六年的「普利西訴佛古森案」中，大法官判決種族隔離政策並不違憲；在一九四四年的「是松訴合眾國案」中，大法官判決強制日裔美國人遷移並不違憲；在二○○○年的「布希訴高爾案」中，大法官判決佛羅里達州停止重新計票，使得布希贏得當年總統大選。

這幾項判決都被美國憲法學者歸類為「史上最壞判決」之列。但其中有些判決後來被憲法修正案所推翻，有些被大法官以另外的判決而獲得平反，「布希訴高爾案」中支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例如歐康納大法官，事隔多年後更為了她當時決定追悔不已。

從憲政民主發展史角度來看，促轉會之所以要求司法院交出九份解釋文，大概也是認定這九份解釋是「史上最壞判決」的範例。但大法官是合議制，解釋文一旦公布，便祇有集體責任，而無個別責任，大法官雖未公布記名表決紀錄，但誰支持多數意見，誰提不同或協同意見，也隨解釋文一併公布在案，亦即，誰是威權統治的附隨大法官並不難查考，促轉會進一步要求司法院公開大法官評議紀錄的意圖與必要性，也因此難免啟人疑竇。

大法官的評議紀錄，其實就是大法官平常的開會紀錄。但大法官開會本來就非一言堂，過程一定是你說我說他說，然後形成共識作出決議。而且，有些大法官在形成多數意見的過程中，也不乏有所謂的策略性發言，或是扮演魔鬼辯護士的角色，這些發言在事隔多年後很難考據是否可確信為真。何況，大法官的開會紀錄不像法庭筆錄，事後並未經大法官逐字閱讀確認，促轉會若以未經大法官個人確認的開會紀錄，逕行認定誰是威權幫兇，但當事人卻早已作古多年而無法澄清辯駁，其結果是否可能造成冤曲，也不無疑問。

司法院是政府機關，當然要受檔案法規範，促轉會有令，司法院也不得不從。但大法官這次在促轉會祭出轉型正義這把尚方寶劍後，卻被迫要進行自我辯護，被迫陷入如同其他附隨組織的困境，被迫要抗辯促轉會是否擴張解釋政治檔案的認定，當然更被迫要承受行政權以召開研討會方式，向司法權進行外部施壓的體制外挑戰。

當大法官變成轉型正義的對象，許宗力要如何接招？這是他從未預料的一個特殊憲法時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