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前天與地方首長開會，宣示長照2.0只許成功，衛福部長林奏延昨天更是臨時決定，前往負責整合新北市3級服務據的雙連基金會參觀，儘管林奏延頻說試辦計畫「很感動、很成功」，但在第一線服務人員眼裡，卻不全然如此。

雲林縣老人保護協會負責整合該縣斗六、雲內的A、B、C三級服務據點，社工林文弘就說，宣傳部分政府部門要多努力，很多被服務者、符合照顧資格者，根本連1.0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長照2.0呢？

台北市與新北市的服務中心也有許多民眾致電詢問相關事宜，不過問題千百種，多數人還是搞不清狀況，甚至有長輩誤以為長照2.0是老人年金，問說「可以領多少錢？」也有民眾致電台中服務中心，對方卻回覆長照2.0還沒上路，搞得一頭霧水。

誤認是年金 接受度待考驗

長照2.0放寬服務模式的彈性，比如過去核發90小時居家服務，現在可依據個人需求，改成居家、日間照顧、巷弄長照站整合的多元服務，不過長輩通常習慣固定的照顧模式，是否願意改變，還有待觀察。

林文弘舉例，照管人員評估後，或許覺得某些長輩若到巷弄長照站接受復健課程、健康促進訓練，可提升生活品質，但老人家可能根本不喜歡這樣的活動，一切還是要以個人意願為主，不會強迫受服務者接受新的模式。

計畫倉促 試辦點措手不及

試辦計畫倉促，不只民眾霧煞煞，就連服務單位的人，也被衛福部的急就章弄得措手不及。

負責南投縣埔里、國姓整合服務計畫的愚人之友基金會執行長李希昌說，上周五突然得知他們是試辦點，這禮拜馬上上路，很多準備都來不及做好，也還沒有找出適合2.0服務的個案，目前仍然提供舊有服務模式，試辦計畫真的要上路，可能還得一段時間。

記者 楊美玲

來源:經濟日報(http://udn.com/news/story/7238/2045397)

蔡政府宣示「創新」對於台灣經濟的重要性，未來也將以創新為主要的經濟驅動模式，但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呼籲政府不應過度強調創新產業，而忘了過去所扶植的產業，如半導體產業，否則即使未來新產業通通成功，也無法彌補半導體產業衰退所帶來的衝擊。

新政府自520上任以來，面臨全球經濟處於「低成長陷阱」困局，經濟成長趨緩，企業投資意願降低，就業機會減少，所得成長停滯，加上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衝擊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為了挽救經濟，新政府端出5+2創新產業政策，並積極和工商界大老面對面溝通，行政院長林全本周除了出席工商協進會早餐會外，周四也將與商總代表進行座談，聽取建言並凝聚共識。

張忠謀於早餐會中說出重話，他提及新政府以創新、就業及分配作為經濟政策的三大主軸，但若沒有成長，也難以解決就業及分配問題。張忠謀說，創新與分配相互矛盾，創新是需要有誘因的，也就是為了少數人創新，有很多人沒有創新，使得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的分配問題都是變成嚴重，「創新其實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但台灣仍是需要創新，所以也必須忍受一些分配問題，他希望政府不要過度強調創新產業，而忘了過去扶植的半導體產業。

張忠謀於早餐會中發表完對創新與分配之看法後即先行離席，至於是否有因不滿政府而離席？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表示，應該是時間到了，體認到這是政府的結論就先行離席了。

張忠謀的一番建言不無道理，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一路走來可說是依賴全球市場出口擴張以拉抬經濟成長，而行動裝置拉貨、半導體出口擴張、歐美傳統旺季更是支撐台灣三大出口動能，過去我國經濟的成敗，可說是成也出口、敗也出口。

根據財政部統計，累計今年前九月出口，僅電子零組件正成長3.4%，金額高達663.9億美元，其中積體電路占比就達555.9億美元，其餘則多處於衰退。

陳添枝：創新、就業都是成長

記者葉卉軒／台北報導

來源:經濟日報(http://udn.com/news/story/7238/2050083)

針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創新、就業、分配」的批評，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昨（26）日出席「智慧城市在創新矽島論壇」時表示，創新跟就業都是成長。

陳添枝表示，台灣需要用創新來驅動成長，也需要可以創造就業的成長，若要達成這些目標，最重要的產業就是物聯網。

陳添枝指出，未來有70%的工作都被物聯網顛覆，面對物聯網革命性的快速發展與科技產業典範轉移，台灣產業升級轉型勢在必行，最急迫的問題是如何將軟硬體與服務整合，接軌全世界。

陳添枝說，政府積極推動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物醫療、智慧機械、國防航太五大創新產業，其中與物聯網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行政院已於今年9月核定通過，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同時將連結國際、連結未來及連結在地，讓台灣連結矽谷等全球科技核心聚落，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基地。

他強調，台灣產業的核心實力，還是在資通訊（ICT），台積電市值已快要超過英特爾，而整個ICT的發展跟實力，正是台灣產業在全世界賴以競爭最重要的基台，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應用，更多與生活結合，才有辦法帶動新的創新與就業的機會，而物聯網就是答案。

從明年起，勞保、國保費率雙漲各0.5%，也就是無工作國民、勞工、雇主及政府的保費將隨之增加。適逢年金改革之際，費率調整是一個重要的討論爭點，甚至是年金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

無論是勞保或國保，都是社會保險，領取的保險給付與投保薪資、保費付出相關，同時關係到世代負擔及保險基金的承受度。回溯在勞保年金及國民年金制度推動時，因考慮到未來人口結構、繳費人口多寡、給付支出、財務流量及基金管理等參數，於是在《勞工保險條例》或《國民年金保險法》皆明定保險費率調整機制，之所以會特別在法律中明定，而非採空白授權行政機關調整費率的方式，即在於避免太多的政治干擾、衍生非理性的討論，也能讓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藉此讓保險財務獲得紓解，減緩債留子孫的疑慮。

同時，法律規定費率應當在何時調整的用意，可以讓勞工、雇主及政府預期費率調整的時間，一方面可以預為生活預算之規畫、緩衝費率調整一步到位的負擔，另一方面則是在調整的緩衝期內，讓政府有責任妥慎思考為因應財務狀況而提出適當的長遠改革方案。

長期以來，台灣的社會保險制度放寬給付條件、增加給付金額的多，但保險費率幾乎未隨之相對調升，低收保費的結果，導致保險基金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嚴重。以勞保為例，自民國39年開辦以來，未有費率調整的做法，若非勞保年金制度在民國98年1月1日施行，勞保費率恐難換得可以調升的空間。

保險費率的調升，對一般民眾來說是一種薪資負擔；長遠來看仍是改革的必要路徑之一。但政府在宣布費率調整的作法上，可以更細膩，因為既然是法律明定勞保及國保費率在民國106年時要各調高0.5%，那麼政府可以在半年以前或更早告知民眾此一訊息，讓其可以提早因應。另外，在國保即有規定低收入戶全額由政府補助、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或身心障礙者等皆由政府補助一定比例的保險費，這些也都該讓民眾一併了解，也能避免民眾誤會政府只是在瘦鵝身上拔毛。

台灣在民國107年要成為高齡社會，無論是費率調升或其他的改革都會有陣痛。但健全國家的年金制度，政府為所當為，資訊公開透明，也不能偏頗。尤其是在揭露保險財務狀況時，要謹慎使用「破產」兩個字，因為保險財務是提存準備的概念，會有繳費人口持續為基金貢獻，而非是完全封閉的體系，否則易讓民眾產生既然要破產、為何要多繳費的不平情緒，徒增改革的難度。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眾若能共體國家財政的艱難而願意支持制度的改變，政府也應提出更有信心的方案才是。

蔡政府決定最快明年4月提出中期稅制改革方案，據了解，在總稅收不變前提下，課稅項目有增有減，而實施多年的兩稅合一將有重大變革，傾向廢除，預估可增加約500億元財源用於減稅；另綜所稅及營稅所差距會檢討拉近，綜所稅中產授薪階級稅率可能有所調降。

拉近綜所與營所稅差距

財長許虞哲昨透露，明年4月財政部提出的稅改大工程將有重大稅制變革，但林揆已有所指示，在總稅收不變前提下作調整，如此一來，若蔡政府要調高薪資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就必須有加稅項目。

據側面了解，在英全政府未上任前，智庫內部針對稅改工程進行研究，林揆也曾在上會期立院總質詢時，拋出「未來稅制改革也許不再走兩稅合一制」的震撼彈，意在預告明年4月的稅改工程，「兩稅合一」取消應是大戲之一。

熟知內情人士透露，國際趨勢確已在檢討兩稅合一，很多國家不實施，馬政府時期的財長張盛和已先跨出一步，將1998年起實施的設算扣抵制，股利稅額由全額扣除降為減半扣抵，明年如進一步廢除兩稅合一，估算可籌措500億元財源，有空間可對薪資所得者減稅。

內外資課稅將一併檢討

至於內外資課稅不公平問題，也會一併檢討，目前外資股利就源扣繳20％，國人綜所稅稅率最高45％，導致大戶將資金外移變身假外資。但就財政部實質精算結果，高所得又有購買股票者，在兩稅合一股利所得減半扣抵下，實質稅率效果為33.5％，非外傳接近50％，這部分也會檢討。

黨政人士指出，綜所稅和營所稅稅率的差距會進一步拉近，過去綜所稅稅率40％、營所稅25％，例美國綜所稅與營所稅各為36％與35％相當接近，但我國現在綜所稅稅率45％、營所稅卻僅17％，很少有國家像我差距這麼大，如何拉近是一大檢討重點。

營所稅稅率 不排除調高

過去因仇富將綜所稅率提高至45％，最高級距是否調整未確定，但稅率級距會重新精算調整，若有空間，不排除針對授薪中產階級調降，減輕稅負。至純粹經商企業的營所稅率，不排除調高。

而為吸引國際優秀人才，前3年將對國外人才的綜所稅率給予優惠稅率，以免綜所稅率高達45％，人才都跑到新加坡。

為發展5+2創新研發產業，新政府將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為新創產業點火。據了解，該公司預計十一月成立籌備處，目前積極爭取業界大老出任董事長，包括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行政院前副院長林信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都是徵詢人選。

為發展五大創新產業，蔡英文總統競選時就醞釀成立類似主權基金的國家級投資公司。新政府上台後，國發會提出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計畫，該投資公司募集的創投基金規模初期以一百億元為目標，預計年底前上路，國發基金占四成，其餘六成為民間出資。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上個月已分別向行政院長林全、蔡總統報告，計畫獲府院拍板，目前府院高層正徵詢國家級投資公司董事長人選。國家級投資公司的名稱未定，將採民營企業組織型態運作，且將招聘知名民間專業投資人士組成經營團隊，國發基金投資角色將從出資者變成管理者。

龔明鑫表示，一家創投管理公司底下可能會募集很多檔創投基金，國發基金以前只當單純的出資者、僅投資創投基金，從來不會去投資上層的管理公司，這個國家級的投資公司，將採創投管理公司架構，未來可能募集一檔或多檔創投基金，國發基金投資它，等於首次投資創投基金的上層管理公司。

龔明鑫說，國家級投資公司計畫分為兩層次，即專業投資管理公司和管理顧問公司，下個月將成立管顧公司（具籌備處功能），目前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董事長人選。基金雖然針對5+2創新研發產業點火，但不限5+2產業，只要有創新性質的事業，都可適用。

龔明鑫指出，各產業下將設一至兩個基金，誰先募足基金就先跑，五大創新產業部不會一次到位。比如智慧機械產業基金若先募足，就先運作，不須等其他產業基金募足資金。

五大產業是指在台北、竹北、中科與南科成立「亞太生技醫藥研發創新中心」；在桃園推動「ＩＯＴ亞洲矽谷」；在台中催生「智慧機械之都」；台南沙崙開闢可連結中南部的「綠能科技創新產業聚落」；及在高雄、台中、台北推動國防產業科技研發中心。此外，還有新農業和循環工業區兩項創新產業。

國家投資公司將分七產業 設立基金

記者何孟奎／台北報導

為加速發展5+2創新產業，國家級投資公司下月將成立管顧公司，下分七個產業單位，每個產業基金規模約20億元；國家級投資公司不僅為新創產業找錢，還會協助人才培育、投資後管理，避免過去只投錢不易成功的覆轍。

新政府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要力挺創新產業，但業界擔心只給錢無法達成政策目標。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表示，國家級投資公司組織架構和國發基金不同，過去國發基金只當單純的出資者，但投資後續的人才培育、經營模式等，都會進一步協助。

知情人士指出，國家級投資公司底下的七個產業單位，每個單位都會找知名民間專業投資人士擔任召集人，召集人要兼基金管理人，也要負責募款，七個產業不會一起投資，任一產業只要募足20億元，就可以先跑。

至於出任各產業召集人的條件、可能人選，龔明鑫表示，除了要有專業投資能力，也要有國際經驗，並了解市場上營運。他舉例說，亞洲矽谷的召集人就需要做過基金操作、有實務經驗、有科技背景。

替蔡英文決策協調會報辯護的人，常拿陳水扁的九人小組與馬英九的五人小組作比較，認為這是憲政慣例。但這三位總統的三個外掛會議，其實是形同而實異。

扁與馬成立小組時，都未兼任黨主席。扁在○二年七月擔任黨主席後，九人小組還一度停止運作；馬則是在○九年十月才兼任黨主席，而蔡英文從執政開始就是總統兼黨主席。亦即，扁與馬當年是黨政分離，蔡英文現在卻是黨政合一。

扁的九人小組，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秘書長、黨主席、黨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立院黨團總召與幹事長。馬的五人小組，有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與黨主席。蔡英文的會報與九人小組類似，但少了總統府秘書長，多了行政院副院長，以及地方首長與政府體制外的智庫負責人。

差異更大的是這三個外掛會議的定位。九人小組的性質，據當時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形容「祇是資訊交換，不是決策」；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也澄清「九人小組祇是協調機制，不是民進黨的最高決策，也不能取代行政院決策機制」；黨秘書長吳乃仁更因九人小組從來不談重要政策，一度考慮退出。

馬英九的五人小組，因為參與者是府院黨國會五巨頭，又是以便當會形式進行，可見祇是單純意見交換，目的是保持府院黨首長溝通順暢，與議決政策無關，因此被人嘲諷形同虛設，令不出總統府。

但蔡英文的決策會報卻大不相同。她召開會議前都訂有議程，她也在逐項討論完畢後逐項當場裁示。會報結束後，行政院與黨團也急急如律令將她的裁示付諸實施，從一例一休到電業法修正等等，都是依總統裁示辦理，不但即議即決，而且即決即行。

由此可知，扁與馬的九人或五人小組祇有交流功能，但蔡英文的會報卻是為作決策而開，不但取代行政院院會功能，也替國會立法定調。一個不在憲法規範內的外掛會議，竟然讓總統權力可以如此擴張，蔡英文可謂民選總統第一人。

但這種外掛擴權的憲政運作方式，可以視為發展中憲政慣例嗎？稍有公民常識的人都知道，憲法有進化的特性，而修憲、釋憲與憲政慣例，乃是憲法變遷的三條途徑。但在修憲難如登天，釋憲又尚未聲請的尷尬時刻，創造憲政慣例以解決總統權力困境，似乎變成了處理憲政規範與憲政實際運作不一致的唯一對策。

但如果這個憲政慣例是靠牴觸憲法的憲政運作所形成，否定了憲法規範的價值體系，其結果也許對憲法有補充作用，但這樣的憲政慣例，到底是憲法變遷，還是憲法毀壞？違憲的憲法變遷，難道是大眾樂觀其成的結果？

台灣民選總統的權力，陷入憲法規範與憲政實際運作的夾縫中乃是事實；主張修憲重新配置總統權責也不切實際。但除了視外掛擴權為發展中憲政慣例而曲意包容外，難道別無他法？在修憲與釋憲前，修改總統府組織法，賦與總統設置更多幕僚編制的權力，是不是替總統尋找權力出路既合憲又合法的對策？

再退一步說，即使把外掛擴權視為發展中憲政慣例，而增修條文又規定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蔡總統可否也創造另一個憲政慣例，不但報告並且備詢？這才是合憲的憲法變遷，也是她擴權必須付出的代價；否則外掛擴權的憲政慣例，不發展也罷。

美、日、歐三大央行從實施量化寬鬆（QE）政策迄今，總共已累積12.7兆美元的公債、貸款與其他新增資產。不僅壓低市場利率，且資產的孳息也用於支援財政支出，等於是「行庫通國庫」。

美國聯準會（Fed）目前的作法是持有的證券在到期還本後，資金都再度投入市場，等於是持續支撐財政部籌資。Fed 對於何時可能縮小資產規模一向諱莫如深。

歐洲央行（ECB）現行的QE計畫將於2017年3月屆滿。

總裁德拉基之前曾表示，QE計畫（目前總額達1.7兆歐元）所有到期還本的資金都將再投入；其他ECB官員曾表示，資產規模至少維持到2020年。

日本銀行（央行）資產已擴張到459.8兆日圓（4.4兆美元），而政府的舉債成本幾乎已降為零。

央行也成為財政部的提款機。美國國會去年通過法案，從Fed一次性提取累積盈餘190億美元來興建公路。ECB去年有能力轉出10億歐元盈餘來挹注各國財政，日銀上年度匯給政府3,950億日圓。

這其實是貨幣與財政之間的隱形通道，因而令人質疑這是否是「行庫通國庫」。法國巴黎銀行經濟學者巴維爾指出，「如果央行資產負債表在可預測的未來仍維持目前的超大規模，作用無異於隱形的撒錢行動」。

有些經濟學家也倡議央行應擁有龐大的資產，而這些資產能夠支應財政擴張支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便指出，各國央行「皆呼籲擴張財政政策」，因此也應該實際支持這項任務。

但反對者卻認為央行資產膨脹只會引發泡沫，且低利率將使銀行業獲利雪上加霜。「債券天王」葛洛斯表示，金融市場已經變成「賭場」，央行無限制地提供信用會使全球經濟虛胖，「不會有好下場」。

蔡英文總統競選期間鼓勵青年「先出社會再上大學」，行政院院會昨天通過「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高中職應屆畢業生若是選擇投入職場，審核通過後加入「青年儲蓄帳戶」，教育部和勞動部每月各存入五千元，最多存入三年、三年後將可領取卅六萬元，作為青年就學、就業及創業準備金。

同時，為了吸引優質企業加入，勞動部每月撥補給雇主訓練費用五千元，最多兩年，可領取十二萬元。全案計畫明年八月推動、現就讀高三的學生適用，首年開放五千個名額。

此外，政府也有相關配套，包括放寬保留入學和休學的彈性、兵役的緩徵、工作經驗可抵免相關學分，且各大專院校還可把這項經驗納入採計分數審查的標準。預估青年若選擇到企業體驗，政府要提撥經費到「青年儲蓄帳戶」，每年提供五千個名額，試辦三年，所需經費約為七十二億元，由教育部和勞動部分擔。

教育部與勞動部規畫，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可提計畫申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媒合各部會尋找的優質企業職缺，工作期間學生為全職者，企業須提供薪資、相關勞工權益保障，學生除領企業薪資外，政府每月都會撥一萬元到青年儲蓄帳戶，學生完成計畫後可將「存款」一次領回。

若學生中途欲退出或更改計畫，經勞動部及教育部審查後同意後，學生可領回儲蓄帳戶內的金額。

不過，教育部二○○九年時曾推動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由政府提供每個畢業生每月二萬二千元薪資（俗稱廿二Ｋ）並外加勞健保，但後來被外界質疑是造成青年薪資低落原因。

外界擔憂儲蓄帳戶也可能步上廿二Ｋ方案後塵，讓學生淪為廉價勞工。教育部及勞動部都強調，政府對提供的職缺有嚴格界定，企業須提供優良勞動條件、優於勞基法的薪資待遇等，確保學生勞動權益不會被剝奪。

【記者林敬殷／台北報導】由衛福部和教育部研擬的「兒童與少年帳戶規畫案」，昨天在行政院院會通過。針對今年元旦以後出生的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長期安置少年，政府以一比一相對提撥存款，例如家長每年存一萬元，政府就提撥一萬元，政府每年最高提撥一萬五千元，家長每年最高儲蓄（存入）一萬五千元，以今年出生者為例，十八年後就有五十四萬元，可供就業或就學。

政府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各界反應不一。有人從銷售的角度切入，把著眼點放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新興市場；有人從成本角度切入，認為應當創造新的供應鏈；也有人從資源的角度切入，認為應當善用當地資源。不論什麼角度，到了最後，焦點都在於投資。如果只是貿易，現在就在做了，還有什麼新意？新南向是否有成果，要看相較於過去，是否有更多的投資、創造更多的效益。

可是，各國的投資環境差別很大。世界經濟論壇的2015～16全球競爭力指數，其中「公共制度」一項包含財產權保障、清廉度、司法及行政免於不公平待遇、公部門效率、治安，應當相當接近於所謂「投資環境」。根據這個排名，全世界第1名是芬蘭、第2名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名列25、台灣名列27、中國大陸46、印尼59、印度63、越南78、菲律賓83、泰國90。

根據這個指數，台商如果是去新加坡，沒問題，去馬來西亞，和台灣本地類似，去其他地方，可以預期到所面臨的投資處境，將遠低於台灣，也低於對岸。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最能做的，就是讓台商投資獲得應有的保障。

簽雙邊投資保障協議是一條路；目前和台灣已經簽有類似協議的地方包含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度和中國大陸等。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簽了以後，實際上無法履行，那簽協議的意義不大。

舉兩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國有事業之一的中鋼，為了進軍南亞，到印度投資鋼廠。原來說好熱軋原料關稅為5%，等到真正蓋好了廠，當地政府推翻協議，將關稅增加了1倍到10%，這樣一來，這個工廠的效益就大有問題了。在日本和南韓等競爭國，進口關稅只需1%，其鋼品相對而言具有競爭力，中鋼印度廠就很難和來自這些國家的進口品競爭。中鋼在印度的公司曾因此表示：「已有最壞的打算。」

另外一個例子也涉及中鋼，其占資本約1/4，而主要的股東是台塑，也就是越南河靜鋼廠。這個案子更離奇：今年4月初開始，幾乎是越南新政府上台的同時，中部河靜、廣治、廣平與順化等省份海岸出現大量魚類死亡，許多水產養殖戶因為從海濱接管抽取海水，也導致水產死亡，累積的死魚大約有70噸。由於河靜鋼廠所在的河靜省永安經濟區聚集多工業廠房，有民眾質疑是這些廠房排放廢水所致。

在4月底，該國資源與環境部副部長開記者會表示，經過調查，河靜鋼廠排水系統是合法的，由河靜省資源與環境廳人員負責日常監管與監測，廢水經過處理、檢測，達到越南標準後才排入海洋。但民眾不接受這個官方的說法，反而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到了6月底，案情直轉急下，越南政府改口，說河靜鋼廠要為這70噸的死魚事件負責，並要求該廠付出相當於台幣150億的罰金，等於約每噸死魚2億多元。不僅如此，越南新政府還推翻前政府所核定的減稅文件，要求河靜鋼廠返還退稅約新台幣22.4億元。

這樣的天價賠償，留下來更多的疑點和問題。疑點之一為，為何越南新舊政府對此案之態度不同，為何新政府前後的態度也不同？死魚事件是一事實認定問題，應當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在態度轉變的背後，是否有其他政治因素角力？一個還沒有點火的新廠，可以汙染到200公里長，相當於新竹到台南的沿海，則是另外一個有待釐清的疑點。

無論如何，從科學的角度看，真相只會有一個，但從其他政治因素的角度來看，事情就複雜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和印度都和我國簽有投資保障協定，前者早在1993年生效，後者於2005年生效。有發揮作用嗎？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如果政府對於新南向政策是認真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落實雙邊投資保障協議。要保障的，是契約的履行、災害的科學認定、合理的爭議處理程序，這3個缺乏任何1個，投資就無法獲得保障。如果雙邊協議已簽，但依舊出問題，政府必須以國力為後盾，由外交途徑積極介入─這才是新南向政策應有的意義。

首次召開的「執政決策協調會報」結束後，總統府對外發布了一張會報現場照片。這張無聲的照片其實隱含風雷之聲，關心憲法有關總統權力的人，「於無聲處聽驚雷」，對憲政史上這聲乍響不可能無感也無憂。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在總統府，與會者從蔡總統算起，順時鐘依序是：行政院長林全，副院長林錫耀，秘書長陳美伶，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建忻、姚人多、發言人黃重諺，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新境界基金會執行長邱義仁，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以及副總統陳建仁。其中總統府五人，行政院三人，民進黨四人，地方首長一人。

依總統府說法，會報將固定於每周一在總統府召開，成員除地方首長可能變動外，其餘均為固定成員。亦即，由總統主持的這項會報，將是正式的、常態的、體制內的會議，而非臨時性的、體制外的、非正式的會議。而且，會報內容也由總統府發言人對外公開轉述。

再從首次會報的結果來看。當天會報共討論了年金改革、兆豐案與一例一休三項議題，每項議題蔡總統都有具體裁示，其中兆豐案要追究以往監管責任，十八趴優存可逕行改革，一例一休年底前完成修法。會報結束後數日，民進黨立院黨團果然強行通過勞基法修法初審，行政院也完成兆豐案調查追究前朝財金首長責任。由此可見，蔡英文主持的這項會報，完全不同於陳水扁的九人小組與馬英九的五人小組，乃是即令即行的決策會議，並非泛論不決的諮詢會議。

換句話說，從會議的常態性質、與會成員的背景、會議的裁示以及裁示均立即付諸執行來看，總統府的決策協調會報，在決策地位與決策功能上，已十分接近法國總統每周固定在愛麗榭宮主持的國務會議（或稱部長會議），都是政府的最高決策機制。

但不同的是，法國總統可主持部長會議，並擁有最高行政決策權，權源來自第五共和憲法，而蔡英文的這項權力，卻既未載諸憲法本文，也不見於憲法增修條文中。一九九七年修憲改制為雙首長制過程中，雖曾有人主張總統應主持國務會議，但未獲採納，以至於台灣的改良式雙首長制，對總統的「決策權」仍有所限縮，比法國總統決策權要小得許多。而限縮的總統決策權，應該就是蔡英文所說的「憲政體制羈絆」。

然而，在民主憲政體制中，總統應當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蔡英文在未修憲對總統權力重新進行憲法設計前，卻自行擴張總統的決策權，其結果也許可擺脫憲政體制對她的羈絆，卻也無異於違背了她必須忠誠履踐的憲法維護者角色。

更何況，她自行創設的這個會報，因為與會成員的背景不同於法國的部長會議，其中所涉及有關權力分際的問題，多得不計其數。例如總統與閣揆的權力分際，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分際，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際，政府與政黨的權力分際，體制內與體制外（智庫）的權力分際，其中任何一項權力分際問題，都可能引發合憲與否的質疑，遑論有那麼多問題糾纏其中？

民主憲政在制度上不但要有權力分立的設計，在執行上更要有權力自我抑制的警覺，蔡英文如果不滿於憲政羈絆讓她難成大事，那就應該下決心修憲，除此別無他途。否則，遠方有風雷，憲政風暴隨時來襲。

植基既有基礎上 建立新思維

近年環太平洋地震帶活躍，東加、日本熊本地震至南美洲等區的地震頻傳，令人憂心。台灣亦自然災害頻傳，面對洪水的應變大致上具備，反之旱災則較缺乏經驗，因此國土計畫法特別將水資源分配做為未來產業分佈的重要依據，然前瞻考量恆為永久的挑戰。面對氣候變遷除自然災害，人為災害也須重視。過去基金會致力於國土韌性規劃，如今不僅要關心國家永續發展，因應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的挑戰，更更不容緩。因此，在國土規劃與國家永續發展上，必須加入不同的新思維。

ICLEI(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是聯合國認定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NGO，台灣有近10個地方政府加入。ICLEI特別強調建構「韌性都市」，韌性都市的精神，是促進都市能對抗各種災變，且迅速復原(recover)，值得台灣特別重視。

國土規劃各自起步 缺乏一致性

有些國家開始嘗試建立垂直都市或是糧食都市，災變時短時間內可自己自足，這些國際間先進的想法，可能挑戰目前國土規劃使用的相關法令。過去都市規劃，以分區(zoning)為規劃，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區與區交通來往就會耗盡很大能量與製造汙染，因此垂直都市是思考的新角度。地方政府在自然保育的作為不一，有些積極大力推動保育，也有些地方保育出現落差，高雄茄萣濕地的開路爭議即為一例；九月內政部與相關部會主辦「國際濕地研討會」，倡議保育，但民眾卻反應部分地方政府對濕地保育態度消極。濕地是眝碳重要的「碳匯」，對低碳城市打造非常重要，由此可看出政策一致性是不足的。

這些年在中央政府內政部、國發會支持下，地方政府業有許多作為，諸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永續都市等。最近外交部亦舉行氣候變化公約NGO論壇，六個地方政府參與，就我觀察尚有許多不足，局處統合、應對仍有改善空間；例如（一）地方政府在改變都市結構、從事更新及提高災變能力時，尚缺少通盤性規劃，有見樹不見林之憂。(二) 各縣市常說低碳，但對熱島效應處理還是不足，例如風廊建立是最根本和有效方法，目前尚未見實際應用案例，亦未見全盤性、3D、全視角度思考的都市形貌規劃。（三）許多城市都談低碳運輸，大力推動低地板、低碳交通；但交通產生的社會成本極大，如臺北有很好的交通系統，大眾交通系統使用率卻僅為40-50%左右，且有176萬輛機車，對低碳城市是很大的挑戰。

新課題已然存在

此外，亦未觸及迫切的高齡化社會議題已然存在的事實。如新北市安養院失火造成的傷亡、老舊住宅隱憂，都是潛在的都市問題。我們應自問：假設遇到大規模災變，台灣準備好了嗎?

打造韌性都市，不能單靠政府部門，在地人的投入是關鍵，其參與也涉及社經資源的大量注入，中央政策必須明確，地方則須因地制宜，搭配執行應有私部門參與，形成的產業鏈也是重點。目前老年照護、社會保險和醫療照護之安全議題雖備受關注，然如何促進政策落實，整備仍然不足。我讀過日本「經營一輩子的家」一書，訴說人從年輕到老有不同的需求，人才能住得舒暢一輩子。未來韌性都市的打造，今天僅在大尺度上就國土計畫輻線承上啟下，溝通交通規劃、老齡負荷、財經融資、土地使用與空間建築等問題，接下來期待與小尺度的基層需求對話。在下次會議中，將邀請有意願的地方政府、學者、社群社區參與，傾聽陪伴、努力落實。

邱淑媞(前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署長、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打造活躍、健康老化 銀色經濟環境

青壯大軍退休潮來臨，長者需求急遽增加、生產力減退、消費力消退，鼓勵生育黃金時間只剩5-10年。人口成長趨緩，目前是生產人口最豐沛時代，但已感受缺工壓力，高齡人口以倍數成長，從扶老比(15-64歲/65歲以上)來看，目前10個年輕人扶養1位老年人，到2060年則變成1.3個年輕人扶養1個老年人。2016年台灣15-64歲人口比例達到最高值，往後就會逐漸下降，未來人口老化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雖然全世界都有此趨勢，但台灣生產力下降、高齡化速度比其他國家更快。2015年底，台灣已有10個縣市高齡人口達到14%，45鄉鎮達到超高齡。

面對這個議題，首先想到的是高齡人會失能、生病，需要經費協助，會增加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則擔心生產力下降，消費力也會疲軟，但從正向思考，如果長輩健康，也可以成為睿智、有經驗的生產力，同時在醫療消費負擔會減少，這就是「銀色生產力」、「銀色消費力」。政府部門在給養老金、醫療費用、長照費用的同時，如何誘使大家改變想法，不再僅是「生病不用愁，失能不用籌」，而是利用經費，幫助對象維持健康狀態，而政府採購與投資方向也要思考。

重視慢性病導致的失能

根據研究，一個不健康的人所活的時間雖然短，但其花費的經費與社會成本是最高的。民間調查也顯示，百歲人瑞跟65歲的一般人相比，也是看病較少吃藥較少，因此健康與社會轉化是做得到的，這就是所謂「失能壓縮」的想法。

什麼問題會造成失能與死亡?健康年數損失是國際通用指標，目前造成健康年數損失最重要問題的是非傳染性的慢性病，包含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失智、事故傷害以及失明、失聰等感官問題，雖不會造成死亡但會導致失能並折損年數。全民健保不能保證國民健康，應注重慢性病的控制。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老化，利用維持或增強老化後的功用能力(functional ability)來達到健康老化。功用能力是內在效能(身心健康狀況)與環境特性兩者交互作用所決定。也就是說即便我們老化並有部分失能，但若環境友善，應用輔具幫助，還是能維持好的功用能力，就是健康老化，如此就能強化社會、經濟韌性。相關的變因我們都清楚，肥胖、菸酒、運動習慣、老人疫苗、事故傷害預防等，若能於前期準備好，功用能力的提升將會事半功倍。

台灣過去有《人口政策白皮書》，建議雖好，但有兩項缺點：(一)不夠完整，沒有包含民間與產業的力量。(二)如何於地方落實。世衛提出「高齡友善城市的模組」，模組中有八個面向與一個檢核表，告訴我們哪些事情可使環境對長輩更友善，包含住宅、交通運輸、社會參與、公民參與、公共空間與建築、資通訊環境、社區支持及健康服務、健康與長照的服務體系等八大面向。國民健康署扮演社會倡議的角色，提倡中央推動、縣市落實，朝這八大面向努力。

在銀色經濟部分，除了傳統醫療與長照，活躍老化與健康老化是新的銀色經濟商機。包含高齡友善經濟食：社會企業輔導高齡友善餐廳，增進行動不便長輩全家用餐友善性。衣：樂齡網針對長者各式各樣的需要及生活用品，建置長者服務平臺，不僅限於實體通路。住：智慧宅設計遠端監控、健康照護系統，即時守護長者日常生活及健康狀況。行：多扶(接送)發展創新長輩接送服務。育：樂齡學習提供課程及開發長者多元興趣與潛能樂：銀髮套裝旅遊增進長者外出旅遊方便性，為高齡族群提供娛樂活動空間。而財務處理則是一個新議題，包含退休金理財，大部分人瑞財務無法獨立處理。而挑戰在於工作人力的轉型與訓練，e化系統建置、領導與治理、財務分配等各項新工作之間的整合，以避免資源的重置浪費。針對近年觀察，發現雇主觀念應改變，建立跨齡友善工作環境，去除強制退休年齡，不要製造提早退休誘因，甚至可給雇主留任長者的誘因，訓練長者再返職場，都是應該著手的方向。

發展健康為核心價值的互聯網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15年永續發展的17大目標，當中首次把非傳染病、事故傷害與心理健康促進都納入改善目標，包含糧食安全、公眾環境、創新經濟(韌性經濟)、等都是龐大的商機，而當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都應縮減社會不公的差距以及符合生態永續、促進人類健康等目標。

發展以健康為核心價值的IOT互聯網並誘因設計，例如由保險業設立健康促進互聯網，以被保險人健康、不失能為獲利來源的產業誘因，被保險人可以自由加入，提供並持續豐富醫療、長照、社福、保健各種資訊，也能結合跨業聯盟(先經過濾)，建立社員消費平台，並亦鼓勵社員評分，對於健康採購與健康使用，給予計分、競賽、分級、回饋，依會員需求與評價，增加或減少合作供應商，由業務員與醫療或長照團隊共同合作，提供會員持續性由機構到社區無間斷的支持。

我們需邁向整合式體系，促使老年人在對的地方老化，強化工作人力的能力發展，並支持照護提供者，透過個案管理與廣泛的合作，促進整合式照護，確保永續與公平的財務機制，在政治面與社會面，改變關於長期照護的心態，才能因應這股擋不住的趨勢。

陳亮恭(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集體長壽急增下 人口政策因時制宜

我們正經歷歷史上的集體長壽，人類在近兩百年來平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80歲，這個歷史現象在人類世界中從來沒發生過，很難從過往經驗中找因應辦法。台灣於1945平均年齡為50歲，如今已從50歲增加到80歲，人口集體長壽的速度高出全球。

歷史上能調整國家人口結構的方法大概只有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台灣在上述兩方法上並沒有什麼成績，且看起來很困難，因為出生率不斷探底。其他國家的應對策略，德國祭出高額津貼，勉強可維持出生率；瑞典是改變整個國家體制；法國、澳洲或北歐國家生育率甚至有提高趨勢，這是福利國家的作為，也是整體改善國家人口結構的作為。移民方面，澳洲是對移民最友善的國家，2014年年度移民人口達總人口數3%，台灣在同年度約為5000人(0.02%)，並多是婚姻移民，95%都是女性。在人口結構難以修正的情況之下，許多已開發國家開始探討扶老比定義，現今是將65歲以上人口視為需要照顧的分子，但許多國家由於國民的健康狀況提升，建議應上調此一標準至70或75歲較為洽當。

從健保面向檢視我國醫療服務對老年人的友善程度，過去醫療體系發展的過程乃希望大家不要因病而窮、因窮而病，國家以擁有普及、優質、平價的醫療為目標，但建構過程中，人口快速高齡化，體系設計跟不上時代變化。台灣近十年的全民健保資料分析中，高齡民眾高達65%以上服用潛在不當用藥，且逐年上升，而具有潛在不當用藥的高齡病患，年增53%的住院風險，且多為骨折相關住院，整體費用無形中增加150億以上，可見醫療體系對於照顧多重疾病的複雜高齡長者猶有許多未竟之功。

健保醫療、長照體系設計：片斷化、片面化

台灣老人年平均住院0.38次，為65歲以下民眾住院風險三倍。常見診斷排序為肺炎、癌症相關治療、泌尿道感染、腦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等。但單以失智症的長者來說，患者通常因為年紀大會伴隨其他的疾病，但就醫時，卻不是具有失智症照護專業的醫療團隊進行診斷或治療，造成醫療片斷化。骨科亦同，髖關節骨折病患在台灣，絕大多數都可以在24小時內開刀，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在健保DRG支付方式之下，對病患後續照護措施不夠，鮮少關心患者跌倒的背後原因、骨質疏鬆的狀況、能否復原、是否接受充份復健等問題。台灣的醫療體系設計僅重視急重症醫療，缺乏對病患的長期考量，一味追求提升醫療效益是不夠的。長照場域內的情況更差，醫療與長照脫鉤，醫生常不會看到長照個案長什麼樣子，開藥無法完全符合需求，高齡照顧呈現「兩片」－片斷化的照顧、片面化的思考，導致見樹不見林，看病不看人。若以合併失能來說，65歲以上16%有各種身心失能，70歲以上則有40%，因此處理高齡者醫療照顧需同步考量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這是常態，但體系並沒有這種設計。

不論是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餘命都增長了，但不健康餘命增加的比健康餘命還多。醫療體系看似成功，但不代表病患都能健康生活，這是醫療體系發展困境。處在高齡社會，台灣對於失能預防的問題關注較少，過去研究指出高齡長輩若出現失能，甚至比疾病造成的死亡風險更高，不論原先健康狀況如何，高齡長者一旦失能，死亡率就會大幅增加。當今社會與醫療體系忽略失能對於健康照護的衝擊，失能不只是單純的照顧議題，而是整個社會面必須面對的挑戰。

未來，社會應設立以「失能預防」為目標的體制，針對(一)身體功能、(二)心智功能與(三)感官功能三方面切入，使台灣社會將失能極小化。這過程中必須建構完善個案管理，否則未來照顧體系將更複雜、更片斷化。

醫學教育一直以來針對疾病進行教育，40歲、50歲、80歲的高血壓都叫高血壓，但隨年齡不同，身體狀況也有所不同，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但醫學教育甚少教導不同處理邏輯；每種個別疾病都教得很仔細，但當一個人有五種病時，也未教導如何同時處理，最後造成多重就診與多重用藥的負面結果。

長者法定定義  與社會發展契機

體系若要活化，很多法皆要修改。《全民健保法》目前支付以門診跟住院為主，法規沒納入高齡社會的獨特需求。長照部分則一直無法跟醫療體系、預防保健體系結合。長照固然需保障弱勢，但要明訂範圍，以避免產業難以導入的現象。讓具有各種不同需求的民眾有明確方式去取得服務，可能是政府支付的長照服務，也可能是產業界發展的服務，也讓產業能進一步發展、深耕，產業與社會才能共同發展，多軌邁進。

歷史上從未明確定義「老年人」，僅有俾斯麥為了訂定退休年齡而定下65歲這個標準，之後也沿用成為老年人的定義，然而，德意志帝國當時平均壽命僅為47歲，現在平均餘命近80歲的時代，我們對老年人的定義卻仍停留在65歲。超高齡社會結構勢不可擋，傳統思維與策略難以因應，翻轉法定老人形象與健康，創造社會經濟發展新契機為當前重要課題。

濮大威(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浩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補強交通規劃 由老人需求思考

我是交通老兵，但必須先承認，這是我第一次由老齡社會來探討問題，從事交通與城市規劃，身為工程師一向有個責任，就是要看未來趨勢。高齡化社會對台灣造成衝擊，影響是多層面的。議題往往扣住醫療專業，對於交通的著墨鮮少，但在國外，自1970年代陸續有相關研究，多是老年人駕駛時對於交通安全的影響。從政策層面來看，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1年出版的「Ageing and Transport」才就交通、老人需求、安全課題做深入探討。歐盟則關心大眾運輸對老年社會的服務，EMTA歐洲都會運輸組織協會2007年出版「Older People and Public Transport」，爾後歐盟許多執行計畫都以這為參考依據。歐盟替高齡化社會進行組織安排，GOAL－Growing Older, Staying Mobile此組織有許多資訊公開在網路上，並與各國中央、地方政府運輸部門聯繫。

國外就交通議題上，首要問題是交通安全，關心高齡化駕駛對於道路安全的衝擊，駕駛執照不是人權，是社會給予的特權，因此需經過健康檢查才能給予駕照，甚至為高齡者安排訓練，使高齡者瞭解其對社會交通帶來潛在危險。另一方面，政策所關心「高齡人士獨立（自力更生）生活能力」：包含心理的影響，例如(一)如何延長駕駛歲月的研究；(二)如何從駕駛汽車道駕駛輪椅或者代步車；(三)並鼓勵他們能在社區中騎自行車、步行等；(四)替代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五) 行人環境；(六) 無障礙交通環境等。

永續交通上 尤重軟、硬體配套改善

「高齡化社會的交通」和「永續交通」所鼓勵的政策或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一)改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二)改善行人環境 Active Transport/Mobility；(三)無障礙交通環境。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不是單一議題，包括城鄉、年齡層區別、國情、文化、性別上的差異。

建議政府及NGO都應重視「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之研究，不論是環境上或資訊上改善，尤其是：(一)汽機車安全議題及其對應措施；(二)電動代步車管制措施；(三)行人、無障礙環境改善；(四)可參考國外文獻，規劃、改善「高齡者的交通資訊服務」。

曾旭正(國發會副主委)

因應高齡社會乃歷史性挑戰

台灣如何因應高齡社會而創發出一整套機制，乃是歷史性挑戰，行動作法應兼具經濟效用與社會效用。其中，經濟面指的是型塑護老產業，引導資金流入護老相關的一、二、三級產業，且應具體發揮創造就業、促進社會設計、提升生活環境以及促進社會公平。

透過新的非營利組織串聯地方政府

行動規劃應務實配合社會價值、家庭生活型態、親屬關係、城鄉差異、世代特性等。就世代特性而言，以2015年65歲者為例，這一代的老者多是1950年代以前出生，成長、就業於1960-80年代，正是台灣經濟成長蓬勃，都市化快速的年代。因為生逢其時，經濟相對富裕，多數人搭上房地產投資列車，因此在都市中自有住宅；相當比例的人，是第一代城鄉移民，因此擁有城與鄉的生活經驗。如今多數在新故鄉老化，都市環境條件如何支持其維繫適當親情關係和社區認同。

振興農業 年輕人入鄉照顧老人

同一世代的另一族群是留在故鄉者，多半務農或從事其他二級產業。面對子女不在身邊，田園將蕪，鄉村社經活力退化情況。因此，要處理鄉村地區護老課題，不僅是以老人為焦點，更要振興農業，引導年輕人入鄉，間接達成世代之間照顧老人的效果。舉例來說，都市老齡人多住在公寓，沒有電梯設備，若能在社區附近找新的房地產開發產品，購買設施完備新住宅套房，將舊有房產釋放給第二代子女居住，不再強調三代同堂，而以三代同區照顧取代，也許這是政府可以鼓勵的住宅產品改善方法。在都市地區，不以家庭為焦點，而是以社區型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為著力對象。

不論城鄉，養老、護老都應跳脫「屬於家庭負擔」觀念，它是集體消費、合作事業、社區營造，也是社會設計的範疇。在此觀念下，相關政策計畫設計，都應以合作、共享、互助為核心價值，惟有這樣做，才能真正達到對老人友善的社會。為此，政府與企業可多支持非營利團體，鼓勵開創社會服務的業務，譬如開設「社區長青共食廚房」、經營老人社團等。

新社會關係 需要新的社會組織

面對養老、護老需求，社會需要新的社會組織及新的社會關係，才足以藉由它們發展出新的服務、空間類型、活動模式等。而根源是扎根於社區的人與組織，因此有兩個方向可行，一是已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鼓勵其向社區養老這塊擴展行動；另一則是支持新設非營利組織(NPO)，如合作社、社會企業等，以「健康城市」為機制，串起地方政府各部門。交通面來看，無人車、結合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技產業)的公共運輸、Uber(鄉下更需要)、網路宅配購物等，都將更有利於老年人的交通需求。

胡勝正(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三層老年經濟安全：社會保險、職業保險、個人儲蓄

老化趨勢會越來越嚴重，美國人65歲退休，通常兩年過世，年金兩年就夠了。但現在增長八年，延遲退休兩年，多繳兩年少領兩年，前後縮減四年，都是為未來著想。人口老化是由於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牽涉社會保險的世代公平正義。老年經濟安全有三層，第一層是社會保險，就勞工而言就是勞保。第二層是職業保險或年金，也就是勞退。最後是個人儲蓄，隨著人口老化，子女減少，社會保險財務短絀，這層角色功能愈來愈重。當人口老化衝擊世代移轉機制，兩個常用的解決方案是；延遲退休、少領年金，與提升基金運用效率。

就延退而言，人口高齡化，因健康增進，不但減輕社會保險負擔，也有助身心健康。但延退需前瞻性的規劃。延退等於剝奪年輕人工作機會，高失業率時代，必須審慎。除重視健康外，保持人力資本的生產力亦是必須。基金管理責任與績效，更必須恪守善良管理人職能。除退休制度外，全民健保因人口老化的財務改革，促進健康及保大(病)、保小(病)都必須重新檢視。保財務安全，還是保健康，還是能兩者兼顧？我認為不是台灣人喜歡看病，而是全民健保制度有問題，現在制度只能單點沒有套餐，看病需一科科掛號，只為符合全民健保給付。

建議比照國外做法，讓每個人有自己的「Unified budget」（統一預算、綜合帳戶），算成稅的一部分，包括個人房產、健保、年金等都在「一包」裡，把老年人相關的個人資金、資料都一起記錄，更重要是讓高齡社會的政策效率提高，在適當的時機、注入妥適資源。

檢視對老年人口缺乏友善

交通上，台灣對老年人口並不友善，騎樓高低不平且道路坑坑洞洞，雖已有扁平化處理，對老人家依舊不方便。許多人原是一條龍，老年跌了一跤，最終只能躺在床上。捷運系統便利，電梯為捷運必備，但標示不清，需繞了許久找尋，這對拿拐杖的老人是大挑戰，這些都可以改善。地方政府建設自行車道，卻壓縮老人行路空間，危險也很諷刺。現在都希望老人盡快交棒，老人是很痛苦的。以前我65歲，他們說我在這邊服務三十年，要辦歡送晚會，但現在老闆說我應該退休了。

日本老人很多活很久，日本很多區域金融資產都在60歲以上的老人身上，利息每降低一點，老人年金或孳息就少一點，台灣以後可能會變這樣。曾副主委提到社會住宅對眾多老人的重要性，對年輕人亦幫助不足。現在很多老人住老房子，成了釘子戶，老人也需要人權，我贊成尊重財產、生命權，但如果因為釘子戸無法都更，有天遇到地震樓房倒塌，亦應警惕。

我們要建立一個活躍老化的家園。如果能做到美國亞利桑那和佛羅裡達那樣，用好天氣歡迎年輕退休族去打高爾夫、划船，真的不能動時回回老家，也能請東南亞有錢人來投資，不活躍時再回去給子女照顧。

黃榮村(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高齡社會 科技因應、社造協力

老齡化囊括很多主題，包含年金改革、國家長照計畫、扶養體系等項在內，今天因主題放在韌性都市上未及探討，以後可再做相關主題討論。台灣社會對老化危機有感，缺的是有效與全面的做法。統計預測資料指出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將首度超過18歲以下人口，兩者的交叉差距越來越大；未來十年，老年人口則將超過20%，情勢相當嚴苛。

台灣的危機感在以前全國科技會議的討論中就已萌生，當時有關科技因應的重點方向是：(一)發展老年關懷科技。台灣因ICT產業特別有成就，關懷科技甚有可能發展到國際等級，甚至成為國際性的社會產業。現在雖已列為重大方向，但沒有具體的實現策略，科發基金似亦未匡列足夠預算，最後仍未見達成。因此顯現台灣對老年問題是有危機感，但行動緩慢，需做調整。(二)長期失能與失智是老年人口中很大的問題，生命年齡目前的人口學極限應是120來歲，若能有效延緩平均的社會失能年限，則需要全力照顧的總量就會下降，故延緩失能與失智應被列為最有邊際效應的政策，包括全面稽查、評估，盤點台灣社會終身學習和志工服務(包含參與環境生態、社區、醫療、與公共事務志工或學習的老年人)，老人也有豐富經驗可以幫助或參與創業，應有專責單位先盤點資源，以訂定出可讓老年人多參與、延緩失能失智的有效政策，以讓老年人不要太快變老。(三)長照人力問題，台灣各大學及專科學校，護理人才培育專業教育質量俱佳，若政策明確，在此基礎上推動長照人才培育應是事半功倍。目前許多大學內已開設相關學程，開始針對老年化社會做準備，老年醫學也逐漸起步中，只要長照政策確定，長照人力應該是可以在教育與醫療體系中培育出來的。

既有社造上協力 發展台灣模式的政策

國家現在規劃稅收來籌措長照財源，原則上應該是以弱勢群體為優先，穩定後再研議是否逐步推動一般人民的長照保險。這看起來可行，因為長照的財務支出，估計約是健保總體財務支出的四分之一以內，以台灣推動健保的成功狀況而言，只要給時間，要做好該一長照規模應該不會很困難。

韌性社會或韌性社區的建立和普及，在台灣已有相當經驗，但用在老化上則是大挑戰，因為過去建立韌性的目標主要都不在老化問題上，例如921震災和八八水災之後的重建工作，可以看到專業團隊、志工團體和社區總體營造團隊及社區，都做出良好的協力、互動、與整合，讓創傷後壓力異常(PTSD)的發生率降低復原率迅速提高，人性的安頓獲得比較好的照顧，社區復原及重建效能也變快變好，韌性的成就非凡。這些都是從921開始的，以前更早發生賀伯颱風(不比八七水災小)時，因為社會還未發展到那個地步，當時還看不到整齊的專業與志工團體。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韌性之後就開始蓬勃發展，但建構社區與社會韌性時，不能忘記老人，老人不只是被服務者或是一位單純的使用者，更因身處其中、身為當事人，比較知道如何達成需求，如捷運系統應如何標示，才能真正讓老人還未疲累迷失之前，引導老人找到可順利出口的扶梯或電梯，就是一例。老年人應可當共同參與者提供切身的意見，有助於整體水準之提升，而在參與的同時也有延緩失能的效果，這種老年政策的規劃與發展，一定能因此走出獨樹一格，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台灣模式。

綜合總結 邱文彥整理

1，高齡社會是趨勢，攸關國家整體永續發展，現有觀念、經驗、作法，對老者不夠重視和老齡社會不夠深入。在尊嚴和價值的觀點上思考老人需求，制定配套措施，長者法定定義方面要充實。

2，高齡社會現階段需求應再評估，中央政府全方位盤整，業界需調適，在地紮根需與行動連結。高齡社會議題要跨領域、跨部會，甚至需要落實立法。

3，高齡社會議題要結合銀色經濟或老人經濟，中央政策需明確、積極，稅收運用及保險給付，產業和資金如何引進，應持續探討。

4，長照制度應重視失能預防是關鍵議題，現況是不健康的比健康的多，花費醫療資源亦多。活躍老人、活化老者，保持並充實人力資源，終身學習、志工服務與再創業契機。

5，高齡交通可借鏡國外經驗，改善大眾與準大眾運輸，輔以高齢社會空間設計。如何透過物流機制平衡、如糧食銀行，智慧服務基地、專業團隊與設備補助地方與社區資源。

6，建築三代同堂、同村同區，家庭、社區、社會網路的系統整合。台灣城鄉發展差異大，需求不一，振興農業、建立在地特色的社區發展，引導年輕人入鄉。

7，社會住宅都更、以房養老要考慮，尤其臺北或都市地區大多房子都過老。老齡社會規模都更很重要，考量過程中如何結合社會住宅措施和配套、比例。

8，下一場結合地方政府與地方社區進行對話討論，從較務實面相探討不同需要，形成往後的行動策略。打造高齡社會下的韌性都市和健康家園，我贊同黃部長的看法，應該是「台灣模式的高齡社會和健康家園的打造」。

結語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人口老化是全球課題，老齡社會的策略與挑戰，在過去努力的基礎上尋求、待克服及待整合。年年評選永續社區中，只見台灣地方底層堅實的能量在打造與支撐家園，然公共運輸無論在軟硬體皆嚴重不足，尤其不見邊遠老齡社區的醫療服務與設備配置。黃部長說921後，地方自治建立相當概念；邱署長對於健康社區發展的清單，政府已在做，尚有分佈不均、資源不殆，要大家接手。這些年由國土規劃到自然環境衝擊、調適，一次一次的韌性都市、宜室居家園中討論，發現考驗的是人與制度的調整與選擇，取決於上位計劃的觀念、態度與決心。中央部門應以達到最佳內聚效能為目標，健康老化需再評估，生命中的生老病死過程，僅週期性規畫與間歇性社會對話是不夠的，世代轉接，需要群策群力參與、投入。

文/吳敬璉

來源:中國政策論壇(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industry/Practice/201609/t20160922_255679.htm)

結構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體制機制的結構，通過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往往會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因此，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才能解決問題。政府的作用，是為企業和創業者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為實現這個目標，現階段需要從制定和執行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等六個方面抓緊推進。

政府直接“調結構”不但無效，甚至會適得其反。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產業結構存在嚴重扭曲，效益受到損害，需要進行調整。但是，在當時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條件下，這種調整還是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的。

這種方法的根本問題在於，政府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而且結構扭曲往往就是由體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即使調整到位了，也並不能讓市場獲得一個好的結構。此外，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的各種體制和政策上的因素並沒有改變，很多調整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無用功。

後來經過20年左右時間的改革，市場逐漸地成長和發育起來，但政府主導和配置資源的習慣依然保留著，結構扭曲的問題也難以解決。在2004年出現了經濟“過熱”以後，對宏觀經濟到底是“全面過熱”還是“局部過熱”，各界發生了爭論。當時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認為沒有發生過熱，也不贊成採取總量緊縮政策。第二種認為經濟出現了總量過熱，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而導致崩盤。然而，獲得決策層肯定的是第三種意見，即認為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全面過熱”，只需採取措施加以控制，抑制“過熱部門”的擴張，就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由此，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多次制定並頒佈了相關文件與規定，希望用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卻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產能過剩的行業越調越多。因為價格信號扭曲和成本失真，用各種補貼、政策優惠扶植的指定產業很快也變成了產能過剩的產業。直到現在，結構調整的第一大任務還是去產能，這也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調結構的致命弱點。

張維迎VS林毅夫:產業政策存廢之爭

文/《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賈國強

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27/c_129301410.htm

在政府大力推動「5加2」產業政策的同時，大陸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林毅夫及張維迎，針對產業政策的存廢展開精采的爭論，發展迄今不但驚動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面回應，更被外界視為「攸關中國前途命運的辯論」。

8月25日，張維迎先於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峰會上，強調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不到1個月，林毅夫則撰文「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不可或缺。

其實這不是兩人第1次針鋒相對。早在1995年，張維迎便與林毅夫就國企改革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外界稱為「北大交火事件」。後來也多次展開辦論，張主張「改革的成功是市場的成功，以後也要靠市場，不靠政府干預」，而林則反駁「改革的成功既離不開市場，也離不開政府干預，以後也要靠有效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前者主張應尊重市場機制的「小政府」，後者則認為政府應要介入調控，引導經濟發展，扮演「大政府」角色。

此次，對於「產業政策」的爭辯，關鍵也在於「政府干預」，兩人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述，十分值得台灣產業政策規畫借鏡。

首先，張認為「創新是不可預見的」，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機率，美國思科（Cisco）創辦時被72家創投拒絕，大陸騰訊創辦時為了50萬美元求助無門，當時沒人看好他們會成功。也就是說，即使是最專業的創投專家，也不能預見創新，沒有人可以為創新做出規畫，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產業政策把有限的資源豪賭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比盲人摸象更不如。除此之外，政策執行層面缺乏誘因也是該考慮的大問題。產業政策若成功，官員並沒有獲得額外的報酬，然而若是失敗卻要承擔責任。因此在執行時，官員更多的考慮是「怎麼迴避個人責任」或是「別人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跟風行為。這也造成政府鼓勵的產業，大家一窩蜂投入發展，最後形成產能過剩。

而林則認為，產業政策能解決企業自身難以克服的外部性，並可完善所需的軟硬體基礎設施，發揮溝通協調功能。再者，由於國家的資源稟賦有限，政府不能提供服務，而讓具有潛力的比較利益產業發揮效益，可以迅速變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即便這個產業政策不成功，政府也能從中獲取經驗，提高之後政策成功的機率。

其實兩位大師說的都有道理，張關注的是產業發展中「前沿創新」問題，而林則是在強調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另外，我們也需注意過去的政策演變思維。「產業別」的政策是政府選擇具發展潛力的產業，透過補貼、稅收、法規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護特定產業的發展，以加快該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快速成為具競爭力的產業。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因整體的基礎設施、法規、投資環境等仍未完善，「產業別」的政策能快速看到成效，因此獲得高度重視。例如台灣早年的「兩兆雙星」，大陸「十二五」的七大新興產業都是，但前者最後成了「兩兆傷心」，後者在「十三五」下轉成為中國製造2025的十大重點產業。產業別政策是有問題的。

先進國家較好的是「功能別」的產業政策。該政策一般不針對特定的產業，而在於幫助人力資源培訓、研發補貼、市場服務、基礎設施等完善整體產業發展基礎功能，進而提高產業競爭力。因為依循市場機制，可以優化市場功能，減少資源分配扭曲的現象。我國從早期的《獎勵投資條例》，轉成《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產業創新條例》也都是進步的表徵。

總之，「產業政策」縱然立意良善，但除了看不準，另一重要關鍵在於產業政策的規畫與執行時產生的偏差。來自政客、官員、利益團體有很多私心，使得實際計畫不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

準此，建議現在政府經濟發展的「5加2」政策，應盡量朝功能別獎勵補貼，避開產業別及執行偏差的相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