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各界反應不一。有人從銷售的角度切入，把著眼點放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新興市場；有人從成本角度切入，認為應當創造新的供應鏈；也有人從資源的角度切入，認為應當善用當地資源。不論什麼角度，到了最後，焦點都在於投資。如果只是貿易，現在就在做了，還有什麼新意？新南向是否有成果，要看相較於過去，是否有更多的投資、創造更多的效益。

可是，各國的投資環境差別很大。世界經濟論壇的2015～16全球競爭力指數，其中「公共制度」一項包含財產權保障、清廉度、司法及行政免於不公平待遇、公部門效率、治安，應當相當接近於所謂「投資環境」。根據這個排名，全世界第1名是芬蘭、第2名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名列25、台灣名列27、中國大陸46、印尼59、印度63、越南78、菲律賓83、泰國90。

根據這個指數，台商如果是去新加坡，沒問題，去馬來西亞，和台灣本地類似，去其他地方，可以預期到所面臨的投資處境，將遠低於台灣，也低於對岸。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最能做的，就是讓台商投資獲得應有的保障。

簽雙邊投資保障協議是一條路；目前和台灣已經簽有類似協議的地方包含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度和中國大陸等。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簽了以後，實際上無法履行，那簽協議的意義不大。

舉兩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國有事業之一的中鋼，為了進軍南亞，到印度投資鋼廠。原來說好熱軋原料關稅為5%，等到真正蓋好了廠，當地政府推翻協議，將關稅增加了1倍到10%，這樣一來，這個工廠的效益就大有問題了。在日本和南韓等競爭國，進口關稅只需1%，其鋼品相對而言具有競爭力，中鋼印度廠就很難和來自這些國家的進口品競爭。中鋼在印度的公司曾因此表示：「已有最壞的打算。」

另外一個例子也涉及中鋼，其占資本約1/4，而主要的股東是台塑，也就是越南河靜鋼廠。這個案子更離奇：今年4月初開始，幾乎是越南新政府上台的同時，中部河靜、廣治、廣平與順化等省份海岸出現大量魚類死亡，許多水產養殖戶因為從海濱接管抽取海水，也導致水產死亡，累積的死魚大約有70噸。由於河靜鋼廠所在的河靜省永安經濟區聚集多工業廠房，有民眾質疑是這些廠房排放廢水所致。

在4月底，該國資源與環境部副部長開記者會表示，經過調查，河靜鋼廠排水系統是合法的，由河靜省資源與環境廳人員負責日常監管與監測，廢水經過處理、檢測，達到越南標準後才排入海洋。但民眾不接受這個官方的說法，反而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到了6月底，案情直轉急下，越南政府改口，說河靜鋼廠要為這70噸的死魚事件負責，並要求該廠付出相當於台幣150億的罰金，等於約每噸死魚2億多元。不僅如此，越南新政府還推翻前政府所核定的減稅文件，要求河靜鋼廠返還退稅約新台幣22.4億元。

這樣的天價賠償，留下來更多的疑點和問題。疑點之一為，為何越南新舊政府對此案之態度不同，為何新政府前後的態度也不同？死魚事件是一事實認定問題，應當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在態度轉變的背後，是否有其他政治因素角力？一個還沒有點火的新廠，可以汙染到200公里長，相當於新竹到台南的沿海，則是另外一個有待釐清的疑點。

無論如何，從科學的角度看，真相只會有一個，但從其他政治因素的角度來看，事情就複雜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和印度都和我國簽有投資保障協定，前者早在1993年生效，後者於2005年生效。有發揮作用嗎？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如果政府對於新南向政策是認真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落實雙邊投資保障協議。要保障的，是契約的履行、災害的科學認定、合理的爭議處理程序，這3個缺乏任何1個，投資就無法獲得保障。如果雙邊協議已簽，但依舊出問題，政府必須以國力為後盾，由外交途徑積極介入─這才是新南向政策應有的意義。

首次召開的「執政決策協調會報」結束後，總統府對外發布了一張會報現場照片。這張無聲的照片其實隱含風雷之聲，關心憲法有關總統權力的人，「於無聲處聽驚雷」，對憲政史上這聲乍響不可能無感也無憂。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在總統府，與會者從蔡總統算起，順時鐘依序是：行政院長林全，副院長林錫耀，秘書長陳美伶，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建忻、姚人多、發言人黃重諺，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新境界基金會執行長邱義仁，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以及副總統陳建仁。其中總統府五人，行政院三人，民進黨四人，地方首長一人。

依總統府說法，會報將固定於每周一在總統府召開，成員除地方首長可能變動外，其餘均為固定成員。亦即，由總統主持的這項會報，將是正式的、常態的、體制內的會議，而非臨時性的、體制外的、非正式的會議。而且，會報內容也由總統府發言人對外公開轉述。

再從首次會報的結果來看。當天會報共討論了年金改革、兆豐案與一例一休三項議題，每項議題蔡總統都有具體裁示，其中兆豐案要追究以往監管責任，十八趴優存可逕行改革，一例一休年底前完成修法。會報結束後數日，民進黨立院黨團果然強行通過勞基法修法初審，行政院也完成兆豐案調查追究前朝財金首長責任。由此可見，蔡英文主持的這項會報，完全不同於陳水扁的九人小組與馬英九的五人小組，乃是即令即行的決策會議，並非泛論不決的諮詢會議。

換句話說，從會議的常態性質、與會成員的背景、會議的裁示以及裁示均立即付諸執行來看，總統府的決策協調會報，在決策地位與決策功能上，已十分接近法國總統每周固定在愛麗榭宮主持的國務會議（或稱部長會議），都是政府的最高決策機制。

但不同的是，法國總統可主持部長會議，並擁有最高行政決策權，權源來自第五共和憲法，而蔡英文的這項權力，卻既未載諸憲法本文，也不見於憲法增修條文中。一九九七年修憲改制為雙首長制過程中，雖曾有人主張總統應主持國務會議，但未獲採納，以至於台灣的改良式雙首長制，對總統的「決策權」仍有所限縮，比法國總統決策權要小得許多。而限縮的總統決策權，應該就是蔡英文所說的「憲政體制羈絆」。

然而，在民主憲政體制中，總統應當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蔡英文在未修憲對總統權力重新進行憲法設計前，卻自行擴張總統的決策權，其結果也許可擺脫憲政體制對她的羈絆，卻也無異於違背了她必須忠誠履踐的憲法維護者角色。

更何況，她自行創設的這個會報，因為與會成員的背景不同於法國的部長會議，其中所涉及有關權力分際的問題，多得不計其數。例如總統與閣揆的權力分際，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分際，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際，政府與政黨的權力分際，體制內與體制外（智庫）的權力分際，其中任何一項權力分際問題，都可能引發合憲與否的質疑，遑論有那麼多問題糾纏其中？

民主憲政在制度上不但要有權力分立的設計，在執行上更要有權力自我抑制的警覺，蔡英文如果不滿於憲政羈絆讓她難成大事，那就應該下決心修憲，除此別無他途。否則，遠方有風雷，憲政風暴隨時來襲。

植基既有基礎上 建立新思維

近年環太平洋地震帶活躍，東加、日本熊本地震至南美洲等區的地震頻傳，令人憂心。台灣亦自然災害頻傳，面對洪水的應變大致上具備，反之旱災則較缺乏經驗，因此國土計畫法特別將水資源分配做為未來產業分佈的重要依據，然前瞻考量恆為永久的挑戰。面對氣候變遷除自然災害，人為災害也須重視。過去基金會致力於國土韌性規劃，如今不僅要關心國家永續發展，因應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的挑戰，更更不容緩。因此，在國土規劃與國家永續發展上，必須加入不同的新思維。

ICLEI(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是聯合國認定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NGO，台灣有近10個地方政府加入。ICLEI特別強調建構「韌性都市」，韌性都市的精神，是促進都市能對抗各種災變，且迅速復原(recover)，值得台灣特別重視。

國土規劃各自起步 缺乏一致性

有些國家開始嘗試建立垂直都市或是糧食都市，災變時短時間內可自己自足，這些國際間先進的想法，可能挑戰目前國土規劃使用的相關法令。過去都市規劃，以分區(zoning)為規劃，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區與區交通來往就會耗盡很大能量與製造汙染，因此垂直都市是思考的新角度。地方政府在自然保育的作為不一，有些積極大力推動保育，也有些地方保育出現落差，高雄茄萣濕地的開路爭議即為一例；九月內政部與相關部會主辦「國際濕地研討會」，倡議保育，但民眾卻反應部分地方政府對濕地保育態度消極。濕地是眝碳重要的「碳匯」，對低碳城市打造非常重要，由此可看出政策一致性是不足的。

這些年在中央政府內政部、國發會支持下，地方政府業有許多作為，諸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永續都市等。最近外交部亦舉行氣候變化公約NGO論壇，六個地方政府參與，就我觀察尚有許多不足，局處統合、應對仍有改善空間；例如（一）地方政府在改變都市結構、從事更新及提高災變能力時，尚缺少通盤性規劃，有見樹不見林之憂。(二) 各縣市常說低碳，但對熱島效應處理還是不足，例如風廊建立是最根本和有效方法，目前尚未見實際應用案例，亦未見全盤性、3D、全視角度思考的都市形貌規劃。（三）許多城市都談低碳運輸，大力推動低地板、低碳交通；但交通產生的社會成本極大，如臺北有很好的交通系統，大眾交通系統使用率卻僅為40-50%左右，且有176萬輛機車，對低碳城市是很大的挑戰。

新課題已然存在

此外，亦未觸及迫切的高齡化社會議題已然存在的事實。如新北市安養院失火造成的傷亡、老舊住宅隱憂，都是潛在的都市問題。我們應自問：假設遇到大規模災變，台灣準備好了嗎?

打造韌性都市，不能單靠政府部門，在地人的投入是關鍵，其參與也涉及社經資源的大量注入，中央政策必須明確，地方則須因地制宜，搭配執行應有私部門參與，形成的產業鏈也是重點。目前老年照護、社會保險和醫療照護之安全議題雖備受關注，然如何促進政策落實，整備仍然不足。我讀過日本「經營一輩子的家」一書，訴說人從年輕到老有不同的需求，人才能住得舒暢一輩子。未來韌性都市的打造，今天僅在大尺度上就國土計畫輻線承上啟下，溝通交通規劃、老齡負荷、財經融資、土地使用與空間建築等問題，接下來期待與小尺度的基層需求對話。在下次會議中，將邀請有意願的地方政府、學者、社群社區參與，傾聽陪伴、努力落實。

邱淑媞(前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署長、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打造活躍、健康老化 銀色經濟環境

青壯大軍退休潮來臨，長者需求急遽增加、生產力減退、消費力消退，鼓勵生育黃金時間只剩5-10年。人口成長趨緩，目前是生產人口最豐沛時代，但已感受缺工壓力，高齡人口以倍數成長，從扶老比(15-64歲/65歲以上)來看，目前10個年輕人扶養1位老年人，到2060年則變成1.3個年輕人扶養1個老年人。2016年台灣15-64歲人口比例達到最高值，往後就會逐漸下降，未來人口老化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雖然全世界都有此趨勢，但台灣生產力下降、高齡化速度比其他國家更快。2015年底，台灣已有10個縣市高齡人口達到14%，45鄉鎮達到超高齡。

面對這個議題，首先想到的是高齡人會失能、生病，需要經費協助，會增加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則擔心生產力下降，消費力也會疲軟，但從正向思考，如果長輩健康，也可以成為睿智、有經驗的生產力，同時在醫療消費負擔會減少，這就是「銀色生產力」、「銀色消費力」。政府部門在給養老金、醫療費用、長照費用的同時，如何誘使大家改變想法，不再僅是「生病不用愁，失能不用籌」，而是利用經費，幫助對象維持健康狀態，而政府採購與投資方向也要思考。

重視慢性病導致的失能

根據研究，一個不健康的人所活的時間雖然短，但其花費的經費與社會成本是最高的。民間調查也顯示，百歲人瑞跟65歲的一般人相比，也是看病較少吃藥較少，因此健康與社會轉化是做得到的，這就是所謂「失能壓縮」的想法。

什麼問題會造成失能與死亡?健康年數損失是國際通用指標，目前造成健康年數損失最重要問題的是非傳染性的慢性病，包含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失智、事故傷害以及失明、失聰等感官問題，雖不會造成死亡但會導致失能並折損年數。全民健保不能保證國民健康，應注重慢性病的控制。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老化，利用維持或增強老化後的功用能力(functional ability)來達到健康老化。功用能力是內在效能(身心健康狀況)與環境特性兩者交互作用所決定。也就是說即便我們老化並有部分失能，但若環境友善，應用輔具幫助，還是能維持好的功用能力，就是健康老化，如此就能強化社會、經濟韌性。相關的變因我們都清楚，肥胖、菸酒、運動習慣、老人疫苗、事故傷害預防等，若能於前期準備好，功用能力的提升將會事半功倍。

台灣過去有《人口政策白皮書》，建議雖好，但有兩項缺點：(一)不夠完整，沒有包含民間與產業的力量。(二)如何於地方落實。世衛提出「高齡友善城市的模組」，模組中有八個面向與一個檢核表，告訴我們哪些事情可使環境對長輩更友善，包含住宅、交通運輸、社會參與、公民參與、公共空間與建築、資通訊環境、社區支持及健康服務、健康與長照的服務體系等八大面向。國民健康署扮演社會倡議的角色，提倡中央推動、縣市落實，朝這八大面向努力。

在銀色經濟部分，除了傳統醫療與長照，活躍老化與健康老化是新的銀色經濟商機。包含高齡友善經濟食：社會企業輔導高齡友善餐廳，增進行動不便長輩全家用餐友善性。衣：樂齡網針對長者各式各樣的需要及生活用品，建置長者服務平臺，不僅限於實體通路。住：智慧宅設計遠端監控、健康照護系統，即時守護長者日常生活及健康狀況。行：多扶(接送)發展創新長輩接送服務。育：樂齡學習提供課程及開發長者多元興趣與潛能樂：銀髮套裝旅遊增進長者外出旅遊方便性，為高齡族群提供娛樂活動空間。而財務處理則是一個新議題，包含退休金理財，大部分人瑞財務無法獨立處理。而挑戰在於工作人力的轉型與訓練，e化系統建置、領導與治理、財務分配等各項新工作之間的整合，以避免資源的重置浪費。針對近年觀察，發現雇主觀念應改變，建立跨齡友善工作環境，去除強制退休年齡，不要製造提早退休誘因，甚至可給雇主留任長者的誘因，訓練長者再返職場，都是應該著手的方向。

發展健康為核心價值的互聯網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15年永續發展的17大目標，當中首次把非傳染病、事故傷害與心理健康促進都納入改善目標，包含糧食安全、公眾環境、創新經濟(韌性經濟)、等都是龐大的商機，而當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都應縮減社會不公的差距以及符合生態永續、促進人類健康等目標。

發展以健康為核心價值的IOT互聯網並誘因設計，例如由保險業設立健康促進互聯網，以被保險人健康、不失能為獲利來源的產業誘因，被保險人可以自由加入，提供並持續豐富醫療、長照、社福、保健各種資訊，也能結合跨業聯盟(先經過濾)，建立社員消費平台，並亦鼓勵社員評分，對於健康採購與健康使用，給予計分、競賽、分級、回饋，依會員需求與評價，增加或減少合作供應商，由業務員與醫療或長照團隊共同合作，提供會員持續性由機構到社區無間斷的支持。

我們需邁向整合式體系，促使老年人在對的地方老化，強化工作人力的能力發展，並支持照護提供者，透過個案管理與廣泛的合作，促進整合式照護，確保永續與公平的財務機制，在政治面與社會面，改變關於長期照護的心態，才能因應這股擋不住的趨勢。

陳亮恭(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集體長壽急增下 人口政策因時制宜

我們正經歷歷史上的集體長壽，人類在近兩百年來平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80歲，這個歷史現象在人類世界中從來沒發生過，很難從過往經驗中找因應辦法。台灣於1945平均年齡為50歲，如今已從50歲增加到80歲，人口集體長壽的速度高出全球。

歷史上能調整國家人口結構的方法大概只有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台灣在上述兩方法上並沒有什麼成績，且看起來很困難，因為出生率不斷探底。其他國家的應對策略，德國祭出高額津貼，勉強可維持出生率；瑞典是改變整個國家體制；法國、澳洲或北歐國家生育率甚至有提高趨勢，這是福利國家的作為，也是整體改善國家人口結構的作為。移民方面，澳洲是對移民最友善的國家，2014年年度移民人口達總人口數3%，台灣在同年度約為5000人(0.02%)，並多是婚姻移民，95%都是女性。在人口結構難以修正的情況之下，許多已開發國家開始探討扶老比定義，現今是將65歲以上人口視為需要照顧的分子，但許多國家由於國民的健康狀況提升，建議應上調此一標準至70或75歲較為洽當。

從健保面向檢視我國醫療服務對老年人的友善程度，過去醫療體系發展的過程乃希望大家不要因病而窮、因窮而病，國家以擁有普及、優質、平價的醫療為目標，但建構過程中，人口快速高齡化，體系設計跟不上時代變化。台灣近十年的全民健保資料分析中，高齡民眾高達65%以上服用潛在不當用藥，且逐年上升，而具有潛在不當用藥的高齡病患，年增53%的住院風險，且多為骨折相關住院，整體費用無形中增加150億以上，可見醫療體系對於照顧多重疾病的複雜高齡長者猶有許多未竟之功。

健保醫療、長照體系設計：片斷化、片面化

台灣老人年平均住院0.38次，為65歲以下民眾住院風險三倍。常見診斷排序為肺炎、癌症相關治療、泌尿道感染、腦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等。但單以失智症的長者來說，患者通常因為年紀大會伴隨其他的疾病，但就醫時，卻不是具有失智症照護專業的醫療團隊進行診斷或治療，造成醫療片斷化。骨科亦同，髖關節骨折病患在台灣，絕大多數都可以在24小時內開刀，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在健保DRG支付方式之下，對病患後續照護措施不夠，鮮少關心患者跌倒的背後原因、骨質疏鬆的狀況、能否復原、是否接受充份復健等問題。台灣的醫療體系設計僅重視急重症醫療，缺乏對病患的長期考量，一味追求提升醫療效益是不夠的。長照場域內的情況更差，醫療與長照脫鉤，醫生常不會看到長照個案長什麼樣子，開藥無法完全符合需求，高齡照顧呈現「兩片」－片斷化的照顧、片面化的思考，導致見樹不見林，看病不看人。若以合併失能來說，65歲以上16%有各種身心失能，70歲以上則有40%，因此處理高齡者醫療照顧需同步考量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這是常態，但體系並沒有這種設計。

不論是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餘命都增長了，但不健康餘命增加的比健康餘命還多。醫療體系看似成功，但不代表病患都能健康生活，這是醫療體系發展困境。處在高齡社會，台灣對於失能預防的問題關注較少，過去研究指出高齡長輩若出現失能，甚至比疾病造成的死亡風險更高，不論原先健康狀況如何，高齡長者一旦失能，死亡率就會大幅增加。當今社會與醫療體系忽略失能對於健康照護的衝擊，失能不只是單純的照顧議題，而是整個社會面必須面對的挑戰。

未來，社會應設立以「失能預防」為目標的體制，針對(一)身體功能、(二)心智功能與(三)感官功能三方面切入，使台灣社會將失能極小化。這過程中必須建構完善個案管理，否則未來照顧體系將更複雜、更片斷化。

醫學教育一直以來針對疾病進行教育，40歲、50歲、80歲的高血壓都叫高血壓，但隨年齡不同，身體狀況也有所不同，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但醫學教育甚少教導不同處理邏輯；每種個別疾病都教得很仔細，但當一個人有五種病時，也未教導如何同時處理，最後造成多重就診與多重用藥的負面結果。

長者法定定義  與社會發展契機

體系若要活化，很多法皆要修改。《全民健保法》目前支付以門診跟住院為主，法規沒納入高齡社會的獨特需求。長照部分則一直無法跟醫療體系、預防保健體系結合。長照固然需保障弱勢，但要明訂範圍，以避免產業難以導入的現象。讓具有各種不同需求的民眾有明確方式去取得服務，可能是政府支付的長照服務，也可能是產業界發展的服務，也讓產業能進一步發展、深耕，產業與社會才能共同發展，多軌邁進。

歷史上從未明確定義「老年人」，僅有俾斯麥為了訂定退休年齡而定下65歲這個標準，之後也沿用成為老年人的定義，然而，德意志帝國當時平均壽命僅為47歲，現在平均餘命近80歲的時代，我們對老年人的定義卻仍停留在65歲。超高齡社會結構勢不可擋，傳統思維與策略難以因應，翻轉法定老人形象與健康，創造社會經濟發展新契機為當前重要課題。

濮大威(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浩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補強交通規劃 由老人需求思考

我是交通老兵，但必須先承認，這是我第一次由老齡社會來探討問題，從事交通與城市規劃，身為工程師一向有個責任，就是要看未來趨勢。高齡化社會對台灣造成衝擊，影響是多層面的。議題往往扣住醫療專業，對於交通的著墨鮮少，但在國外，自1970年代陸續有相關研究，多是老年人駕駛時對於交通安全的影響。從政策層面來看，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1年出版的「Ageing and Transport」才就交通、老人需求、安全課題做深入探討。歐盟則關心大眾運輸對老年社會的服務，EMTA歐洲都會運輸組織協會2007年出版「Older People and Public Transport」，爾後歐盟許多執行計畫都以這為參考依據。歐盟替高齡化社會進行組織安排，GOAL－Growing Older, Staying Mobile此組織有許多資訊公開在網路上，並與各國中央、地方政府運輸部門聯繫。

國外就交通議題上，首要問題是交通安全，關心高齡化駕駛對於道路安全的衝擊，駕駛執照不是人權，是社會給予的特權，因此需經過健康檢查才能給予駕照，甚至為高齡者安排訓練，使高齡者瞭解其對社會交通帶來潛在危險。另一方面，政策所關心「高齡人士獨立（自力更生）生活能力」：包含心理的影響，例如(一)如何延長駕駛歲月的研究；(二)如何從駕駛汽車道駕駛輪椅或者代步車；(三)並鼓勵他們能在社區中騎自行車、步行等；(四)替代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五) 行人環境；(六) 無障礙交通環境等。

永續交通上 尤重軟、硬體配套改善

「高齡化社會的交通」和「永續交通」所鼓勵的政策或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一)改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二)改善行人環境 Active Transport/Mobility；(三)無障礙交通環境。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不是單一議題，包括城鄉、年齡層區別、國情、文化、性別上的差異。

建議政府及NGO都應重視「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之研究，不論是環境上或資訊上改善，尤其是：(一)汽機車安全議題及其對應措施；(二)電動代步車管制措施；(三)行人、無障礙環境改善；(四)可參考國外文獻，規劃、改善「高齡者的交通資訊服務」。

曾旭正(國發會副主委)

因應高齡社會乃歷史性挑戰

台灣如何因應高齡社會而創發出一整套機制，乃是歷史性挑戰，行動作法應兼具經濟效用與社會效用。其中，經濟面指的是型塑護老產業，引導資金流入護老相關的一、二、三級產業，且應具體發揮創造就業、促進社會設計、提升生活環境以及促進社會公平。

透過新的非營利組織串聯地方政府

行動規劃應務實配合社會價值、家庭生活型態、親屬關係、城鄉差異、世代特性等。就世代特性而言，以2015年65歲者為例，這一代的老者多是1950年代以前出生，成長、就業於1960-80年代，正是台灣經濟成長蓬勃，都市化快速的年代。因為生逢其時，經濟相對富裕，多數人搭上房地產投資列車，因此在都市中自有住宅；相當比例的人，是第一代城鄉移民，因此擁有城與鄉的生活經驗。如今多數在新故鄉老化，都市環境條件如何支持其維繫適當親情關係和社區認同。

振興農業 年輕人入鄉照顧老人

同一世代的另一族群是留在故鄉者，多半務農或從事其他二級產業。面對子女不在身邊，田園將蕪，鄉村社經活力退化情況。因此，要處理鄉村地區護老課題，不僅是以老人為焦點，更要振興農業，引導年輕人入鄉，間接達成世代之間照顧老人的效果。舉例來說，都市老齡人多住在公寓，沒有電梯設備，若能在社區附近找新的房地產開發產品，購買設施完備新住宅套房，將舊有房產釋放給第二代子女居住，不再強調三代同堂，而以三代同區照顧取代，也許這是政府可以鼓勵的住宅產品改善方法。在都市地區，不以家庭為焦點，而是以社區型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為著力對象。

不論城鄉，養老、護老都應跳脫「屬於家庭負擔」觀念，它是集體消費、合作事業、社區營造，也是社會設計的範疇。在此觀念下，相關政策計畫設計，都應以合作、共享、互助為核心價值，惟有這樣做，才能真正達到對老人友善的社會。為此，政府與企業可多支持非營利團體，鼓勵開創社會服務的業務，譬如開設「社區長青共食廚房」、經營老人社團等。

新社會關係 需要新的社會組織

面對養老、護老需求，社會需要新的社會組織及新的社會關係，才足以藉由它們發展出新的服務、空間類型、活動模式等。而根源是扎根於社區的人與組織，因此有兩個方向可行，一是已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鼓勵其向社區養老這塊擴展行動；另一則是支持新設非營利組織(NPO)，如合作社、社會企業等，以「健康城市」為機制，串起地方政府各部門。交通面來看，無人車、結合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技產業)的公共運輸、Uber(鄉下更需要)、網路宅配購物等，都將更有利於老年人的交通需求。

胡勝正(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三層老年經濟安全：社會保險、職業保險、個人儲蓄

老化趨勢會越來越嚴重，美國人65歲退休，通常兩年過世，年金兩年就夠了。但現在增長八年，延遲退休兩年，多繳兩年少領兩年，前後縮減四年，都是為未來著想。人口老化是由於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牽涉社會保險的世代公平正義。老年經濟安全有三層，第一層是社會保險，就勞工而言就是勞保。第二層是職業保險或年金，也就是勞退。最後是個人儲蓄，隨著人口老化，子女減少，社會保險財務短絀，這層角色功能愈來愈重。當人口老化衝擊世代移轉機制，兩個常用的解決方案是；延遲退休、少領年金，與提升基金運用效率。

就延退而言，人口高齡化，因健康增進，不但減輕社會保險負擔，也有助身心健康。但延退需前瞻性的規劃。延退等於剝奪年輕人工作機會，高失業率時代，必須審慎。除重視健康外，保持人力資本的生產力亦是必須。基金管理責任與績效，更必須恪守善良管理人職能。除退休制度外，全民健保因人口老化的財務改革，促進健康及保大(病)、保小(病)都必須重新檢視。保財務安全，還是保健康，還是能兩者兼顧？我認為不是台灣人喜歡看病，而是全民健保制度有問題，現在制度只能單點沒有套餐，看病需一科科掛號，只為符合全民健保給付。

建議比照國外做法，讓每個人有自己的「Unified budget」（統一預算、綜合帳戶），算成稅的一部分，包括個人房產、健保、年金等都在「一包」裡，把老年人相關的個人資金、資料都一起記錄，更重要是讓高齡社會的政策效率提高，在適當的時機、注入妥適資源。

檢視對老年人口缺乏友善

交通上，台灣對老年人口並不友善，騎樓高低不平且道路坑坑洞洞，雖已有扁平化處理，對老人家依舊不方便。許多人原是一條龍，老年跌了一跤，最終只能躺在床上。捷運系統便利，電梯為捷運必備，但標示不清，需繞了許久找尋，這對拿拐杖的老人是大挑戰，這些都可以改善。地方政府建設自行車道，卻壓縮老人行路空間，危險也很諷刺。現在都希望老人盡快交棒，老人是很痛苦的。以前我65歲，他們說我在這邊服務三十年，要辦歡送晚會，但現在老闆說我應該退休了。

日本老人很多活很久，日本很多區域金融資產都在60歲以上的老人身上，利息每降低一點，老人年金或孳息就少一點，台灣以後可能會變這樣。曾副主委提到社會住宅對眾多老人的重要性，對年輕人亦幫助不足。現在很多老人住老房子，成了釘子戶，老人也需要人權，我贊成尊重財產、生命權，但如果因為釘子戸無法都更，有天遇到地震樓房倒塌，亦應警惕。

我們要建立一個活躍老化的家園。如果能做到美國亞利桑那和佛羅裡達那樣，用好天氣歡迎年輕退休族去打高爾夫、划船，真的不能動時回回老家，也能請東南亞有錢人來投資，不活躍時再回去給子女照顧。

黃榮村(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教授)

高齡社會 科技因應、社造協力

老齡化囊括很多主題，包含年金改革、國家長照計畫、扶養體系等項在內，今天因主題放在韌性都市上未及探討，以後可再做相關主題討論。台灣社會對老化危機有感，缺的是有效與全面的做法。統計預測資料指出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將首度超過18歲以下人口，兩者的交叉差距越來越大；未來十年，老年人口則將超過20%，情勢相當嚴苛。

台灣的危機感在以前全國科技會議的討論中就已萌生，當時有關科技因應的重點方向是：(一)發展老年關懷科技。台灣因ICT產業特別有成就，關懷科技甚有可能發展到國際等級，甚至成為國際性的社會產業。現在雖已列為重大方向，但沒有具體的實現策略，科發基金似亦未匡列足夠預算，最後仍未見達成。因此顯現台灣對老年問題是有危機感，但行動緩慢，需做調整。(二)長期失能與失智是老年人口中很大的問題，生命年齡目前的人口學極限應是120來歲，若能有效延緩平均的社會失能年限，則需要全力照顧的總量就會下降，故延緩失能與失智應被列為最有邊際效應的政策，包括全面稽查、評估，盤點台灣社會終身學習和志工服務(包含參與環境生態、社區、醫療、與公共事務志工或學習的老年人)，老人也有豐富經驗可以幫助或參與創業，應有專責單位先盤點資源，以訂定出可讓老年人多參與、延緩失能失智的有效政策，以讓老年人不要太快變老。(三)長照人力問題，台灣各大學及專科學校，護理人才培育專業教育質量俱佳，若政策明確，在此基礎上推動長照人才培育應是事半功倍。目前許多大學內已開設相關學程，開始針對老年化社會做準備，老年醫學也逐漸起步中，只要長照政策確定，長照人力應該是可以在教育與醫療體系中培育出來的。

既有社造上協力 發展台灣模式的政策

國家現在規劃稅收來籌措長照財源，原則上應該是以弱勢群體為優先，穩定後再研議是否逐步推動一般人民的長照保險。這看起來可行，因為長照的財務支出，估計約是健保總體財務支出的四分之一以內，以台灣推動健保的成功狀況而言，只要給時間，要做好該一長照規模應該不會很困難。

韌性社會或韌性社區的建立和普及，在台灣已有相當經驗，但用在老化上則是大挑戰，因為過去建立韌性的目標主要都不在老化問題上，例如921震災和八八水災之後的重建工作，可以看到專業團隊、志工團體和社區總體營造團隊及社區，都做出良好的協力、互動、與整合，讓創傷後壓力異常(PTSD)的發生率降低復原率迅速提高，人性的安頓獲得比較好的照顧，社區復原及重建效能也變快變好，韌性的成就非凡。這些都是從921開始的，以前更早發生賀伯颱風(不比八七水災小)時，因為社會還未發展到那個地步，當時還看不到整齊的專業與志工團體。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韌性之後就開始蓬勃發展，但建構社區與社會韌性時，不能忘記老人，老人不只是被服務者或是一位單純的使用者，更因身處其中、身為當事人，比較知道如何達成需求，如捷運系統應如何標示，才能真正讓老人還未疲累迷失之前，引導老人找到可順利出口的扶梯或電梯，就是一例。老年人應可當共同參與者提供切身的意見，有助於整體水準之提升，而在參與的同時也有延緩失能的效果，這種老年政策的規劃與發展，一定能因此走出獨樹一格，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台灣模式。

綜合總結 邱文彥整理

1，高齡社會是趨勢，攸關國家整體永續發展，現有觀念、經驗、作法，對老者不夠重視和老齡社會不夠深入。在尊嚴和價值的觀點上思考老人需求，制定配套措施，長者法定定義方面要充實。

2，高齡社會現階段需求應再評估，中央政府全方位盤整，業界需調適，在地紮根需與行動連結。高齡社會議題要跨領域、跨部會，甚至需要落實立法。

3，高齡社會議題要結合銀色經濟或老人經濟，中央政策需明確、積極，稅收運用及保險給付，產業和資金如何引進，應持續探討。

4，長照制度應重視失能預防是關鍵議題，現況是不健康的比健康的多，花費醫療資源亦多。活躍老人、活化老者，保持並充實人力資源，終身學習、志工服務與再創業契機。

5，高齡交通可借鏡國外經驗，改善大眾與準大眾運輸，輔以高齢社會空間設計。如何透過物流機制平衡、如糧食銀行，智慧服務基地、專業團隊與設備補助地方與社區資源。

6，建築三代同堂、同村同區，家庭、社區、社會網路的系統整合。台灣城鄉發展差異大，需求不一，振興農業、建立在地特色的社區發展，引導年輕人入鄉。

7，社會住宅都更、以房養老要考慮，尤其臺北或都市地區大多房子都過老。老齡社會規模都更很重要，考量過程中如何結合社會住宅措施和配套、比例。

8，下一場結合地方政府與地方社區進行對話討論，從較務實面相探討不同需要，形成往後的行動策略。打造高齡社會下的韌性都市和健康家園，我贊同黃部長的看法，應該是「台灣模式的高齡社會和健康家園的打造」。

結語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人口老化是全球課題，老齡社會的策略與挑戰，在過去努力的基礎上尋求、待克服及待整合。年年評選永續社區中，只見台灣地方底層堅實的能量在打造與支撐家園，然公共運輸無論在軟硬體皆嚴重不足，尤其不見邊遠老齡社區的醫療服務與設備配置。黃部長說921後，地方自治建立相當概念；邱署長對於健康社區發展的清單，政府已在做，尚有分佈不均、資源不殆，要大家接手。這些年由國土規劃到自然環境衝擊、調適，一次一次的韌性都市、宜室居家園中討論，發現考驗的是人與制度的調整與選擇，取決於上位計劃的觀念、態度與決心。中央部門應以達到最佳內聚效能為目標，健康老化需再評估，生命中的生老病死過程，僅週期性規畫與間歇性社會對話是不夠的，世代轉接，需要群策群力參與、投入。

文/吳敬璉

來源:中國政策論壇(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industry/Practice/201609/t20160922_255679.htm)

結構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體制機制的結構，通過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往往會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因此，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才能解決問題。政府的作用，是為企業和創業者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為實現這個目標，現階段需要從制定和執行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等六個方面抓緊推進。

政府直接“調結構”不但無效，甚至會適得其反。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產業結構存在嚴重扭曲，效益受到損害，需要進行調整。但是，在當時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條件下，這種調整還是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的。

這種方法的根本問題在於，政府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而且結構扭曲往往就是由體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即使調整到位了，也並不能讓市場獲得一個好的結構。此外，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的各種體制和政策上的因素並沒有改變，很多調整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無用功。

後來經過20年左右時間的改革，市場逐漸地成長和發育起來，但政府主導和配置資源的習慣依然保留著，結構扭曲的問題也難以解決。在2004年出現了經濟“過熱”以後，對宏觀經濟到底是“全面過熱”還是“局部過熱”，各界發生了爭論。當時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認為沒有發生過熱，也不贊成採取總量緊縮政策。第二種認為經濟出現了總量過熱，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而導致崩盤。然而，獲得決策層肯定的是第三種意見，即認為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全面過熱”，只需採取措施加以控制，抑制“過熱部門”的擴張，就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由此，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多次制定並頒佈了相關文件與規定，希望用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卻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產能過剩的行業越調越多。因為價格信號扭曲和成本失真，用各種補貼、政策優惠扶植的指定產業很快也變成了產能過剩的產業。直到現在，結構調整的第一大任務還是去產能，這也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調結構的致命弱點。

張維迎VS林毅夫:產業政策存廢之爭

文/《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賈國強

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27/c_129301410.htm

在政府大力推動「5加2」產業政策的同時，大陸兩位重量級經濟學家林毅夫及張維迎，針對產業政策的存廢展開精采的爭論，發展迄今不但驚動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面回應，更被外界視為「攸關中國前途命運的辯論」。

8月25日，張維迎先於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峰會上，強調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不到1個月，林毅夫則撰文「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不可或缺。

其實這不是兩人第1次針鋒相對。早在1995年，張維迎便與林毅夫就國企改革問題展開激烈辯論，外界稱為「北大交火事件」。後來也多次展開辦論，張主張「改革的成功是市場的成功，以後也要靠市場，不靠政府干預」，而林則反駁「改革的成功既離不開市場，也離不開政府干預，以後也要靠有效市場加上有為的政府」。前者主張應尊重市場機制的「小政府」，後者則認為政府應要介入調控，引導經濟發展，扮演「大政府」角色。

此次，對於「產業政策」的爭辯，關鍵也在於「政府干預」，兩人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述，十分值得台灣產業政策規畫借鏡。

首先，張認為「創新是不可預見的」，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機率，美國思科（Cisco）創辦時被72家創投拒絕，大陸騰訊創辦時為了50萬美元求助無門，當時沒人看好他們會成功。也就是說，即使是最專業的創投專家，也不能預見創新，沒有人可以為創新做出規畫，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產業政策把有限的資源豪賭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比盲人摸象更不如。除此之外，政策執行層面缺乏誘因也是該考慮的大問題。產業政策若成功，官員並沒有獲得額外的報酬，然而若是失敗卻要承擔責任。因此在執行時，官員更多的考慮是「怎麼迴避個人責任」或是「別人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跟風行為。這也造成政府鼓勵的產業，大家一窩蜂投入發展，最後形成產能過剩。

而林則認為，產業政策能解決企業自身難以克服的外部性，並可完善所需的軟硬體基礎設施，發揮溝通協調功能。再者，由於國家的資源稟賦有限，政府不能提供服務，而讓具有潛力的比較利益產業發揮效益，可以迅速變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即便這個產業政策不成功，政府也能從中獲取經驗，提高之後政策成功的機率。

其實兩位大師說的都有道理，張關注的是產業發展中「前沿創新」問題，而林則是在強調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另外，我們也需注意過去的政策演變思維。「產業別」的政策是政府選擇具發展潛力的產業，透過補貼、稅收、法規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護特定產業的發展，以加快該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快速成為具競爭力的產業。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因整體的基礎設施、法規、投資環境等仍未完善，「產業別」的政策能快速看到成效，因此獲得高度重視。例如台灣早年的「兩兆雙星」，大陸「十二五」的七大新興產業都是，但前者最後成了「兩兆傷心」，後者在「十三五」下轉成為中國製造2025的十大重點產業。產業別政策是有問題的。

先進國家較好的是「功能別」的產業政策。該政策一般不針對特定的產業，而在於幫助人力資源培訓、研發補貼、市場服務、基礎設施等完善整體產業發展基礎功能，進而提高產業競爭力。因為依循市場機制，可以優化市場功能，減少資源分配扭曲的現象。我國從早期的《獎勵投資條例》，轉成《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產業創新條例》也都是進步的表徵。

總之，「產業政策」縱然立意良善，但除了看不準，另一重要關鍵在於產業政策的規畫與執行時產生的偏差。來自政客、官員、利益團體有很多私心，使得實際計畫不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

準此，建議現在政府經濟發展的「5加2」政策，應盡量朝功能別獎勵補貼，避開產業別及執行偏差的相關陷阱。

近期莫蘭蒂、馬勒卡、梅姬颱風相繼襲台，國內蔬果價格大漲，可以預期的是今年國內物價漲幅將會高於各方預期，以今年前八個月的通膨率與失業率併計，我國痛苦指數已升至5.3％，創下近四年最高，若再加上九月以來的颱風效應、全球貿易走緩的隱憂，未來一季痛苦指數勢必還會再升高，政府宜多留意。

痛苦指數（misery index）是由通膨率與失業率相加而得，是由經濟學家歐肯所提出，但將其發揚光大的是美國總統雷根，雷根於1980年代表共和黨挑戰現任總統卡特，他一再詢問民眾：「你們是否比四年前過得更好？」。是否比四年前過得更好，有點抽象，但雷根以痛苦指數把民眾的苦悶、失望化成了數字，讓卡特百口莫辯。1980年美國通膨率13.5％，失業率7.1％，痛苦指數高達20.6％，確實比四年前高出許多，隨著雷根的勝選，痛苦指數聲名遠播，不僅見諸教科書，三十年來也經常成為各國總統大選辯論的焦點。

痛苦指數以失業率加通膨率，非僅有直覺上的意義，也有學理上的依據。就直覺而言，失業讓家庭失去收入，通膨讓家庭收入縮水，兩者都是很痛苦的事，以兩者相加可以呈現一國總體痛苦的程度；但也許有人會說，一個百分點的通膨率與一個百分點的失業率意義並不相同，這樣相加有意義嗎？我們可以自菲利浦曲線來尋找答案。

經濟學理上非常有名的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是以通膨率、失業率為兩軸所繪得的曲線，揭示一國通膨率與失業率穩定的抵換關係，亦即經濟社會若要維持低失業，就得面對高通膨，若要降低通膨，就得忍受較高的失業。然而，兩次石油危機打亂了此一法則，各國普遍出現通膨與失業同步升高的停滯通膨（stagflation），簡而言之，停滯通膨的幾何意義即菲利浦曲線的右移，其算術意義即痛苦指數的升高。

我國痛苦指數最高的年代和美國一樣，出現在1980年前後的石油危機，年年都逾10％，隨著國際油價走跌，通膨降溫，我國痛苦指數趨緩，1990年代後期拜美國高成長、低通膨的「新經濟」之賜，更降至4％上下。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率三級跳，復以美伊戰爭開打，油價上揚，痛苦指數逐年升高，於2008年飆至7.7％，同年年底發生全球金融海嘯，海嘯結束以來痛苦指數漸趨溫和，但隨著景氣低迷，失業率升高、物價漲幅加劇，今年前八個月的痛苦指數已達5.3％，創下四年新高。

痛苦指數升高意味著民眾的失望、苦悶也在升高，若政府無法解決這最基本的問題，民眾的支持度自然要下滑，這也難怪新政府執政四個多月以來的民調聲望一次不如一次，日前一份民調更顯示對總統蔡英文的不滿意度已超過滿意度。千萬不要漠視這微小的聲音，否則接下來隨著民眾不滿的情緒高漲，屆時不論經濟改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都將寸步難行。

我們尤其要指出的是，痛苦指數是呈現總體經濟的平均現象，我們若再深入觀察則會發現，今年以來最痛苦的族群是總統蔡英文競選時念茲在茲的經濟弱勢家庭，依主計總處所編製的「所得層級別物價指數」可以發現，今年前八個月國內後20％低所得家庭其面對的通膨率1.7％，遠高於平均的1.3％，而基層勞工失業率前八個月平均也高達4.1％，營造業勞工失業率也達4.7％，換言之，基層民眾的痛苦指數已高達6％左右，政府施政若不考量他們怎麼過日子，而盡是像日前內政部老屋健檢這種打高空的政策，內閣聲望豈有不降之理？

今年尚未結束，但展望未來一季，令人憂心，讓人憂心的除了颱風所帶來農損，將大幅推升物價之外，日前世貿組織（WTO）更將今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下修至1.7％，創下近七年最低，全球貿易展望也已不如先前樂觀，以台灣對出口依賴之深，一旦全球貿易降溫，所受衝擊必大，屆時隨著失業、通膨走高，痛苦指數還要更上層樓，民心的失望、苦悶之情必將蔓延擴散，如此則內閣施政將處處碰壁，非僅蔡總統治國理想無由實現，恐怕連維繫政局穩定都成問題。

我們樂見台灣經濟儘速復甦，日前公布的8月外銷訂單止跌回升，工業生產優於預期，景氣也已出現綠燈，這都是好消息，但擺在眼前的是一波波颱風吹升的民怨，推高的通膨，另外全球經濟不確定因素擴大，世界貿易展望日趨保守，也將壓抑我國就業與薪資，痛苦指數升高所呈現的民生困境，看似小事，其實是大事中的大事，內閣宜審慎注意，未雨綢繆。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公布，2015年所有會員國（包含35個已開發國家）都停止藉增稅來縮小預算赤字，顯示已開發國家政府的預算政策正逐漸向「撙節」說再見，部分國家甚至開始減稅以支持經濟成長。

由於各國經濟成長率仍未恢復到金融海嘯之前的水準，加上央行的寬鬆政策已接近極限，因此各國政府經過多年的削減支出及增稅之後，現在已願意更積極地支撐經濟成長。

OECD年度租稅政策報告指出，「2015年起租稅改革的主要目標已經從整頓財政，轉向促進經濟成長」。

OECD指出，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的「稅楔」（tax wedge）持續上升，但2015年時已經不存在。「稅楔」是指企業界雇用一名勞工的成本，與勞工實際上得到的稅後淨所得之間的差距；差距愈大，即表示勞工與企業的稅負愈重。

OECD表示，「許多稅制改革已於2015年完成立法，或公開宣布，並於2016年生效，顯示勞工的稅負正趨向減少」。

OECD指出，去年起多國已經開始調整稅制。OECD認為降低所得及企業稅率有利於成長，並一直主張更加重視對消費及財產課稅。2015年已由五國政府降低企業稅率，另有四國宣布未來幾年內也將宣布減稅。

許多政府提高股利及其他資本所得稅率，部分是因為政府關切貧富不均，以及資本所得稅率普遍都比勞動所得要低。

但是只有極少數國家提高財產稅率，還有一些國家反而降低稅率，這顯示各國政府財產稅率仍有升高的潛力。

OECD最新的完整租稅數據僅到2014年，其中顯示美國仍是已開發中國家稅率最低者之一，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為26%；雖比南韓、智利及墨西哥高，但比OECD平均數34.4%低，比最高的丹麥（50.9%）更低出甚多。

勞動部長郭芳煜昨（22）日赴立院衛環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指出，勞動部年底提出「派遣勞工保護法」、「最低工資法」兩法草案、外勞警戒指標規畫。明（2017）年初則會推出「中高齡就業專法」草案、明年6月提出「工會法」草案。

儘管「一例一休」修法尚未獲立院通過，勞動部馬不停蹄，接下來仍有多項有利於勞工的修法。

勞動部預訂在今年年底提出「最低工資法」，以取代目前基本工資訂定。勞動部表示，為強化工資保障，研議訂定「最低工資法」，將最低生活所需參考社經指標入法，力求每年穩定、明確調整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訂定攸關勞資雙方權益，對於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具重大影響，目前勞動部收集各國資料，最低工資審議制度將會包括調整機制、委員會組成與職掌、調整因素、核定程序及實施時程等。

為解決派遣工屢傳同工不同酬等權益受損問題，勞動部自2014年推動「派遣勞工保護法」，遭行政院退出，原因是對派遣工聘用比率，勞資雙方僵持不下，還須再協商。郭芳煜說，希望年底前重新提出草案。

針對外勞警戒指標機制，勞動部規劃分為產業與社福兩類，社福外勞警戒指標則視長照體系發展情形訂定，勞動部預定10月提政策小組討論、獲得共識後推動。

中高齡就業專法盼建立友善就業環境，增加中高齡就業；工會法盼能要健全工會法制，促進工會組織自由化。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昨天討論年金制度架構，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整理一份彙整過去各方意見的九項提案，從維持現行各職業別，社會保險和退休制度分立，或是結清現有各職業別年金制度，改採單一的以稅收為基礎的國民基本年金，各個版本設計不同，仍有待討論、凝聚共識。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昨舉行第十三次委員會議，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億表示，年金改革九項提案，是將過去幾個月以來的各方意見，綜整出九種可能性選項，不是年金改革辦公室自己創出來，也不是政府的提案，而是綜整各界提出的各項建議，做成圖表，方便大家討論，也有委員後來有書面提案，但來不及納入。

林萬億強調，這九個選項不是互斥，所以不能一個一個被討論；他說，到現在為止，要立即找到一套約略共同可以接受的選項，仍然還需要一些時間盤整、消化。這些制度，在未來討論財源、給付等議題時，都還會再涉及。

林萬億也說，制度的選擇，需要有更多資料支持，以目前條件之下，無法快速讓所有的選項有足夠資訊證明，或是提出利弊得失分析，只能假設每位委員有自己的團體代表，這些團體代表都有一些討論與過去經驗。

至於「黨職併公職」的爭議，林萬億說，行政院已指派專責政委處理，將與考試院將資料綜整比對後，作為立法院修法參考。

文/風傳媒記者 陳耀宗採訪報導

來源: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169324)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將於10月1日前往日內瓦就任常駐世貿組織（WTO）代表團常任代表，他22日晚間於台大演講談論「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不公平」，他表示，如果有人說薪資很高，代表他還不夠有錢，台灣最有錢的0.01%富豪靠的不是薪資所得，而是資本所得，佔了近93%；但若把土地增值所得算進去，前0.01%富豪薪資所得將只佔4.51%，土地增值所得反而佔了近25%，原因就在於台灣的土地增值稅較綜合所得稅低，富人賣土地可以賺更多錢。

身為台大校友、中研院院士朱敬一22日晚間受台大邀請進行「我的學思歷程演講」，並以多張圖表數據分析，以所得、財產、土地、報酬率等項目來解構台灣的財政稅制現況，他先是拋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有錢人的所得從哪來？」並將有錢人分為前20%、前10%、前5%、前1%、前0.5%、前0.1%與最有錢的0.01%。

前20%有錢人靠薪水 最有錢的0.01%靠資本

「為何有錢人那麼喜歡土地交易？」朱敬一說，基本原因是台灣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是40-45%，而土地增值稅則為15-30%，因此富人靠買賣土地賺錢要繳的稅較低得多，況且，土地交易現在還是以公告現值為主，可能還比實際成交價少了近一半，讓富人熱衷買賣房屋，也正是造成台灣土地跟房屋上漲的原因之一。

為何你我不去炒土地？「知道帝寶會漲也沒錢買」

「那為何你我不去炒土地？」朱敬一問在場的台大學生，他說，大家都知道信義區會漲、帝寶會漲，但因為市場不是那麼公平，「如果我跟郭台銘去抓寶可夢，他沒什麼優勢，但買房子不一樣。」朱敬一說，就算我們要買帝寶，銀行也不會貸款給我們或是薪水差的人，「會被金管會詢問」，況且買了，就算每年會漲300萬元，光是維護成本200萬，大家也沒有錢能一直付，所以使得市場有點不公平。

前2%有錢人房地產比例下降「可能拿去信託」

最後是在財產的組成上，朱敬一說，財富分為四大塊：土地房屋、股票、儲蓄與汽車，財產組成在98%以後，也就是前2%的有錢人出現儲蓄大幅下降，股票大幅增加，前者很好理解，他稱年收入100萬的家庭可能會留1萬的現金備用、1000萬可能就留10萬，但是夠有錢的人不需要留個1億在身上，因此儲蓄會大幅下滑。

此外，朱敬一也說，房地產（real estate）竟然一路隨著有錢人的比例而上升，最後卻在98%後下降，他猜測，可能的原因是很有錢的人會把土地信託贈與，以符合贈與稅每年220萬的規定，所以看起來他們的房地產佔比減少，其實只是因為有更多比例給信託了，這也可以看出信託贈贈與免稅的缺口。

「不要將軍公教視為既得利益」，朱敬一：18%改革要創造社會氛圍而非對立

文/風傳媒記者 陳耀宗採訪報導

來源: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169470)

準台灣ＷＴＯ代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22日晚間於台大舉行演講，QA時間台大學生問到，若朱敬一是改革者，會怎麼去推動改革？朱回應，改革要讓既得利益者能接受，就是要創造社會氛圍，如同社運在做的事，但絕大多數公務員慣於體制內思考，這才是關鍵原因；對於年金改革與18%，他不贊成把任何群體描述成既得利益者，這樣做除了讓該群體不舒服外沒有什麼作用，若氛圍沒創造，對立起來就會很麻煩。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昨（22）晚受台大之邀進行「我的學思歷程」演講，也釋出多項圖表數據，並以所得、財產、土地、報酬率等項目來解構台灣的財政稅制現況。會後QA時間接受與會學生提問，有學生問到若朱敬一是改革者，會如何推動改革？

對此，朱敬一表示，他的邏輯是越難的改革就越要創造社會氛圍，要讓既得利益者幾乎不太質疑，就像是社會運動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創造社會氛圍；至於為何政府的改革做不出來，也在於社運是體制外而政府是體制內，絕大多數公務員是慣於在體制內思考，不太了解體制外如何形成氛圍，他認為是關鍵原因。

他也以18%年金改革為例，他不贊成把任何群體描述成為既得利益者，因為這樣做除了讓該群體不舒服外，沒什麼作用，政府該做的是創造一個氛圍，讓大家認為都是往台灣好的方向走，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犧牲，一但氣氛沒有創造，對立起來就會很麻煩，但他也說，他並非當局者，沒有辦法詳細去講該怎麼做。

朱敬一：有錢人很有錢沒關係 重要的是底層的人有機會流動

此外，也有學生問到，朱敬一這場演講的許多圖表都顯示台灣社會的貧富不均，到底要怎麼修正這樣的不公平？朱敬一回應，他不會希望要怎樣去修正這些圖表，而是希望這個社會是流動的，今天一個人現在很有錢沒關係，但只要一個雲林鄉下小漁村的人夠努力，下半輩子也可以一樣有錢，他就滿意了，他可以接受一個社會10%有錢人的總財富比佔很高，但底層的人也要有流動的機會。

林全是憲法中的最高行政首長，也是憲法增修條文中的雙首長之一，但若連他所屬內閣成員之任免，都悉聽總統指派，所謂「最高」，所謂「雙首長」，豈非都形同具文？讓他怎能嚴守官守、負責做事？

蔡英文或許會以積極作為的理由，來合理化她的侵官之舉。但積極作為卻不一定非要親力而為，政府之所以要設官分職，目的就是要避免讓國家治理被一個人或少數人獨攬，親力而為也許是個人的人格優點，但卻是領導者的缺點。況且，即使在總統制國家，總統的手也不能出現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總統的身影也不能在地圖上到處都看得到，遑論雙首長制國家？否則，又何來所謂權力分立、權力分治？

蔡英文又或許也會以為，人民選的是她，歷史檢驗的也是她，她必須以勇於任事回應人民，所以她要親自領導司法改革、年金改革，要在總統府設立新南向辦公室、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會、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等等，來展現她對這些「大政方針」的重視。但憲法中總統的大政方針權可以如此無限上綱嗎？總統的組織設立權可以這樣恣意擴張嗎？更何況，總統不是千手觀音，她怎麼可能普渡眾生到這種地步？即使她萬知萬能，機關組織規模那麼小的總統府，又怎麼可能同時吃得下那麼大的幕僚業務量？「看在眼前，放在手邊」的治理模式，其結果必然是過勞而無效。

而且，蔡英文的侵官、侵權，不僅侵害到中央政府的「水平分權」，她最近決定在假日召開的「雙周會談」，不但混淆了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分際，也因為納入民選的綠營直轄市長，很可能也涉及到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垂直分權」關係。但憲法中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比較接近聯邦制，而非單一國制，總統的「雙周會談」如果變成制度性的決策機制之一，中央與地方的垂直分權關係，很難說不會受到影響。

沒有人會懷疑蔡英文想做對的事情，但對的事情不能用錯的方法去完成，這是民主治理的常識。這幾個月來，她以走憲法鋼索的方法去推動轉型正義，以混淆權力分際的方法去整合黨政歧見，以侵官侵權的方法去展現改革決心，都是用錯的方法去做對的事情，也許她關己則亂，沒注意到這個危機已經隱然成形，但支持她的人卻必須不斷提醒她，絕不能曲意附和她，讓她走上權力的歧路。

金管會對於兆豐銀行事件的調查，提出兆豐錯過三個黃金時間，以致被紐約州金融服務署（ＤＦＳ）以違反防制洗錢申報為由，重罰新台幣五十七億元。本文擴展此觀點，建議金管會制定更明確規範，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在重要時點，負責任地向董事會報告。

金管會指出從去年三月ＤＦＳ到兆豐銀行紐約分行檢查、去年十月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拜訪兆豐銀行台灣總行，暗示ＤＦＳ可能將採取監理行動，一直到今年二月底ＤＦＳ出具金檢報告，兆豐銀行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沒有派高層赴美說明，錯過三個黃金時間。

從報載兆豐金控、兆豐銀行的董事會是直到今年八月中旬才有ＤＦＳ的檢查報告摘錄與可能有巨額裁罰訊息，令人質疑的是兆豐銀高層為何未於事前讓董事會知曉問題所在與嚴重性？因此，要改進的是兆豐銀行必須適時、提早向董事會報告檢查內容，並督導進行改善與回覆主管機關。

過去金融機構的實務是在董事會有說明主管機關來檢查，但都以收到檢查報告才知主管機關的關心與疑慮之處，此乃延宕時機之一！其次，之後與主管機關溝通過程亦未向董事會報告，此乃延宕時機之二！再者，收到檢查報告時，部分金融機構僅以簡略的摘要在董事會報告或僅口頭簡單說；而且回覆主管機關意見，也大都是事後才讓董事會知道，此乃延宕時機之三。

因此，為了強化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首先在主管機關（包括海外）進行金融檢查期間之最後，大都有一個溝通會議，檢查人員會將檢查發現與受檢單位溝通。雖然此溝通會議內容與檢查報告未全然相同，但基本上我建議金融機構還是應由內部稽核、法律遵循主管向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提出報告，說明檢查重點、是否有重大缺失；後續與主管機關的溝通亦然。

接著，在收到檢查報告後，內稽、法遵主管要立即將報告之「要點與主要、次要缺失」（不能選擇性報告），向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報告，能開會就開會，不然至少以書面密件方式報告；若有重大缺失，建議開會檢討。再者，相關回覆主管機關的意見和改善的作法，應以會議方式，事前通過或事後報備方式，向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報告。

由於此次兆豐銀行出問題的是紐約分行與巴拿馬分行，因此要進一步探討海外分支機構的治理機制。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紛紛到海外建立分行或子行，此時要檢討的是台灣總行的內稽、法遵、風控部門，是否有能力瞭解、監督海外機構？目前各金融機構會派管理者進駐海外，而台灣總行大都由業務督導、國外部門來管理，然而重點大都是業務擴展或財務獲利。因此，我建議海外分支機構的內稽、法遵、風控單位，應該朝向獨立、一條鞭方式，與總行之相對部門建立報告、當責的體系，避免為了短期獲利，傷害金融機構的長期發展。當然這也應該成為主管機關的檢查重點。

既然兆豐銀行已被重罰，主管機關與金融機構當記取此次教訓，建立整合台灣、海外分支機構之全面內稽、法遵、風控的治理機制，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依據董事學會發布的2016年董事會白皮書，公司治理愈好的企業，股東總報酬更好、績效也較高；另外，價值競爭力較高、營運表現也相對穩定。董事學會指出，企業若想永續經營，必須先健全公司治理。

董事學會表示，董事會是企業的大腦，台灣企業歷經50年藍縷創業輝煌後，已經衰退老化。放眼全世界，應重新審視國際競爭力與成長動能，透過國際成長、轉型創新、平權決策、股東溝通等改進，翻轉企業急起直追，迎向另一黃金世代。

台灣董事學會與台灣證券交易所在本月6日共同舉辦董事學會年會「策略變局-企業國際競爭力與董事會決策」，結合台灣董事學會每年公布的白皮書，提出競爭力報告，聚焦討論「國際成長」、「轉型創新」、「平權決策」與「股東溝通」等四個重點議題，邀請國內外貴賓分享實務經驗，金管會主委丁克華並到場致詞。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蔡鴻青表示，企業創新是必須，但不能為創新而創新，不只需要本夢比、還要有本益比，企業才能長久生存。

根據統計，台灣中小企業平均存活年限為13年，但要撐過13年，通常要面臨一次以上的創新。安侯建業審計部營運長陳振乾表示，一家公司文化和習慣能由董事會來引導，但不可能由董事會執行創新計畫，創新需要資源來容許失敗，如果創新經常失敗，這就是一個兩難的創新。

陳振乾說，安侯也調查規模100億元以下的台商，第一代最擔心是如何把創業精神和創新態度傳承給下一代；第二代則擔心如何維持創新創業的精神。

華邦電董事長焦佑鈞談創新轉型時說：「創新管理只是提高創新成功的機率，創新做的好，轉型就會比較快，創新很單純，轉型卻很挑戰。」焦佑鈞表示，若公司經營的差，要做任何轉變都很容易；但若是公司經營很好，環境舒服，說服誰都不容易。

焦佑鈞強調，由於董事會無法幫團隊創造新想法，「只能監督團隊執行」，並提供智慧與經驗讓轉型更完整，所以還是要由經營團隊做計畫，因此最重要的是確保經營團隊能否時時刻刻關注客戶，確認客戶需求，要能成為利基型世界企業。

至於董事會應有效運作的方式，台達電董事長海英俊以台達電董事會為例，他指出，和其他企業不同之處，台達電每次開董事會至少開一整天，先開審計委員會、再開董事會，每年還有五天的策略會議，獨董也要全程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