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將從2016年10月起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意味著人民幣將作為國際性貨幣獲得認可。

中國開始意識到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還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中國人民銀行的李波指出，當時美元等大幅波動導致國際貿易萎縮，中國進出口企業採用人民幣結算的必要性大大提高。暗示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背景在於基礎貨幣美元的不穩定。

作為國際化的具體措施，2009年起在上海等地試行了國際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2011年解禁了中國國內機構的人民幣對海外投資、以及銀行按人民幣結算的海外融資業務。並在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市場，邁上了走向國際化之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SDR貨幣籃子構成貨幣必須是「可自由利用的貨幣」，提出了外匯交易、用作儲備貨幣等必要條件。還有人指出，此次又加上了在貿易金融和國際結算中的利用等新條件，表明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

在被納入到SDR貨幣籃子後，各國央行就有可能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而增加持有量。關於基礎貨幣，英國匯豐銀行（HSBC）的屈宏斌指出，這並不意味著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主導儲備貨幣，而是人民幣將為建立多儲備貨幣的國際金融體系做出貢獻，在這其中，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各得其所、各盡其用。

另一方面，中國將被迫推行資本交易的自由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塔米姆·巴尤米（Tamim Bayoumi）推算「如果實現資本交易自由化，將會有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GDP）11～18％的資金流失」。能否在不引發混亂的情況下實現自由化，這對中國金融部門來説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比肩美元的貿易貨幣

人民幣已經確立了作為貿易貨幣的地位。從各結算貨幣在貿易融資中所佔比重來看，人民幣達到9.1%（2015年8月，SWIFT統計），超過歐元（6.1%）成為僅次於美元的第二大貨幣。而日元僅佔1.8%。

在與中國貿易較多的亞洲，人民幣已成為比肩美元的貿易貨幣。在中國內地與香港間基於人民幣的貿易融資所佔比重達到53.9%，在中國與新加坡之間則是28.5%。

國際清算銀行（BIS）的陳樹（音譯）指出，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正透過金融渠道不斷增強。其背景正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份量。中國擁有巨大人口規模，除了是一大進口國外，還作為生産基地而成為巨大出口國。貿易量方面正與德國爭奪世界第一。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與貿易對象國的中央銀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也起到很大作用。中國依靠與歐美勢力影響較弱的國家和資源出口國建立穩固關係，形成了可向對象國供應人民幣的體制。

一方面，一直通過政府與民間聯手支持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正是英國。倫敦建立了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英國銀行也在加強人民幣業務。中國央行2013年就與英格蘭銀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英國希望發揮曾今長期統治香港的優勢，通過接納人民幣交易來激活倫敦市場。

2015年12月10日，在英國財政部、香港金融管理局呼籲下召開的香港-倫敦人民幣論壇指出，納入SDR貨幣籃子提高了人民幣作為貿易貨幣的公信力，將會進一步提升國際化水平。

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17680-20160217.html

日本內閣府表示，在根據物價調整之後，這個亞洲第二大經濟體在第四季度的年化增長率為-1.4%。從消費、房產投資到出口，大部分產業的表現都惡化了。

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已在最近三季里第二度負增長，幅度也較私營部門大多數的經濟師預測的更大。彭博社(Bloomberg)早先徵詢的經濟師估計的萎縮幅度，平均落在0.8%。

全球經濟局勢不佳，連帶拖累了金融市場。在這一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過去三年來為振興日本經濟增長、終結二十年來的通貨緊縮所做的努力，可能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讓日元走弱是安倍振興經濟方案里的重要手段，不過這個手段的效果近來開始顯現疲態。自安倍於2012年底入主內閣一直到去年年終為止，在日本央行執行強力措施來進行貨幣刺激的情況下，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在此期間下跌了40%左右。

日元貶值讓日本汽車生產商等收益主要來自海外的大企業受惠，並使得國內股市大漲。這也小幅推升了國內消費物價，而它是名為「安倍經濟學」的這一計劃的另一個核心目標。

然而自去年年底以來，全球投資人紛紛逃向安全資產，反轉了日元的走勢。股市猛跌，通貨膨脹幅度也幾乎歸零。日經225平均指數在上周下跌了12%，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的谷底以來，日本股市最差的單周表現。

為因應情勢，央行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在上月宣布，將採取非常措施，把基準利率調為負值。此舉使得日本加入了也在為通縮苦苦掙扎的部分歐洲國家之列。

在本周一的股市早盤，儘管經濟數據慘淡，日經指數仍上漲了逾5%。這可能反映出，在亞洲其他股市於上周五收市之後，日元承受的壓力稍有緩解。

今年夏天，安倍領導的聯合政府將要面臨國會上院改選一役。分析人士與顧問表示，安倍一直以來都指望民眾對他的經濟政策的支持能維繫他的聯合政府在上院中的多數席次。如今看來，這個策略沒那麼可靠了，即便反對黨組成的聯盟力量孱弱，能否善用選民的反水來增添優勢尚在未定之天。

日本政府周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日本經濟勉強增長了0.4%。

不過日本的GDP常在公布後又大幅修正。上述增長率如此微小，也意味着未來修正數據時，經濟增長的成績很容易就會變成萎縮。以上季度數據為例，日本政府起初表示該國經濟已連續兩季度萎縮，因而處於衰退狀態，不過政府又在幾周後宣布，整體走勢其實是增長的。

即便如此，政府周一發佈的數據所顯示的經濟衰退發生時，最近金融市場的動蕩才剛剛開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市場繼續波動的話，日本這回可能真的要陷入經濟衰退了。

然而，學界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急劇減少，似乎並不太擔憂。一種普遍的觀點是：中國並不存在外匯儲備損失問題。外匯儲備減少只不過是“藏匯於民”。原來由外管局持有的美元資產變成了居民持有的美元存款，有什麽可擔憂的呢？

確實，中國央行賣出外匯儲備時，會獲得人民幣。在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外匯儲備）和負債（基礎貨幣）將同時減少。在正常情況下，即人民幣沒有較強升值或貶值壓力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普通民眾向中國央行賣出人民幣換取美元，只是美元的持有者從央行變為民眾而已，外匯儲備沒有流失。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居民被視為是唯一的參與者，所以國民財富沒有任何損失。

當人民幣處於升值過程中，私營部門不願持有它們賺取的美元，因此會把美元賣給央行。現在，人民幣正進入貶值過程，市場參與者開始向央行賣出人民幣，換取美元。當人民幣充分貶值後，市場參與者將買回它們賣給央行的人民幣。由於存在匯率套利空間（姑且不談套息交易），那些先將美元賣給央行、現在又將人民幣賣給央行的人將獲得巨大利潤（如果他們賭對了的話），而央行和公眾則蒙受損失——這是假設央行代替公眾持有資產。但是，在正常情況下，當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是居民的時候，外匯儲備減少僅涉及收入和匯率風險的重新分配——對某些群體有利，對公眾不利。當然，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匯率缺乏彈性。

目前，中國的資本外流包含套息交易平倉、資本外逃（有些和貶值預期有關，但很多都不是。這部分無論如何都會外逃）、投機資金做空人民幣、家庭和企業（利用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資產多元化，以及外企將投資收入匯回本國。

對於各資金外流渠道在外儲減少中起多大作用，以及非居民市場參與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難進行量化評估。當然，上述的引起外匯儲備減少的活動並非都會導致中國國民財富損失。比如，外企將投資收入匯回本國以及中國家庭持有更多美元存款不應被視為導致中國國民財富損失。

但在我看來，某些活動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應被認為造成了中國的財富損失。比如資本外逃和做空導致的外儲減少就造成了中國財富損失。做空活動一度在香港相當活躍。中國央行甚至乾預離岸市場，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懲罰投機者。然而，一些活動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如果只有居民參與）基本上只涉及收入重新分配，或許還有資源錯配。比如，套息交易（加上套匯）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說非居民參與者在套息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套息交易平倉引起的外匯儲備減少應被認為造成了中國的財富損失，因為它們帶出境的美元多於它們帶進來的。

政府必須在保存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到目前為止，政府的選擇是匯率穩定。兩害取其輕，停止乾預外匯市場，讓人民幣一次性貶值應該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如果停止乾預，當塵埃落定時，中國將依然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到那時，有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在手，中國還怕有什麽困難無法解決呢？

自從奧巴馬政府於2011年開始將關注重點「轉向亞洲」以來，美國一直在東南亞與中國直接競爭經濟實力，以及常常伴隨這種實力的政治影響力和安全部署。

「也許有一個比『冷戰』更好的說法，但那裡有很多經濟競爭，」通用電氣的退休高管斯圖爾特·迪恩(Stuart Dean)說，他曾在東南亞工作了24年。「就好像是一個商業的奧運會。」

似乎是為了強調這次峰會的潛在目標，會議將在加利福尼亞州蘭喬米拉奇(Rancho Mirage)的「陽光之鄉」(Sunnylands)莊園舉行，三年前，奧巴馬曾在那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奧巴馬將在與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盟）10個成員國領導人的會議上進行交流，這些東盟領導人代表着一個擁有6.2億人口、約2.4萬億美元的聯合經濟體，其經濟規模在亞洲僅次於中國和日本，位於第三位。

東盟國家的地理位置橫跨世界上最繁忙、最重要的戰略運輸航道，該地區是美國政府注意力向亞洲調整的重要部分。

雖然這些領導人肯定會討論區域安全問題，包括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朝鮮的核計劃，以及反恐，但是，他們也將花相同的時間討論經濟問題，包括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旨在促進進一步發展和融合的政策，以及找到通過創新和創業來鼓勵更多貿易和投資的途徑。

美國官員周三在華盛頓向記者吹風時沒有提供更多的細節，稱此次會議不會按照嚴格的腳本進行。

「這次會議沒有一個經過辛苦談判、按照羅馬數字嚴格排列出來的議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丹尼爾·R·羅素(Daniel R. Russel)說。「這是一次領導人之間的自由討論。」

雖然官員表示這不是一次「反對中國」的聚會，但分析人士認為，華盛頓顯然試圖通過投資來對東南亞施加其領導力。

「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已經損害了其和平崛起的自我描述，增長了人們對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圖的新懷疑，」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斯考克羅夫特集團(Scowcroft Group)合伙人兼中國問題專家凱文·G·尼勒爾(Kevin G. Nealer)說。「美國在該地區與其關係最糟國家的關係，也要比中國在該地區的最好關係更健康、更有效，美國對該地區的深層和穩定投資，已經在東盟創造了合作的習慣和共同的目標，而這單靠貿易是做不到的。」

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東盟最大的貿易夥伴，據東盟的貿易數據，雙向貿易額在2014年已超過3660億美元。美國去年與東盟的貿易額位居第四，在歐盟和日本之後。去年，東南亞也是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

但是，美國的戰略一直集中在直接投資上，美國在這方面遠遠領先於中國。據東盟的數據，美國公司在2012至2014年間對東南亞的投資達323億美元，而同一時期的中國投資是213億美元。

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稱，從2000年到2014年，美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達2260億美元，超過美國在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投資總額。

分析人士表示，美國的目標是，在保持其投資主導地位的同時，爭取在貿易上領先，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是這一努力的主要手段。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已有四個加入了該協議，另外三個成員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或已宣布打算加入，或表示正在考慮加入。

美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C·費爾德曼(Alexander C. Feldman)表示，峰會標誌着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戰略的頂點，而該戰略在奧巴馬就任總統的第一周就開始了。

2009年初，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去的就是印度尼西亞，印尼是G20成員，也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東盟的非正式領袖。

「我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戰略是長期性的，該戰略體現了對亞洲的整體考慮，認識到東盟是亞洲的一個關鍵部分，而這往往沒有得到以前歷屆政府的足夠重視，」費爾德曼說。「自從奧巴馬組閣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在重視這個地區，他們認識到那裡才是爭奪亞洲未來的真正戰場。」

該地區與中國的貿易歷來強勁。東南亞一直是中國獲得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巨大來源，為滿足中國的經濟引擎以及不斷增長的消費階層的胃口，東南亞向中國提供各種商品，比如來自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礦產和棕櫚油，還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電子元件，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東南亞問題專家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說。

「中國也是為該地區提供大量援助的國家，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項目上，而美國公司在這方面的競爭上面臨困難，因為東南亞各國政府沒有多少能讓美國銀行願意投資的有利可圖的項目，」他說。

儘管如此，中國作為貿易夥伴的可靠性也正在減弱。雖然東盟2014年的出口總額中有近12％賣給了中國，在東盟所有出口國中占最高的比例，但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東盟去年對中國的出口額開始下滑，預計今年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出口額將進一步降低。

經濟學家認為，東盟地區包括印度尼西亞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將會感受到中國經濟放緩的痛苦。印尼存款保險公司雅加達專員、經濟學家蒂斯特莉·達瑪艷蒂(Destry Damayanti)說，「印尼對中國經濟的敏感度非常大，東盟也一樣。」

美國是否能從中國的經濟衰退中獲利，從而增加其在該地區的貿易，仍有待觀察。

但美國在直接投資上的優勢可能為其帶來更大的長期利益，退休的通用電氣高管迪恩說。

「我們的業務進展和最大的交易都是由投資驅動的，」他說。「投資保證了我們的長期存在，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使我們在每個我們投資的國家成為一家當地公司。」

「貿易是短期行為，能比投資更快地消失，由於靠近東盟，中國在貿易上將永遠具有競爭優勢。」

新年伊始，大地回春。即將上任的蔡政府要如何處理攸關台灣存亡榮枯的兩岸關係，最受國人關切，其中有兩大關鍵課題。

第一就是兩岸定位。定位本來就是所有「關係」的起點。三十七年前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雙方定位馬上出了問題。當時的台美關係也是千絲萬縷，縱橫交錯。既然美國不再能以主權國家對待中華民國，那麼未來雙邊關係要如何重新定位，政府與民間關係要如何處理？當時華府與台北已不可能像過去直接談判並簽署協議，只好趕緊促請美國國會訂定國內法，以片面確立台美關係的「非官方性質」，並規範未來雙邊問題的處理原則。「臺灣關係法」就這樣在斷交後的四個月內誕生，成為日後台美關係的基石。如果定位問題沒有這樣迅速解決，我們很難想像斷交後的台美關係會陷入什麼樣的失序狀態。

二十八年前李登輝總統就任後，兩岸關係也面臨轉折。有意化干戈為玉帛的兩岸雙方不得不面對「你是誰」、「我是誰」的基本定位問題。李在第五年採用「一中各表」，算是找到了「求同存異」中「同」的核心，兩岸關係才續有進展。

蔡英文政府現在必須重新面對這個根本課題。幾十年前兩岸爭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現在則是「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爭。如空談「求同存異」，卻不去尋找或找不到雙方「同」之所在，恐怕很難坐下來對話，並處理其他問題。以目前兩岸關係交織之密，牽涉人數之多、得失之重大，我們同樣很難想像它如陷入失序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新政府第二個課題就是如何拿捏兩岸關係中「機會」與「威脅」的比例。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對台灣一直既是「機會」，也是「威脅」。但每時期兩者會呈現不同的比例。

李總統前半期，兩岸開始對話與交流，威脅大幅降低，機會大量湧現。一九九五年李總統訪問母校及中共試射飛彈後情勢翻轉，機會開始減少，威脅增加。

陳水扁總統八年，兩岸GDP對比從一比四惡化成一比八。軍力對比也在他第二任首次失衡，使台灣安全亮起紅燈。但同時經貿投資與文化交流卻比以前更加熱絡。換句話說，威脅大，機會也大。

馬英九總統第一任大體落實了他競選期間提出的「機會極大化、威脅極小化」的理念。政治上，「九二共識」在北京的「一中」與台北的「一中各表」間搭起了橋梁，使兩岸恢復對話、溝通順暢。此外經濟文化機會擴增，軍事威脅降低，台灣的國際參與加大。由於台海居然在波濤洶湧的東亞海域成為唯一風平浪靜的地帶，至今仍贏得美國及國際社會的讚譽。

但馬的兩岸和解政策雖然一鼓作氣，終究再衰三竭。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經濟的長年低迷，對比大陸實力的快速崛起，使台灣民眾慢慢產生「越靠近越怕受傷害」的心理。另一方面在野的民進黨集中全力、全方位地強調「威脅」，反對「機會」；而馬政府相關部會與國民黨竟也經常避談「機會」，尤其鮮少闡釋整體台灣都可獲益的和平紅利、政治紅利、及國際紅利，反而只集中在經濟紅利，甚至更縮小成「讓利」。其淨結果就是國內民眾信心與支持的喪失。

平心而論，馬的大陸政策固然有值得檢討之處，但蔡主席訴求「維持現狀」，就等於默認她了解大多數國人其實非常珍惜馬八年辛苦營造的兩岸和平安定現狀。她刻意模糊「現狀」的定義，因為她知道「現狀」的內涵除了威脅，還有很多她不便提的機會。

現在的課題是，過去八年甚至十六年始終獨沽「威脅」一味的民進黨是不是在執政後要繼續突出「威脅」，忽視「機會」？如果是，「威脅」會變得更大還是更小？如果不繼續，那麼要加進多少「機會」？這「機會」是經濟紅利，還是馬時期的和平紅利、政治紅利、與國際紅利？

這兩大課題蔡政府都無以迴避。「威脅」與「機會」的再評估屬於新政府的內部功課，當無疑義。定位問題雖須兩岸交涉，但它的起點卻在民進黨內部。兩岸關係若要在五二○後繼續和平發展，新政府與執政黨不僅責任重大，而且時不我予。

兩國首腦通話後，新華社稿中不敢提北韓，僅以互祝農曆新年問候作為通話理由，最後才不痛不癢的提到，半島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戰生亂，中方願就半島問題繼續同韓方保持溝通和協調。

朴槿惠非常失望，不再期待中國能夠扮演任何角色，為了外交表態，南韓總理已考慮不參加博鰲論壇。

其實雙方通不上電話，韓方就瞭解中方立場已經改變，從偏向首爾，回到南北韓各打五十大板；北韓試射衛星後，北京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七日緊急約見朝鮮駐華大使池在龍，就朝鮮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衛星，表明立場。但是同一天，由同一位官員劉振民緊急約見韓國駐華大使金章洙，就韓美商討部署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薩德系統）問題，表明嚴正反對立場。

中方素來反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認為在韓國部署Ｘ波段雷達，可看到中國戰略導彈釋放誘餌的過程，提高美國反飛彈系統能力，抵銷大陸對美國核威懾的能力。

現在韓國在戰略安全上與美國進一步合作，就會逼得北京考慮改變過去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立場，在新形勢下，北京將會接受朝鮮擁有核武的事實，新政策目標改為：鼓勵它重返《核不擴散條約》，承諾不擴散核武器。

既然北京立場改變，習近平不接來自青瓦台的電話，自然可以理解，他與朴槿惠的私交再好，這個時候能夠說什麼？

參與TPP談判的12國在去年10月5日宣布完成談判，11月公布文本後，時隔3個月始在本月4日聚集一堂，正式完成簽署儀式。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身為TPP最重要的推手，但因美國總統選舉在即，加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總統候選人及國會議員與部分民意仍對TPP堅表反對，使得歐巴馬卸任前獲得國會通過的機會甚微。加拿大在新執政黨自由黨的不同態度下，對是否能獲國會批准，轉趨保守。日本安倍內閣雖是支持TPP最忠實的盟友，但負責TPP談判首席代表經濟再生大臣甘利明，頃在上月底因涉入收賄與關說醜聞而辭職，亦在日本掀起波瀾。

TPP歷經7年的談判，但目前12個參與國國內或多或少均面對反對或質疑的聲音，未來更有可能出現政府改變立場或民意轉向的風險。此在在顯示，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欲推動參與國際經貿協定，如複雜、嚴格、高標準的TPP者，不僅必須在整體層面，力求獲得社會共識與廣泛的支持；在個別領域或分眾層面，更應精準地進行不同產業別、議題別的影響評估與分析，以及與不同的「利害關係人」群體對話及研擬因應或配套措施。

加入TPP是馬總統在第一任執政時即清楚宣示的政策目標，當時並宣稱要在8年完成談判；同樣地，加入TPP亦應是民進黨執政後的重要功課。參考其他TPP國家面臨的問題，我國如以加入TPP為重要目標，除應該進行一般性的公共諮詢與溝通外，更應針對不同產業別、議題別進行細部的影響評估與研擬因應或配套措施。依此精神，我國加入TPP不只攸關產業的利益與發展，更涉及勞工、環境、消費、健康、醫療、文化、教育、性別等層面；不只中央部會與大型產業必須知道TPP內容而有所因應，地方政府與中小企業亦應了解與其所涉業務或利益、義務。目前的看守內閣在積極推動與TPP有關之法規檢視與修法外，應該提供新政府完整的過去進行產業溝通及宣導的民意趨向，以協助新政府辨識重要的「利害關係人」與盤點未來談判的問題所在。

歐巴馬政府強力主導TPP，與其他國家談判對手交鋒的強勢作為，在國內亦大肆宣傳，頻繁舉行公聽會等，是否能獲國內民意肯定仍屬未定，豈非情何以堪？美國的實例值得我國新政府與舊政府警惕。（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蔡英文的經濟政策核心就是「堆柴火理論」，她幾次闡述：「產業政策就像是柴火，如果一根一根拿出來燒，熱量有限、無法有足夠的熱量；如果把柴火堆好了再燒，就可燒得很旺、而且持久。」據此，其財經團隊提出了「五大創新研發產業」計畫，未來將會在北中南打造綠能、國防、生醫、亞洲矽谷和智慧機械等5個重要的產業創新生態系，讓它發揮堆柴火效果，將台灣的寒流趕出台灣。

仔細來看，「綠能科技」與「生技醫療」政策與目前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的內容重疊，目標大同小異。同樣地，「亞洲矽谷」政策也與近幾年馬政府推動的青年創新創業政策不謀而合。「國防航太」雖有新意卻匪夷所思，航太、船艦從來不是台灣的強項，姑且不論如何在全球的競合中取得優勢，國內大專院校少有這方面的科系，台灣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源，也沒聽說有這方面的關鍵技術，要如何讓航太、船艦等成為火車頭產業？

資訊通訊與精密機械業是台灣最強項，打造台中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因應全球工業4.0大浪潮，政策思維值得讚許，但從更大的架構來看，目前行政院推出之生產力4.0計畫，亦涵蓋了「智慧機械」的範疇，要如何落實？台中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形成智慧機械創新聚落，只能拭目以待。

綜上，我們認為新團隊的產業政策並不完善。首先，看不出經濟發展的主軸，5個產業之間的關聯並不強，想不透要如何加疊、愈燒愈旺？看起來更像是單獨的「五大新興產業政策」。其次，除了十分冷門的「國防航太」，其他四個產業政策內容還是走老路，且沒有振奮人心的亮點，也沒看見突破性的整合策略，平實而論，令人失望。除此之外，五大創新研發產業完全著重於「科技製造」導向的產業型態。我們需要全盤的創新，更需要投資來引導創新。

我們建議：第一，要推動更多的產業創新。除了原本提出的「五大創新研發產業」，還有更多更新穎的產業、技術及思維，例如從2016 CES大展（美國消費電子展）來看，虛擬實境（VR）、增強的影音效果（4K超高解析度電視及高解析度音頻）、無人機，以及智慧汽車四大應用是新近的焦點，新政府必須了解及掌握，讓我們走在時代的尖端。又推動創新電子商務結合第三方支付的電子錢包，或是共享經濟的UBER及Airbnb，或是精品文創、運動休閒產業等，這些當前新興的產業發展，政府不能視而不見。我們認為仿效大陸推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鼓勵創業與創新，才能夠百花齊放，締造新猷。

第二，要推動傳統產業的維新及農業的加值。面對加入TPP的重大國家目標，弱勢的傳統產業及農業將受到嚴重的衝擊，不能走老路坐以待斃或是倚靠補助苟延殘喘。已經走出來的成功例子，像巧新公司從做高爾夫球頭的小鐵工廠，到如今是生產軍規等級的汽車鍛造輪圈大廠；或是宏遠紡織從原本傳統的紡織業發展塗布、貼合等高單價的機能性技術，開發排汗、防水、抗UV等機能性薄布料。現在三大領航農產業：生技農產業、精緻農產業，以及精準農產業，甚至擴大健康及有機生產，創造高食安價值。傳統產業、農業與科技的整合勢在必行。顯然地，如何戰勝紅色供應鏈的大量生產，台灣必須走少量多樣，高附加價值生產之路。政府必須有新思維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促進中小企業、農企業的蓬勃發展。

第三，要讓企業能「放心」。台灣的投資十分低迷，國內企業滿手現金，但這幾年幾乎沒有大型的投資案，外人直接投資（FDI）更不用說了，聯合國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台灣吸引外資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五。究其源，就是因為企業沒信心不敢投資。企業要的是「溝通、溝通、再溝通」，期盼新團隊多與企業溝通，打破民進黨長期以來與企業的隔閡。

誰會當選國會議長固然是社會關注焦點，但是蔡英文主席說得好：「國會改革才是要務，既然人民給民進黨過半席次，更要落實國會改革的主張。」。

無疑的，當前的氣氛下，國會改革已被當成所有政黨在國會開議後的起身炮。大家都不敢否定國會必須要在組織和議事運作上進行全新改造，才能終結國會亂象，向民眾交代。

開議前夕，新國會的各黨團已陸續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其中，即將主導國會的民進黨團的方案合理地比較龐大，號稱有3大原則：「人民、開放與專業」，總共修改7個法，內容蠻多，強調「延續上一屆國會改革小組的工作，系統性推動改革」，但是坦白說，到目前為止，這些主張精粗並存，以致於很龐雜，甚至有的地方流於枝節粗疏卻不完備。

例如「18歲公民權修憲」，這是對的主張，但為什麼和國會改革有關係？當做是國會改造首要項目？既然要修憲，為什麼不優先處理席次太少和區域選舉票票不等值問題？又為什麼國大已廢除，監察院也不再由省議會選舉的「參議院」，早期在抗爭時代流行的「單一國會」訴求還是現在的改革目標？這些主張放在國會改革中都很無厘頭。又如，規定委員提案程序委員會就「不得擋案」，卻未加上經法制作業的程序條件，不免粗疏；再如，民進黨憲政立場是高度偏向總統制的內閣制，卻又一方面主張內閣制體制的嚴格議長中立制度，另一方面又由不分區立委當議長，令人難以理解其憲政精神的依據是什麼？

諸如此類的內容都讓人難以理解。這樣的改革彷彿是前七次修憲的翻版：沒有全盤配套的考量，只有短視的、精神上互相矛盾的權宜措施，實在令人擔心國會依這種權宜心態一路修改下去，結局會是如何。

其次，民進黨的方案內容中儘管仍有許多可取的地方，但是內容項目既然龐大，涉及修法又包括修憲，可見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可及。那麽，那些內容優先，那些押後？完全沒有階段性和時序上的規劃，展現不出貫穿其中的核心價值，更談不上有什麼「系統性」的架構，欠缺和國會第一次政黨輪替相稱的氣象。

所謂國會第一次政黨輪替最合宜相應的氣象，就是展現徹底的轉型正義新精神。

我國的國會體制有三大亂源：威權時代的留下來，到現在仍紋風不動的行政院立法局體制、民主化過程中的權宜體制、屈從民粹的民粹體制。

台灣的國會制度建立在把國會當行政院立法局的威權時代，許多制度非常離奇：例如，複數召委制度、委員會大風吹制度、名頭堂皇但卻曠日費時又毫無人重視的總質詢制度、國會欠缺調查權等等。這些體制和正常國家的國會迥然不同，在戒嚴時期有利於威權領袖對國會的控制，民主化之後又在極端保守的國民黨一黨獨大，或者2000～2008年間，在國民黨加親民黨的藍營過半聯手壟斷之下，被保護下來，動也動不了。現在這些體制除了照樣使國會欠缺有效的制衡力量之外，還成為杯葛施政能量充足本身又成不了事的亂源。

於是，台灣在民主過渡期又產生了從歐美到非洲的怪象。

全世界不管民主或獨裁國家的國會都找不到的所謂朝野協商機制，以致於國會既沒有辦法展現「院會中心主義」精彩的政黨政策辯論，做為凝聚國家共識的基礎，也完全破壞了「委員會中心主義」的專業精緻立法，使得立出來的法條一再成為眾人嘲弄的笑柄，而且還使國會從合議制被扭曲成院長－總召雙首長制。

台灣的國會還在幼稚粗魯的民粹主義風之下，進行了造成席次過少以致於傷害立法品質，且對不同選區公民極端不公平的票票不等值的國會減半。

首先，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於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長期性增長停滯”的危險。他還將已持續數十年的全球化趨勢放在上世紀3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理論之下來闡述。薩默斯擔心，新興市場將面臨全球需求低迷、資本流出、投資前景變差以及匯率貶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將拖累發達國家，這反過來將進一步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

根據這種理論，作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增長來源，中國正面臨艱難轉型，即從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經濟。在全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將通過貨幣貶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這將引發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的對抗措施。解決辦法是大規模政府支出，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以極低利率借款融資。

在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看來，全球經濟正處於債務“超級周期”的較晚期階段。他提供了第二種視角。羅格夫教授所教的歷史課表明，隨著金融過度行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負擔逐漸減輕，增長將復蘇，不過會相當緩慢。系統性市場危機——一股全球性風暴，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住房市場崩盤、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的金融動盪——已經懲罰了全球經濟，並判了很長的緩刑期。

如果羅格夫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薩默斯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這種債務頑疾。相反，羅格夫教授會著眼於減輕債務人的困境，具體做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負值，並重組債務，同時為生產性投資創造條件。他也看到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好處，不過他對浪費性政府項目感到擔心。

第三個增長方案是將政策重點重新放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瓦爾許(Kevin Warsh)等供應學派擔心，非常規政策會扭曲私營部門對投資、利潤、稅收、估值和未來政府行為的預期。他們強調，會推動私人資本投資（從而推動薪資和利潤的增長）的需求是預期的未來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進短期需求的政策實際上在未來可能會抑制企業信心；它們可能會依賴合並、收購和股票回購，而非長期巨額投資。

同樣，其他人呼籲通過稅收和監管政策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和就業。此外，開放貿易政策、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鼓勵政策（包括針對女性和殘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訓可能也會提高潛在經濟增速。創建鼓勵科技進步的科學、教育和創業環境將創造機會。問題是，事實證明，這種結構性增長改革在政治上很難實施。在民粹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崛起使政治領導人受到震撼的情況下，依賴政府支出或央行會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是否會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隻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於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於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是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如果在2016年沒有出現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的轉變，那麽薩默斯和羅格夫所設想的未來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長乏力；匯率沖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鬥爭——由於舉步維艱的經濟停滯不前，還可能不時爆發小規模危機。政治領導人要麽現在努力塑造本國的命運，要麽等著十年經濟試驗的秋後算賬。

本文作者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和美國貿易代表

對貨幣政策進行投票的9位政策委員中，白井早由裏、石田浩二、佐藤鍵裕和木內登英錶示反對。與2014年10月決定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時一樣，都是5票贊成4票反對勉強通過。日本央行發佈聲明稱，作為「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政策」、包括量化、質化和利率這3點「在必要情況下，討論追加實施貨幣寬鬆」。暗示可能進一步出台追加貨幣寬鬆政策。

關於此次實行的負利率機制，民間銀行之前存入日本央行的活期存款將繼續適用當前0.1%的利率。新增加的活期存款則將適用負利率。因為如果活期存款整體利率下調，可能對銀行受益産生很大影響。

旨在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而實施的大量購買資産舉措將繼續實施。今後將繼續以每年80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國債、以每年3萬億日元的規模增持上市投資信託（EFT）。

日本央行在會議上還匯總了經濟物價展望，將2016年度剔除生鮮食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率預期從此前的1.4%下調至0.8%，將物價上漲2%的政策目標達成時間從之前的「2016年下半年」延後至「2017年上半年」。

在金融市場上，進入2016年以來，日經平均指數一度下跌將近3000點，日元匯率也一度升值至1美元兌115日元左右，市場持續不穩定。日本央行認為，金融市場陷入混亂是因為市場對全球經濟前景抱有強烈擔憂。1月21日，歐洲中央銀行（ECB）暗示將實施追加貨幣寬鬆。因此，日本央行決定與歐洲央行保持統一步調，強化貨幣寬鬆政策。

受海外不穩定因素增加影響，日本企業對風險的態度愈發謹慎，這很可能對新年度企業的定價政策和春季的勞資談判造成消極影響。如果企業推遲設備投資，經濟復甦將被延後，日本更加難以擺脫通貨緊縮。日銀行長黑田東彥表示，如果物價基調變得不穩定，將「通過追加寬鬆等一切措施來應對」。

日本央行的會議決定要點：

■實行「負利率的量化和質化貨幣寬鬆」
■民間金融機構存入日本央行的存款準備金利率下調至-0.1%，如有必要將進一步下調
■對經常帳戶採用三層體系，分別適用於正利率、零利率和負利率
■維持每年增加80萬億日元基礎貨幣的金融市場調節方針
■維持上市投資信託和房地産投資信託等資産的購買額

另參 「負利率是日本央行的一帖猛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8078-20160129.html

到目前為止，美國一直試圖推遲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20國集團在2010年達成協議，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的新興經濟體更多權力，但該協議一直受到美國國會的阻力。美國人很難接受他們需要很快和中國分享權力。然而，也讓許多人驚訝的是，有關全球金融體系的下一階段已經舉行了一些談判，一系列會議也討論了“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下的中國的作用。2014年在中國最負盛名的年度會議中國國際金融論壇（IFF）上，歐洲央行（ECB）的前行長特裡謝告訴與會者；“不僅在發達經濟體內部，也和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討論了新規則”。央行行長們口中的“游戲新規則”就是金融洗牌。

因此，央行們正在悄悄地做著改變世界金融體系的準備工作。這就像1944年；那一年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先生介紹了英國關於一個新的超國家貨幣的“班柯計劃”。希望戰後套現的美國則提出了一種新的系統，以美元為中心接替原先的金本位標準。參會的44個國家在美國承諾美元可隨時兌換成黃金的條件下接受了美國的提案。對於美國這是個真正的勝利。所有國家現在需要用美元來支付石油和其他商品，而美國只需要印刷錢就行了。美國夢已經成為現實；這是美國經濟霸權的開始。

在60年代，美國就開始印刷越來越多的美元來資助越南戰爭。許多國家開始擔心美元的未來價值，並決定開始用美元兌換黃金。1969年美國無法再將黃金價格保持在35美金的價位，這是因為法國決定離開“倫敦金池”而拋出了持有的黃金（倫敦金池是西方幫助美國的央行財團）。

法國也開始要求將300億美元儲備順差兌換為黃金。它甚至派出法國海軍到曼哈頓，把存放在華爾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金條運送回法國。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緊隨其後。在短短幾年內，德國的黃金儲備從零增加到3500公噸，意大利從剛剛超過220公噸增至2500公噸，法國從近600公噸增至3100公噸，荷蘭從300公噸增至近1700公噸。

其結果是，美國失去了一半的黃金儲備。在1971年，由於怕失去所有黃金，當時的尼克鬆總統決定打破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將美元和黃金脫鉤。44年過去了，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仍然在等待回歸一個可靠的美元和穩定的貨幣體系。

除了要建立美元的繼任人，債務也需重組。當前系統中有總共250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約50個萬億是在信貸危機開始後生出的。通過目前的零利率（ZIRP）政策，世界現在似乎陷入了更多通縮，更多量化寬松，更低收益率導致更多通縮的惡性循環。在一些債券市場上央行是唯一留下來的買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羅格夫和萊因哈特的一份報告發表在2013年的聖誕節前夕，因此沒有引起太多的宣傳；這份報告中清楚指出了發達經濟體重組債務的必要性。我們需要找到日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0％！）、美國（18個萬億美元）和歐盟的龐大公共債務的解決方案。

擁有3.5萬億財政儲備的中國，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主席之後，明顯增加了促使改革的壓力。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系列經濟舉措，像亞投行（AIIB）的創建。這清楚地表明，中國非常重視以美元為中心的機構的改革，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最重要的決定需要85％的特別多數選票，而美國的選票超過16%，相當實際上持有否決權。對此難怪中國頗感不安，在美國的操縱下，只有中國5%人口的法國擁有的投票權超過了中國。

另一個同意中國在貨幣體系下一階段起更深刻作用的行內人士是著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他日前曾說：“我們現在的系統已經不行了，只有我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需要創建一個新的系統，現在正是時候……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中國需要成為創建進程的一部分。”在佈雷頓森林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解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壟斷地位”。他指的是亞投行初建的巨大成功，吸引了57個國家作為創始成員。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後，美國財政部前部長拉里·薩默斯先生寫到：“2015年3月將成為一個美國失去了全球經濟體系大佬角色的歷史時刻。我想不出在佈雷頓森林後，還有什麽其他事件可與此相比：中國通過努力建立起一個重要的新機構，而美國未能說服他的數十位傳統盟友不加人這個機構，英國首當其沖。”

為了進一步增加壓力，中國決定利用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多項長期協議。美國很不樂意地看到，這兩個國家也積極增加他們的黃金儲備，並停止投資於美國國債，甚至開始拋出其中一部分。

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第一次在全球重大機構的開始階段不坐在駕駛座位。在中國獲取更多國際地位時，這一切都可以在未來十年給我們的金融體系帶來重大改變。不過不用擔心，中國與俄羅斯不同，走的仍然是合作之路，而不是對抗。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對美國和英國的國事訪問中對此屢次指出。

目前的中國領導人非常明白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貨幣）不穩定性。1940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個動盪和惡性通脹的時期。中國希望在2049慶祝革命成功的100歲周年；在向這個目標邁向的過程中，中國非常樂意和美國分享世界的領導角色。

不過，北京的研究機構有兩項新研究表明，雖然中國民眾依然安於現狀——儘管並不總是十分滿意——但習近平卻面臨著不滿情緒帶來的一股持續暗流：收入、教育機會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不平等。在經濟繼續疲軟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壓力可能會帶來麻煩。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的2015年度報告稱：「將來，中國社會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該報告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撰寫。

「在我們國家財富總額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報告中寫道。「這不僅是體現在收入和財富兩極化上，在教育、衛生和其他社會保障領域也能清楚地觀察到不平等。」

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一直表示，當務之急是克服這些社會不平衡。但這份報告提醒人們，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報告根據一項年度調查的結果撰寫，涵蓋了逾3.5萬名成人和1.3個家庭。

「這些問題需要得到有效的解決，」文中提到。「否則，它們很可能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項研究引起了不少反響。有新聞報道引用它的結論：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國內財富，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1%。其實這一發現已在去年的研究中體現了，而今年報告的重點是獲得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機會。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決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別是父母的教育程度，這是所有社會共有的。但在中國，政治特權也是重要因素。父親是否為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幾乎必須是黨員——是你教育程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研究發現，甚至對於在鄧小平以市場為本的政策下於1980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而言，情況也是如此。

「父親是黨員也對個人的教育年限有明顯的正面影響，」研究報告稱。（研究發現，母親是否擁有黨員身份沒有明顯影響。）

研究還發現，雖然對女生的歧視有所減弱，但這仍然是影響她們接受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學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醫療機會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滿情緒的一個原因。這些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面較窄，醫生和醫院也較少。

這項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在擴展醫療保險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醫保，但通常不及許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優厚。而且，女性比男性獲益少。

「女性、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群體享有的醫療補貼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文中指出。

組成中國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管理人員、白領員工和業主既承載了國家領導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們的焦慮。如果這群人的規模、收入和滿意度增加，中產階級可以持續成為共產黨統治的穩定支柱。但是，倘若這群較為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城市階層變得不滿，那麼黨對權力的掌控便可能會削弱。

北京大學的研究說明，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似乎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於現狀。就算考慮到很多中國人可能不願意批評政府，儘管是在調查里，也沒有依據表明較富裕的城市居民有意挑戰黨的統治。

研究發現，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階層」的應答者當中，60%對當地政府的表現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認為屬於最底層級的人當中，這一數據則為48%。

「比起工薪階級，特別是國有部門的員工，中國中產階級對於貧富差距、官員可信度和政府表現的評價更為正面，」文中指出。「中產階層有望成為社會穩定力量。」

但這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覆蓋逾3000人的另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中產階級要比社會其他成員更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

此項調查自2014年底開始進行了12個月，結果發表在社科院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上。調查發現，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中產階級應答者當中，42.%的人表示，會與身邊人討論政治。只有27.7%的非中產階級成員做出同樣表示。

余永定還表示，由於前期股市、匯市政策失誤削弱市場信心，近期人民幣貶值壓力仍較大。現在需要討論的並非人民幣貶值的利弊，而是如何避免人民幣貶值導致市場恐慌，盡量減少人民幣貶值的負面影響。

據報導，余永定昨日於深圳一場會議中表示，中國目前處於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需要儘快證明經濟趨穩。他認為，中國政府應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及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他也提醒，應比2008年金融風暴時所採取的「4萬億（兆）」刺激措施更加謹慎。

余永定建議，中國政府應推出與2008年4兆元人民幣規模差不多的新刺激措施，該政策仍以公共基礎建設投資為主。政策目的是提振市場信心，同時提高匯率靈活度並加強資本管制。目前中國外匯存底下降太快，市場對此的擔憂及反應會衝擊經濟。

在匯率政策方面，余永定認為，目前人行採取的固定匯率制度有很多缺陷，應該放棄，盡可能增加匯率的靈活性，讓人民幣匯率釘住寬幅波動的一籃子貨幣。他也強調，在改革完成之前，絕對不能放棄資本管制。

中國證券公司華創債券的屈慶團隊也評論，過去當股市下跌，避險情緒尚可支撐債券市場；但近期中國「股匯雙殺」，債券市場也表現較弱，核心問題仍在於匯率。由於貨幣政策改變，市場對人民幣貶值壓力下、人行是否能及時對沖流動性缺口，抱持懷持態度。

該團隊指出，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資金不穩定的市場預期，已經影響到債券市場的交易熱情，而且春節前跨節資金大規模投放，意味著節後資金到期引發的流動性壓力不容小覷，該團隊預估，短期內債券市場仍將呈現弱勢。

該團隊分析，本月以來在人行大力干預匯率的情況下，中國外匯存底有更大的下降壓力。儘管市場認為人行干預匯率並釋放流動性可抵消人民幣貶值的不良影響，但外匯存底下降過快會使人行對寬鬆有所顧慮，這也可能是近期人行未調降存準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