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舊的年金制度是中華民國財政最大的黑洞，更是台灣「債留子孫」的最大禍源。政府的債務總額，中央政府約6兆元（含一年之內到期的短期債務），地方政府1兆餘元，其實都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但是關於年金給付的「潛藏負債」高達18兆元，這些所謂的未提存退休金（Unfunded Gap），將來仰賴政府稅收來填補，必須靠我們後代子孫的稅收來給付，無疑是血淋淋的世代剝奪。

來自退休金提撥不足的18兆元潛藏負債，每年還在以8千億元的速度向上攀升，但是中央政府目前每年的支出也就在2兆元左右，馬英九總統任內每年還需編列2,000億元左右的赤字來支應年度支出。每年新增退休金的潛藏負債，是年度赤字的四倍、中央政府年度預算的40％，這將會把中華民國財政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如果惡化的趨勢不加以扭轉，蔡英文必將淪為「乞丐總統」，台灣因此陷入財政破產、社會崩潰的地獄，將是全民的災難。

年金之外，長照也是一個迫在眉睫、與社會安全息息相關的挑戰。2015年是台灣的「銀色海嘯元年」，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第一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全部跨過65歲門檻，進入退休大門。在二次大戰時期，台灣每年出生嬰兒數也就10萬人上下，1949年那年，嬰兒人數倍增到20萬人，到了民國43年次，當年新生兒更暴增到30萬人，此後持續三十年不墜。

也就是說，台灣社會正在快速被銀色海嘯退休族淹沒，這些新進的退休族，過去在職場呼風喚雨，如今面臨孤獨終老的生涯轉換，如何維持健康活力，甚至繼續對社會有正面的產出（Productive Aging），是新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政府財政如此困難的惡劣環境下，同時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照護政策，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任務。年金改革要犧牲全民的福利，老人照護又要龐大的財源來支應，台灣過去養成「福利加碼」的民主惡習，給出去的福利收不回來，新的福利政策又都得花大錢，而且稅金花在老人身上，不會創造稅收；隨著老人健康的衰敗，年紀越大、花費越高，負面效應永無止境。

我們認為，政府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長照，必須要跳開現有的思維，從「產業創造」角度來思考這兩個政策；當我們能夠以前瞻性、全面性的觀照來看這兩個政策，一個嶄新、具有希望、而且福澤全民的改革政策，就有成功的機會了。

我們在此提出「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供新政府參考。目前公務部門每年發放的月退俸，預算分散在中央部會、地方政府以及各事業單位，如果加總起來看，粗估每年發放的軍公教以及勞保的退休金，應在新台幣2,500億元以上，而且逐年上升的趨勢非常明顯，很快成為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首先政府應該公開說明年金制度的現況與預估，以透明、負責任、不誇大的原則，攤出來給全體國民看。如果依照現有的制度，不消十年，不要說軍公教退休基金全數破產，連政府財政都會希臘化，因此重新設計一個領得長、領得久、領得到的「永續年金」方案，才是創造所有國民最大利益的抉擇。年金改革是政治問題，政府必須先與國民建立年金改革的共識，這是蔡英文在競選期間不斷宣揚的理念；至於問題的真相、風險的推估，都有待政府正式上任之後，秉著誠實的態度與全民充分溝通，爭取認同。

接下來，就能討論每年2,500億元以上的退休金給付，是否有更為彈性、更具效率的使用方法。蔡英文選前提出每年300億元長照預算，財源要從加稅來支應，實際上300億元應該是捉襟見肘的節約方案，加稅也必然帶給社會經濟負擔的壓力，如果人民能夠同意從每年超過2,500億元的退休現金給付中，撥用一部分作為長照產業發展基金，不僅可以獲得充沛的財源來發展長照產業，做出高品質的長照服務，最終利益也是回饋給退休族，這就是我們所提「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的核心理念。

從退休族個人的角度來看，一位每月只領兩萬元退休金的老兵或退休勞工，應該還是繼續領取基本生活所需的現金給付，但是一位原本月領8萬、10萬元的教師與將軍，給付的結構就可以轉為大部分現金、以及一部分「長照產業發展債券」，因為退休族必然會使用到長照服務，眼前將多餘的現金轉換為未來使用長照的權利，政府又可以因此發展出完整、先進的長照產業。這是值得政府與全民思考的前瞻策略，更是創造雙贏的最佳方案。

根據ILO預估，今年世界失業人口總數將由去年的1.97億人，再增加200萬人，但由於世界總人口數同時成長，世界失業率維持在5.8％，與前兩年相同，顯示全球就業市場尚無法從金融危機中復甦。

世界失業率曾於2009年時攀至6.2％的高峰，因當時的金融危機導致數百萬人失業，而2007年時的世界失業率為5.5％。

ILO進一步指出，一旦巴西、俄國與南非的失業率大幅攀高，將出現收入成長停滯、銀行手續費收入銳減、人口遷徙等連鎖效應，對本國及鄰近國家的經濟造成衝擊。

中國失業率今年的估值為4.7％，高出去年的4.6％。

至於失業率全球最低的國家日本，ILO估計該國今年失業率將由去年的3.3％，降至3.2％。

美國失業率則由去年的5.3％，降至今年的4.9％。

曾陷入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歐盟區，儘管整體顯露好轉，今年失業率將由9.4％，降至9.2％，但英國與德國以外的國家，2017年的失業率仍將高於金融危機前。

ILO指出，近期歐盟失業率之所以好轉，主要是受惠於弱勢就業率（Vulnerable Employment），暗示兼職人員與臨時工數量較以往大幅增加。

ILO秘書長萊德（Guy Ryder）認為，許多人屈就於低薪工作，不僅開發中國家是如此，已開發國家中弱勢就業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

王保安稱，2016中國可能面臨和2015年類似的經濟形勢。去產能、去杠桿等結構調整政策可能導致工業經濟繼續下滑。

分季度看，中國的經濟增速分別為，一季度同比增長7.0%，二季度增長7.0%，三季度增長6.9%，四季度增長6.8%。

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比上年增長3.9%；第二產業增長6.0%；第三產業增長8.3%。

中國進出口出現明顯下滑，全年進出口總額245849億元，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357億元，下降1.8%；進口104492億元，下降13.2%。但中國仍然保持了高達36865億元的貿易順差。。

王保安透露，2015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比上年上漲1.4%。全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5.2%。全年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比上年下降6.1%。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中國「兩會」上宣佈的中國經濟增速目標是7%左右，官方最終公布的經濟增速低於目標，三季度以後，增速指標持續「破七」。

中國服務產業2015年8.3%的增速增速高於2014年的7.8%。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創紀錄的66.4%。王保安稱，與服務業相關的稅收佔到了中國稅收總量的54.8%，服務業稅收增量更是佔到了增量總數的八成。

澳新銀行（ANZ）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2016年將進一步下降至6.4%，並在2017年中觸及6%的最低點，此後會逐漸反彈。出於通縮風險和資本外流風險的考慮，中國將在今年進一步降低存款凖備金率。

另參日經中文網「中國GDP破七 創25年來新低」

http://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17885-20160119.html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將於周三在瑞士達沃斯召開年會，政界和商界領袖匯聚一堂，討論全球最緊迫的問題。過去數年裡，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出席了會議。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出席了。今年，副總統小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將出席會議。

因此，朝鮮外相李洙墉(Ri Su-yong)接到前往瑞士阿爾卑斯山參加今年峰會的邀請，也不是特別出人意料。

但在1月初，朝鮮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遭到了廣泛譴責，然後世界經濟論壇就撤銷了這份邀請。朝鮮表示，論壇「單方面取消」其代表團的參會資格是出於「不公正的政治動機，這顯然違背了世界經濟論壇作為一個討論經濟問題的國際論壇的性質和定位」。

世界經濟論壇委派董事會成員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ösler)對該決定作出了解釋。「在這次核試驗之後，我們認為，目前沒有本着世界經濟論壇的精神，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他說。

但為什麼呢？如果世界經濟論壇不是一個就朝鮮的核野心，開展「國際化、全球化對話」的機會，特別是在該國外相出席的情況下，那它還有什麼意義呢？畢竟，這個論壇的既定宗旨就是「改善世界狀況」。

儘管達沃斯有時被詬病為商業精英的清談之所，但它也常常提供舞台，讓政治決策者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和妥協。例如在1994年，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和以色列外長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這個舞台上握了手。在那六年之前的1988年，希臘和土耳其簽署了稱作《達沃斯宣言》(Davos Declaration)的不交戰協議。該論壇讓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方式，有時會帶來可觀的成效——最近在巴黎舉行的氣候變化談判就採用了這種模式。

然而與此同時，達沃斯的很多對話都是一種「消過毒」的辯論。

「為了吸引各種著名的政治人物、富豪和名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曾經寫道，「他們把這個會議開得很安全。」

「我說的安全不是指不會受到恐怖襲擊，雖然我也希望能保障那種安全，」他接著說。「我指的是沒有意外，不發生爭議的安全。他們做了安排，來防止爭論、對抗和挑釁的發生。」

兩年前，烏克蘭總理米克拉·阿扎羅夫(Mykola Azarov)已經飛抵達沃斯，原本定於在一個周五的下午發表講話，但幾名抗議者在基輔遭到槍擊後，主辦方撤回了對他的邀請。他待在酒店房間里接受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採訪時，批評了這種怠慢的態度。

阿扎羅夫接受採訪時說，「該論壇本來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傾聽烏克蘭政府首腦的意見，了解更廣泛的觀點。很難說在這件事上誰的損失更大。」

多年來，維基解密(WikiLeaks)一直是政策專家及商業領袖在達沃斯論壇上討論的主要話題。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曾受邀到該論壇發言嗎？沒有。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僱員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在泄露了數百萬份有關美國電子監控計劃的文件後流亡俄羅斯。他在俄羅斯通過視頻參加了幾次活動。但他也從未受到邀請。

當然，該論壇在邀請嘉賓、安排日程時需要保持警惕，因為它不想讓這一周的時間成為世界領導人互相抨擊或宣揚危險思想的舞台。

但一些批評人士早就表示，該論壇的組織工作過於謹慎。

「世界經濟論壇是一場縝密安排的活動，一切都不能有差池，」弗蘭克·福格爾(Frank Vogl)於2001年在《全球政策論壇》(Global Policy Forum)上寫道。「每個討論話題都經過了仔細考慮和研究，每個參與者都經過預先篩選，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刻都受到了細緻入微的管理。該論壇就像最好的瑞士表一樣精準運轉。」

某些話題會被避開。比如，直到去年，有關男女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人群的權利的討論，都沒有進入過議事日程。部分是因為一些來自中東及東歐的代表團反對討論這種話題。

至於朝鮮，情況或許會變得很棘手。如果朝鮮參加論壇，拜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等嘉賓很難不遭到批評。

朝鮮駐日內瓦外交使團副大使崔明南(Choe Myong-nam)表示，「世界經濟論壇是基於政治動機做出這一決定的，因為組織者突然決定取消邀請，選擇支持好戰的美國和那些對朝鮮奉行敵對政策的盟友。」他說，「我們百分之百確定，有人在施壓，甚至是要挾。」

當然，朝鮮只是這個愈發複雜和危險的世界面對的挑戰之一。在當今的環境中，恐怖襲擊不斷升級，經濟及政治動蕩不斷加劇，把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看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靈丹妙藥或許是不公平的。要想舉行一場存在不同聲音的會議，首先要各方都參與才行。但在這個分歧加劇的世界，把他們請進同一間屋子，或許更難了。

晚上9點半左右登場的蔡英文則向選民們，尤其年輕人，引用了2014年3月18日發生的「太陽花學運」的口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她呼籲：「拜託大家，這個國家，還需要各位在後面推它一把，如果你還在猶豫，請不要再考慮，坐上巴士、坐上火車、坐上高鐵，用任何方式，明天一天要回家投票」，並強調「這是新政治的起點」。

第二天，太陽出來了。

中午前後，我走進了位於忠孝東路3段和敦化南路1段的四處投票所。沒有擁擠，沒有混亂，場景有序。在台灣，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選擇自己領導人看似已是常態。

我在敦化南路1段190巷38號的投票所認識的陳先生投了民進黨。曾與中國大陸有過生意往來的他對我說：「這次選舉是一次機會，國民黨權貴，欺騙老百姓」，並主動提出給我介紹「參加了太陽花學運的我兒子」。

陳先生的兒子陳威仲負責DJ的嘻哈搖滾音樂人，他跟其他幾名夥伴一起經常在台灣各地舉辦演唱會，用音樂的方式表達他對台灣的熱愛和政治訴求，並呼籲年輕一代覺醒，從公民運動的角度推動台灣發展。我在陳先生的陪同下走進他兒子陳威仲的工作室，開始跟他聊天。我問怎麼看這次大選時，他表達了與父親不同的看法，說：「我不認為這次選舉是一次機會，接下來台灣政治將進入冰河期。」我接着問他以及組織太陽花學運的夥伴們是如何評價那場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政權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運動，他用乾脆的口氣回答說：「失敗，政府還會繼續簽。」

經過選舉前幾天的深思，他最終還是投給了民進黨。他以及其他不少選民渴望看到的是台灣更大膽的變局，以及能夠推行變革的領導班子。

充滿「挫敗感」的太陽花學運骨幹們成立了新政黨——時代力量（New Power Party)。該黨得到民進黨的支持，在選舉中突飛猛進，恐怕是這次台灣選舉的一個看點。這次選舉中，蔡英文獲得約689萬票（得票率56.12%；朱立倫為約381萬票），民進黨在立法院113總席次中獲得68位席，即單獨過半；時代力量獲得了五個席位，其中的一席被稱為「學運戰神」的該黨主席黃國昌贏得。 他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表示，「未來會支持民進黨推動的改革，也會理性監督新政府。」

這次選舉讓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包括時代力量在內的小黨的出現（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台灣團結聯盟、信心希望聯盟、民國黨、軍工教聯盟黨、中華統一促進黨、自由台灣黨、台灣獨立黨等），以及這中間體現出來的「第三勢力」的崛起。比如，2001年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在2016選舉政見中主張：」強化台灣經濟主體性及產業自主發展，反對快速傾中、依賴中國的經濟政策；反對ECFA （2010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反對兩岸沒有台灣優先的貨貿協議、反對以開放中國為主的經濟示範區。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在這次立法委選舉結束後公布的統計，從政黨票得票率來看，台聯獲得了2.51%，在18個政黨中排名第7，除了民進黨（44.06%）、國民黨（26.91%）、親民黨（6.52%）以外，僅次於時代力量（6.11%）、新黨（4.18%）、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2.53%）。另外我覺得不容忽略的是，在選舉活動中時刻強調「告別藍綠之間吵來吵去」的親民黨主席、總統候選人宋楚瑜，超出不少人的預測，獲得了約157萬票（他在2012年競選總統時只獲得約36萬票）。

據我觀察，這麼多小黨出現的一個間接原因，或許是通常以「藍」和「綠」為標誌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台灣政黨政治中的核心焦點——兩岸關係上日益且不得不採取模糊態度和中間路線。比如，通常被認為具有「台灣獨立」傾向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整個選舉活動中圍繞有關大陸與台灣達成的「九二共識」採取不承認，不反對的模糊態度，其說法為：「不否認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的歷史史實，認同雙方秉持相互諒解精神，求同存異；九二共識不等於全民的共識，是一種選項，但不是唯一的選項。」對此，有不少原來的民進黨的支持者是不滿意的，他們呼籲蔡英文公然反對並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再比如，台灣民間普遍感受近年台灣經濟很差是因為過於向中國大陸開放和依賴 ，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在如何處理與中國大陸的經貿聯繫方面，也不得不變得謹慎一些。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許忠信17日對《自由時報》表達的觀點在我看來符合廣大台灣選民的看法：「自從簽下ECFA後，在中國磁吸效應下，台灣民間投資反而衰退，外資也不來，導致國內經濟停頓，薪資不成長。因此，新政府上任後，應該兩岸經貿先冷卻下來，並加強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貿易關係。」

無論是民進黨在「九二共識」上採取模糊立場，還是國民黨在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上不得不採取謹慎的態度，最根本的成因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崛起。在其不確定卻切實的崛起面前，民進黨在政治議題上不得不收斂一點，國民黨在經貿議題上不得不謹慎一點，均認為這樣才有可能迎合台灣廣大民眾在中國崛起面前所抱有的矛盾心理。

其矛盾心理正在加深，並變得越來越複雜，難以化解。台灣選舉結束後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民進黨人士對我表示，「其實，前一陣關於中國經濟，尤其有關股市的負面信息讓台灣選民進一步覺得不應該過於依賴中國市場，催化他們把票投給民進黨。當然，前一天發生的『周子瑜事件』 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可見，在習近平執政下似乎徘徊的經濟政策和繼續高漲的民族主義對中國大陸的對台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對兩岸關係則帶來了一定的變數。

兩黨採取模糊態度和中間路線或許迎合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但立場的模糊和主張的曖昧卻排除了兩黨原有的支持者。我告訴這次有機會交流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教授何明修自己的觀察之後，他回應說，「我認同這麼多小黨作為『第三勢力』的出現，跟最近台灣政黨政治傾向於中間路線的近況的說法。因為光靠藍綠兩大陣營，已經難以呈現台灣內部的多元利益和價值訴求，尤其是年輕人的。」據他介紹，有不少小黨是從國民黨分離出來的，例如軍公教聯盟，代表宗教保守勢力的信心希望聯盟、民國黨。民進黨沒有這種情況，比如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那群人的觀點本來與民進黨有所不同。他們並不是『泛綠』，而是台灣近年來新浮現的』公民運動。

經選舉前後在台灣的觀察，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即台灣政治是不是已經不能在原來過於簡單化和二元對立的「藍」和「綠」的框架之內獲得解釋和建設？對此，我的初步思考是，接下來我們可能有必要嘗試更多從政治學裡的普遍解釋視角——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更通俗一點地說，左派和右派，從中延伸出來的偏左和偏右、極左和極右等——來討論台灣政治。就與這些政治立場相關聯的經濟社會政策而言，據我觀察，國民黨傾向於重視市場的作用，主張開放國內市場，民進黨則傾向於強調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不過，圍繞這次選舉中成為焦點的薪資水準、住宅環境、產業結構、競爭優劣、對外開放、食品安全等議題，我卻看不清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政策主張以及其背後的思想根基和價值理念有哪些區別。在台灣，依我淺見，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極為根本的問題的政策討論似乎稀少，遠遠少於藍綠之間的口水戰和名嘴之間的互罵戰。

所謂中國元素如何影響了這次台灣大選，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這次蔡英文率領下的民進黨獲得大勝的基本原因，可以說是國民黨執政下的台灣經濟的停滯（比如，2015年台灣國內生產總值第三季度為負增長），以及馬英九總統無法推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實施具體的應對措施。另外，國民黨內部持續不斷的醜聞和難以擺脫的權貴形象，也導致喪失人民對它的信任和耐心。

希望扭轉形勢的國民黨在選舉活動中卻沒有把重點放在「如何拯救台灣經濟」上，甚至有意迴避，而始終追究蔡英文接不接受「九二共識」這一問題。但是，我認為，去年11月舉行的「習馬會」對圍繞國民黨的選舉情勢來說，明顯起到了弊大於利的作用。在不少選民因國民黨離中國大陸太近而感到厭煩的情況下，按道理，國民黨應該一邊巧妙地「再平衡」原來對大陸的政策，一邊大膽地提出拯救台灣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具體方案，而不執着於追問蔡英文如何面對「九二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民黨在選舉戰略上把中國元素用錯了。民進黨反而通過在「九二共識」面前採取模糊態度的方式，巧妙規避了中國元素可能帶來的壞處。畢竟，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也有人認為跟中國大陸的經濟和人文往來很重要，為此，兩岸之間的政治基礎必不可少。蔡英文這樣做，首先是給與中國市場有生意關係，以及認為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繁榮離不開「九二共識」的台灣選民看的；其次是給把「九二共識」作為對台工作的政治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看的；最後是給呼籲，甚至要求兩岸關係保持穩定和良好的美國當局看的。

總之，在處理中國元素這個問題上，應該說，蔡英文表現得比朱立倫更加務實、自信、有策略。這一對比這樣那樣地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也可以說，中國元素實際上幫助蔡英文成了台灣第一女總統。

這次大選的結果如何影響兩岸關係？在這裡，我提出三點判斷。

首先，台灣政治史上第三次政權輪替後，兩岸關係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但蔡英文會更多從台灣本土的政治體制、安全關切、輿論基礎出發，不輕易與北京方面發展關係，尤其政治關係，包括經貿關係。這一點比較赤裸裸地體現在蔡英文作為總統當選人在國際記者會的致詞中表達的一段話：「兩岸都有責任盡最大努力，尋求一個對等尊嚴、彼此都能夠接受的互動之道，確保沒有挑釁，也沒有意外。」她強調，「台灣的民主制度、國家認同、與國際空間，必須被充分尊重，任何打壓，都會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

其次，兩岸關係很有可能出現「政冷經熱」的局面。討論接下來兩岸關係里的政經議題，關鍵還是要看雙方怎麼面對「九二共識」。這次在台灣居留的時間裡，我向若干參與選舉活動的知情人士和緊密觀察選舉動態的台灣知識分子詢問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會不會公開支持或接受「九二共識」，結果，沒有一個人回答「會」。我認為，也不會。

他們反問我，在蔡英文不公開支持「九二共識」的情況下，習近平會不會跟蔡英文見面？對此，我回答，「不會」。問題是，這個並不妨礙兩岸推進經貿、人文、旅遊等領域的正常交流。我所見到的知情人士裡面，甚至有人提出，獲得『完全執政』之權力的蔡英文在兩岸經貿關係的推動方面，有可能會做得比馬英九多。除非蔡英文公然否認「九二共識」或做出有關所謂「台獨」方面的言行，北京方面不會拒絕與台灣方面發展經貿關係和民間交流。我判斷，蔡英文不會這麼做，當然，她也不會像馬英九那樣積極發展與北京方面的政治關係。由此判斷，「馬習會」給兩岸關係帶來領導人會談機制的可能性很低，很有可能被歷史學家描寫為「一次性」的。不過，我推測，假如北京方面確認了蔡英文不會承認「九二共識」之後，有可能敦促台北方面提出替代「九二共識」，能夠讓中共可以接受的具體方案，由此重啟兩岸領導人之間的會談機制。

最後，蔡英文用「維持現狀」來表述她對兩岸關係的立場，至於她具體怎麼做，還有待觀察。這個一方面取決於蔡英文和民進黨如何交接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兩岸關係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蔡英文接下來跟她幕僚們如何梳理「完全執政」與「兩岸政策」之間的關係，並給予什麼樣的規劃。另一方面是取決於北京方面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以及在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將發生什麼。

台灣選舉結果公布後新華社立即發表的評論《不畏浮雲遮望眼－－且談如何看待台灣「大選」投票結果》里指出：「台灣政局變化，在兩岸關係歷史進程中不過是過眼雲煙。從根本上說，決定台灣前途、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大陸的發展進步。」 我對這段話的解讀是：只要大陸方面快速地、足夠地發展，台灣方面一定逐漸傾中，最終能夠和平統一。

不過，倘若北京方面光靠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這些源於「發展是硬道理」的元素來展開對台工作，其政策恐怕效果不佳，不斷落空。據我觀察，跟馬英九相比，蔡英文明顯具有強調台灣自由民主的體制和價值觀的政治風格。比如，她在國際記者招待會上主張，「我們也再一次告訴了國際社會：民主的價值，已經深入台灣人的血液；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將是2300萬人永遠的堅持。」

那麼，如果北京方面準備繼續發展跟民進黨完全執政下的台灣的關係，除了打經濟牌和市場牌，務必認真探索如何以尊重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方式加強與台灣當局的溝通紐帶，吸引後周子瑜事件時代的台灣公民。

首先是實體經濟。原來混亂的起因是對中國經濟放緩的擔憂。1月4日，中國1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出乎意料地出現惡化，市場心理陷入冷卻。

其次是政府力量。為遏制股票拋售而於1月4日實施的「熔斷」機制已被迫暫停實施。其原因是因擔憂失去賣出機會而陷入焦慮的投資者爭先恐後進行拋售，産生了相反效果。

最後是政策的可預見性。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將作為人民幣交易基準的「中間價」比前一日下調了0.5％以上。中國一直強調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卻容忍人民幣貶值，令投資者感到吃驚。

看到這些情況，資金已開始流出中國。

難以控制的全球市場

中國看起來過於相信「市場能進行管理」。中國自1980年以後，轉向了市場經濟，但以前的計劃經濟仍在發揮影響。有觀點認為如今主權財富基金等「國家隊」正在買入股票，以支撐股價。

但中國難以控制全球市場。世界第2大經濟體的混亂甚至讓地球另一端的美國華爾街感到震驚。在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會議）上，對中國的不滿和要求或許將爆發。

全球市場參與者希望中國採取的行動是長期的結構改革，並非治標不治本的市場刺激對策。新加坡投資公司阿曼達（音譯）投資管理董事長、曾擔任該國政府下屬投資公司GIC首席投資官的黃國松未雨綢繆，表示不管好壞，都在做好應對中國企業破産的準備。

伴隨痛苦的「僵屍企業」的退出

受雷曼危機後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對策的推動，企業過度增加了設備和債務。如果效率低下的「僵屍企業」的經營陷入困難，並從市場退出，國家整體的生産效率將提高，增長力也將隨之提高。

但中國政府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改革將伴隨著痛苦，正如同90年代之後的日本所經歷的那樣，由於經濟泡沫破裂，企業陷入倒閉，不得不削減債務和實施裁員。但是中國與日本不同，在積累財富之前就迎來了轉捩點，因此不管是經濟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抗衝擊能力都比較弱。

如果淘汰僵屍企業，失業人數將增加，消費將出現下滑。結果將導致「從投資到消費」這一經濟結構的轉變無法推進。因此，政府採取「壽命延長對策」讓低效企業繼續生存，導致衝擊的岩漿不斷累積。

不僅如此。還有出動財政來創造需求的手段，但是這可能導致過剩設備進一步增加。還有實施貨幣寬鬆這一手段，但是可能導致泡沫的出現和破裂，這是房地産和股市剛剛經歷過的。最終或許只有巧妙使用所有手段。市場的混亂顯示出中國今後將繼續面臨走鋼絲般的政策運營。

政府也清楚課題的困難程度。在市場陷入混亂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重慶視察時強調創新。李克強總理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市視察時提出抑製鋼鐵和煤炭的産能增加，推進老舊設備的關停淘汰。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發言釋放出這樣的信號，那就是淘汰僵屍企業。通過創新來打造成長引擎，緩和衝擊。

中國的鋼鐵和煤炭相關股票受上述消息帶動，迅速上漲。不過此次或許是「國家隊」的購買構成了支撐。力爭實現軟著陸的中國政府值得信任，市場容易預見政府下一步的舉措，實體經濟出現改善跡象，繼而全球資金將回歸中國。

在缺乏流動性之際，沙烏地與伊朗的斷交使中東緊張局勢升高，這恐使沙國更堅持執行不減產政策。但這卻導致油國組織的財政赤字驟增與本幣大幅貶值，沙國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只為爭奪市占率嗎？這又與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議題有什麼關聯呢？

沙國持續增產之因，在於實行需求峰值的策略，以便加深各國對原油的依賴。美國國務院情資顯示，在2006年時沙國石油部長納伊米即主張沙國的利益來自延長世界對原油的需求。低油價使沙國必須藉由發債來彌補國內擴大的財政赤字，雖然這是為確保石油需求不被邊緣化，但也打擊了伊朗甚至俄國。而華府可利用此一局勢，展開其詭譎難辨的金融治理經略。

美國金融治理的方略，須從原油價格的面向剖析。第一、緊縮市場流動性，造成債市風暴：國際原油價格與美元指數的走勢呈負相關，究其因是美元為原油的計價與交易貨幣。當Fed在2014年7月提出欲結束非常規貨幣政策時，油價即一路走跌。2015年5月油價由60.3美元/桶起跌後，當時沙國外匯存底已驟減115億美元。由於OPEC國家，乃是歐美公債的主要投資者，因此當油價持續下探，海灣油國必須藉拋售債券來補足財政預算缺口。

在美國的全球金融治理中，恐怕沙國並非如外界所稱敢因爭奪市占率而打壓美國頁岩油產業。反倒是沙國的低油價政策，是美國欲建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戰略延伸。沙國此政策除重創伊朗與俄羅斯之經濟外，更欲牽制歐元區的經濟復甦。當然，攸關沙國切身利益的是必須強化世界各國對原油的深度依賴。但更在於順著美國在金融治理的方略上，藉油價崩跌使全世界債券市場出現大量贖回潮，來緊縮市場的流動性。

第二、協助Fed結束QE政策，並緩步升息：由於歐元區的CPI中，能源占比達11％，因此當油價大幅滑落時，其通縮壓力非常嚴重。去年11月CPI升幅雖高於預期達到0.2％，但距通膨目標2％仍有很大差距。日本亦受低油價之影響。

各國央行挹注流動性的時間點具程度上的巧合。自2011年8月ECB因歐債風暴再起，而加大資產購買規模，美國卻因扭轉操作政策而未擴大其資產負債表。2012年9月Fed實施QE3，此時ECB則執行撙節措施。2013年4月BOJ開始實施QE政策的同時，美國債券市場正遭逢拋售潮。而今年12月Fed決定升息前後，ECB與BOJ均再次推出QE政策。以此觀之，美、日及歐元區彼此在流動性的釋放上具某種「默契」。

但何種「默契」使得ECB與BOJ的QE政策，得配合Fed貨幣政策的步調呢？除需求不足與經濟下滑之外，主因是原油價格走跌，繼而再拖累前者經濟。由於全球高收益債中的能源產業占比高達15.7％，因此，當油價自2015年暴跌後，高收益債的違約機率大幅增加，導致市場流動性更為緊縮。這使ECB與BOJ須釋放流動性來因應Fed升息的結果。然而，當這兩個央行擴大購債規模後，高收益債的利差竟不降反升，原因即在於美元的「囂張特權」地位。因此ECB與BOJ雖擔憂掉入流動性陷阱中，但因對通縮的憂慮，將被迫持續擴大資產負債表。

2015年3月底是亞投行意向創始國申請的截止日，不過全球金融市場自4月開始即出現流動性問題，全球債市由歐洲開始面臨強勁賣壓，拋售潮隨後擴及亞洲與新興市場，而債市崩跌對正在鞏固亞投行金融基礎的中國形成壓力。此外，西方媒體批評近日人民幣重貶導致了全球金融市場震盪，但人行應該成眾矢之的嗎？

回顧美國前財長桑默斯也曾批判Fed的QE政策使美國進入長期停滯階段。表象上，他看似倡議市場機制，但言而未盡的是Fed有意圖地大規模干擾美債市場，不僅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並洗劫各國的財富。以此觀之，面對美元升值之際，人行朝自己的方向前進，或另有其深意：除可減少人民幣在匯率市場上被狙擊的空間，還可觀察Fed實施ON RRP政策後對其回購市場的影響。

美國唯亂不勝的金融治理原則，使未來的國際政經局勢恐將險峻異常。而習近平主張中國得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看法，除保持力度外，或仍須耐心等待？

(作者為英國華威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有些人剛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但很明顯，中國經濟遇到大麻煩已有一段時間了。很難說這個麻煩有多大，因為沒人相信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

主要問題在於中國高儲蓄低消費的經濟模式，只有在該國經濟保持極快增長的情況下才能維持，這支持了高投資的合理性。當中國擁有大量未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儲備時，這是可能實現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目前面臨一個棘手的任務：過渡到增長率較低，但不至於陷入衰退的水平。

可以通過信貸擴張、增加基礎設施開支來爭取時間，同時改革經濟以便增強家庭購買力，這原本是一個合理的策略。遺憾的是，中國只追求該策略的前半部分，爭取到了時間，然後又浪費掉了時間。結果導致債務快速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欠缺監管的「影子銀行」，可能會誘發金融崩盤。

因此，中國的情況看起來相當嚴峻，而新發佈的數據加劇了人們對硬着陸的擔憂，不僅導致中國股市下跌，還導致世界各地的股價大跌。

好吧，到目前為止情況就是這麼糟糕。一些聰明人認為，這種全球性的影響真的很可怕；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將它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提並論。

但正如我上面說到的，我很難根據數字得出會出現這種災難的論斷。是的，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大約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國發生的事情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中國每年從世界其他地方購買價值兩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但這個世界很大，除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加起來超過60萬億美元。即便中國進口額大幅下降，也只會對全球消費造成有限的衝擊。

那金融關聯性呢？美國次貸危機在2008年蔓延至全球的一個原因是，外國人，特別是歐洲的銀行，因持有美國證券而受到了嚴重衝擊。但中國實行資本管制，也就是說不怎麼對外國投資者開放，所以中國股市下跌甚至國內債務違約，幾乎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直接影響。

這一切都說明，雖然中國自身面臨大麻煩，其他國家受到的影響應該是可控的。但我必須承認，我沒有上述分析說的那麼放鬆。可以說，我沒有勇氣自鳴得意。為什麼呢？

答案部分在於，各國的經濟周期通常似乎比「應有水平」更加同步。例如，歐洲和美國相互出口的商品只佔其產量的一小部分，但它們通常同時衰退和復蘇。金融關聯性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有人也推測存在心理感染的問題：與主要經濟體有關的好消息或壞消息，會影響其他經濟體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

因此我擔心，中國可能會以粗略的計算無法體現的方式，輸出其面臨的問題；擔心中國的問題會以某種方式抑制美國、歐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投資支出。如果我的擔心成為現實，那麼我們並沒有準備好應對這種衝擊，這很糟糕。

歸根結底，誰來應對中國的衝擊，以及會如何應對呢？貨幣政策可能沒有多大幫助。由於利率仍然處在接近零的水平，通脹仍然低於目標，美聯儲要抗擊經濟下滑問題，其能力無論如何都是有限的。而且美聯儲還表示，一有理由就會提高利率，這種信號可能進一步削弱了其動作的效果。與此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已經將政治權力用到極限，努力提高通脹水平，但迄今為止尚未成功。

雖然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通過增加開支來抵消中國減少的開支——肯定會發揮作用，但有多少人相信，共和黨人會接受奧巴馬提出的新刺激計劃，或者德國政治人物會樂於看到相關提議導致歐洲背負更大赤字？

目前我仍然猜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情況不會那麼糟糕——中國的局面會很嚴重，但其他地方只是出現一些波動。我真的，真的希望，我的猜測是正確的，因為目前任何地方似乎都沒有B計劃。

談到分配不公、不義，其正面訴求就是公平（equality）、正義（justice），存在兩個基本概念：一為發展機會的均等，追求起跑點或立足點的公平，亦即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人人應有同等參與競爭並取得成果的機會。一為分配結果的公平，藉由競爭市場機能的有效運作，機會均等精神的發揮，其結果就能合乎分配正義。曾任美國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 M. Okun） 指出，機會均等為分配結果公平的基石。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向重視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效率，輕忽所得及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認為，分配不均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 A. Hayek ）指出，具機會均等且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為符合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公平的制度；任由政府出面強行干預市場機能，反會造成社會不公，而允許分配結果差異為社會進步動力。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傅利曼（M. Friedman ），同樣反對「分配結果均等論」。

然在疊代傳承的動態社會中，縱使「最初狀態」合乎機會均等，市場機制也無失靈，仍會因這一代分配結果不公而影響下一代機會均等，尤其是財富的累積；何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機會不均、市場機能失靈、分配結果不公成為普遍存在現象。面對此種困局，需要政府公平、有效率介入，成為「必要之惡」；而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應監督政府做得更好。

由於機會不均必然帶來分配不公，故在機會均等方面，政府應保障人民生存權；公平合理的課徵遺產稅、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讓每一個人平等的站在起跑點上；均等提供人民受教育、工作及創業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 Tobin）更從消費面及生存權，提出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的概念，包括食物、基礎教育、住宅、醫療、養老等方面，人人能公平合理消費，尤其是對弱勢者的照顧。此與財政學大師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的殊價財（merit goods）觀念相通，成為矯正機會不均與分配不公的良藥。至於哲學家羅斯（J. Rawls）在《正義論》中，更是關懷弱勢，強調追求「最弱勢者的最大幸福」。

機會均等與分配公平本為人民訴求及政府職責所在，不可偏廢。然而現實生活中，政府在事前未能創造機會均等的環境，事後又無法有效改善分配結果；加上市場機能受政治與利益團體扭曲，政府管制、保護、獎勵、減稅措施普遍存在；並且縱容市場壟斷、外部不經濟、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更因貪污、競租、官商勾結等政府失靈現象橫行，以及財團、官僚、民代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成為助長不公不義的幫凶。市場機能與政府效能雙雙失靈，以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者卻無立錐之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史迪格里茲（J. S. Stiglitz）一再大聲疾呼，當分配不均問題非常嚴重，金字塔頂端1％與其餘99％對立時，社會將分裂、對抗與不安，所付代價將無比昂貴。

在台灣，從出生到死亡之生命周期中，或是在世代間，已處處見到不公平對待。在機會不均上，例如富有家庭擁有大量遺產卻稅負極輕，受教育機會也因財富與所得高而過度享有；在分配不公上，例如稅制不能量能課稅，社會保障呈現不足與不公現象，年金制度在不同職業、世代間差別待遇，潛藏性債務更是禍延子孫；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追求公平正義上的角色盡失。未來政府實應加速推動財政、稅制、教育、土地、年金、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有為者豈可輕忽！

據候任行長金立群透露，亞投行首批貸款最快計劃在今年中批出。初期投資重點領域涵蓋能源與電力、交通與電信、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供水與汙水處理、環境保護、城市發展等。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曾力促美國不要反對，甚至積極加入亞投行。原因很簡單，因為亞洲人口眾多，但基礎建設的空缺很大，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金額高達8兆美元。而現有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可利用的資金，連5千億美元都沒有。所以資金多多益善，來源愈多元愈好。

註冊資本才1千億美元的亞投行，要能夠支持8兆美元的基建融資需求，顯然必須靠發債集資。對資金充裕的台灣金融機構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參與機會。台灣自2006年開放國際債券發行，2011年開放寶島債發行，特別是近年來國際債券雙掛牌模式建立，台灣國際債市的知名度大開，短短約一年半，發行量較前8年成長了5倍，創造了20億元以上的商機並帶來專業人才需求。

除了對投資者的財務回報之外，橋梁與道路等基礎建設更是機會之窗。對處於窮鄉僻壤的弱勢者，這些基建意味著接近都會資源的便利性提高，給處於邊緣的人們打入經濟主流的機會。

以出生在苗栗鄉下的我為例，如果不是當年那擁擠不堪的縱貫線山線普通列車，沒上過大學的父母可能不會到台北，我也就不會搭上機會火車，一路在台北念完碩士，其後又留學美國，再到香港任職。記得當時每逢春節過年，為了擠進過度擁擠的火車，父母曾把我從窗戶塞入車廂。當年台鐵的擁擠，不亞於大陸現在的春運。難受歸難受，但擁擠的車廂連接著故鄉和城市的新家，也是普羅大眾成就自己在新天地力爭上游不可或缺的經濟引線。

以基礎建設為明確目標，亞投行有機會為眾多困於淺灘的人中龍鳳帶來翻身的機會，期待這個跨國政府間的聯盟，講求績效導向、建立卓越治理的運作模式，為亞洲各地的弱勢者帶來四海一家的新夢想。（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如今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根據產品和服務產出量計算）明年將占到全球經濟活動的近18%。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逾10%降至今年預測的6.3%，已直接將全球增速抹去約0.75個百分點。

而其溢出效應的範圍還要超過對中國重要性的這種直接計算。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y Obstfeld)表示，他最擔心的是2016年出現連鎖反應。他上周表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導致的全球溢出效應……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通過下列途徑實現的：

貿易和匯率

盡管中國的進口額仍在增長，但遜於預期的中國經濟將降低那些依賴中國對石油、金屬、原材料和機械設備需求的國家的出口增速。

日本和韓國等有著一體化供應鏈的鄰國將受到嚴重影響，在歐洲，作為向中國出口資本品的生產國，德國面臨的風險最大，澳大利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也命懸一線。但直接的貿易影響很少會立即扭轉局勢，作為全球最大凈出口國，中國更依賴全球經濟，而不是相反。

放大貿易影響的一種途徑是通過人民幣大規模貶值，以恢復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自今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貶值6%，導致匯率大戰的擔憂蔓延，但相對於中國更廣泛的貿易夥伴國的貨幣，去年人民幣匯率微幅上漲。匯率大戰似乎仍有些遙遠。

石油和大宗商品

對於中國經濟實力的擔憂是油價再度下跌的原因之一，布倫特(Brent)原油價格跌至11年新低，上周四跌破每桶33美元。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令俄羅斯和巴西陷入衰退，並打擊了海灣國家的財政狀況。

全球石油開採投資滑坡，這損害了美國的部分經濟領域以及其他資本品生產國的一些行業。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處於低位主要是會重新調整全球經濟前景佈局，而不是削弱經濟前景。產油國受損，但消費者（包括中國消費者在內）從相當於減稅的價格下跌中獲益。IMF仍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凈效應是正面的。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下，它也將減弱中國需求增速低於預期造成的更嚴重影響。

通脹和貨幣政策

不管是人民幣貶值讓中國產品更廉價、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還是全球經濟中需求下滑，中國經濟放緩都將削弱通脹壓力，引發對全球通縮螺旋和債務違約的擔憂。但低通脹賦予了政策制定者迴旋餘地，假如發達經濟體看上去因價格下跌而出現困難，他們就可以讓英美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更長時間，並在歐洲加大量化寬松。下行螺旋擔憂被誇大。很多價格下跌提升了全球消費者的富裕程度，應會擴大其他地區的需求，從而抵消中國通縮壓力影響。

信心

盡管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其他所有影響都是能夠合理預測的，而且可能有著抵消不利因素的好處，但信心減弱的影響最有可能帶來沖擊。

不管信心變化是通過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企業投資意願還是家庭壓縮開支的願望體現，對全球經濟安全的信心對於繁榮至關重要，但也幾乎完全不可預測。

最好的情況是，信心能夠在不對全球經濟前景造成巨大影響的情況下迅速回歸，就像去年夏季市場發生同樣以中國為中心的動盪之後一樣。但就像2008年帶給所有人的教訓一樣，一旦信心喪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它將把企業、銀行、市場和金融體系拖下水。難怪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等人認為新興市場危機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三階段。

中國最新困境的更廣泛影響，將取決於人們和企業是會在做出支出和投資決定前等待觀望，還是繼續支出和投資。

人民幣缺乏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技術障礙既已解除，各國官方機構有可能在其儲備資產組合中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目前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央行已經或正在準備把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據招商證券估計，中期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將從目前的1％左右，增加到2％～4％。各國選擇離岸市場、QFII、RQFII，以及中國大陸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管道配置人民幣資產，將會推動市場機構和投資者持有更多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使用。

有專家指出，從收益率與主權評級水準來看，目前人民幣資產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不過，未來國際投資者願不願意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除了決定於報酬率，還要看人民幣交易的成本（指交易的便捷性）、交易價格（指市場化程度、匯率穩定性），更重要的是投資人對大陸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換言之，國際投資人在資產配置的投資決策上，人民幣入籃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關鍵的是大陸經濟基本面表現、人民幣前景，以及金融改革的進程。

受到全球經濟疲弱、外貿萎縮的影響，去年全年外貿呈現負成長已成定局。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下降5.9％，已連續46個月為負值，反映了國內產能過剩和與全球商品價格有關的輸入性通縮壓力。通縮壓力有增無減，是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官方最新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只達49.7，在景氣榮枯現以下，其中新訂單和出口訂單兩項指數都呈現負成長，顯示大陸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國際預測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期。

近期大陸經濟基本面乏善可陳，再加上資金持續外流，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5,126.56億美元，減幅逾13％，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貶。在經濟基本面欠佳，以及貶值預期心理作祟下，短期內幾乎沒有升值空間，尤其，市場預期美國即將加息，一旦付諸行動，有可能帶動美元指數上揚，加上歐洲經濟復甦前景不明，弱勢歐元或將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讓人民幣承受更大貶值壓力，人民幣匯價後市很難看多。

盱衡目前國內外經濟情勢，推測未來人民幣兌美元走將呈現雙向波動趨貶，貶值的幅度則決定於宏觀經濟基本面表現。有鑑於近期大陸經濟形勢變化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衝擊愈來愈明顯，未來人民幣更廣泛使用，匯率波動造成的衝擊程度可能更大，增持人民幣資產存在巨大的風險，必須預謀控管對策。

也就是說，去年美股指數雖然收了平盤，卻是少數大型龍頭股撐盤的結果；史坦普500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十支股票，包括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ix）、谷歌（Google）以及微軟在內的大型股，平均年度漲幅高達21％。其他80％的上市公司，年底的股價卻已經回檔超過一成以上，有將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更出現距離高點跌幅20％、符合定義中的空頭走勢，這種外強中乾的結構，是七年來首見的現象。

類似的外強中乾現象，同樣出現在歐洲、日本乃至台灣股市上。這是資金簇擁進入被動式的ETF指數型基金的原因與結果，散戶資金集中給ETF的經理人，投入占權值比重較大的少數龍頭股，產生拉抬指數最強的效果；這些被資金追捧的大型龍頭股，也因為漲幅超過指數，讓ETF的績效可以輕易打敗大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市場震盪幅度大幅升高，2015年史坦普500指數，高達72天出現一天之內上下震盪幅度超過1％的現象，這代表史坦普指數一天上下20點以上的震盪，道瓊指數則是一天180點左右的高低差；更甚者，去年全年史坦普指數當日的高低差平均達到23點，已經超過指數的1％。這兩項波動指標，都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紀錄，也是顯示市場投資人忐忑不安的最佳證明。

新年新希望是每個人最大的期盼，不幸的是，當前國際情勢卻不容許我們過度天真樂觀。走出波動的2015年，迎接我們的可能是更多意外、更劇烈的變動。讓大家餘悸猶存的大陸股市熔斷機制只是一個例子，北韓突然進行氫彈試爆，以及中東爆發的沙烏地與伊朗衝突，都是將要徹底扭轉國際政治秩序的重大改變（Game Changer）。如今，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槍枝管制焦頭爛額，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新年祝詞花了7成的時間只講難民問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人民幣資金外逃與股市重挫找不到解法，北韓、波斯灣國家這些小鬼拖著大人跑，全球政治與金融的遊戲規則，恐怕在2016年將出現無法預期的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距離我們雖然遙遠，帶給我們的衝擊卻將直接而猛烈。中東情勢是歷史、宗教、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金融情勢總清算的綜合併發症，為此去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凱瑞主導，聯手六個主要國家，經過20個月的漫長談判，才在7月15日達成協議，徹底斷絕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換取對解除伊朗的經貿制裁與武器禁運。

但是和平的曙光沒有延續，遜尼教派與什葉派的戰爭在中東全面開戰，爆發30年來最大的衝突，各國都拚命賣油來籌措暴增的軍費。伊朗背後有俄羅斯與中國，沙烏地則有美歐的支持，元月衝突爆發，不只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加入戰局，連土耳其與以色列都進場梭哈，各個小國都想把美歐中俄等大國捲入，後果不堪設想。

與台灣距離較近的南北韓情勢，也是同樣小鬼綁架大國、大國束手無策的衝突模式。大陸與美國雖然同聲譴責金正恩的挑釁行為，卻沒有如何懲處金正恩的準備，大陸拉緊南韓朴槿惠，主要就是為了金正恩政權垮台預做準備，但是美國拉著日本與南韓和解，藉著慰安婦事件又把傾中的朴槿惠拉回到美日陣營。美國樂見金正恩倒台，在氫彈試爆後重提經濟制裁的議題，中國則因為擔憂北韓經濟崩潰，拖垮已經疲弱的中國東北，結果朝鮮半島的情勢實際上也跟中東一樣，大國沒有具體共識，一步一步走向全面衝突的臨界點。

2016年將是國際地緣政治變動劇烈的一年，令人擔憂的是，不論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或是俄羅斯，都各自陷入嚴峻的政治或是經濟困境，從東北亞、南海、中東一直到中南美，到處都存在引爆點，到處都有已經陷入經濟衰退的小國家，無所忌憚地採取挑釁行為，國際油價沒有支撐地跌破歷史新低，是經濟與政治動亂的病徵；動盪到讓投資人昏頭轉向的股市，一時三刻不可能平靜下來，2015年已經外強中乾的全球金融市場，面對基本面反轉向下，又遭逢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衝突，勢必還有一番苦頭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