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分配不公、不義，其正面訴求就是公平（equality）、正義（justice），存在兩個基本概念：一為發展機會的均等，追求起跑點或立足點的公平，亦即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人人應有同等參與競爭並取得成果的機會。一為分配結果的公平，藉由競爭市場機能的有效運作，機會均等精神的發揮，其結果就能合乎分配正義。曾任美國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 M. Okun） 指出，機會均等為分配結果公平的基石。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向重視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效率，輕忽所得及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認為，分配不均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 A. Hayek ）指出，具機會均等且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為符合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公平的制度；任由政府出面強行干預市場機能，反會造成社會不公，而允許分配結果差異為社會進步動力。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傅利曼（M. Friedman ），同樣反對「分配結果均等論」。

然在疊代傳承的動態社會中，縱使「最初狀態」合乎機會均等，市場機制也無失靈，仍會因這一代分配結果不公而影響下一代機會均等，尤其是財富的累積；何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機會不均、市場機能失靈、分配結果不公成為普遍存在現象。面對此種困局，需要政府公平、有效率介入，成為「必要之惡」；而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應監督政府做得更好。

由於機會不均必然帶來分配不公，故在機會均等方面，政府應保障人民生存權；公平合理的課徵遺產稅、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讓每一個人平等的站在起跑點上；均等提供人民受教育、工作及創業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 Tobin）更從消費面及生存權，提出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的概念，包括食物、基礎教育、住宅、醫療、養老等方面，人人能公平合理消費，尤其是對弱勢者的照顧。此與財政學大師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的殊價財（merit goods）觀念相通，成為矯正機會不均與分配不公的良藥。至於哲學家羅斯（J. Rawls）在《正義論》中，更是關懷弱勢，強調追求「最弱勢者的最大幸福」。

機會均等與分配公平本為人民訴求及政府職責所在，不可偏廢。然而現實生活中，政府在事前未能創造機會均等的環境，事後又無法有效改善分配結果；加上市場機能受政治與利益團體扭曲，政府管制、保護、獎勵、減稅措施普遍存在；並且縱容市場壟斷、外部不經濟、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更因貪污、競租、官商勾結等政府失靈現象橫行，以及財團、官僚、民代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成為助長不公不義的幫凶。市場機能與政府效能雙雙失靈，以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者卻無立錐之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史迪格里茲（J. S. Stiglitz）一再大聲疾呼，當分配不均問題非常嚴重，金字塔頂端1％與其餘99％對立時，社會將分裂、對抗與不安，所付代價將無比昂貴。

在台灣，從出生到死亡之生命周期中，或是在世代間，已處處見到不公平對待。在機會不均上，例如富有家庭擁有大量遺產卻稅負極輕，受教育機會也因財富與所得高而過度享有；在分配不公上，例如稅制不能量能課稅，社會保障呈現不足與不公現象，年金制度在不同職業、世代間差別待遇，潛藏性債務更是禍延子孫；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追求公平正義上的角色盡失。未來政府實應加速推動財政、稅制、教育、土地、年金、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有為者豈可輕忽！

據候任行長金立群透露，亞投行首批貸款最快計劃在今年中批出。初期投資重點領域涵蓋能源與電力、交通與電信、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供水與汙水處理、環境保護、城市發展等。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曾力促美國不要反對，甚至積極加入亞投行。原因很簡單，因為亞洲人口眾多，但基礎建設的空缺很大，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金額高達8兆美元。而現有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可利用的資金，連5千億美元都沒有。所以資金多多益善，來源愈多元愈好。

註冊資本才1千億美元的亞投行，要能夠支持8兆美元的基建融資需求，顯然必須靠發債集資。對資金充裕的台灣金融機構而言，這是一個很好的參與機會。台灣自2006年開放國際債券發行，2011年開放寶島債發行，特別是近年來國際債券雙掛牌模式建立，台灣國際債市的知名度大開，短短約一年半，發行量較前8年成長了5倍，創造了20億元以上的商機並帶來專業人才需求。

除了對投資者的財務回報之外，橋梁與道路等基礎建設更是機會之窗。對處於窮鄉僻壤的弱勢者，這些基建意味著接近都會資源的便利性提高，給處於邊緣的人們打入經濟主流的機會。

以出生在苗栗鄉下的我為例，如果不是當年那擁擠不堪的縱貫線山線普通列車，沒上過大學的父母可能不會到台北，我也就不會搭上機會火車，一路在台北念完碩士，其後又留學美國，再到香港任職。記得當時每逢春節過年，為了擠進過度擁擠的火車，父母曾把我從窗戶塞入車廂。當年台鐵的擁擠，不亞於大陸現在的春運。難受歸難受，但擁擠的車廂連接著故鄉和城市的新家，也是普羅大眾成就自己在新天地力爭上游不可或缺的經濟引線。

以基礎建設為明確目標，亞投行有機會為眾多困於淺灘的人中龍鳳帶來翻身的機會，期待這個跨國政府間的聯盟，講求績效導向、建立卓越治理的運作模式，為亞洲各地的弱勢者帶來四海一家的新夢想。（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如今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根據產品和服務產出量計算）明年將占到全球經濟活動的近18%。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逾10%降至今年預測的6.3%，已直接將全球增速抹去約0.75個百分點。

而其溢出效應的範圍還要超過對中國重要性的這種直接計算。IMF首席經濟學家莫里•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y Obstfeld)表示，他最擔心的是2016年出現連鎖反應。他上周表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導致的全球溢出效應……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通過下列途徑實現的：

貿易和匯率

盡管中國的進口額仍在增長，但遜於預期的中國經濟將降低那些依賴中國對石油、金屬、原材料和機械設備需求的國家的出口增速。

日本和韓國等有著一體化供應鏈的鄰國將受到嚴重影響，在歐洲，作為向中國出口資本品的生產國，德國面臨的風險最大，澳大利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也命懸一線。但直接的貿易影響很少會立即扭轉局勢，作為全球最大凈出口國，中國更依賴全球經濟，而不是相反。

放大貿易影響的一種途徑是通過人民幣大規模貶值，以恢復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自今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貶值6%，導致匯率大戰的擔憂蔓延，但相對於中國更廣泛的貿易夥伴國的貨幣，去年人民幣匯率微幅上漲。匯率大戰似乎仍有些遙遠。

石油和大宗商品

對於中國經濟實力的擔憂是油價再度下跌的原因之一，布倫特(Brent)原油價格跌至11年新低，上周四跌破每桶33美元。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令俄羅斯和巴西陷入衰退，並打擊了海灣國家的財政狀況。

全球石油開採投資滑坡，這損害了美國的部分經濟領域以及其他資本品生產國的一些行業。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處於低位主要是會重新調整全球經濟前景佈局，而不是削弱經濟前景。產油國受損，但消費者（包括中國消費者在內）從相當於減稅的價格下跌中獲益。IMF仍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凈效應是正面的。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下，它也將減弱中國需求增速低於預期造成的更嚴重影響。

通脹和貨幣政策

不管是人民幣貶值讓中國產品更廉價、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還是全球經濟中需求下滑，中國經濟放緩都將削弱通脹壓力，引發對全球通縮螺旋和債務違約的擔憂。但低通脹賦予了政策制定者迴旋餘地，假如發達經濟體看上去因價格下跌而出現困難，他們就可以讓英美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更長時間，並在歐洲加大量化寬松。下行螺旋擔憂被誇大。很多價格下跌提升了全球消費者的富裕程度，應會擴大其他地區的需求，從而抵消中國通縮壓力影響。

信心

盡管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其他所有影響都是能夠合理預測的，而且可能有著抵消不利因素的好處，但信心減弱的影響最有可能帶來沖擊。

不管信心變化是通過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企業投資意願還是家庭壓縮開支的願望體現，對全球經濟安全的信心對於繁榮至關重要，但也幾乎完全不可預測。

最好的情況是，信心能夠在不對全球經濟前景造成巨大影響的情況下迅速回歸，就像去年夏季市場發生同樣以中國為中心的動盪之後一樣。但就像2008年帶給所有人的教訓一樣，一旦信心喪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是巨大的：它將把企業、銀行、市場和金融體系拖下水。難怪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等人認為新興市場危機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三階段。

中國最新困境的更廣泛影響，將取決於人們和企業是會在做出支出和投資決定前等待觀望，還是繼續支出和投資。

人民幣缺乏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技術障礙既已解除，各國官方機構有可能在其儲備資產組合中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目前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央行已經或正在準備把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據招商證券估計，中期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將從目前的1％左右，增加到2％～4％。各國選擇離岸市場、QFII、RQFII，以及中國大陸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管道配置人民幣資產，將會推動市場機構和投資者持有更多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在金融交易中使用。

有專家指出，從收益率與主權評級水準來看，目前人民幣資產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不過，未來國際投資者願不願意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除了決定於報酬率，還要看人民幣交易的成本（指交易的便捷性）、交易價格（指市場化程度、匯率穩定性），更重要的是投資人對大陸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換言之，國際投資人在資產配置的投資決策上，人民幣入籃與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關鍵的是大陸經濟基本面表現、人民幣前景，以及金融改革的進程。

受到全球經濟疲弱、外貿萎縮的影響，去年全年外貿呈現負成長已成定局。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下降5.9％，已連續46個月為負值，反映了國內產能過剩和與全球商品價格有關的輸入性通縮壓力。通縮壓力有增無減，是目前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官方最新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只達49.7，在景氣榮枯現以下，其中新訂單和出口訂單兩項指數都呈現負成長，顯示大陸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國際預測機構紛紛調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期。

近期大陸經濟基本面乏善可陳，再加上資金持續外流，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5,126.56億美元，減幅逾13％，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貶。在經濟基本面欠佳，以及貶值預期心理作祟下，短期內幾乎沒有升值空間，尤其，市場預期美國即將加息，一旦付諸行動，有可能帶動美元指數上揚，加上歐洲經濟復甦前景不明，弱勢歐元或將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讓人民幣承受更大貶值壓力，人民幣匯價後市很難看多。

盱衡目前國內外經濟情勢，推測未來人民幣兌美元走將呈現雙向波動趨貶，貶值的幅度則決定於宏觀經濟基本面表現。有鑑於近期大陸經濟形勢變化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衝擊愈來愈明顯，未來人民幣更廣泛使用，匯率波動造成的衝擊程度可能更大，增持人民幣資產存在巨大的風險，必須預謀控管對策。

也就是說，去年美股指數雖然收了平盤，卻是少數大型龍頭股撐盤的結果；史坦普500成分股中，市值最大的十支股票，包括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ix）、谷歌（Google）以及微軟在內的大型股，平均年度漲幅高達21％。其他80％的上市公司，年底的股價卻已經回檔超過一成以上，有將近一半的上市公司，更出現距離高點跌幅20％、符合定義中的空頭走勢，這種外強中乾的結構，是七年來首見的現象。

類似的外強中乾現象，同樣出現在歐洲、日本乃至台灣股市上。這是資金簇擁進入被動式的ETF指數型基金的原因與結果，散戶資金集中給ETF的經理人，投入占權值比重較大的少數龍頭股，產生拉抬指數最強的效果；這些被資金追捧的大型龍頭股，也因為漲幅超過指數，讓ETF的績效可以輕易打敗大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市場震盪幅度大幅升高，2015年史坦普500指數，高達72天出現一天之內上下震盪幅度超過1％的現象，這代表史坦普指數一天上下20點以上的震盪，道瓊指數則是一天180點左右的高低差；更甚者，去年全年史坦普指數當日的高低差平均達到23點，已經超過指數的1％。這兩項波動指標，都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紀錄，也是顯示市場投資人忐忑不安的最佳證明。

新年新希望是每個人最大的期盼，不幸的是，當前國際情勢卻不容許我們過度天真樂觀。走出波動的2015年，迎接我們的可能是更多意外、更劇烈的變動。讓大家餘悸猶存的大陸股市熔斷機制只是一個例子，北韓突然進行氫彈試爆，以及中東爆發的沙烏地與伊朗衝突，都是將要徹底扭轉國際政治秩序的重大改變（Game Changer）。如今，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槍枝管制焦頭爛額，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新年祝詞花了7成的時間只講難民問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人民幣資金外逃與股市重挫找不到解法，北韓、波斯灣國家這些小鬼拖著大人跑，全球政治與金融的遊戲規則，恐怕在2016年將出現無法預期的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距離我們雖然遙遠，帶給我們的衝擊卻將直接而猛烈。中東情勢是歷史、宗教、地緣政治以及國際金融情勢總清算的綜合併發症，為此去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國務卿凱瑞主導，聯手六個主要國家，經過20個月的漫長談判，才在7月15日達成協議，徹底斷絕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換取對解除伊朗的經貿制裁與武器禁運。

但是和平的曙光沒有延續，遜尼教派與什葉派的戰爭在中東全面開戰，爆發30年來最大的衝突，各國都拚命賣油來籌措暴增的軍費。伊朗背後有俄羅斯與中國，沙烏地則有美歐的支持，元月衝突爆發，不只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加入戰局，連土耳其與以色列都進場梭哈，各個小國都想把美歐中俄等大國捲入，後果不堪設想。

與台灣距離較近的南北韓情勢，也是同樣小鬼綁架大國、大國束手無策的衝突模式。大陸與美國雖然同聲譴責金正恩的挑釁行為，卻沒有如何懲處金正恩的準備，大陸拉緊南韓朴槿惠，主要就是為了金正恩政權垮台預做準備，但是美國拉著日本與南韓和解，藉著慰安婦事件又把傾中的朴槿惠拉回到美日陣營。美國樂見金正恩倒台，在氫彈試爆後重提經濟制裁的議題，中國則因為擔憂北韓經濟崩潰，拖垮已經疲弱的中國東北，結果朝鮮半島的情勢實際上也跟中東一樣，大國沒有具體共識，一步一步走向全面衝突的臨界點。

2016年將是國際地緣政治變動劇烈的一年，令人擔憂的是，不論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或是俄羅斯，都各自陷入嚴峻的政治或是經濟困境，從東北亞、南海、中東一直到中南美，到處都存在引爆點，到處都有已經陷入經濟衰退的小國家，無所忌憚地採取挑釁行為，國際油價沒有支撐地跌破歷史新低，是經濟與政治動亂的病徵；動盪到讓投資人昏頭轉向的股市，一時三刻不可能平靜下來，2015年已經外強中乾的全球金融市場，面對基本面反轉向下，又遭逢難以預測的地緣政治衝突，勢必還有一番苦頭要吃。

另參「人民幣貶值使中國擔憂再次升溫」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不斷，這正在動搖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多的觀點擔心人民幣迅速貶值有可能招致資本流出中國，進一步拉低中國經濟。在1月7日的全球市場，股價出現大幅下跌，同時原油價格跌破了雷曼危機後的低點。在美國可能進一步加息的背景下，很看到人民幣貶值止步跡象。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發佈報告稱，「一些投機勢力試圖炒作人民幣並從中牟利，其交易行為與實體經濟需求無關，不代表真正的市場供求，只會導致人民幣匯率異常波動，向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由於無法遏制人民幣貶值，當局的焦慮正在加強。

人民幣匯率加速貶值始於2015年底。起因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于12月啟動了時隔9年半的加息，越來越多觀點認為與人民幣相比，持有美元更加有利。

7日，人民銀行將每天早上發佈的作為人民幣交易基準的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定為1美元兌6.5646元，降至約4年零10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在中國股票市場，因看空人民幣貶值，上證綜合指數比前一個交易日暴跌7％以上。繼4日之後，再次觸發了行情劇烈波動時停止交易的「熔斷」機制，出現了開盤後僅僅30分鐘就停止全部交易的罕見情況。

力爭維持行情穩定的措施反而導致了混亂，感到驚慌的中國證券當局宣佈，自8日起暫停實施4日剛剛引進的這項制度。

人民幣貶值將提升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另一方面如果迅速貶值，損害經濟穩定的負面影響將加大，例如資本外流將進一步加速、背負外幣負債的中國企業業績惡化等。

2015年夏季，由於擔心中國經濟減速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發生了世界性的股價聯袂下跌。目前受人民幣貶值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擔憂重燃，正在對世界金融市場産生影響。

中國政府將於19日發佈2015年實際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預計將低於7％，創出25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中國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似乎希望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劇烈波動。

主導人民幣貶值的是香港和倫敦等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這些市場，6日人民幣匯率貶值至1美元兌6.7310元，創出了自2010年啟動交易以來的最低點。7日也一度刷新最低點。

在離岸市場，中國人民銀行的限制無法起作用。在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國有銀行進行外匯干預之外，基於比較自由的交易的匯率正在形成。這給處於當局控制之下的上海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産生了影響，正在推動人民幣貶值。除了中國經濟減速之外，受美國進一步加息導致中美利率差擴大這一預期的推動，構成了人民幣賣盤局面。
http://zh.cn.nikkei.com/china/cfinancial/17729-20160108.html

世銀表示：「新興市場主要經濟體同時走下坡阻礙全球化解貧窮、共享繁榮的目標，因為新興市場是過去10年來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主力。」

中國經濟自去年中開始成長減速已對全球市場帶來重大影響。世銀周三預期中國今年GDP成長6.7％，較先前預期下修0.3個百分點，創下1990年以來最低成長率。

主要新興經濟體當中不僅中國成長減速，諸如巴西及俄羅斯經濟衰退更超乎預期，主因是商品價格滑落重創兩國出口業。世銀周三預期巴西今年GDP萎縮2.5％，較先前預估值下修3.6個百分點。俄羅斯今年GDP也將萎縮0.7％，較先前預期下修1.4個百分點。

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表示：「包括巴西、俄羅斯、中國及南非在內的4大新興市場同時走下坡，連帶殃及全球經濟。」

開發中國家在中國需求減弱及美國升息雙重影響下，今年GDP僅能成長4.8％，較先前預期下修0.4個百分點，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GDP成長率也在今年縮小至3.4％，創下2009年以來最低成長率。

相較之下，已開發國家前景還算穩定。世銀周三將美國今年GDP成長率下修0.1個百分點至2.7％，與去年的2.5％相比成長加速。世銀也將今年歐元區GDP成長率下修0.1個百分點至1.7％。

此後，人民幣短暫進行區間整理後，隨即一路走跌。在去（2015）年封關日的中間價與即期價一致性地跌至6.4936元，累計全年跌幅達4.46％;但新年開盤第一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繼續貶至6.5032，在岸即期匯率則貶至6.51，創下四年半新低，離岸人民幣匯率也貶至6.6價位。

引起人民幣重貶的成因不一而足；首先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走緩；2015年上半年經濟成長7.0％，第三季6.9％，全年粗估值約6.8％左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資料，中國大陸信貸擴張差額已達到25.4％，高於巴西的15.7％和土耳其的16.6％，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列榜首。2014年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至235.7％。另中國國家統計局於去年底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1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7，雖較11月份的49.6略高，但低於市場預期，連續第五個月呈現收縮；又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未解、房市泡沫風險未減、加上地方債務及影子銀行風險有增無減。換言之，中國硬著陸風險大為提高。

其次是，人民幣在去年11月底取得IMF的「入籃」資格利多後，卻不升反降；有論者謂，應是人行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減輕出口衰退之故；但此舉更加重投資人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心理，紛而拋售人民幣資產，反而加速貶值速度；第三，人行在去年為救經濟及股市，共有六次降息及五次降準，繼以美元升息及升值的磁吸效應，資金外流日趨嚴重。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發布最新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資本外流將超過5,000億美元；巴克萊也預估，人行至少流失近14％的外匯儲備。

然而，人民幣貶值讓亞洲新興市場貨幣競貶值的機率大增；因為，這些國家是全球主要原物料供給者，而中國則是最大的需求者；近幾年，全球原物料需求因中國經濟趨緩而減少，不僅原物料創下16年來新低行情，也造成許多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失去經濟依靠；在經濟衰退，復又美國QE退場後，大量資金回流美國，新興市場資金流動性大幅降低。為振興出口救經濟，大部分國家不得不採取貶值措施；而人民幣一貶，這些新興市場的貨幣更得以競貶因應。至於台幣，則因台灣出口連11個月負成長，且經濟成長面臨「保1」危機，央行顧不得Fed升息，而逆勢採取降息措施，徒使台幣匯率走貶，在亞幣、特別是韓元貶值下，預料有機會看到34元。

然而，如果將國內青年低薪起薪的現象，是「馬政府」或「王主委」之責任，也是不盡公平。歸咎其原因，此乃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知識經濟的興起擴散及電子資通產業之蓬勃發展下，大幅提高廠商的經營效率，卻又同時衝擊勞動市場之就業型態，其結果除讓部分的族群被迫面對產業結構調整所衍生的失業危機外，相對也會因個人職場能力的不同而擴大薪資所得之差異，使得部分青年因競爭條件較弱而難以取得較佳薪資，久而久之陷入青年貧窮現象。

無庸置疑，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推動下一世代國際性或先導型競爭產業，更是責無旁貸。亦即多年以來，政府在產業政策調整上，似乎未能落實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加速推動以加工製造為主的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扶植新興產業發展，讓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憑藉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

亦即過去20年以來，台灣政治領域在開放下，歷經政黨的輪替、國會之改革更加自由民主化，相對經濟層面卻是在意識形態糾葛下，面對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威脅、區域經濟整合之挑戰陷入困境孤立化，不僅造成代工模式轉型遲緩、高端產業不斷出走，而且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迷、高薪就業機會減少，這些內外因素夾擊之下，使得國內青年薪資起薪成長不易。

換句話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因「執政失能」或「行政怠惰」，而導致台灣產業創新轉型落後，是造成近年青年持續低薪的關鍵，否則朝野政黨不需僅為「22K」或「25K」的是否正確淪為爭執辯論不休之地步。此外，青年起薪因產業型態、工作地區、專業領域、職務內容、給與制度等不同，而有所差異，起薪超過「25K」的榮幸與不及「22K」之屈辱，對於青年而言，其實難以比較其所存在的意義。

面對總統大選投票日期接近，很遺憾地，朝野政黨迄今尚未提出較全方位、前瞻性的促進台灣產業升級治國大綱，尤其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美國重回亞洲戰略、TPP完成簽署、RCEP加速談判、日本與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合作布局、南韓與各大經濟體之FTA生效實施等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之下，過去所提出的產業發展思維，恐將無法讓台灣迎接未來全球自由貿易競爭發展之挑戰。誠如最近產業各界心急氣壞對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喊話之中可以看出，其對台灣未來產業升級的憂慮。

很顯然地，青年低薪就業議題所涉及之層面頗為廣泛，如果持續不斷惡化，其在社會族群上所形成的兩極化差異性現象，對於未來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甚至成為政府包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南韓近年也是面對與台灣類似的青年就業不易與薪資偏低困境，特別將改革勞動市場，增加青年就業與提高薪資列為四大改革之首要政策。

在此同時，我們所以不厭其煩陳述解讀目前青年就業不易與貧窮所存在的事實，乃是期待朝野政黨總統候選人與其辯論青年低薪就業議題，不如重視台灣產業升級所面對的困境，並且研擬標本兼治政策，藉以提高企業在台投資意願，進而創造更多高薪就業機會，以防止青年陷入貧窮之暈染。唯有如此，近年以來已危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青年低薪就業現象，始可迎刃而解。

「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周三的例行記者會上措辭嚴厲地說，「實現半島無核化，是中方的堅定立場。」

的確，引爆核彈的決定暗示着朝鮮與中國關係上的一次嚴重鬧翻。中國官員曾在去年秋天同意派遣一名高級官員前往朝鮮首都平壤參加閱兵式，這是自從現任領導人金正恩2011年上台以來的首次，條件之一是朝鮮不再進行核試驗，國務院前朝鮮問題高級專家李維亞(Evans J. R. Revere)說。

現在，中國領導人處於一種困難境地。他們面臨著對朝鮮採取嚴厲經濟懲罰的巨大壓力，但他們也擔心，任何可能產生的不穩定會滲入自己的領土。他們還面臨著人們對中國在過去幾個月里為討好金正恩所做努力的質疑，許多中國人認為金正恩是一個奇怪且粗魯的人物。

中國也必須正視這樣一種前景：就在中國尋求在太平洋地區確立主導地位的時候，朝鮮的行動可能激發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

「這正是中國不需要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羅里·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說。「如果說，有一個問題能確保美國重新調整戰略注意力，將其集中在亞洲的話，那就是朝鮮的核挑釁，尤其這種聲稱把平壤的破壞能力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的挑釁。」

周三，中國官員迴避了有關他們是否會對朝鮮採取經濟制裁的問題，比如通過減少石油或食物的運輸。中國是朝鮮最大的經濟夥伴，2014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總額為64億美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成曉河表示，中國有幾種對朝鮮增加經濟壓力的方法，包括對允許訪問朝鮮的遊客人數加以限制，或減少中國從朝鮮進口煤炭等大宗商品。

但他表示，北京的領導人在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之前，應持謹慎態度。

「如果中國單方面實施制裁的話，它將失去更多的招數，」成曉河說。「向朝鮮施加更多的經濟壓力也可能會導致金正恩下台、朝鮮的政權崩潰，以及中國不希望看到的各種不可預測的情況。」

自從朝鮮戰爭以來，中國和朝鮮一直是盟友，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出兵保衛了朝鮮。從那以後，中國一直在幫助維持金氏家族的統治（金正恩的父親和祖父在他之前統治朝鮮），為朝鮮提供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即使在面臨嚴厲批評時。

中朝兩國的關係近年來越來越緊張，因為朝鮮無視聯合國的警告，繼續推動其核計劃。朝鮮在2013年宣布已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警告說，世界和平不應因一個國家的行動而受到威脅。

近幾個月來，中國領導人似乎在重新調整他們的策略，他們看似接受了金正恩繼續執政的時間將比他們所預期的要長的觀點，儘管金正恩做事魯莽。

去年10月，一位中國高級官員前往平壤參加了慶祝金正恩的執政黨成立70周年的活動。習近平還發了親署函，稱讚金正恩「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去年12月，似乎是作為一種表達善意的姿態，金正恩派了一個朝鮮流行樂隊來北京演出。但樂隊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表演，表明兩國關係再度出現緊張氣氛。

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顧問邦妮·S·格拉澤(Bonnie S. Glaser)說，朝鮮製造的煩惱增加了習近平所面臨的一系列挑，這些挑戰包括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南中國海不斷上升的緊張氣氛。

「習近平不希望看到邊界地區出現不穩定，這與他的前任們一樣，」她說。「中國在外交上會與朝鮮保持距離，但兩國的經濟關係會繼續發展。」

國務院前高級研究員李維亞表示，說服中國對朝鮮採取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嚴厲行動，對阻止朝鮮的核計劃至關重要。

「事實上，中國是朝鮮的唯一朋友，」他說。「同中國一起，我們至少有些希望讓朝鮮政權明確其選擇。沒有中國的參與將削弱我們採取有效措施的能力。」

許多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與朝鮮的結盟不滿，雖然也有人說，在這個地區擁有朋友非常重要。

許多人在周三表示，他們對朝鮮變幻莫測的行為越來越擔心。

在邊境城市延吉，居民們說他們感覺到了來自試驗武器爆炸的影響，爆炸相當於一個5.1級的地震，導致房間里桌子和椅子搖晃。大批人登上網絡論壇，試圖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城市會遭受核污染嗎？」一個帖子問道。「輻射會傷害我們嗎？我們安全嗎？」

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去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美國股市重挫收盤，俄羅斯的匯率創下歷史新低，巴西、南非股匯雙跌；今年第一個交易日，亞洲股市全面重挫，上海、深圳出現7％的暴跌走勢。種種跡象顯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並沒有因為進入2016年的新年度而稍歇，如果情勢繼續惡化，金融海嘯之後再一次的嚴苛考驗將極有可能出現。

金融市場威脅的震央來自石油，重災區則在中東各國與俄羅斯。普丁政權看似大權在握，但是俄羅斯在他掌權十六年之後，對於石油財政的倚賴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從2014年3月兼併克里米亞至今，將近兩年的時間，普丁幾乎把過去十五年累積的石油儲蓄都消耗殆盡了，俄羅斯的外資餘額，從2014年第二季的7,320億美元，狂降至去年第三季的5,216億美元，外資銀行在兩年之內抽走超過兩千億美元的資金。普丁十五年來累積的石油儲備，今年即將花光，外匯存底比外債還少兩千億美元，政府預算赤字超過新台幣一兆三千億元，金融與財政明顯都已經捉襟見肘。

俄羅斯承受一年半的金融制裁，通貨膨脹高達13％，國民支出劇減10％，零售銷售額年減13％，GDP衰退3.5％。這些都是政府的官方統計，實際上，俄羅斯新年傳統家庭聚餐桌上，必須要有一道「新年沙拉」（Salad Olivier），這道有多樣珍貴食材與民生必需品的綜合沙拉盤，在俄羅斯常被當作物價漲跌與經濟榮枯的庶民指標，今年「新年沙拉」售價飆漲35％，但是人民收入不增反減，還有超過兩百萬人跌入貧窮線下。

俄羅斯因為油價重挫而導致金融崩潰。油價重挫造成美元流動的強烈緊縮，過往出售一桶石油可收入一百美元，如今剩下四十美元，國際美元的緊縮壓力，遠遠超過FED的升息，如此緊縮已經持續一年半。普丁為了維持政府龐大的支出，不斷超產石油，正是OPEC無法減產的原因之一；中東各產油國也面臨財政壓力，即使在油價重挫六成之後，仍然必須飲鴆止渴，超產求現金。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以及已經崩盤的巴西、匯率劇貶四成的阿根廷，還有諸多財政困窘的新興市場國家，2016年都將面臨到最終的審判日，如果國際油價無法回升，全球金融市場非常可能會出現難以想像的震盪。

但是，政權交替的台灣政黨與政治領袖，卻都忙於內部權力安排；新政府尚未就任、沒有實質掌政權力，舊政府即將下課，進入看守狀態。我們當然期盼國際情勢能夠繼續維穩，然而台灣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小船，國際經濟一旦發生波動，對台灣將帶來劇烈的震盪，我們的政黨領袖們，要如何因應？

蔡英文、朱立倫、宋楚瑜三位候選人，都在元月三日的電視辯論中強調「團結」，民調最高的蔡英文還提出當選後立刻啟動朝野協商機制。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與毛治國院長在大選之後，應該主動組成包含新舊政府成員的「金融穩定小組」，如果市場風平浪靜，則萬民稱幸，小組可以不必運作；萬一真有劇烈的變動，危機因應小組應整合政府資源，針對台灣的金融與經濟穩定，推出預防性的措施。

開年第一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就受到國際金融衝擊而大跌，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卻因為選舉而請假兩周。曾主委對於金融安定的工作，當然並不會因為請假而空窗，但是新舊政府交接過程，必然存在太多的空窗漏洞。面對動盪越來越劇烈的國際金融情勢，任何負責任的主政者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籌組一個跨黨派、跨新舊政府，包含中央銀行、經濟部、金管會以及金融業者的預防性「金融穩定小組」，在政權交替期間，極力維持台灣的安定。

盡管美國的利率不斷上升，但市場今年最關註的問題將是中國經濟的狀態。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並將在未來幾年在絕對值基礎上超越美國。

IMF數據顯示，過去五年期間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35%，並將在2020年底之前繼續貢獻30%的經濟增長。

然而，一些官方數據的質量可疑，阻礙了恰當分析。老牌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很難衡量，而中國是在變化極其快速的時期建立新的測算體系。政治乾預可能加劇了這方面的問題。

整理並發表分析師預測的“共識經濟學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對其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小組的成員進行了調查，這些人建立了有關中國經濟的另類模型。盡管多數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今年增長6.5%，與官方目標相符，而2015年增長6.9%，但這個專家小組的估測低得多——今年增長4.8%，2015年增長4.3%。

如果經濟增長那麽低，那有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對那些依賴對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而言。

根據預測，印度將是2016年表現最佳的大型經濟體，估計增長7.8%，略高於2015年，該國經濟繼續受益於油價下跌。印度還仍具有較高的利率，因此在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可以運用貨幣政策。

另一個有望表現出眾的經濟體是印尼，預計增長4.9%。

金磚四國中的另外兩個——巴西和俄羅斯——在2015年陷入嚴重經濟衰退，今年很可能繼續衰退。俄羅斯的復蘇將得到盧布持續貶值的幫助；自2015年4月以來，盧布兌美元匯率下降30%。

如果更高的美國利率導致美元進一步升值，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面臨兩難。貨幣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脹和資本外逃，但如果為了對抗這種局面而加息，就可能掐滅本來就很弱的增長。

新年發布的首批重大數據將是財新和Markit定於今日發布的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2015年最後一個季度的中國GDP數據定於1月20日發布。

成員國還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東盟雖然中等收入階層快速擴大，仍也仍有大量貧窮人口和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東盟領導人們希望將於週四正式建立（未來仍需要花費多年時間進行完善）的東盟經濟共同體能使所在地區的更多人獲得經濟利益，他們預計目前總規模接近2.6萬億美元的這一共同體，實力將在2030年擴大將近一倍。

東盟經濟共同體秘書長黎良明(Le Luong Minh)表示，這對於東盟來說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他指出，不到半個世紀前一些東南亞國家尚處於戰爭之中，但到目前東盟已取得了巨大進展。

東盟經濟一體化也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這一政策目的之一是制衡中國在這一地區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例如，美國一直在幫助東盟國家推進海關及貿易程序一體化。

短期內，美國不太可能與東盟簽署重大協議，而是希望啟動覆蓋12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且將這一協定擴大到印尼和菲律賓等其他有意向加入的國家。目前東盟國家中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均為TPP成員國。協定10月份已經完成，但最早在明年年初將面臨國會表決，情況並不樂觀。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太平洋論壇駐夏威夷主管貝克(Carl Baker)稱，美國的設想是從建立TPP開始——建立貿易黃金標準——然後慢慢在亞洲建立標準，以便更好地實現一體化。貝克還說，在東南亞國家建立共同體之際與之合作，美國將此視為平衡中國經濟影響的一個替代方法。

中國和日本在鄰國中爭奪勢力和影響力之際，中日政府也均表示支持東盟的一體化努力。

東盟一體化目標類似上世紀50年代歐盟前身的目標，當時那個地緣政治集團的成員在聯合之前經歷了數十年的紛爭。和歐洲類似，更充分的一體化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東盟經濟共同體不計劃推出像歐元一樣的共同貨幣。與歐盟免護照的申根區不同，該集團仍限制跨境旅行。跨境服務（比如金融和運輸）等面臨的壁壘的消除正在進行中。專家們稱，儘管東盟成員近年來下調了進口關稅，但進口配額和對外籍工人的語言要求等其他壁壘仍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除。

另參 TPP遭多名美國總統候選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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