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去年最後一個交易日，美國股市重挫收盤，俄羅斯的匯率創下歷史新低，巴西、南非股匯雙跌；今年第一個交易日，亞洲股市全面重挫，上海、深圳出現7％的暴跌走勢。種種跡象顯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並沒有因為進入2016年的新年度而稍歇，如果情勢繼續惡化，金融海嘯之後再一次的嚴苛考驗將極有可能出現。
金融市場威脅的震央來自石油，重災區則在中東各國與俄羅斯。普丁政權看似大權在握，但是俄羅斯在他掌權十六年之後，對於石油財政的倚賴度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從2014年3月兼併克里米亞至今，將近兩年的時間，普丁幾乎把過去十五年累積的石油儲蓄都消耗殆盡了，俄羅斯的外資餘額，從2014年第二季的7,320億美元，狂降至去年第三季的5,216億美元，外資銀行在兩年之內抽走超過兩千億美元的資金。普丁十五年來累積的石油儲備，今年即將花光，外匯存底比外債還少兩千億美元，政府預算赤字超過新台幣一兆三千億元，金融與財政明顯都已經捉襟見肘。
俄羅斯承受一年半的金融制裁，通貨膨脹高達13％，國民支出劇減10％，零售銷售額年減13％，GDP衰退3.5％。這些都是政府的官方統計，實際上，俄羅斯新年傳統家庭聚餐桌上，必須要有一道「新年沙拉」（Salad Olivier），這道有多樣珍貴食材與民生必需品的綜合沙拉盤，在俄羅斯常被當作物價漲跌與經濟榮枯的庶民指標，今年「新年沙拉」售價飆漲35％，但是人民收入不增反減，還有超過兩百萬人跌入貧窮線下。
俄羅斯因為油價重挫而導致金融崩潰。油價重挫造成美元流動的強烈緊縮，過往出售一桶石油可收入一百美元，如今剩下四十美元，國際美元的緊縮壓力，遠遠超過FED的升息，如此緊縮已經持續一年半。普丁為了維持政府龐大的支出，不斷超產石油，正是OPEC無法減產的原因之一；中東各產油國也面臨財政壓力，即使在油價重挫六成之後，仍然必須飲鴆止渴，超產求現金。俄羅斯、中東產油國，以及已經崩盤的巴西、匯率劇貶四成的阿根廷，還有諸多財政困窘的新興市場國家，2016年都將面臨到最終的審判日，如果國際油價無法回升，全球金融市場非常可能會出現難以想像的震盪。
但是，政權交替的台灣政黨與政治領袖，卻都忙於內部權力安排；新政府尚未就任、沒有實質掌政權力，舊政府即將下課，進入看守狀態。我們當然期盼國際情勢能夠繼續維穩，然而台灣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小船，國際經濟一旦發生波動，對台灣將帶來劇烈的震盪，我們的政黨領袖們，要如何因應？
蔡英文、朱立倫、宋楚瑜三位候選人，都在元月三日的電視辯論中強調「團結」，民調最高的蔡英文還提出當選後立刻啟動朝野協商機制。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與毛治國院長在大選之後，應該主動組成包含新舊政府成員的「金融穩定小組」，如果市場風平浪靜，則萬民稱幸，小組可以不必運作；萬一真有劇烈的變動，危機因應小組應整合政府資源，針對台灣的金融與經濟穩定，推出預防性的措施。
開年第一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就受到國際金融衝擊而大跌，而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卻因為選舉而請假兩周。曾主委對於金融安定的工作，當然並不會因為請假而空窗，但是新舊政府交接過程，必然存在太多的空窗漏洞。面對動盪越來越劇烈的國際金融情勢，任何負責任的主政者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籌組一個跨黨派、跨新舊政府，包含中央銀行、經濟部、金管會以及金融業者的預防性「金融穩定小組」，在政權交替期間，極力維持台灣的安定。
]]>盡管美國的利率不斷上升，但市場今年最關註的問題將是中國經濟的狀態。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並將在未來幾年在絕對值基礎上超越美國。
IMF數據顯示，過去五年期間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35%，並將在2020年底之前繼續貢獻30%的經濟增長。
然而，一些官方數據的質量可疑，阻礙了恰當分析。老牌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很難衡量，而中國是在變化極其快速的時期建立新的測算體系。政治乾預可能加劇了這方面的問題。
整理並發表分析師預測的“共識經濟學公司”(Consensus Economics)對其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小組的成員進行了調查，這些人建立了有關中國經濟的另類模型。盡管多數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今年增長6.5%，與官方目標相符，而2015年增長6.9%，但這個專家小組的估測低得多——今年增長4.8%，2015年增長4.3%。
如果經濟增長那麽低，那有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對那些依賴對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而言。
根據預測，印度將是2016年表現最佳的大型經濟體，估計增長7.8%，略高於2015年，該國經濟繼續受益於油價下跌。印度還仍具有較高的利率，因此在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可以運用貨幣政策。
另一個有望表現出眾的經濟體是印尼，預計增長4.9%。
金磚四國中的另外兩個——巴西和俄羅斯——在2015年陷入嚴重經濟衰退，今年很可能繼續衰退。俄羅斯的復蘇將得到盧布持續貶值的幫助；自2015年4月以來，盧布兌美元匯率下降30%。
如果更高的美國利率導致美元進一步升值，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可能面臨兩難。貨幣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脹和資本外逃，但如果為了對抗這種局面而加息，就可能掐滅本來就很弱的增長。
新年發布的首批重大數據將是財新和Markit定於今日發布的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2015年最後一個季度的中國GDP數據定於1月20日發布。
]]>成員國還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東盟雖然中等收入階層快速擴大，仍也仍有大量貧窮人口和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東盟領導人們希望將於週四正式建立（未來仍需要花費多年時間進行完善）的東盟經濟共同體能使所在地區的更多人獲得經濟利益，他們預計目前總規模接近2.6萬億美元的這一共同體，實力將在2030年擴大將近一倍。
東盟經濟共同體秘書長黎良明(Le Luong Minh)表示，這對於東盟來說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他指出，不到半個世紀前一些東南亞國家尚處於戰爭之中，但到目前東盟已取得了巨大進展。
東盟經濟一體化也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這一政策目的之一是制衡中國在這一地區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擴大。例如，美國一直在幫助東盟國家推進海關及貿易程序一體化。
短期內，美國不太可能與東盟簽署重大協議，而是希望啟動覆蓋12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且將這一協定擴大到印尼和菲律賓等其他有意向加入的國家。目前東盟國家中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均為TPP成員國。協定10月份已經完成，但最早在明年年初將面臨國會表決，情況並不樂觀。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太平洋論壇駐夏威夷主管貝克(Carl Baker)稱，美國的設想是從建立TPP開始——建立貿易黃金標準——然後慢慢在亞洲建立標準，以便更好地實現一體化。貝克還說，在東南亞國家建立共同體之際與之合作，美國將此視為平衡中國經濟影響的一個替代方法。
中國和日本在鄰國中爭奪勢力和影響力之際，中日政府也均表示支持東盟的一體化努力。
東盟一體化目標類似上世紀50年代歐盟前身的目標，當時那個地緣政治集團的成員在聯合之前經歷了數十年的紛爭。和歐洲類似，更充分的一體化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東盟經濟共同體不計劃推出像歐元一樣的共同貨幣。與歐盟免護照的申根區不同，該集團仍限制跨境旅行。跨境服務（比如金融和運輸）等面臨的壁壘的消除正在進行中。專家們稱，儘管東盟成員近年來下調了進口關稅，但進口配額和對外籍工人的語言要求等其他壁壘仍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消除。
另參 TPP遭多名美國總統候選人反對
http://cn.wsj.com/gb/20151229/bgh134139.asp?mod=trending_now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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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球性的焦慮異乎尋常。過去30多年來，不管什麽時候，都至少有一個世界強國極為樂觀。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仍沉浸在長達數十年的繁榮之中，自信滿滿地在世界各地收購資產。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沐浴在冷戰勝利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光輝中。本世紀初，歐盟(EU)樂觀自信，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近翻倍。而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日益增強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就當前而言，所有的大國似乎都有些茫然，甚至是擔憂。我今年遇到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是印度——該國政商兩界精英似乎仍然受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改革熱情的鼓舞。
相比之下，在日本，對名為“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人們不再那麽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周期。與中國持續的緊張關系也加劇了日本的不安。然而，我在今年年初訪問中國後得到的主要印象是，這個國家也感覺要比兩年前不穩定得多。中國政府輕輕鬆鬆實現每年8%或者以上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對國內金融穩定的擔憂正在積聚，夏季股市動盪就是例證。
然而，不安主要還是源於政治領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比其前任更具活力，但也更不容易預測。官員和商人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在反腐運動中被抓——反腐已經導致逾10萬人被捕。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產生了影響。當中國點燃大宗商品繁榮的時候，巴西經濟就像一個被快艇拽著的滑水運動員一樣高速行進。然而，如今巴西經濟已沉沒於波濤下方，經濟收縮4.5%。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深陷腐敗醜聞當中，並遭到了彈劾。
歐洲也很沮喪。今年巴黎遭受了兩場血腥的恐怖襲擊。隨著希臘瀕臨被逐出歐元區，困擾歐洲大陸多年的經濟危機可能在明年7月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標桿的德國現在則被逾100萬難民的涌入弄得焦頭爛額——這些難民大多是為了躲避中東戰亂而進入德國的。歐元已經在德國和南歐國家之間造成裂痕，難民危機又讓德國與東歐國家產生不和。同時，英國威脅要離開歐盟，而法國空前之多的選民轉向支持極右翼黨派。
如果你從經濟數據判斷，美國應該是所有這些陰霾中的例外。美國連續六年經濟增長，失業率在5%左右，並且在互聯網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公眾情緒仍很糟糕。作為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可能真的將粗魯的煽動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前景表明美國並非泰然自若。實際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活動以及共和黨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的競選活動都是建立在如下觀點之上：美國正在危險地衰落。除了這些國內因素以外，這種全球不安的背後還有共同因素嗎？顯然，全球經濟沒有完全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人們還普遍擔心，在多年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後，另一場金融或經濟危機可能正在醞釀當中。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東地區的內爆仍在持續。事實證明，中東地區以外的強國無法恢復該地區的秩序，它們發現，混亂正以難民危機和聖戰恐怖主義的形式蔓延至非洲和歐洲。
最大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難解釋的——不斷發酵的反精英情緒，加上對不平等的擔憂以及對法國、巴西、中國和美國這樣截然不同的國家隨處可見的腐敗的不滿。在美國和歐洲，此類抱怨往往與盛行的國家衰落說法聯系在一起。這些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焦慮對政治產生影響，引發了對習近平、特朗普或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強勢”領導人的需求，這些領導人承諾（無論多麽的虛偽）會拿腐敗的精英開刀，為小人物做主，並維護國家利益。
全球陰霾讓國際政治體系感覺就像是一個仍然難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患上的重病中恢復的病人。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重大沖擊，復蘇應該會逐漸加速，最糟糕的政治症狀可能消退。然而，病人是虛弱的。另一場重大沖擊，比如一次重大恐怖襲擊或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就可能帶來切實的麻煩。
]]>李克強當時的好興致是很容易解釋的。作為歐盟(EU)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默克爾表示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MES)“原則上持積極態度”，這帶來了新的希望，預示北京方面最重大的心願之一有可能在2016年實現。
不過默克爾也坦承，市場經濟地位是一把雙刃劍。她警告說，中國仍有工作要做，尤其是在採購合同方面。在這次訪華行程中的其他站，她也提醒說，歐洲的鋼鐵和太陽能產業需要得到保護（這兩個產業被認為格外容易受到中國傾銷的影響）。
默克爾傳遞出的含混信息——分別為李克強和歐洲工業界“量身定製”——暴露出歐盟在是否授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的為難處境。
參與相關事務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表示，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最早可能會在2016年2月提議賦予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地位。之後，歐盟28個成員國和歐洲議會將需要決定是否批準這一提案。英國是中國最堅定的支持者，意大利則堅決反對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在支持者來看，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是贏得北京方面好感的好辦法。這麽做會減少歐盟企業在華投資建廠的障礙，也可以促使中國增加對歐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批評者則稱，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毀滅歐洲傳統產業，包括鋼鐵、陶瓷和紡織等，因為那時再要用反傾銷稅報復中國的傾銷行為將困難得多。位於華盛頓、立場左傾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估計，假如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歐盟境內多達350萬個工作崗位將面臨威脅。
歐洲之所以需要在明年就是否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做出決定，是因為2001年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議定書中列有相關條款。中國政府聲稱，根據議定書，中國將在2016年底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歐盟則需要就是否認同這一解釋做出決定。
歐洲傳統產業帶頭發起了抵制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宣傳攻勢。產值達280億歐元的歐洲陶瓷產業聲稱，多達10萬個工作崗位有危險了，占該產業歐洲用工總人數的一半。根據歐洲陶瓷工業協會(Cerame-Unie)的數據，在開徵反傾銷稅之前，在截至2011年的7年裡餐具產業損失了約3.3萬個工作崗位。
歐洲陶瓷工業協會會長阿蘭•德爾古(Alain Delcourt)表示：“我們所想的不是要保護市場，而是要確保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防止傾銷、補貼之類的不公正行為的有害影響。”
盡管鋼鐵需求疲軟，但根據歐洲鋼鐵聯盟(Eurofer)的數據，過去兩年流入歐洲的中國產鋼鐵接近翻倍。該組織警告稱，一旦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出現“大規模工作崗位流失和工廠關閉”。歐洲鋼鐵聯盟總乾事阿克塞爾•埃格特(Axel Eggert)表示：“我們有最開放的市場，但我們的（貿易保護）手段不如其他地區有效，比如美國。”
他的言論反映出，人們普遍對歐盟委員會遲遲不採取行動對抗不正當貿易行為感到不滿。商界人士往往認為，布魯塞爾方面不願意對中國動用反傾銷稅，因為這樣做可能促使北京方面威脅對不相關產業採取反制措施。例如，2013年，在圍繞太陽能技術的貿易爭端中，北京方面就威脅要限制對歐盟葡萄酒的進口。
歐盟委員會官員抱怨稱，工業界誇大了有關歐盟會放棄所有保護手段的說法。部分官員甚至預計，處在價值鏈較高端並且採用中國廉價原材料的歐盟製造商有望從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獲利。
歐盟貿易官員表示，可以採用其他保護措施——包括反補貼措施——對付市場經濟國家，比如美國和俄羅斯。企業則抱怨，與傾銷案相比，這麽做的舉證負擔要大得多。在反傾銷案例中，布魯塞爾方面可以參照第三國價格來證明中方價格過低。反補貼調查則可能會要求提供相關文件作為證據，而這些文件往往不可能從中國得到。
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預計，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即便歐盟今天啟動立法程序，也不太可能準備好在2016年截止日期之前實行。部分成員國首先就對反傾銷的公平規則存在顧慮，它們也會出於這個原因左右本國在歐洲議會的議員。”
]]>不過，北京試圖重啟這條古老貿易路線的「一帶一路」計劃正在製造地緣政治壓力，這些國家越來越擔心會變得過度依賴中國。
哈薩克斯坦擔心自己難以招架，對中國投資和移民進行了限制。吉爾吉斯斯坦希望增進與俄羅斯的關係，用來平衡北京的影響力。
通過該導彈協議，土耳其是在轉向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減少對北約的依賴。「在一些行動上，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北約的利益可能不一致，」土耳其國防部副部長伊斯梅爾·德米爾(Ismail Demir)說。
但協議立即遭到了西方的反對。
除了技術問題，因向伊朗、朝鮮、巴基斯坦和敘利亞提供彈道導彈技術，這家名為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的供應商是西方的制裁對象。因此，在和該公司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土耳其出口可能也會受到制裁。
讓情況愈發複雜的是，中國在很多問題上都是俄羅斯的親密盟友。但在這裡，因為入侵敘利亞並從烏克蘭奪去了克里米亞，俄羅斯特別不得土耳其的信任。而且自從在朝鮮戰爭期間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同朝鮮和中國作戰之後，土耳其一直是美國的親密盟友。
涉及中國的導彈項目「確實是一件讓人驚呼『土耳其在轉變』的事情」，位於安卡拉的獨立研究機構社會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es)亞洲問題專家穆罕默德·索伊萊梅茲(Mehmet Soylemez)說。「中國想重塑全球金融和經濟結構。」
憑藉其財富和市場，中國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合作夥伴。
絲綢之路沿途的很多國家，都惱於難以同歐盟發展更緊密的經濟往來。而且它們擔心，美國主導的大型地區性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可能會讓馬來西亞和越南佔據優勢。
「這麼多年了，我們一直徘徊在歐盟大門口，大家都快不抱希望了，」沙欣·塞利克(Sahin Saylik) 說。他是土耳其大型汽車配件生產商科派公司(Kirpart Otomotiv)的總經理。「土耳其沒有加入TPP，阿拉伯世界的各種問題又迫使土耳其做出其他選擇。」
然而，與中國的關係是一邊倒的。土耳其每年從中國進口價值250億美元的商品，而出口卻僅有30億美元。
在土耳其，商店裡充滿了從吸塵器到餐具在內的各種中國商品。中國公司購買了土耳其的多座煤礦和大理石礦，並且擁有土耳其第三大集裝箱碼頭65%的股份。中國在幫助建設十幾條鐵路，並且已是土耳其的軍火供應商，在向其出售技術含量較低的火箭彈。
出於成本方面的考慮，越來越多的公司轉向中國購買零部件或進口成品。Arzum是土耳其著名的家電生產商，它在本地設計和推廣其熱銷的新款Okka單杯土耳其咖啡機。但是，這些咖啡機是在中國華南地區製造的。
「十年前，土耳其並沒有看到中國製造業的威脅。」Arzum董事長T·穆拉特·科爾巴希(T. Murat Kolbasi)說。「威脅必須轉變成機遇。」
中國公司也可能會迅速地斷絕關係。
國有企業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突然退出了一項3.846億美元的交易，不再購買土耳其埃斯基謝希爾及周邊幾個省份電網75%的股份。土耳其今年6月的全國選舉對電力行業未來的監管帶來了不確定性，而退出一事就發生在選舉之後幾天之內。
這家中國公司沒有向土耳其電力(Turkish Electricity)提供取消交易的官方原因，並拒絕就此事置評。
全國性的電網企業「土耳其配電公司」(Turkish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Company)正起訴這家中國公司，以期獲得違約賠償。土耳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穆克雷米·塞帕尼(Mukremin Cepni)表示，他為埃斯基謝希爾的項目工作了18個月，如今對與中國的合作不再抱有熱情。
「我不會對他們有好感，因為我個人投入了很多，他們的不告而別耗盡了我們的熱情，」塞帕尼說。
民族問題使得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該地區的許多國家信奉伊斯蘭教，有十幾個國家說不同版本的土耳其語言，有一部分是因為受到當年奧斯曼帝國的影響。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北京當局對新疆說突厥語族語言的維吾爾穆斯林執行的嚴苛政策加劇了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北京譴責維吾爾人對中國腹地的漢人進行了一系列攻擊。
2009年中國鎮壓維吾爾人的抗議活動時，當時任土耳其總理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譴責了這些行動，稱之為「一種種族滅絕」。今年7月，土耳其人和維吾爾人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進行了兩輪抗議活動。
而現在，作為土耳其總統的埃爾多安卻將與中國的關係視作重中之重。他平息了今夏的反華抗議，呼籲國人警惕社交媒體上有關中國如何對待維吾爾人的傳聞。
之前曾力挺維吾爾人的一些土耳其民族主義團體，比如安納托利亞青年團(Anatolia Youth)，做出了響應，軟化了對中國的立場。該團體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馬哈茂德 泰梅爾利(Mahmut Temelli)表示，他認為，在導彈問題上，「應該保持與中國的合作。」
兩年前，導彈一事成為了國際議題，當時土耳其國防部宣布傾向於接受中國的投標。這擊敗了來自美國的出售成套愛國者導彈的投標，以及西歐和俄羅斯的類似提議。
土耳其希望大量生產導彈，也許幾年後還能出口，不再依賴北約偶爾部署的愛國者。「只用愛國者導彈保衛不了911公里的邊界線，」梅爾韋·塞倫(Merve Seren)說。他是安卡拉一家親政府的公共政策團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安全專家。
土耳其國防部副部長德米爾認為，F-16戰鬥機——像擊落俄羅斯戰機的那兩架——無法連續巡邏，而導彈系統可以全天待命。
隨着敘利亞衝突的惡化，北約有限的愛國者導彈供應意味着，這些部署的導彈僅夠保護三座土耳其城市。而且，在俄羅斯戰機被擊落後，北約還開始撤回這些導彈。
「北約的防空系統部署時斷時續，」德米爾說，僅在土耳其與俄羅斯戰機事件之後的幾個小時，視頻在電視上播放，充當背景。「我不知道它是否在給出夥伴可以依靠的訊息。」
不過，土耳其的導彈計劃中有一個巨大的盲點。
土耳其的軍事分析師比較了一系列變量，如導彈射程以及分享技術和合作製造的意願等。德米爾稱，該分析報告獲得了由國防部長、軍隊將領和總統本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的批准。
但是，沒有人向外交部諮詢土耳其的盟友會有什麼反應，其中部分原因是，北約容忍了希臘通過塞浦路斯購買俄羅斯的防空導彈。德米爾說，「他們在事情完成後才得到通知。此事並沒有被當成會有諸多政治後果的特殊計劃。」
在宣布中國在競標中領先後，幾天之內，北約便組織了意在推翻該決定的行動。美國總統奧巴馬、西歐各國領導人以及北約的主要指揮官輪番與土耳其領導人接觸。
北約官員一直出言謹慎，聲稱任何國家都有權選擇自己的裝備。但是，在公開場合，他們表示擔心中國的導彈可能與北約的裝備不兼容——而在私下裡，他們也不願分享技術細節以實現這種兼容。
上月，土耳其選擇了自行完成部署計劃。它很可能會將一些零部件轉包給海外生產商，其中或許就包括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
在俄羅斯戰機被擊落的那個上午，在德米爾辦公室外面的書架上，放着一塊雕刻的金屬板。這塊裝在精美的黃檀木盒中的金屬板就來自這家中國精密機械公司。德米爾表示，經過與中國軍火商無數個小時的談判，雙方締結的關係將使今後的軍事合作變得更加方便。
「我們花時間與這些公司交涉是有價值的，」他說。
]]>政府力量有時而窮
頂新案之發展，除了法院的一審判決涉及現有法令是否週全與檢方舉證是否不足之爭議，還暴露國內諸多問題，值得國人冷靜省思。首先是如何維護食品安全問題。政府對食安之維護當然責無旁貸，但以政府人力與財源之有限，待處理與支出之事務又多，縱使政府可雷厲風行地整頓食安問題於一時，欲求其長期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為食安把關，恐難寄以厚望。
此外，在請求分工與全球運籌之現今經濟社會，任何食品所用原材料及所含成分，極可能都有一份漫長的海內外加工生產履歷，冀求政府來逐項追蹤檢查，確保其品質與安全性，恐怕也是一種苛求。
內部員工自律有助食安
維護食安除了仰賴政府把關，或可輔以食品業者內部員工之「自律」。頂新案爆發後，輿論多有指責頂新一些員工何以知情不報，甚至認為這些知情員工為「幫兇」或「共犯」者。誠然，參與原材料採購及生產製程之員工，掌握較多食安之資訊；政府若可藉由制度之合理、週全設計，讓對食安存疑或對黑心食品知情之員工能夠放心、願意舉報，對防止黑心食品之出現必然有相當大的幫助。
價廉並非王道
另從消費者角度檢討，食安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相當程度也與諸多國人長期要求所有商品必須「價廉」、「物超所值」有關。正常情形之下，生產品質好的商品是需要成本的，故「價廉」通常即難以「物美」。為了迎合消費者價廉之要求，食品生產者只能從降低成本著手，其可能的結果之一，就是食品的品質與安全成為祭品了。
國人追求價廉，在國內亦衍生另一不太正常的現象。近幾年時見媒體對擬提高售價的店家或商品，不論其原因為何，一律大加撻伐，迫使其撤銷漲價之議。
在市場經濟下，品質或服務較佳者，要求較高之售價；或是成本上揚者，欲反映成本漲價，都是極正常的現象。其高售價或漲價必然得經歷市場競爭，尤其是消費者是否接受之考驗，旁人實無必要肆意予以指責批評。一味要求價廉，或不允許漲價，不僅將使商品品質難以提升，甚至反向下跌，食安問題就是一例。
往較高之層面看，台灣講求價廉，亦導致以代工為主的國內製造業陷入當前的發展困境。不少專家指出，台灣的製造業者長期採取成本節約（cost down），也就是價廉的發展策略，雖然成功維護了其國際競爭力，但其毛利率微薄，台灣社會也付出了薪資水準難以提升等代價。專家普遍認為，台灣業界目前所迫切需要者，並不在進一步的降低成本，而是藉由研發、創新升級，以及加強行銷等作為，以提高附加價值率或帶動需求之擴張。這些論述或主張，與上述價廉與食安問題二者之關聯性可謂異曲而同工。
滅頂宜適可而止
至於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滅頂」運動，其傷害圈除了原擬懲罰的頂新黑心油品案之首謀與知情共犯或幫兇外，還擴及了眾多完全不知情的頂新集團員工、股權投資大眾，以及未涉及食安問題的頂新集團其他商品與生產供應商（包括酪農）等。
這些無辜者無端牽連受害，是否公平、妥當？又此運動感覺上有如古代皇帝對犯重罪之臣民常施以「誅殺九族」之處罰，手段是否太過、誅連是否過廣？亦值得滅頂運動支持者冷靜深思。
]]>儘管他的言論不斷衝撞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底線，儘管所有主流媒體都對他不假詞色，他在共和黨群眾中的支持度始終領先第二順位候選人15%以上。在川普對壘民主黨的希拉蕊之情境下，他在全國民調的平均支持度仍高達42%，落後希拉蕊僅僅6個百分點。
這些民調數據逼使我們必須認真解析川普現象所反映的美國政治隱憂。其實，長久以來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很大政治動能的暗流，這三股暗流再搭配上基督教原教主義，構成凝聚共和黨底層群眾的精神食糧。
由於共和黨的核心主張是維護富裕階層的根本利益，但是單靠富裕階層的選票是無法贏得選舉多數的。所以，過去美國共和黨的選戰策略家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在大金主青睞的候選人中協商出最有機會當選的一位，然後用鋪天蓋地的媒體文宣來塑造其愛國主義面貌以及親民形象，爭取中間選民認同。另一方面試圖透過分眾媒體來激發這些易受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煽動的草根群眾，這樣才能平衡民主黨在少數族群選民中的先天優勢。
例如過去幾年，茶黨候選人就不斷利用社交媒體散播歐巴馬其實是回教徒這樣的耳語，來挑動這些草根群眾的情緒。但在主流媒體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會避免旗幟鮮明地與這三股暗流相呼應，以免嚇跑了中間選民。
川普原本就不可能是共和黨金主屬意的人選，因為他們駕馭不了他。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川普居然膽敢以最赤裸裸的方式，來鼓動這批以中低教育程度白人選民為主體的草根群眾，在他全面挑動之下，這三股暗流全面沸騰起來成為淹沒共和黨初選的洪流。
川普鋌而走險能夠成功，是因為很多選民心理上無法適應國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動。首先，是美國社會結構加速兩極化，其次，是美國霸權面臨中國快速崛起的挑戰，再者，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近乎全盤失敗，這三重劇烈變動讓他們失望、挫折、焦慮，甚至恐懼。
他懂得如何利用美國中下階層因為經濟地位下滑與就業環境惡化所滋生的憤恨，以及中產階級對跌落貧困的恐懼。最近20年，美國教育機會日趨不公，社會流動幾乎停滯，美國夢早已破滅。勞工階級因為製造業空洞化而被迫接受服務業底層工作，白領階層因為數位科技與企業組織扁平化而經常面臨裁員或減薪。尤其在這一波景氣循環中，最富裕階層迅速恢復了金融海嘯前的財富，但絕大多數的白領與藍領階層完全感受不到景氣復甦。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最新調查，美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家庭，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就是趨近貧困。大量受過中等或中下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不斷跌出中產階級行列，他們下一代更難翻身。這些受到經濟環境擠壓與充滿不安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選民，雖然有部分願意傾聽代表民主黨左翼的桑德斯參議員的主張，但是更多的則是被川普的聳動言詞所吸引。
由於多數美國民眾迄今仍難以接受美國獨霸地位逐步隕落的大趨勢，他善用譁眾取寵的誇張言詞，來挑起選民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並凸顯歐巴馬面對中國的懦弱。他更懂得利用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美國民眾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多數人仍拒絕接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反而將美國帶入更危險境地的殘酷事實。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卻換得ISIS趁勢坐大的惡果，並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還禍延歐洲。
他把所有這些累積的挫折、憤怒與焦慮導向三群代罪羔羊：墨西哥移民、中國人，以及回教徒。川普現象完全打亂了共和黨的選戰步伐，令美國的歐洲盟邦不知如何對應，更讓美國國際形象雪上加霜。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盪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關註美好願景如何落實同樣是關鍵。畢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目標，在操作中自由發揮的尺度很大。例如，降杠桿、去產能必定導致經濟下滑，穩增長能否兼顧？鼓勵農民買房後，就業和社會服務是否可以保證？而這又和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間的困境如何協調？
如此一來，不少問題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實際上，12月中國審計署發布的穩增長跟蹤審計結果，截至10月份，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進度緩慢延滯，有些項目完成10％都不到，便足以說明難點在於落實。因此，明年能否做到增長放緩中的結構轉型，加快改革又不至於經濟失速，還需對以下三個方面的難點有充分準備。
第一，如何在全球經濟疲軟中防範金融風險？
2016年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空前加大，體現在：
首先，美聯儲危機之後首次加息，但全球經濟走勢並不明朗，金融市場動盪不會減少。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復蘇主要體現在服務業，尤其是地產與金融業，而二者對寬松貨幣政策依賴較重。其實美國製造業表現不佳，11月ISM製造業PMI跌至48.6%，且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如非能源貿易逆差高於危機之前。前期低利率透支消費能力，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復蘇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預期分化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其次，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日本面臨抗通縮，形勢嚴峻。伴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如今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已然出現分化，歐洲、日本抗通縮壓力超出預期。特別是一直被視為全球貿易晴雨表的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目前跌至破478，已差於次貸危機時的509點低位，且創1985年1月該指數創建以來最低水平，預示明年全球經濟困境。而考慮到油價超低位、鐵礦石價格下跌以及供需失衡，全球何時走出通縮尚不可知。
最後，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重重。全球經濟疲軟，美元走強加劇債務負擔以及資金撤離，新興市場自2014年以來已經遭受重創，明年或繼續惡化，巴西、俄羅斯更是重災區。如今年巴西GDP預期降至1.5%，創下自2008年12月以來的最糟糕紀錄。俄羅斯面臨低油價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貨幣貶值風險加大，哈薩克斯坦、阿根廷、阿塞拜疆等相繼取消匯率管制凸顯資本沖擊壓力，明年亦是動盪之年。
除了明年全球經濟的整體困境並不比金融危機時樂觀，金融市場動盪局面也未見得比今年輕松。這就意味著不僅受制於新興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需求復蘇難以彌補缺口，明年中國出口形勢比今年更嚴峻。更意味著明年中國經濟依然面臨外匯市場動盪與資本項目流出的雙重壓力。
可以看到，今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後期央行出手，但乾預成本也不小，外匯儲備一年之內從3.8萬億美元降至3.4萬億，情況嚴峻時外儲單月下降超過900億美元。加入SDR以後，人民幣再次對美元貶值，人民銀行發布CFETS匯率指數呼籲重視一籃子貨幣，是改革決心亦是外部環境惡化下的不得已之舉。與此同時，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如果又要面臨壓縮產能、去杠桿，又要面對資本項開放，防範資金流出與海外動盪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沖擊，是明年的最大考驗。
第二，如何協調各種目標在實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願景。其中，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的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被寄希望於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於失速的舉措。但毫無疑問，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以2015年中國經濟運行為例。中國審計署近日發表了全國穩增長跟蹤審計情況，結果顯示，截至10月底，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存在進度緩慢延滯的問題。逾85億鐵路項目投資完成率不足10%，九成水利工程未辦正式用地審批。穩增長落實不如預期，在筆者看來，與資金匱乏，地方政府收入銳減而又承擔過多事權，地方官員激勵措施改變導致怠政情緒蔓延有關。
而去年年底通過的“43號文"，在今年執行過程中亦面臨困境，即存在財政約束過緊導致項目開工緩慢，穩增長力度不足的問題。其後不得不通過先後三次總計3.2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風險才有所緩解。可以說，這邊是落實中改革與增長之間艱難平衡的鮮活案例。
展望明年，產能過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其早已是困擾中國經濟的頑疾，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而這種陣痛決策層是否準備好承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告中提到，考慮到失業安置問題，提倡多兼並重組，少破產，是一種平衡思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僵屍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並重組，又如何操作？由誰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於國企改革初衷？
積極財政與穩健貨幣在落實中，也存在兩難。例如，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產庫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產庫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縣城市，或在東北重工業地區，要做到非戶籍人口落戶談何容易，其背後不僅涉及對購房者提供的購房補貼，還涉及就業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這對於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而言如何應對？
又如貨幣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然而，考慮到當前銀行存貸利率差不斷縮小，同時1.5%的CPI，美聯儲開啟加息，繼續降息或將面臨實際負利率造成的福利損失與資金外流的壓力，且邊際效用遞減，操作空間同樣有限。
第三，如何切實落實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近來熱議的詞匯，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亮點。參考國際經驗，部分解讀認為供給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於減稅。但在筆者看來，這並非其主要含義，實際上，考慮到前期營改增推行已然慢於預期，且當前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境，進一步減稅的空間有限。
在筆者看來，供給端改革關鍵在於制度創新，其實與三中全會的核心思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國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為何有此判斷，原因在於追溯困擾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難點與矛盾，歸納總結下來，無外乎以下三方面關系尚未理順：
第一，中央與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談，去產能去庫存都需要地方財政支持，但如今財稅改革在理順財權與事權進展緩慢，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如何加大支出？考慮到官員考核與激勵機制轉變，當前地方政府不作為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第二，各利益部門之間存在博弈。例如，當前“一行三會”目標差異化不利於防範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改革；落實稅制改革方面，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常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項目審批方面，同樣面臨發改委與財政部之間存在的財權、事權和審批權不統一的現象。因此，避免內部損耗導致改革空轉，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做出安排。
第三，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給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進緩慢，與民營資本擔憂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傳統做法密切相關；而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營造出合適的土壤，通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規範的法治氛圍，以及制定適宜的標準，讓創新得以生存。
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6年的經濟運行開出了不少良方，但政策繁雜，落實不易，如果能夠多考慮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目前的困境，國內多重目標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把握住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即制度創新，方能找準病癥，對症下藥，剋服這些難點或許可以超預期地完成明年經濟發展的各項任務。
]]>也因此，在這次「十三五規畫」中涵蓋許多改革政策，包括二胎政策的開放、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嚴格環境保護政策等，加上先前推動的金融改革措施如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與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布局，都顯示其政府推動國內改革以及提高其國際話語權的決心。
＠WEF對中國大陸的預言
其實早在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就曾經探討過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未來互動關係，當時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實力排名仍位居第六，不像目前已攀升至全球第二，WEF當時想要藉由情境分析，了解兩個關鍵議題。
其一是中國大陸能否持續進行內部改革，以便持續經濟成長的步伐；其二是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是否影響其本來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互動的3種可能情境。在情境1當中，假設中國大陸政府持續推動各項改革政策，但國際環境變得對中國大陸較不友善，尤其是在歐美等先進國家經濟成長減緩的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根據WEF的分析，中國大陸會為了試圖突破封鎖，加強與亞洲鄰近國家來往，最終可能形成一個在亞洲的區域性貿易集團。
在情境2中，假設中國大陸內部市場化改革持續進行，但遭逢愈來愈大的阻力，中國大陸領導人也擔心社會安定以及得罪某些利益團體而不願意深化改革。同時，國際社會因為擔心國家安全以及防恐問題而設立各項障礙，導致知識、資金以及人力資本的跨國交流受挫。最後發展結果，中國大陸的對外競爭力將逐漸消退，經濟成長嚴重下滑，一些改革願景成為無法實現的空談口號。
在情境3中，中國大陸政府無懼於社會安定問題而堅定改革路線，持續拓展對外貿易及吸引外人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順利縮小城鄉差距，政府能夠大刀闊斧的針對國營事業、銀行體系、環境及法制等問題提出改革方案。
同時，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互動良好，在國際維安、氣候變遷以及減少碳足跡等議題做出貢獻，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形成龐大的內需市場，有助於其內部社會安定及資源重新分配，WEF將此最佳情境命名為新絲路（New Silk Road）。
在此情境下，中國大陸經濟得以穩健成長，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也進入良性循環。
＠朝向新絲路的可能性最高
所謂情境分析，簡單的講，即是描述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好的情境分析必須是有可能發生、具高度挑戰性，並經過嚴謹分析，點出決策官員所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以便幫助其制定各項因應策略。從2006年WEF的這份情境分析報告，對照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其與全球經濟的互動關係，可以看出這份報告的確有其參考價值。雖然目前實際現況並非與這些情境完全相符，但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也確實是圍繞在國內改革以及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這兩大主軸議題，諸如亞投行，「十三五規畫」宣示等，這些戰略顯示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仍將以朝向情境3的可能性為最高。
反觀台灣，我們的經濟停滯在「中等國家所得陷阱」也已有好長一段時間，而且若從國內改革與對外關係這兩大主軸來看，政府在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議題上似乎成效不彰，在對外關係方面，自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台灣固然與新加坡、紐西蘭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在區域性貿易協定上則尚無任何進展，因此我們深切的期盼政府能夠持續深化改革，並加大力度拓展國際關係，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情境2的口號與空談困境。
(鄭貞茂農業金庫總經理、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理事長)
]]>原因就在於明年國際原物料價格維持低檔，固然對以原物料出口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衝擊，但畢竟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是原物料進口國，且對原物料價格下跌的所得彈性較大，而原物料出口國所得彈性亦較低，以致於原物料價跌仍有助於全球經濟。再加上全球仍保持寬鬆貨幣環境，尤其是聯準會宣布將以「逐漸」（gradual）的速度升息，而歐、日央行又在12月擴大寬鬆貨幣政策後，2016年全球又將是錢淹腳目的一年、經過3個季度左右的去化，全球製造業本波庫存調整循環似乎已接近尾聲，近日台積電與FedEX兩大電子業與物流業代表性廠商即公開送出相關好消息，以及明年已開發國家財政撙節程度可望較今年減輕等利多因素，皆讓看似風險甚多的全球經濟可得過且過。
問題是這些利多因素創造出的成長加快，只是一種假象，就像是寒冬中偶而一見的太陽。因為隨著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後，寬鬆貨幣環境將慢慢地落幕，全球經濟又面臨新興市場光環不再、投資動能不振及人口老化等三大結構性問題，且對經濟下拉的力量越來越大。一旦結構性問題的力道超過前述的利多因素，全球經濟將重回下滑狀態。
先就新興市場來說，金融海嘯以來，該等經濟體的亮麗成長主要是憑藉著中國的大量投資、高原物料價格及舉債。如今，這三股力量將反轉為拖累其經濟表現的力道。以中國而言，自2010年度過人口紅利高峰後，隔年起經濟成長便持續下滑至今。因為當人多成為過去式，企業營運增長的難度就大幅提高，尤以需求所得彈性不高的產業為甚，加上中國有嚴重投資過剩的問題，在需求停滯而供給增長下，競爭更為激烈，進而出現名目經濟成長率下滑遠較實質經濟成長率為快的通縮環境（名目GDP成長率從2011年第2季的19.6％，快速下滑至2015年第3季的6.2％，實質GDP成長率則僅從9.9％減速到6.9％），讓企業經營困境加劇。同時，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指出，2004年中國人工成本只有台灣的45％，但2014年已提高至93％。因此，在與企業收入攸關的名目GDP成長驟減、與成本連動的勞工薪資快速上漲下，在中國的企業頻傳經營益發艱困的感嘆，經濟持續降溫自非短期內可逆轉。
再者，金融海嘯過後，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讓多數新興經濟體過度舉債，即便這些國家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卻也會因舉債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而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過度舉借外幣債務，且借款主體多為資源型企業，在聯準會升息後的強勢美元環境、OPEC大打價格戰爭下的低原物料價格，將弱化這些國家與企業的償債能力，甚或造成金融危機。而近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多由新興經濟體貢獻（2013年為73.6％，2015年為56.8％），一旦這具引擎明顯轉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頗鉅，更遑論過去新興市場是全球資產配置荒下的重要資金歸宿，其經濟失色可能會牽動資金大量移動，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問題。
第二個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投資不振，在明年景氣能見度不明下，很難期待趨勢會逆轉。而投資不振既會壓低各國進口，使貿易導向的國家受到重創，亦會讓資本存量累積不夠，進而拖累潛在經濟成長率。資料顯示，OECD國家潛在經濟成長率已從1991～2000年平均的2.8％下滑至1.6％。在2016年已開發國家負向產出缺口縮減下，其經濟成長加速空間有限。
至於，人口老化問題雖是全球經濟的慢性病，卻也是前兩項結構性問題的擴大器。因為，人口老化會讓需求不足的問題愈趨嚴重，使中國少了出口市場，經濟成長進一步減速並拖累新興市場，廠商投資意願將更不足而拖累貿易活動與潛在經濟成長率。難怪今年11月，德國權威經濟調研機構（Ifo）對全球逾千名經濟學家的調查，將需求不足與對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缺乏信心，並列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兩大問題。
由前述分析可知，明年看似穩健的經濟成長預測數字背後，實有許多要留心的風險，這與《經濟學人》以Woes（困境）、Women（女性領導人）、Wins（大型運動賽事）三個關鍵字為2016年定調的狀態甚為貼切，就是全球經濟在多重結構性問題纏身下，多數時候都將處在困境，而聯準會主席葉倫所做的決策，若希拉蕊勝選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都將帶來深遠的意涵。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及不確定性下，僅有多個重量級運動賽事可為經濟或民眾心理帶來若干激勵。因此，各界切勿被預測數據的成長假象所惑，對2016年全球經濟仍應謹慎應對為宜。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中國推行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意圖和措施已經十分明晰，但很多政策有待落實，這一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和政府官員水平的提升。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分析指出，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中國已經進行了長達一年的努力，通過降息和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需求，但提振作用有限。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消費者對於更安全食品、更好醫療保障和其他能改善生活質量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中國並非需求不足，所要做的是進行供給側改革來滿足這些未得到滿足的需求。
因此，在上述逐漸寬鬆的財政金融貨幣政策等宏觀金融刺激政策支持下，會議公報稱，將採取措施化解房地產庫存，具體措施包括落實戶籍制度改革，允許更多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而非對其進行限制。
同時受到鼓勵的還有住房租賃市場，公報稱將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政策」。這一表述已被中國房地產行業迅速視為房地產鬆綁的信號。
供給側改革成為此次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旗艦詞匯」，結構性改革成為明年中國經濟的「旗艦政策」，中國官媒新華社甚至在評論中舉例指出，正是因為升級的、高品質的消費需求還沒有得到很好釋放，導致去境外買「馬桶蓋」等現象出現。因此，「相比以往強調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注重在供給側發力」。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認為，這次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了很多實質性信息，比如關停過剩產能等。但在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這次結構性改革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因此也特別需要耐心。
「這些改革都很難一蹴而就。」他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在2017年滑落至6%的谷底。
劉利剛分析，中國推行結構性改革可能面臨兩大挑戰。第一是地方政府的執行力不夠。不管是供給側改革還是結構改革，都需要改變以前地方政府靠投資等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習慣做法，降低企業成本、降稅和取消收費也可能觸及地方政府利益，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從上而下強行推動會遇到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出台了國企改革等具體政策，但兩年來就沒有得到有力落實。」劉利剛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可以對一些不作為的地方官員進行調整。
劉利剛認為，推行經濟結構調整的另一挑戰來自於官員素質。「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不能再依賴行政官員，需要更多技術官僚和有知識有能力的年輕人。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機制，通過新的激勵政策保證這些人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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