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長期而言，低薪問題仍將繼續困擾台灣。這其實是一個經濟與人才政策長期交錯的結果，解方也必須有全局的思考。首先，薪水高低與短期經濟走向無關。今年以來，確實看到一些特別的經濟現象，油價大幅下跌、出口連十黑、無薪假大幅增加、失業率卻創新低，直覺都不是好消息，而且相互矛盾。統計數字的背後，其實有很多容易被忽略或被誤導的事實。以無薪假來說，今年6月時16家，約230人，到10月時增為33家1218人，但到11月時大幅增加到50家5437人。很多人一看到這個趨勢，都覺得不得了，加上出口連十黑，今年經濟成長率保1%都有困難，因此大家普遍都認為無薪假嚴重。其實單單一個面板大廠華映，11月實施無薪假人數達到2515人，才造成了無薪假人數大幅增加。對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全台有900多家，23萬人放無薪假，那才是嚴重。

另外，主計總處最近公布的10月失業率為3.9%，失業人數為45.5萬人，較9月增加1000人，微升0.01個百分點，10月失業率是近15年同月最低水準。因為企業業務緊縮或歇業，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導致失業者增加，初次尋職失業者與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反而減少1000人。因此正確解讀這些勞動市場數據與經濟狀況，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今年的經濟逆境，看似與紅色供應鏈崛起造成出口十連黑關聯甚大。但出口衰退一方面是受國際景氣影響，另一面也是受油價走跌及新台幣貶值的影響，以致出口物價跌幅創近6年最大。出口衰退受價的影響遠高於量，以出口數量而言，今年1到7月仍有0.3%的成長。

利潤是最重要的企業經營結果。今年上市櫃公司營收雖然下滑，但獲利仍衝高。金管會最近公布的上市櫃前3季獲利狀況，累計1557家上市櫃公司前3季營收為20兆6097億元，年減0.08%，但稅前盈餘達1兆5101億元，年增率6.52%，創近年同期新高。這表示經濟雖在逆境，台灣企業運作仍然相當健全，問題是如何讓員工有更高的薪水，整個社會能夠雨露均霑？

可以說，台灣製造業實力仍然強勁，但整體感覺經濟不好、薪資趕不上物價上漲，關鍵在服務業不進步。

目前服務業產值占總體GDP的7成，就業人口占6成。但服務業規模小，自己又殺價競爭，需要的人力多是服務生、行政人員、會計與總機等中低階就業人力。服務業創業，就是到夜市賣雞排，開設早餐店、咖啡屋；年輕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個連鎖便利店的店長。

小型服務業盛行殺價競爭，證券公司手續費打折、減半；律師、會計師服務費用也盡量以優惠價格吸引客人；教授、研究人員、官方受政府統一性薪水限制，沒有爭取頂尖人才彈性空間，造成具國際競爭力人才流失。服務業走不出去，沒有國際行情，加上大學學歷貶值，許多青年學子畢業後多數不願意投入製造業，寧願投入服務業，在就業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情況下，薪水自然漲不起來。這些當然非常不利薪水調升，導致台灣長久的低薪現象。

兩大黨及所有候選人應深切了解台灣的問題所在，利用租稅機制或獎勵手段讓企業界勇於、樂於大規模調薪。要破除定錨效應及國內自己形成的比價行為，就要讓台灣跟世界緊密接軌，利用海外市場來發揮規模經濟、創造差異化服務。唯有透過服務業國際化、特色化與巨型化，才能突破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亦讓台灣年輕人也可以搭上國際化潮流，提升競爭優勢，才能讓台灣薪資與國際接軌。

市場對於聯準會、央行政策性決議的疑慮，聯準會主席葉倫、央行總裁彭淮南都不會直接給答案！解讀聯準會的會後聲明，及我央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的新聞稿，是適合的分析方法之一。

以此次美聯準會的會後聲明中，聯準會第一次明文的將「逐漸（gradual）」一詞定調為升息速度，這暗示著可預見的未來升息速度將相當緩慢。過去20年期間，除了這次，聯準會還經歷三次升息週期，主要是前主席葛林斯班任內期間，當時他經常使用「measured pace」（適度的增長）形容升息速度，結果多是出現階梯式的上揚。此次會後說明的另一段：「未來升息速度將採「依循數據操作（data dependent）」的方式，亦即數據不如預期時，聯準會也可放慢升息速度」，這些均讓市場對於未來利率的可能走勢，有所盤算。

同時，聯準會也發布關於與會官員對於未來聯邦資金利率預測的點陣圖顯示，葉倫並在記者會上回答對未來物價的預測，她有信心於物價有內生向上的力量，靠近2％的通膨率目標。

美國聯準會透過這些字詞，向市場傳遞”訊號”，讓市場有所理解並及早準備未來。回頭來看我國央行會議決議的會後資料，雖然附件有許多補充資料，央行長期搜集各市場走勢及統計數據等，但真正能代表央行理事會上的「一致決議」，是在會後新聞稿中，可惜的是，外界市場能從中領悟的”訊號”，實在相當不足。

針對我央行會後新聞稿，和過去幾季的新聞稿比較起來，在匯率部份，央行新增「惟各國總體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國內匯市波動隨之加劇，不利經濟與金融穩定」。我的解讀，央行此次降息的真正關鍵，是「不希望新台幣和各貿易對手國陷入太多的劣勢」！換句話說，新台幣匯率自今年9月以來走勢，讓央行覺得不對勁，需要進一步採取行動。

分析央行第三季理事會宣布降息的9月24日，當時新台幣兌1美元匯率為33.129，此次第四季會議（12月17日）台幣收盤為33.035，這段期間國際經濟景氣有趨緩跡象，台灣出口表現到現在還在雙位數衰退。觀察同期的韓元匯率，雖然也有走升跡象，人民幣卻是大幅走貶，台幣在此波貨幣戰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價格劣勢。由此可看出，央行認定，現階段中國大陸才是影響台灣貿易競爭力的關鍵，需要進一步透過影響層面較大、成本卻較低的降息半碼，來擴大干預台幣匯率。

這些個人解讀，其實央行已「分散」在會後新聞稿裡，只是推論結果仍要更多的佐證，期待央行可以參考美國聯準會，在說明上有更多的形容說詞，讓市場可以有靶可尋。

另參中國時報 彭開4帖藥 拚區域經濟整合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8000411-260102

然而這兩方面都出現了重要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的態度轉變是清晰可見的——或者說，要不是霧霾那麼重，應該是能看到的。玩笑放在一邊，中國正面臨一場嚴重的空氣質量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燃煤造成的，這促使它愈發迫切地想戒除這種最糟糕的化石燃料消耗形式。自1997年至今，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漲了三倍，這樣的發展也意味着會有一個迅速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他們需要獲得更高品質的生活，包括可以相對安全地吸入的空氣。

因此中國現在扮演的角色和以前是很不一樣的。其中一個表現：一些右翼的老面孔突然改變口徑了。他們以前說限制美國的排放沒意義，因為中國會繼續污染；現在他們開始說美國的行動沒有必要，因為不管我們怎麼做，中國都會削減煤炭消耗。

因此就要說說美國共和黨的態度，他們非但沒變，反而還更糟了：大共和黨正繼續墮入否認和反科學陰謀論的深淵。而改變局面的一個消息是，這態度造成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大。

是的，在沒有新立法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採取大規模的氣候行動，而只要共和黨繼續把持着眾議院，立法也就不可能。然而奧巴馬總統已經開始通過行政命令限制發電站的排放——這在我們的解決方案里占很大一塊。此舉正挽回美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國際信譽，讓奧巴馬在巴黎可以佔據一個主導地位。

但是，有什麼理由相信協議能真正改變世界的軌跡呢？各國已經同意了一個排放目標，並會對自己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的成敗進行定期評估；但是對沒完成的國家也頂多是加以譴責，沒什麼懲罰措施。

而且，要實現這些排放目標，勢必會損及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因為這意味着全世界剩下的那些化石燃料大部分將留在地下，永不能燃燒。怎樣才能阻止化石燃料行業去收買足夠多的政客，把協議變成一紙空文呢？

在我看來，辦法就在徹底改變了規則的新技術上。

很多人似乎至今都認為，可再生能源是痴人說夢，對我們的未來不會有太大影響。要麼就是聽信了洗腦宣傳那一套，認為這又是自由派在瞎折騰（索林卓！班加西！死亡委員會！）然而，現實是太陽能和風能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了，已經到了無需任何特殊補貼就能跟化石燃料競爭的地步——能源存儲技術的進步讓它們的前景愈發光明。可再生能源還成了用人大戶，現在的用工規模比煤炭產業要大得多。

這場能源革命會帶來兩樣東西。一是大幅削減排放的成本會比此前的樂觀估計還要低——右翼的那些驚悚的警告，以前聽來大多是胡扯，現在就是徹頭徹尾的胡扯了。另外，只要稍加助推——巴黎協議就可以做到——可再生能源就能迅速成就一個新的利益集團，拯救地球在這個集團眼裡是有利可圖的，他們會去制衡科克兄弟(Kochs)之流。

當然，這些隨時有可能搞砸。克魯茲(Cruz)總統或盧比奧(Rubio)總統會毀滅整個協議，等到下一次我們有機會去處理氣候問題的時候，可能已經晚了。

但這並非不可實現。在這樣一個很少看得到希望的領域，巴黎大會的成果讓我們有理由去期待，我不認為這想法很幼稚。說不定我們還有救呢。

實際上，公共建設因投資金額龐大、報酬率偏低、承擔長期風險及成本回收緩慢等財務特性，影響民間參與意願。為提供民間機構參與投資風險之合理溢酬，政府有必要建立誘因機制，合理化計畫收益以提升民間參與投資的意願。

保險產業參與公共建設著眼於收益率，以具穩定現金流量為優先，如高速公路、捷運等。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勢。而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政府已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具民間參與空間者，政府不再編列預算，優先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而為健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2000年所公布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擴大民間參與範圍，以公益性為主之交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業性強之重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公共建設，並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誘因。促參法立法與推動，就是以「為民興利」角度，開放民間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針對保險業而言，依保險法143條規範，除符合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者外，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而依國際會計準則IAS 23公報對於借款成本規定，企業針對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應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成本。原因為建造期間尚無收入，其各項投入屬建設成本，即為達到可使用狀態之支出，俟完工後有業務收入時，該建物或設備再分年攤提費用，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

壽險業以保險資金持有投資性不動產，依保險法規定將部分收取之保費提存責任準備金，利息成分是否可資本化做為投資性不動產成本，目前未有規定。實務上保險業可運用資金主要來自所發行的保單。反觀一般行業需特別舉債，惟其各種可運用資金尚需按期給付孳息且最終需返還。

因此將資本化之成本限於舉債成本，未反映保險業進行類似資產建造之成本，造成金融保險業與一般行業財務缺乏可比較性，影響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之意願。保險業於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言，尚無資本化處理，但基於監理會計之政策考量，可於認許資產與認許權益訂定相關規範承認資本化金額。

同時依主管機關規定，保險業於商品訂價時，應注意檢測各項利潤指標，關於利潤測試時所使用主管機關指定之利率，係依各公司近三年投資報酬率平均值訂定，監理目的在於避免經營不佳的保險公司大量發行虧損之保單。

由於公共建設投入建置時間長且回收較慢的特性，對於經營績效良好之保險公司，若因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公共建設而降低投報率時，將造成商品無法通過利潤測試而影響商品業務之訂價與推展。

因此，為鼓勵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及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可考量產業特性建立誘因政策，如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的資本化，與商品利潤測試得排除建造期之公共建設，以提升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落實公私夥伴的雙贏思維。

(作者為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若論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是先前聯準會的升息步調太過頻繁，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不為過。所以各界之所以會抱持餘悸猶存的恐懼，而將焦點放在聯準會未來的升息步調也屬情有可原。然而筆者認為即便聯準會在近日決定升息，不應視為緊縮動作，而僅是利率正常化。

首先，零利率是用以因應通貨緊縮的極端手段，而美國目前並無通縮疑慮。美國目前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0.2％，但去除能源與食品的核心CPI年增率為1.9％，意味需求帶動的力道顯著，所以不應繼續以零成本的條件來使用資金。

再者，美國目前雖然沒有通縮疑慮，卻也沒有通膨隱憂，所以利率正常化後，也沒有必要啟動激進的升息步調。2004～2006年聯準會升息期間，總共有14個月通貨膨脹率超過2.0％的央行設定上限，也就是通膨壓力相對顯著。而央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穩定物價，所以當時的主席葛林斯潘必須設法壓抑景氣過熱，讓通膨降溫。

現在美國雖然相較其他已開發國家算是復甦順遂，但是動能相當有限。美國供應鏈管理協會發佈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近期雙雙下滑，製造業指數甚至跌到50點的臨界點以下，象徵景氣萎縮。因此美國經濟與其CPI雖然有需求帶動支撐，但是事實上相當脆弱，遑論景氣過熱，現任主席葉倫應該相當清楚美國經濟現況不宜過度樂觀。

而CPI上揚的另一動能是成本推升，在這一方面更顯薄弱。OPEC近日無法達成出口上限共識、美元持續走強、頁岩油業者開採技術不斷突破、美國國內業者對國會施壓希望其同意開放石油出口，以及中國大陸經濟趨緩導致對石油需求下滑等種種因素，讓國際油價迅速回升的可能性減少。反應在美國的CPI，預期2016年仍然不至於造成通膨壓力，所以聯準會升息步調不致於太過頻繁。

至於我國央行在後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操作上算是比美國聯準會積極，從2010年6月起至2011年7月期間已經啟動5次升息，累積相當的政策空間。所以雖然已經在9月降息半碼，但是仍有繼續寬鬆的籌碼。不同的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是隔拆利率，而我國利率政策以調整重貼現率為主，宣示意味較濃。

(作者為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副主任)

可是拿Sunstein或Sandel與Ronald Dworkin或John Rawls 的著述相比，我喜歡後兩人多得多。聽說Cass Sunstein文章被引用次數是Dworkin的兩倍。但是我不認為跨領域之間這引用次數有什麼指標意義。Sunstein著作大量引用經濟學裡行為學派的方法，也常與經濟學家合寫文章。由於經濟學文章在社會科學之間引用較廣，且經濟學文章的論文索引置於文章末尾的傳統，也較法學索引置於各頁備註的方式容易計算引用，故法律經濟文章引用次數較傳統法哲學為多，並不稀奇。

我喜歡Rawls 與Dworkin的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架構宏大、思考完整、論述堪稱圓融一貫。他們勇敢面對大問題、挑戰既有理論、再提出堪稱coherent的圓滿架構。此外，當他們思考理論架構的時候，通常對問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讀他們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會被他們的人文關懷所感染，而由此而得到的體驗，其實更為深刻。即使讀後許久，重拾再閱心中都還有感動。這就是他們學術貢獻偉大之處。

在科學方法論的感染下，現在許多社會學科甚至人文學門的研究，都走向輕薄短小的岔路。他們的著作有一些像Sunstein所描述的「司法極簡主義」：處理的問題不要大、分析的層次不要深、涵蓋的範圍不要廣。這樣的極簡主義，敵人比較少、評審比較不會有負面意見、發表的文章數也會比較多，容易升等，也容易得到學術勳章。某日午餐時我向Sunstein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學術極簡主意」，是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病態產物。

行為經濟學家用實驗方法、賽局分析、資訊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理論，驗證若干人類「不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論證政府有時應該用更積極、更干預的方法，去引導不理性的人，讓結果更為有效率。說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也認為如此的推論失之「極簡」。我認為，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最後的研究結果流於淺窄，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我也認為，政治哲學與法哲學都是幫助我們圓融理解社會的知識架構。司法判決的理論或哲學構思，很像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極盡馳騁、憚精竭慮。他們最終也許在客觀限制下只能屈居淺窄，但是在事前，我不希望他們極簡，更不希望他們在「留給民主體制或政治智慧解決」的虛幻期待下，被鼓勵走上淺、窄的思辨陷阱。

如果一定要為淺而窄的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找理論基礎，我認為John Rawls 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似乎更為貼切。司法判決論述之寬窄深淺，其實是決定於不同意見者之間理念重疊的程度。只要重疊的部分能解決爭議，那就沒有必要去牽拖太深太廣卻沒有共識的部分。在我看來，重疊共識是一種有效率的思辨方式，而不是因為我們更信任司法之外的其他民主環節。

我當然不是因為司法極簡主義與學術極簡主意幾個字的字面演繹，而在此探討Sunstein教授的論點。以下我就Sunstein教授一二推論，做一些討論。關於動物權利保障的論述，Sunstein教授認為，動物不應該承受不必要的痛苦；這個觀點大部分人應該都會同意。但是什麼叫做「痛苦」？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們反對宮刑，因為它永遠剝奪了人的生命繁衍權利與性生活。在歐美，極高比例的寵物是閹割的。當我們對這麼高比例寵物實施閹割，剝奪了他們繁衍的權利與性生活愉悅時，這樣的系統性剝奪權利，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加諸痛苦？這樣算不算侵犯他們的權利？對高比例被閹割的貓狗討論該不該讓他們「痛苦」，我總覺得有點本末錯置。

此外，Sunstein教授似乎也忽略了人類與動物共同演化的歷史。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被人蓄養？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變成人的「寵物」？有科學家說：狗向人類放棄了他們自由的權利，以換取人類穩定提供的食物，或是換得穩定的生存權。這樣算不算是狗狗事前對人類簽署了「自由讓渡同意書」？如果可以這樣想像，那麼從演化上看，「權利讓渡同意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事後，狗狗能不能要求修改呢？如果不能修改，怎樣才算是人類毀約呢？

總之，要深刻認識動物權，一定要先了解動物與竉物的演化歷史。這些歷史不但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有極佳論述，也是當今考古人類學家判定遺址演化階段的重要參考。但是Sunstein教授沒有太多探討，就進入「訴訟代理人」的現代觀念。這樣，似乎是容易進入快速寫作、極簡研究的陷阱。

另外一個我想要探討的Sunstein 著作，就是他的暢銷書《推力》。我在幫該書寫導讀時就指出，作者所謂的「推」，是指經由某位資訊優勢者的提醒，而讓人們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但是，作者雖然臚列了許多輕推情境的條件與原則（例如要留給人們相當的選擇空間），卻始終沒有交待「輕推」這個動作的主詞是誰、受詞又是誰？誰能決定自己是資訊優勢者、自己看得比別人清楚、自己可以決定自助餐菜色的排列、自己是智識優勢者、自己能推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推的人？

在《推力》一書兩位作者所舉的例子中，資訊優勢與理想的選擇方向都非常清楚，此時往哪個方向推，所有人都沒有異議，故輕推一把爭議不大。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有時候資訊優勢並不清楚；往東輕推最後會跑到花蓮、往西輕推最後落點在澎湖，那麼輕推的人幾乎就有主宰結論的生殺權，聽起來有些恐怖。

我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避開前述的「操控」陷阱。導讀（按：《推力》一書）最後，我說「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這就是一本很值得參考的書」，也是一種學術極簡主義式的評論吧！司法與政治之間，我不知道何者更值得信任；但是導讀者與讀者之間，當然更應信任讀者。

面對經濟不景氣，透過QE政府舉債，可以支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其效果則有不同解讀，關鍵在於政府支出能發揮多大乘數效果。凱因斯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大於1（約在1.5）；新古典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小於1（約在0.5）。 哈佛大學教授貝羅（Robert J. Barro）認為，政府支出增加，部分替代了民間消費與投資，故其乘數效果自然不會大。然若政府能夠有效率的從事公共建設、教育投資、科技發展等，短期擴大有效需求，經由乘數效果促進景氣復甦，長期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力，進而增加稅收、健全財政，可謂一舉兩得。反之，若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採取撙節政策為當。何況，持續的量化寬鬆，不斷的發鈔、舉債、赤字融通，極可能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定。

財政撙節主要針對收支長期不平衡的慢性病而發，寄望縮減赤字缺口，降低政府債務，更應朝縮減無效率的支出著手，以免傷害全民福祉。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及巴蘇（Sanjay Basu）在《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政府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經費，包括住宅補貼、食物補貼、失業救濟、老人年金、健康保險等，犧牲國民健康，降低國民生活品質，成為一種失控的撙節。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正義準則在於追求最弱勢者之最大幸福（Maximin criterion）。若是財政撙節對象選擇弱勢團體，顯然有違正義原則。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財政撙節政策，其內容與項目必須慎重評估，選擇具效益且公平的項目推動。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的支出，實在不應該隨意刪減，例如救濟窮人、醫療照顧、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等，不應成為為撙節對象，而是應該徹底檢討績效不彰或浪費的支出項目加以節流。若是政府沒有能力分辨哪些支出應該節流，造成撙節無效及非正義現象，就是典型的政府無能或失靈。

總之，經濟病症診斷、政策工具搭配、執行效果檢視、成本效益評估，均必須慎重為之。其實，政府平時要開源節流、量入為出，遵守財政紀律，追求財政平衡，顧好財政體質，不要有嚴重的財政慢性病；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需要掛急診時，才有舉債空間，擴大政府支出，突破「節儉矛盾」，以期振興經濟。若是平時就已赤字累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時又缺乏舉債空間，財政與經濟之病交相發作，顧此失彼，問題就難以解決。台灣當前情況似已陷入此種困境，爭大位者可有良策？

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分配面GDP，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及間接稅淨額這四項，2014年這四者所佔的比重依序是43.86％、34.62％、16.03％及5.48％，二十年來受僱人員報酬比重明顯下滑，固定資本消耗、營業盈餘比重則明顯升高。

依主計總處甫公布的數據，1989～1995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年年都逾50％，同期間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平均僅29.8％，受僱人員報酬分享了逾半的GDP。好景不常，隨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烏拉圭回合協定生效，全球關稅大幅調降推進了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帶動了全球化生產，全球化生產又催化了工資均等化，台灣置身於全球化，海外投資絡繹於途，是以近二十年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逐漸下滑，至去年已降至43.86％，而營業盈餘則逐年走高，去年達34.62％。

自1995年以來全世界都處於自由化、全球化的環境，台灣面對工資均等化的壓力，其他國家也是，惟他們受僱人員報酬占比雖也下滑，卻沒有像我們降得如此厲害。例如日本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於1995～2013年僅由53.5％降至51.4％；而韓國於1995～2014年也僅由47.6％降至44.6％。

日、韓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二十年來只降了二、三個百分點，我們卻降了七個百分點，這說明同樣受到自由貿易、全球化生產的影響，人家的工資成長率雖然放緩，但卻不像台灣放緩的這麼嚴重，這正是台灣產業附加值率不如人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受僱人員所分享的GDP降低了，而受僱人員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69.2％升至2014年的78.9％。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分餅的人」愈來愈多，但「可分的餅」愈來愈小，平均每位受僱者所分到的報酬份額，二十年的降幅更甚於七個百分點，台灣社會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實非偶然。

近二十年台灣經濟並非沒有成長，實質GDP由1995年新台幣6.88兆元倍增至去年15.5兆元，除以年中人口數，得出人均實質GDP由32.3萬元倍增至66.3萬元，惟同期間的實質薪資（月薪）卻僅由42,266元升至45,494元。二十年間薪資增幅遠遠不及實質GDP的增幅，顯見近年實質薪資的倒退，並非成長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不是經濟沒有成長，而是成長的果實愈來愈多是分配給大股東，分配給受僱勞工的比重愈來愈少，這份GDP分配面統計所反映的正是這件事。

亞洲各國同我們一樣面臨自由化、全球化的問題，也面臨工資均等化的尷尬處境，但人家工資均等化的情況，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我們同樣觀察1995年～2014年這二十年間非農部門平均每月薪資的變化，台灣由1,337美元微升至1,557美元，韓國由1,584美元倍增至3,029美元，香港由1,204美元升至1,836美元，新加坡升幅更驚人，由1,565美元升至3,730美元。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化、自由化所帶來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工資均等化），雖讓亞洲四小龍工資水準受影響，但仍以台灣所受衝擊最大，尤以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更是其他國家聞所未聞。自由化或許有利於經濟成長，但二十年來卻讓台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二輪談判，希望透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進一步自由化來提升競爭力，然而由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可以明白，自由化或許有助於出口，但將使得內需產業、中小企業及農業面臨競爭的壓力。雖然自由化並沒有意圖讓貧富差距擴大，但自由化過程中所引發的產業結構調整、僱用型態改變，若不善加因應，則貧富差距擴大是必然的宿命，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曾說過：「自由化未必能帶來更快的成長或更多的投資…，而且單靠經濟成長也不見得能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執政者一直寄望藉由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整合來提升經濟成長，更期待把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難題，在一次自由化的過程中全然解決，這顯然是對自由化的迷思。證諸歷史，一個沒有策略的自由化，既難以帶動成長，更將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實非全民之福。由新公佈GDP分配面統計二十年來的變化，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才是。

大陸IC產業發展的強烈企圖是兩岸產業競合的新議題，也是台灣產業的嚴峻挑戰。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智能化、工業4.0等自動化、智能化、分散式經濟「因地制宜」經營模式的興起，更會加速產品多元化、客製化等產業重組的趨勢。紫光集團企圖大幅投資台灣封測廠的策略，除了展現了大陸業者的強烈企圖心，更是順應全球的產業趨勢，冀望以一條龍垂直整合市場。

雖然紫光的大動作對台灣IC產業是重大威脅，但在全球以多元化產品為依歸的產業生態裡，台灣勢必難以全面阻擋此趨勢。我們不該以閉關鎖國的心態來面對這個全球趨勢，而應把此轉折視為產業轉型的契機，積極發展另類優勢。

筆者認為，台灣應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下，積極發展以知識服務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業」，以IC產品設計服務、設備服務及融資、技術中介及研發服務、商務應用及市場開發、製程設計服務等項目，發揮台灣在IC產業的知識優勢，融入大陸市場，從以「為人作嫁」的產業代工模式，轉型為知識服務業。

再者，台灣產業結合大陸多元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能有效提升客製化能力，這也是台灣產業界能在全球版圖「劃地稱王」的最佳策略。台灣科技業與其憂心大陸產業的威脅，不如將此壓力轉變為正面思考能量，例如和大陸投資方洽談交換條件，要求適度參與大陸投資方的經營，以提升自主發展客製化產品的能力，實現台灣IC產業經營模式的二度創新。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但一些分析師認為，這種對中國“舊經濟”的關註越來越只能讓人們看清一半現實。

“人們過於看重一些舊指標，如工業產出、鋼鐵產量等。更值得看的是（鐵路）客運相對貨運的增長、在線銷售的增長、電影票房收入的增長，”法國巴黎投資管理公司(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BNPP IP)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學家羅念慈(Chi Lo)說，“傳統宏觀指標反映的現實是扭曲的。”

規模580億美元的鄧普頓全球債券基金(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的經理哈森施塔布對此表示贊同。“中國經濟正在進行再平衡，”他說，“一些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製造業、房地產及地方政府支出——已經停滯或萎縮。”

中國部分工業部門遭遇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正在收縮。

“然而，這些部門只是中國經濟——舊經濟——的一部分。中國的服務業一直在迅速擴張，推動工資上漲並支撐消費。”

BNPP IP的數據顯示，當前，鐵路貨運量正在以超過15%的年率收縮。然而，如圖一所示，客運量正在以幾乎相同的速度增長。

此外，在線銷售收入正在以每年超過50%的速度增長，而電影票房收入增速達到了40%以上。

BNPP IP全球股票業務主管西蒙•羅伯茨(Simon Roberts)說：“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陷入了危機。只是某些假設中國會繼續以過去的速度增長的行業出現了危機。”

這家法國投資管理公司的信心主要來自中國就業數據：盡管官方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2%放緩到6.9%，但就業保持強勁。

此外，如圖二所示，在整體就業數據中，第一產業（包括農業、礦業之類的部門）就業人數已大幅下降，而直至2004年該產業還占了幾乎一半的勞動力。

大量勞動者已轉移至第二產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以及更能說明問題的第三產業，即服務業。

哈森施塔布說：“不斷增長的服務業正在吸收從傳統重工業和製造業分流出的勞動力。隨著整體勞動力增長放緩，服務業的擴大足以維持充分就業。”

從圖三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服務業增長尤其迅速。從1980年僅占經濟的20%多一點開始，服務業如今已占據顯著擴大的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2013年，服務業已超過第二產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正在下降）成為GDP的最大組成部分。

BNPP IP大中華區股票業務主管莫勒(Caroline Yu Maurer)說：“服務業占總體就業的41%，而且還在上升，卻貢獻了2014年GDP增長的63%。”

“雖然工業統計數據不好看，但是（例如）中國航空旅客數量卻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

莫勒認為，這種增長的分化在中國內地股市有明顯體現：與中國舊經濟相關的股票現在的價格與2013年初比幾乎沒有變化，而與新經濟相關的股票（包括中國公司在美上市的美國存托憑證）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

正如圖四所示，BNPP IP狹義定義下的新經濟（僅包括科技、醫療、新能源及環保設備）股票自2013年1月以來已上漲2.5倍。

對中國內地A股市場的投資者而言，這些趨勢的任何延續都將變得越來越有價值。指數提供商MSCI明晟近日決定，將一些中資公司的美國存托憑證納入MSCI明晟中國指數之中，這意味著新經濟在該指數中的權重可能將從26%上升至40%左右。

哈森施塔布預測，201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接近目前6.9%的官方增長數據。羅念慈基本同意這一說法，盡管他表示“在總量上，中國的新（經濟）部門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彌補舊部門，因此中國將不得不保持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確信這一點。投資咨詢機構Ecstrat的約翰-保羅•史密斯(John-Paul Smith)認可服務業增長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自然結果。

但他依然懷疑官方數據。據官方數據，醫療、教育、專業服務和信息產業等“其他”活動占GDP的20%，金融中介活動則占8.5%。

“即使中國經濟的其他領域一直處於困境，這些數據的增長也一直十分強勁，而美國對應的數據分別是24.5%和7.2%，考慮到美國經濟要發達得多，坦白說這看起來很荒謬，”史密斯說。

此外，他認為中國的消費者，乃至中國的服務業，都是依靠註入中國經濟中、越來越大的杠桿人為支撐起來的。而且，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命運是相互關聯的。

“工業部門的硬著陸不僅會影響那些存在破產風險的企業，還會影響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雇員，因為政府和金融機構與那些最脆弱的工業緊密相連，”他說。

“對服務業可能造成的影響，還會使製造業的問題帶來的傷痛從東北等重工業地區蔓延到一二線城市，近年來後者的消費者支出一直在強勁增長。”

換句話說，如果製造業“碰壁，認為消費者支出不會受到重大沖擊絕對是異想天開”。

一些人把中國減少對製造業依賴的再平衡過程和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歷相比。然而，史密斯認為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北京方面正在支撐虧損的工業企業，鼓勵它們出口過剩產能，而不是像英國那樣讓這些企業破產。

他認為，除非必要的縮減通過一輪破產或者時間更長的消耗過程實現，否則不可能判斷中國經濟其他部門的真實情況。

史密斯擔心，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會帶來“重大影響”。他相信，在接下來幾年裡，中國有很高的幾率經歷“驟停”，經濟增長會降至零。

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占比幾達四成。檢視ＥＣＦＡ已生效之早收清單內容中，僅涵蓋五三九項貿易商品，目前雖然是零關稅。但還有高達八十五％項目數的產品，需面對大陸的高關稅，尤其是紡織成衣等傳統產業。

以鞋子為例，目前面對大陸平均為十六．八％的關稅，影響台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透過貨貿協議的簽署，如關稅取消後，對產品行銷大陸將更有幫助。而且這不只是針對主力等出口產業，連傳統中小企業也都可以取得更廣大的市場，對我國就業及薪資都有幫助。

具體的數字，政府最近重新以ＧＴＡＰ經濟模型更新版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在「台灣農工產品關稅調降，但排除管制性農產品，大陸農工產品關稅全降」的假設下，兩岸貨貿協議，我國ＧＤＰ將提高一．六三％（六十四億美元）、總產值增加提高三．一四％（二八五億美元）；總出口增加五．三四％（一四六億美元），總進口也將增加七．三九％（一五六億美元），可以大大幫助突破目前的悶經濟。

雖然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我們很高興看到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已經持續依據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規定，進行國內溝通及協商，以爭取社會的共識。

由於雙邊貿易協定內容必有得有失，相信國人對於此原則也能夠接受。因此，政府必須汲取簽定服貿協議時之經驗，與國內可能受害之產業加強溝通，利用早已匡列的九八二億元支援及救濟方案，及新增列的一百億產業發展基金幫助升級轉型，讓貨貿協議在簽署後順利生效執行，才不致讓我國陷在愁雲慘霧中，錯失提升經濟的機會。

以上個月主辦了第27屆東盟峰會的馬來西亞為例。通過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力對抗所謂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及允許美國海軍使用馬來西亞的跑道起降偵察機並將艦船停靠在馬來西亞的港口，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在穩步提升本國與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中國2013年以來對其水域的逐步侵犯。

不過，納吉布政府否認任何與美國的防務活動的擴展是為了針對北京。事實上，馬來西亞同時也在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軍事關係。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兩國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今年9月，雙方首次在馬六甲海峽舉行聯合實兵演習。這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上個月，馬來西亞准許中國的船隻停靠在南海附近的亞庇——而一個月前，美國「拉森號」驅逐艦(USS Lassen)也曾使用這一港口在中國在該地區建造的人工島嶼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動。

馬來西亞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軍事關係鞏固了兩國本已強健的經濟紐帶。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盟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全球貿易夥伴。上個月，債務纏身的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宣布了一項23億美元的交易，將其電力資產出售給中國的一家國有企業。

但是，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是完全投入了北京的懷抱。它不但繼續藉助與美國的長期關係，還通過以東盟為基礎的論壇和其他一些多邊機構來緩釋中國崛起帶來的風險。

騎牆的國家絕不止馬來西亞。大多數東盟國家（菲律賓除外）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如韓國和澳大利亞，在一些問題上對中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依從，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則予以拒斥。

許多國家與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經貿關係，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在商貿、投資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與中國開展合作。一些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參加了北京主辦的安全對話活動香山論壇。另外，部分國家——韓國、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和泰國——甚至派出代表參加北京在9月舉辦的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儘管美國及其主要盟友的高層官員顯眼地缺席了。

不過，亞洲的中小國家也在嘗試減少依賴中國的風險。印度尼西亞等國拒絕了北京的幾項倡議或者與之保持距離，比如在南海與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提議。越南等國則謹慎回應中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該地區的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東盟牽頭的多邊論壇上提出了這一議題。它們堅持認為，相關水域需要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它們正在儘可能與更多的大國建立軍事聯繫。

這種行為是符合邏輯的。騎牆與其說是為了對抗美國或者中國本身，還不如說是為了應對任何超級大國或崛起中的大國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擔憂美國在該地區承諾的長期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又警惕崛起的中國未來的意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的不確定性。所以對如今的東南亞來說，這是尤其理性的做法。

儘管中小國家的騎牆意味着與各個大國保持距離，然而中國和美國應當歡迎並鼓勵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防止大國兩極化有利於維持地區穩定。另一方面是因為，它確保了東盟的中立，進而確保了它作為一個討論和管理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包容平台的核心地位。迫使或誘使該地區的國家選邊站隊只可能引發不斷對抗的惡性循環，加劇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

華盛頓恐怕無法讓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完全聽命於自己，但對馬來西亞、東南亞地區乃至中國和美國自身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勞動部的高級文官裡，長期以來一直錯誤地、保守地認為：開放就是對勞工不利、封閉就是保障勞工。在這樣錯誤觀念的誤導下，形成了一個派別、一個思想、一股很強的反進步力量。我的觀察不是空穴來風的，讓我舉二個實例說明。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期間，工會及民間團體一直反映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專才想來台工作時，可否把他們照顧子女的保姆也一起帶進來，如此一來，小孩毋須換保姆，就能解決他們家庭上的一大問題。然而此一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及勞動部）的同意。勞工主管機關認為，若這些拿高薪的外國人來台找本國人接替保姆的工作，就能為本國人爭取工作機會，因此，不允許他們把保姆從國外帶進台灣來。

而事實與結果是，這些海外專才就紛紛打退堂鼓，不來台灣，因為，他們的選擇很多，其他國家在這問題上也不為難他們，他們當然不會選擇台灣。我們勞工主管機關一直沒有理解到，為了爭取一名（會說外語的）本國勞工為這些專才擔任保姆的工作（有可能嗎？），實質上已讓我們失去許多外籍專才在台灣，可能為台灣的白領及藍領勞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可能。

其他的例子，如為了不讓在台受完教育的僑外生在台實習，而設定很高的薪資門檻及其他行政上的干擾，讓這些僑外生們「穿小鞋」，知難而退，也技巧性地打臉當時行政院江院長開放的政策指示。此事，在毛院長任內，不斷地再親自與勞動部「溝通」後，才算有所突破，由此可見此事開放過程中的「不易」。

勞動部可自外於國際情勢嗎？可自外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嗎？當然是不可以的，但勞動部為何長期以來就能如此保守而能自外於國家競爭力提升中的一環？此無它，我們的政府、政黨、長官都迷信：保護勞工就一定會對勞工好、就一定能有選票，其實，不當的保守與錯誤的政策下所造成的22K，是絕對沒有選票的。

為此，在人才外流的對應政策上，我主張應有下述的積極思維：在「人才走進來」，與「人才走出去」的取捨間，為了不讓本地的人才流失，我們不但應該接受，並且也應歡迎國外的人才能多多地走進來，讓他們樂於來台，與我們本國人才一齊在台工作。若人才進來的少，我們自己人被人挖走的就會多，相對的，若人才進來的多，我們自己人才被挖走的就會少。這是個猶如蹺蹺板般地微妙關係，我們不可不察。為此，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應在外國人才在台友善工作環境的塑造。

同樣地在不久前的「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一）以每年25萬人次的白領專才來台工作為國家的目標，調整相關政策，務求達標。

（二）積極延攬優秀來台就學的華裔及留學生在台工作。再者對國外專才的家人、子女工作及就學環境的改善也應就法令及相關制度作修正。

（三）強化彈性薪資並建立二軌的退休金給付制，以利外籍專才在台工作。

其實在這件重要的工作上，除勞動部以外，它仍須各部會如教育部、內政部、銓敘部等各單位通力合作才能克竟其功，在此，同樣地借用近日歐洲商會的一句話，政府中須要一個「沙皇」才能推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