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IC產業發展的強烈企圖是兩岸產業競合的新議題，也是台灣產業的嚴峻挑戰。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智能化、工業4.0等自動化、智能化、分散式經濟「因地制宜」經營模式的興起，更會加速產品多元化、客製化等產業重組的趨勢。紫光集團企圖大幅投資台灣封測廠的策略，除了展現了大陸業者的強烈企圖心，更是順應全球的產業趨勢，冀望以一條龍垂直整合市場。

雖然紫光的大動作對台灣IC產業是重大威脅，但在全球以多元化產品為依歸的產業生態裡，台灣勢必難以全面阻擋此趨勢。我們不該以閉關鎖國的心態來面對這個全球趨勢，而應把此轉折視為產業轉型的契機，積極發展另類優勢。

筆者認為，台灣應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下，積極發展以知識服務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業」，以IC產品設計服務、設備服務及融資、技術中介及研發服務、商務應用及市場開發、製程設計服務等項目，發揮台灣在IC產業的知識優勢，融入大陸市場，從以「為人作嫁」的產業代工模式，轉型為知識服務業。

再者，台灣產業結合大陸多元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能有效提升客製化能力，這也是台灣產業界能在全球版圖「劃地稱王」的最佳策略。台灣科技業與其憂心大陸產業的威脅，不如將此壓力轉變為正面思考能量，例如和大陸投資方洽談交換條件，要求適度參與大陸投資方的經營，以提升自主發展客製化產品的能力，實現台灣IC產業經營模式的二度創新。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但一些分析師認為，這種對中國“舊經濟”的關註越來越只能讓人們看清一半現實。

“人們過於看重一些舊指標，如工業產出、鋼鐵產量等。更值得看的是（鐵路）客運相對貨運的增長、在線銷售的增長、電影票房收入的增長，”法國巴黎投資管理公司(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BNPP IP)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學家羅念慈(Chi Lo)說，“傳統宏觀指標反映的現實是扭曲的。”

規模580億美元的鄧普頓全球債券基金(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的經理哈森施塔布對此表示贊同。“中國經濟正在進行再平衡，”他說，“一些傳統的經濟增長引擎——製造業、房地產及地方政府支出——已經停滯或萎縮。”

中國部分工業部門遭遇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正在收縮。

“然而，這些部門只是中國經濟——舊經濟——的一部分。中國的服務業一直在迅速擴張，推動工資上漲並支撐消費。”

BNPP IP的數據顯示，當前，鐵路貨運量正在以超過15%的年率收縮。然而，如圖一所示，客運量正在以幾乎相同的速度增長。

此外，在線銷售收入正在以每年超過50%的速度增長，而電影票房收入增速達到了40%以上。

BNPP IP全球股票業務主管西蒙•羅伯茨(Simon Roberts)說：“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陷入了危機。只是某些假設中國會繼續以過去的速度增長的行業出現了危機。”

這家法國投資管理公司的信心主要來自中國就業數據：盡管官方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已從12%放緩到6.9%，但就業保持強勁。

此外，如圖二所示，在整體就業數據中，第一產業（包括農業、礦業之類的部門）就業人數已大幅下降，而直至2004年該產業還占了幾乎一半的勞動力。

大量勞動者已轉移至第二產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以及更能說明問題的第三產業，即服務業。

哈森施塔布說：“不斷增長的服務業正在吸收從傳統重工業和製造業分流出的勞動力。隨著整體勞動力增長放緩，服務業的擴大足以維持充分就業。”

從圖三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服務業增長尤其迅速。從1980年僅占經濟的20%多一點開始，服務業如今已占據顯著擴大的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2013年，服務業已超過第二產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正在下降）成為GDP的最大組成部分。

BNPP IP大中華區股票業務主管莫勒(Caroline Yu Maurer)說：“服務業占總體就業的41%，而且還在上升，卻貢獻了2014年GDP增長的63%。”

“雖然工業統計數據不好看，但是（例如）中國航空旅客數量卻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

莫勒認為，這種增長的分化在中國內地股市有明顯體現：與中國舊經濟相關的股票現在的價格與2013年初比幾乎沒有變化，而與新經濟相關的股票（包括中國公司在美上市的美國存托憑證）的價格幾乎翻了一番。

正如圖四所示，BNPP IP狹義定義下的新經濟（僅包括科技、醫療、新能源及環保設備）股票自2013年1月以來已上漲2.5倍。

對中國內地A股市場的投資者而言，這些趨勢的任何延續都將變得越來越有價值。指數提供商MSCI明晟近日決定，將一些中資公司的美國存托憑證納入MSCI明晟中國指數之中，這意味著新經濟在該指數中的權重可能將從26%上升至40%左右。

哈森施塔布預測，2016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接近目前6.9%的官方增長數據。羅念慈基本同意這一說法，盡管他表示“在總量上，中國的新（經濟）部門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彌補舊部門，因此中國將不得不保持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確信這一點。投資咨詢機構Ecstrat的約翰-保羅•史密斯(John-Paul Smith)認可服務業增長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自然結果。

但他依然懷疑官方數據。據官方數據，醫療、教育、專業服務和信息產業等“其他”活動占GDP的20%，金融中介活動則占8.5%。

“即使中國經濟的其他領域一直處於困境，這些數據的增長也一直十分強勁，而美國對應的數據分別是24.5%和7.2%，考慮到美國經濟要發達得多，坦白說這看起來很荒謬，”史密斯說。

此外，他認為中國的消費者，乃至中國的服務業，都是依靠註入中國經濟中、越來越大的杠桿人為支撐起來的。而且，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命運是相互關聯的。

“工業部門的硬著陸不僅會影響那些存在破產風險的企業，還會影響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雇員，因為政府和金融機構與那些最脆弱的工業緊密相連，”他說。

“對服務業可能造成的影響，還會使製造業的問題帶來的傷痛從東北等重工業地區蔓延到一二線城市，近年來後者的消費者支出一直在強勁增長。”

換句話說，如果製造業“碰壁，認為消費者支出不會受到重大沖擊絕對是異想天開”。

一些人把中國減少對製造業依賴的再平衡過程和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歷相比。然而，史密斯認為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北京方面正在支撐虧損的工業企業，鼓勵它們出口過剩產能，而不是像英國那樣讓這些企業破產。

他認為，除非必要的縮減通過一輪破產或者時間更長的消耗過程實現，否則不可能判斷中國經濟其他部門的真實情況。

史密斯擔心，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會帶來“重大影響”。他相信，在接下來幾年裡，中國有很高的幾率經歷“驟停”，經濟增長會降至零。

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占比幾達四成。檢視ＥＣＦＡ已生效之早收清單內容中，僅涵蓋五三九項貿易商品，目前雖然是零關稅。但還有高達八十五％項目數的產品，需面對大陸的高關稅，尤其是紡織成衣等傳統產業。

以鞋子為例，目前面對大陸平均為十六．八％的關稅，影響台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透過貨貿協議的簽署，如關稅取消後，對產品行銷大陸將更有幫助。而且這不只是針對主力等出口產業，連傳統中小企業也都可以取得更廣大的市場，對我國就業及薪資都有幫助。

具體的數字，政府最近重新以ＧＴＡＰ經濟模型更新版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在「台灣農工產品關稅調降，但排除管制性農產品，大陸農工產品關稅全降」的假設下，兩岸貨貿協議，我國ＧＤＰ將提高一．六三％（六十四億美元）、總產值增加提高三．一四％（二八五億美元）；總出口增加五．三四％（一四六億美元），總進口也將增加七．三九％（一五六億美元），可以大大幫助突破目前的悶經濟。

雖然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我們很高興看到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已經持續依據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規定，進行國內溝通及協商，以爭取社會的共識。

由於雙邊貿易協定內容必有得有失，相信國人對於此原則也能夠接受。因此，政府必須汲取簽定服貿協議時之經驗，與國內可能受害之產業加強溝通，利用早已匡列的九八二億元支援及救濟方案，及新增列的一百億產業發展基金幫助升級轉型，讓貨貿協議在簽署後順利生效執行，才不致讓我國陷在愁雲慘霧中，錯失提升經濟的機會。

以上個月主辦了第27屆東盟峰會的馬來西亞為例。通過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協力對抗所謂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及允許美國海軍使用馬來西亞的跑道起降偵察機並將艦船停靠在馬來西亞的港口，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在穩步提升本國與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回應中國2013年以來對其水域的逐步侵犯。

不過，納吉布政府否認任何與美國的防務活動的擴展是為了針對北京。事實上，馬來西亞同時也在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軍事關係。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兩國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今年9月，雙方首次在馬六甲海峽舉行聯合實兵演習。這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上個月，馬來西亞准許中國的船隻停靠在南海附近的亞庇——而一個月前，美國「拉森號」驅逐艦(USS Lassen)也曾使用這一港口在中國在該地區建造的人工島嶼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動。

馬來西亞與中國更加緊密的軍事關係鞏固了兩國本已強健的經濟紐帶。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盟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全球貿易夥伴。上個月，債務纏身的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宣布了一項23億美元的交易，將其電力資產出售給中國的一家國有企業。

但是，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是完全投入了北京的懷抱。它不但繼續藉助與美國的長期關係，還通過以東盟為基礎的論壇和其他一些多邊機構來緩釋中國崛起帶來的風險。

騎牆的國家絕不止馬來西亞。大多數東盟國家（菲律賓除外）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如韓國和澳大利亞，在一些問題上對中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依從，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則予以拒斥。

許多國家與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經貿關係，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在商貿、投資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與中國開展合作。一些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參加了北京主辦的安全對話活動香山論壇。另外，部分國家——韓國、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和泰國——甚至派出代表參加北京在9月舉辦的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儘管美國及其主要盟友的高層官員顯眼地缺席了。

不過，亞洲的中小國家也在嘗試減少依賴中國的風險。印度尼西亞等國拒絕了北京的幾項倡議或者與之保持距離，比如在南海與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提議。越南等國則謹慎回應中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該地區的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在東盟牽頭的多邊論壇上提出了這一議題。它們堅持認為，相關水域需要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它們正在儘可能與更多的大國建立軍事聯繫。

這種行為是符合邏輯的。騎牆與其說是為了對抗美國或者中國本身，還不如說是為了應對任何超級大國或崛起中的大國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擔憂美國在該地區承諾的長期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又警惕崛起的中國未來的意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的不確定性。所以對如今的東南亞來說，這是尤其理性的做法。

儘管中小國家的騎牆意味着與各個大國保持距離，然而中國和美國應當歡迎並鼓勵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防止大國兩極化有利於維持地區穩定。另一方面是因為，它確保了東盟的中立，進而確保了它作為一個討論和管理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包容平台的核心地位。迫使或誘使該地區的國家選邊站隊只可能引發不斷對抗的惡性循環，加劇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

華盛頓恐怕無法讓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完全聽命於自己，但對馬來西亞、東南亞地區乃至中國和美國自身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勞動部的高級文官裡，長期以來一直錯誤地、保守地認為：開放就是對勞工不利、封閉就是保障勞工。在這樣錯誤觀念的誤導下，形成了一個派別、一個思想、一股很強的反進步力量。我的觀察不是空穴來風的，讓我舉二個實例說明。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期間，工會及民間團體一直反映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專才想來台工作時，可否把他們照顧子女的保姆也一起帶進來，如此一來，小孩毋須換保姆，就能解決他們家庭上的一大問題。然而此一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及勞動部）的同意。勞工主管機關認為，若這些拿高薪的外國人來台找本國人接替保姆的工作，就能為本國人爭取工作機會，因此，不允許他們把保姆從國外帶進台灣來。

而事實與結果是，這些海外專才就紛紛打退堂鼓，不來台灣，因為，他們的選擇很多，其他國家在這問題上也不為難他們，他們當然不會選擇台灣。我們勞工主管機關一直沒有理解到，為了爭取一名（會說外語的）本國勞工為這些專才擔任保姆的工作（有可能嗎？），實質上已讓我們失去許多外籍專才在台灣，可能為台灣的白領及藍領勞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可能。

其他的例子，如為了不讓在台受完教育的僑外生在台實習，而設定很高的薪資門檻及其他行政上的干擾，讓這些僑外生們「穿小鞋」，知難而退，也技巧性地打臉當時行政院江院長開放的政策指示。此事，在毛院長任內，不斷地再親自與勞動部「溝通」後，才算有所突破，由此可見此事開放過程中的「不易」。

勞動部可自外於國際情勢嗎？可自外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嗎？當然是不可以的，但勞動部為何長期以來就能如此保守而能自外於國家競爭力提升中的一環？此無它，我們的政府、政黨、長官都迷信：保護勞工就一定會對勞工好、就一定能有選票，其實，不當的保守與錯誤的政策下所造成的22K，是絕對沒有選票的。

為此，在人才外流的對應政策上，我主張應有下述的積極思維：在「人才走進來」，與「人才走出去」的取捨間，為了不讓本地的人才流失，我們不但應該接受，並且也應歡迎國外的人才能多多地走進來，讓他們樂於來台，與我們本國人才一齊在台工作。若人才進來的少，我們自己人被人挖走的就會多，相對的，若人才進來的多，我們自己人才被挖走的就會少。這是個猶如蹺蹺板般地微妙關係，我們不可不察。為此，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應在外國人才在台友善工作環境的塑造。

同樣地在不久前的「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一）以每年25萬人次的白領專才來台工作為國家的目標，調整相關政策，務求達標。

（二）積極延攬優秀來台就學的華裔及留學生在台工作。再者對國外專才的家人、子女工作及就學環境的改善也應就法令及相關制度作修正。

（三）強化彈性薪資並建立二軌的退休金給付制，以利外籍專才在台工作。

其實在這件重要的工作上，除勞動部以外，它仍須各部會如教育部、內政部、銓敘部等各單位通力合作才能克竟其功，在此，同樣地借用近日歐洲商會的一句話，政府中須要一個「沙皇」才能推動的了。

此次台積電是以獨資形式在大陸設廠，同時將最先進的製程技術、最主要的生產與研發基地都還放在台灣，以保護其高端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然而，隨著紅色供應鏈的成形與有計畫的企業間購併，未來兩岸產業將面臨既競爭又合作的局面，以兩岸經濟規模量體的懸殊差距，台灣必須及早因應規畫，以避免科技產業的出走與全面的空洞化。

企業間的競爭合作純為商業行為，廠商自會妥善保護其核心技術，最擔心的是市場規範失靈，造成不當的市場競爭，此又通常與錯誤的政府政策有關。跨境投資應該被鼓勵，如此次台積電的大陸投資，可以就近服務市場擴大商機，同時也可以把保持領先的技術根留台灣，更可能因市場的擴大而增加對台灣的擴廠與就業。

如政府誤以為直接干預，不准業者去大陸投資就可以防止技術外流，則往往適得其反，不能跨境投資，整個產業可能因市場磁吸效應而整體外移，而對方也會採惡性挖角的方式將關鍵人物或整個研發團隊人才挖走，更別忘了擁有先進技術的其他外商也躍躍欲試。故禁止跨境投資的結果是徒然喪失大好的商機，更可能造成產業空洞化與人才的流失。

未來兩岸產業在大陸市場的發展，應該維持公平競爭與鼓勵分工合作，由於中國大陸是計畫型的市場經濟，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導是首要，要充分掌握大陸的政策走向，兩岸的產業合作只有透過兩岸頂層設計的制度性安排才能克竟其功，包括國民待遇的市場准入，避免惡性競爭，如重複投資、惡意購併與挖角等不當商業行為的規範。只有在透明的制度規範下，針對未來的發展有計畫地進行兩岸產業分工合作，才能為兩岸創富的同時也建立互信，更可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奠定基礎。（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回顧1995年亞洲地區約有500個經濟特區，如今數量增至4,300個且遍及130國。然而，亞洲出口貿易成長速度依舊比不上整體經濟成長腳步，使亞銀呼籲各國應持續增加經濟特區。

亞銀報告指出，占亞洲整體出口額比重高達60％的半成品出口額在去年下滑2.6％，同一期間亞洲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總計成長5％。儘管經濟特區數量增加10％僅推動製造業出口成長1.1％，但亞銀強調經濟特區對亞洲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比字面上更廣泛。

亞銀表示：「經濟特區不僅有助創造就業，還能推動出口成長並吸引更多外來直接投資，儘管偶爾有策略不當導致成果不彰的情況發生。此外，經濟特區也是各國測試經濟政策與實施結構改革的絕佳場所，有助整體區域經濟突破發展瓶頸。」

去年亞洲各大經濟特區除了吸引亞洲以外資金流入之外，亞洲各國對彼此的投資額也相當可觀。去年日本在亞洲的主要投資對象包括澳洲、印尼及中國，投資額分別是95億美元、94億美元及85億美元。

放眼未來，亞銀預期亞洲經濟特區將進一步促進各國服務業出口成長。亞銀表示：「諸如物流、金融及資訊科技等服務領域將是未來經濟特區主要貿易項目，呼應各國GDP及貿易額當中服務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的趨勢。」

中國官媒《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報道習近平此次巴黎講話的開篇強調了這一壓力，文中寫道：

12月1日，北京遭遇了今冬以來最嚴重的霧霾污染。空氣質量、氣候變化由此再次成為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呼喚“藍天新常態”。

但這種轉變背後還有更根本的原因，一直以來尚未受到公眾註意。媒體關於中國新出爐的五年計劃(2016—2020)的大多數報道都集中於中國結束一胎化政策的公告。當然，這對人們的個人生活非常重要，但從現實來看該政策不會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產生太大影響。聯合國人口司(UN Population Division)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58，與整個東亞地區水平完全一致。

這份五年計劃的真正關鍵之處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它是中國經濟根本轉變的一份藍圖：

• 計劃的目標是告別此往以低成本製造業和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型增長模式

• 習近平希望轉而鼓勵發展基於移動互聯網的服務業拉動型經濟

這意味著全球金融危機後曾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那種刺激式支出將畫上句號。因此，刺激政策“大解除”(the Great Unwinding)將會延續，正如我們在8月曾討論過的。

相反，“十三五”規劃聚焦於四個關鍵領域——創新；綠色中國；加快開放；持續改革——以及反腐運動新階段。其中的建議將在未來5年主導中國政府的計劃，並為中國的發展確立政策重點。將創新提升至戰略重點的高度格外引人註目——在此前的五年規劃中，創新從未被賦予如此突出的位置。歷史經驗可以證明，這些政策重點極有可能實現，因為整個行政系統都將專註於貫徹這些政策。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要在全球經濟明顯表現欠佳之際嘗試進行這種伴有風險的轉型呢？答案就包含在下麵的圖表中，它展現了諾貝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繪制的路線圖，用於闡明一國的身份從新興市場過渡到發達國家的四個階段：

劉易斯提出了他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處於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國家通常會遭遇這種陷阱。

• 起初，隨著農村人口遷移到城鎮，新興經濟體在工業化初期實際上可以“搭便車”，一切進展順利

• 在農村，這些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主要集中在種植和收獲的季節。但在城市，他們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

隨著鄧小平發起的改革讓中國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中國的增長遵循了劉易斯的模型，從初級生產過渡到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隨著2.78億農民開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向城市移民進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曾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速。

但如今，“便車”已經搭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力人口數量自201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即使新的人口政策能夠從根本上提高出生率，這些嬰兒還需要25年時間，才能進入25至54歲的財富創造者群體，屆時他們的支出和收入才具有顯著意義。

因此，中國別無選擇，只能拋棄“舊常態”經濟，轉而專註於打造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和服務業拉動型經濟。因此，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將採取新的刺激措施激活這些領域只是一廂情願。相反，創新驅動的基本前提是向新常態的加速轉型。

因此，中國經濟此前的關鍵部分——如耗電量、銀行貸款發放量及鐵路貨運量（所謂“李克強指數”）——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指標的衡量作用越來越小。同樣，正如我們9月所寫道的：向新常態轉型意味著全球大宗商品超級泡沫的結束。

未能認識到中國向經濟新常態轉型重要性的企業和投資者，在2016年將遭遇越來越多的困難。

大陸IC設計產業在政府政策和市場驅動兩個有利因素的結合下，近來成長非常快速。其中，為了要於2015年達到晶片自給率30%的階段性目標，大陸官方已祭出多項的IC設計業優惠措施，大大提升了大陸業者的競爭優勢。雖然大陸目前整體水準還落後於美國和台灣，但其生產及技術實力已明顯進步。而且，大陸又擁有實力強大的品牌系統商，未來若進一步結合，將可能形成堅實的結構性障礙。

目前台積電主要代工客戶包括輝達、高通、德州儀器與博通等晶片大廠，並且還製造包括蘋果iPhone及三星Galaxy等行動裝置的觸控面板、行動網路等相關零組件。相信台積電赴大陸設12吋晶圓廠除意在就近服務客戶外，也有可能同時培養具有潛力的新客戶。

其次，台積電赴大陸投資也有運用大陸半導體人才的動機。台積電已在台灣為了爭取與培養半導體人才，與台、成、清、交等名校合作，設立半導體學院以培育所需的人才。過去台積電亦與成大、高雄大簽訂產學合作──「術業培育計畫」，期望透過業界與學校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培植半導體產業所需之優質人才，共創產學互利的雙贏目標。

之後，台積電曾向馬英九總統反映台灣高階半導體人才缺口多達5000人，需才孔急的窘況。馬總統已指示教育部盡速協助處理相關問題，進而催生出交大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國際育才計畫，鎖定印度、印尼、越南及馬來西亞等地的人才，來台就學和就業。台積電在大陸擴廠選在南京市，除當地政府的合作意願外，主要是南京位於長江三角洲，具地理與交通優勢，在過去幾年已逐漸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且就近有優秀、豐沛的工程技術人才。

目前台積電已依法規向投審會申請赴中國大陸投資，未來需關注其企業發展的需求，尤其在開發新市場、新客戶與使用當地人才方面。我們也相信台積電會妥善處理兩岸研發任務與屬性的區隔，在保證企業發展之餘，也能確保台灣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重要的地位。（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

這句話所顯示的心理，頗能呼應日本安倍首相於2013年2月在美國智庫CSIS演講中所埋藏的一句話，Japan must remain the leading promoter of rules.（日本要做貿易規則的領頭制定者）。簡單言之，主導規則的制定才能維護本身長遠的利益。

依太平洋東西岸兩位領導人的說法，可以了解為何我於2013年9月在「如果金溥聰只要做一件事」專欄文章中的懇切建議，期盼金大使以說服美國邀台灣參加TPP談判為其第一也是唯一的要務。

由TPP的發展史及美國於2013年4月邀日本加入TPP談判的變化，可以看出美國對新增談判對象的主導性，更可了解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訂，比追隨他人主導的規則具有更高的優勢。

2011年時，台灣兩黨總統候選人在TPP內容尚未具體浮現前，就都以加入TPP為共同政見，顯見就大戰略而言，兩黨均早已體認TPP的重要性。11月上旬TPP內容公布後，各方褒貶不一，不過國際貿易本來就是以比較利益為基礎，在give and take的談判下，有所取捨也非意外。

但是其中涉及藥品專利（專屬）的議題，相信會成為各成員國核准協議內容時的一大爭議。我一向認為專利的過度保護，不但不能促進創新，反而會妨礙創新。而藥品的專利，又涉及人命、健康，甚至已升格為哲學層次，比較不容易以單純經貿眼光看待。

諾貝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早年在談論專利（尤其是藥品專利時）曾經有一句名言：「知識就像蠟燭，一根蠟燭點燃另一根時，不會減少本身的亮度」，這說法不是要廢止專利制度，而是說創意的分享，才是創設專利、鼓勵創新推動經濟進步的本意。

然而專利制度發展至今，專利保護已有走火入魔之虞。甚至由於專利體系中產生所謂「寄生環境」（parasitic ecology），許多專利「專家」吸附於發明家或創新者之上，極盡擴大專利的範圍，失去引導創新的動能，甚至還因此阻礙「附加創新」（extra innovation）或阻卻創新是以往創意「巧妙組合或延伸」的特性。

專利「專家」在寄生的誘因下，甚至協助業者以一些「新」但無「創」意的想法，申辦專利，反造成整體業界的緩慢進展。經濟學人雜誌曾以蘋果公司「圓角的矩形平板」（rectangle tablets with rounded corners）不應賦予專利為例，說明專利生態體系的詭異。

藥品用以治療疾病、挽救生命、恢復健康，理應大量向外界散播知識、藥理，以期救人救世。但另一方面因為藥品研發乃至上市，時間較長，投資龐大，為鼓勵新藥研發，許多國家乃提供20年的專利保護。

此次TPP談判在最後階段爭議較多的則不僅是藥品專利的保護，而更是專利到期後的資料專屬（Data Exclusivity）保護乃至市場專屬問題。

美國原期望20年的藥品專利加上12年的資料專屬，形成市場進入的重大障礙，以保護其本國藥廠，但此舉勢必增加各國健保負擔，而且對價廉救人學名藥的問世，產生拖延效果，因此在澳洲的力爭下，改為5年的資料專屬，談判順利落幕。

台灣加入TPP，已經錯失第1輪談判參與制訂規則的機會，在第2輪申請入會的天生劣勢下，恐怕還要注意目前協議有關藥品專利與我國藥事法第42條之2的差距以及量化後的影響。畢竟某些人士關心的豬肉是可以拒吃的，而救命的藥品儘管高價，恐怕還是搶著要吃的。

在2015騰訊財經年會上，國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今年大陸投資持續衰退，房地產、製造業投資持續探底，若供給側產能投資能更有效率，將為見底創造條件，市場預期會發生變化。

王一鳴表示，供給側結構越來越不適宜市場需求側的變化，住和行的需求慢慢飽和，且需求正在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方向轉型，但是供給結構還是老的，他坦言，這個結構調整很難。

他建議，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特別是要能解決占用大量資源的殭屍企業，如何讓要素和資源重新再配置是關鍵一環。要讓資源從低效率領域轉移高效領域，從已過剩領域轉移到需求更大的領域。

陸中央經濟會議 2016定調穩實改鬆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本月中旬舉行，大陸官媒報導，會議將以「穩、實、改、鬆」為二○一六年大陸經濟工作重點和宏觀政策走向定調，而「供給側改革」將是這次會議的亮點。

大陸證券時報、經濟參考報等媒體報導，穩增長仍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議題。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明年大陸經濟政策的發力點，還是穩增長和保增長。他預估，明年上半年將有一系列政策推出，以調動地方和各部門的積極性。

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認為，庫存和產能過剩問題，將使大陸經濟繼續面向下行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能會推出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

「實」則是在供給側改革將出實招。十一月十日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強調在供給側加強改革、提高品質和效率。「供給側改革」也成為中共高層最近經常提到的新經濟用語。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波預測，「供給側改革」的說法還會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體現，但不會局限於某個行業的改革，而會涉及到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改革方向明確，如何將改革落地，是下一步工作的難點。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觀點相同，他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領域也將重點解決矛盾比較明顯的地方。諸如：降低過剩產能、改革壟斷行業等方面。

此外，未來五年大陸穩定經濟增長政策會更多寓於改革之中，因而繼續深化改革，也將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俞平康指出，結構改革是目前經濟工作中最重要的議題，但考慮到經濟刺激可能會延緩經濟結構改革的步伐，「中央經濟工作工作會議最重要的關注點是如何把握好結構調整和經濟刺激的關係」。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story/7333/1363278-%E4%B8%AD%E5%A4%AE%E7%B6%93%E6%BF%9F%E6%9C%83%E8%AD%B0-2016%E5%AE%9A%E8%AA%BF%E7%A9%A9%E5%AF%A6%E6%94%B9%E9%AC%86

另參人民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jinji/222/2322/

近期中國經濟成長腳步趨緩，連帶影響中非經貿關係。去年中非貿易額才突破2200億美元，今年前3季卻出現近兩成的降幅，中國對非投資也減少4成，西方國家判斷，中非經濟關係退化，很可能因而影響雙方戰略合作關係。但習近平這次大動作承諾3年內將對非洲投資工農、基礎設施、金融、減貧、安全合作等總值600億美元的10大建設，進一步規畫與非洲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顯示北京不受經濟成長趨緩影響，決心貫徹習近平2013年3月訪非時倡議的「正確義利觀」，堅守「真、實、親、誠」4字箴言的對非政策。

中國對非政策長期受到西方國家質疑，最常見的批評詞彙是「搶占非洲資源」、「新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或「破壞生態環境」等。近年來，美、歐、日、印度已積極建立對非合作機制，與中國競爭對非洲的主導權和影響力。

中國自上個世紀末開始在非洲默默耕耘，本世紀初規畫每3年（輪流）召開「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雙方迄今已建構多形式、多領域的對話機制。北京揚棄西方帝國主義當年用槍炮征服非洲，改為資金與基礎建設援助非洲，建立定期檢討政策成果的規範，遠遠超出西方國家。2000年的中非貿易額僅達百億美元，北京在15年內把雙邊貿易額提升至2200億，中國銀行對非洲企業的貸款額往往超過世銀的能力，逼使輿論急著呼籲美國調整對非經援模式。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西方對非援助的承諾與金額已明顯減少，以往推動減貧和永續發展的援助重點，出發點多為預防（或解決）衝突，創造非洲和平發展的環境，亦是為防範非洲輸出不穩定亂源。西方和平的安全觀、善治、民主與人權、催化區域經濟整合的援助前提要件，自然難敵中國對非洲不附帶特定條件的援助方式。

非洲國家複製「中國模式」的意願強烈，它也是北京與美歐日等強權競逐非洲的優勢。習近平此行或非扮演「耶誕老人」的角色，而是落實「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呈現北京「濟弱扶傾」與「合作共用」的外交思維。

即便攸關在非洲的龐大經貿、能源和戰略利益，北京以往多被動涉入非洲安全事務，甚少直接干預當事國的內政。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已傾向積極扮演調解非洲衝突的角色，依個案採取不同的危機處理方式。從派特使調解蘇丹達佛衝突、催生聯合國維和任務、派艦至亞丁灣護航、成功調停民主剛果與盧安達的衝突、派遣維和部隊進駐南蘇丹，至考慮在吉布地建設海軍補給基地，顯示北京已開始思考強化參與非洲安全事務的深度及廣度。

2012年7月的第五次「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上，胡錦濤倡議建構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強調的正是「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夥伴關係」，有意提供非盟執行非洲維和任務、建設常備軍、培訓安全事務官員等項目的金援。今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的演講，重申和平發展的路線外，更主動表態中國願承擔維和重任，承諾將提供8千名正規部隊，待命執行聯合國的維和行動，5年內還將提供非洲聯盟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設立為期10年總金額10億美元的和平發展基金。

中國深化對非經濟與安全關係具有3重戰略意涵：有助於北京致力於和非洲共圓復興夢的國際形象；確保自身在非洲、中東的經濟與戰略利益；深化非洲安全事務有助於強化遠洋作戰能力，進而牽制美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部署。中國在非洲採取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合作路徑，將為非洲地區國家開創不同的命運。

這中間只有一家媒體記者做了查證，意外發現了事實真相。主要是因為去年10月間頂新案瀰漫的社會氛圍下，台大食科所決定主動跟頂新解約並終止合作，台大食科所背景的員工和實習生因合約解除而離職，並非如爆料者所指，是因為法官的無罪判決所引發的後續報復與扺制，頂新也不是無理革除具台大食科所背景員工。更離譜的是，這位所謂助理教授並非食科所教師。

這樁事件的始末，有幾點徵候確實令人有些不安。首先，鬧了這麼大的新聞，從頭到尾竟只有一位記者鍥而不捨地查證到底，而且就算查證到真相，也沒有多少人理會，其他的記者幾乎就是依著臉書內容照抄，顯見在媒體芸芸眾生中，這位查證的記者只是罕見的例外，其餘記者都習於只引述而不查證，爆料的內容有錯，全部報導就跟著一起錯到底。但是，針對消息來源進行查證，本來不就是媒體記者的基本動作嗎？何以如今在引述社群媒體的內容時，竟自動省去了這個基本動作呢？

主流媒體記者一面倒依賴社群媒體內容的另一項負面效應，是它提供了有心人士操弄媒體的空間，特別是當媒體記者越來越偷懶，越來越對社群媒體的內容不經查證地照單全收時，那麼很自然就會出現若干訊息供應的平台，藉由訊息操縱主導大眾媒體的走向。例如最近幾年在Ptt鄉民百科中就特別有置放一個「記者快來抄」的欄目，提供鄉民釋出各種訊息，公開召喚記者上網來引述、甚至來抄襲。而臉書平台上也發展出一個熱門社團自稱「爆料公社」，專門提供各種內幕與所謂的八卦，供主流媒體引述。而確實已有不少記者每天盯著這些平台在發新聞。這些訊息中當然存在著有新聞價值的內容，但也有不少內容根本是捕風捉影，甚至是憑空杜撰的，如果完全不加查證，等於就是聽任這些錯新聞、假新聞的流傳！

西方學界與業界很早就警覺社群媒體在訊息傳布上的威力，有心人士如何可以藉由部落格、推特與臉書的交互為用，逐步全面掌控主流媒體的議程，特別是一個經過刻意打造出的訊息，可以透過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交互為用，將一項經包裝過的訊息迅速而有效的傳遞出去，並讓主流媒體跟著起舞，假如這個訊息其實根本只是一則謠言，或是發送者懷有不良善的動機，很可能就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而要避免這種風險，除了「查證」，還是「查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很遺憾的是，這種原本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卻是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許多主流媒體記者為了貪快，往往不經縝密查證，或是先射箭再畫靶，只求渲染，不問真相，最終淪為若干有心人士的操弄工具。嘗試想想，假如在網路刻意釋出若干聳動的訊息，就能讓主流媒體很容易就上鉤，甚至是照單全收地引述，試問有誰還會尊重記者的專業？這幾年主流媒體的許多表現讓人看不起，不是沒有緣由的。試想當一個訊息平台被命名為「記者快來抄」，背後其實暗喻了多少的嘲諷與輕視！

書評媒體名嘴說桑思汀是「美國最危險的人」，但這本書裡的十一篇文章實際上卻揭露他是個非常理性的傢伙。他經常深具挑動性但絕不極端，他所引發的憤慨更多是由於我們兩極化的政治現況，而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桑思汀提倡行得通的方案，對那些在論文裡看起來很棒卻在真實世界造成災難的宏大理念抱持懷疑。貫徹全書十一篇文章的，是桑思汀引導我們探索這個時代某些棘手問題的清澈眼光。──《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桑思汀的想法似乎永遠都不會耗盡……他思考縝密、寫作清晰。──《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桑思汀會激怒兩邊陣營的鐵桿人士，因為他態度公平，而且同時擁護積極作為的政府，以及對政府過度干預的批評。成果是一份對溫和中庸路線的優點與活力的闡述。──出版人市集Publishers Marketplace
一本讓你思考，而不是告訴你該思考什麼的書……既非媒體名嘴夢魘裡的惡魔，也不是激進左派的革命人士，桑思汀以他的研究探索這個時代複雜難解的公共政策。──《西雅圖郵訊報》Seattlepi.com
桑思汀大力將認知科學的洞見運用到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基本問題，其他學者無人能出其右，為此我們應該感謝他。他細心、審慎，而且勤奮。──《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

房地產銷售和工廠建設正在放緩，但中國人開始熱衷於在醫療、教育和電影票上花錢。北京方面文火慢燉的經濟再平衡努力已從服務業得到了提振。目前，服務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達到51%，高於2011年的44%。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最慢的。若不是金融服務、教育和醫療等服務行業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整體放緩程度將嚴重得多。

“很明顯，中國服務業目前的表現比製造業和建築業好得多，”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

但是，官方數據的缺漏，使人很難評估到底是哪些服務行業正在推動經濟增長，進而讓人對再平衡是否確實大有進展感到懷疑。

今年上半年，金融服務業對服務業總體增長的貢獻最大。隨著中國股市大漲，交易傭金和其他證券服務提高了券商的利潤。但在7月和8月股市下跌之後，分析師們預計，金融服務業的下滑將拖累整體服務業的增長。

然而情況正相反，盡管第三季度金融服務業增長放緩，但服務業整體增速卻從上半年的8.3%提高到了8.6%，遠遠高於6.9%的整體經濟增速。

增長最快的是“其他”服務行業，這是一個包括醫療、教育、娛樂與文化、科學與研究、商業服務和公用事業的廣泛類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到20%。其中哪些行業增長最快不得而知，讓人懷疑中國國家統計局是否把這一類別當作一個彈性因子，來確保總體GDP增長率符合政府提出的“7%左右”的全年目標。

“中國經濟到底是在下沉還是在向前游？答案在於服務業，”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中國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寫道。

外國投資者正在押註中國服務業確實在增長。TPG去年和某財團聯手斥資4.61億美元收購了一家高端私人醫院運營商。今年6月，KKR斥資9100萬美元入股達內科技(Tarena International)，後者在美國上市，提供職業教育服務。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把英國服務業在中國投資的潛力稱作他領導的政府向中國大力示好的關鍵動機。

正如瑞穗證券的沈建光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教育領域存在供不應求狀況。

“中國家庭對這些高端服務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也是你看到很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和進行醫療旅游的原因，”沈建光稱。

金融是另一個投資目標。6月，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私募股權部門向P2P網貸平臺“點融網”投資2.07億美元，後者以那些沒有從現有銀行得到充分服務的消費者和小企業為目標客戶。

中國國內企業也瞄準了服務業。上周，中國投資者首次進軍英國足球，中信資本(Citic Capital)及一家上海私募股權基金聯合收購了曼城足球俱樂部(MCFC)東家的少數股權。該集團希望讓曼城來中國踢比賽。

中國最大商業地產開發商的母公司大連萬達集團(Dalian Wanda Group)，正開始涉足主題公園、在線零售以及金融服務業。中國第二大住宅地產開發商恆大地產(Evergrande Real Estate)，不久前收購了一家人壽保險公司。

對於中國政府希望減少對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以及更多地靠消費拉動增長的目標來說，服務業也是個關鍵。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學家劉利剛預計，服務業（不含居住類）在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中約占30%比重。該指數旨在反映消費者支出的典型模式。

高盛(Goldman Sachs)試圖通過找出中國落後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的消費領域，來確定哪些屬於增長的行業。

“中國消費者在吃穿方面的花費相當多，但是在醫療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不足，”分析師們在近期的報告中寫道。他們稱，中國日益老齡化的人口意味著普通家庭在這些方面的花費可能會越來越多。

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醫療支出增長了12.6%，但是仍然僅占GDP的5.6%，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的醫療支出占比分別為10.3%和17.1%。在娛樂業，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猛增49%。

即便服務業確實減輕了中國國內經濟的放緩程度，但對於世界各地依賴於中國傳統增長模式的經濟體來說，中國經濟再平衡進程不會給它們帶來安慰。

“中國服務業的強勁不太可能為那些向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提供多大支持，”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經濟學家馬克•施皮格爾(Mark Spiegel)在最近一份報告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