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騰訊財經年會上，國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今年大陸投資持續衰退，房地產、製造業投資持續探底，若供給側產能投資能更有效率，將為見底創造條件，市場預期會發生變化。
王一鳴表示，供給側結構越來越不適宜市場需求側的變化，住和行的需求慢慢飽和，且需求正在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方向轉型，但是供給結構還是老的，他坦言，這個結構調整很難。
他建議，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特別是要能解決占用大量資源的殭屍企業，如何讓要素和資源重新再配置是關鍵一環。要讓資源從低效率領域轉移高效領域，從已過剩領域轉移到需求更大的領域。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本月中旬舉行，大陸官媒報導，會議將以「穩、實、改、鬆」為二○一六年大陸經濟工作重點和宏觀政策走向定調，而「供給側改革」將是這次會議的亮點。
大陸證券時報、經濟參考報等媒體報導，穩增長仍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重要議題。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明年大陸經濟政策的發力點，還是穩增長和保增長。他預估，明年上半年將有一系列政策推出，以調動地方和各部門的積極性。
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認為，庫存和產能過剩問題，將使大陸經濟繼續面向下行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能會推出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
「實」則是在供給側改革將出實招。十一月十日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強調在供給側加強改革、提高品質和效率。「供給側改革」也成為中共高層最近經常提到的新經濟用語。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波預測，「供給側改革」的說法還會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體現，但不會局限於某個行業的改革，而會涉及到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改革方向明確，如何將改革落地，是下一步工作的難點。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觀點相同，他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和領域也將重點解決矛盾比較明顯的地方。諸如：降低過剩產能、改革壟斷行業等方面。
此外，未來五年大陸穩定經濟增長政策會更多寓於改革之中，因而繼續深化改革，也將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俞平康指出，結構改革是目前經濟工作中最重要的議題，但考慮到經濟刺激可能會延緩經濟結構改革的步伐，「中央經濟工作工作會議最重要的關注點是如何把握好結構調整和經濟刺激的關係」。
聯合報
另參人民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
]]>近期中國經濟成長腳步趨緩，連帶影響中非經貿關係。去年中非貿易額才突破2200億美元，今年前3季卻出現近兩成的降幅，中國對非投資也減少4成，西方國家判斷，中非經濟關係退化，很可能因而影響雙方戰略合作關係。但習近平這次大動作承諾3年內將對非洲投資工農、基礎設施、金融、減貧、安全合作等總值600億美元的10大建設，進一步規畫與非洲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顯示北京不受經濟成長趨緩影響，決心貫徹習近平2013年3月訪非時倡議的「正確義利觀」，堅守「真、實、親、誠」4字箴言的對非政策。
中國對非政策長期受到西方國家質疑，最常見的批評詞彙是「搶占非洲資源」、「新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或「破壞生態環境」等。近年來，美、歐、日、印度已積極建立對非合作機制，與中國競爭對非洲的主導權和影響力。
中國自上個世紀末開始在非洲默默耕耘，本世紀初規畫每3年（輪流）召開「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雙方迄今已建構多形式、多領域的對話機制。北京揚棄西方帝國主義當年用槍炮征服非洲，改為資金與基礎建設援助非洲，建立定期檢討政策成果的規範，遠遠超出西方國家。2000年的中非貿易額僅達百億美元，北京在15年內把雙邊貿易額提升至2200億，中國銀行對非洲企業的貸款額往往超過世銀的能力，逼使輿論急著呼籲美國調整對非經援模式。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西方對非援助的承諾與金額已明顯減少，以往推動減貧和永續發展的援助重點，出發點多為預防（或解決）衝突，創造非洲和平發展的環境，亦是為防範非洲輸出不穩定亂源。西方和平的安全觀、善治、民主與人權、催化區域經濟整合的援助前提要件，自然難敵中國對非洲不附帶特定條件的援助方式。
非洲國家複製「中國模式」的意願強烈，它也是北京與美歐日等強權競逐非洲的優勢。習近平此行或非扮演「耶誕老人」的角色，而是落實「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呈現北京「濟弱扶傾」與「合作共用」的外交思維。
即便攸關在非洲的龐大經貿、能源和戰略利益，北京以往多被動涉入非洲安全事務，甚少直接干預當事國的內政。習近平主政後，中國已傾向積極扮演調解非洲衝突的角色，依個案採取不同的危機處理方式。從派特使調解蘇丹達佛衝突、催生聯合國維和任務、派艦至亞丁灣護航、成功調停民主剛果與盧安達的衝突、派遣維和部隊進駐南蘇丹，至考慮在吉布地建設海軍補給基地，顯示北京已開始思考強化參與非洲安全事務的深度及廣度。
2012年7月的第五次「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上，胡錦濤倡議建構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強調的正是「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夥伴關係」，有意提供非盟執行非洲維和任務、建設常備軍、培訓安全事務官員等項目的金援。今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的演講，重申和平發展的路線外，更主動表態中國願承擔維和重任，承諾將提供8千名正規部隊，待命執行聯合國的維和行動，5年內還將提供非洲聯盟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設立為期10年總金額10億美元的和平發展基金。
中國深化對非經濟與安全關係具有3重戰略意涵：有助於北京致力於和非洲共圓復興夢的國際形象；確保自身在非洲、中東的經濟與戰略利益；深化非洲安全事務有助於強化遠洋作戰能力，進而牽制美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部署。中國在非洲採取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合作路徑，將為非洲地區國家開創不同的命運。
]]>這中間只有一家媒體記者做了查證，意外發現了事實真相。主要是因為去年10月間頂新案瀰漫的社會氛圍下，台大食科所決定主動跟頂新解約並終止合作，台大食科所背景的員工和實習生因合約解除而離職，並非如爆料者所指，是因為法官的無罪判決所引發的後續報復與扺制，頂新也不是無理革除具台大食科所背景員工。更離譜的是，這位所謂助理教授並非食科所教師。
這樁事件的始末，有幾點徵候確實令人有些不安。首先，鬧了這麼大的新聞，從頭到尾竟只有一位記者鍥而不捨地查證到底，而且就算查證到真相，也沒有多少人理會，其他的記者幾乎就是依著臉書內容照抄，顯見在媒體芸芸眾生中，這位查證的記者只是罕見的例外，其餘記者都習於只引述而不查證，爆料的內容有錯，全部報導就跟著一起錯到底。但是，針對消息來源進行查證，本來不就是媒體記者的基本動作嗎？何以如今在引述社群媒體的內容時，竟自動省去了這個基本動作呢？
主流媒體記者一面倒依賴社群媒體內容的另一項負面效應，是它提供了有心人士操弄媒體的空間，特別是當媒體記者越來越偷懶，越來越對社群媒體的內容不經查證地照單全收時，那麼很自然就會出現若干訊息供應的平台，藉由訊息操縱主導大眾媒體的走向。例如最近幾年在Ptt鄉民百科中就特別有置放一個「記者快來抄」的欄目，提供鄉民釋出各種訊息，公開召喚記者上網來引述、甚至來抄襲。而臉書平台上也發展出一個熱門社團自稱「爆料公社」，專門提供各種內幕與所謂的八卦，供主流媒體引述。而確實已有不少記者每天盯著這些平台在發新聞。這些訊息中當然存在著有新聞價值的內容，但也有不少內容根本是捕風捉影，甚至是憑空杜撰的，如果完全不加查證，等於就是聽任這些錯新聞、假新聞的流傳！
西方學界與業界很早就警覺社群媒體在訊息傳布上的威力，有心人士如何可以藉由部落格、推特與臉書的交互為用，逐步全面掌控主流媒體的議程，特別是一個經過刻意打造出的訊息，可以透過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交互為用，將一項經包裝過的訊息迅速而有效的傳遞出去，並讓主流媒體跟著起舞，假如這個訊息其實根本只是一則謠言，或是發送者懷有不良善的動機，很可能就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而要避免這種風險，除了「查證」，還是「查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很遺憾的是，這種原本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卻是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許多主流媒體記者為了貪快，往往不經縝密查證，或是先射箭再畫靶，只求渲染，不問真相，最終淪為若干有心人士的操弄工具。嘗試想想，假如在網路刻意釋出若干聳動的訊息，就能讓主流媒體很容易就上鉤，甚至是照單全收地引述，試問有誰還會尊重記者的專業？這幾年主流媒體的許多表現讓人看不起，不是沒有緣由的。試想當一個訊息平台被命名為「記者快來抄」，背後其實暗喻了多少的嘲諷與輕視！
]]>書評媒體名嘴說桑思汀是「美國最危險的人」，但這本書裡的十一篇文章實際上卻揭露他是個非常理性的傢伙。他經常深具挑動性但絕不極端，他所引發的憤慨更多是由於我們兩極化的政治現況，而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桑思汀提倡行得通的方案，對那些在論文裡看起來很棒卻在真實世界造成災難的宏大理念抱持懷疑。貫徹全書十一篇文章的，是桑思汀引導我們探索這個時代某些棘手問題的清澈眼光。──《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桑思汀的想法似乎永遠都不會耗盡……他思考縝密、寫作清晰。──《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桑思汀會激怒兩邊陣營的鐵桿人士，因為他態度公平，而且同時擁護積極作為的政府，以及對政府過度干預的批評。成果是一份對溫和中庸路線的優點與活力的闡述。──出版人市集Publishers Marketplace
一本讓你思考，而不是告訴你該思考什麼的書……既非媒體名嘴夢魘裡的惡魔，也不是激進左派的革命人士，桑思汀以他的研究探索這個時代複雜難解的公共政策。──《西雅圖郵訊報》Seattlepi.com
桑思汀大力將認知科學的洞見運用到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基本問題，其他學者無人能出其右，為此我們應該感謝他。他細心、審慎，而且勤奮。──《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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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銷售和工廠建設正在放緩，但中國人開始熱衷於在醫療、教育和電影票上花錢。北京方面文火慢燉的經濟再平衡努力已從服務業得到了提振。目前，服務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達到51%，高於2011年的44%。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最慢的。若不是金融服務、教育和醫療等服務行業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整體放緩程度將嚴重得多。
“很明顯，中國服務業目前的表現比製造業和建築業好得多，”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
但是，官方數據的缺漏，使人很難評估到底是哪些服務行業正在推動經濟增長，進而讓人對再平衡是否確實大有進展感到懷疑。
今年上半年，金融服務業對服務業總體增長的貢獻最大。隨著中國股市大漲，交易傭金和其他證券服務提高了券商的利潤。但在7月和8月股市下跌之後，分析師們預計，金融服務業的下滑將拖累整體服務業的增長。
然而情況正相反，盡管第三季度金融服務業增長放緩，但服務業整體增速卻從上半年的8.3%提高到了8.6%，遠遠高於6.9%的整體經濟增速。
增長最快的是“其他”服務行業，這是一個包括醫療、教育、娛樂與文化、科學與研究、商業服務和公用事業的廣泛類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到20%。其中哪些行業增長最快不得而知，讓人懷疑中國國家統計局是否把這一類別當作一個彈性因子，來確保總體GDP增長率符合政府提出的“7%左右”的全年目標。
“中國經濟到底是在下沉還是在向前游？答案在於服務業，”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中國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寫道。
外國投資者正在押註中國服務業確實在增長。TPG去年和某財團聯手斥資4.61億美元收購了一家高端私人醫院運營商。今年6月，KKR斥資9100萬美元入股達內科技(Tarena International)，後者在美國上市，提供職業教育服務。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把英國服務業在中國投資的潛力稱作他領導的政府向中國大力示好的關鍵動機。
正如瑞穗證券的沈建光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教育領域存在供不應求狀況。
“中國家庭對這些高端服務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也是你看到很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和進行醫療旅游的原因，”沈建光稱。
金融是另一個投資目標。6月，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私募股權部門向P2P網貸平臺“點融網”投資2.07億美元，後者以那些沒有從現有銀行得到充分服務的消費者和小企業為目標客戶。
中國國內企業也瞄準了服務業。上周，中國投資者首次進軍英國足球，中信資本(Citic Capital)及一家上海私募股權基金聯合收購了曼城足球俱樂部(MCFC)東家的少數股權。該集團希望讓曼城來中國踢比賽。
中國最大商業地產開發商的母公司大連萬達集團(Dalian Wanda Group)，正開始涉足主題公園、在線零售以及金融服務業。中國第二大住宅地產開發商恆大地產(Evergrande Real Estate)，不久前收購了一家人壽保險公司。
對於中國政府希望減少對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以及更多地靠消費拉動增長的目標來說，服務業也是個關鍵。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學家劉利剛預計，服務業（不含居住類）在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中約占30%比重。該指數旨在反映消費者支出的典型模式。
高盛(Goldman Sachs)試圖通過找出中國落後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的消費領域，來確定哪些屬於增長的行業。
“中國消費者在吃穿方面的花費相當多，但是在醫療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不足，”分析師們在近期的報告中寫道。他們稱，中國日益老齡化的人口意味著普通家庭在這些方面的花費可能會越來越多。
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醫療支出增長了12.6%，但是仍然僅占GDP的5.6%，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的醫療支出占比分別為10.3%和17.1%。在娛樂業，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猛增49%。
即便服務業確實減輕了中國國內經濟的放緩程度，但對於世界各地依賴於中國傳統增長模式的經濟體來說，中國經濟再平衡進程不會給它們帶來安慰。
“中國服務業的強勁不太可能為那些向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提供多大支持，”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經濟學家馬克•施皮格爾(Mark Spiegel)在最近一份報告中寫道。
]]>這個變化最大的動因就是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獨霸地位被打破的美國被迫重新思考新的對中政策。連帶的，美中之間最敏感、也最困難的所謂「台灣問題」自然就再成焦點。由於這次是結構性的、而不是應變性的思考，而台灣過去多次觸發兩強對抗的經驗仍歷歷在目，所以當前思考台灣的角度就不只是一時一事的「管理」，而是更大範圍的「處理」。其中又分為政略與戰略兩種。基於對中軟硬主張的不同，論者就台灣的建議也會不同。
在檯面上看得到的政略思維似以傾向「交易」者占大多數。譬如，某位前重要官員建議「以不獨換不武」、「以撤彈換軍售」。另有人建議「以軍售換不武」。有人主張兩岸和平協議有助美中關係的穩定。有人主張台灣應該「芬蘭化」（即中立）。有人倡議修訂「台灣關係法」。有人要拿美國對台承諾換取北韓停止核武。有人甚至主張換取中國大陸一筆勾銷美國上兆美元的債務。還有人力主以台灣換取中共承諾和平解決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並正式接受美國在東亞的安全角色。更有人畫出一幅路線圖，包含十個美中針對台灣交換讓步的步驟，以達成美中關係的長期穩定。
這些「交易」構想背後心態值得我們關注。其中固然有美國友人維護台灣安全與地位的善意，但不可諱言也有「棄台」的影子。更根本的背景則是美國政學界對美中的長期關係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感，同時又憂心台灣可能再度成為「麻煩製造者」，所以希望藉「處理」台灣來穩定美中大局。
再進一步說，美國專家積極思考「交易」，所反映的其實是現在許多台灣民眾不願意接受、或根本不了解的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遠不如對中國大陸。在華府心中，日本在東亞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排名第一，而南韓與日本唇齒相依，排名第二。即使不製造麻煩，台灣也只能排名第三。但在大陸心中，台灣永遠占據最核心的位置。雖然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美國會輕易「棄台」，但既有這樣的排名差異，台灣對美國就存在「交易」的空間。
至於主張對中強硬策略，基本上仍要維持現有的交往基調，只是希望強化其中所謂的「再平衡」成分，如力挺盟邦夥伴、負面使用經濟工具、增建長程攻擊性武器等。極少人主張恢復往昔的「圍堵」策略，也不再有人要求藉人權、西藏或民主議題壓制中共。在維持交往基調的大格局下，主張強硬的美國策士就算對北京不滿，也不願拿台灣作為抗中的急先鋒。
在軍事戰略部分，中共飛彈與潛艦的質量提升，大幅升高了航母馳援台灣的風險。美國官方目前乃改採所謂的「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但它耗資過鉅，而且如果直接攻擊中國內陸，勢將升高衝突，風險極大，故此戰略轉型迄今進展十分緩慢。另有策士建議轉攻為守，僅以封鎖大陸沿岸為戰略重點。有人更建議美國乾脆讓盟邦夥伴承擔主要責任，自己則退居二線。
這些戰略新思維雖然依稀都有台灣作為「夥伴」的身影，但台灣不可能像其他國家那樣與美國開展密切的軍事協調合作，因此「夥伴」到最後可能還是名大於實。更重要的，所有新戰略的出發點都設定美國在戰時的反應是被動的、遠距的、長期的，所以根據美國權威智庫研究，台灣必須獨自承受來自中共的猛烈攻擊「至少三星期」之久。屆時不管美中如何收拾，台灣肯定已是大輸家。
目前的東亞海域處處驚濤駭浪，唯有台灣海峽平靜無波，所以美中都對台灣心存感激。將來如果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台灣可望繼續從美中雙方獲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紅利。但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一方面台灣的安全將取決於北京的耐心與華府的決心，一方面台灣會再次變成美中兩強「交易」的籌碼。
主事的淑女君子們能不慎乎？（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央行的回復完美地詮釋了中國對待市場機制的態度：「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中國政府努力調控供求，以促進匯率機制的穩定形成。」
換言之，央行控制了供求，將「市場化」匯率固定在始終如一的水平上。
周一，IMF將人民幣地位提升到國際儲備貨幣，認為人民幣適用於廣泛的金融貿易，完全可以成為他國的外匯儲備幣種。這是中國長期以來的追求，是對進行金融市場和貨幣改革的獎勵。這些改革也正是IMF此前的要求。然而，即使人民幣地位的提升，證明中國近期改革卓有成效，其政府要實現市場化經濟，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
事實上，即使中國在過去十年展開經濟自由化，並獲得各項進展，政府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其對待自由市場的方式。自由市場和政府千方百計維持「穩定有序」的願景，是兩股矛盾的力量。能否化解這兩股力量間的矛盾之處，正是今日中國面臨的一場重大實驗。
數月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貨幣匯率和股市動蕩不安，這場試驗也面臨著巨大壓力。然而，即使媒體一致唱衰，中國經濟增長並不會崩潰，股票市場的潰敗也不預示着金融危機的到來。近期股市和人民幣匯率的震蕩，反映出改革初衷良好，但是範圍有限，執行不佳。
顯然，中國政府正在推進金融領域的改革，這對更好地治理經濟，對其大量資金進行更加有效的投資都至關重要。如今，銀行存貸款利率都已不再由政府制定；中國的國有銀行必須和私立銀行及外資銀行競爭。近期，政府放鬆了利率管制，因此市場力量會對人民幣匯率發揮更大作用。
但這種改革實施的方式卻顯示出，官方極不情願允許市場自由波動。8月中旬人民幣相對於美元貶值近2%，這一情況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了表面看來允許人民幣匯率更自由地被決定，和減少央行干預的政策變動。這為人民幣本周一得到IMF的接納預先做好了準備，但當時政府沒能很好地闡述其意圖，導致外界廣泛認為中國這麼做只是在嘗試貶值人民幣，從而提升中國出口行業的競爭力。
之後的波動導致央行乾脆回歸過去的做法，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來維持匯率的穩定。對於市場自由化，採取這種前進一步、偏離兩步的做法，在向更加自由的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增加了不可避免的風險，頗有諷刺意味。
人民幣新近成為正式的儲備貨幣，只會加劇這些緊張。隨着時間推移，外國投資者會日益要求人民幣能夠更自由地進出中國的金融市場。力度很強且不可預期的政府干預，可能會讓這些流動更不穩定。
同時，政府也沒有採取多少措施，改善中國企業的內部管理或會計和審計標準。其結果就是，投資者對於自己投資的企業了解極少，進而促使股價瘋狂波動。
就連中國投資者似乎都很珍視自由市場的好處，但他們仍然指望着政府在局勢惡化時介入。為回應這樣的期待，政府時不時地會進行干預，以支撐股價，於是投資者對其真實目的感到困惑，因而加劇了波動，這反過來又侵蝕了改革舉措得到的政治支持。
要想控制這種干預的衝動，一個關鍵做法是管理預期。今年夏天，在訪問廣東省的大型港口城市深圳時，我見到了一大群企業家，與他們探討了中國經濟的現狀。我請那些認為中國的GDP增長能夠達到官方設定的7%目標的人舉一下手，大約有一半人舉手。之後我問，國外觀點認為中國政府管理經濟失當，他們當中有多少人認同這種說法。屋裡幾乎所有人都嗖地舉起了手，之後開始激烈地抨擊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允許股市急劇下跌、讓人民幣波動加劇。
這些反應突顯了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他們必須讓中國公民不僅習慣自由和收益，也要習慣市場所固有的風險。即使在經濟最好的時候這都很困難，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則更難。
解決之道並不是加大政府控制，而是採取措施改善監管架構，並在提升市場自由度的同時，讓其他制度層面的東西，如企業治理和透明度走上正軌。
中國政策制定者面前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是不是願意履行自己對金融領域改革的承諾，採取更廣泛的舉措去為市場鬆綁，並通過有力的制度基礎來予以支撐。否則，試圖推動市場自由又想維持國家控制，就有不可避免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可能會致使原本好意的改革舉措產生反作用。這只會製造更多的波動，且幾乎不會帶來什麼預期的良好效果。而這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不是好消息。
]]>為支撐經濟與刺激通膨，ECB擴大寬鬆欲罷不能，但也為歐元區帶來另一種危及金融穩定的風險。舉例來說，愛爾蘭今年經濟強勁成長，估計全年成長率可達7％，德國經濟成長雖然平平，但失業率已降到僅4.5％，2國情況都指向金融市場有出現另一波泡沫化的疑慮。
根據過去10年經驗，金融市場泡沫化將嚴重損及一國的長期經濟前景，造成資源錯置，進而導致生產力與潛在產出永久偏低。
此外，在加碼QE後，也會增加未來ECB退場的難度。光是ECB在停止購債後，代表歐債市場買盤將急縮，恐會造成部份國家公債價格大跌，殖利率飆升，將對特定國家經濟與財政帶來嚴重衝擊。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表示，近10年，我國每年移出白領技術人才約2～3萬人，成為人才淨輸出國，因此有必要鬆綁外籍白領來台。
他說，在台外籍白領人數2萬9,393人，雖有增加趨勢，但仍不夠多，這次刪除聘雇外籍白領的企業資本額須有5百萬元、營業額1千萬元的限制，並讓外籍白領來台工作採用雙軌制，第一是月薪未達47,971元門檻，可依受雇者的學經歷、語言、專業程度等進行評點，達到60分，不受工作年資及薪資門檻限制；如果月薪達到47,971元，就免評點。
外籍白領的配偶及子女亦可來台工作，勞動部預計明年修改就業服務法，放寬獲永久居留外國人，免申請許可，配偶及子女可申請個人工作許可。
劉佳鈞舉例，現在電子商務盛行，如果有新成立的商務電子公司，資本額偏低，且尚未有營收，鬆綁後就可延攬在國外有開發App實務的外籍人員來台。
其次，在外籍藍領部份，劉佳鈞指出，外籍產業外勞有36萬多人，但12年必須離台，許多外勞在台受到很好的技術訓練，離台後被加拿大、日本、韓國爭著雇用，台灣等於把培養好的人才送給競爭對手。
未來外籍藍領亦建立評點制，凡工作9年以上的勞工，由原聘雇主申請轉為「外籍藍領技術人才」留下在台工作，可不受12年限制，預計每年可留下1,500人。若繼續工作5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我國籍。
在強化僑外生留台方面，劉佳鈞表示，去年已實施評點制，但去年畢業生5,800人，留台工作1,724人，不及畢業人數3成，因此取消雇主資本額、營業額及每年2,500名配額限制。
沒有大學學位的高職建教僑生每年約2千人，畢業後一律要出境，這次也放寬比照大學畢業生適用評點制留台工作。
]]>尤其我國主要對手南韓近年來拚命與其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顯然該國早已察覺在經貿發展與整合區域化的趨勢下，單憑一卡皮箱走世界的P2P（個人對個人）模式就能活絡國民經濟、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時代早已過去。仰賴官方主導洽簽雙邊或多邊FTA，以為其國民創造或維繫於境內外進行貿易、投資及產業競爭之有利及公平宏觀環境的G2G（政府對政府）模式，已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反觀我國因朝野自陷統獨惡鬥、理盲民粹的政經困局，洽簽涉外FTA的步伐嚴重落後，已嘗到在亞太產業價值鏈的地位逐漸遭RCEP及TPP國家所替代、人才和資金因投資及貿易轉移效應呈現流出且無法引入的苦果。
朝野各界再不審時度勢，體認速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以及維繫兩岸官方溝通對台灣今後政經發展的關鍵作用，客觀評估風險、創造機會，則經濟江河日下的趨勢不易扭轉。眾所周知，諸多RCEP及TPP夥伴國對我國能否成為未來談判諮商對象之所以持觀望立場，除了觀察台灣鬆綁法規及開放市場的態度與進度外，就是考量中國大陸的態度，這是擺在台灣眼前的政治現實。
故在兩岸ECFA後續協議，如服貿、貨貿、爭端解決協議未完成協商或生效前，以及兩岸尚未就我國參與RCEP談判的模式取得諒解前，周遭國家能否主動採取行動表態歡迎台灣，令人懷疑。尤有甚者，新政府及新國會若堅持通過兩國論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而不考量朝向合乎我國憲法就當前兩岸政治定位的方向修改，是否成為兩岸ECFA後續協議生效及實施的新政治障礙亦不無疑問。
RCEP與TPP應雙軌並行
再者，新政府應採行RCEP與TPP雙軌並行的策略並密切關注各自談判期程，分別以RCEP及TPP之開放標準及法規修訂為短、中期目標，並對我國開放市場後所受之衝擊影響及因應配套提出先期優劣勢評估。我方亦應先著眼於與TPP及RCEP夥伴分別磋商減少貿易壁壘的措施，俾利一旦開展談判時能有效降低衝擊並加速進展。
且從中港CEPA開放承諾幅度超出對岸承諾予RCEP伙伴的底線看來，我方未來在加入RCEP及TPP的談判過程中，已在其內的東協國家勢必要求比照ECFA條件。我國更需與主要經貿夥伴如美日韓進行談判，屆時勢必面臨比ECFA更為沉重的開放市場壓力，無法再一味享受讓利。因此，如何務實進行朝野及官民溝通，為民眾建立內外部經濟發展戰略的客觀認知，為市場開放與應變調整心態的當務之急。
其實，台灣內部面對兩岸服貿協議批准的理盲傾向，已影響美、日、韓、東協國家對我方能否互惠開放市場及理智協商批准FTA的觀感與決心。朝野切莫再自欺欺人、黨同伐異，唯有認清現實、建立共識，方能避免台灣繼續沉淪。持續鎖國仇中、坐井觀天、只拿不給，試問「島國」如何前進？（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教授）
]]>過去35年，製造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推動力，帶動新興中產階層崛起的引擎。投資占到總需求的一半，所以投資放緩使政府要實現已經調低的7%增長目標也加倍困難。
北京方面明顯傾向於再拿出一個全面刺激計劃。今年，中國央行已6次下調官方貸款利率，無疑也將出台進一步的貨幣寬松政策。這將讓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能夠繼續享受投資盛宴。
此外還傳出了採取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風聲。地方當局已採納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開支目標，政府正在快速審批建設新房屋和工廠的申請。
財政刺激具有明顯的吸引力。至於這是不是正確的措施就不好說了。眼看著製造業形勢糟糕，人們忽視了服務業的悄然崛起，它幫助抵消了其他經濟部門下滑的影響。上個月，中國服務業PMI指數升至53.6。其他方面的跡象也表明內需正在上升。房地產銷售已出現復蘇，房地產熱時期建造的成千上萬的公寓開始入住。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聲稱要推動經濟再平衡，由出口和投資驅動轉向消費拉動。那意味著，增長引擎從製造業切換到服務業。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在製造業沒有相對放緩的情況下是幾乎不可能的。北京方面不應一看到工業部門感冒就把手伸向醫藥箱。
沒錯，中國希望實現的大規模轉型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中共官員有充分理由擔心經濟放緩及其對就業的沖擊。中國的體量和在全球的重要地位意味著，中國的穩定不但對本國領導人、而且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北京方面必須著眼於長期目標。一看到市場有恐慌跡象就趕緊刺激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是錯誤的。財政政策如果是以鼓勵國內消費為目標，那倒也不壞。但是，不應發誓建造又一條無果之路，投資應當被引導向清潔能源領域，中國在這個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同樣，在資金外流之際，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對於抵消中國市場的流動性緊縮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希望利用寬松貨幣政策來解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將是錯誤的。
製造業活動的最新數據令人悲觀。不過，中國看似典型周期性下行的放緩，很可能正是人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再平衡。轉型是痛苦的，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資金外逃，加上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卻步不來投資，是造成過去二十臺灣經濟放緩，對外競爭力衰退，以至2015年經濟勢必定出現保一不保難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外資對任何一個成長中或繁榮中的國家經濟發展，都著有極其關鍵性影響。然則，當我們今天看到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占GDP比率，全世界的平均值是33.6％，而臺灣卻祇有13％的嚴重偏低水準之時，就更能讓人明顯察覺到，不過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臺灣已從「外資爭相投入熱病」中急遽轉變成為「投資旱渴症」國家，充分映現出今天「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的問題惡化程度，究竟有多麼嚴重的了。
2015年11月下旬聯合國UNCTAD甫發表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開發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的流入總金額，首度超過了先進經濟體的總合，計成長了1.6%而達到6,810億美元；相對的，後金融海嘯的先進經濟國家社會，則大幅度衰退了28.4%。
其中最引起國人關注與在意的正是，2015年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表現，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劇降到了大排尾的倒數第五。
這項如此糟糕的成績表現，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好些年，早在2011年時，就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跨國企業公司大量出脫資產，使得當年臺灣FDI，首度出現了歷史性赤字記錄，使得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排名，退到全球快墊底的第210名。此後，臺灣吸引外資表現就一路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外資對臺灣大卻步？為什麼外資不再像1980年代一樣繼續熱烈擁抱臺灣？而卻要躲避臺灣，見到臺灣就拐彎？的確是個最引人關注的大哉問題。
最近幾個月在臺外商協會陸續發布的建言報告書，事實上都已給出了背後的真實答案。其中，尤以日本工商會的建言書，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11月6日發表的2015年對臺灣政府政策「白皮書」，「直言三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友善」引申而成為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歡迎」，不啻道盡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外資「見到臺灣就要拐彎落逃」的背後深層原因。
之所以會普遍給予國際社會帶來「如此強烈印象」的「不歡迎外資」「不友善外資」具體事證，仔細分析起來，主要都是應該歸咎於政府公共部門在治國理政作為上的「誠信喪失」與「普世價值悖離」所致，具實言之，最嚴重的是，可以呈現在這段期間政府政策的「三大不賡續性」或者所謂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三大不確定性」，以至讓外人外資感到真正「不友善」與「不受歡迎」，乃望臺灣而卻步，甚至於讓既在臺灣的外人外資要為之大出逃。
第一是，臺灣已被認為是沒有願景與方向的國家社會。目前臺灣的整體國家經濟政策，既完全讓人無法看得到清晰未來願景，也嚴重欠缺整體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感。參照歷史演進之驗證，國際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所以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進行較為永續性長期投資，最需要的是一個前提要件，就是必須確認這一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具有持續發展高遠願景，以及能夠實現發展願景的具體政策之完整樣貌，也就是說，在過去這二十年間，外人外資看臺灣，與1980年代以前所見，已然大為不同。看李登輝「戒急用忍」及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而馬英九「跟進保護主義」，已然嚴重造成了過去二十五年，在臺灣令國人痛心、讓外人外資完全失去信心的「政府政策祇顧眼前理盲民粹與自私抗爭，完全喪失了面對未來的長遠願景，也根本失去了應有的一致性策略之整體規畫」的難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外人外資卻步，國人國資也不敢放手。
在多數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的眼中，臺灣政府部門所提出的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大多屬為零散瑣碎的個別性策略，不但缺乏整個國家一體共有的未來願景及整體性一致推展政策，尤其更加嚴重的是，還經常祇因為媒體報導、民嘴爆料或並不具有太高代表性的局部激進社會民粹的抗爭主張意見，中央政府既定政策或長期計畫方案措施，就可以「立時跳下馬來」，一夕之間豬羊變色地通盤變更或全面撤銷，特別是今天最為緊迫必要的兩岸政策、少子化暨高齡化並臻效應衝擊下的人口政策及國家人力資本政策，乃至臺灣絕對高度永續依存的國際經貿課題上，讓國人也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都同樣「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有任何大願景大方向的存在，凡此等等無一不讓國人外商在臺灣，都根本沒有辦法擬定具有更高更遠的策略性中長期投資計畫。
第二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沒有政策承諾能力的國家社會。在臺灣，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連續性」、「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政府締訂契約方式之完全悖逆國際商業契約基本理則」，祇要遇有政權更迭、首長交替，動輒就會爆發「政策大變動」「政策大扭轉」的戲碼不斷，甚至是百分之百純粹與政府部門直接締結的50年以上長期契約內容，也往往在不到三、五年時間就橫遭惡性更改變卦情事。2015年柯文哲入主臺北市不到一周之內，立即發動的「五大弊案秀」，就是肇致一夕惡化「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情勢的經典大戲代表作。
以李登輝時代啟動並大力爭取國內外大投資的民營電廠（IPP）計畫為例，既是中央政府主力推動，本應該更有高度「政府治國誠信」政策意涵，但是就國資及外資企業廠商投資的IPP，必須與國營事業台電公司重新檢討「購售電合約」並進行協商的同時，立法院卻已單方面徹底修定改變了「電業法」相關條款，對既已完簽長期商業營運契約的所有IPP公司嚴重不利與打擊，令全體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擾與挫折；再就是馬英九掌政時期的國家級桃園航空城計畫之例，當初桃園政府為推廣航空城，曾針對所有外商進行說明，不少歐美日外商也都已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了嚴正深刻評估研究，並已擬議了諸多直接參與投資之大規劃，然則一旦主辦城市市長換了政黨換了人之後，整個航空城計畫立即付諸停擺，最讓所有外資外商大為震驚錯愕也倍感無所適從。
第三是，臺灣已被認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相互對立抗爭的國家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制規範的解讀與執行落差」，越來越趨惡化。同樣一個法令規章在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往「並不一致」，甚至不同承辦人員，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最近南部縣市政府片面單獨「禁燃生煤」之例，最為凸出，中央與地方對於「環保法律」見解的差距，以至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際、轄屬權限見解的差距之大，更令所有國內外企業廠商與投資人，為之傻眼。
另一方面，因為核四商轉已經遭到「封存」，甚至於倘若蔡英文果如預期再輪替掌政，核四必然遭到「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將陸續除役，則在臺灣「到底要不要用電？如何充實電源？倘然缺電又將怎麼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在在都讓在臺的歐美日外商大感無端地左右為難，當然更讓他們都倍加對於臺灣投資之大卻步。事實上，自從「非核家園」成為臺灣最大反對黨的基本政綱之後，早已嚇跑了幾多的國資企業之外移他遷，更嚴重阻卻了幾多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前來臺灣投資呢。
第四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欺善怕惡、理盲濫情、根本毀棄積極競爭力的國家社會。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上，來自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造成極大的吸引外資來臺殺傷力。因為少子化大趨的高度外顯化，使得本質是勞動密集產業的服務業部門，在當下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既缺乏高端國際觀人才，也缺乏基礎操作事務人力；更加上最近半年的勞動法規修正案之立法通過，既高度限縮了「工時」(即勞動力之可供給數量)，並僵死了「工時調節彈性」(彈性工時)之餘地，使得必須365天24小時營運的，各種現代全球化高級化服務業類項及可貿易服務業的加速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在在使臺灣服務業部門的投資發展營運可能性，都付諸空幻。
當製造業不興，可貿易服務業不起，則必致國內證券市場的籌碼數量、價格、流動規模及流動性，都會同時出現嚴重的不良展望前景，當然更使外資寗選中國上證、深證，港市、星市、韓市，甚至ASEAN諸新興市場的新機運與新發展性而去，何需單獨苦戀臺灣小小一朵草花呢？
在這一背景條件之下，外人外資在直接投入臺灣市場的機會，以及服務業外向發展機會都受到了莫大壓抑。
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僑外資在臺灣的總體直接投資FDI，包括製造業投資及服務業投資，都在僵直不化的「鎖國自閉政策」之後，全面向下減半；在1980-1990年代，以至2005年間，來臺直接投資營運的外資總金額都能夠維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乃至750億美元水準；但是最近五年，則祇能保持在100億美元上下水準，顯見外人外資「躲避臺灣」，乃至「逃離臺灣」的情境態勢，相當嚴厲惡劣，實在令人不敢有所樂觀。
在今天，任期所剩無多的馬毛體制，先在2015年7月27日提出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分為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三大部分的中長期經濟強化措施計畫，繼而在2015年8月20日補足以五箭措施救經濟的「振興經濟短期方案」，兩者洋洋灑灑的行動方案措施作為中，就獨獨缺少了「如何留駐外資」、「再吸引外資」以及「再恢復振興外資對臺灣信心」的必要措施。
其實，倘然毛治國院長有足夠的警覺性與敏感性，再能夠更進一步趕緊在2015年第四季起，追補採取幾個可以一新國際投資人社會耳目的措施行動，讓「外資見到臺灣不再拐彎」，則振作拉抬2015年經濟，使不致淪為「保一不保」的窘態，其可能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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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國所面對的和需要考慮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把這種象徵意義實質化，或者說，如何利用這個契機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該逐步穩健地放開或取消各種限制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行政措施，如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放寬QFII的審批條件、加快QDII2的試點工作、簡化“熊貓債”發行程序等。與此同時，還應該認識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主要還是有賴於中國實體經濟的平穩發展，有賴於國內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能夠取得成效。
利率市場化方面，隨著存款保險制度的實行和存款利率上限的放開，狹義的利率市場化已經完成，下一步就是研究如何確定利率走廊，如何形成無風險的利率曲線，改進和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一個具體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確定人民幣的SDR參考利率。目前各籃子貨幣的參考利率主要是發行國三個月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但中國三個月期限的國債交易不活躍，那麽仍然堅持使用國債利率還是使用三個月期限的Shibor利率，亦或是使用其它的人民幣利率是一個馬上需要考慮並與IMF溝通的問題。
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現在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二是市場匯率圍繞中間價上下浮動；三是每天浮動的幅度是確定的。今年8月11日匯率改革主要是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確定機制進行改革，由過去實際上由央行決定，改為現在由商業銀行根據上一天的收盤價、自己的頭寸、夜間國際市場狀況和自己的判斷進行的報價來決定。8月11日的改革在國際上引起相當大的反響，國外各資本市場的指數都出現了下跌，有些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8月11日後的一段時間，市場出現了對人民幣比較強的貶值預期，有些月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資本流出。當時有些人也比較擔憂人民銀行對外匯的乾預會大量消耗我們的外匯儲備，所以建議乾脆讓人民幣匯率走向完全浮動。筆者認為如果這種市場預期持續而又一致，那麽再多的外匯儲備也不行。但是只要經濟不出現硬著陸，中央政府有維持匯率穩定的政治意願和決心，央行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乾預，市場的貶值預期就會分化，人民幣匯率就會穩定下來，因為做空人民幣也是要花成本的（筆者2015年10月15日於FT中文網闡述過類似觀點）。現在人民幣匯率已經基本穩定，人民幣結售匯逆差也已回落，跨境資本流出形勢得到了改善，央行外匯儲備餘額出現回升。但是這並不等於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已經完成，等匯率穩定一段時間，特別是等美聯儲加息以後，要進一步減少乾預，基本上不做常態化乾預，逐漸淡化中間價格的意義，而且在釘住一籃子貨幣時不要完全釘住美元，最終在兩、三年中讓匯率過渡到基本浮動。
關於資本賬戶開放，討論很多，觀點的分歧也比較大。一部分觀點強調順序問題，就是先內後外，先改革利率、匯率，再開放資本賬戶。也有一種觀點強調要協調發展。我認為對次序不能做教條主義的解讀，協調也只是一個理想的描述，更準確的說法可歸納為“小步交叉，相機抉擇，守住底線”。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都是漸進的，小步推進的，從理論上或實踐上很難說每一步應該誰先誰後，更多的是要根據需要和現實狀況來選擇；底線是指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要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後。
資本市場需要雙向開放。現在QFII額度已經有所增加，審批的條件也可以進一步放寬。QDII 2已經允許在上海自貿區進行試點，希望這個試點能夠加快推進。現在除了滬港通以外，馬上又要開深港通，滬倫通也在進行可行性研究。這些都是有控制的開放。那麽，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上交所開國際板？盡管這個設想三、四年前曾提出過，由於種種原因而半途而廢。我覺得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國際板了。因為隨著人民幣進入SDR籃子，國外對人民幣資產的要求會增加，除了我們已經對各國央行、國際金融機構和主權財富基金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利外，開設國際板同樣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好處。因為國外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是多樣化的，穩健的資金偏好債券市場，而追求較高收益的資金則更傾向於通過QFII投資國內股票市場，或者投資於國際板。而國外對於在國際板上市的企業會比對中國企業更加熟悉，從而增加其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願。
對於最近比較熱議的監管體制改革，總的看法是隨著金融混業經營的傾嚮日趨明顯，過去的分業監管確實需要做必要的調整，否則的話，類似於這次股災的情況還會出現，而股災的出現以及應對它的措施受到了很多人的詬病，國外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國存在政策信任度（policy credibility）的問題。因而，監管體制改革將會減少或消除這些負面的影響，有助於增加國外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從而使得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更加平坦。
上述金融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政府也必將採取各種手段和措施。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有關部門要與國內外研究者、投資者進行有效、及時的溝通。這一次匯率改革以後，國際反響之所以如此強烈，固然與他們未能真正理解匯改的意義分不開，同時，與有關部門的溝通過於粗糙和不夠及時也有很大的關系。有關部門籠統地說這是一次市場化改革是不夠的。因為本次匯率改革僅僅是中間價的改革，不是取消外匯乾預。而國外投資者很容易把市場化改革理解為減少外匯乾預，因而對於後來央行乾預外匯市場很不理解。
最後，放眼全球，有一個現象值得關註，所有儲備貨幣國家都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且只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管這個中心是否同時是該國的政治中心。拿中國來說，既然從鄧小平開始，經過十四大決議，一直到2009年國務院文件都把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一個國家戰略。既然如此，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堅定地執行，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鼓勵各種金融要素向上海集聚。特別是當前國有金融機構仍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有能力使這些金融機構的總部或第二總部集聚到上海。這樣，不僅有助於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對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的發展有利，而且也是人民幣真正成為國際貨幣必不可少的要件。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受訪時表示，從中韓FTA開放程度及時程來看，協議生效後1至2年內，對台韓在各個產業的競爭關係影響並不顯著。以面板業為例，協議規定生效後第10年關稅才降至零，10年內的面板業的變化仍難以預料。
李淳指出，中國在服務業對韓國的開放幅度仍低於兩岸服貿協議，他認為，服務業至少2年內仍未有影響。不過後續影響仍取決於台灣在這段時間內能否完成兩岸貨貿、服貿的談判及生效。
去年11月，韓國總統朴槿惠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高峰會談，並宣佈中韓FTA完成實質談判，並於今年6月在首爾簽署。根據已達成的協議，兩國將在20年內分別取消中國輸韓92％產品，以及韓國輸中91％產品的關稅，覆蓋自韓國進口額的85％。
協議包含22個方面，其中金融、電子商務，是中國首次在FTA協議中將金融、電信和電子商務包含在內。
中韓兩國還承諾將繼續就服務領域內的自由化進行談判，以推動雙邊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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