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5年，製造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推動力，帶動新興中產階層崛起的引擎。投資占到總需求的一半，所以投資放緩使政府要實現已經調低的7%增長目標也加倍困難。
北京方面明顯傾向於再拿出一個全面刺激計劃。今年，中國央行已6次下調官方貸款利率，無疑也將出台進一步的貨幣寬松政策。這將讓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能夠繼續享受投資盛宴。
此外還傳出了採取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風聲。地方當局已採納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開支目標，政府正在快速審批建設新房屋和工廠的申請。
財政刺激具有明顯的吸引力。至於這是不是正確的措施就不好說了。眼看著製造業形勢糟糕，人們忽視了服務業的悄然崛起，它幫助抵消了其他經濟部門下滑的影響。上個月，中國服務業PMI指數升至53.6。其他方面的跡象也表明內需正在上升。房地產銷售已出現復蘇，房地產熱時期建造的成千上萬的公寓開始入住。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聲稱要推動經濟再平衡，由出口和投資驅動轉向消費拉動。那意味著，增長引擎從製造業切換到服務業。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在製造業沒有相對放緩的情況下是幾乎不可能的。北京方面不應一看到工業部門感冒就把手伸向醫藥箱。
沒錯，中國希望實現的大規模轉型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中共官員有充分理由擔心經濟放緩及其對就業的沖擊。中國的體量和在全球的重要地位意味著，中國的穩定不但對本國領導人、而且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北京方面必須著眼於長期目標。一看到市場有恐慌跡象就趕緊刺激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是錯誤的。財政政策如果是以鼓勵國內消費為目標，那倒也不壞。但是，不應發誓建造又一條無果之路，投資應當被引導向清潔能源領域，中國在這個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同樣，在資金外流之際，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對於抵消中國市場的流動性緊縮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希望利用寬松貨幣政策來解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將是錯誤的。
製造業活動的最新數據令人悲觀。不過，中國看似典型周期性下行的放緩，很可能正是人們期待已久的經濟再平衡。轉型是痛苦的，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資金外逃，加上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卻步不來投資，是造成過去二十臺灣經濟放緩，對外競爭力衰退，以至2015年經濟勢必定出現保一不保難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外資對任何一個成長中或繁榮中的國家經濟發展，都著有極其關鍵性影響。然則，當我們今天看到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占GDP比率，全世界的平均值是33.6％，而臺灣卻祇有13％的嚴重偏低水準之時，就更能讓人明顯察覺到，不過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臺灣已從「外資爭相投入熱病」中急遽轉變成為「投資旱渴症」國家，充分映現出今天「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的問題惡化程度，究竟有多麼嚴重的了。
2015年11月下旬聯合國UNCTAD甫發表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開發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的流入總金額，首度超過了先進經濟體的總合，計成長了1.6%而達到6,810億美元；相對的，後金融海嘯的先進經濟國家社會，則大幅度衰退了28.4%。
其中最引起國人關注與在意的正是，2015年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表現，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劇降到了大排尾的倒數第五。
這項如此糟糕的成績表現，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好些年，早在2011年時，就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跨國企業公司大量出脫資產，使得當年臺灣FDI，首度出現了歷史性赤字記錄，使得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排名，退到全球快墊底的第210名。此後，臺灣吸引外資表現就一路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外資對臺灣大卻步？為什麼外資不再像1980年代一樣繼續熱烈擁抱臺灣？而卻要躲避臺灣，見到臺灣就拐彎？的確是個最引人關注的大哉問題。
最近幾個月在臺外商協會陸續發布的建言報告書，事實上都已給出了背後的真實答案。其中，尤以日本工商會的建言書，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11月6日發表的2015年對臺灣政府政策「白皮書」，「直言三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友善」引申而成為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歡迎」，不啻道盡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外資「見到臺灣就要拐彎落逃」的背後深層原因。
之所以會普遍給予國際社會帶來「如此強烈印象」的「不歡迎外資」「不友善外資」具體事證，仔細分析起來，主要都是應該歸咎於政府公共部門在治國理政作為上的「誠信喪失」與「普世價值悖離」所致，具實言之，最嚴重的是，可以呈現在這段期間政府政策的「三大不賡續性」或者所謂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三大不確定性」，以至讓外人外資感到真正「不友善」與「不受歡迎」，乃望臺灣而卻步，甚至於讓既在臺灣的外人外資要為之大出逃。
第一是，臺灣已被認為是沒有願景與方向的國家社會。目前臺灣的整體國家經濟政策，既完全讓人無法看得到清晰未來願景，也嚴重欠缺整體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感。參照歷史演進之驗證，國際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所以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進行較為永續性長期投資，最需要的是一個前提要件，就是必須確認這一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具有持續發展高遠願景，以及能夠實現發展願景的具體政策之完整樣貌，也就是說，在過去這二十年間，外人外資看臺灣，與1980年代以前所見，已然大為不同。看李登輝「戒急用忍」及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而馬英九「跟進保護主義」，已然嚴重造成了過去二十五年，在臺灣令國人痛心、讓外人外資完全失去信心的「政府政策祇顧眼前理盲民粹與自私抗爭，完全喪失了面對未來的長遠願景，也根本失去了應有的一致性策略之整體規畫」的難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外人外資卻步，國人國資也不敢放手。
在多數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的眼中，臺灣政府部門所提出的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大多屬為零散瑣碎的個別性策略，不但缺乏整個國家一體共有的未來願景及整體性一致推展政策，尤其更加嚴重的是，還經常祇因為媒體報導、民嘴爆料或並不具有太高代表性的局部激進社會民粹的抗爭主張意見，中央政府既定政策或長期計畫方案措施，就可以「立時跳下馬來」，一夕之間豬羊變色地通盤變更或全面撤銷，特別是今天最為緊迫必要的兩岸政策、少子化暨高齡化並臻效應衝擊下的人口政策及國家人力資本政策，乃至臺灣絕對高度永續依存的國際經貿課題上，讓國人也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都同樣「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有任何大願景大方向的存在，凡此等等無一不讓國人外商在臺灣，都根本沒有辦法擬定具有更高更遠的策略性中長期投資計畫。
第二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沒有政策承諾能力的國家社會。在臺灣，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連續性」、「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政府締訂契約方式之完全悖逆國際商業契約基本理則」，祇要遇有政權更迭、首長交替，動輒就會爆發「政策大變動」「政策大扭轉」的戲碼不斷，甚至是百分之百純粹與政府部門直接締結的50年以上長期契約內容，也往往在不到三、五年時間就橫遭惡性更改變卦情事。2015年柯文哲入主臺北市不到一周之內，立即發動的「五大弊案秀」，就是肇致一夕惡化「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情勢的經典大戲代表作。
以李登輝時代啟動並大力爭取國內外大投資的民營電廠（IPP）計畫為例，既是中央政府主力推動，本應該更有高度「政府治國誠信」政策意涵，但是就國資及外資企業廠商投資的IPP，必須與國營事業台電公司重新檢討「購售電合約」並進行協商的同時，立法院卻已單方面徹底修定改變了「電業法」相關條款，對既已完簽長期商業營運契約的所有IPP公司嚴重不利與打擊，令全體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擾與挫折；再就是馬英九掌政時期的國家級桃園航空城計畫之例，當初桃園政府為推廣航空城，曾針對所有外商進行說明，不少歐美日外商也都已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了嚴正深刻評估研究，並已擬議了諸多直接參與投資之大規劃，然則一旦主辦城市市長換了政黨換了人之後，整個航空城計畫立即付諸停擺，最讓所有外資外商大為震驚錯愕也倍感無所適從。
第三是，臺灣已被認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相互對立抗爭的國家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制規範的解讀與執行落差」，越來越趨惡化。同樣一個法令規章在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往「並不一致」，甚至不同承辦人員，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最近南部縣市政府片面單獨「禁燃生煤」之例，最為凸出，中央與地方對於「環保法律」見解的差距，以至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際、轄屬權限見解的差距之大，更令所有國內外企業廠商與投資人，為之傻眼。
另一方面，因為核四商轉已經遭到「封存」，甚至於倘若蔡英文果如預期再輪替掌政，核四必然遭到「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將陸續除役，則在臺灣「到底要不要用電？如何充實電源？倘然缺電又將怎麼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在在都讓在臺的歐美日外商大感無端地左右為難，當然更讓他們都倍加對於臺灣投資之大卻步。事實上，自從「非核家園」成為臺灣最大反對黨的基本政綱之後，早已嚇跑了幾多的國資企業之外移他遷，更嚴重阻卻了幾多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前來臺灣投資呢。
第四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欺善怕惡、理盲濫情、根本毀棄積極競爭力的國家社會。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上，來自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造成極大的吸引外資來臺殺傷力。因為少子化大趨的高度外顯化，使得本質是勞動密集產業的服務業部門，在當下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既缺乏高端國際觀人才，也缺乏基礎操作事務人力；更加上最近半年的勞動法規修正案之立法通過，既高度限縮了「工時」(即勞動力之可供給數量)，並僵死了「工時調節彈性」(彈性工時)之餘地，使得必須365天24小時營運的，各種現代全球化高級化服務業類項及可貿易服務業的加速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在在使臺灣服務業部門的投資發展營運可能性，都付諸空幻。
當製造業不興，可貿易服務業不起，則必致國內證券市場的籌碼數量、價格、流動規模及流動性，都會同時出現嚴重的不良展望前景，當然更使外資寗選中國上證、深證，港市、星市、韓市，甚至ASEAN諸新興市場的新機運與新發展性而去，何需單獨苦戀臺灣小小一朵草花呢？
在這一背景條件之下，外人外資在直接投入臺灣市場的機會，以及服務業外向發展機會都受到了莫大壓抑。
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僑外資在臺灣的總體直接投資FDI，包括製造業投資及服務業投資，都在僵直不化的「鎖國自閉政策」之後，全面向下減半；在1980-1990年代，以至2005年間，來臺直接投資營運的外資總金額都能夠維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乃至750億美元水準；但是最近五年，則祇能保持在100億美元上下水準，顯見外人外資「躲避臺灣」，乃至「逃離臺灣」的情境態勢，相當嚴厲惡劣，實在令人不敢有所樂觀。
在今天，任期所剩無多的馬毛體制，先在2015年7月27日提出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分為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三大部分的中長期經濟強化措施計畫，繼而在2015年8月20日補足以五箭措施救經濟的「振興經濟短期方案」，兩者洋洋灑灑的行動方案措施作為中，就獨獨缺少了「如何留駐外資」、「再吸引外資」以及「再恢復振興外資對臺灣信心」的必要措施。
其實，倘然毛治國院長有足夠的警覺性與敏感性，再能夠更進一步趕緊在2015年第四季起，追補採取幾個可以一新國際投資人社會耳目的措施行動，讓「外資見到臺灣不再拐彎」，則振作拉抬2015年經濟，使不致淪為「保一不保」的窘態，其可能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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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國所面對的和需要考慮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把這種象徵意義實質化，或者說，如何利用這個契機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該逐步穩健地放開或取消各種限制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行政措施，如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放寬QFII的審批條件、加快QDII2的試點工作、簡化“熊貓債”發行程序等。與此同時，還應該認識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主要還是有賴於中國實體經濟的平穩發展，有賴於國內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能夠取得成效。
利率市場化方面，隨著存款保險制度的實行和存款利率上限的放開，狹義的利率市場化已經完成，下一步就是研究如何確定利率走廊，如何形成無風險的利率曲線，改進和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一個具體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確定人民幣的SDR參考利率。目前各籃子貨幣的參考利率主要是發行國三個月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但中國三個月期限的國債交易不活躍，那麽仍然堅持使用國債利率還是使用三個月期限的Shibor利率，亦或是使用其它的人民幣利率是一個馬上需要考慮並與IMF溝通的問題。
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現在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二是市場匯率圍繞中間價上下浮動；三是每天浮動的幅度是確定的。今年8月11日匯率改革主要是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確定機制進行改革，由過去實際上由央行決定，改為現在由商業銀行根據上一天的收盤價、自己的頭寸、夜間國際市場狀況和自己的判斷進行的報價來決定。8月11日的改革在國際上引起相當大的反響，國外各資本市場的指數都出現了下跌，有些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8月11日後的一段時間，市場出現了對人民幣比較強的貶值預期，有些月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資本流出。當時有些人也比較擔憂人民銀行對外匯的乾預會大量消耗我們的外匯儲備，所以建議乾脆讓人民幣匯率走向完全浮動。筆者認為如果這種市場預期持續而又一致，那麽再多的外匯儲備也不行。但是只要經濟不出現硬著陸，中央政府有維持匯率穩定的政治意願和決心，央行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乾預，市場的貶值預期就會分化，人民幣匯率就會穩定下來，因為做空人民幣也是要花成本的（筆者2015年10月15日於FT中文網闡述過類似觀點）。現在人民幣匯率已經基本穩定，人民幣結售匯逆差也已回落，跨境資本流出形勢得到了改善，央行外匯儲備餘額出現回升。但是這並不等於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已經完成，等匯率穩定一段時間，特別是等美聯儲加息以後，要進一步減少乾預，基本上不做常態化乾預，逐漸淡化中間價格的意義，而且在釘住一籃子貨幣時不要完全釘住美元，最終在兩、三年中讓匯率過渡到基本浮動。
關於資本賬戶開放，討論很多，觀點的分歧也比較大。一部分觀點強調順序問題，就是先內後外，先改革利率、匯率，再開放資本賬戶。也有一種觀點強調要協調發展。我認為對次序不能做教條主義的解讀，協調也只是一個理想的描述，更準確的說法可歸納為“小步交叉，相機抉擇，守住底線”。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都是漸進的，小步推進的，從理論上或實踐上很難說每一步應該誰先誰後，更多的是要根據需要和現實狀況來選擇；底線是指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要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後。
資本市場需要雙向開放。現在QFII額度已經有所增加，審批的條件也可以進一步放寬。QDII 2已經允許在上海自貿區進行試點，希望這個試點能夠加快推進。現在除了滬港通以外，馬上又要開深港通，滬倫通也在進行可行性研究。這些都是有控制的開放。那麽，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上交所開國際板？盡管這個設想三、四年前曾提出過，由於種種原因而半途而廢。我覺得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國際板了。因為隨著人民幣進入SDR籃子，國外對人民幣資產的要求會增加，除了我們已經對各國央行、國際金融機構和主權財富基金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利外，開設國際板同樣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好處。因為國外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是多樣化的，穩健的資金偏好債券市場，而追求較高收益的資金則更傾向於通過QFII投資國內股票市場，或者投資於國際板。而國外對於在國際板上市的企業會比對中國企業更加熟悉，從而增加其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願。
對於最近比較熱議的監管體制改革，總的看法是隨著金融混業經營的傾嚮日趨明顯，過去的分業監管確實需要做必要的調整，否則的話，類似於這次股災的情況還會出現，而股災的出現以及應對它的措施受到了很多人的詬病，國外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國存在政策信任度（policy credibility）的問題。因而，監管體制改革將會減少或消除這些負面的影響，有助於增加國外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從而使得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更加平坦。
上述金融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政府也必將採取各種手段和措施。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有關部門要與國內外研究者、投資者進行有效、及時的溝通。這一次匯率改革以後，國際反響之所以如此強烈，固然與他們未能真正理解匯改的意義分不開，同時，與有關部門的溝通過於粗糙和不夠及時也有很大的關系。有關部門籠統地說這是一次市場化改革是不夠的。因為本次匯率改革僅僅是中間價的改革，不是取消外匯乾預。而國外投資者很容易把市場化改革理解為減少外匯乾預，因而對於後來央行乾預外匯市場很不理解。
最後，放眼全球，有一個現象值得關註，所有儲備貨幣國家都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且只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管這個中心是否同時是該國的政治中心。拿中國來說，既然從鄧小平開始，經過十四大決議，一直到2009年國務院文件都把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一個國家戰略。既然如此，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堅定地執行，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鼓勵各種金融要素向上海集聚。特別是當前國有金融機構仍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有能力使這些金融機構的總部或第二總部集聚到上海。這樣，不僅有助於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對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的發展有利，而且也是人民幣真正成為國際貨幣必不可少的要件。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受訪時表示，從中韓FTA開放程度及時程來看，協議生效後1至2年內，對台韓在各個產業的競爭關係影響並不顯著。以面板業為例，協議規定生效後第10年關稅才降至零，10年內的面板業的變化仍難以預料。
李淳指出，中國在服務業對韓國的開放幅度仍低於兩岸服貿協議，他認為，服務業至少2年內仍未有影響。不過後續影響仍取決於台灣在這段時間內能否完成兩岸貨貿、服貿的談判及生效。
去年11月，韓國總統朴槿惠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高峰會談，並宣佈中韓FTA完成實質談判，並於今年6月在首爾簽署。根據已達成的協議，兩國將在20年內分別取消中國輸韓92％產品，以及韓國輸中91％產品的關稅，覆蓋自韓國進口額的85％。
協議包含22個方面，其中金融、電子商務，是中國首次在FTA協議中將金融、電信和電子商務包含在內。
中韓兩國還承諾將繼續就服務領域內的自由化進行談判，以推動雙邊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工商時報)
]]>18年前京都議定書通過的年代，中國大陸、印度經濟蓄勢待發，得以豁免於規範之外，而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最高的美國強權凌人，始終拒絕簽約。因此，京都議定書設定「2012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1990年少5％」的目標，在當初即被不少專家譏為陳義過高，在其後更被若干開發中國家斥為是已開發國家阻礙窮國進步的「陰謀」。
儘管《京都議定書》的支持者堅稱，萬事起頭難，減碳愛地球「先求有再求好」，但事實證明，由於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需求大不同，對於環保減排的接受度與急迫感也差異甚大。上述兩大陣營的認知歧異與猜忌，終於在6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轉化為相罵本。
彼時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正肆虐全球，而身肩世界工廠與市場的中國大陸則已非吳下阿蒙。偏偏在該次年會最後，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透過密室協商，企圖推動《哥本哈根協定》，降低自身的減排責任與金援義務，架空《京都議定書》，進而將更多的環保重擔轉嫁到開發中國家，結果引發中國為首的G77開發中國家陣營強烈反彈，終致《哥本哈根協定》胎死腹中。
到了2012年卡達COP18，眼見《京都議定書》無法如期達標，各國乃同意自翌年至2020年進入所謂《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但在COP18舉行前後，加拿大、日本、俄羅斯陸續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至此，《京都議定書》名存實亡。
從京都COP3到巴黎COP21，有著高度理想性的全球抗暖化運動，在現實面從未擺脫錢與權的拔河。自惡名昭彰的哥本哈根COP15之後，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繼續拉扯，終於在華沙COP19峰迴路轉，妥協出2020年之後的減碳新路徑，亦即邀請所有國家進行「國內準備」， 最遲於2015年的巴黎COP21前，提出「不影響法律本質的國家自定減量貢獻」（INDCs）。
雖然不少環團批評，允許各國自定減量貢獻（而非承諾），標準高低不一，根本是大開環保倒車，但鑒於過往的「承諾」無一兌現，越來越多務實者認為，如果各國願意先自掃門前雪，累積的「貢獻」或許會遠勝於空泛的「承諾」。
巴黎COP21之所以比以往值得期待，原因在於：一、頻繁的天候異常提高了各國的危機意識，目前已有153國提交INDCs，美、中、歐、俄、印、日等排放大國皆在其中，美中兩國更已於去年簽署雙邊減排協議。二、大國朝野正積極結合環保理念與產業商機，例如中國大陸在明年展開的《十三五規劃》，即將綠色環保納入發展策略，勢必牽動生產鏈的質量進化；又如美國首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將斥資數十億美元從事潔淨能源科技的研發，也必將促進節能產業的升級發展。當理想化為生意經，誘因也就更加強大。
影響所及，台灣雖非UNFCCC締約國，向來也只能由工研院以非政府組織（NGO）身分，代表出席歷屆COP，卻不能無視於最新的減排訴求，主因很現實，那就是當綠色供應鏈成為時代潮流，倡議的美中歐等大國就算自己做不到，也會強勢要求供應商必須達標，以代工與出口立足的台商也必須跟著「綠化」，才能分得一羹。當然，更深刻的思考是，台灣作為地球的一分子，沒有理由不為「愛地球」盡一分心力。
至於行政院在9月間發布的台灣版INDCs：「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也等於比2005年排放水準再減20％」，是否自我要求過高以致窒礙難行？習慣了低廉水電環境的朝野，是否承擔得起節能減碳的成本高漲？這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有待明年上台的新政府務實因應。
各國是否真的有心救地球？COP21將是一場關鍵的試煉。若各國最終簽成巴黎協定，未來還有漫長的實踐路要走。若各國代表們再度不歡而散，則正好坐實了本次會議東道主法國總統歐蘭德的警告：「人類是人類最大的敵人！」(工商時報)
]]>他或許也應該享受。由於迫切需要納吉布支持從反恐到自由貿易的廣泛議程，奧巴馬決定寬容對待這個受到大規模挪用政府資金指控的領導人。除了其他方面，奧巴馬還稱贊馬來西亞通過溫和伊斯蘭教的反向宣傳，為對抗ISIS提供了“極大幫助”。他還對馬來西亞作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簽約國的重要性表示認可。美國政府希望TPP能夠將美國與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區相捆綁，並成為美國政府討論甚多（盡管並未大舉實施）的軍事轉向太平洋舉措的補充。
中國領導人李克強則更進一步。他向納吉布灑出了諸多大禮——仿佛納吉布有7億美元還不夠似的。國有企業中國廣核集團(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Group)掏出了23億美元，收購1MDB旗下的能源資產，從而緩解後者的債務困境。李克強還熱情提及中國其他潛在大規模投資，其中包括一條從吉隆坡到新加坡的規劃中的高鐵線路。兩國互相購買債券，就像情人間交換詩歌一樣。
對於中國的崛起，通常的看法是它令亞洲各國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比如，澳大利亞該如何平衡與中國的商業利益（中國是澳大利亞遠超其他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和與美國的深層次安全利益？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平衡起來並不總是很容易。澳大利亞24年的無衰退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對大宗商品迄今仍十分龐大的需求，然而該國與這個經濟施惠國間的關系卻會不時出現齟齪。對於中國在農場、電信和採礦方面的投資，悉尼就十分警惕。
然而，不太富裕的國家則可能有另一種選擇：讓別國相互爭鬥好坐收漁利。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巴基斯坦。作為華盛頓反復無常的盟友，伊斯蘭堡始終與北京關系密切。北京方面投桃報李，承諾在其脆弱的電力和交通領域大力投資。中國豪情萬丈地談到建造一條長達1800英里、將巴基斯坦瓜達爾深海港口與其不安定的新疆地區連接起來的通道。北京方面允諾的460億美元資金哪怕有一小部分兌現，那也可能具有變革性的影響。
印尼也很精明。最近，它讓中國與日本（而不是美國）爭鬥。在與東京就50億美元的子彈頭列車舉行多年談判之後，雅加達在最後一刻選擇了中國。北京方面提供的融資協議優惠得令人難以拒絕。被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外交官承諾加倍努力贏得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而後者也在北京的視線之內。
這種商業上的軟性角力雖然不像圍繞南中國海人造島嶼的爭吵那麽引人註目，但事實可能證明它們更為重要。如果說華盛頓有TPP，那麽北京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國有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現在北京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後者可能從明年開始為項目提供融資。
北京的王牌可能是用遍佈中亞、太平洋及印度洋的鐵路、公路和港口，將中國、歐洲和中東連接起來的“一帶一路”計劃。對從緬甸到哈薩克斯坦、印尼到斯里蘭卡的處於這些線路之上的諸多國家而言，資金和水泥會有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即便是英國也無法抵抗中國“紅鈔票”的誘惑。
但金錢也只能買到這麽多了。緬甸、斯里蘭卡和菲律賓全都抵制中國的引力作用。緬甸實施政治改革並向華盛頓伸出橄欖枝，就是因為那些將軍們擔心受制於北京。斯里蘭卡的選民們將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趕下臺，就是因為認為他過於討好中國。菲律賓人將安全擔憂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冒著激怒中國（以及香蕉遭抵制）的風險，為主權糾紛而將北京告上國際法庭。
然而，亞洲正在展開的是一場人心和頭腦之戰。要贏得勝利，既靠軍事戰略家，也靠工程師。
]]>當前大陸經濟發展遲滯，能否給台灣更多讓利，完全是政治問題。如果習近平願意讓，就會大氣魄而一次到位的讓，這是習的風格；因為如果讓得有限，反而會遭致民進黨的批評，那也沒必要急著舉行第13輪談判了，大可拖到選後。所以這半個月非常關鍵，但趨於樂觀。
首先，由於習近平已能直接插手經濟事務，加上兩岸經貿只占大陸總體外貿的一小部分，所以在貨貿上對台讓利的內部阻力已不存在。
習近平為何要在貨貿上對台讓利？這當然是一石多鳥的規畫。首先，此可算是馬習會後的一項具體成果，馬英九也肯定會大力宣傳，算是給馬的一個「畢業禮物」。
其次，由於貨貿不像服貿那樣敏感，也不用擔心大陸服務業入台，反而對台灣一般企業的出口有幫助，因此能拉抬一些國民黨立委選情，避免民進黨在國會過半，進而可能發動修憲。
第三，則是給蔡英文出考題。誠如前述，企業界與台灣社會對貨貿大致歡迎，如果蔡英文明年當選，必須處理此一問題。因此，如何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立法院通過，成為蔡的第一個挑戰。
但另一方面，對蔡英文來說也是一個機遇。這顯示習近平不想在蔡當選後「冷處理」兩岸關係；不希望如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時，有一大段「聽言觀行」的過程。如果蔡能解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貨貿協議，兩岸關係能撥雲見日，則蔡是否一定要在九二共識問題上清楚表態，就不會那麼重要。
第四，習近平認為蔡英文當選後會採取「親美、友日、冷中」的政策，不但會積極加入由美國主導的TPP，在南海與安全問題上更可能「一邊倒」地倒向美國；另外則是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合作，一起推動「新南向政策」。如此，不但兩岸關係會趨冷，也不利於大陸自身利益。因此，習反而希望透過貨貿拉住蔡。
事實上，習近平能在兩個月內就拍板決定舉辦馬習會，完成66年以來的歷史突破，而非「細火慢燉」的鋪陳與醞釀，他「不拘一格」的決策特質可能再現。（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並不復雜——實踐證明，單純的需求管理難以幫助中國經濟走向復甦。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力圖持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需求。2015年以來，央行已5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人民幣，但經濟頹勢難改。無論是2009－2010年的“四萬億”，還是目前的投資刺激，均收效不佳。這表明，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部的壓力。刺激政策對前一種情形或許有效，但對後者卻束手無策。
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議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如何理解習主席對貨幣政策局限性的判斷，貨幣政策為何失靈？ 其根源於當前中國企業部門過度負債、產能過剩的現實。給定這一現實，貨幣寬鬆並不能刺激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只會推動資產價格膨脹。
對於資金的流向，余永定給出了生動的描述：“投資回報惡化導致信貸需求萎靡。最開始過剩流動性進入房地產，政府隨後掐斷了銀行資金流向房地產的通道，但影子銀行開始興起。影子銀行被打壓之後，流動性涌向股市。股災後，資金又涌入債市。但債市規模不足以吸收如此龐大的流動性，所以資金又回到了股市，導致股市反彈。”
前中國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最近指出：“現在經濟不好，企業不願投資；銀行不敢放貸，壞賬太多。銀行間利率已到2%左右，是多年來較低水平，銀行超額儲備率也在上升，說明流動性並不短缺，短缺的是投資信心。唯一辦法是市場出清，經濟結構調整，讓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消除掉多餘的產能，才有助於恢復投資信心”。數據證實了吳曉靈的擔憂：2015年10月末，工農中建四大行貸款總計35.69萬億元，較9月減少656億元。貸款規模出現負增長，是2009年央行公佈信貸數據以來的第一次。
金錢永不睡眠。進不了實體經濟，必然湧進資產市場。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在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產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於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並沒有太大效果。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並沒有達到支持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
因此，此前“凱恩斯主義”色彩濃厚的需求刺激政策，並未有效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反而製造了一次暴漲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風險。痛定思痛，中國政府下決心開始擁抱“供給經濟學”。
供給經濟學的橫空出世
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其中拉弗因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線”並在80年代躋身里根總統經濟顧問而最為知名。
供給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針鋒相對，因為後者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一度倍受官員喜愛，因為它滿足了官員干預經濟的“動物精神”和英雄主義情結。而供給經濟學的誕生，恰逢70年代凱恩斯主義失靈。
半個多世紀以來，凱恩斯主義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也？凱恩斯本人說的坦白，因為“從長期看，我們都已經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言下之意，我的方法雖然是短視的，但能短期見效；而要等到那些長期合理的政策產生效果，我們都已經死了。因此，盡管凱恩斯主義倍受詬病，但由於它對政治家的短期蠱惑力，它不時改頭換面重新登場（例如林毅夫所謂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新結構經濟學”）。
大蕭條之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去美國游說時任總統羅斯福，推銷“凱恩斯主義”，通過政府投資創造需求來擺脫經濟困境。1933年凱恩斯在《紐約時報》發表《 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並於次年拜會羅斯福。羅斯福新政期間，美國也的確大力推行“以工代賑”、大力興建公共工程。凱恩斯主義尚未奏效，1939年二戰爆發。
作為羅斯福新政核心之一的《國家工業復興法》，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典型。根據《國家工業復興法》，為緩和產能過剩，各工業企業制定本行業的公平經營規章，確定各企業的生產規模、價格水平、市場分配、工資標準和工作日時數等。羅斯福也加強了政府管制，特別是著名的《Q條例》，對利率水平管制。
二戰導致美國不可避免地進入“戰時經濟”：大量企業軍工化，市場的力量急劇萎縮，政府的各類管制不斷增多，政府支出規模越來越大。二戰結束後，美國又接連陷入新的戰爭泥潭：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60年代的越南戰爭。曠日持久的戰爭，不僅持續壓制市場力量的發展，也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危機。
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危機，油價飆升，引發“成本推進型”通脹。由此，美國經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滯脹狀態（stagflation）。滯脹的出現挑戰了經濟學家的知識邊界，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原理，通脹與失業率應該是負相關的（菲利普斯曲線），而在滯脹狀態下出現了高通脹與高失業並存的局面。這也令凱恩斯主義手足無措。
壓垮實體經濟的還有不斷累加的管制。1980年，美國聯邦管制的成本約為今天的8000億美元，平均每個家庭4000多美元，這是巨大的隱形稅。
在卡特總統任期（1977－1981）內，經濟局勢惡化。究其原因，是卡特沿用凱恩斯主義的戰術，企圖通過刺激需求來擺脫困境。但是由於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並非周期性的需求不足，而是高成本結構導致的供給不足，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僅沒有把經濟拉起來，反而加劇了通脹。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貨膨脹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問題上搖擺不定，
貨幣政策時緊時鬆，最終在滯脹泥潭越陷越深。里根尖刻地嘲諷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用通脹去打擊失業，又用失業打擊通脹，最終結果是通脹與失業一起打擊了美國經濟”。1980年裡根憑借他的幽默當選美國總統，“衰退的定義是你的鄰居沒有工作，蕭條的定義是你自己沒有工作，復甦的定義是讓卡特沒有工作”。
供給經濟學的精髓
凱恩斯主義遭遇滯脹困境，成就了供給經濟學。
從某種意義上講，供給經濟學是向古典經濟學的回歸。19世紀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薩依定律”認為：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因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這一觀點聽上去與直覺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只要市場是有效的，企業家是理性的，就不會創造“無效供給”（產能過剩）。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圖解釋說：“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要不是成為自己商品的消費者，就必然會成為他人商品的購買者和消費者。”
以70年代的滯脹為例。經濟增長受制於供求規律。對於增長乏力，凱恩斯主義開出的藥方是：需求不足，政府應該刺激需求。而供給經濟學則認為，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生產太多，同時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缺乏供給。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刺激需求，只會令問題變得更糟。導致供給不足的原因，要麽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殺了創新，要麽是稅負太重抑制了供給。
可見，供給經濟學的要義是如何讓供給變得有效。該理論認為，改善供給的關鍵是提供恰當的激勵：第一，減少政府管制，促進企業家的創新；第二，降低稅負，提高個人和企業家工作的積極性。 要刺激生產必須增加資本積累並刺激個人的生產積極性。減稅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以拉弗曲線為中心的減稅理論是供給學派的中心。供給經濟學的精神實質是對“小政府，大市場”、自由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的堅定信仰。例如，喬布斯發明瞭iphone手機，iphone手機的供給自動創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國消費旺盛的背後，則是企業家源源不斷的創新供給。
里根經濟學：供給經濟學的偉大實踐
供給經濟學問世之初，是不入流的，甚至被裡根初選時的黨內競爭對手老布什指責為“巫術經濟學”。獲得這個稱呼，與拉弗曲線分不開。拉弗居然提出：降低稅率可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這難道不是巫術嗎？1974年年輕的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與拉姆斯菲爾德（後任小布什的國防部長）、切尼（後任小布什的副總統）共進晚餐時，在那張美國最著名的餐巾紙上畫出了拉弗曲線。拉姆斯菲爾德說：理論簡單的令我震驚，如果稅率100％則政府獲得的稅收為0。這一簡單明瞭的曲線，也成了里根減稅的理論基礎。
讓供給經濟學從巫術變成魔術的是美國總統里根。他選擇供給經濟學作為自己的政策指引，並非偶然。 作為一個演員，里根卻具有堪比哲學家的樸素價值觀。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他說：“在目前的危機中，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我們的稅收制度懲罰輝煌的成就，人們辛勤勞動卻不能換得公平的報酬。”對於回歸市場力量的堅定信念，是成就里根總統偉業的基石。可見，里根與供給經濟學在理念上是相通的。這一緣分締造了“里根經濟學”。
美國輿論把里根評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美國總統”，和羅斯福並列。美國企業研究所Michael Ledeen評價說，“美國建國二百年來，有四位偉大的總統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里根。”好萊塢演員出身、以70高齡當選總統的里根，何以如此備受推崇？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一語中的：“里根改變了美國的行進軌道，他把我們推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上。尼克鬆和克林頓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里根上臺之初，美國經濟面臨四大問題：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管制過多；稅率過高；通脹。
1981年裡根發表國會演說：“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靠的就是工廠、農田和商店裡賺錢回家的人們......現在，我們剝奪人們的權利太久了，我們不讓他們處置自己創造的財富。絕不能用徵稅的手段來管制經濟或促進社會變革。我們試過那種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1981年裡根就任總統後，第一次內閣會議，所有人屏息期待里根拯救陷入泥潭的美國經濟。里根等會議室變得鴉雀無聲後說道，“女生們、先生們，我痛恨通貨膨脹，我痛恨稅收，我痛恨蘇聯。努力做吧。”然後起身離開了會議室。
里根就職後在首次向國會發表預算講話時提出，“首先，我們必須停止增加聯邦政府的開支；其次，必須降低稅率，這樣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報償；第三，必須小心放開政府的過度管制；第四，必須與美聯儲聯手制定貨幣政策，合理調控貨幣供應；第五，必須步步為營邁向平衡預算...”
上述要點，構成了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核心要義。
“里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從何而來？主要是貨幣主義學派和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堅信，價格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超發必然導致價格膨脹；供給學派則主張通過減稅來刺激供給而非需求。這兩個學派共同的邏輯都是對市場和自由的堅定信念。
優秀的領導者首先選擇優秀的團隊。里根每月與一批優秀的顧問舉行一次很長的午餐會，確保政策是正確的，這些人包括沃爾克、弗里德曼、格林斯潘、拉弗...與這些人士共事，幫助里根不斷強化自己的改革信念。
對於里根而言，當時推行“里根經濟學”可謂阻力重重：一是，當時“供給學派”在美國經濟學家是一個非主流學派，拉弗只是一個年輕學者而非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大師。二是，國會的強大反對勢力，國會議員不斷以財政赤字為理由阻撓減稅方案。里根在推動減稅時要不停給議員打電話進行游說動員；三是，最重要的是，“改革紅利”的產生需要時間，在短期內，改革不僅不能改善經濟，反而令經濟更加困難。這對政治家，特別是面對選舉壓力時，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威脅。
卡特任命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成功矢志加息降伏通貨膨脹，導致經濟衰退、卡特落選。當時整個國家，不論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都反對沃爾克加息、呼籲放寬貨幣供應。只有里根一個人對沃爾克支持到底。沃爾克治理通脹的策略非常簡單：加息。1983年美國失業率達到最高點，超過10％。
里根就任總統後，果斷推行“30%減稅計劃”,個人最高稅從70%降為 28%、企業所得稅從46%降至33%。但減稅存在“時滯效應”：稅率的下降立竿見影，但稅基的擴大卻需要時間來培育。因此短期內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擴大。當時，就連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都對“里根經濟學”失去了信心，公開表示“里根總統就是安徒生童話里沒穿衣服的國王”。里根立即將其解雇。
幸運的是，經濟學家的嘲笑、國會的阻撓、經濟形勢的惡化，都沒有動搖里根的意志和信念。他堅信自己的邏輯是對的：稅率越低、政府管的越少，人民的積極性越高，經濟就越繁榮。如此簡單而清晰的邏輯，怎麽會錯呢？
正是因為里根有著驚人的判斷力、樸素的價值觀和堅定的信念，最終渡過了經濟衰退，迎來美國經濟再度起飛，不僅成功幫助美國經濟掙脫了滯脹的泥潭，而且財政收入從1980年5170億美元升至1990年1.03萬億美元。
里根1984年競選連任時，經濟已經觸底反彈。里根贏得了50個州中49州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歷史上勝選差別最大的總統。這是選民對“里根經濟學”的信任票。
可以說，里根重新塑造了美國經濟：一個企業和個人享有廣泛經濟自由、稅率盡可能低的現代經濟。這奠定了美國長達25年的經濟繁榮。從某種程度上講，克林頓時期的經濟輝煌，正是里根經濟學紅利的涌現。
中國改革開放37年的成就，歸根結底就是市場力量不斷增強的結果。面對過度依賴投資、強勢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嚴重後遺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在經歷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國進民退、政府權力無序膨脹”之後，中國經濟理念再度向市場力量回歸。
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當前經濟問題的準確判斷。中國面臨的問題顯然並非簡單的需求不足：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國民蜂擁到日本買馬桶；一方面國內奶粉行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國的奶粉被國人買得斷貨。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於供給側的結構性缺陷：要素價格扭曲導致資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業過度投資過度發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嚴重抑制了創新活動，減少了有效供給；中國企業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競爭階段，中國目前的供給現狀是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無法適應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結構。
對於供給經濟學的適用性，馬雲做了非常深刻的闡述：“中國經濟前30年，加大基礎設施、出口，這是政府拿手好戲，銀行的錢掏出來。消費，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那是企業家的本事，那是創新的體現。我們要用觀念去不斷打開這個消費和內需拉動的東西，這一定是企業家的作用。未來20年到30年，中國必須以消費拉動，而消費拉動一定是企業家。”
李克強總理提出：“大道至簡。 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後世稱為“盛世”。”這其實就是供給經濟學的精髓。
與凱恩斯主義的立桿見影不同，供給經濟學要求的是大膽的減稅、痛苦的結構性調整、自我革命的簡政放權。政治家必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力排眾議的勇氣、不畏陣痛的定力，才能將供給革命進行到底。
]]>就生育問題而言，勞動部或可不負責任地說，那是內政部的事，與他是一點關聯性都沒有，但這是不對的，台灣就是在各部會間的推諉中而落至一事無成。內政部所能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相對的，勞動部掌控的「就安」及「就保」基金，每年加總會有逾台幣4百億元的進帳，這麼大額的錢，多只用在表面辦園遊會、補助團體、國際交流等活動上，對「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如托育問題的改善上，是師出有名可以全力支持的，但勞動部一直自我設限：生育問題雖是國家大事，但那是其他部會的事，與勞動部無關。
由國發會長期的民調顯示，國人認為最有效鼓勵生育的方法為：「政府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受肯定的比率最高，達74.3％；其次則是「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比率亦高達71.8％。而勞動部常把重點放在「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然數年來，早已證明這是行不通的，這是因為台灣的企業多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的內部空間有限，所以成果有限，為此，勞動部就可以以此為藉口而卻步不前，殊不知，真正該部對可放資源，可以真正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的「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卻視而不見。其實，不論是「企業內」或是「公設托兒所」，台灣的婦女勞工最需要的，就是幫她們解決小孩子的托育問題，如此，才能讓更多的年輕勞動夫婦們願生、敢生，為此，勞動部是否願幫國內婦女的忙，以友善她們（廣義）的職場工作環境呢？
台灣幼托兒園的教育，長期以來是以民辦為主，而法令上，也不禁止他們不可營利，因此，長久下來，就變成一個個營利的機構，在競相逐利的情形下，在「不可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魔咒下，各種花招百出，而讓托兒的費用支出節節高升，成了年輕家長們不可承擔之重，如此一來，也直接及間接地造成年輕夫婦不願生、不敢生的現象，頗有「殺雞取卵」之勢。若參考德國的幼教可知，在德國，她在憲法裡就明定，不允許幼兒園教小孩讀書寫字的，而這個行之多年的法律絲毫不影響德國在全世界的競爭力。爾今，若政府要辦公托，以破解目前的困境，就立刻受到私立幼兒園的反對，其結果，就是請託立委在立法院刪去大部分政府辦公托的預算，而讓公托制度寸步難行。
如何打破目前的困局？在近日「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謹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參。
其一，由勞動部的「就安」或「就保」基金，擴大補助「勞工」公托或公辦民營的育兒所，使每個家庭對單一幼兒自付托兒費用不超過5千元，生兩個者或以上者，每月的公托費總開支以1萬元為限。（另生3個小孩者，可開放申請外勞，如此一來，也沒有什麼政府支出上的負擔）。
其二，擴大公私協力幼兒園，在民國107年時，能完成200所，民國110年時完成500所，同時改善幼教及教保人員的工作條件及薪資待遇，以期根本解決平價優質的幼兒園供給問題，讓家長放心。
其三，（勿以善小而不為），公托保姆可採兩班制，故其公托的下班時間可延至晚上7點，以幫助職場婦女兼顧工作與托兒。
上述建議，是須要政府全力的支持，它包括：行政及立法、中央及地方，以及跨部會間的合作，才有可能實踐，套句經國先生的話：「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針對東協將於2016年完成與周圍6國間之RCEP談判，政府自2014年即已明確宣示，將採取「雙軌併進」策略，同步爭取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以東協擔綱的RCEP，同時減緩大量廠商外移至東協布局的壓力。惟因近兩年政府推動參與區域整合之行動未見明顯成效，尤其RCEP之成員涵蓋中國大陸，該項「中國因素」恐成政府推動參與RCEP的最大阻力，因此廠商進駐東協仍然絡繹不絕於途，投資規模較諸1990、2000年代兩波「南向政策」的投資潮更加大型化與集中化，產業別範圍更涵蓋傳統產業、科技產業以及各種服務業。
以美、日為首的TPP談判頃於10月5日宣告完成談判，行政院立即跨部門總動員，研析TPP條文及進行我國爭取加入TPP的各項自由化落差與法規盤點，以爭取被納入下波新會員的名單中。
相較於政府對TPP的重視與劍及履及，RCEP的談判預計將在2016年內完成，雖較原本預定的2015年底期限有所遲延，然而東協經濟共同體已經達陣，東協與中國大陸、韓國更陸續更新原有的東協加一FTA自由化承諾，朝向升級版的FTA邁進， 因此我國面對東協與東亞之間快速的經濟整合，更有迫切因應的需要。
政府除應推動參與區域整合外，亦應研擬突圍方法，包括推動產業合作、建立區域對區域合作，及參考日、韓兩國搭配官方援助（ODA）措施等。此外，我國爭取參與東亞整合或RCEP所涉之「中國因素」應如何排除，也需要政府及早規畫解決之道。不論是目前政府的「雙軌併進」策略，或是民進黨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恐怕都必須著墨，沒有迴避空間。（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依靠不需要印尼政府作擔保人的無條件融資，中國擊敗了日本，贏得了印尼一個50億美元的高鐵項目。
中日兩國還激烈爭奪其他高鐵項目（包括連接吉隆坡與新加坡的高鐵），並在這一快速增長的地區競逐港口、電廠及其他基礎設施項目。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一次演講中表示，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DA)必須跟上亞洲變化的速度。
安倍承諾大幅縮短貸款處理時間（目前平均為三年），他表示：“我們將大幅縮短走完ODA貸款手續所需花費的時間，在當前機制基礎上縮短至多一年半。
“我們還將修改要求受援國政府無一例外提供付款擔保的慣例。”
一名日本外交官表示，東京方面在開展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方面必須變得更加“迅速有效”，而不能一味強調自己在質量、安全及社會環境保護方面的記錄好於中國。
北京方面也承諾加快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中國總理李克強承諾再向東南亞提供100億美元新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並增加對該地區欠發達國家的援助。
在中國與日本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爆發海上爭端之際，中國與其各個競爭對手正競相建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
馬來西亞、越南、日本、美國等12國最近簽署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這一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協定旨在推動亞太地區建立一種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和投資機制。
中國政府支持與東南亞國家簽訂與TPP相競爭且對經濟自由化的要求較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
但昨日，在今年底完成RCEP談判的希望遇挫——東盟(ASEAN)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稱，由於“面臨挑戰”，明年之前無法完成談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含蓄地批評了TPP，他在馬尼拉的另一場地區論壇上在警告：“新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不斷涌現，引發大家對碎片化傾向的種種擔憂。”
盡管北京方面表示擔憂，但自TPP上月達成後，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其他東南亞國家均已表示有興趣加入。
“TPP現在終於瓜熟蒂落，它似乎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佳規則，”急於加入TPP的某東南亞國家的一位部長說，“但考慮到我們的經濟狀況以及現有TPP參與國必須先批準該協定，我們要想加入還要等待數年時間。”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樂見東南亞國家對TPP產生新的興趣，並稱該協定將“書寫亞太未來數十年的貿易規則”，促進通過對話而非“恐嚇或脅迫”解決經濟糾紛。
]]>如果本月底全球領導人在巴黎會面時就氣候變化達成共識（眼下看似乎很有可能），他們將為保護我們星球邁出重要的一步。但是，這仍然僅僅是個開始。為了確保氣候變化問題取得進展，我們需要新的經濟結構以及新技術。
這需要付出代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對環境治理成本和持續增長的需要進行平衡。但是這也將帶來好處，為經濟繁榮創造新的可持續來源。同時，就如進展取決於先期投資時的通常情況一樣，金融才是關鍵所在。
綠色金融不應該是富裕國家向較貧窮國家提供援助的另一種形式。它也不能披著綠色金融的外衣，實質上卻是得到國家支持的項目融資。相反，重點應該放在利用市場原理來吸納私人資本，這樣清潔技術就可以進行商業化，資金也可以遠離依賴無代價破壞環境的高污染行業。
金融體系所需的轉型不易實現。對於缺乏像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一樣成熟、大容量、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轉型尤其困難。
也有鼓舞人心的先例。中國政府，與聯合國(UN)一道，提交了將其金融體系與低碳增長相匹配的意見書。中國呼籲建立擁有明確環境目標的新貸款機構，以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盡管這是積極的一步，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問題不是缺少資本，而是需要將充沛的資金配置到低碳行業上去。低碳行業也可以造就經濟增長的新來源並創造新就業。在中國，有很多機會根據此種目的來調配私人資本。只舉一個例子，2011年建築差不多占據了中國30%的能源消耗。這一問題不僅限於中國。未來十年，全世界將再增加二三十億人口——大部分新增人口將被城市吸收。城市人口增加的國家將有很多是發展中國家，它們缺少合適的城市金融體系來為城市發展提供資金。這也是為什麽公共部門也要發揮作用的原因。
公共支出應著眼於發揮乘數效應，努力使支出的每一分錢都能帶動更多私人資本投入。政府政策也可以加速金融和投資活動的改變。
國與國之間的綠色金融和政策選擇將有所差異。一些國家將選擇對碳定價，另外一些國家可能會選擇各種稅收、補貼以及監管政策的組合。
無論是何種政策組合，它們都應該以市場激勵機制為核心，在對項目和業務進行評估時，鼓勵金融機構、投資者和銀行對排放物等外部性負責。
隨著綠色投資者網絡的出現、以及某些歐洲金融機構已承諾遵循“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控制環境風險的框架），這些想法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要對碳排放量產生影響，這類綠色金融理念需要得到廣泛採納。因此，當明年中國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該集團有機會將綠色金融作為一項新議程並為發展中世界創造實用模式。
全球資本市場是強大的力量。加以正確引導，它們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並開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未來。
美國前財長 亨利•保爾森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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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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