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東協將於2016年完成與周圍6國間之RCEP談判，政府自2014年即已明確宣示，將採取「雙軌併進」策略，同步爭取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以東協擔綱的RCEP，同時減緩大量廠商外移至東協布局的壓力。惟因近兩年政府推動參與區域整合之行動未見明顯成效，尤其RCEP之成員涵蓋中國大陸，該項「中國因素」恐成政府推動參與RCEP的最大阻力，因此廠商進駐東協仍然絡繹不絕於途，投資規模較諸1990、2000年代兩波「南向政策」的投資潮更加大型化與集中化，產業別範圍更涵蓋傳統產業、科技產業以及各種服務業。
以美、日為首的TPP談判頃於10月5日宣告完成談判，行政院立即跨部門總動員，研析TPP條文及進行我國爭取加入TPP的各項自由化落差與法規盤點，以爭取被納入下波新會員的名單中。
相較於政府對TPP的重視與劍及履及，RCEP的談判預計將在2016年內完成，雖較原本預定的2015年底期限有所遲延，然而東協經濟共同體已經達陣，東協與中國大陸、韓國更陸續更新原有的東協加一FTA自由化承諾，朝向升級版的FTA邁進， 因此我國面對東協與東亞之間快速的經濟整合，更有迫切因應的需要。
政府除應推動參與區域整合外，亦應研擬突圍方法，包括推動產業合作、建立區域對區域合作，及參考日、韓兩國搭配官方援助（ODA）措施等。此外，我國爭取參與東亞整合或RCEP所涉之「中國因素」應如何排除，也需要政府及早規畫解決之道。不論是目前政府的「雙軌併進」策略，或是民進黨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恐怕都必須著墨，沒有迴避空間。（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依靠不需要印尼政府作擔保人的無條件融資，中國擊敗了日本，贏得了印尼一個50億美元的高鐵項目。
中日兩國還激烈爭奪其他高鐵項目（包括連接吉隆坡與新加坡的高鐵），並在這一快速增長的地區競逐港口、電廠及其他基礎設施項目。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一次演講中表示，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DA)必須跟上亞洲變化的速度。
安倍承諾大幅縮短貸款處理時間（目前平均為三年），他表示：“我們將大幅縮短走完ODA貸款手續所需花費的時間，在當前機制基礎上縮短至多一年半。
“我們還將修改要求受援國政府無一例外提供付款擔保的慣例。”
一名日本外交官表示，東京方面在開展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方面必須變得更加“迅速有效”，而不能一味強調自己在質量、安全及社會環境保護方面的記錄好於中國。
北京方面也承諾加快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中國總理李克強承諾再向東南亞提供100億美元新貸款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並增加對該地區欠發達國家的援助。
在中國與日本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爆發海上爭端之際，中國與其各個競爭對手正競相建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
馬來西亞、越南、日本、美國等12國最近簽署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這一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協定旨在推動亞太地區建立一種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和投資機制。
中國政府支持與東南亞國家簽訂與TPP相競爭且對經濟自由化的要求較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
但昨日，在今年底完成RCEP談判的希望遇挫——東盟(ASEAN)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稱，由於“面臨挑戰”，明年之前無法完成談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含蓄地批評了TPP，他在馬尼拉的另一場地區論壇上在警告：“新的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不斷涌現，引發大家對碎片化傾向的種種擔憂。”
盡管北京方面表示擔憂，但自TPP上月達成後，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其他東南亞國家均已表示有興趣加入。
“TPP現在終於瓜熟蒂落，它似乎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最佳規則，”急於加入TPP的某東南亞國家的一位部長說，“但考慮到我們的經濟狀況以及現有TPP參與國必須先批準該協定，我們要想加入還要等待數年時間。”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樂見東南亞國家對TPP產生新的興趣，並稱該協定將“書寫亞太未來數十年的貿易規則”，促進通過對話而非“恐嚇或脅迫”解決經濟糾紛。
]]>如果本月底全球領導人在巴黎會面時就氣候變化達成共識（眼下看似乎很有可能），他們將為保護我們星球邁出重要的一步。但是，這仍然僅僅是個開始。為了確保氣候變化問題取得進展，我們需要新的經濟結構以及新技術。
這需要付出代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對環境治理成本和持續增長的需要進行平衡。但是這也將帶來好處，為經濟繁榮創造新的可持續來源。同時，就如進展取決於先期投資時的通常情況一樣，金融才是關鍵所在。
綠色金融不應該是富裕國家向較貧窮國家提供援助的另一種形式。它也不能披著綠色金融的外衣，實質上卻是得到國家支持的項目融資。相反，重點應該放在利用市場原理來吸納私人資本，這樣清潔技術就可以進行商業化，資金也可以遠離依賴無代價破壞環境的高污染行業。
金融體系所需的轉型不易實現。對於缺乏像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一樣成熟、大容量、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轉型尤其困難。
也有鼓舞人心的先例。中國政府，與聯合國(UN)一道，提交了將其金融體系與低碳增長相匹配的意見書。中國呼籲建立擁有明確環境目標的新貸款機構，以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盡管這是積極的一步，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問題不是缺少資本，而是需要將充沛的資金配置到低碳行業上去。低碳行業也可以造就經濟增長的新來源並創造新就業。在中國，有很多機會根據此種目的來調配私人資本。只舉一個例子，2011年建築差不多占據了中國30%的能源消耗。這一問題不僅限於中國。未來十年，全世界將再增加二三十億人口——大部分新增人口將被城市吸收。城市人口增加的國家將有很多是發展中國家，它們缺少合適的城市金融體系來為城市發展提供資金。這也是為什麽公共部門也要發揮作用的原因。
公共支出應著眼於發揮乘數效應，努力使支出的每一分錢都能帶動更多私人資本投入。政府政策也可以加速金融和投資活動的改變。
國與國之間的綠色金融和政策選擇將有所差異。一些國家將選擇對碳定價，另外一些國家可能會選擇各種稅收、補貼以及監管政策的組合。
無論是何種政策組合，它們都應該以市場激勵機制為核心，在對項目和業務進行評估時，鼓勵金融機構、投資者和銀行對排放物等外部性負責。
隨著綠色投資者網絡的出現、以及某些歐洲金融機構已承諾遵循“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控制環境風險的框架），這些想法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要對碳排放量產生影響，這類綠色金融理念需要得到廣泛採納。因此，當明年中國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該集團有機會將綠色金融作為一項新議程並為發展中世界創造實用模式。
全球資本市場是強大的力量。加以正確引導，它們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並開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未來。
美國前財長 亨利•保爾森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
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ＡＰＥＣ領袖會議昨天討論部長級會議所凝聚共識，國發會主委杜紫軍表示，台灣今年共提出五項倡議與一處具體行動，獲得ＡＰＥＣ大會採納，包括「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等，與明年祕魯舉行ＡＰＥＣ峰會的氣候變遷主題相呼應。
蕭萬長表示，昨天領袖峰會，美國總統歐巴馬最關心的是氣候變遷；至於巴黎恐怖攻擊與區域安全議題，前天領袖非正式會議，菲國總統艾奎諾已代表全體會員為傷亡民眾起立致哀，所以昨天ＡＰＥＣ大會並沒有再提反恐與安全議題，南海議題也沒有列為大會討論議題。
另外，台灣在今年峰會也加入亞太自貿區（FTAAP）核心起草小組，蕭萬長表示，加入小組的目的就是融入區域整合，台灣不能被邊緣化。
另參摘錄自中央社報導 APEC結束 蕭萬長發表12字感言
http://history.n.yam.com/cnabc/fn/20151120/20151120402997.html
蕭萬長表示，APEC是台灣目前為止參加最高層次的國際會議，能夠在國際上發聲，台灣的經貿實力在國際間仍受到重視，雖然這幾年表現比較差一點，但以全世界表現而言，台灣還是在前段。他認為，「台灣應該在APEC中扮演積極角色，有這麼多倡議被接受，這是我們的貢獻，也是APEC對我們的重要性」。
另參摘錄自自由時報 ＡＰＥＣ峰會 蕭萬長力促台入TPP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33903
蕭萬長表示，昨天的領袖峰會談論熱絡，比較晚結束，因此與他國領袖互動機會較少，但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多談我方有興趣加入ＴＰＰ的議題，「我大部分所見到的（領袖）都談」；他也在領袖會議特別強調，ＴＰＰ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基石，盼我方有機會加入。
這次ＡＰＥＣ領袖宣言也納入包括「ＡＰＥＣ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多年期計畫、「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五項我國倡議，以及參與「削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自願性同儕檢視機制」的相關參與行動。
復蘇正在進行，但程度有限。受危機影響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變動現在幾乎普遍為正值。但GDP仍遠低於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水平。在多數情況下，增長尚未恢復如初，主要是因為生產率增速下滑。在歐元區，今年第二季度的GDP仍低於危機前水平。在受危機影響的歐元區成員國，回到危機前的產出水平仍遙遙無期。他們將遭遇“失去的幾十年”。
從23個高收入國家的樣本出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勞倫斯•鮑爾(Laurence Ball)總結稱，潛在產出損失大小不一，從瑞士的零到希臘、匈牙利和愛爾蘭的逾30%。他總結稱，總的來看，今年的潛在產出將比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低出8.4%。他指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帶來的破壞性大致相當於損失整個德國經濟。
鮑爾教授以及最近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安東尼奧•法塔斯(Antonio Fatas)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做研究的主要結論是，潛在產出的估值在跟隨實際產出。這表明，滯後作用——過去經歷對後來表現的影響——非常大。造成滯後作用的可能原因包括：長期失業對於就業能力的影響；投資放緩；金融業支持創新的能力下滑；以及動物精神的普遍喪失。
今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提出了危機後投資水平低下的影響：在危機結束後，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降至很低的水平（見圖表）。這一點在美國很明顯，實際上其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的估計值為負。
滯後假說沒有得到一致認可。危機後產出長期滑坡至少還有3種其他解釋。
首先，有人辯稱，信貸熱潮使得危機前對潛在產出的估值遠遠高於可持續水平。對這種觀點的一種反駁是，信貸擴張對資產價格的推漲作用遠遠超過對實際支出的促進作用。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在他的著作《債務與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中闡明瞭這一點。對這種觀點的進一步反駁是，這混淆了債務對需求結構的貢獻與其對整體供應的影響。
危機後產出滑坡的第二種解釋是新技術對產出的影響被低估。然而，即便確實如此（這是可能的），它也無法解釋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後生產率增速為何大幅下滑。在英國衡量新技術影響的難度也沒有相對於美國突然上升。英國是生產率增速受到危機後經濟放緩的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而美國是這些新技術的發源地，生產率放緩卻相對不嚴重。
最後一種解釋是生產率增速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就放緩了。在美國，事實似乎確實如此。但其他地區則不那麽明顯。
總的來說，滯後假說非常強大。這就是避免大規模危機並對任何危機做出有力回應、以將經濟影響降至最低如此重要的原因。否則，這種惡性循環可能會對趨勢造成永久性破壞。
這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問題：此次危機的負面效應本來是否可能更小？危機能否逆轉？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這需要更有力的財政和貨幣回應，以及對受到破壞的金融機構進行更大規模重組。特別的，歐元區本應做的更好。然而，即便是現在，歐元區也缺乏這種意願以及所需的機制。
至於產出水平下降和增速滑坡能否逆轉的問題，答案必然也是肯定的。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人均GDP就重回延續1929年之前趨勢所應有的水平。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財政刺激充當了當時的政策救世主。它無法在和平年代復制。即便如此，回到危機前的增速趨勢至少是可能的。對需求的大力支持加上對長期供應的投入（特別是通過加大公共投資）將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還有證據表明，衰退加劇對繁榮有長期影響。一個結論是迅速採取措施恢復需求至關重要。另外，證據現在明確顯示，高收入大國擁有採取果斷行動的政策空間。不管很多人曾在2010年說過什麽愚蠢的話，他們根本從未面臨變成希臘的危險。美國甚至歐元區本應做出更大膽的回應。
經驗表明，還有一些事同樣重要。或許我們很難避免危機，但讓危機只以小規模、低頻率發生至關重要。金融危機會導致嚴重衰退和長期放緩，部分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害怕做出足夠有力的回應。因此，我們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問題只是加強監管的方式是否正確。
]]>由國際經貿關係的角度觀察，中美兩國於亞洲市場爭取經貿主導權，預期在未來數十年仍屬基調。美國主導的TPP取得完成談判成果，多少減輕了中國今年早先風光成立亞投行的尷尬處境。但對我國或東亞國家而言，可能得更直接面對中美對弈下的緊張局勢，未來處理國際關係務須更加戒慎，而加入TPP，預期有助我國在亞洲變化詭譎的局勢中取得更多保障和籌碼。
除了考量國際經貿關係與利益外，爭取參與TPP，更有著推動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涵。以日本為例，日本「安倍經濟學」邁入第二階段，推出「新三支箭」的經濟目標即是「構築以TPP為主軸的強大經濟結構」，包含促進企業勞動轉型，提升於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投資，邁進高生產力企業等策略。由於日本仍有許多制度革新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安倍也欲借助TPP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推動農業、勞動、企業治理等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推動法規政策改革，因此無疑地，TPP必將成為安倍推動日本體制改革的重要工具與政策手段。
回頭檢視我國自2002年加入WTO以來，經貿體制並無明顯的進步或變革，部份體制和法規也逐漸落後於國際規範，主要歸因於後續參與自由化的進展有限。縱然現有部分聲音呼籲，我國可採自我開放方式實現自由化，未必需要透過FTA/RTA等雙邊或多邊談判策略，然而以內在力量追求自我改革成為自由貿易島，在缺乏外部壓力下，恐難成氣候，加上我國單方面的開放，若未能獲得對手國的對等開放，同樣無助於我國產業向外拓展。以實例來看，過去台灣加入WTO，多有挾美國等外部力量為支持，方得以打破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實現邁向自由化的目標。
跟日本處境相同，我國現今在農業、勞動與相關法規治理，同樣面臨需要大幅度改革調整的挑戰，有需借助加入TPP，形成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參酌他國與過去台灣加入WTO經驗，預期加入TPP，除加強我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經貿關係外，TPP所能帶來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有助加快落實自由貿易島的願景，重新帶給台灣經濟活力。
]]>政府各部門雖然每隔幾年就提出吸引外資的政策，成效卻越來越低落。2014年外資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金額只剩下28億美元，根本難與中國大陸平均每月吸引外資投資500億美元相提並論，即使與投資台灣股市的外資、去年淨匯入2,031億美元相比，也知道政府不斷高喊吸引外資的政策，早已徹底失敗。
我們無意唱衰台灣，也無意指責政府在爭取外資政策上只做表面功夫，我們想要提出的是，吸引外資必須從「人性」著手，先吸引人，讓外國企業主對台灣有一定的想像空間，願意多來台灣，並且積極派出手下來台灣交流、工作，最終才能夠吸引到長期投資的資金。「人」、「財」一體兩面，能夠吸引到有錢、有權的企業決策者，才有可能吸引到投資，政府部門老是把力氣用在枝微末節的法規，見樹不見林的鬆綁，結果就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台灣在五、六○年代靠著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到第一批的外資，當時土地便宜、勞工薪資微薄，吸引到日本為主的企業來台設廠，但是不要忘記，當年北投溫泉、林森北路六條通的陪酒小姐，對於吸引外資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後來台商拚命跑大陸，除了土地與勞工之外，意在言外的軟性因素也是不言可喻的吸引力。有了這些軟硬兼施的誘因，日本製造業來台灣、台灣的製造業去大陸，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台灣當然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當年民智未開、賤賣土地與人民的故事也不可能重演，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國際範例可循。到底英國、荷蘭、以色列、瑞典這些先進國家，如何源源不絕地吸引外資，如何讓跨國經理人願意千里迢迢、攜家帶眷、甚至拋妻棄子前往淘金？除了夢幻般的發財機會之外，跨國經理人的生活如何融入本地社會，如何讓高階白領「近悅遠來」，在台灣找到他們生活的樂趣，才是我們經濟部、勞動部的官員們，真正應該徹底思考的關鍵所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外國白領不論薪資高低，如果在台灣居留不超過183天，在台灣的所得即採取就源扣繳的模式，預課20％的所得稅；但是如果居留超過183天，那麼就會因為薪資高低，而出現高額的所得稅率。這樣的規定在所得稅法上必須兼顧本外國勞工稅率公平的原則，但是同樣的跨國企業外派經理人，同樣內容的工作，在香港、新加坡只要課徵17％的薪資所得稅，到了台灣卻可能暴增到45％，所有外派的經理人聽到這點，還有誰願意來台灣？如果經理人不願意來，又怎麼會有經理人去建議跨國總部來台設點？怎麼會有外資直接投資？
如果所得有五成要繳稅，那麼跨國企業的高階經理人也必然選擇留在香港、新加坡，只要偶爾到台灣出差即可。實際上，香港的大企業、金融機構已有大量的「Taiwan Desk」，裡面坐滿了英文流利的台灣經理人，正是稅制導致原本應該在台灣的投資，卻外流香港、新加坡的最佳明證。
近年來台灣關於「外國白領」的討論，大量集中在「聘僱薪資必須高於4萬7,971元」，就知道這幾年台灣根本沒有吸引到真正的跨國企業外派人員，而是吸引到英文老師、旅遊兼打工的白領，或者是拿著美國護照回台灣工作的年輕ABC。這些低階外國勞工，與爭取外資沒有關係，也真真實實在與本地的孩子爭搶入門工作，自然引起勞工團體的反彈、摩擦不斷。
經濟部為了TPP，推動外資白領雇用法規鬆綁，例如跨國企業內部調動，台灣現有規定須在母集團受聘一年以上，才能派來台灣工作，勞動部已奉行政院指示修改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今年底前完成修法，免除須在母集團受聘滿一年的規定。類似的鬆綁，有助於加入TPP，卻無益於實際吸引外資。追本溯源，還是應該從「人」的角度切入，全面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跨國專業經理人工作、生活及租稅合理的環境，先把人吸引過來，才能打通外資入台的任督二脈。
]]>根據統計，101年實徵淨額證交稅為719億，較100年減少221億（減少23.5%）；102年證交稅更低到714億；而102年證所稅實際申報金額亦僅24億元，較之過去5年（96～100年）平均每年1048億元之水準，101至102年國庫合計減少近600億元收入，這是國民黨寧可打臉馬總統也要廢除證所稅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坦率地指出，廢證所稅不足以振興股市。
台灣股市不振的結構性因素，在於長期持股者的資金正在持續外逃，根據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的國際證券投資部位，自98年第一季起已連續24季呈現淨流出，其中101年第二季後之資金淨流出規模明顯擴大。就長期趨勢觀察，台灣股市逐漸走弱，不但不及大陸及亞洲四小龍其他國家與地區火紅，甚至已落入邊緣化地位。台股自1990年創下12682高點後，25年來僅少數幾次曇花一現破萬點，始終沒有更好的表現。甚者，2003年起台股新上市（IPO）案件急速減少，今年更形萎縮，前3季累計只有16家上市公司加入資本市場，籌資金額3408億元。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已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證所稅在醞釀廢除時，資金並沒有回來，廢除後也只有一天行情。台股疲弱，台灣資本市場籌資功能日益衰頹。
業者及市場人士現在將矛頭指向目前台灣租稅負擔過高。2015年上路的富人稅，所得稅淨額超過1千萬的富人，所得稅率從40%提高到45%，加上2%的二代健保附加費，及兩稅合一抵扣減半的8.5%，稅率高達55.5%。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最高所得稅率只有20%和15%，差距難以斗量。而且新加坡、香港股息股利免稅，連中國股息股利也採分離課稅10%，而台灣是股息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稅。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所得稅率形同回復到2008年前的遺產稅，造成「一頭牛要剝九層皮」，人財難以兩留，恐更會引發逃稅潮。
任何政策的推動，都不能一廂情願。如同當時推動證所稅，沒有考慮到市場的反應，中實戶、大戶的出走，造成成交量的大幅下滑。在全球化下，資金、人才都是無國界。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要好，必須獎勵長期投資者及創業者，這些人是市場興旺的主要動力。今日台灣卻是殺雞取卵，這樣的方向再不改變，造餅的人愈來愈少，分餅的人越來越多，胃口愈來愈大，台灣怎麼會進步？
我們社會也要認清政治的現實。目前政治紛擾，某種程度而言，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也會妨害台灣的發展。我們不能不管周遭環境變化，不懂國際情勢發展，把頭埋在沙子中不肯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一味地抗拒國際化，過度注重本土的利益，反服貿，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最後作繭自縛，造成國家越來越弱。
「公平正義」的租稅改革必須推動，但要講究方法，也要思考市場反應。股票市場做為一國經濟活動重要之資本籌措管道，政府對於股市管理之考量必須是全球資本市場競爭力的角度，而不只是能給政府抽到多少稅收、能不能維繫租稅公平正義這樣的角度。
長遠來看，復徵證所稅，課徵廣泛的資本利得稅都是必要的。但須將正確的賦稅觀念推廣到社會大眾，營造出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環境來減少民眾對課稅的恐懼與排斥。且要提升政府效能，讓人民樂於納稅。讓課稅效果達到「租稅公平」、「輕稅減政」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標。
這樣的願景是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寄望於新的政府、新的領導人。
]]>王宇收斂了鋪張行為，這是上海消費者在面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時可能縮減開支的一個例子，對更廣泛的中國經濟再平衡之說具有含義。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股市暴跌，事實證明中國商業首都上海的消費者們依然保持活力。一項覆蓋全市的消費者調查發現，過去12個月中，他們每個月平均支出4959元人民幣，而全國城市地區的平均值為1737元人民幣。上海消費者日益青睞優質膳食和外國產品，近7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中曾出過國。
但上海消費者的故事正在出現裂痕。熱愛購買奢侈品是上海人最顯著的消費特徵，但他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或許正在逐漸減少。盡管53.2%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在奢侈品上的支出，預期支出的平均值從之前12個月的7596元人民幣降至6454元人民幣。
此外，僅有18.7%的受訪者說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支出。在富裕的居民中，60%的人聲稱他們打算保持支出穩定不變，而全市消費者的這個比例為58.4%。
他們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43.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經濟在未來12個月將惡化，僅有36.7%的受訪者認為會好轉。
上海市民或許還將繼續支出，該調查也發現了關鍵的一點——他們的收入還在上升。但是，這種謹慎的意味更加糾正了一個普遍觀念，即中國消費者將在傳統增長引擎放緩的時候拯救國民經濟。
已經被接受的說法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相對平穩的再平衡，逐漸減少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依賴，而消費者支出將填補空缺。
然而這項對上海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調查，以及越來越多的相關數據表明，不管大肆宣傳的官方月度零售銷售指標上升表明瞭什麽，傳統行業的放緩正在對中國的消費者支出產生影響。
中國消費者還遠遠談不上填補缺口和支撐增長，他們的支出意願將持續減弱，直到建築業等行業復蘇。
未來的王太太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經濟放緩的受害者。
另參 <光棍節不能證明中國經濟轉型成功>
]]>國際結算銀行(BIS)一直以來匯總跨國銀行借貸和證券方面的相關數據，近幾年更是關註這些領域的研究。博里奧（Borio，2014）指出，跨境金融鏈接會導致國際金融體系放大金融失衡。在信貸繁榮時期，外部信貸的流入會引致經濟體擺脫國內信用，從而大大提高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Borio等人，2011）。與此同時，跨境美元貸款和美元債券增加，反映出美元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鍵作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致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杠桿周期傳遞到其他國家，因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McCauley等人，2015）。
此外，跨境金融鏈接產生影響的渠道也在不斷演化。例如，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了融資渠道從國際銀行向全球債券市場的轉變，或稱全球流動性“第二階段”（Bruno and Shin，2015）。這種趨勢助推了許多亞洲國家國內銀行信貸的強勁擴張（Shin and Turner，2015）。另外，在追蹤企業風險時，監管者也應考慮離岸與在岸債券發行之間的轉移（Mizen等人，2012）。總體來說，來自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和貸款人都在全球債券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將長期利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Turner，2015）。
2014年10月23～24日，由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和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機構共同主辦，在惠靈頓召開了有關跨境金融鏈接的研討會。本捲收集了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此研討會充分顯示了國際結算銀行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研究的高度重視。
跨境金融鏈接模式
研討會的兩篇論文描述了亞太地區跨境金融鏈接的模式和驅動力。綜合來看，它們試圖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為什麽亞洲受全球金融危機對的影響相對小？該地區的國際銀行業自危機之後有何發展？這個地區的金融系統的抗震性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克庫魯（Curcuru）、托馬斯（Thomas）和沃諾克（Warnock）在探討跨國投資組合的論文中指出亞洲新興市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相對不大，主要得益於該地區有限的外部聯系。作者結合幾個數據庫資料，把新興亞洲跨境金融鏈接的結構與先進經濟體做了對比。分析重點聚焦於非流動性調整。這個概念涵蓋了資產價格、匯率變動以及其他統計調整產生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2006～2011年的非流動性調整損失發估計約為6000億美元，相對於GDP規模甚小。如此有限的損失反映出亞洲對外投資相對小的規模，及相對小的收益率。投資上存在的顯著本土偏好亦表明，評估一個國家的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時，考慮來自國內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十分重要。
埃勒斯（Ehlers）和伍德里奇（Wooldridge）在關於外國銀行貸款的渠道及其決定因素的論文中主要關註亞太地區的國際銀行業務。國際銀行業可以包括國際銀行分支機構在東道國本地開展的業務，以及在東道國以外進行的跨國界的業務。借款國銀行業的發展狀態和脆弱性將會影響國外貸款的形式：外國銀行傾向於給銀行系統脆弱或欠發達的經濟體進行本地放貸；而在銀行系統穩定或發達的經濟體，跨境貸款較為常見。
埃勒斯和伍德里奇還關註了亞太地區金融鏈接的另一個特點：銀行活動的區域化。如今，亞太經濟體的債權人基礎比過去更加多元化。特別是，他們變得愈發依賴區域性銀行提供的資金。這種趨勢可能會提升該地區應對區域外債權國帶來的不利沖擊。然而，另一種風險又可能加大：該地區的跨境資金主要以美元計價，而這些美元資金可能沒有完全對沖貨幣風險。
外匯市場和匯率風險
兩篇會議論文分析了外匯市場和匯率方面的問題。萊維奇（Levich）和潘（Packer）的研究表明，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發展較其它地區迅速。國際結算銀行2013年發布的外匯及衍生品市場發展三年期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交易量（尤其是人民幣），都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外匯市場所有產品的成交額（如即期和衍生品交易，在岸和離岸市場，等）均迅猛擴張。
CLS銀行等多種同步支付（PVP）系統已經顯著增強了外匯市場交易的制度保障，盡管這些市場的監管和報告要求相對寬松。另外，最近幾年外匯交易中的羊群行為已經不那麽明顯。區域外匯市場在2013年“縮減恐慌”時期的相對穩健反映了這些發展趨勢。在這期間中，亞太地區的貨幣總體來說遭受的貶值壓力比其他地區小，盡管匯率波動也有所增加。跟 2008～2009年相比，市場價格跟利率平價沒有明顯偏差，買賣報價價差也無巨大波動。而且相較於早些時期，套利交易的撤離也相對井然。
萊維奇和帕克提出兩項政策建議，以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首先，更多國家應為本國貨幣採用CLS或其他PVP系統。其次，須完善並定期公佈外匯市場交易活動的擁擠度指標 (crowdedness metrics)，以提示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蒙羅（Munro）根據自己的早前研究，在“匯率、預期收益和風險：我們能從亞太貨幣中學到什麽？”（Exchange rate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sia-Pacific currencies?）一文中分析了亞太貨幣的風險和收益。此論文提出了更精細的方法檢驗非拋補利率平價（UIP）理論。依照標準方法估算的UIP偏差通常非常顯著，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考慮到某些風險。特別在考慮進債券溢價以後，估算的匯率對預期收益變動的反應就十分接近於理論的預測。
蒙羅的分析有助於深入探討蒙代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研究結果指出，當把預期和風險納入分析，評估控制資本、利率和匯率之間的權衡是非常困難的。該論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政策制定者並不必定局限於“角點”解決方案：通過匯率管理，亞洲各國進行貿易時可以減小對利率的控制，從而降低匯率波動。
地區金融市場溢出效應
舒、何、王、董的論文側重於比較美國和中國金融市場在亞太地區產生的影響。關於美國金融市場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有非常多文獻，另外不少研究文章也分析了中國在實體經濟中的全球影響。該論文首次嘗試系統性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對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並與美國相應的效應做了對比。實證分析表明，中國的股市和匯市走勢在該地區已頗具影響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股市在該地區的影響接近於美國股市，盡管美國市場在緊張時期仍舊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的走勢是區域貨幣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相比之下，中國債券市場則對該地區其他金融市場沒有影響。
資本流動及其有效性之應對政策
在會議最後發表的論文里，布魯諾（Bruno）、沈（Shim）和申（Shin）評估了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管理資本流動及宏觀審慎措施的有效性。此項研究用一個涵蓋這些措施數據庫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並借助控制全局和局部因素隔離出這些政策的影響。
他們發現政策的效果好壞參半。針對銀行業和債券市場的措施，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減緩了這些項下的資本流動，但之後卻不能。同時，宏觀審慎措施對跨境貸款、銀行信貸和信貸總量影響也不太大。
該論文對資本控制文獻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它關註了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政策對非目標行業和市場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有證據表明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針對銀行業的措施與國際債券發行量的增加有關，而針對債券市場的措施與跨境銀行貸款的增加有關。這一發現對政策的重要警示是，在監管者在斟酌宏觀審慎措施時，需要一並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
全球流動性
海倫·雷伊（Helene Rey）的主題演講闡釋了大規模資本流動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近年來，有幾個趨勢是有目共睹：大規模的全球信貸增長；協同性增強的資本流動；風險資產價格的全球性周期。雷伊的演講根據她與合作者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來解釋這些現象。
雷伊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展示金融中介和杠桿作用在全球金融狀況傳遞中扮演的角色。與布魯諾和申（Bruno and Shin，2014）主要關註全球銀行的分析相比，雷伊的模型包括了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在內的多類金融中介機構。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價格被證明是依賴於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全球性因素是實際波動性和隨時間變化的綜合風險偏好的一個函數。而這個總綜合風險偏好取決於各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他們的杠桿。
雷伊用實證評估了中心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信貸條件和跨國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的影響。運用動態因子模型提取的一個全球性因素可以解釋相當大一部分全球風險資產收益的波動。基於大型貝葉斯VAR模型的更深層分析顯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本國和其它國家信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尤其影響了歐洲銀行的跨境信貸流動和杠桿。因此，即便是在匯率靈活的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影響它們的國內金融環境。
雷伊總結到，主要的中央銀行驅動了全球流動性周期；對於受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其政策困境從“三難”變成為自由資本流動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的“兩難”選擇。在這樣的情形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幫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台灣的所得稅有超過7成來自薪資所得，這個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的5成左右，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市與股市的資本利得稅幾乎不必繳稅，而資本利得稅往往是富人重要的所得來源。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下，對股市與房市的資本利得課稅絕對有其必要。
就是在此氛圍下，2012年3月的財政健全小組提出開徵證所稅，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憶如積極推動，在4月底就通過行政院版本並送立法院。期間立法院的協調與修改過鉅，劉憶如認為「本人在政策理念上無法認同」而辭職，接任的張盛和在「先求有再求好」的想法下，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所稅法案，8月8日公告實施。
這是一個極度限縮、處處設限、力求把課稅範圍縮小到最極致的證所稅版本，事實上大部份人都不會被課到稅，因而被譏為「不像證所稅」的證所稅。但即使如此，那些富人、大戶仍必欲去之而後快。2013、2014年，尚未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已被二修三修，原本今年該上路的大戶條款更被延後到2018年才實施。
但趁著大選當前，券商極力運作、加上朝野政黨的配合─在野黨雖然提出不同方案，但其意亦在廢證所稅；對國民黨的動員表決，顯然也未拿出過去強力抗爭的手段，倒顯得一付「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喜」的模樣。就這樣，這個出世3年多、尚未正式而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此夭折，走入歷史了。
朝野廢證所稅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此制導致台股成交量減少、同時難以上漲。這並非事實，因為證所稅制存在時，台股也曾飆破萬點、成交量超過1500億。大部份先進國家都有課徵證所稅，稅率有高到35%、也有低到15-20%，但沒那個股市因此萎縮崩盤，股市照常健康發展。
台股會有所謂「受證所稅因素干擾」，其實完全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政府態度搖擺、立委與券商聯手，讓證所稅制度一直處於變動搖擺中，市場因而受干擾。正式廢除證所稅後，台股就看回不回、直奔萬點嗎？大概不會那麼「美」吧，頂多有幾天慶祝行情，但最後還是回歸經濟基本面與企業獲利面，追隨國際市場起伏。但原本要以課股市資本利得稅縮小貧富差距的希望，就此一去不復返。未來台灣不可能再有一個政客、政府，敢於再提出證所稅。
專研貧富差距問題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曾提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取捨」，如果某個政策能提升效率、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大家都忘了問：是增加誰的福利？是富人、權力者，還是窮人、弱勢者？而這個問題才往往是關鍵。
當朝野政客都說廢證所稅可鼓勵台股上漲、放大成交量、投資獲利增加─即使事實如此，但大家都忘了問：最後是誰受惠獲利？原本的證所稅，散戶本來就不會被課到稅，只有大戶才要課稅；而股市中大部份贏家都是大戶、法人而非散戶。所以，廢證所稅到底誰占了便宜，答案應該非常清楚。
朝野政黨都樂於支持如此赤裸裸有利富人大戶的議案，而台灣社會與民眾似乎也「樂觀其成」，以後就甭再談、再怨貧富不均、所得差距了。
]]>因此，整體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作為重點被分列為十大任務事項：一、保持經濟成長；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五、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六、改革體制機制；七、推動協調發展；八、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九、保障和改善民生；十、推進扶貧開發。
實現以人為本發展
這份《綱要》已四平八穩地充分照顧到「新常態」經濟之後各方面發展成長需要，尤其不再突出強調「高數量成長」以及「厚重長大製造業生產」的戰略性，不再死守7%是國家發展底線，最讓國際社會稱許。
不過，國際觀察家及客觀智庫學者，對於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重點，也有一些重要的前瞻性批判看法，應該頗為值得習李體制在全案定稿前的參考。
首先，與十二五規畫相比，「十三五」將是「典型弱化中國GDP成長」的國家級經濟建設規畫，大量擴增了科技創新、資源環境、民生改善方面的「強勢約束性指標」，而所強調要積極推進「教育強國」、「綠色發展」、「健康中國」等新戰略，則都設定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重心上。這一「典型弱化GDP成長」規畫綱要既經落實，對於中國的社會福祉發展、對內需市場擴張，固有立即作用，但對於厚植國家經濟實力，提升對外競爭力，則不一定有多大之實質貢獻。
其次，從指標設計看，「十三五」已大量減少了經濟指標，只保留國內生產毛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兩項「預期性數量指標」，以衡量經濟成長和經濟結構，而非經濟指標的比重，卻竟然超過了9成，絕大部分是置入了「民間經濟之高度約束性指標」，大大強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及其在國家經濟運轉上的高度積極角色。
其三，「十三五」國家發展規畫，還是明列了「七大戰略產業」重點類項。客觀智庫的普遍提醒都認為，習李體制當局確應嚴肅記取十二五的一個極重要教訓，過去政府強勢選擇扶持的政策性產業，結果都不成功，特別是一些過度規畫的新興戰略產業，到最後都變成最困擾當下「過剩產業」或「中國過剩經濟元凶」。
其四，對於未來國家空間經濟之發展，也同樣應交由自由開放市場和民間企業決定為宜；作此建議，乃為避免各省市地方政府，亂搞城鎮化建設競賽，以致造成類似「過度規畫戰略產業」最後竟都演變成為「過剩諸侯經濟」或「未來新型中國過剩經濟元凶」問題，在「十三五」綱要中，還是應盡量減少「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因為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提高」，都各有其內在規律，不宜用人為力量硬性規畫，反而容易適得其反。
硬性規畫適得其反
對台灣及其他外國資本而言，「十三五」綱要中，恐怕存在「政府過多、但市場不足」的問題，以致「七大戰略產業」的誘惑力反而遠遠不及智慧城市為核心的「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來得大；至於這些國際觀察家的建議，主要是寄望習李「十三五」綱要實施後，中國經濟不至於會很快轉進約束成長模式階段，而讓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還能在全球經濟場域，繼續擔綱復甦引擎的關鍵功能角色。
]]>要靠創業解決失業問題，邏輯並不是那麼直接，或者說，如果要失業的人直接去創業，這根本很困難。一般而言，失業者往往是被雇用者，因為雇主事業失利，造成解散或裁員的結果。被雇用者比較守成並不具備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衝鋒與冒險的創業精神。然而創業成功，可以帶來就業的機會，的確可以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因此創業成功者，除了本身的喜悅，也帶來經濟的「外部性」，幫助弱勢的失業者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創新創業政策最終還是可以幫忙解決失業問題。
創新創業最重要的目標在幫助國家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創造高附加價值，突破經濟成長瓶頸。如何促進創新創業？新思維最重要。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訓練，可以順利進入職場，甚至不用幾年很快地成為創業家。因此培養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學生，而不是填鴨式教育下只會講光超、背多分就很重要。創業是有訣竅的，可以模仿的。在學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另成立創業育成機構及支援機制、鼓勵大企業參與新創事業培育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等。
目前大學在科研評價及導向上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重成果輕效益等現象，對科研產出成果能否及時轉化或產生效益不關心或關注度不高。而科研成果商品化及市場化條件的不足，產學也沒有適當管道的結合。企業自己摸索，對這些成果進行「二次開發」的積極度更不高。因此緊密產學合作，並推廣技轉，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此才能有利於科研與生產、市場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進而提高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效率。
另外，有兩種人，我認為政府應該放寬規定，破除體制機制約束，來釋放創新創業能量。
首先是各級公立學校體制內的教師或優秀科研人員。有些人有好的想法，又經驗豐富，對政策導向清楚，看得準市場機會，如果能讓他們加入到創業潮中，將會大大提高創業成功率。但目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規定，只能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畫申請上市（櫃）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另外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是可以擔任董事，也可以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我們應思考放寬兼職規定到單位認可的公司，或者對於新設立的創新創業公司，應該可以比照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優惠。
其次是對於各級公務人員，應放寬其留職停薪的規定，讓他們能離職創業。目前的留職停薪辦法可以說相當嚴格，雖然是不支薪的長假，但基本上均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可是很多公務人員服務多年後，可能還懷抱創業夢想，或想轉換跑道，卻又捨不得目前的鐵飯碗。因此修改條文，鼓勵公務人員離職創業，放寬年限，並增加但書在若干年內保留其職缺。如此對萬一創業不成，日後想回任者給予保障，免除其後顧之憂，就能增加創業的嘗試，就能為社會增加活水。
政府亦應有創新性的思維來致力推動創業協助政策，如設立資訊平台，成立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財稅上做租稅減免誘因，提供創業投資基金；金融方面提供創業資金，方便取得、幫忙貸款信用保證。市場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掃清制度障礙，給創新創業留出空間。政策上，提供創新獎勵與補助，投資新創事業及免費提供新創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作法上，政府亦應引進國際大型創業活動、選送團隊出國參賽或進駐國外育成中心，增加國際交流，積極協助強化國際能量，以在全球的創新創業版圖讓台灣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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