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件乍看之下與經濟無關，然而作為下層基礎的經濟發展，實則為全球動亂的源頭。一般宗教信仰引領信徒，且多數的宗教信仰強調「天上」、「永恆」的理想，教導信徒輕看世上的苦楚，要追求永恆的福樂，大都具有出世的態度。但各個主要宗教的信徒，對於世界和其上的事與對於神的事，經常會有二分法的言行，在西方號稱基督教文明的國家，許多民眾自稱是基督徒，惟行事為人與基督信仰相去甚遠；東方信仰的佛教國度以泰國最為虔誠，然而「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對峙與宗教信仰無關。
至於回教信仰則較傾向政教合一。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約有16億人，其中8成以上都屬於遜尼派，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印尼和孟加拉，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也是遜尼派占多數。伊朗則是唯一什葉派國家，伊拉克和巴林也以什葉派占人口的多數，黎巴嫩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為什葉派。在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什葉派也占多數；至於真主黨，則為信奉什葉派的激進武裝組織。在伊拉克境內，大部分的穆斯林是什葉派，約占全國人口的54.5％，遜尼派占40.5％；之前執政的海珊是遜尼派，海珊被推翻之後伊拉克更加動盪不安，屬於激進遜尼派的「伊斯蘭國」乃趁勢坐大。穆斯林的激進團體，不論是什葉派的真主黨或遜尼派的伊斯蘭國，都相信為其真主阿拉犧牲可以直接進入天國，因此不但不怕死，反而是真正的「視死如歸」。
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回教激進團體的暴行，然而一個恐怖激進團體若沒有認同者的支持就會自然凋零，或者受到分化也可能無法壯大。遜尼派的海珊執政時，「伊斯蘭國」無法崛起，一方面是海珊的鎮壓，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取得遜尼派會眾的支持，因為遜尼派本身是伊拉克的當權派。海珊被英美聯手推翻，提供伊斯蘭國發動「聖戰」的理由，至於此次暴行慘劇發生在法國巴黎，顯然伊斯蘭國將「聖戰」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按伊斯蘭國的說法，最終目標是全球伊斯蘭化；換言之，伊斯蘭教正致力於追求「全球化」。
我們看到另一個全球化也正在進行中。基於比較利益原則，經濟全球化使參與國家的消費達到柏來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然而經濟全球化也加速所得與財富在分配上的兩極化，使貧富不均的現象更加惡化。貧富懸殊是激進主義者宣揚其理念的溫床，也是激進主義者吸收追隨者的良機。當海珊執政時，遜尼派信徒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上層統治階級，海珊被英美「邪惡帝國」推翻之後，遜尼派從社會統治階層貶落，而英美所扶持的新政權未能使伊拉克經濟得到改善，激進的伊斯蘭國因此而有發展壯大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若不能在分配上尋求改善，勢將使更多的激進團體吸引更多的追隨者。俗語說：「窮算命，富燒香」，窮人算命是希望得到祝福，找到翻身機會；富人燒香則是希望維持現狀，保住身家財產。窮人若一窮二白，參加激進團體是其翻身的最後機會。當年國民黨失掉大陸，原因之一也是因為貧富差距懸殊。經濟全球化固然提高效率，但卻未能促進公平，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目標。馬克斯預言「資本主義將因其成功而崩潰」之沒有成真，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採行提高社會福利與累進稅制等矯正措施，使效率與公平並進，而共產主義國家反因效率低落致使柏林圍牆傾倒。
要言之，如果經濟全球化只限於效率提升，而不思在公平上尋求改進，則類似主張穆斯林全球化的激進組織將獲得更多支持，其領導者可能是真正的宗教狂熱份子，跟隨者則可能只是以宗教為名，藉著打天下尋求經濟地位翻身的機會。全球各國在悼念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同時，也當注意要從根本做起，在經濟全球化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當下，各國要聯手合作的不只是打擊恐怖份子，更要合作促進分配的公平化。
]]>法國電視台及新聞機構援引警方的話稱，襲擊者在音樂廳挾持人質，在與警方對峙的兩個小時期間殺害了大約100人，法國主要體育場外及該市其他四五個人群聚集地似乎發生協同攻擊，導致數十人上百人死亡。但對總死亡人數的估計各不相同。
目擊者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表示，音樂廳現場發生大屠殺，持有自動武器的襲擊者對觀眾進行掃射，該音樂廳可以容納多達1500人。直到周六凌晨，救護車不斷進出該區域。
電視台報道稱，至少五名襲擊者被擊斃：三人在警方強攻音樂廳時被擊斃，還有兩人在體育場附近被擊斃。目前尚不清楚到周六早上是否還有其他襲擊者逍遙法外。
不到一年之前，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巴黎襲擊《查理周刊》辦公室，並在巴黎附近發動相關襲擊，造成死亡和混亂，而此次事件的傷亡情況遠遠更為嚴重。
這些襲擊事件給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造成精神創傷，它們在努力克服對宗教極端主義及暴力聖戰分子的恐懼。敘利亞及中東、北非其他地區的衝突致使聖戰分子變得更加激進。
法國新聞機構報道稱，法蘭西體育場附近的爆炸事件似乎是自殺式爆炸襲擊，當時德國和法國正在舉行足球比賽，襲擊事件迫使正在觀看比賽的奧朗德緊急撤離。隨着襲擊規模迅速變得清晰，奧朗德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宣布法國將嚴格限制邊境通道。
「就在當下，前所未見規模的恐怖襲擊正在摧殘着巴黎地區，」他再一次向全國播放的講話中說道，「數十上百人已經死亡，很多人受傷，非常可怕。」
奧朗德表示，根據他的命令，政府已經「動員了所有我們可以動員的力量，去消除威脅，並保證所有地區的安全。」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發表講話，表示同情法國的境遇，並願意與法國團結在一起，向其提供支援。「再一次，我們看到了襲擊無辜平民的卑劣做法，這不只是針對巴黎人民，也不只是針對法國人民，它是針對全人類和我們的普世價值觀的襲擊。」
目前，還沒人馬上聲稱對此負責，但在Twitter上，伊斯蘭國同情分子紛紛額掌相慶。伊斯蘭國是一個佔據了部分敘利亞和伊拉克領土的極端組織，目前正在遭受來自美國、法國，及俄羅斯等大國的打擊。
槍擊大多發生在頗受歡迎的音樂廳巴塔克蘭劇院(The Bataclan)附近，美國樂隊死亡金屬之鷹(Eagles of Death Metal)當時正在和其他樂隊一起在那裡表演。法國新聞媒體稱，多至100名人質可能被帶到那裡，其中很多人似乎後來在那裡被殺。還有人聲稱，手雷被扔進了音樂廳。
BFM電視台援引一名目擊者的描述表示，聽到了自動武器的多輪槍聲，並有人在巴塔克蘭劇院里高呼「真主至大！」
另一個逃離了那裡的目擊者向BFM表示，「他們開槍時，我們只看到槍火閃耀，人們立刻爬到了地上。」
法國電視台報道稱，警察在向那裡集結的時候，命令那附近的旁觀者離開街道。
其他法國新聞媒體報道， AK-47步槍出現在了槍擊事件中，槍擊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這種步槍也是從前襲擊過法國境內目標的武裝分子喜歡使用的武器。
周五晚間，警笛響徹巴黎夜空。
儘管安檢有所提升，進出巴黎的航班似乎未受影響。戴高樂機場的官員已證實，航班並未被中斷，不過他們大幅提升了安保措施。進出法國的乘客的行李受到嚴格的檢查。
德國內政部長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 (Thomas de Maizière)周六早間表示，如果法國需要，可以提供軍事援助。「我在和我的法國同僚保持緊密聯繫，並向他們表示，可以讓德國特種部隊提供幫助，」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與此同時，中國的“光棍節”為阿裡巴巴(Alibaba)產生了創紀錄的143億美元銷售額。
然而，這個主張有幾個問題。
首先，這些都不是衡量消費者支出的準確指標。
一天的促銷活動鼓勵消費者提前購買，並不是整個零售行業健康狀況的嚴肅衡量指標，尤其是鑒於在線交易僅占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的官方零售銷售數據對於消費者支出也是一個非正統的衡量指標，因為它們包括政府採購。
其它有一些消費者支出指標可以說更準確，而它們都指向消費者部門更慢（而不是更快）的增長。
每個月，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都會調查1000名中國消費者。10月份，受訪者在自由支配支出上的情緒是自2011年7月開始調查以來最負面的。
同樣，中國銀聯(China UnionPay)利用它從銀行卡採集的數據產生專有的消費者支出衡量指標。9月的餐廳和餐飲消費指數跌至2011年4月以來的最低位。10月的數據也仍低於趨勢線。
間接的中國消費者健康指標也同樣不利。
面向消費者的服務行業（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在今年第三季度降至6.7%，低於2014年的10.4%，而且是有記錄以來最疲弱的增速之一（見圖表）。
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今年前9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跌至史上最弱水平。
最後，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中的占比也許正達到創紀錄水平，但這僅僅是因為金融服務業作出了超大貢獻：2015年前三個季度占到GDP增長的18%。
若剔除金融業，第三產業在GDP增長中的占比今年幾乎沒有變化，這指向一個事實：第三產業迄今幾乎沒有起到彌補第二產業放緩的作用。
中國消費者並非不受整體經濟放緩的影響
這一切並不說明消費者支出的絕對值在下降；只是增長在放緩。
然而，增長放緩（即使是從一個較高的基數）令人擔憂，因為它表明中國消費者並未幸免於整體經濟的放緩。
這打擊了這樣一種想法，即中國的消費者支出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整體經濟放緩，並且可以作為一種對抗的力量。
在現實中，中國的消費者支出仍然嚴重依賴於其它經濟部門的表現。今年前三個季度零售銷售增長最快的幾個地區，也正是工業部門表現保持得最好的那幾個地區。
因此，有關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痛苦但最終會成功的再平衡過程，其間工業和投資放慢、但消費者支出加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傳統的增長驅動因素繼續放緩，消費者的回應將是消費支出增長的進一步放緩，而非加快。
從迄今的壓倒性證據看，中國經濟放緩正在阻礙（而不是促進）向消費經濟的轉型。
因此，投資者應該明白的是，就眼下而言，消費者部門的健康有賴於北京方面能不能啟動舊的增長動力，如重工業和建築業。如果消費者支出增長加快了（這看上去很有可能），那將是整體經濟企穩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中國消費者的崛起仍是一個誘人的投資主題，但它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麽簡單。
]]>就上述四個活動過程來說，民粹主義它可滲入任何一個公共領域，就本文所關心的經濟領域來說，它已是民粹主義下的重災區，而其災害仍在持續地擴大中。
以日前討論熱烈的農地農用政策來說，當初決定管（農）地不管人的結果，它討好了許多的農民，它讓農地成了新的投資及炒作標的，而此，也造就了台灣各縣市農地使用的破碎化，與農舍被假農民豪舍化的結果；而此，非但與當初農地農用的政策背離，同時，破碎化的農地再加上農事人口的老化，也讓台灣農業生產因缺乏規模經濟來耕作，而陷入危機。如今，若想要把現行制度作一修正，它就立刻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撲，若非有破釜沉舟之心斷難成功。
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我認為民粹的過程也可有一新解，在此稱之為民粹abc三步曲：a代表濫用（abuse），b代表交相指責（blame），c代表制度的崩壞（collapse）。若將此一民粹abc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也可適用。當政府決定開放農地讓非農民蓋豪華農舍後，它一定會導致豪華農舍的濫建（a），而當問題惡化，已開始失控時，大家開始交相指責（b），但誰也不負責，更有人聰明地移轉焦點而讓問題更加失焦，致使問題不斷地坐大，而此，必將會導致農業生產制度上的崩潰（c）。
上述的情形它只出現在農業嗎？當然不是，民粹主義它如同癌細胞般已全面性地攻占我們的經濟及各個領域。再以電力問題為例，綠能或再生能源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號召，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我們應積極地發展綠能，而且可用它來取代核能。這個概念性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沒有人能抗拒「美麗台灣」、「非核家園」的主張，在此魔術棒的指引下，廢核成了顯學（a），對於主張要審慎、漸進為之者，則大加撻伐（b），而其結果實已導致台灣電力的穩定供應出現了極大的警訊。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不只一次地提到，台積電公司是一秒鐘的停電也不允許。更有甚者，台積電公司已考慮自建電廠以圖自保，由此可見在民粹主義當道下，台灣的電力穩定供應已存在有很大的崩潰危機（c）。
其實，就經濟領域而言，相關的例子很多，我們可用「不勝枚舉」來形容也不為過。一個比較精準的分析是，我們可以上述abc三部曲來檢視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如：以公勞保退休金問題來說，它早已過了ab這兩個階段，進入c階病入膏肓的末段。另勞動部今年六月，首開世界先例，將全本的勞工法令一體地全都適用在在學的大專同學身上，它必將導致我大學教育師生關係及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評比上的崩壞，故目前已開始進入c階初段。
民粹主義它其實就是民主的一部分：在政策的本質上，它是感性與理性之爭，是短期與長期之爭，是私我與大我之爭。而就政治的本質而言，它猶如同騎腳踏車般，它是須要前後輪彼此相互「平衡」，其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把負面的崩潰（collapse）或對抗（confrontation）轉變成正面的調整與合作（Correction and/or Cooperation ），而在此C都是以英文大寫用以區隔。
套句廣告詞，民主制度有兩種，其一是民粹的abc，另一則是民主的abC。在民主制度裡，它須要黨際間的合作，大家共同承擔、共同面對，不炒短線、不競租、不迴避，以國家長期利益為念，才有可能走到abC。
不論就台灣的經濟問題或是各相關議題來說，台灣的確須要更多的C，才是百姓與國家之福。
]]>不止如此，瘋狂的剁手族再接再厲，到了7小時45分，交易額突破417億元，勝過去年美國感恩節歷時5天的購物季線上交易總額。接著到了11小時49分，成交額也超過2014年「雙11」全天創下的571億元。最後的成交量912億人民幣，雖然未能如外界預測的突破千億大關，但「雙11購物節」已經不折不扣的成為全球有史以來最亮眼的購物狂歡節。
進一步分析「雙11購物節」迭創交易金額新猷的內部結構，一方面固然呈現大陸內需市場強大的消費能量。更值得正視的是，被捲入此一瘋狂購物嘉年華活動的，還包括海外俄國、美國、日本等的剁手族。統計今年的「雙11」，全球共有233個國家的消費者交易成功，讓「雙11」從專屬大陸的「光棍購物節」，華麗轉型成為席捲全球的「國際購物狂歡節」。「雙11購物節」的快速蛻變，印證在網路時代，果然已經實現全球一體亦步亦趨的新貌。而這在前網路時代，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阿里巴巴集團在跨出「雙11國際化」的腳步後，創辦人馬雲更在第一時間表示未來還要去紐約及倫敦舉辦「雙11」開賣儀式，讓阿里成為全球電商的共同平台。
另一值得關注的新貌，則是阿里集團一方面全力進軍國際市場，另方面也不忘深耕內需市場。據統計，大陸全國今年共有8千多個村點，透過農村淘寶服務站平台，得以首次參與「雙11」活動。一般估計，淘寶全面滲透大陸農村之後，將可引爆龐大的農村人口加入網路購物的行列。讓阿里巴巴集團內外兼修，匯流成為無所不在的全球最具規模之電商平台。
阿里集團能夠在短短數年之內於內需市場和全球行銷上迭創佳績，自然不能沒有獨門暗器。分析起來，能夠在短短一天之內，在全球各地交易成功，凸顯其金流、物流和客服的驚人處理能力。試想光在今年「雙11」的第1小時，支付寶的支付筆數就高達1.17億筆。這種海量的交易行為，能夠平順的執行，還真是要拜該集團實現了1,000公里以上「分散式運算」能力所提供的技術保障。
除了能夠有條不紊的處理海量交易行為，後端的物流配送與金流管理，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支柱。而在全球剁手族於「雙11」實現狂歡購物後，阿里集團同時更獲得可觀而又寶貴的購物消費者的數據資訊。這些大數據的儲存、分析，無疑將為往後阿里集團提供更精準客製化銷售服務，帶來敲門磚的效應。
看到大陸的電商產業能夠在短短十年內，打造出覆蓋面及於全球，產業鏈不斷延伸的全新局面，看在也曾致力推動第三方支付電商業務的台灣相關業者眼中，除了羡慕，更多的應該是感慨。明明台灣有更先進、完備的資訊產業基礎，在市場行銷和創意軟實力上，向來更是台灣最自豪的強項。但是單單一個第三方支付的遲遲未能完成立法，就讓有心的台灣業者錯失先機。於今，不只電商產業的規模遠遠無法和大陸同行相比；本來在網路無國界的特性上，台灣電商也許還有機會以先進者的姿態進軍大陸電商市場，而今卻只能坐看阿里巴巴在全球市場快意馳騁、攻城掠地。台灣的剁手族最後也只能身不由己的加入「雙11」的狂熱購物行列，成為阿里「雙11」海外愛買族的重要樁腳。
「雙11購物節」基本是無中生有的創意行銷典範。在全球熱議的同時，大陸電商產業已躍居全球龍頭老大，而台灣則只能斯人獨憔悴了！
]]>2015年「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領袖會議」預定17日至19日於菲律賓馬尼拉登場，總統府三度指派蕭萬長出席領袖會議，外界關注繼「馬習會」後，「蕭習會」是否接續登場？
蕭萬長表示，陸委會仍在接洽「蕭習會」的形式、時間、地點。若能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會就兩岸關係密切的議題交換意見，換句話說就是區域經濟整合課題。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也說，是否有「夏張會」尚未確定，因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曾表達行程緊迫，還沒把握由他去或誰代表出席，若有機會與張志軍見面，會就過去討論一般性兩岸議題及這次「馬習會」會談做進一步追蹤。
APEC將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視為長期目標，無論是TPP或RCEP都只是短期途徑。蕭萬長表示，對外貿易是我經濟生存命脈，此次參加APEC要表達我強烈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之高度意願，國內無論是推動經貿環境自由化與產業結構優質化等，都正在為爭取加入TPP、RCEP，創造更有利條件。
蕭萬長提到，TPP首輪12個國家都是APEC成員，而RECP16個成員國中，也有12國是APEC成員，因此在APEC場合談此議題「非常適合」，希望各會員都能理解支持。
今年亞太經合會（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將聚焦區域經濟整合，蕭萬長將與企業領袖代表蔡宏圖於18日參加領袖對話會議，一同參與的還有澳洲、加拿大與汶萊領袖，因澳加皆為TPP成員，不難想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爭取會員支持，將成為今年努力重點。
同時，聯華董事長苗豐強將與大陸領袖習近平、南韓總統朴槿惠同組對談，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則是在第四組，同組領袖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國泰金控董事長蔡宏圖昨日於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記者會上拿出具體數據：TPP與RCEP成員經貿數字顯示，占台灣貿易總額高達7成，「顯見這兩大組織對我們非常重要」，但是面對加入，各產業會有不同困難，應該更加強與社會各界溝通；即使當前台灣正面臨對外關係與對內產業調整之嚴峻挑戰，但為國家經濟發展，這條路一定要走。
]]>我們認為，民主社會的可貴在於尊重不同的觀點，對於政策走向可以進行理性的討論甚至辯論，但卻不應捕風捉影，指鹿為馬，更不應羅織不實資訊四處散布而挑起族群對立。古人言：「大丈夫處世，論是非，不論禍福；士君子立言，貴平正，尤貴精詳。」此之謂也。
我們固然要有論是非不論禍福的勇氣，但在論是非之前，查證的工夫不能少，持論必須平正，不能以拼湊的資訊誣蔑他人。遺憾的是，這些年在意識型態操弄下，台灣社會激情多而理性少，占領、路過及抗議已成常態，這個社會已失去了理性的政策辯論空間。過去服貿協議如此、自由經濟示範區如此，如今馬習會自然也不會例外。
這樣非理性的對話，非僅加深族群的分裂，更將錯過改革的時機。我們與其到處挑馬習會的毛病，倒不如回過頭來想想，馬習會後兩岸的經濟、文化該如何交流，如何抓住這個歷史的機會來創造台灣最大的利益。對於馬習會的結論，我們更應以歷史的高度來展望台灣的未來，而不應把時間浪費在這些無謂的言語之爭。我們認為有以下四件事朝野必須確認：
首先，我們得承認兩岸緊密的經貿關係現狀：不論我們喜不喜歡，近二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確實深受大陸的影響。自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談話擴大改革開放力道後，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者絡繹於途，迄今登陸投資已達1,513億美元，是我對大陸以外地區投資金額的1.5倍，是我國最大對外投資地區；另外我國出口近四成市場在大陸，來台旅客中也有四成是陸客，大陸已是我國經貿往來最密切的地區。
其次、兩岸經濟依賴關係正在改變：早年台商登陸即使小規模如「三來一補」也深受大陸官方重視，隨後上市公司西進更受到大陸政府的禮遇，直到2001年大陸加入世貿組織（WTO）前，台灣在兩岸經濟交流上仍有優勢，投資帶動貿易為台灣創造龐大的貿易順差，並推升了台灣的經濟成長。然而，隨著大陸市場開放，產業技術逐漸成熟，大陸對台灣的依賴逐年降低，統計顯示我國在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已由十多年前的第二降至如今第五，而在大陸投資占比，也由十年前的7％以上降至近年的5％以下，兩岸的依賴關係正快速改變。
其三、大陸人均所得已達我1990年水準：大陸這些年經濟快速成長，薪資增幅如同二十年前的台灣，今年預估其人均GDP即將升至8,000美元，已追上我國1990年的水準，兩、三年後便可邁入一萬美元大關。隨著大陸經濟愈富有，我方的談判籌碼就愈少，不論從政治或經濟而言，這個變化不容忽視。
其四、大陸正積極進行區域經濟結盟：大陸除了參與世貿組織這個多邊協定，近十年也與東協、紐西蘭、智利、韓國、澳洲及台灣簽署了16份自由貿易協定，其中13份已生效，而正在洽談中的還有中日韓FTA、RCEP、東協升級談判、兩岸貨貿等等，其企圖心之大，於此可見。自由貿易協定雖不必然讓一國競爭力轉強，但我們仍應有策略的參與，大陸區域結盟的進展必須加以正視。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明白兩岸關係，從昔日我方具絕對優勢，至今日優勢逐年流失，其中糾結著兩岸投資、貿易、產業、就業、文化及教育各個層面，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們在嘲諷揶揄「馬習會」那些空虛的意識形態之餘，可曾從歷史的高度察覺這一局面的演變，已漸有時不我予的隱憂？在野黨若真有愛台灣之心，就不能只天天在「一中各表」上挑毛病，而應務實面對台灣優勢的流失，拿出因應大陸經濟崛起、提振台灣國家競爭實力的政策藍圖。須知，在全球化競逐下，現狀隨時在變，沒有務實的兩岸政策而欲維持現狀，豈非緣木求魚？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勢頭仍未止住。國家統計局1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5.6 %，比9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跌至年內最低點。1-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低於去年同期及去年年末；投資增速回落趨勢延續，數據顯示，1-10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10.2%，增速比1-9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雖然消費數據有所回升，但增速仍低於去年同期及去年末。2015年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1.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0%）。1-10月累計同比增長10.6%。
通貨緊縮壓力加重。數據顯示，10月份，中國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3%，比9月回落0.3個百分點；10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5.9%，連續40多個月負增長。
今年年中，中國國內資本市場動盪引發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註，股市年中暴漲暴跌引發國際媒體及機構對中國經濟狀況的擔憂。許多觀點認為，從中國股市暴漲暴跌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也可能出現了暴跌，擔心中國經濟嚴重惡化對世界經濟沖擊的憂慮深重。實際上，中國股市並不是經濟的晴雨表，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經濟下滑程度並沒有股市暴跌的那樣嚴重。然而，這種擔憂反映出國際媒體及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的憂慮。近期統計局公佈的顯示，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跌至6.9%。
當前，防止中國經濟下滑過快應當成為宏觀政策的重點。
11月3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據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建議稿提出今後5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主要考慮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必須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從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至少也要達到6.5%。”值得註意的是，11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表示，今後五年經濟需年均增長6.5%以上。
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表態說明，6.5%將是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的底線，但是，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低至6.9%，而最新數據表明經濟增速仍在放緩的道路上行進，距離6.5%的增速僅僅一步之遙。因此，防止經濟下行失速應當成為中國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
最新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放緩勢頭仍未止住，距離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需的6.5%的增速底線僅一步之遙。防範經濟下行失速將是下階段中國宏觀政策的重點。
]]>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1.3％，雖然並非所謂的通貨緊縮，但大幅低於中國政府今年設想的3％的通貨膨脹率。
此外，價格正持續復甦的住宅市場也缺乏拉動經濟的力量。庫存構成沉重負擔，1～10月房地産開發投資僅增長2％，增速比1～9月下降0.6個百分點。從此前增長2～3成屬於理所當然的中國來看，這一增速等同於零。
中國經濟並未失速的原因之一在於個人消費仍然堅挺。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零售業銷售額）比上一年同月增長11.0％，增速比上月提高0.1個百分點。「低價」而且「便利」的電子商務正在實現迅速增長。另一方面，大型實體店舖在總體上陷入苦戰。
9月底，位於內陸地區重慶市郊外的奧特萊斯購物中心關門,這裡經銷「普拉達」等奢侈品牌，去年底才開始營業，但不到1年時間就被迫關門。
習近平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表示要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對於缺乏火車頭的經濟，中國高層具有強烈危機感。出台追加貨幣寬鬆等進一步經濟刺激舉措的可能性正在提高。
我上周結束中國之行時帶回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對於抱何種目標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對於中國的中短期政策目標，對於處理合作和不可避免的緊張局面所亟需的機構架構，全球缺乏共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納入經過大幅修改和升級、甚至是全新的國際經濟架構之內。
第一個應該明確的問題是，美國和全球社會的目標是看到中國作為全球繁榮的支撐力、社會和政治積極變革的推動力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還是從經濟上遏制和削弱中國，從而降低中國對全球造成威脅的能力。這在北京看來是當前的重大問題，而不僅僅是保護主義者和政界人士的尖刻辯論。
很少出現排外或者激進想法的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發表了一篇由美國高級外交官起草的報告，指責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扶植中國的努力，並呼籲採用“平衡策略”，包括“建立全新的特惠貿易安排……有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在奧巴馬當局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貿易協定提出的支持性理由中，不少都涉及一種想法，即該協定將提升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力，並將削弱中國在決定全球貿易規則上的影響力。
如果世界的目標是抑制中國的經濟表現，那麽就不能指望與中國建立經濟合作。正如習近平不久前在倫敦受到的盛情款待所表明的那樣，如果美國不與北京建立經濟合作，它或許會與傳統的盟友漸行漸遠。如果中國的經濟表現大幅惡化，美國的平衡策略可能會引發充滿敵意的民族主義反應。這並不是說華盛頓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表現的顧慮全是錯誤的，也不是否認應該大力推進合作。而是說，我們的目標必須繼續鎖定在共同增長和繁榮上。
第二，中國正面臨著基本經濟政策上的抉擇，而這將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在當前中國經濟放緩、中國財富所有者希望向海外進行資產多樣化之際，既支持中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又希望人民幣匯率走強（像美國一些人一樣）是不合邏輯的。如果中國想在未來十年持續強勁增長，必要的改革——比如關停不盈利的國企、對地方政府大舉借貸大興土木進行限制——無疑會對短期內的增長造成影響。這將會削減中國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需求，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
理智的政策對話需要認識到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之間的沖突。認識到下麵這一點對世界可能有好處：世界最大的利益在於中國追求更多改革，即使是以未來數年中國對全球需求的貢獻適當降低、以及可能出現超出我們接受範圍的匯率貶值為代價。
最後一點，機構架構的問題。過去一年出現了一項中國未參與的重要亞洲貿易一體化努力——TPP，以及一家美國未參與的重要金融機構——亞投行(AIIB)，這很難說是什麽吉祥之兆。更糟糕的是，美國國會未能批準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上升至超過比利時的改革，此舉顯示出對全球現狀令人不安的漠視。如果全球經濟想要回到正軌，那麽就迫切需要中美兩國均擁有恰當角色的機構。
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斷言了經濟的首要地位，並評論道：“未來的危險不在於邊境和主權，而在於食物、煤炭和運輸”。他呼籲推出強有力的政策以促進共同繁榮和合作，卻無人理睬，這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如今，未來的風險與中國崛起以及商業和經濟領域緊密相關。讓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發現妥善處理它們的智慧。
]]>全文詳參《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11/08/cross-strait-summit-a-win-for-taiwans-president/
馬習雙方並沒有為會面而失去基本立場
Nathan不認為馬英九是為了選舉操弄而促成此會，且未失了中華民國基本立場，並藉此會向國內傳達與中國合作優於與之對抗的訊息；相較於馬英九，習近平須承擔來自國內外更多的風險，長遠來說，希望以此壓制台灣方面的反中情緒。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Ma has wanted a meeting of this kind for a long time, and stands to gain from it in two ways. First, in cross-Strait terms, he gets to meet the Chinese president on an equal basis without having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on his posi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Parsing Ma’s actual posi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is complicated, but whatever it is, he has not been required to change it.) In terms of domestic politics, he can reinforce his message to the domestic public that the course of wisdom for Taiwan is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I doubt that he expects to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he wants to drive home the point that coop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is possible and that it is better for Taiwan’s residents than the alternative.
More mysterious are Xi’s motives in agreeing to the meeting. Like Ma, Xi does not have to give up his basic principle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status, which i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Yet he pays a subtle price. Meeting with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on a “mister”-to-“mister” basis risks creating an optic of what some have called mutual non-subordination, something Beijing has never agreed to before.Xi has also had to give up the demand that the price of a presidential meeting would be “political” talks. What political talks would mean was always vague. But Ma’s statements in advance of the meeting indicate that he will not engage in anything that would rise to that level.
Xi therefore has taken more risk than Ma with this meeting. (Ma, after all, with his popularity at rock bottom, has nothing left to lose.) What looks like a sudden decision to hold it, at an awkward time, suggests a certain desperation. I speculate that Xi shares Ma’s view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Taiwan public about the bright prospects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Perhaps he, unlike Ma, thinks that this can affect the election. But more likely he is playing a longer game, hoping to stem the rapid rise of anti-mainland sentiment in Taiwan, and in that way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the next Taiwan administration.
台灣方面未給予馬英九應有之肯定
Cohen不認為台灣民眾的各項憂慮會成真，馬英九此行在建立一個首例而非具體成果，使兩岸領導人未來有制度化會面機會，但台灣並未給予正面肯定；當台灣在後馬時代離北京愈來愈遠，習近平則採取軟攻勢，並希望台灣在南海問題上支持中國，但Cohen對此持負面態度，建議台灣勿涉入該議題領域。
紐約大學法學院孔傑榮Jerome A. Cohen
I agree with Andrew Nathan’s analysis of the Ma-Xi meeting. Moreover, I want to endorse the desirability of the meeting despite the understandable anxieties it has provoked in Taiwan. I do not think the meeting’s outcome will vindicate the many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voiced on the island.
I think President Ma wants to establish a major precedent that features symbolism and process, not any particular substantive result, which he in any event is not in a political position to deliver. I believe he hopes to launch a continuing series of leadership meetings that will enhance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s and stimulate the respective bureaucracies to focus on cooperation in more creative ways than we have witnessed during his second term. The meeting is a capstone to Ma’s successful first-term effort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negotiations imaginatively conducted in ways that have allowed Taiwan equal status and dignity with its mainland rival, a hugely impressive accomplishment for which Taiwan residents and the world have given him too little appreciation. Whether his successor, whoever she or he is, can really build on this meeting will determine whether it becomes a genuine precedent rather than a one-off “sport” or even a mistake.
Xi, of course, has different reasons perhaps for wanting this meeting. He undoubtedly realizes the risk that post-Ma Taiwan may slip away from Beijing’s orbit, and should want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He may take this occasion to begin a “charm offensive” instead of intensifying the threats and other pressures many fear might occur once Ma steps down.
Of course, there could be substance discussed also. The most prominent possibility is that Xi may want to assure Taiwan’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the mainland’s controversial South China Sea claims at a time when Beijing is out on a limb because of its vague but gargantuan nine-dash line claim that may soon be swept away by the Philippines 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rbitration tribunal. Taiwan, despite the fact this claim origina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ould be foolish to go along with the whole nine yards. Indeed, the R.O.C. Foreign Ministry’s October 31 statement about the UNCLOS arbitration suggests commendable caution and perhaps a subtle modification of its earlier position.
台灣的下一個總統有機會與美國總統握手？
Hung認為此行雖對明年國民黨大選無甚助益，卻提高馬英九未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確立其未來幾年負責穿梭國共之間的角色；習近平除稍挫台灣在野黨銳氣外毫無收穫，以共產黨角度看來，甚至可能退得太多而創下壞先例，對北京的長遠利益仍有待觀察。基本上馬習會確實創造兩岸和平氣氛，然馬英九的「一中」未見「各表」可能傷害中華民國合法性，不論如何，如果兩岸關係開始正常化，華府也應開始考慮與台北關係的正常化，或許台灣的下一個總統有機會與美國總統握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孔誥烽Ho-fung Hung
Andrew Nathan is right that in the Ma-Xi meeting, Ma took fewer risks than Xi. Ma is not going to face any more elections after he steps down as Taiwan president next May. What he needs to worry about right now is his continuous influence within the KMT. The Ma-Xi meeting is not popular among the Taiwan electorate; a poll by Taiwan-based media outlet Apple Daily of several hundred readers shows 53.1 percent of respondents are against such a meeting versus only 38.8 percent in favor. The meeting won’t help the KMT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ut it will help boost Ma’s standing in the party, preventing his being sidelined by other factions after he finishes his term.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party, Eric Chu, and its honorary chairman Lien Chan have both met Xi before. Now Ma meeting Xi while still holding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Taipei establishes a historic precedent,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surpasses Lien’s and Chu’s earlier meetings.This will anchor Ma’s role as a legitimate broker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KMT in the years to come.
From Xi’s perspective, such a summit right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Taiwan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boosting the momentum of normaliz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tha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expected to win the election in January,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reverse once in power. But besides this, Xi has little else to gain, and he needs to bear the risk as noted by Nathan: The status of Xi and Ma may appear to be too equal in the meeting, and this appearance of mutual non-subordination will be a dangerous precedent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s perspective. It is still early in Xi’s presidency, so he does not have the urgency of Ma to have the meeting now. He could well wait a little bit to take any major step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fter the election. As such, the Ma-Xi summit is a favor that Xi has offered Ma. This is indeed mysterious. The question is: what Xi does expect to obtain in return?
Maybe we can seek insights from Dr. Lee Teng-hui,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of Taiwan in 1996-2000. He remarked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at after the election in January 2016 and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in May 2016, Ma is still the president and he might use his residual power to rush through agreements and approvals that will further speed up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cing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accept the subsequent status quo. This might involve allowing major state-owned companies from China to acquire Taiwanese corporations in sensitive sectors, for example.
Such deals have been widely unpopular, and many of them have been stuck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Even the current KMT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hesitant in giving green lights on those for fear of electoral backlash. They are seen by many Taiwanese as Beijing’s Trojan horses that will only benefit big business and compromise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popular opposition to these deals is precisely the origin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last year and the low rating of KMT candidates.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Ma-Xi meeting turns out to be a cover and precursor of such a move by Ma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of his presidency. Of course, only time can tel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ummit definitely increases the amic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helps reduce the chance of a cross-Strait war in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get dragged. But to the disappointment of many in Taiwan, as it turns out, Xi did not promise to withdraw any of the more than the one-thousand missiles allegedly targeting Taiwan in the meeting, though Ma reportedly raised concerns about it. And Ma, in his official statement read to Xi during the meeting, unambiguously equates the “1992 Consensu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to the “one China” (yizhong) principle, deviating from the “One China,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one China is” (yizhong gebiao) line that the Taiwan side always emphasizes. It moves Taiwan further into step with Beijing’s line that “Taiwan and mainland both bel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eopardiz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To rebalance, leaders in Taipei and Washington could consider building on the momentum of normalization of Taiwan-China relation to normalize the Taiwan-U.S. relation, as Dan Blumenthal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as recently advocated. Perhaps after this historic handshake between Taiwan’s and China’s Presidents, another historic handshake between Taiwan’s next President and America’s will be less unimaginable now?
彭博資訊報導，大陸雖長期支持壓制全民聯的緬甸當局，但全民聯對大陸並無敵意，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溫添（Win Htein）表示，今年六月翁山蘇姬赴大陸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晤面，即是全民聯未來對大陸的取向。
針對翁山蘇姬訪京，他說：「一大目的是睦鄰，因為鄰居無法選擇。若彼此為鄰，就必須友好，否則相互不利。」
緬甸大選後，執政的政黨將面臨與西方強化關係，但同時避免疏遠大陸的雙重挑戰。亞洲最大經濟體大陸是緬甸的最大經濟夥伴，二○一四年貿易總額高達兩百五十九億美元，反觀與美貿易總額僅一億九千四百萬美元。
緬甸與大陸關係在二○一○年選舉後開始遭受考驗。選後，只是脫下軍裝的半文人政府上台，且尋求降低對大陸的依賴。緬甸對西方開放較大門戶，還與美國等國增進關係。
總統登盛上台後對與大陸合資數項計畫喊停，包括斥資卅六億美元的密松大壩，儘管大陸已資助興建連接雲南省與孟加拉灣的天然氣管與油管，將大幅降低從中東運油的船運時間。
二○一一年，緬甸凍結密松大壩興建計畫後，大陸重新衝量對緬政策，認定緬甸犧牲大陸與西方交好。廈門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范宏偉說，北京因此修改政策，改為多方進行，亦即與緬甸不同的反對黨均建立關係，也才有翁山蘇姬的大陸行。他說，北京已準備好與任何新政府發展良好關係。
紐約時報報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反對黨在全國性大選贏得了70%以上的票數，這是緬甸五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自由地選擇國家領導人。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51110/c10myanmar/zh-hant/
]]>]]>
今天互稱「先生」的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會面，是在另一個新基礎上進行，新基礎上最重要的一塊磚，就是「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人們關注「馬習會」時，並不會緬懷「蔣毛」兩人的歷史，而更關心「中華民國體制」能不能在兩岸關係裏擺放得安穩且牢固。在大陸，「中華民國」如果無法進入正常的討論框架，亦沒有兩岸理解的基本基礎。
「重慶會談」所處的歷史時空是抗戰剛結束，國民黨的「訓政時期」，「黨國不分」、「黨等於國」是常態，「蔣毛會」，亦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中國」的政治發展前途。
重慶會談之後，不管是在中國大陸的4年內戰，或者國民黨退走台灣的兩岸分治時期，共產黨面對「台灣問題」的思維程式，始終不脫「黨對黨」架構。從早年的毛、鄧和兩蔣時期，到2005年連戰訪中後操作的「國共平台」，一直都是這樣的思維套路。「馬習會」也曾不斷傳出兩人以「國、共兩黨領導人」的身份會見，可見「黨對黨」框架仍是可能的選項。
但歷史早已變幻。重慶會談之後70年，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依舊，只是當家作主的從國民黨換成了共產黨。但在台灣，黨、國早已分家，從1987年解除戒嚴、1996年實現全民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歷史大踏步前進，民主落地生根。兩岸體制落差愈來愈大，政治分歧，也愈發難解。
在經歷了1995、96年飛彈危機之後，1998年，辜振甫第一次以海基會董事長身份踏上中國大陸。在上海，他先向汪道涵直言「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到了北京，同樣的話在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面前再說一次，陪同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臉色鐵青，但江澤民至少維持住了風度，談起自己也曾經是中華民國國民，還哼唱起「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只不過辜振甫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直言表達「中華民國的存在」，從此成為絕響。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國共平台」成了兩岸發展政治關係的舞台，回到了「黨對黨」的老套路。到了2015年的「馬習會」，情況發生了微妙變化。馬英九的政治身份只剩一個：中華民國總統。而坐在馬英九對面的，就應該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而不是「習近平總書記」，不再有任何模糊處理、各說各話的空間。
從這裏才可以看出，要在新加坡舉行這場「馬習會」，習近平首先要承受的風險就是，他打破了歷來「黨對黨」的框架，第一次與「台灣地區領導人」會見商談。「台灣地區領導人」領導的政府，實質上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儘管只能點出不能說破，但某種程度確實正如辜振甫先生當年的期許：中國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摘錄自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08-taiwan-Xi-and-Ma-summit-ROC-Is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