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訊社和新華社各自發佈簡短消息，稱習近平將與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會晤。
記者打給台灣總統府的電話無人應答。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相關人士未予置評。
若此次會晤成功舉行，將成為兩岸關係的里程碑事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進行的內戰中失利，之後蔣介石退守台灣。
中國大陸仍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不排除在必要情況下以武力收復台灣。
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此次會晤還將受到美國的密切關注。1979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了外交關係，但在那之後美國依照其法律仍有義務幫助台灣自衛。
美國政府週二表示，現在將此次會晤視為一個轉折點還為時過早，但對兩岸決定會晤表示讚賞。
白宮新聞秘書厄內斯特(Josh Earnest)稱，美國當然歡迎兩岸雙方採取緩解緊張局面以及改善兩岸關係的舉措，美國將對此次會晤的結果拭目以待。
美國官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承認北京政府。不過，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促進與台灣的外交、文化和防務關係，並表示兩岸分歧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解決。
不過習近平和馬英九的會晤可能會在台灣引起政治爭議，反對加強兩岸關係的人士已公佈了在週三抗議這一決定的計劃。
自馬英九所在的國民黨於2008年上台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轉暖，但由於擔心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台灣的民意已轉為反對加強兩岸關係。
馬英九將於明年卸任台灣總統，外界廣泛預計支持台獨的民進黨將在明年1月的大選中獲勝。
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寇謐將(J. Michael Cole)稱，他認為這次會晤似乎是大陸而不是台灣提議的。
寇謐將表示，他覺得中國大陸可能希望在2016年1月16日的台灣總統/立委選舉前施加一些影響；他表示，屆時預計民進黨將在選舉中勝出，而國民黨現在出現了危機。
分析師稱，習馬會將使兩岸關係成為台灣選舉的關注焦點，民進黨此前一直試圖避免這種情況，而是將重點放在經濟、醫療保健和住房等台灣內部問題上。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一再向美國官員和政界人士保證，如果贏得選舉，她不會激怒北京、進而破壞兩岸和平與穩定。
中央通訊社報道稱，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稱習馬會時機可疑，並要求馬英九作出解釋。
在習馬會擬定會晤之後數天，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Eric Chu)預計將訪問美國，而朱立倫訪問美國將主要討論兩岸關係問題。
朱立倫在今年5月訪問大陸時與習近平舉行了會晤。
習馬會在中國大陸可能會被評價為習近平的又一歷史性舉措。習近平去年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表達了堅定的、毫不動搖的立場。但如果習近平促進兩岸統一的努力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也會給他帶來風險。
大陸曾經在1996年試圖影響台灣大選，當時大陸向台灣外海試射了導彈，以期阻止被大陸視為不友好的候選人當選。
美國隨即作出了反應，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海地區；台灣選民最終還是選舉了親台獨派的候選人李登輝擔任台灣總統。
中央通訊社援引馬英九發言人陳以信(Charles Chen)的表態稱，“習馬會”將針對鞏固兩岸和平、維持台海現狀交換意見，不會簽署任何協議，也不會發表聯合聲明。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主任委員定於週三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更多有關新加坡“習馬會”安排的細節。
報道援引陳以信的話稱，在陸委會的發布會之後，馬英九將於週四舉行國際記者會，解釋更多細節。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４日宣佈，經兩岸有關方面協商，兩岸領導人將於１１月７日在新加坡會面，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
張志軍專門就此次重要會面接受記者採訪，介紹相關情況。他表示，即將舉行的兩岸領導人會面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先河，有利於兩岸雙方增進互信，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順潮流 合民意
張志軍表示，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是我們的一貫主張。我們的態度始終是積極開放的。過去７年多來，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並增進互信，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取得豐碩成果。兩會協商簽署了２３項協議，解決了關乎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一系列問題。兩岸經濟合作持續深化，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給兩岸同胞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好處。兩岸各領域交流蓬勃發展，密切了兩岸同胞感情。兩岸協商處理有關涉外事務，減少了內耗。受這些成果鼓舞，兩岸許多同胞和海外僑胞呼籲兩岸領導人舉行會面，共商推動兩岸關係更大發展之計。
張志軍介紹，國台辦和台灣方面陸委會在２０１４年建立聯繫溝通機制後，一直就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保持溝通，努力促進兩岸各領域各層次人員的交流互動，期間曾提到兩岸領導人會面問題。前不久，我和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在廣州會面時，再次談到這個話題，就此進行了初步溝通。雙方都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對於兩岸關係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積極意義。此後，雙方經過密切協商，就舉行兩岸領導人會面達成一致。
一家親 兩岸情
張志軍表示，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兩岸雙方共同邁出這一步非常不容易。１９４９年以來，兩岸關係歷經風雨，跌宕起伏。從激烈軍事衝突，到長期尖鋭政治對峙，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才打破相互隔絶的堅冰，兩岸同胞開始交流往來。本世紀的前幾年，由於“台獨”分裂勢力的挑釁，兩岸關係一度瀕臨危機。在兩岸關係緊張動盪的時候，是很難想像兩岸領導人能夠面對面坐在一起的。兩岸領導人會面得以實現，來自於兩岸雙方和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得益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累積的豐碩成果。
張志軍強調，此次會面雙方以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義舉行、見面時互稱“先生”，是經雙方商定的。這是在兩岸政治分歧尚未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務實安排，體現了擱置爭議、相互尊重的精神。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這次兩岸領導人會面安排在新加坡舉行。
張志軍介紹，兩岸領導人此次會面，將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探討深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增進兩岸民眾福祉等重大問題，以維護和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會面結束後，兩岸領導人還將共進晚餐。
新期盼 新前景
張志軍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再度處於重要節點，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兩岸同胞期望台海保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繼續和平發展並結出更多惠民碩果。兩岸領導人在這個時候舉行會面，是兩岸雙方順應兩岸同胞心願和時代潮流共同採取的一項重大舉措，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先河。
張志軍說，１９９３年４月，在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１９９２年達成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基礎上，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建立了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推進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機制，有力推動了兩岸關係發展。２０１４年２月，國台辦和陸委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建立兩部門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開闢了新的兩岸溝通管道，妥善處理和解決了兩岸交往中的許多問題。
張志軍強調指出，兩岸領導人實現會面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將兩岸交流互動提升到新高度，開闢兩岸關係發展新空間。這將有利於兩岸雙方加強溝通、增進互信、管控矛盾分歧，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也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相信一定會得到兩岸各界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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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領導人見面前的最後時刻，這些“結構性”的問題都沒有解決。歷史認識、慰安婦問題以及領土問題不會因見面而消除，但是三國應該有足夠魄力和眼光讓三邊領導人會晤機制化，使之成為三國危機管控與安全合作的平臺。不能不說，東北亞局勢已經觸底，三年多的僵局正在慢慢緩和，但是物是人非，不得不需要在新的基礎上構築東亞安全的基礎。
借著三邊會晤的機會，中韓、日韓以及中日三國領導人之間都進行了雙邊會晤。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韓國事“正式訪問”，與韓國政府、立法機構以及工商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而安倍對韓國則是“工作訪問”，沒有受到期待中的外交禮遇。這也是日本與中韓兩國關系的“溫差”所在。
]]>夏立言表示，過去兩年，陸委會主委均隨團前往參與APEC會議，今年不排除他也將比照辦理，且也有可能再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不過目前仍要視中方領導人是否前往、以及「蕭習會」安排狀況而定。
對於我方參與亞投行一事，日前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發表演講被問及台灣加入亞投行一事曾表示，「這是自家人的家務事，自己家裡人可以討論」。夏立言對此回應，「這絕對不是自家人的事情，金立群說法我們堅決不同意；中國大陸喪失可以表現對台灣表現善意的機會」。
夏立言並重申我方立場，我方將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會員資格去申請加入亞投行，「不符合尊嚴、不符合平等地位，我們寧願不參加」。
此外，由於菲律賓將「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列為本年度優先議題之一，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料將成會議焦點。
對於「我方加入TPP，必須陸方不反對」說法，夏立言表示，TPP的12個會員國，有8個國家2014年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因此中國大陸要阻撓台灣加入並不困難，我方尋求加入TPP並非需要陸方同意，而是我方希望大陸不要阻擾；他強調，「這是一個現實，必須面對」。
]]>個人所得綜合課稅的根本精神為，加總所得及累進課稅兩大設計。經由加總結算，方得呈現完整的納稅能力；經由累進課稅，始得落實量能課稅、平衡所得分配的功能。我國綜合所得稅制度，稅率部分即為累進，各類別所得中，第一類的主要內容即為股利營利所得。
然根據立委的股利所得減稅提案說明：適用綜合所得稅廿％以上之個人股東，取得股利所得部分，稅率以固定之廿％計徵；稅率未達廿％之個人股東，則維持原本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計算課稅。換言之，相當於對所得全部或主要為股利、且所得淨額超過一一七萬元的個人（適用稅率廿％以上），就彼等的綜合所得稅，改採廿％之單一稅率分離課稅。此舉除造成估計的七百億元稅收損失外，還全盤推翻了所得稅綜合課稅的精神、違反所有關於所得課稅的學理與原則。
在效率的面向，單就特定來源所得提供租稅優惠，相較於以其他方式賺取的所得必須面對四十五％稅率，個人「當然」選擇稅負較輕的股利；若沒有選擇的彈性，則「當然」經由形式上的安排轉換所得名目。前者造成企業及個人經濟決策的諸多扭曲；後者則為逃稅或避稅，除稅收損失外，其間的安排與規畫更是純粹資源運用的虛耗。
就公平面向，何以單就股利所得，且僅就高所得者的股利所得提供租稅優惠？就水平公平的角度來看，辛勤工作所賺取的一千萬元薪給，何以必須負擔同額股利邊際稅率之二點二五倍（四十五％除以廿％）？就垂直公平言，僅就綜合所得稅稅率較高的個人提供租稅優惠，相對懲罰低收入者、擴大貧富差距。尤有甚者，就上述逃稅或避稅論之，股利減稅更是專為高所得者鋪設逃、避稅新導管。
此外，細讀立委所提股利所得減稅議案，直叫人為立法的品質憂心。該提案所修改的條文第十四條，分明為所得的分類，卻硬加入了稅率及稅額的計算。令人更啼笑皆非的是，不知所云的字句與修法說明根本兜不攏。修正條文的文字敘述為：適用減稅優惠的高所得者，「按財政部頒佈固定稅率以百分之二十計徵」；並非其修法說明所言：就取得股利所得部分，以固定稅率廿％計算稅額。
最後，舌敝脣焦，我們一再提醒，只靠減稅並不能解決經濟問題；顢頇地一味減稅降費，一定看不到效果，還賠上國家財政健全的基石。當丹麥人的幸福感可以來自繳稅占其所得的百分之六十時，台灣人依舊無法自拔於只會要求減稅降費的泥潦，兩相對照，差別何止以道里計。
]]>昨天的峰會以經濟為焦點，試圖為三方貿易關係挹注新動力，扭轉減緩的經濟成長。涵蓋十六國的ＲＣＥＰ已談判四年，而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從二○一三年即開始協商，但兩項協定迄今進展緩慢，三國同意儘快敲定這些協定。
在北韓問題上，三國領袖「堅決反對」北韓發展核武計畫，因此將致力於重啟北韓核子六方會談。
此次峰會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但象徵意義重大，顯示東亞三大經濟體正修補緊繃的關係。
這次會議被視為安倍的一項外交突破，之前他一再試圖與朴槿惠舉行一對一會談與恢復三方峰會均未果。對朴槿惠而言，則是一項平衡動作，南韓與大陸正快速發展雙方關係，但朴槿惠同時飽受美國壓力，必須與美國的盟友日本儘快修補關係。
李克強則強調，日本在掃除正視二戰歷史疑慮上做的仍嫌不足。他在三方峰會開場時說：「合作有其基礎，而基礎來自以適當方式處理歷史等敏感議題，以及提升東南亞國家互諒。」
三國七年前首度開始召開年度峰會，但因中日爆發領土爭議，且日本被指意圖以修改歷史教科書等方式掩飾其二戰罪行，導致峰會於二○一二年後停止舉行。
]]>首先，十三五規畫關注到大陸一胎政策所衍生的人口老化及削弱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因此全面開放二孩，此政策的實行，將帶動母嬰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在經濟的考量之下，此波新嬰兒潮的父母將會以經濟較具基礎的中高收入者為主，對於母嬰產品品質及相對應的服務要求較高，可增加對台商高品質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對於台灣母嬰產業的發展有利。
在此過渡期間，除了嬰兒潮紅利之外，既有的銀髮商機亦是台商應掌握的市場。大陸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2億人，占總人口的16%，十三五規畫將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在社保及醫療建設方面進行改革。
台灣醫療相關產業及品質有目共睹，未來5年將是醫療產業進軍大陸市場的黃金期。除了赴大陸設立醫院服務台商之外，亦可結合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發展醫療器材、健康產品、生醫及製藥產業等，並有機會跨足到健康管理服務領域，並可在智慧建築及智慧家庭、便利高齡者生活和健康照護方面，找尋銀髮商機。
其次，為了達成2020年小康社會的目標，《公報》提出十三五規畫將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降低汙染產業，可建構永續發展環境，台灣可透過大陸在追求符合環保意識的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找尋綠色商機。
再者，大陸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台灣可以研議合作策略。除了可藉由沿線交通運輸建設的重要節點進行商業合作之外，台商亦可從一帶一路的政策中尋求與大陸周邊國家的商機，從兩岸產業合作拓展至雙方國際合作的可能。
十三五規畫除了是大陸調結構關鍵期，也是台灣服務業及新業態搶進大陸市場的決勝期，在持續擴大內需以確保實踐小康社會之下，將有許多商機值得台商把握。政府應協助台商掌握此波新商機，提出協助業者擴展大陸內需市場的具體措施。（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中心副主任）
]]>台灣非常關切高科技紅色供應鏈崛起對台灣的威脅，卻未注意到，紅色供應鏈不僅在兩岸間，而是牽涉全球性的產業版圖變遷。大陸科技產業近年不斷在全球併購或入股重要科技公司，手筆一個比一個大：如中興通訊收購德國阿爾卡特‧朗訊網絡服務部門、聯想買摩托羅拉移動、江蘇長電買全球第4大封測廠新加坡星科金朋、官方的武岳峰資本出手收購美商矽成半導體、阿里巴巴入股美國聊天應用廠商；南通富士通收購超微旗下封測廠；紫光收購惠普旗下中國網路設備子公司、又入股硬碟大廠WD成為第一大股東，而WD又剛花190億美元收購記憶大廠SanDisk。更別提大陸企業出資數百億美元想收購美光、AMD等全球性的半導體大廠。
高科技紅色供應鏈席捲全球，正在改變全球產業生態，我們只看到政府「以不變應萬變」，以錯誤舊思維來因應，只要不符合原本訂定的兩岸投資規範「一律斬殺」。因此，我們看到中資併美國的矽成，台灣子公司被迫要關閉；星科金朋被併，在台掛牌子公司台新科被迫賣掉。
面對大陸國家隊龐大的資源與集團作戰式打法，坦白說，台灣單打獨鬥的企業能夠持續抗衡甚至取勝的機會極低。台灣企業必須取得更多資金、更多市場機會，往外併購、留住人才、提升技術才能保持領先。
以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氛圍，政府不可能大手筆對企業挹注資金，也來打「國家隊」；而產業困境、企業展望、資本市場下滑等因素，已讓企業不再能輕易籌得大筆資金來壯大並且改善體質。
許多反對開放者認為大陸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因此不能全然開放；但更現實的情況是：正因為其不是完全市場導向的市場，國家隊才擁有絕佳的主導力，在政府支持下，國家隊最終一定是市場主流。而大陸市場是全球最大也是成長最快的半導體市場，台灣業者絕對不可能自外甚至放棄這個市場。
那麼，台灣應該選擇排拒還是加入呢？是否更該趁產業仍有優勢、大陸也需要台灣協助時加入呢？
其實，從過去20多年的「兩岸經貿投資管制史」就看得出，政府為了避免先進技術流失、助長大陸經濟成長，對較高端技術、資本密集、投資金額大的投資全部禁絕。結果大陸經濟依然持續快速成長、產業飛快進步，反倒是台灣企業痛失許多商機。當政府遲遲不開放時，外商早已占住市場，大陸本土企業亦已崛起，台灣曾有領先優勢的石化、汽車、金融、電商等產業已難領風騷；反倒是政府不重視、認為技術檔次低的食品業之流的傳產，因為不管制，不少台資企業才能在大陸闖出一片天。
難道，這次政府要在科技產業上，再重蹈覆轍嗎？也不過幾年前，仍擁有絕對優勢的面板產業，大陸虛位以待台廠友達投資，但政府東限制西管制結果，核准友達赴大陸投資時，優勢全失。友達只能由原訂投資八．五代廠改為六代廠，大陸本土廠商華星光、京東方、中電熊貓等已成氣候，預估2017年大陸面板廠出貨量將超越台灣，台灣面板產業危矣！
遺憾的是，即使有這麼多教訓，政府與社會似乎仍未轉念。如果政府能「換個腦袋」以新思維考量，大幅開放與放寬兩岸投資的限制，讓兩岸更多企業能彼此參股，等於是利用大陸資金充實台灣企業資本，同時帶來更多的市場機會，不是更有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嗎？
日前矽品董事長林文伯被詢及紅色供應鏈問題時，他回答說：「以對立者的角色，是無法有效抵抗紅色供應鏈的，與其硬碰硬，不如加入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供應鏈。」政府是該思考這番話，政策應大幅調整朝向開放彼此參股投資；只知一味限制、管制，2至3年內，台灣科技產業恐就凋零四落了。
]]>陳添枝分析，最能提供就業機會的娛樂休閒、住宿餐飲、教育服務、美容美髮等，以今年7月的官方數據顯示，平均月薪低於台幣3萬5千元，甚至有低到2萬2千餘元，國內服務業發展多年來出現最大的問題─低薪服務業拚命成長，高薪服務業沒有成長，「銀行分行家數和7-11一樣多，怎麼期待行員的薪水會增加？」
「國內服務業結構變化只有劣化，沒有優化」，他強調，服務業沒有產業政策，經濟相關部會似乎事不關己，於是在投資不足、創新不足、規模不足的三大因素下，服務業陷入勞動生產力低迷，薪資當然無法提升。
中研院經濟所長簡錦漢亦研究發現，1991～2014年之間，台灣GDP成長率翻了一倍，薪資部分卻僅成長20％，服務業更慘，薪資成長才10％多些，低薪在服務業特別明顯，就工作別的人數來看，成長最多是主管職，次多是非技術員工，如銷售事務員，人數成長最少的是專業跟技術人員。
簡錦漢指出，主管職雖然薪資高，實際上薪資成長率沒有特別突出，和一般人員一樣，而非技術人員的薪資成長幾乎是零，都是「low paid job」．由於物價與薪資存在亦步亦趨的趨勢，台灣實證是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通膨，實質薪資就會增加，反之亦然，「台灣物價較鄰國實在偏低，薪資也提升不上去」，導致消費需求及動能長期疲弱，經濟成長不可能有表現。
陳添枝表示，要改變服務業血汗生態，必須在設備投資、新技術引進和創新的同時，要有足夠的規模化，台灣因為內部市場小，服務業走向國際化是取得規模經濟的必要手段，雖然比製造業國際化更困難，國內廠商仍有許多成功案例，以「品質」優勢取代價格條件，也排除低價服務，開創服務業出口。
]]>中國已正式請求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此舉將增強歐洲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緊密的聯繫。
加入EBRD也將為中國向基礎設施以及“新絲綢之路”（或稱“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其他投資輸送資金開闢新的渠道，使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場對接起來。
EBRD證實了中國正式申請加入的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結束了為期4天的訪英之旅，其間簽署了價值數百億英鎊的貿易和投資協議。據悉，習近平在訪問期間和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談到了加強中國與EBRD的關係——這個可能性將受到倫敦的歡迎。
一位EBRD官員表示，“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據悉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8月寫信給EBRD總裁蘇瑪•沙克拉巴蒂爵士(Sir Suma Chakrabarti)，提議中國成為該行的股東。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將不會成為EBRD的運營國，其持股數額將是象徵性的，“只是讓他們可以說自己是股東”。記者一時聯繫不上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人員請其置評。上述EBRD官員表示，中國的請求將被提交該行現有股東（包括64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考慮，目前處於“初級階段”。
這位官員補充稱：“我們的確在努力吸引中國投資。”中國已經能夠與EBRD合作，後者與新創立的、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之間有合作計劃。但讓中國成為股東將傳達出清晰的意向。上述官員表示：“這是聲望和政治問題，而非股東影響力。”
今年6月，沙克拉巴蒂在北京的一場會議上表示，EBRD與亞投行正在進行“認真而範圍廣泛的對話”，兩家銀行以及其他多邊銀行應該展開合作，“在可以的情況下聯手提供資金，以填補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上月在與中國副總理馬凱會晤時表示，歐盟將鼓勵中國和EBRD深化合作，包括中國加入該行。此類熱情標誌著過去幾年歐洲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轉變。
2011年5月，沙克拉巴蒂的前任托馬斯•米洛(Thomas Mirow)向記者表示，中國加入EBRD“根本不成問題”，但“就我們的章程而言，也不是非常容易”，這顯然是指EBRD的章程要求其成員國致力於“多黨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和市場經濟”。
這些要求並未阻止中亞各國加入EBRD——在去年EBRD發放的89億歐元貸款中，有8億歐元是發放給中亞國家的。與亞投行和其他中資銀行合作，將讓EBRD擴大在中亞地區的業務。中亞位於“新絲綢之路”的陸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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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所有54個國家全部受邀參加此次峰會。在進行一系列部長級會議後，領導人們將在本周四召開全體峰會。
「我們對目前的增長速度仍不滿意。」賈特裏說。他透露，印度已經決定在非洲建立一家項目發展公司。
印度和非洲的貿易額增長較快，目前已達到每年72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於中國和非洲每年2000億美元的貿易規模。
印度本周主辦的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是其規模最大的非洲峰會，總理莫迪尋求挑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主導地位。
非洲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增速全球最快。 印度希望呈現其軟實力，以及與非洲的歷史關係；相形之下，中國則注重資源開發和資本投資，中國的重商主義擴張在一些國家引發抵制。
自我標榜為「印度製造」首席銷售的莫迪希望借中國經濟放緩之機，凸顯印度作為貿易和投資的替代合作者地位。
「印度是大型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非洲也在快速增長，」莫迪在峰會前對非洲記者們說道。 「我們在資源方面趕不上中國，但我們的參與至少讓非洲人多了一個選擇，」新德里的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外交政策評論員C. Raja Mohan表示。
這是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2008年第一次峰會以來，印度與非洲的年度雙邊貿易額增長超過一倍至720億美元。
全世界都爭相「走進非洲」。去年，美國、土耳其和歐盟都舉行了非洲峰會；中國則擬於12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第六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日本和韓國也在各自籌備2016年的非洲峰會。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年12月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目前中國與非洲的年貿易額高達2000億美元，2009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但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在非洲綠地項目及現有項目擴建上的跨境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84%，從35.4億美元降至5.68億美元。
中國對非投資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了117億美元的峰值，隨後逐漸回落。隨著在大型項目上的投資減少，中國投資已重新聚焦於對非洲大陸的原材料。雖然中國對非洲總投資在2015年上半年大幅回落，但對採掘業的投資幾乎翻了一番。
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可能進一步減少對非洲原材料的需求，這樣一來，中國對非洲原材料行業以及更廣泛領域的投資興趣也將隨之減少。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大力刺激內需，其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可能增加。此外，房地產開發與住房將成為非洲內部增長的關鍵領域，可以吸收此前為滿足中國需求而建成的產能。
印度則致力在非洲推進能源多樣化戰略，在莫桑比克、蘇丹、南蘇丹、埃及和利比亞等地投資油氣資源。
]]>路透指出，人民幣加入IMF的SDR之後，未來將帶動全球對人民幣超過5,000億美元的需求，最終使人民幣在全球儲備的比重接近5％。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IMF在11月下旬舉行將人民幣納入SDR的理事會，目前已展開協調。今年是5年一度調整SDR構成貨幣的年份，而即將擔任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的中國要求各國支持人民幣納入。
報導稱，IMF預計將在11月決定納入，而實際納入SDR要經過籌備期，預計要等到明年秋季。
IMF成員國存在將SDR構成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加以增持的傾向，隨著納入SDR，人民幣的交易市場有可能隨之擴大。約11兆美元的全球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或將在中期兌換為人民幣。
人民幣要加入SDR，在IMF理事會上需要70％以上的贊成票。英國等大部分歐洲國家稍早已經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持慎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表示，支持人民幣在滿足IMF條件下加入。
日本財相麻生太郎日前指出，有條件支持人民幣納入IMF的SDR貨幣籃子。他表示，看到越來越多足以信賴的貨幣納入SDR籃子是件好事。
路透引述分析師指出，若人民幣加入IMF的SDR籃子，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最終可能達到約5％。這將令人民幣比重超過加元和澳元，而且接近英鎊（4.7％），但仍遠低於歐元（20.5％）。
根據最新IMF數據，美國仍是全球首要儲備貨幣，所占比重接近3分之2，其次是比重20.5％的歐元，英鎊比重為4.7％，加元和澳元的比重均約2％。
目前SDR籃子只涵蓋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等4種貨幣，加元和澳元並不在內。人民幣將是加入SDR的第5種貨幣。
SDR總值約2,800億美元左右，上一次在2010年調整的比率為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以及日元9.4％。匯豐銀行根據當前的計算方法估算，人民幣在SDR的比重可能在14％左右。
]]>由於外交處境艱難，台灣即便是WTO的成員，但在洽簽FTA時，仍受到外在國際政治環境的牽制。同時，以中小型企業為首的台灣，業主們各自奔波，業務範疇多元化，難以全盤掌握，因此政府相關的決策也未必能反映市場機制。對企業而言，被動地等待FTA簽訂所創造的商機，顯然不夠務實，倒不如自力救濟，主動積極的開創機會。
民間如何自力更生、幫助自己「走出去」呢？我們認為：民間應前往新興市場國家所設立的「經濟特區」另謀發展，因為：
第一、全球金融海嘯後，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和共產國家資本主義均面臨挑戰，同時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正逐漸崛起，現在可謂全球財富重新分配的關鍵時期；
第二、新興市場國家為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無不以設立「經濟特區」的途徑，提供優惠條件對外招商引資，進而提升自身的產業能量；
第三、台灣產業累積了過去50年經濟發展的基礎與經驗，正是當前新興市場國家所迫切需要的，因此當前應勇於進駐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特區，將過去的經驗應用於其經濟發展，也為自己開拓新的市場和商機。
台灣民間無疑擁有可以滿足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其產業所需的技術、資金及經驗，應團結形成一股力量，以「台灣民間」為主、政府為輔，與「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對話的方式，進行優惠條件的談判，除了爭取經濟特區本身的優惠之外，也應該積極爭取適用該國所簽訂之FTA條件的可能性。以印尼為例，印尼與日本、韓國間皆已簽署FTA，雖然台灣本身與日本、韓國間並沒有這類協定，但若台灣廠商前往印尼經濟特區設廠，其產品自印尼銷往日本、韓國，皆可適用印尼與日本、韓國間FTA的條件，那麼實質上對台灣企業而言，便能等同享有台灣與日本、或台灣與韓國間簽有FTA的效果，可說是一種「虛擬的自由貿易協定」；倘能凝聚民間的力量，台灣產業是有機會向新興市場國家政府爭取到這樣的條件，因此民間實不應妄自菲薄，沮喪哀怨。
過去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曾運用這種「民間」與「政府」的互動模式，當年李國鼎先生以政府官員的立場，拜訪美國通用器材（General Instrument）等大企業，提出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來台，帶來資金及技術，幫助台灣產業升級，顯見台美雖斷交，政府間的往來因而停擺，但是非官方的交流仍然非常活絡頻繁。現階段，雖然我國難與他國及早洽簽FTA，但新興市場國家卻對台灣的產業實力深感興趣，其官員亦常拜訪台灣企業，可以看出台灣民間力量的運用正是突破外交困境的著力點。當年李國鼎先生（政府）拜訪美國企業（民間）之模式也可倒轉實施，由台灣民間產業採取活路經貿外交，與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對話，充分發揮民間的經貿與談判實力。
我國產業界實應善用自身的力量、團結合作，以「台灣民間」向「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對話的方式，爭取優惠條件，推動有利我方之「虛擬的自由貿易協定」。在這樣的架構下，台灣的活路外交仍可在當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脈絡下，借由他國間的FTA，強化我國廠商的競爭力; 一方面台灣產業可以向外拓展市場、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一方面也可發揮台灣過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寶貴經驗、參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促進經貿合作，同時也深化台灣對外的實質影響力。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PE ratio）都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
台股走弱，也造成台灣金融投資資金向外流出，金額愈來愈大，金融專業人才也紛紛外流香港、新加坡。台股不振，千夫所指，原以孱弱的台灣資本市場，結構性問題尚未改善，證所稅加稅效應更嚇跑了中實戶及大戶，讓台股成交量從原來每日破千億更加萎縮。現在證所稅雖然幾乎恢復成原狀，但資金並沒有完全回來。相對於近期眾多國家股市已經反彈或創新高，更凸顯台股的悲情。
大陸過去幾年隨著經濟高速成長，養肥了不少公司，雖然今年中有股災肆虐，但資本市場已成長茁壯，開始向外擴張地盤，進行募資、併購、挖角。長期低迷的台股，更讓台灣的人才、企業、技術成為其吸星的對象，大陸新興半導體紫光集團日前就成功挖角華亞科董事長高啟全，出任紫光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由於半導體產業占台灣產值12.16%，占出口比重23.36%，占台股市值高達23%。此事非同小可，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表示，搶救台灣半導體產業大作戰已是「國安問題」，只是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政府作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去年年中以來，受美國量化寬鬆退場後可能升息的影響，人民幣開始停止一路升值的走勢，今年8月中人民幣一口氣對美元貶值3%，引起全球震撼。可是相同的問題，迄今新台幣對美元已經貶值近10%。在人民幣相對新台幣是升值以及面對中資企業平均50、60倍高本益比與高市值情形下，台灣上市公司對陸資或外國企業來說，已經處於相對便宜、值得收購的歷史低點。
兩岸資本市場一消一長，如何推升台灣企業的股價，及抵擋大陸收買高階人才及技術，這是我們眼前不能不克服的大挑戰。我們看到金管會去年開始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3.0，活絡台灣證券市場，營造有利發展數位金融之環境，協助金融服務業推動金融創新。今年以來也在證券市場進行揚升計畫，提升國際競爭力。6月1日股價、股票類期貨漲跌幅擴大為10%，並放寬當日沖銷交易之標的範圍。
而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推展國際板債券（含寶島債）及開放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 Offshore Securities Unit）企圖吸引國外法人或個人到本國證券商進行投資活動。這些政策顯示金管會的努力，但頗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感。
但這不是說政府就無計可施，扭轉貶值的匯率至少是個足以防守的措施。過去幾年央行匯率政策有守有節，可是今年以來出口表現太差，造成連數黑，拖累今年經濟成長可能勉強保1。出口產業一再倡議貶值救出口，而且要貶贏韓國才有效用，因此多少引導了央行最近的貶值行為。
但我們要提醒央行，匯率政策是雙面刃，貶值可以讓台灣產品相對便宜，促進出口競爭力，卻也增加了進口成本。雖然因為油價等原物料今年的價格持續在低檔徘徊，進口成本增加有限，但是如前所述，貶值的副作用，使得台幣計價的資產，包括我們的股票、台幣支付的薪水、國人的財產都縮水變得便宜。
從1990年代，我們經歷了人民幣兌換新台幣的3:1，然後4:1，到最近的5.1:1，台幣愈來愈不值錢，真是情何以堪？也難怪當大陸公司祭出金額相同，幣別不同的薪水來台挖角，我們越來越難抵擋。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多年來首次對我國匯率政策提出指責，認為我國央行殺尾盤的動作貶抑了台幣匯率，甚至統計今年頭7個月中有多達75%的時間，於交易時段的最後1小時進場賣出台幣以阻升匯率。該報告也指出，新台幣有17.5%的升值空間。
資本市場是國家經濟價值的鏡子，一個國家貨幣愈貴、股票愈貴，國家價值就愈高，台股走低的趨勢代表台灣的國家價值愈來愈低，貶值救經濟只有短期效果，卻長期貶低貨幣、股票，甚至國家的價值，是否允當，央行與國人允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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