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有甚者，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大陸紅色供應鏈節節進逼等二大棘手議題，更使這波經濟的復甦，面臨循環性及結構性調整的雙重壓力。面對上述二大問題，政府遲遲未能端出妥善因應對策。例如面對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成為全球最老化的國家之ㄧ，人口老化所需的福利、補助及長期照護的資金，都苦無著落。在大陸紅色供應鏈的衝擊上，相對於大陸，台灣企業規模較小，又缺乏國家政策的補貼介入，人才的薪資及分紅配股的配套，明顯不如大陸，在網羅人才、留住人才上陷入不利的困境。同時，在購併、合併以擴大規模上也無法得到政府奧援，致大陸廠商藉由惡意挖角、購併而得以後發先至，廠商也束手無策。

缺乏資金、政策工具、法規鬆綁又遲遲缺乏進展下，台灣產業無法塑造快速的結構轉變，欲扭轉兩岸龜兔跑的不利局面，將遙遙無期。

展望未來，在法規鬆綁上，大陸允許灰色地帶創新有緩衝期，一旦成功，再透過法律的框架再規範，值得台灣借鏡。其次，產業化的思維很重要，以長期照護為例，大陸倡導醫養合一，由營建業者、開發商主導，在資金充足下，人才、技術到位，再精緻商業化模式。反之，台灣法規太嚴謹，擁有資金的保險業者無法投入，祇能以小規模方式介入，且在法規桎梏下，市場破碎、喪失先機。

其次，購合併基金及類主權基金的成立以因應大陸紅色供應鏈及人口老化，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在政府面臨舉債上限，產業政策使用面臨制約，必須有額外經費及嶄新政策工具，才能加速結構轉型。

雖然購併基金在經濟部的努力下，已有200億元新台幣的規模，但此ㄧ金額祇能促成規模不大企業的合併、購併，而無法針對大型企業的轉型有所突破。在主權基金方面，為了因應人口老化，澳洲已透過礦稅、碳稅的預算成立主權基金，企圖利用基金孳息來因應人口老化問題。至於在供應鏈整合上，德國工業4.0計畫及美國再工業化背後均有主權、購併基金的影子，透過基金的協助才能加速供應鏈的整併並提升競爭力，才有能力因應全球產能過剩、科技快速變遷、大陸製造業的節節進逼及創造更多高階的就業機會。

不過，主權基金、私募、購併基金在台灣常被汙名化，但目前主權基金在全世界均相當盛行，除中東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外，荷蘭、挪威、澳洲、德國、日本也方興未艾，且並非以高獲利為主要考量，不少主權基金背後也有產業政策的考量。其次，為了避免政治力介入，國家祇以基金董事身分來規範基金的正常運作，執行長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管理趨向透明、監理，所有投資、合夥對象、利潤分配及回饋鄉里。如此，可以避免政治力介入及提高金融監理密度。同時，由專業人士擔任獨立董事，相關的配套可緩和國人的疑慮。

面對人口老化，紅色供應鏈的崛起，政府必須即時因應，但在缺乏資金、政策工具的因應下，祇能提供漸進式的創新、改變，無法扭轉兩岸龜兔賽跑的困境，針對法規鬆綁及主權、購併基金等嶄新政策工具應有更積極的作法。否則祇能在全球競爭的賽局中，祇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手一一快步超越，而台灣卻祇能瞠乎其後。

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評估TPP的政治與經濟意涵。首先這個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如果通過美國國會表決正式啟動，無異敲響世貿組織（WTO）架構下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喪鐘。這個高門檻的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將許多開發中國家長期排除在外。這種具有排他性與差別待遇的貿易體制原來屬於WTO架構下的例外安排，現在美國卻將其樹立為主導性、常態性的安排，等於全面侵蝕WTO的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基本原則。

過去美國大力提倡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意謂著三件事情：第一，WTO已經成為雞肋骨，因為美國在WTO架構內已經無力主導；相反的，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已經取得更大的發言權。

第二，美國單憑自己的市場開放籌碼，已經無法在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中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她需要利用TPP的經濟分量與申請程序，來逼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逐一就範。

第三，美國決策者意識到必須重新部署對北京的戰略圍堵，以因應中國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推動TPP以及推動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可以將美國與傳統盟邦綑綁得更緊，牽制北京推動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企圖，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晉升速度。

但是美國的戰略目標未必能實現，因為多數TPP成員都不可能割捨與中國的巨大經貿利益。只有加拿大與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超過對中國大陸的。以2014年為例，澳洲與美國貿易總額370億美元，跟中國為1281億美元；紐西蘭跟美國貿易總額80億美元，跟中國是154億美元；日本跟美國2010億美元，跟中國是3070億美元。

TPP協定的背後推手是為美國大企業效命的華府遊說團體、大律師事務所與保守陣營智庫。它的指導思想是過去30年美國在全球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根據這個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經濟秩序，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果實由極少數跨國菁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風險，卻主要由經濟弱勢群體承擔，並導致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讓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讓極少數跨國企業菁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取得影響國家政策、主導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其結果是，主權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職能不斷被掏空。更讓在國家層次運作民主政體，普遍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既無法有效維護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應公民的政策需求。

TPP的主要目的就是進一步鞏固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的主宰地位，讓跨國企業的利益可以凌駕各國的經濟、金融、勞動、環境、醫療、食安，網路監管職權之上，並逼迫各國讓渡其立法與司法主權。這是一部精心設計的，鉅細靡遺的掏空主權施工藍圖，將讓跨國企業菁英如虎添翼，可以完全確保他們對涉及經濟安全、勞動條件、所得分配、資訊流通、個人隱私、人身安全、環境品質等現代社會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各種規範與法律之主導地位。

TPP協定中的「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簡稱ISDS）更赤裸裸的剝奪各國司法主權。過去在WTO模式下，外國公司必須遵守投資所在國的法律。一旦發生利益糾紛，所在國擁有司法裁判權。如果外資不服可以上訴到WTO，但外國公司必須通過其母國政府才能上訴到WTO，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權提出訴訟，也只有WTO成員國才擁有解決貿易爭端機制的最終主導權，包括選擇仲裁機構的權利。

但是TPP協議中的ISDS機制則將提出訴訟和仲裁的權利從主權國家手中奪走，未來將移轉給設立在華盛頓或紐約等地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這類機構通常都由傾向維護跨國公司權益的律師或商務仲裁員組成，也不提供上訴機制。因此，未來TPP成員國在執行協定，或制訂相關國內法律時，會動輒得咎，到處會陷入被外資控訴並付出鉅額賠償之風險。這也必然進一步削弱各國政府對於勞工、農民、病患、消費大眾的保護職能。也難怪幾乎所有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都極力反對，連最有希望當選總統的希拉蕊也表態杯葛。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人才乃國力之本，台灣這幾年不論從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等各個層面來看，都有很大改進空間。以育才而言，不論是過去的教改或現在12年國教，強調的都是免除升學壓力，倡導均質教育，但卻沒有針對台灣應該培育出怎樣的人才來制定完整的配套，尤其是在菁英人才的養成這一塊，與亞洲鄰近各國相比，明顯落後。台灣的大學生、研究生數量雖每年增加，但整體的競爭實力卻相對低落，也造成國內這幾年「學成無業、產業無人」的怪象。

當我們的「育才」有所缺失，又面臨優秀人才被挖角的窘境，那就應該積極延攬國外人才以補不足。但對於引才、聚才，我們的心態及政策又不夠開放，使得人才逆差的情況更為嚴重。

雖然移民署陸續解除一些國外高階白領的居留限制，但台灣很多政策常常會受到民粹操弄而遭到扭曲。以薪資來說，都知道人才無價，但僵化的制度只能提供齊頭式平等的條件，甚至引發「打肥貓」的口水戰。因此，想要吸引人才來做台灣夢，政府就須加強基礎設施，營造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優渥的工作條件、合理的稅務制度、友善的生活機能、開放包容的心胸及前瞻的世界觀等，否則高階人才引進計劃永遠無法落實。

同時，對於全世界的才人，我們是否也有足夠的雅量接納?「用才」應不分國籍地區，只要可以對台灣的發展有所貢獻，即使來自對岸，我們也應一視同仁。以美國為例，它是世界上楚材晉用最積極的地區，透過各式獎助學金，網羅各國優秀留學生，再延攬其居留移民。新加坡也是以寬鬆的留學及移民政策，延攬各國菁英留星發展。想要用世界優秀人才，就要有開放的心胸，不受政治考量，唯才是用。

除了這四才之外，我認為還要再加上「留才」的制度及辦法。過去台灣在薪資條件不好的狀況下，仍有大批優秀人才投入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就是靠股票分紅等獎勵機制來增加誘因，現在這些優惠及獎勵都取消了。事實上，政府提供誘因留住頂尖人才，他們所能創造出的經濟效益將遠超於其所得，且為全民所共享，這是一個正向而良好的循環，過去台灣高科技業的蓬勃旺盛，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味追求所得上的公平正義，犧牲的反倒是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得失之間值得大家深思。

高啟全的出走並非個案，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國際人才爭奪戰是一場現實而殘酷的戰爭，既是戰爭，就應有非同平時的戰略目標及戰術運用。政府一定要儘快以具體辦法落實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等五項，以蓄積人力資本，創造競爭力，讓台灣早日走出經濟泥沼。

提霍勒自1981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博士學位後，平均大約五年，專注於一個領域，寫出十篇左右的論文，然後將這些論文改編成教科書。這些領域包括產業經濟學、政府採購與管制、心理學、財務理論、銀行監理、總體經濟學，以及如何解決京都議定書簽訂後的談判僵局。提霍勒的研究涵蓋面之廣之深，在同輩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出其右。而在這麼多領域中，瑞典皇家科學院特別推崇他「幫助我們了解，如何管制具有獨占力量的公司」，也就是他在「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上所做的貢獻。

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並非新領域，提霍勒是將賽局理論的推理方式，放入政府管制廠商的情境中，強調政府要先了解企業的利益，並預先考慮企業的因應方式。在提霍勒這代學者之前，對於政府該不該干預市場，學者常依意識型態而做結論。提霍勒並不認為市場萬能，因為像資訊不對稱、外部效果、與自然獨占這些情形，都會讓市場失能。但是提霍勒也不認為，政府干預後，問題就能解決；畢竟政府是由人所組成，官員的誘因未必與社會利益一致。提霍勒強調，每個問題都不相同，他無法提供萬用處方。雖然提霍勒沒有萬用處方，但他的研究方法是有SOP可循的。首先，他先了解特定產業的特性與其中的爭議，然後用賽局理論的工具，分析政府不干預與干預的差別，最後，他提出能讓政府了解的政策建議。例如，京都議定書簽署國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談判破裂後，他分析談判沒有進展的原因，是各國對於如何衡量與管制排放量沒有共識、各國政府缺乏使命感，以及彼此缺乏互信。然後，他極力呼籲，千萬不能因此而將談判拖延到2020年，原因是拖延不僅使各國在未來幾年缺乏降低排放量的誘因，甚至會讓這幾年排放量上升的國家，在2020年的談判中，占到更多好處。他以賽局模型，嚴謹地說明他的看法後，再以淺顯的文字，提出他的政策「路徑圖」，其中包括談判的規則、如何處理已開發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爭議、要用碳稅還是碳權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提霍勒務實的一面。

提霍勒的老師麥斯金是2007年諾貝爾獎三位得主之一，主要貢獻是機制設計，也就是透過設計賽局，來達到所要的結果；其中兩個關鍵條件，是機制需能吸引人參與，並且與參與者的誘因相容。提霍勒所設計的路徑圖，就是個機制，如果機制無法提供與各國利益相容的誘因，光憑道德訴求，絕對無法改變大家的行為。

許多人憂心台灣的經濟，政府雖不斷推出新的政策，但往往遇到批評與反彈後，官員便無力為政策辯護，即使勉強推行，也無法達到好的結果。負面回饋持續累積，使政府官員日趨保守，但求無過，不敢求功。雖然經濟學家對於政府能否應付景氣循環，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應該都同意，有效率的政府是有助於經濟的。要提升政府效能，我們應可從提霍勒的思考方式，得到一些啟發。他的中心思想是，任何政策一定要能考慮到受影響者的誘因。這些受影響者，除了自身利益受到政策影響的人，也還包含執行者；要學習提霍勒教授的思想，並不需要高深的數學，只要記得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事情，並做出正確的反應，政府政策才有成功的可能。

中央社訊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80696.aspx#.VicHutIrJpQ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霍勒（Jean Torile）20日在亞洲大學演講，臺北大學校長何志欽、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紀志毅座談，話題圍繞氣候變遷、敘利亞難民，以及企業水平整合、垂直整合的影響等問題。

亞大校長蔡進發校長關心如何使用產業經濟學及賽局理論，分析氣候變遷的問題。提霍勒教授回應說，我們可以使用賽局理論來分析氣候變遷，廠商在排放二氧化碳時，是全世界共同承擔；若廠商必須負擔百分之百的成本，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時，廠商可能會期待別人減排，自己卻不這麼做，此即為不平衡的賽局理論。

提霍勒教授進一步說明，經濟學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要對碳制定價格，一種為碳稅，另一種為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機制，此機制即去計算碳排放的總量，制定碳排放交易的許可。若廠商需要排放碳，需花費購買許可；若不需要排放碳，可透過販售碳排放的許可來獲利。經濟學家的結論是，每個國家均應制定較高的碳價，並設定轉移的機制。

「關於敘利亞難民的問題，其他國家與地區該如何看待？」蔡校長提問，霍勒教授答說，移民是國家的機會，因為移民當中包括了專業的勞動力，並且會增加稅收。移民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德國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移民有助於改善這個問題；政府必須接納移民，並協助就業，否則移民會變成社會動亂的原因。

劉憶如教授問：「日月光與矽品分別是世界上最大與的三大的晶片封裝廠，其水平整合後是否有優勢？」前一陣子，鴻海試圖進行「垂直整合」則沒有成功。提霍勒教授答說，兩家公司進行水平整合必須考慮是否對於價格有所影響，垂直整合要看是否有阻絕市場的危險。有時「惡意併購」而言有時是好事，尤其被併購的公司原來就管理不善，但究竟好或不好要視個別案例而定。

何志欽校長說，美國實行好幾期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利率較低，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提霍勒教授答說，國家應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但不是無所不在，不需要插手經濟，只需制定規則，並擔任裁判的角色。

「美國與中國分別組成各自的自由貿易聯盟，台灣處在中間地帶，應如何因應？」提霍勒教授再度回應說，許多人反對自由貿易，尤其是輸家特別想抵制自由貿易；在西方，自由貿易是有益的，因為有效率的公司反而會成長；但沒效率的公司反而會造成失業。提供勞方的訓練，對於自由貿易之實施是很重要的。數位時代之後取代了很多工作，以後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博士，因為都可以由電腦來進行分析。很多舊有的工作逐漸消失當中，我們必須把自己準備好，因應好未來。

紀志毅教授提到，台灣政府習慣選擇具有發展之產業給予支持，以大師的觀點，這樣的方式成功機率高不高？

提霍勒教授答說，政府的一些補助產業政策的確是有效的，但很多產業政策是不公平的，可能會造成產業政策的失敗；若政府手中掌握的資訊不足，可能會造成制定政策的不公平。大部份經濟學家都是反對產業政策的，但不管喜不喜歡，產業政策一定會存在。如何制定良好的產業政策？第一，應有獨立的產業專家意見來協助制定政策；第二，需要不斷做評估；第三，補助特定產業時，不要偏袒任何公司；第四，需要制定落日政策，若政策的方向是有錯的，應有退場機制。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以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為主，過去一直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市占率，多項產品都居世界領先地位。然而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扶植其半導體、面板及本土零組件產業的發展，所謂「紅色供應鏈」正儼然成形且來勢洶洶。對於這股「紅潮」，懼怕者有之，悲觀者有之，但我們不可能去阻止別人的進步。從正向來看，我們應該將「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視為刺激台灣脫胎換骨的契機，好好檢視一下自身條件的優劣，加強我們自身的競爭力。

台灣中小企業林立，即使是各產業的老大，以全球的眼光來看，規模都不算大。如果我們能將一些同性質的公司合併在一起，等於人才、技術、資金、市場都加倍了，競爭力自然可以提升。以往國內對於併購這種商業活動並不熟悉，多少也都懷有負面的想法。事實上，併購是企業成長一個健康而正常的管道，不管是「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或是同類型產業的「水平整合」，一加一往往可以發揮大於二、甚至大於三的效益。當年聯發科併購晨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兩家公司化敵為友，增加了業務量及商業規模，合體之後更具國際競爭力。今年公司又併了四家IC設計公司，擠身全球四大IC設計之列，可以和Qualcomm、 Broadcom、 AMD等平起平坐，達到併購的最高效益。去年全球的併購風潮方興未艾，歐美都創了新高，中國大陸、韓國等地的產業也都積極進行整併，台灣的企業如果還在單打獨鬥，不知借力使力，那麼面對全球合縱連橫的勢力，將會非常辛苦。

再者，我們一直認為台灣人在面對中國大陸議題上，常常會「見樹而不見林」。競爭沒有分顏色，在這全球化時代，即使沒有紅色供應鏈的威脅，也會有別的競爭者來掠食台灣的大餅，難道我們只要在意「紅色供應鏈」的存在，而不用去關心其他的競爭者？難道只有中國本土廠商才是競爭對手，歐美日韓大廠的擴張及攻城略地就不是問題？或許長久以來「恐中」、「懼中」、「拒中」的心理因素，導致我們專注於「紅色供應鏈」的危機，反倒忽略了還有其他藍色、黃色、黑色、綠色供應鏈正在虎視眈眈。事實上我們應該以平常心視之，它也只是全球競爭勢力的一支，就在商言商的去競爭、對抗，甚至合縱連橫、策略結盟，只要有利於台灣整體發展的，我們就去做，以「無色」的眼光來看待全球產業競爭。

當然追根究柢，根本之道在於我們自己夠不夠力。如果沒有競爭力，面對那一種產業鏈都只有失敗的命運，也無法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立足。金庸名著「倚天屠龍記」張無忌所練的九陽神功裏有一句話，「他強由他強 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 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只要我們自己強大，又何懼於各種危機？好好修練內功，增加自己的實力，就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因應之道，不論政府或企業，大家應該把握時間，積極努力，共同為台灣開拓光明的前景。

陸客中轉是指讓大陸居民從大陸搭飛機到台灣的機場停留，再轉機前往兩岸以外的其他地方，航空及觀光等業者認為將能夠為台灣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簡單的說，這就是20年前「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的轉運中心構想，但當年亞太營運中心因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缺了大陸這塊拼圖而告失敗。

經過20多年時移境遷，大陸已快速蓋出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更現代化的機場，多家航空公司經過多年激烈的商業競爭與汰弱留強，機隊規模與經營體質早已名列世界前茅。台灣現在想再搞陸客中轉，吸引大陸民眾來台轉機，坦白說，縱然不能說完全無效益，但最佳時機已過、商機已減少。

更何況從某個角度言，此時要對岸配合陸客中轉，等於要求割肉給台灣。而台灣內部對所謂「海峽中線」，或者說是「優化航路」議題歧見仍深，空軍堅持不讓步，國安部門也有疑慮，綠營人士更期期以為不可，政府既然沒有妥協的空間，又豈忍要求大陸割肉讓利。

不過，從陸客中轉案例，回想過去20多年兩岸的經貿往來，不是就有許多曾經存在的巨大商機，被無謂的政治考量給扼殺嗎？從李登輝時代的戒急用忍，到阿扁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即使到了被綠營批為「傾中」的馬政府，還是處處設限。更讓人感嘆的是，至今台灣仍一再重演此一情況。

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卡住所有想去大陸投資的大型企業與大型投資案，台塑不能去投資輕油裂解廠、大型石化廠，裕隆也不得去大陸蓋汽車廠，結果是大陸的石化產業被全球幾大廠商占住，大陸汽車工業抬頭，台塑、裕隆再無機會，頂多去「參股」。台灣視若珍寶的晶圓代工，台積電一直被卡住，在大陸成立「友好企業」和艦的聯電則在扁執政時遭「司法追殺」；當政府迫於時勢終於開放投資八吋廠時，大陸已培養出自己的中芯國際晶圓代工廠，反過來與台灣競爭。在大陸面板產業仍為荒漠時，對岸虛位以待友達前往投資，但馬政府三卡四卡，當終於開放時，大陸本土面板廠羽翼已豐，韓廠也插旗成功。

由過去的教訓可以看出，台灣該作的不是把自己尚有優勢的產業綁住，限制其赴大陸投資，反而應該盡快開放及推動台灣具有優勢的產業赴大陸投資，先行搶占市場；而不是三拖四延，待對岸產業已成氣候、甚至占光市場後才開放。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現階段尚有優勢的產業，大概就是服務業、金融業。遺憾的是這次政府不卡，卻換在野黨與民間卡。兩岸服貿協議完成簽署，在野黨要逐條審查，最後再來一個「太陽花學運」，讓服貿無法上路。

服貿卡關這段時間，我們看到的是原來台灣拿到的服貿條件，香港也取得了，接著是中韓FTA完成，韓國也拿到了，台灣原來該有的先機與商機，全沒了。因為服貿卡住，這兩年兩岸金融監理機關的會議「金銀會」也算是白開了，因為無法有任何進一步的開放互惠措施；所以我們就看到兩年前中國工商銀行參股台灣永豐金控20%股權、投資200億的案子，日前宣布「難以執行」而告終，許多兩岸金融合作、參股的案子全部原地踏步；更早前的中國移動參股遠傳電信也在延宕多年後結束。

兩岸經濟合作的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兩岸經濟體規模差距沒那麼大、台灣產業競爭力領先幅度明顯時，可能各傷五分；但產業領先幅度縮小，總體經濟規模差距卻高達20倍的今日，台灣受的傷絕對遠大於對岸，甚至對岸可能毫髮無傷，因為它可以從全球其他國家取得資源。

我們曾經錯失許多機會，未來是該記取教訓，別重蹈覆轍了。而政府在設定兩岸經濟合作協商與談判議題時，也必須接受兩岸經濟強弱變化的現實，先理解兩岸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再找出互補、互惠、互利的議題，才是正道。

ＴＰＰ號稱是高品質與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完成後，各成員國仍須國內批准，如果阻力不大，ＴＰＰ不久即可正式成軍。從ＴＰＰ公布摘要來看，台灣想符合加入條件，經濟須大刀闊斧改革。

ＴＰＰ是亞太地區新一代的自由貿易集團，往後隨著成員增加，影響將向外輻射。ＴＰＰ從簽約到落實，仍有一段時間。不在協議圈內的如中共、印度、韓國、泰國等已感受壓力，紛紛計算可能的損失，畢竟ＴＰＰ涵蓋世界近四成的ＧＤＰ，圈裡圈外差別很大。一些國家就像台灣一樣，正爭取參加ＴＰＰ的第二輪申請談判。

ＴＰＰ誕生也刺激另一個醞釀中的自由貿易集團─ＲＣＥ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是東協加六國（中共、印度、日、韓、紐、澳），原擬今年底完成談判，但協商不順利，如今受到ＴＰＰ影響，有可能加速成軍。如果明年，ＲＣＥＰ也達成協議，亞太地區將同時出現二個巨型的自由貿易集團。屆時不論台灣的貿易競爭對手，或台灣的主要輸出市場都在二個自由貿易集團內，台灣留在外邊，對經濟衝擊可想而知，這是為何我們須趕緊設法加入的原因。

台灣加入ＴＰＰ或ＲＣＥＰ，並非沒有機會。回想當年台灣申請加入ＷＴＯ（世貿組織），同樣面臨保護主義壓力及中共因素，最後還是一一克服，順利加入。

台灣有沒有可能運用當年ＷＴＯ成功的經驗，加入ＴＰＰ或ＲＣＥＰ？儘管時空環境不同，台灣加入國際經貿組織的二大挑戰─保護主義與中共因素，從未改變，必須積極設法突破，沒有一項可以擺在一邊，完全不理。

台灣經濟近來不景氣，保護主義氣氛濃厚，談對外開放，並不討好。不過這是台灣投資未來的機會，尤其ＴＰＰ的規則，有利敦促我們經濟轉型升級。目前最重要的是「決心」，需有各種有效、可行的配套，緩和衝擊。政府、政黨、社會團體，中央與地方需要大量的溝通、對話，瞭解疑慮，提出解決方案，進而形成主流意見。這是漫長的過程，現在政府已經推動，明年大選後新政府還得繼續，沒有民意的支持，政府不可能全面投入區域經濟整合。

中共的因素也不容忽視，以ＴＰＰ為例，北京雖非會員，但加入ＴＰＰ需要所有會員同意，中共若有疑慮，有能力動員ＴＰＰ的成員反對。所以，維持穩定與良好的兩岸關係，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將有正面助益。不論ＴＰＰ或ＲＣＥＰ目前還涉及區域政治角力，不純然是經濟問題。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環境下，台灣須很審慎，應從多贏的角度，強化溝通，化解對岸疑慮，才能減少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阻力。

這些年外在環境變化太快，台灣經濟正面臨轉型，走一條不熟悉的道路，社會呈現各種困惑、焦慮。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所需負擔的代價，國內至今沒有共識；與中共關係如何定位，也沒有共識。不同的立場往往影響參加ＴＰＰ或ＲＣＥＰ的策略選擇。

往後幾年台灣能否複製當年加入ＷＴＯ成功的故事，參與多邊經濟整合，取決於如何化解保護主義壓力與外在中共因素，這是很大挑戰。現階段朝野不能靜待明年選舉結果，應立即攜手合作，先爭取參與ＴＰＰ下一輪談判，繼而在漫長談判中，逐步化解各種阻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0月19至23日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卡梅倫在訪問前夕接受官方中國中央電視台專訪時表示：「這對英中關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時刻，目前我們的關係正處於非常好的狀況，可以說是一個黃金時代。」

卡梅倫的採訪周日（10月18日）播出之際，英國路透社也發表了對習近平的「書面採訪」，習近平讚揚英國與中國加強經濟貿易往來是「具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

這將是2005年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英國。儘管外界對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有所擔憂，但預料習近平訪英的行程將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

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也將會出席由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主持的國宴，併入住白金漢宮。

卡梅倫：中英雙贏

卡梅倫向中國央視表示，英國對華出口在過去10年增長了四倍，而中國對英國的投資也較在其他歐洲國家更多。

「我們將會看到的改變顯然是在我們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卡梅倫說，「中國公司聘用人員，創造就業機會。」

「但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大有所得，它將能夠進入一個在歐盟有領先地位的成員國，而且還在全世界有那麼多的聯繫和角色。」

卡梅倫所在的保守黨正尋求重新商討英國在歐盟成員地位的相關條款，卡梅倫也承諾在2017年末進行公投，表決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路透社分析指，北京將現有的歐盟視為制衡美國的一個重要力量，因此對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有可能離開歐盟而非常關注。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則在極力尋求加強與北京的經濟聯繫。今年3月，英國不顧盟友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為首個加入成為創始成員國的西方國家。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卡梅倫則表示有信心。

「顯然目前中國正在對一些問題進行解決，我認為增長是會繼續下去的。」

習近平：關注經濟放緩

習近平則承認中國也在擔憂經濟放緩的問題，但他表示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中國將有能力度過這個時期。

習近平在與路透社進行的書面訪談中表示，英國已經表示將會成為對中國最為開放的西方國家，「這是一個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完全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

他還表示，中國的經濟放緩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但認為這與全球經濟整體形勢有關。

「作為一個與國際市場緊密相聯的經濟體，中國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經濟不景的影響，」路透社引述習近平說。

習近平表示中國對自身的經濟有所擔憂，但正在努力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也為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而擔憂，並表示這「影響了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經濟學家預期，中國即將公布的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將顯示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約為6.8%，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

習近平表示經濟放緩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而中國在未來將致力於減少對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的依賴，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他表示，未來中國將會「深化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改革」，並依法建立「公開透明的資本市場」，以使市場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

路透社分析指，在討論經濟合作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調節尋找與中國往來的最佳方式，因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外交影響力正在增強的中國，在從人權到南海主權政策等問題上均與西方國家的態度有所衝突。

英國在野工黨新領袖傑雷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已經表示，將爭取在習近平訪英期間與中共官員會面討論人權問題。

對大陸自貿區的發展，吳敬璉認為，開始的時候比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點放慢，我覺得還是應該加快。

他還提到，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中，人口紅利正不斷減少，農村資源轉向城市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效率有提高，但這個過程已經接近於結束，剩下能夠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

對於怎麼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吳敬璉認為，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現有的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另一方面，輔之以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短期調節。

最後根本就是推進改革，他指出，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都有比較大的推進，特別是金融改革中間兩項，一個是利率市場化，一個是匯率市場化，改革比原來預計的快一點。

吳敬璉覺得很關鍵，但卻進行的最慢的就是國企改革；他說，國企改革1+N的文件一個一個公布了，看來就要啟動，但看起來有幾個爭論性的問題還不是太清楚需要進一步明確。

向來崇尚市場經濟的吳敬璉還表示，大陸的財政政策還有一點餘地，但是這個錢怎麼給，現在還是有不同的想法。

吳敬璉認為，政府部門希望靠增加支出來增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有對高新技術產業補貼等，實際效果並不好；他建議，應著重在普惠性的減稅上來想辦法，因為大陸稅收還是太高。

針對2012年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大型鍛壓機廠商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9月15日發佈消息表示可能無法支付26日的公司債利息。該企業是國資委完全控股的央企中國機械工業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但業績顯著惡化，資金週轉困難。

中國政府之所以對國企加緊重組，一方面為提高國企國際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開始出現像第二重型機械集團一樣陷入部分經營危機的企業。

國企在中國股市的評價較低。由滬深兩市的國企上市公司構成的中證國有企業綜合指數自2009年6月底開始發佈以來，上漲率停滯在18%。而由民企構成的中證民營企業綜合指數的上漲率則超過2倍。

許多國企在管制下通過壟斷獲利，缺乏技術創新等對未來增長的預期，造成國企股價低迷。

實際上現在提出的國企改革和1998年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實施的國企改革有很大不同。朱鎔基將原鐵道部下屬的車輛廠商拆分為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這雖有一定局限但卻推動了國企民營化，促進了國內競爭。朱鎔基改革雖然使超過4000萬國企職工下崗，卻贏得國際社會「結構改革」的高度評價。

另一方面，現在則把象徵朱鎔基改革的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進行了合併。9月13日發佈的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出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對出售政府所持股份使國企走向完全民營化持消極態度。如果重組加強了國內壟斷，相反將可能使低效經營溫存。

習近平領導層的這一改革能否提升國有企業競爭力目前還無法定論。國企之一的武漢鋼鐵集團從9月8日起，開始將本公司45名32～52歲的焊工和車工派往武漢市化學工業區作為「協警」擔任保安工作，但工資和武漢鋼鐵集團的員工身份沒有變化。武漢鋼鐵集團表示這是因為低收益的鋼鐵業産生了不少剩餘勞動力。

武漢鋼鐵集團和同樣屬國企的寶鋼集團及鞍鋼集團的重組方案已經浮出水面。當年朱鎔基進行國企改革時，街上滿是下崗人員。而習近平領導層保障就業的姿態非常明確，國企也對裁員含糊不清。

中國國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110家由國資委持股的「央企」，另一類是地方政府持股的「地方國有企業」，僅工業領域全國就有約1萬8000家。中央政府也不能隨意干涉地方國企的經營和人事安排。

此次「指導意見」僅以央企為對象，不包括地方國有企業。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對可能影響就業和稅收的重整非常消極。今後，國企問題似乎無疑會成為中國經濟的負擔。

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結論與其說是悲觀，不如說是謹慎。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增長3.1%，2016年增長3.6%。高收入經濟體今年增長2%，即使歐元區也將增長1.5%。新興經濟體今年預計增長4%，低於2013年的5%和2014年的4.6%。中國經濟將增長6.8%，印度經濟增長7.3%，拉丁美洲預計收縮0.3%，巴西將收縮3%。

IMF還為那些憂心忡忡的投資者列出了足夠多的下行風險，包括破壞性的資產價格變動，資產市場動盪；潛在產出的更低增長，這將削弱投資以及總需求；中國產出放緩超出預期；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下滑；美元走強，這將進一步削弱貸款者以美元計算的資產負債表，特別是那些舉債投入大宗商品生產的貸款者；地緣政治風險；總需求進一步疲軟的風險。

不妨將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經濟體。如果世界增長一如預期，可能充其量也就是達到潛在增長率。但如果上述風險清單中有幾項出了問題，世界將面臨產能過剩加劇以及通縮壓力。即使沒有發生什麽更壞的情況（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世界經濟也仍然值得擔憂，因為眼下政策的可操作空間相當有限。

出口大宗商品和背負沉重債務的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將不得不緊縮開支，就像幾年前受到危機沖擊的歐元區國家那樣。與歐元區一樣，這些經濟體也在尋找外部需求以恢復增長，但它們的等待可能是徒勞的。高收入國家的短期利率已經處於或接近於零利率下限。如果需求受到重大負面沖擊，它們很可能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或者至少缺乏意願。即使是中國也有這種可能。

過去15年裡，優質證券的長期實際利率一直很低，表明投資相對於儲蓄長期偏軟以及投資者厭惡風險。在2007年以前的那段時期內，全球需求大部分產生於信貸擴張和住房建設，尤其是在美國和西班牙。2007年到2009年西方金融危機期間，以及2010年到2013年歐洲危機期間，這一引擎耗盡了燃料，導致短期名義利率和長期實際利率降低為零。自此以後，這些經濟體的需求與潛在及實際產出保持疲軟。幸運的是，2009年中國由信貸推動的投資激增，為工業原材料和投資品出口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但現在，這一引擎也耗盡了燃料。（見圖表）

雖然高收入經濟體正在從所受的沖擊中復蘇，但看不到支出相對於潛在產出暴增的跡象（或可能性）。歐元區尤其不大可能出現繁榮。中國或許能夠維持實際需求每年7%的增長。但對於一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超過40%的經濟體而言，這樣的需求增長意味著過剩產能將不斷增加。同時，更容易設想的是，中國的投資相對於儲蓄將出現下降，而非相反。換句話說，未來幾年，中國幾乎肯定會面臨日益嚴重的需求不足。同時，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產能肯定會增加。總之，全球潛在供給過剩的局面看來肯定還會惡化。這就是全球範圍內通縮壓力很可能會上升的原因所在。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管理這個世界呢？下麵分別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講。

短期內，現在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經濟出現大幅放緩，更不必說其他更壞的情況了。應對這種形勢的工具不容易獲得，這里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其他原因。對於實施更多非傳統貨幣政策和強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抵制是根深蒂固的。這是愚蠢的，但也是現實。既然如此，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世界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

然而，中期來看，至關重要的是要開始討論，如果世界經濟遭受巨大負面沖擊或者多次沖擊的話，需要怎麽做。如果能夠詳細闡明非常規政策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人們也許就不會那麽反對進一步實施這類政策了。

長遠來看，人們應該可以意識到，一個實際利率如此低的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實現全球投資繁榮，而非經濟放緩。中國似乎明白了這一點。西方也能做到嗎？

世界已經沒有大型經濟體準備且願意讓放貸和支出全速增長了。這意味著未來幾年，全球需求可能會更加疲軟。政策、思考事情都必須適應這一現實。從現在開始。

第一件是九月中旬美國華府智庫舉辦的台灣研討會。應邀午餐演講的是美國公認「台灣通」的任雪麗教授（Shelley Rigger）。她指出兩個新狀態正在進行。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是否開始對台灣感到絕望，覺得在統獨問題上「時間不在中國這邊」而「不作為的風險將高於作為的風險」。她指出台灣民眾的「台灣人（非中國人）認同」已經上升到六成。民調還顯示，假設沒有戰爭風險，已有高達八成的台灣民眾支持獨立；即使有戰爭風險，支持獨立的人竟也有百分之卅至卅五。另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內外問題是否嚴重到北京必須訴諸民族主義，借助對外動作來轉移人民注意力的地步。她擔心這兩個進行中的狀態會使台海危機提早出現。

第二件是美國的著名智庫蘭德（RAND）公司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一星期發表受美國空軍委託、由十四位專家執筆、長達四百頁的報告「美中軍事記分卡」（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它依據台海與南海的美中軍力對比，設定一九九六、二○○三、二○一○及二○一七年為切入點，針對美中互攻空軍基地、各自空優、互攻海上艦隊、各自太空作戰、網路作戰等九項可能的衝突方式（排除核戰），進行模擬推演，試圖找出何者在何領域較有勝算。

在台海部分，一九九六及二○○三年的各項對比絕對有利於美國。二○一○年，美國仍有四項優勢，其餘五項已與中共平分秋色。二○一七年，美國優勢只剩三項（網路作戰、打擊中共艦隊、及飛彈攻擊中共基地），與中共平手四項（各自空優、各自太空作戰），但對台灣最關鍵的兩項，美國卻都落居下風。

重中之重是美國的航空母艦群。根據該報告的推演，由於中共反艦導彈、巡弋飛彈、潛艦及偵測能力的大幅提升，所以「成本高、乘員多、象徵意義大」的航空母艦在「衝突初始的幾個星期內」將明顯居於劣勢，最好退居中共飛彈射程（即兩千公里）以外的海域。因此它協防台灣（離大陸僅一六○公里）的力量將大幅減弱。

另一個美軍劣勢就是空軍基地的脆弱性。中共飛彈現已精準到誤差只有五公尺的程度，很可能迫使區域內的美軍基地「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都不能起飛作戰。

對許多緬懷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時美國航母馳援的人來說，蘭德描繪的上述畫面一定非常刺眼，但它卻是冷酷的現實。它最直接的軍事意涵是，台灣不少人過去、甚至現在都還深信不疑的「中共不會打」、「美國必來救」的兩項假定，必須重新評估。如果無視於這個新常態，繼續把過時的假定作為向支持者宣傳甚至制定政策的基礎，恐怕不只台海沒有和平，而且台灣沒有安全。

同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意涵。因美中在東亞的軍力已在伯仲之間，兩者又都是核武持有國，所以雙方第一要務都是避免衝突。以南海為例，美國針對中共的主權主張及填海造礁已多次嚴詞撻伐甚至出動軍機示威。但美國官方也公開承認，自習近平上任後的三年內美機就不曾進入中共所佔島礁的十二浬（即領海）內，也就是不以實際行動挑戰中共的主權主張。根據蘭德的上述研究，美國在南海的軍力仍較中共略佔優勢（即九項有五項領先，四項平手）。即使如此，美國在南海依然深自克制，避免與中共直接衝突。那麼在北京實力及意志力都更堅強的台海地區，美國怎願為台灣而甘冒與中共對撞的危險？

所以台灣必須減少對外力的過度心理依賴，積極負起自身安全的責任。其中軍事防衛的角色固然重要，政治智慧的成分恐怕更要大幅提高。

日本經濟財政與再生相10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的記者會上強調「這是將我們制定的規則推廣至全球、加深相互依賴關係、間接性的促進安保、地域合作與和平的重要嘗試」。同時表示「我們制定的高級別規則將成為全球標準」。

安倍內閣在2013年3月宣佈參加TPP談判，從宣佈參加談判到達成基本共識歷時2年半時間。被安倍稱為「國家百年大計」並定位為安倍經濟學支柱之一的TPP談判終於收官。在作為「安倍經濟學」成果指標的股價呈下跌趨勢的背景下，安倍將此次談判定位為「經濟層面的重大成果」（安倍身邊的人士）。

如果能主導制定貿易規則、加深依賴關係的話，安保層面的聯絡也將加強。對於安倍政權來説，經濟規模佔全球4成的12國自由貿易圈的形成在安保層面也將産生巨大成果。這也是面向增強軍事實力、積極加強海洋戰略的中國構建包圍圈的戰略的一環。

將中國拉入「法律支配」經濟圈，其戰略部署就是馬來西亞和越南加入TPP。與中國一樣，這兩個國家均靠國有企業支撐本國經濟。而TPP中加入了廢除或縮小國有企業優待措施的舉措。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這將成為中國今後一旦加入後促進市場開放的一張牌」。

在軍事層面，日美兩國政府4月修訂了用於確定自衛隊和美軍任務分配的防衛合作指針，構建了從「平時」到「有事」的無縫隙合作體制。安倍政權9月通過了作為這一佐證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旨在修訂《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議》（ACSA）的討論也全面開啟。

日美也有意通過將中國拉入TPP，進而實現地區穩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指出：「經濟關係的強化有利於取得防患軍事衝突于未然的遏制效果。」。

在與正在討論加入TPP談判的韓國之間的雙邊關繫上，日方也將擁有一張王牌。如果韓國正式表明加入談判，就需要獲得參加TPP的12個國家的認可。韓國目前已經與除日本外的其他11個國家簽署了事前協議。日本要求韓國降低汽車和家電等工業品的關稅，但對於韓國而言，門檻較高。

這一局面的後果，可能使世界增速減弱到可被稱為全球衰退的地步。

“如果我們應對不當的話，我們可能會在增長方面走回頭路，”維納爾斯接著說。

IMF在其每半年發布一次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模擬了新興經濟體當前的金融脆弱性因又一次信心沖擊或政策失誤而惡化的後果。

“沖擊或許會源自發達或新興市場，再加上未被應對的系統脆弱性，可能引發一場全球資產市場紊亂，以及多個資產類別的市場流動性突然乾涸，”該報告警告稱。

在這些情況下，新興與發達經濟體的支出增速將大幅放慢，導致2017年的世界產出較IMF預測的基準低2.4%。

由於預測水平本已很低，這意味著，全球年度增速很可能將低於2%（這是全球衰退的標準定義），盡管它不至於引發跟2008年規模相仿的又一場危機。

“我們的核心設想並非一場危機。悲觀設想並非一場全球危機，而是我們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方面遭受顯著損失的情形，”維納爾斯說。

他補充稱，相關風險的影響比IMF在經濟預測中模擬得出的影響更嚴重，突出表明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應對世界金融穩定方面的薄弱之處。

造成這一波國際股匯市震盪的元兇，箭頭大都指向在8月上旬放手讓人民幣重貶的大陸，不過，大陸指控是美元呈現強勢，帶動各國貨幣競貶所惹的禍。姑不論震央在哪裡，這波金融動盪已經造成全球經濟不安，貨幣戰風雨欲來，國際機構對全球經濟之展望轉趨保守。

大陸經濟自2014年第三季開始呈現疲態迄今，經濟成長率迭創低紀錄，同期間，股票市場卻背離經濟基本面，上證指數迭創新高；而當大陸當局出手整頓後，卻引發股市崩跌，結果對已一蹶不振的經濟造成更大傷害。

為了穩經濟，大陸曾採取一系列措施介入市場，奈何迄今股市依然跌宕起伏，實體經濟欲振乏力。股市大幅下挫造成投資人信心喪失，恐慌情緒逐漸從股市向外匯市場蔓延。投資人離開股市尋求各種方式避險，造成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收盤迭創新低，加上美國加息、希臘債務危機等因素的推波助瀾，市場上早已形成美元升值預期，也加重了人民幣貶值預期。

8月上旬，大陸央行之所以放任人民幣大貶，主要是因為出口低迷不振，資金外流數額持續增加，客觀上有貶值壓力；其次，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跟隨美元逐漸上升，而對歐元、日圓等非美元貨幣則呈現不斷下降之勢，不利於出口成長，加劇「穩增長」壓力。然而，目前看來，人民幣貶值對實體經濟的效益還未出現，卻已使得人民幣貶值預期雪上加霜。

大陸救市成效不彰，凸顯大陸當局管控經濟的能力有時而窮，國際社會憂心，大陸經濟持續下滑，將拖累全球經濟成長；大陸央行偏在此節骨眼上又放任人民幣貶值，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國際股匯市全面應聲下挫，劇烈波動之潮迄今餘波盪漾。

而近月來人民幣貶值與大陸經濟成長持續下滑，是造成同期間全球股市、匯市和大宗商品市場行情波動最主要原因。IMF總裁公開指出，國際金融市場最近的動盪，將使得亞洲經濟體更趨疲弱，全球經濟成長預期再下降，更助長市場的賣壓。9月初公布的中國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持續下滑，跌落到三年來低谷，（編按：10月初公布的PMI亦持續低落） 更增添投資人的憂慮，全球市場瀰漫悲觀氛圍。

市場對於大陸經濟成長減緩衍生風險的擔憂有增無減，美國原定在9月中旬加息的行動，最後基於中國大陸與新興國家金融市場動盪，經濟情勢下行風險加大的考量，選擇按兵不動，凸顯大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即便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美國，也必須嚴肅以對。大陸正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和人民幣國際化，A股被納入全球主要股指的目標遲早將實現，同時，今年內人民幣也很可能被納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因此，市場對大陸經濟的未來發展，仍然寄予高度期待。有鑑於目前大陸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名列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另根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統計，大陸股市市值在全球股市總市值占約12％，僅次於美國，位居第二，未來大陸經濟榮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國際投資機構對於大陸股匯市後續發展，大都認為短空長多，因為他們相信，大陸政府還會祭出更強有力的手段穩定股匯市，也會採取更寬鬆的政策，穩定經濟成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陸金融動盪波及全球，凸顯大陸對國際經濟的影響，猶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而為了維穩股匯市，政府強力介入市場，則凸顯大陸人治社會之風險難以預測。對臺灣而言，如果未來兩岸經濟整合是大勢所趨，臺灣就必須有掌握大陸經濟、金融情勢瞬息萬變的本事，更須備妥多套應變的劇本。面對大陸經濟崛起，臺灣必須正視其中的機會與挑戰，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