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過去是直接頒獎給對抗疾病的先驅者，到後來大部分是在生化、基礎生物機轉上的發現，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是近年來第一次轉向，對抗古老傳染病的公共衛生防治，這影響的是數億以上的人口健康與生命安全的領域。

只是受惠的病患可能是地球村裡最窮困的一群，既榨不出錢來，也沒有太多得終身服藥的後續商機。

印度一位專為窮人做心臟手術的外科醫師薛提（Devi Shetty）曾說，「心臟外科手術被發明以來，只有不到十％的人們可以使用得到。」因為其他大部分醫療的進步，是用在一般人享受不到的高端科技裡。因為那是顯學、那是商機。科學家窮其一生的精力，可能都只是在只能改善生活品質、去斑除皺，卻無法卻病救命的用藥裡打轉。在那裡有最具購買力的族群，吸引著藥廠、研究機構殫精竭力地應付需求，甚至創造需求。

誠如得主之一的大村智博士昨天說的，「這是一個不顯眼的領域。」不顯眼的研究領域，不顯眼的受惠族群。這也是近年來醫學發展始終擺脫不了的陰影。利益包裹在科技專業裡，引導研發走向閃閃金光處，創造出驚人的商機；但陽光下始終存在國際村底層對疾病最深層的恐懼，以及病患對求生最卑微的渴望。

對照本世紀以來，窮人人道關懷運動的風起雲湧，健康不平等的反思與再改造，本屆的諾貝爾醫學獎也正回應長久以來的失衡天平。

其實從ＳＡＲＳ、結核病，甚至最近在南台灣肆虐的登革熱等新舊傳染病的登台及反撲，也正令人思索，過去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衛生成果，其實正隨著醫療角色的移轉，一點一滴地消失。「衛生」兩字，不只是捍衛健康，而更返照對抗傳染病，保衛生命的原始初衷。而這不僅是我們自己的，更是為地球村眾多族群的努力。

這也可能是本屆諾貝爾醫學獎頒給寄生蟲傳染病防治，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示，以及對生命與健康不平等上更進一步的體會。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願天下蒼生都能鼓瑟吹笙。

BBC相關報導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05_china_nobel_medicine_tu-youyou

屠呦呦：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給世界的禮物

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在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表示，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給世界的禮物」。官方新華社引述屠呦呦說，「青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範例，由此獲獎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

根據商業銀行結售匯和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的數據，8月份資本流出可能高達1140-1784億美元。筆者認為，這些數據僅反映了銀行體系內的外匯交易，並沒有把影響資本流動等因素計算進去，例如服務貿易逆差、FDI凈額、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等。筆者嘗試估算上述因素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並採用“國際收支平衡”的方法，來為資本流出量作出一個更準確的分析。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同一時期內外匯儲備變化、經常賬戶的變化和資本賬戶的變化，這三者之和應該為零（即ΔFX+ΔCA+ΔKA=0）。由於國家外管局數據顯示8月份中國外儲下降了939億美元，我們通過校準和計算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下的各項數據，便可以得出資本流出到底有多大。

中國的經常賬戶除了包括貨物貿易，還應該包括服務貿易。雖然中國每月錄得較大貨物貿易順差，但服務貿易卻持續出現逆差，而服務貿易逆差多來自出境旅游。過去一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平均美元的貿易逆差約為150億美元。盡管8月份為出境旅游旺季，筆者仍使用150億美元來保守估算， 8月份經常賬戶順差可能為450億美元。其次，人民幣貿易結算近幾年增長迅猛，數據顯示，8月份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達到進出口總量約三分之一。由於這類貿易不需要通過銀行進行外匯交易結算，經常賬戶順差因此可以再減少200億美元。第三，匯改後由於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外幣存款8月份進一步上升270億美元。但由於這些外匯仍然於金融體系，資本外流可能被高估了270億美元。此外，值得註意的是，隨著“一帶一路”加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ODI）增長可能帶來FDI凈流出， 8月份ODI達到135億美元，而中國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只有87億元美元。因此，8月份FDI凈流出為48億美元。

通過上述計算和校準，筆者估算8月份的資本流出約為873億美元。雖然以國際收支平衡方法計算的資本流出低於一般市場的估算，但這一資本流出量仍然非常大。如果資本繼續以這樣的速度外流，中國3. 56萬億美元龐大的外匯儲備可能在40個月左右被耗盡。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開始加強了資本管制，8/11匯改後央行也在努力重建政策的信用度以緩解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未來數月，中國的資本外流可能減緩。但是，筆者認為，境內外市場的利差、經濟增長前景、金融市場自由化和穩定才是終決定中國資本流向的重要因素，因此，隨著人民幣開始實施有管理地浮動，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需要將匯率對沖和管理外匯風險提上議程。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比應對資本外流更重要的，是提升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推進經濟結構改革。短期來看，如果中國進一步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放開債券市場（不僅限於各國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更多資金將可能流入中國。中期而言，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推進，更多企業在上海和香港上市，這也將吸引外國資金進入國內。筆者認為，加速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經濟結構改革，將使中國真正出現資本的雙向流動。這也將使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效運行，從而改變人民幣匯率預期的形成方式。

對於經濟早發國家而言（如英國、德國），參與亞投行除了有外交利益的盤算之外，更具實質效益的是，藉由出資亞投行之籌設，有助於活用國家資金，協助國內廠商掌握亞洲基礎建設需求的龐大商機。

那麼，亞投行的潛在商機以及對全球經濟可能的效益為何？

衡諸過去區域發展經驗，地區基礎建設多以建立跨域經濟走廊而實現。透過增進交通連結，提升運輸效率，降低移動與交易成本，達到促進投資與活絡經濟的目的。亞洲經濟走廊的著名範例，首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它是由ADB於1992 年與「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內的中國大陸、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六個國家共同發起。在跨國交通運輸系統方面，則以「亞洲陸路交通基建發展計劃」為經典案例，涵蓋亞洲公路網、泛亞鐵路和促進陸路交通計劃。惟上述基礎建設計畫多存在融資缺口。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曾針對亞洲區域基礎設施需求規模進行推估，根據ADBI研究指出，ADB的32個開發中會員國家在2010至2020年為止，包含維護管理的基礎建設需求額達8.5兆美元，其中8.2兆美元是各國國內需求，0.3兆美元為跨國區域性基礎設施，平均年度投資需求額為747億美元，整體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約占2010至2020年亞洲國家GDP的6.5％。

以地理區域來看，東亞及東南亞總投資需求5.4兆美元最高，其次為南亞2.3兆美元和中亞3,736億美元。在個別國家方面，以中國大陸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最高（4.3兆美元），印度次之（2.1兆美元）。其中，東南亞和中亞的主要基礎建設需求為「電力」，規模分別為3.1兆和1,670億美元，而南亞對於「運輸建設」的需求相對較高（1.2兆美元）。

基礎建設對總體經濟的正向效果已獲得廣泛證實，尤其對於發展程度較落後的國家來說，基礎建設完善與否更是影響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關鍵。倫敦帝國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曾針對交通基礎建設的經濟效益進行專案研究，研究結果指出，交通基礎建設投資對於提升整體國家生產力的效果，將因發展程度與投資項目而異。在歐洲國家，交通基礎建設投資對國家生產力的效果平均為3.9％，在美國平均為6.9％，在歐美以外國家的生產力提升效果平均為8.3％。以投資類型來看，「公路建設」的投資效益最高，其次為港口、鐵路和機場投資。

筆者曾以「亞洲公路網」為研究對象，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亞洲公路網的經濟效益。根據模型評估結果顯示，公路建設投資確實有助於提振全球生產，對全球貿易量也有所助益。以國家別來看，亞洲多數國家（含台灣在內）不論就經濟成長率、進出口貿易量及貿易條件皆能獲得正向效益。換句話說，若亞投行能協助填補相關開發計畫的資金需求，將能改善區域內的運輸效率，進而對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成長作出貢獻。

雖然亞投行籌設過程隱藏諸多複雜的國際政治角力，惟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創設亞投行之舉措，已迫使全球多邊開發銀行(MDBs)啟動變革，同時點燃外界對於IMF對於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組成之檢討。

全球現在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許多國家所能使用的降息籌碼又所剩無幾。亞投行之籌設，或將成為提振全球景氣與生產力的機會之窗。對台灣而言，如何辨認趨勢、掌握商機，是當前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際，也需要投以高度重視的關鍵工作。

放在一個更遠距離的視野，把兩岸大事做對比，形勢之強弱、力量之消長、目光之寬窄、判斷之清濁，豈非明顯無比。

坦白說，台灣已經浪費太多力氣於無用的兩岸議題上。民間在野喜歡說三道四，總是繞著無用的議題轉就罷了，連政府也跟著轉，那就真的是在裝傻，甚至犯傻了。

以卡式台胞證為例。此事根本不是操之在我的事，議論有何用？證件是大陸發出，要怎麼發，要如何蓋章，如何處理資料，如何連線管理，台灣能管什麼？即使大陸說了要如何處理，台灣人會信嗎？而即使維持紙本台胞證，又與卡式何異？鬧這個問題，只能顯示台灣的資訊水平太低，情報認知水平太差，兩岸關係的知識能力有問題，除此之外，能說明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有一個在野黨說要政府和大陸協調，才能允許大陸使用卡式，請問，那以後台灣發的大陸同胞通行證要和大陸開會嗎？連這種小事都要開會，到最後要立法院通過才能登記台胞證要察什麼內容，這個國家還要做事嗎？這種犯傻的事，大陸要奉陪嗎？

台灣在兩岸問題上一直缺乏某種基本判斷力，才是造成此種錯誤認知的關鍵。這種判斷力就是：什麼是「操之在我」？什麼是「操之在人」？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掌握主動權？什麼地方，你非要人家配合不可？這個不分辨清楚，一通糊里糊塗的吵架，根本多費口舌，只顯示認知有問題而已。

最明顯的是1500顆飛彈對準台灣之說。坦白說，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大陸有多少飛彈，台灣不清楚，它有遠程短程洲際飛彈，真正要對付的，還不是台灣這種沒什麼反抗能力的地方，而是周邊更強大的俄羅斯、遠程的美國，以及部署在亞洲的美國航母上的飛彈。此語之特別犯傻在於「對準」二字，彷彿大陸把飛彈部署在台灣海峽，對著台灣來的。但真實的情況是：根本不需要對著台灣，它部署在新疆、蒙古、貴州，都不妨害它隨時隨地，在一秒之內，把設定好的彈頭一轉，從俄羅斯轉向台灣。

在全球戰略知識非常普及、飛彈知識用GOOGLE都可以找到的現代，即使是任何一個普通的大學生都該知道，這種低層次的飛彈說法，除了讓人感受某些人內心的恐共懼共之外，只能是長敵人威風，讓人看低你的知識水平而已。說起來，還真是讓人汗顏。

更何況。它不是操之在我的事。就算你抗議一百次，說了一百遍，也無濟於事。大陸難道會為了台灣，放棄整個陸地國防線的防禦？即使是大陸說要放棄，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也絕對不會相信。想想，習近平說要裁軍30萬，這個比撤飛彈更厲害吧，也可以不被相信，那說要撤飛彈有什麼意義？

但令我感到訝異的是，台灣朝野，為什麼可以在這種犯傻的事情上面，吵半天？明明幾個在野黨的知識分子不少，他們比什麼人都清楚美國與大陸的政策底限，兩岸間的紅線何在，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吵這種無用之事？除了都在裝傻，也實在找不出什麼解釋。

坦白說，現下徒費口舌的議題，都不是操之在我的事。真正操之在我的，是台灣還可以握有主動權的事，例如服務貿易協定，或兩岸其他協議。以操之在我的議題，爭取台灣最大利益，才是正辦。但最近以來，大陸顯然不想浪費唇舌，只挑著大陸可以掌握主動權的去做，至於台灣有什麼反應，大陸既無法從國民黨得到肯定的答案，更無法從民進黨得到解決，那就選擇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做了再說。總之，不陪你玩了。

但這樣下去，台灣能承受多久呢？當兩岸形勢消長，台灣還能握有多少主動權？這才是該認真想想的。未來之事，可能不是國民黨要想，而是民進黨該好好想的。

不過，這次央行降息與投資毫無關係，因為國內的投資行為實際上已算是掉進流動性陷阱中了。一來利率已夠低了，其邊際效果接近零；二來國內投資不振的因素，已經與資金多寡、資金成本高低無關，而是缺乏亮眼的新投資機會、投資環境惡化、經濟前景黯淡，投資者保守以對等因素有關。因此雖然國內景氣陷入低迷，央行降息似乎理所當然，但事實上降息對增加投資不會有助益，這點央行應該是心知肚明。

央行總裁彭淮南在升降息分寸的掌握上，一直相當重視領利息的退休養老族的權益，如果一路降息到零利率，這群靠利息生活的族群將受創，這也是國內利率在目前水準上支撐如此久─即使今年已有多國降息後，台灣央行仍未降息的重要因素。

但央行終究是降息了，既然降息會傷害退休者又對投資無益，所為何來呢？

除了表態央行有「顧經濟」外，對照不久前央行突然放寬房市的信用管制可知道，降息主要目就是在支撐房市。國內房市已居高思危久矣，台灣房市中支撐房價最重要的力量來自投資客，投資客相對是對市場利率最敏感。原本預估美國啟動升息，央行跟進之後，房市將快速急凍，房地產很快就陷入不景氣，房價也將反轉向下。

但央行先是放寬信用管制，接著再突然降息，雖然降半碼幅度小，實質助益有限，卻似乎是在告訴房市投機客：我挺你。過去央行雖然號稱是「打房」先鋒，多次祭出政策壓制房價高漲；但央行卻也同時不願見到房市崩盤，擔心影響金融體系與經濟情勢。近來公布的房市數據都相當差，如雙北成交量降幅超過2成，台北928檔期推案量大減，房市實際上已在險境，降息算是房市及時雨。

此外，央行降息同時也是宣告：台幣還會繼續貶值。台灣出口已連續7個月衰退，衰退幅度仍擴大中，近3個月更都是二位數的衰退幅度。企業界一直要央行「貶值救出口」，央行雖然表示競貶的貨幣戰爭無效，又行禮如儀的以「匯率由市場決定」，央行只維持動態平衡等官方語言回應，但實質上終究被逼要讓台幣貶值。周三央行「助貶」，讓台幣一口氣貶破33元，其實就已給外界答案了。降息半碼的決定，只是更明白的宣示要讓台幣進一步貶值。

央行召開理監事會前2天，對目前的經濟與金融情勢，彭淮南曾在立法院公開表示，「只依賴貨幣政策難竟其功」，這番話讓外界揣測央行不會降息。雖然央行最後的決策是降息半碼，但彭淮南那句話仍是事實，靠降息無法救回低迷的經濟，不過卻能支撐房市、對台幣助貶。

只是因央行降息政策，將延後房市的修正調整，中長期看對實質經濟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央行這次降息，恐怕最後會被證明是錯誤決策，有損「12A總裁」之英明吧！

從公平正義的觀點切入，有所得就要繳稅，有損失可以抵扣，課徵證所稅自有其正當性，只是原有的證交稅仍然保留，等同加稅，稅制改革，除了追求公平正義，還要增加稅收，過多的政策任務，使改革變得複雜，拖泥帶水。有關證所稅的紛紛擾擾，帶來不確定性，傷害資本市場發展。最近股市交易量萎縮，2015年上半年台灣股市有證券交易人數為235.6萬戶，較2010年少了約29％，證券成交量日均值同樣下滑了16.2％，只剩不到新台幣1,000億元，股價上漲的時候少、跌的時候多，證所稅爭議要負一些責任。

近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趨緩，又面臨紅色供應鏈崛起的挑戰，亟需促進產業升級，活絡民間固定資本投資，資本市場萎縮，限縮了企業籌資的管道，恐怕只是雪上加霜，對民間投資與經濟競爭力的提升沒有助益。

國外經驗顯示，成功的稅改要聚焦，政策目標要簡單，避免節外生枝，1980年代的美國稅改，就以「稅收中立（revenue neutral）」為前提，成功的簡化所得稅制，降低其扭曲效果，為振興經濟，奠定堅強的基礎。

當務之急在於避免歹戲拖棚，降低市場不確定性，政府似可採行「稅收中立」原則，思考是否課徵證所稅，如果課徵，是否取代證交稅，或搭配證交稅，以減少對資本市場的衝擊。

課徵證所稅，從公平正義觀點，有其正當性，但證所稅稽徵成本高昂，申報程序繁瑣，容易犯錯，遭到查稅，偏偏股民又對稅務機關缺乏信任，一聽證所稅，就驚恐，將資金外移，結果是成交量下滑，新法尚未啟動，證交稅稅收已大幅減少，與政策目標正好反其道而行。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特點是散戶特別多，因此變得活潑有趣，大戶退場，散戶在缺乏領頭羊之下，無所適從，其交易量也受到衝擊，影響整個市場的動能。

其次，國際資金流動快速，台灣股市與鄰近的新加坡及香港股市連動性高，各市場之間租稅競爭無法避免。相較之下，證券交易，香港和新加坡各課印花稅（即證交稅）千分之2，不課證所稅；台灣課較高的千分之3的證交稅，但業界普遍認為其中已含有證所稅成分。

再從股價表現來看，台股從2004～2014年，年均漲幅為8.44％，低於同期間港、星股價的漲幅（分別為9.42％、9.15％）。在最近實施股利可抵扣稅額減半之後，持有證券所得已大幅減少，這些數據顯示，要再靠課徵證所稅達到增加稅收的目的，空間恐怕相當有限。

根據「稅收中立」原則，台灣在稅率維持千分之3的原則下，似可以比照港星，區分千分之2為證交稅、千分之1為證所稅就源課稅。稅改就可聚焦於如何課徵證所稅最能平衡公平正義的訴求與對資本市場發展的衝擊。

證所稅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但填報手續複雜，又有查稅風險，納稅人恐難接受，如果要完全避免申報證所稅的麻煩，可採就源課稅，等於恢復原有千分之3的證交稅制。實際上，證交稅繳稅大戶，大多數為經常在股市獲利的大戶或中實戶，賺得多，買賣頻繁，繳的證交稅也多。

一個兼顧公平正義，值得考慮的折衷方案是，如果交易賺錢，證所稅採就源課稅，等於繳證交稅；交易如有損失，仍可申報核實退稅，這就是林全版本的精神。如果退稅金額由稅務機關直接代為計算，應可減少報稅的煩惱，也紓解查稅的疑慮。

公平正義、增加稅收與證券市場發展，三個目標不可能合而為一，如何取捨，全看執政者的智慧。

升息、不升息，宛如哈姆雷特聞名的口白「to be or not to be」，讓全人類猶疑躊躇議論盈庭莫衷一是。當初聯準會以搶救美國經濟為名，大膽違逆大宗師訓誨，將基準利率降為零；同時接二連三地採取早為有識者所不屑的狂印鈔票救市，美其名曰「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成為新興國家痛恨的QE1、QE2、QE3。但此二者相加，只令數兆美元瘋狂流竄新興國家套利、套匯，於美國經濟無補；真正有利於美國的，反是其副作用，美元狂貶，歪打正著地裨益美國出口業，用最可鄙的「貨幣戰爭」搶奪弱國市場。

七年來，美國之外，尤其是新興國家，飽受股市泡沫、假性繁榮、通貨膨脹與貨幣升值等美國產物之苦，卻啞巴吃黃蓮，一籌莫展，只盼聯準會早日收回為禍全球的這兩樣法寶。

但施放法寶固禍及全球，獨利美國；一旦收回法寶，過程全盤反轉，又要造成另一次大陣痛，當初湧入新興國家的數兆美元掉頭流回美國；因而除了將全球利率一起向上拉升，新興國家將面臨資金大舉流失、幣值狂貶、股市房市泡沫破滅、經濟成長動能消失等猛烈衝擊；體質較差、實力較弱者頗有可能引發經濟風暴。尤其中國大陸關閉世界工廠，使全球原物料去化停滯，又過度投資累積巨量過剩產能，使全球市場供過於求。二者夾擊，令廿年來高速成長的全球經濟火車頭猛然減速，以同樣巨大但方向相反的力度拖住全球經濟腳步，其苦真不堪言，乃出現一片反升息聲浪。

但反觀美國，一次次放出風聲後，ＱＥ正式退場，升息也箭在弦上，海外資金乃一波波回流，挹注消費投資與生產，於是失業大降、房市發燒、股市興旺、投資踴躍，成長率蒸蒸日上，好一片太平風光。到此光景，違逆祖宗教誨的零利率政策也失去任何藉口；這就是葉倫主席宣示今年之內升息的主要理由。

其實，新興國家固知一旦確定升息，資金回流美國之勢將更猛更快，有其難以承受之重；但「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死囚多求一個痛快，最怕舉刀不下，欲斬又止，凌遲折磨，生不如死。尤其熱錢早已橫流、投機客蠢蠢欲動，受害苦主一切應變之策卻留中不發、且戰且走，不確定性乃成籠罩全球最可怖也最有害的烏雲；故新興國家明知升息衝擊，仍要求聯準會儘早升息。

惜事與願違；葉倫主席一片慈心：為免全球經濟受創，且美通膨突然下滑到○．一％，距二％目標值更遠，決定九月不升息；唯既已宣示年內升息，逃過九月恐逃不過十二月。屆時全球經濟大環境有可能好轉？由於關閉世界工廠的後果方才浮現，後勢恐更暗淡；石油與原物料價格被牽引持續下跌，美國通膨率欲升也難。在一切都不會更好的情況下，拖延三個月再伸頭一刀，這一大群苦主又要白白凌遲許久了。

最近那些難民掙扎着翻越隔離圍欄、湧入歐洲的照片有力地提醒了我們全世界人口流動規模之巨大（如果這種提醒有必要的話）。最新的全球移民官方數據顯示出，全球人口中流動人口比例出現明顯上升。這一比例從1960年至1990年數十年間的2.5%左右上升至2013年的3.2%，而且流動人口絶對人數已增至2.315億。對於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國家來說，總人口構成中出生於外國的人口比例已遠高於以前（根據具有國際可比性的聯合國數據：瑞典為15.9%、美國14.3%、英國12.4%、德國11.9%）。
大規模移民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人口從“舊世界”遷徙到“新世界”。在那之前，來自非洲的奴隷改變了加勒比海地區及美國的人口構成。再加上亞洲範圍內的人口遷徙（比如從中國東北到日本），全球流動人口總數在上世紀20年代達到了峰值。一戰後歐洲及亞洲的動盪局勢同樣帶來了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人們希望在新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然而，同樣不新奇的是這些移民帶來的政治、文化上的緊張關係。因為顯而易見的各種原因，實現同化（至少）需要一代人時間。如果本地居民直接受到了外來移民的影響、或者沒有受到影響但害怕後者，他們不會歡迎移民的到來——民調證據顯示，在外來移民最少的地區，居民對反對移民的政客表現出更大的支持。這正在造成一種嚴峻的政策兩難，據報導這一幕正在英國上演，表現為各部大臣之間的爭吵。政治上要做的是限制或減少外來移民的數量；經濟上則相反。大規模移民的經濟後果通常取決於環境，但對英國來說，最新的證據是，移民大量流入幾乎未對本地居民在勞動力市場造成不利影響。英國就業率高，而且只有在經濟衰退期間，才會出現對低收入人群工資產生下行壓力的跡象。這或許令你感到驚訝，直到你意識到，近期的移民擁有與本地勞動力互補、而非競爭的技能。這正是基於積分的移民政策的特點；我曾供職過5年的獨立諮詢機構——移民諮詢委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今年早些時候更新了短缺技能清單。外來移民平均而言往往比現有（老齡化）的人口更年輕，是公共財政的淨貢獻者；而且，許多都是有技能的工人。畢竟，經歷過遷移到一個新國家的劇變的人，可能是最有幹勁和決心的人。因此，如果移民對英國整體經濟有什麼影響的話，也是積極影響。如果不能引入全球勞動力的話，沒有國家能在任何市場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倫敦金融城的銀行與專業服務公司、跨國公司、軟件公司以及創意產業——經濟中所有的高價值增長領域——需要多樣化、國際化的勞動力供應。高等教育需要外國留學生，後者所交學費可以補貼英國大學本科生。公共部門需要來自東歐、南歐的護士、托兒所助手、護工及清潔工，因為成本壓力意味着不可能利用提高工資來吸引（比如說）從事會計或公關工作的居民從事此類工作。
那麼，政客們該如何做才能應對這些相互衝突的壓力呢？
第一步——對經濟學家來說簡單，但對害怕“180度大轉彎”的政客們來說難一些——是不要用無法實現的目標砸自己的腳。英國政府“數萬淨移民”的目標顯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為兩個你無法控制的大數字的差額設定目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這一目標的結構正導致愚蠢的決定，如阻止外國留學生畢業後在英國工作一段有限的時間。目標至少應該在原則上是可控的、有意義的，所以，對英國來說，這意味着從經濟原因出發制定針對非歐盟外來移民的目標。
第二類措施需要解決經濟驅動力問題。在這方面，公共部門本身可以通過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發揮很大的作用，這種依賴往往間接地產生於地方當局養老支出、或者國民衛生服務體系(NHS)護士薪水支出方面的預算壓力。工資及僱傭條件必須得到改善，否則，對於用新移民填補這些依賴公共支出的職位的需求只會不斷增加。同樣重要的是要應對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之外造成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在提升了對公共服務和住房的需求。租金上漲，全科醫生診所擠滿了操着外語的患者，高峰時間公交車裡人滿為患。雖然來到英國的移民是財政淨貢獻者——納稅額比得到的福利和服務要多，但淨貢獻不會進入到他們享受的服務之中。這是英國高度集中的財政政治的結果。如果英國政府能將足夠的徵稅和支出的權力下放到地方當局，就可以更容易地緩解這些壓力。讓移民定居的地方當局徵收少量的地方消費稅或者保留當地的房地產稅收收入，並用於這些地區的學校、住房建設、交通、醫療和社會福利預算。
這些措施都不可能讓全球及英國正在經歷的移民流動更加易於應對，但會顯著緩和兩難局面的尖鋭性。

基建投資不足或老舊基建不及更新，已成為阻礙經濟成長的瓶頸因素。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研究，2010～2020年，亞洲的基建投資需求高達8兆美元。而有限的公部門預算不可能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當前的潮流係強調發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基建發展。

APEC自從2013年起，成立「基建發展與投資多年期計畫」，大幅提升基建議題在APEC的位階。在2014年APEC中國年的接續經營下，此議題儼然與「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並列為APEC的戰略性目標。

然而中國大陸深刻布局「基建外交」，從「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加上籌設「亞洲基建投資銀行」（中國大陸稱亞投行）的過程中，順利吸引到歐洲大國的參與，致美、日反受孤立。美、日則各自動員世銀與ADB的金融資源，並利用G20成立「全球基建中心」以促進供、需間的媒合。亞太地區海、陸強權間的地緣經濟與戰略競爭，使得基建發展議題急遽政治化。今年APEC在菲國主辦之下，基建議題的重要性明顯降低，未始沒有基於上述戰略形勢所做的考量。

根據台經院仿照EIU所開發的「PPP完備度指數」（PPP Readiness Index），我國的基建PPP環境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同時，亞太各國的基建PPP模式多元發展，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當前我國的基建PPP模式過於單一，難以適合所有的基建案件，為了吸引私部門參與，乃擴大案件中商業開發的成分，遂衍生不必要的爭議，甚至發酵成「弊案」云云，殊為可惜。

今年APEC在菲國所提的「宿霧行動計畫」之下，依然留有基建議題的發展空間。我國若積極利用「宿霧行動計畫」，持續與各會員體交流，推介我國的PPP環境優勢，並引入他國經驗，必然有助於突破國內基建PPP的瓶頸，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投資於我國基建發展，甚至為我國基建相關產業創造打「亞太盃」的條件。如此一舉數得的機會，唯有善用APEC平台方能獲致。

20國集團(G20)的財長和央行總裁9月4、5日在土耳其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議。原本大家最關注的議題是，中國大陸自8月11日無預警調降人民幣匯價所引起的波動及疑慮，會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說明，中國經濟基本面並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對外貿易仍然保持較大順差，人民幣並不存在長期貶值基礎。

這樣的說明，幾乎像是保證人民幣不會再突然性相當幅度貶值，有了這樣的「說明」，各國財金首長大致正面看待中國大陸相關政策，雖然日本還是不滿意中國的說明，不過短期間，這事件算是落幕。倒是美國升息時間的不同意見卻浮上檯面，過去，每次美國聯邦公開市場理事會(FOMC)開會前夕，大家都會靜待聯準會的決定，但現在各國對美國升息與否開始有意見了。

但這些意見不僅不盡相同，甚至可以說南轅北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提醒，美國聯準會不應該急於做出升息決定，先確認就業市場和通膨水準足以支撐長期性的升息計畫。但G20最後的公報卻指出，「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但只靠貨幣政策無法達成平衡的成長。我們強調，一些經濟展望改善的先進經濟體更可能緊縮貨幣政策」，而這個所謂先進經濟體當然是指美國。同時，日本銀行總裁黑田東彥表示，「如果美國升息，將說明美國經濟堅挺且成長，這對全球經濟其實是好事」。

另外，就新興市場而言，雖然不歡迎美國的升息政策，但他們更不喜歡不確定，包括印尼央行資深副總裁，以及祕魯、墨西哥、印度央行總裁都不約而同在不同場合表達，寧可聯準會早點行動、緩慢進行，也不要等到最後逼不得已才一口氣大幅緊縮。

話說回來，美國升息與否，關鍵恐怕還是得回歸美國經濟狀況而定。就目前陸續公布的資訊來看，美國實質經濟的確在復甦軌道中，物價雖然離目標值2%仍有一段差距，但房地產的復甦甚至可以說趨向繁榮，卻也令人不安。美國第2季實質GDP成長率高達3.7%，遠高於初估2.3%，等同再次確認美國景氣回升；8月份失業率更是降到只剩5.1%，平均失業周數也從去年的31.9周降至今年28.4周；製造業實質產出也已超出金融海嘯前最高水準8%，勞動生產力也比海嘯前高出18.4%，產能利用率維持在77%，耐久財存貨出貨比為1.76，也是健康水準。

大家所疑慮的勞動參與率，8月份為62.7%，相較於高峰期的66.4%，的確仍有差距；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為1.8%，也還未觸及2%目標。但問題是勞動參與率可能已是結構性問題，也就是說美國近年來產業模式已產生很大轉變，七年前退出職場者，很難再以貨幣政策解決；在物價的部分，雖然核心物價成長未達目標，但資產性價格如房價卻已再創新高，依據聯邦住房金融局所編制FHFA房價指數就在6月正式突破了2007年6月的高峰，而2007年當時可是房地產泡沫的巔峰，倘若，再慢升息，難保未來房貸風暴不會重現。

此次G20會議，另外還有一項重要決議，財金首長們強調，促進投資是加速成長的關鍵，G20元首將在11月召開高峰會議，屆時各國政府將會提出並討論最終的投資策略。本來各國創造低利環境，就是為了促進投資，但顯然效果有限，否則也不必提什麼投資策略，目前投資不振，恐非資金成本問題，而是滿足或創造需求能力不足，因此，這個時間點把政策押注在低利政策，只是進一步浪費資源，推升非生產性泡沫而已，美國尤其如此。

網路安全議題雖說是中美之間爭執的焦點，但若擴及產業發展，則與我國資訊電子(ICT)產業脫不了干係。長期以來，電腦產業向來以美國業者為領頭羊，從中央處理器到核心的作業系統，皆是美國Wintel架構所主導。在產業價值鏈分工中，美國以品牌經營為主，台灣則以產品設計與代工為主，可謂各司其職。

但因電腦應用的敏感性，讓中國大陸對美國電腦產品多所顧忌。2013年棱鏡門事件之後，大陸政府更是加強對資訊安全方面的工作。對於Cisco、IBM、Google、Qualcomm、Intel、Apple、Oracle及微軟（大陸媒體稱之為八大金剛）等占據市場重要地位的美國電腦軟硬體公司更是加大防備，積極進行「去IOE」(IBM, Oracle及EMC)與「設備採購國產化」的運動。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為了管控設備或是轉換成大陸業者所生產的設備，先以極度重視資訊安全，且受國家高度管制的金融業著手。2014年中國銀監會發佈關於加強銀行業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建設指導意見39號文，除提出銀行業資訊化相關量化目標外，指導原則與任務要求皆再三強調「自主創新」的必要性，並鼓勵產學合作開發相關資訊安全技術，致力推動大陸國產化軟硬體解決方案。

今年初，大陸銀監會會同工信部又進一步發布317號文，有關銀行業應用安全可控信息技術推進指南，內文指出基於資訊安全控管原則，要求銷售給中國大陸銀行的系統設備業者，均必須公開智慧財產權以及開放原始碼。這些措施非常不利於歐美業者，因為事關歐美企業近5,000億美元的市場，遭到歐美資通訊廠商集體反對，美國17家商會團體甚至聯名要求美國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由於規定爭議過大，目前已決定暫緩實施。

從上述指導原則執行與否，皆能感受美中之間的角力。也因為大陸市場對在全球經營的廠商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美國大廠無不小心翼翼思索經營策略，希望能與大陸產業取得雙贏局面。從全球伺服器大廠惠普科技(HP)將中國大陸伺服器與網路設備的業務主導權交由大陸清華紫光，就可理解美國公司在大陸市場拓展的瓶頸，以及其突破的策略作法所在。

台灣資訊產業過往在美國品牌明確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努力找出賴以生存的空間。但當美國品牌市場地位受到威脅時，也讓承接美國訂單的我國業者受到波及。此外，中國大陸在政府主導下，從終端產品銷售、製造乃至上游零組件採用，都以提高本土自主為政策目標，而對台灣業者的影響就不僅止於代工產業，更延伸至上游零組件產業，而引發紅色供應鏈相關議題討論。

或因我國在國際局勢立場上的論述以及在產業上與美國緊密的關係，易於淪為與中國大陸產業是處於對立的情況，而非合作關係。但全球經濟動能已經從歐美轉向亞洲，尤其是大陸市場崛起來觀察，中國大陸理當也是我們需要鞏固的客戶選項之一。美國上游零組件及軟硬體服務業者，為能強化業務表現，如Intel、Qualcomm、IBM、Apple，甚至捲土重來的Google，皆努力與中國大陸政府或本土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台灣廠商除了如何在美、中角力中取得發展空間是重要議題之外，也應積極思考在硬體產品主導性降低的物聯網時代中，如何讓我們的產業客戶及策略聯盟對象的選項更為多元。

有鑑於過去大量壽險資金投資國外金融商品，金管會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方案中，去年6月開放壽險業可以投資在櫃買中心掛牌的國際板債券，並可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又因國際板債券利率明顯高於政府公債，造成壽險資金自然的轉向。國庫署就將長期公債無法足額發行的問題歸咎於櫃買中心國際板太吸金。

其實，在目前低利率的環境下，壽險業面臨嚴重利差損問題，預估目前仍有1％左右的保單利差損風險，而利差損包袱制約壽險業資產配置策略，加上目前公債利率偏低，使得壽險業在公債投資比重的配置上，已經連續7年下降。2012年個人壽險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為2.25％（2002年平均4％，1992年約7.11％），壽險業投資報酬率約為3.54％，但同期間長天期公債（10年、20年及30年期）之收益率均低於2.00％。因此就理論看來，增加長天期公債並不能提高投資組合收益，也無法緩解整體資產負債表負利差所帶來的衝擊，甚至連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2.25％都無法負荷。所以壽險資金減少投資公債，其來有自。

再者，公債與國際債均為壽險業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公債具有低風險（或稱零風險，保險業RBC風險係數為0）、期望報酬低的特點，所以是居於效率前緣的最左端。但國際債券因具有發行人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提前贖回風險及再投資風險等特質，一般不會被認定為低風險的投資商品（專業板債券已限制專業投資人才能購買），其相對報酬率亦較高，兩者區隔性高或替代性應該非常有限。因此不應有國際債券排擠公債市場。

公債無法足額發行另有原因。我們認為是國庫機關設定依舉債成本及接受度所訂定的公債截標利率過高所致。我國公債市場今年1至8月已11次標債，發生3次截標的情況。在2014年7月國際債券市場熱絡以前，即有多次因市場利率超過國庫機關忍受水準而導致公債截標的情形 （例如2013年有4次截標、2014年1至7月亦有2次截標），因此公債不足額發行，絕不是國際債發行熱絡才有的，而是當投標利率小於或等於底標利率之標單數量，就產生不足額發行。比較合宜的作為是對政府應進行管理債務結構的政策或以市場行為互動的合理性進行經驗評估，訂定合宜的截標利率。

另外，依財政部國庫署2015年8月18日之新聞指出，我國年度債券淨增加數已從2010年度之高峰4,105億元，降至2015年度1,692億元；融資財源占收入之比重，由2009年度之21.51％，逐年下降至2015年度之11.61％，顯示我國財政穩健且逐步縮減財政赤字，因此在財政部較不急迫缺錢情況下，為有效管理政府舉債成本，當可透過底標機制，更為主動控制發債的價格（利率）與數量，才能產生足額發行。

我們應合理看待壽險業與金管會的努力，肯定金融進口替代政策。讓壽險業有更多投資選擇，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提高保險業經營績效及保障保戶之權益，絕對是有利保險業資產配置合理化及投資保值作為。金管會順勢引導壽險業者連年成長的國外投資需求，增加發展我國國際債券市場，不但創造在地化的金融服務與就業機會，更可以增加國內金融產業的競爭力，對打亞洲杯及進軍世界杯做出貢獻。

自從“大衰退”以來，部分由於美國借款成本處於歷史低位，新興市場增速飆升，而後，隨著美聯儲準備收緊銀根——即便中國經濟放緩——新興市場增速出現回落。如今，在發達經濟體占全球GDP不到一半的背景下，如果美聯儲加息導致新興市場進一步放緩，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是否會受到影響？

“首先，我們經歷了溢出期，”安聯集團(Allianz)首席經濟顧問、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全球發展委員會(Global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表示，“在這個階段，西方未能實現增長，實行了實驗性貨幣政策，從而削弱了新興市場的增長。”

“第二個階段是溢回期，新興市場的疲弱將影響西方經濟，令其面臨更為艱巨的挑戰。”

美國加息的最深刻影響將是加速中國資本流出，讓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可能變得更不穩定。中國是最近全球市場動盪的源頭。

“這可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另一層風險，”花旗(Citi)的新興市場經濟主管戴維•盧賓(David Lubin)表示，“對於新興市場而言，（美聯儲加息）最為重要或者最意想不到的影響是對中國的影響。”

他補充稱，這是因為過去6年外國銀行向中國發放的貸款大幅增加。這些銀行的融資成本受到美聯儲短期利率的影響，而後者上升幅度預計將超過長期利率。隨著利率上升，中國借款者的這一資金來源可能會被切斷。

這進而可能直接反作用於美國，導致中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分析師擔心，在中國上月將人民幣貶值後引發的市場動盪期間，中國可能必須出售超過1000億美元其持有的美國國債，以支撐人民幣匯率。

如果中國開始定期拋售美國國債，可能導致美國政府融資短缺，並加大美國利率上行壓力。中國持有1.27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投資者。

紐約投資咨詢機構Macro Mavens的斯蒂芬妮•波姆博伊(Stephanie Pomboy)表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助推了油價的大幅下跌，從而減少了“石油美元”的流動，已經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石油美元是指從美元主導的石油貿易中獲得的美元，它可以迴流至美國市場。

她寫道：“突然不再是我們復蘇的關鍵貢獻者……（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將市場情緒的開關從‘趨險’(risk on)撥到了‘避險’(risk off)。”

對許多投資者來說，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對發達市場的影響已經是顯而易見的：進口價格不斷下降、資本商品訂單減少以及美歐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其中許多公司在新興市場有大量業務。

在美國以外，受美聯儲加息直接影響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依賴短期資本流入為經常賬戶赤字融資的經濟體。

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董事總經理戴維•豪納(David Hauner)表示：“受影響最大的將是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它們受到美元強勢和中國經濟疲弱的夾擊。”

樂觀者指出，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興市場危機期間相比，許多新興經濟體已經不那麽容易遭受美國加息的影響，因為各國政府減少了所謂的“原罪”。這種原罪包括借入美元或其他外國貨幣，從而讓自己暴露於本幣貶值以致償債負擔暴增的風險之中。

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在過去十年基本上不再有外幣借款，但它們的企業的外幣借款出現了爆炸性增長。其中許多企業有外匯收入，這讓它們避免了原罪。但其他新興市場企業此類債務的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貨幣錯配。

瑞銀(UBS)新興市場策略師巴努•巴韋賈(Bhanu Baweja)表示，這並非唯一的問題。

他說：“主權借貸者減少了過去的原罪，但增加了新的罪惡。”他補充稱，即便它們的債務是以本幣計價，但債務水平也上升了。“大多數人認為，新興市場債務在結構上是穩健的，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再適用。”

他指出，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累積了足以償還債務的外匯儲備的觀點並不正確，因為“那些擁有資產的人和那些背負債務的人是不同的”。

這將意味著，隨著利率上升，存量巨大的新興市場債務將受到壓力，即便外匯儲備保持不變。

還有人指出，以上這些情況再加上其他種種情況，意味著美聯儲加息將在全球範圍造成不良影響，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發達世界。

投資咨詢機構Ecstrat的約翰-保羅•史密斯(John-Paul Smith)表示：“美聯儲應該傾聽市場的聲音。加息將是非常負面的信號，它將表明，他們沒有瞭解或者不關心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

人民幣下行壓力已累積數月。如果中國央行等到美聯儲加息後才放鬆控制、允許人民幣貶值，那麽這種貶值很可能更為無序，跌幅也會超過當時出現的3%的跌幅。

上海一家中等規模銀行的一名外匯交易員表示：“現在情況復雜。我不認為市場主要盯著美聯儲，它只不過是又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

中國官員堅稱，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將相對較小。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張明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該研究所是一家為中國政府提供咨詢的智庫。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因素的影響，比如工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積壓以及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

但一些經濟學家表示，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使資本加速流出中國。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僅今年8月一個月中國的資本外流額可能就已達1500億美元。花旗集團(Citigroup)數據顯示，在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裡，中國資本外流總額已超過5000億美元。

堅挺的美元再加上人民幣貶值預期，往往會誘使持有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人將之換為美元計價資產。

如果資本外流加速、而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政策制定者將面臨兩難局面。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央行已4次降息，一些經濟學家正呼籲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對抗通縮。

出口跌 學者：景氣轉好最快也要明年

財政部今天公布8月出口金額年減14.8%，連7月負成長，學者認為，隨著大陸經濟趨緩，景氣緊縮的狀況會更明顯，到第 4季仍不明朗，最快也要明年第1季景氣才有可能回升。

財政部今天公布8月出口239.3億美元，年減14.8%，連7月負成長；進口199.7億美元，年減16.7%；主要出口產品中，仍以礦產品、塑化產品出口衰退最嚴重。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表示，8月公布出口訂單也是負成長，因此，出口負成長是可以預期的，且台灣有將近40%商品出口中國大陸，隨著大陸經濟趨緩，景氣緊縮的狀況會更明顯。

胡勝正認為，可以預見第3季全球經濟情勢不好，到第4季仍不明朗，最快也要明年第1季景氣才能回升。

胡勝正解釋，台灣出口的下滑，不只是全球景氣趨緩的結果，也代表台灣出口競爭力的下滑，與鄰近亞洲國家競爭全球市場衰退的結果。

胡勝正分析，台灣面臨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襲擊，南韓也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台灣特定產業的產品市佔率下滑，代表產業轉型的警訊，即使全球景氣明年可望有所回彈，能解決需求不振的問題，國內產業還是要面對轉型升級的問題。

對於未來景氣的動向，胡勝正指出，中國大陸因經濟政策的護航，不可能硬著陸，美國則因為最近就業狀況不佳，升息時間點需再觀察一段時間，加上歐洲央行持續擴大寬鬆貨幣，應該有助於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政治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殷乃平表示，全球需求不振，對於台灣依賴出口的國家當然會受影響，出口趨緩，可能不會只是短期現象，加上中國紅色供應鏈轉型，產業應該跟著大陸的腳步。

台灣產業欲掙脫被中國大陸及東協夾擊的窘境，殷乃平指出，一定要尋求轉型及升級，該簽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要儘快簽訂。

殷乃平分析，依照目前全球景氣不振的情勢，到第4季可能經濟數據也不會好轉，產業對未來的狀況相對悲觀，要到2017年，待新的執政團隊啟動新的經濟政策，台灣經濟才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