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安全議題雖說是中美之間爭執的焦點，但若擴及產業發展，則與我國資訊電子(ICT)產業脫不了干係。長期以來，電腦產業向來以美國業者為領頭羊，從中央處理器到核心的作業系統，皆是美國Wintel架構所主導。在產業價值鏈分工中，美國以品牌經營為主，台灣則以產品設計與代工為主，可謂各司其職。

但因電腦應用的敏感性，讓中國大陸對美國電腦產品多所顧忌。2013年棱鏡門事件之後，大陸政府更是加強對資訊安全方面的工作。對於Cisco、IBM、Google、Qualcomm、Intel、Apple、Oracle及微軟（大陸媒體稱之為八大金剛）等占據市場重要地位的美國電腦軟硬體公司更是加大防備，積極進行「去IOE」(IBM, Oracle及EMC)與「設備採購國產化」的運動。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為了管控設備或是轉換成大陸業者所生產的設備，先以極度重視資訊安全，且受國家高度管制的金融業著手。2014年中國銀監會發佈關於加強銀行業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建設指導意見39號文，除提出銀行業資訊化相關量化目標外，指導原則與任務要求皆再三強調「自主創新」的必要性，並鼓勵產學合作開發相關資訊安全技術，致力推動大陸國產化軟硬體解決方案。

今年初，大陸銀監會會同工信部又進一步發布317號文，有關銀行業應用安全可控信息技術推進指南，內文指出基於資訊安全控管原則，要求銷售給中國大陸銀行的系統設備業者，均必須公開智慧財產權以及開放原始碼。這些措施非常不利於歐美業者，因為事關歐美企業近5,000億美元的市場，遭到歐美資通訊廠商集體反對，美國17家商會團體甚至聯名要求美國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由於規定爭議過大，目前已決定暫緩實施。

從上述指導原則執行與否，皆能感受美中之間的角力。也因為大陸市場對在全球經營的廠商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美國大廠無不小心翼翼思索經營策略，希望能與大陸產業取得雙贏局面。從全球伺服器大廠惠普科技(HP)將中國大陸伺服器與網路設備的業務主導權交由大陸清華紫光，就可理解美國公司在大陸市場拓展的瓶頸，以及其突破的策略作法所在。

台灣資訊產業過往在美國品牌明確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努力找出賴以生存的空間。但當美國品牌市場地位受到威脅時，也讓承接美國訂單的我國業者受到波及。此外，中國大陸在政府主導下，從終端產品銷售、製造乃至上游零組件採用，都以提高本土自主為政策目標，而對台灣業者的影響就不僅止於代工產業，更延伸至上游零組件產業，而引發紅色供應鏈相關議題討論。

或因我國在國際局勢立場上的論述以及在產業上與美國緊密的關係，易於淪為與中國大陸產業是處於對立的情況，而非合作關係。但全球經濟動能已經從歐美轉向亞洲，尤其是大陸市場崛起來觀察，中國大陸理當也是我們需要鞏固的客戶選項之一。美國上游零組件及軟硬體服務業者，為能強化業務表現，如Intel、Qualcomm、IBM、Apple，甚至捲土重來的Google，皆努力與中國大陸政府或本土企業建立合作關係。台灣廠商除了如何在美、中角力中取得發展空間是重要議題之外，也應積極思考在硬體產品主導性降低的物聯網時代中，如何讓我們的產業客戶及策略聯盟對象的選項更為多元。

有鑑於過去大量壽險資金投資國外金融商品，金管會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方案中，去年6月開放壽險業可以投資在櫃買中心掛牌的國際板債券，並可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又因國際板債券利率明顯高於政府公債，造成壽險資金自然的轉向。國庫署就將長期公債無法足額發行的問題歸咎於櫃買中心國際板太吸金。

其實，在目前低利率的環境下，壽險業面臨嚴重利差損問題，預估目前仍有1％左右的保單利差損風險，而利差損包袱制約壽險業資產配置策略，加上目前公債利率偏低，使得壽險業在公債投資比重的配置上，已經連續7年下降。2012年個人壽險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為2.25％（2002年平均4％，1992年約7.11％），壽險業投資報酬率約為3.54％，但同期間長天期公債（10年、20年及30年期）之收益率均低於2.00％。因此就理論看來，增加長天期公債並不能提高投資組合收益，也無法緩解整體資產負債表負利差所帶來的衝擊，甚至連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2.25％都無法負荷。所以壽險資金減少投資公債，其來有自。

再者，公債與國際債均為壽險業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公債具有低風險（或稱零風險，保險業RBC風險係數為0）、期望報酬低的特點，所以是居於效率前緣的最左端。但國際債券因具有發行人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提前贖回風險及再投資風險等特質，一般不會被認定為低風險的投資商品（專業板債券已限制專業投資人才能購買），其相對報酬率亦較高，兩者區隔性高或替代性應該非常有限。因此不應有國際債券排擠公債市場。

公債無法足額發行另有原因。我們認為是國庫機關設定依舉債成本及接受度所訂定的公債截標利率過高所致。我國公債市場今年1至8月已11次標債，發生3次截標的情況。在2014年7月國際債券市場熱絡以前，即有多次因市場利率超過國庫機關忍受水準而導致公債截標的情形 （例如2013年有4次截標、2014年1至7月亦有2次截標），因此公債不足額發行，絕不是國際債發行熱絡才有的，而是當投標利率小於或等於底標利率之標單數量，就產生不足額發行。比較合宜的作為是對政府應進行管理債務結構的政策或以市場行為互動的合理性進行經驗評估，訂定合宜的截標利率。

另外，依財政部國庫署2015年8月18日之新聞指出，我國年度債券淨增加數已從2010年度之高峰4,105億元，降至2015年度1,692億元；融資財源占收入之比重，由2009年度之21.51％，逐年下降至2015年度之11.61％，顯示我國財政穩健且逐步縮減財政赤字，因此在財政部較不急迫缺錢情況下，為有效管理政府舉債成本，當可透過底標機制，更為主動控制發債的價格（利率）與數量，才能產生足額發行。

我們應合理看待壽險業與金管會的努力，肯定金融進口替代政策。讓壽險業有更多投資選擇，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提高保險業經營績效及保障保戶之權益，絕對是有利保險業資產配置合理化及投資保值作為。金管會順勢引導壽險業者連年成長的國外投資需求，增加發展我國國際債券市場，不但創造在地化的金融服務與就業機會，更可以增加國內金融產業的競爭力，對打亞洲杯及進軍世界杯做出貢獻。

自從“大衰退”以來，部分由於美國借款成本處於歷史低位，新興市場增速飆升，而後，隨著美聯儲準備收緊銀根——即便中國經濟放緩——新興市場增速出現回落。如今，在發達經濟體占全球GDP不到一半的背景下，如果美聯儲加息導致新興市場進一步放緩，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是否會受到影響？

“首先，我們經歷了溢出期，”安聯集團(Allianz)首席經濟顧問、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全球發展委員會(Global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表示，“在這個階段，西方未能實現增長，實行了實驗性貨幣政策，從而削弱了新興市場的增長。”

“第二個階段是溢回期，新興市場的疲弱將影響西方經濟，令其面臨更為艱巨的挑戰。”

美國加息的最深刻影響將是加速中國資本流出，讓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可能變得更不穩定。中國是最近全球市場動盪的源頭。

“這可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另一層風險，”花旗(Citi)的新興市場經濟主管戴維•盧賓(David Lubin)表示，“對於新興市場而言，（美聯儲加息）最為重要或者最意想不到的影響是對中國的影響。”

他補充稱，這是因為過去6年外國銀行向中國發放的貸款大幅增加。這些銀行的融資成本受到美聯儲短期利率的影響，而後者上升幅度預計將超過長期利率。隨著利率上升，中國借款者的這一資金來源可能會被切斷。

這進而可能直接反作用於美國，導致中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分析師擔心，在中國上月將人民幣貶值後引發的市場動盪期間，中國可能必須出售超過1000億美元其持有的美國國債，以支撐人民幣匯率。

如果中國開始定期拋售美國國債，可能導致美國政府融資短缺，並加大美國利率上行壓力。中國持有1.27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投資者。

紐約投資咨詢機構Macro Mavens的斯蒂芬妮•波姆博伊(Stephanie Pomboy)表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助推了油價的大幅下跌，從而減少了“石油美元”的流動，已經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石油美元是指從美元主導的石油貿易中獲得的美元，它可以迴流至美國市場。

她寫道：“突然不再是我們復蘇的關鍵貢獻者……（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將市場情緒的開關從‘趨險’(risk on)撥到了‘避險’(risk off)。”

對許多投資者來說，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對發達市場的影響已經是顯而易見的：進口價格不斷下降、資本商品訂單減少以及美歐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其中許多公司在新興市場有大量業務。

在美國以外，受美聯儲加息直接影響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依賴短期資本流入為經常賬戶赤字融資的經濟體。

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董事總經理戴維•豪納(David Hauner)表示：“受影響最大的將是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它們受到美元強勢和中國經濟疲弱的夾擊。”

樂觀者指出，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興市場危機期間相比，許多新興經濟體已經不那麽容易遭受美國加息的影響，因為各國政府減少了所謂的“原罪”。這種原罪包括借入美元或其他外國貨幣，從而讓自己暴露於本幣貶值以致償債負擔暴增的風險之中。

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在過去十年基本上不再有外幣借款，但它們的企業的外幣借款出現了爆炸性增長。其中許多企業有外匯收入，這讓它們避免了原罪。但其他新興市場企業此類債務的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貨幣錯配。

瑞銀(UBS)新興市場策略師巴努•巴韋賈(Bhanu Baweja)表示，這並非唯一的問題。

他說：“主權借貸者減少了過去的原罪，但增加了新的罪惡。”他補充稱，即便它們的債務是以本幣計價，但債務水平也上升了。“大多數人認為，新興市場債務在結構上是穩健的，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再適用。”

他指出，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累積了足以償還債務的外匯儲備的觀點並不正確，因為“那些擁有資產的人和那些背負債務的人是不同的”。

這將意味著，隨著利率上升，存量巨大的新興市場債務將受到壓力，即便外匯儲備保持不變。

還有人指出，以上這些情況再加上其他種種情況，意味著美聯儲加息將在全球範圍造成不良影響，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發達世界。

投資咨詢機構Ecstrat的約翰-保羅•史密斯(John-Paul Smith)表示：“美聯儲應該傾聽市場的聲音。加息將是非常負面的信號，它將表明，他們沒有瞭解或者不關心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

人民幣下行壓力已累積數月。如果中國央行等到美聯儲加息後才放鬆控制、允許人民幣貶值，那麽這種貶值很可能更為無序，跌幅也會超過當時出現的3%的跌幅。

上海一家中等規模銀行的一名外匯交易員表示：“現在情況復雜。我不認為市場主要盯著美聯儲，它只不過是又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

中國官員堅稱，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將相對較小。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張明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該研究所是一家為中國政府提供咨詢的智庫。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因素的影響，比如工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積壓以及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

但一些經濟學家表示，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使資本加速流出中國。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僅今年8月一個月中國的資本外流額可能就已達1500億美元。花旗集團(Citigroup)數據顯示，在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裡，中國資本外流總額已超過5000億美元。

堅挺的美元再加上人民幣貶值預期，往往會誘使持有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人將之換為美元計價資產。

如果資本外流加速、而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政策制定者將面臨兩難局面。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央行已4次降息，一些經濟學家正呼籲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對抗通縮。

出口跌 學者：景氣轉好最快也要明年

財政部今天公布8月出口金額年減14.8%，連7月負成長，學者認為，隨著大陸經濟趨緩，景氣緊縮的狀況會更明顯，到第 4季仍不明朗，最快也要明年第1季景氣才有可能回升。

財政部今天公布8月出口239.3億美元，年減14.8%，連7月負成長；進口199.7億美元，年減16.7%；主要出口產品中，仍以礦產品、塑化產品出口衰退最嚴重。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表示，8月公布出口訂單也是負成長，因此，出口負成長是可以預期的，且台灣有將近40%商品出口中國大陸，隨著大陸經濟趨緩，景氣緊縮的狀況會更明顯。

胡勝正認為，可以預見第3季全球經濟情勢不好，到第4季仍不明朗，最快也要明年第1季景氣才能回升。

胡勝正解釋，台灣出口的下滑，不只是全球景氣趨緩的結果，也代表台灣出口競爭力的下滑，與鄰近亞洲國家競爭全球市場衰退的結果。

胡勝正分析，台灣面臨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襲擊，南韓也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台灣特定產業的產品市佔率下滑，代表產業轉型的警訊，即使全球景氣明年可望有所回彈，能解決需求不振的問題，國內產業還是要面對轉型升級的問題。

對於未來景氣的動向，胡勝正指出，中國大陸因經濟政策的護航，不可能硬著陸，美國則因為最近就業狀況不佳，升息時間點需再觀察一段時間，加上歐洲央行持續擴大寬鬆貨幣，應該有助於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政治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殷乃平表示，全球需求不振，對於台灣依賴出口的國家當然會受影響，出口趨緩，可能不會只是短期現象，加上中國紅色供應鏈轉型，產業應該跟著大陸的腳步。

台灣產業欲掙脫被中國大陸及東協夾擊的窘境，殷乃平指出，一定要尋求轉型及升級，該簽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要儘快簽訂。

殷乃平分析，依照目前全球景氣不振的情勢，到第4季可能經濟數據也不會好轉，產業對未來的狀況相對悲觀，要到2017年，待新的執政團隊啟動新的經濟政策，台灣經濟才能有所突破。

據路透社報導，IMF為20國集團（G20）財金首長會議擬就的報告，臚列一系列的潛在風險，包括美元走升、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大宗商品價格直落，以及資本流入減弱等。

G20財金首長會議4、5兩日將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登場。IMF會前準備的報告指出：「風險傾向於下行，如果部分風險同時出現，前景必將更加疲弱。」

IMF 今年7月下修今年全球成長預測至3.3%，並推估大陸成長預測放慢至6.8%。大陸日前放手讓人民幣重貶，加上成長堪慮，為全球金融市場投下震撼彈。

IMF說，儘管市場動盪，大陸仍應繼續改革以實現經濟自由化。

IMF在報告中說：「陸股近期大幅修正，應不至阻礙當局繼續推動改革，讓市場機制在經濟中發揮更具決定性的角色，消除扭曲並強化制度的努力。」

報告指出，過去6個月，G20國家祭出政策拉抬成長需求更加迫切，已開發國家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十分關鍵」。報告並強調，有必要推行結構性改革，來提升潛在的產出和生產力。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拉加德2日表示，儘管中國經濟減緩引發市場動盪、與全球金融市場的不安，但亞洲經濟體表現「相當良好」。不過，她警告，近來的金融市場動盪顯示風險會迅速在各經濟體間蔓延。

近期金融市場飽受中國經濟疑慮驚擾，新興經濟體與貨幣大受衝擊。在印尼進行為期兩天訪問的拉加德表示，近來的動盪凸顯亞洲經濟體已達成「驚人進展」，但她也警告，進一步的動盪可能來臨。

她說，「如今情勢再度變化，我們都感受到中國經濟再平衡與邁向修正商業模式的衝擊」「過去幾周的情勢已展現出亞洲位居全球經濟核心及亞洲單一市場的動盪外溢至世界各地的程度有多高」。

拉加德說，中國與日本等主要經濟體成長減緩、商品價格下跌與美國升息前景不確定性，將持續衝擊整體新興市場。為因應顛簸的前途，拉加德建議決策者，應考慮抑制過度的信貸成長、採取較審慎的財政政策、利用匯率作為「避震器」、保持充足的外匯存底，並強化金融監管法規。

政策決策的核心問題在於對利弊得失的權衡。在天平的兩端，利、弊“砝碼”的數量可能很多，分量也各不相同。撇開不同利益集團“效用函數”對重量判斷的影響不談，“砝碼”的數量和重量本身也並非固定不變。對資本項目開放而言，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涉及國內和國際、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眾多因素，很多是動態變化的。其中極其重要是對於潛在風險和應對能力的評估，而外部投機沖擊和內部緩沖機制兩者間的比較對於資本項目開放方式和時機的決策至關重要 —— 這正是本文的關註點。

金融開放的管控：“智慧”與“運氣”兼備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對資本項目乃至更廣泛的金融開放過程的規劃蘊含著三方面的“智慧”：

第一、在整體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將實體經濟置於金融之前。金融開放的相對滯後可能會降低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效率，但卻有效地控制了來自外部的風險。“快而不倒”無疑是中國在與其他低收入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競賽”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前提。

第二、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合理規劃“次序”：先易後難；先經常項目，後資本項目。麥金農在1991年出版的《經濟自由化的順序》一書中探索了金融改革的最佳順序問題，其學術思想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共鳴，也從正面影響了中國金融深化的決策和進程。

第三、在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過程中，區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優先對國際直接投資實行自由化，同時保持對證券投資的適度管制。國際游資進入一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主要是通過證券投資實現的。和直接投資的穩定性、長期性不同，證券投資具有波動性和短期性 —— 對兩者的區別對待是必要的。

然而，中國的成功中“運氣”的成分也是有的。實際上，早在1993年中國就設定了實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目標。1996年，中國首先實現了經常賬戶的可自由兌換，並宣佈將尋找實現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然而，一年後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及時暴露了國際投機沖擊的危險，中國政府也非常明智地放緩了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

2003年，中國再次重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目標，其後陸續推出了一些具體措施。然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一次打斷了其進程。可見，中國規避風險、防範危機的“運氣”是建立在能夠從別人的“不幸”中汲取教訓的基礎上的。

對國際收支資本項目的適度管控使中國經濟幸運地避開了歷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但其積弊和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其中之一是蒙代爾提出的“三元悖論”所顯示的：浮動名義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可兼得。另外，在國際收支狀況和匯率制度兩者共同作用下，外匯占款一度成為貨幣供應的核心渠道，從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經濟“過度貨幣化”的問題。

的確，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日益加深，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必要性也再次展現出來 —— 這也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決定的背景。

主權國家vs.國際資本：全球貨幣政策新範式與國際金融博弈新現實

中國資本項目乃至更廣泛的金融開放需要審時度勢。金融危機後，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最顯著的變化在於量化寬松（QE）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日益常規化的運用。QE的推出和退出已成為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匯率變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並對新興市場的國際收支和貨幣穩定帶來了嚴重沖擊。可以說，在國際資本大進大出的洗禮下，很多“金磚”正在失色。值得註意的是，近來中國對金融沖擊的“免疫力”似乎正在下降，股市和匯市的走勢都說明瞭這一點（參閱筆者即將發表於FT中文網的下篇文章）。就股市風險而言，試想類似的暴漲暴跌走勢是在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展開的，那麽股災的程度和危害將不堪設想。

更為重要的是，全球貨幣政策新範式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金融博弈的力量對比，而這對國家經濟和金融安全有著深遠的影響。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普遍運用意味著，外部投機資金的規模可能被極大地放大；而對新興市場而言，外匯儲備的下降更使問題雪上加霜。這一升一降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市場上國際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或貨幣政策當局）之間的力量對比，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寫了國際金融博弈的規則。

國際資本是逐利而動的，特別是對那些具有高度投機性的游資、熱錢而言。在盈利預期驅動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會對一國的金融體系乃至宏觀經濟帶來沖擊，而這可能通過外匯市場實現，也可能作用於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大進”可以推高市場、促進繁榮，“大出”卻可能壓低價格、毀滅財富。在金融杠桿和羊群效應的作用下，市場的非理性上升可能帶來嚴重的資產泡沫，從而為同樣非理性的暴跌埋下伏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國際投資者攜暴利離場，東道國金融市場卻在重創之下一蹶不振。

面對國際游資的沖擊，主權國家的監管當局在必要的情況下會選擇乾預市場，而非坐以待斃。顯然，它們與國際投資者對決的“主戰場”是外匯市場，但也不排除對資本市場進行乾預的可能。實際上，貨幣政策當局對匯市的乾預、央行與外匯投機者的“過招”對某些國家而言是常態，只有個別情況下才可能演變為多空雙方的“PK” —— 而一國貨幣對於主導性貨幣的“錨定”往往是問題的焦點。

在可能的金融對決中，鹿死誰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為多方主力的東道國政府與作為空方主力的國際投資者的資金實力對比。除此之外，前者的優勢在於地利、人和，而後者往往抓住東道國經濟的重大弱點（如持續、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提前佈局，占得天時。另外，國際投資者一般也會利用金融市場的杠桿效應放大自身的資金實力。很明顯，政府維護本幣穩定的能力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擁有的“彈藥”多寡；換言之，可供動用的外匯儲備數量限制了政府的乾預力度，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其掌控範圍。

主權國家與國際投資者在匯市上的“較量”不乏先例。1992年9月，索羅斯攜巨資強力沽空，致使英格蘭銀行敗走外匯市場，英鎊被迫浮動。2 年後的墨西哥，國際資本出逃使得比索狂貶、股市狂瀉、危機爆發。5年後的東南亞，受投機沖擊的經濟體與國際資本展開了激烈較量。泰國、印尼等國難敵沖擊，金融體系陷入危局；而投機大鱷卻在圍繞港幣的較量中翦羽而歸。香港金管局的強力乾預可圈可點，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其背後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近期的例子也不少：為了捍衛盧布，去年以來俄羅斯央行不得不大舉乾預外匯市場，加之資本外流，其外匯儲備在2014年一年間下降了近30%；盧布也迅速貶值，至今仍未企穩。無疑，只要金融市場存在，資本賬戶開放，類似的“較量”和“對決”就還會出現。

國際金融博弈的“新現實”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什麽，擁有巨額外匯儲備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呢？原來也許是這樣，但貨幣政策新範式的出現則意味著改變。實際上，與新興經濟體的整體趨勢類似，中國外儲的長期單邊增長趨勢已基本結束，而其“護盤”能力也相對縮水。在純假設的基礎上：4000億美元的國際資本借助10倍的杠桿就可以和4萬億的外匯儲備在市場上對決了。而美國的三輪QE的總規模則高達近4萬億美元。即使不考慮地緣政治因素，簡單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也指向了更為審慎的資本項目開放佈局。

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節奏”：推進必須更加審慎

國際上的實證研究並不能有效地證明資本項目自由化能夠促進績效提高和經濟增長。相反，隨著金融危機一次次爆發，國際資本的“兩面性”充分展現，特別是具有投機性的游資、熱錢對東道國金融和宏觀經濟穩定的巨大威脅也充分暴露。不僅發展中國家深刻地認識到了資本項目全面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國際經濟學界乃至一直作為自由化推手的IMF也開始反思其原有立場。

有人估計中國將很快實現資本項目的全面可自由兌換，原因之一是認為這是推動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需要。殊不知，一種貨幣納入與否的條件之一“可自由使用”與可自由兌換並非等價。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也不可能以資本項目貿然開放的“魯莽”換取人民幣納入SDR的“虛名”。

人民幣的國際化關繫到中國經濟的未來，也已成為金融領域的一項國策。加入SDR可望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尤其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資格”的提升。相應地，SDR也就成為中國近期經濟外交的一個重點。實際上，8月11日的“小匯改”一方面順應了市場的貶值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對IMF關於人民幣納入SDR技術問題的一個回應。然而，3%的“一次性”貶值幅度並未得到市場認可，卻意外地釋放了更多的貶值預期和力量。最終，人民幣納入SDR的“急進”能否“突圍”，幾個月後將見分曉。

撇開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問題不談，中國資本項目開放實際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相關的自由化措施也一直處於推進過程中。目前，在資本項目的40項內容中，只有5項完全不可自由兌換，部分項目（如對外債務和國際證券投資）存在配額管理和額度控制，其他的已經實現了自由兌換。特別重要的是，國際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了可自由兌換，貿易融資以及與貿易相關的對非居民債權已經採取了註冊制。

目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的限制主要存在於證券投資領域，涉及通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進行的投資者資質管理和投資額度控制。未來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問題是在證券投資方面，而這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和開放的總體規劃密切關聯。如果說前期開放的一個重要經驗在於直接投資優先、證券投資滯後，那麽未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則是，如何區別對待各類金融市場和產品，設定合理的開放順序。

展望未來，一個審慎漸進的路線圖無疑是正確的方向，而時間表也不妨拉長些。具體而言，可先進行試點，成熟一項開放一項，並積極預警、及時調整。這就涉及對資本賬戶各項內容的細分：其一，從資本流動方向上看，包括流入和流出；其二，從市場主體看，包括機構和個人；其三，從涉及的資產類別看，涉及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等，也涉及證券投資中債券（包括國債和公司債等）、股票和衍生產品等的區別等；其四，從市場結構看，包括發行市場（一級市場）和流通市場（二級市場）。按照規劃，個人對外投資可通過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先行試點。總體上，潛在風險、預期收益、監管能力、存量規模和增量預估等是開放次序的主要考慮因素，而風險考量是決定性的。

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需要權衡利弊、審時度勢。特別重要的是，具體決策仍須秉承審慎規劃的態度和漸進改革的經驗 —— “穩”重於“快”，慢一點沒關系，“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是危險的。

我生於戒嚴時代，1962年進中一中，當時最震撼的還不是學校課程安排如何厲害，教師陣容如何堅強（都是補習班名師），而是一位叫齊治平的歷史老師。他上課第一件事，是把靠走道的窗戶關起來，然後嬉笑說：「校長會來巡堂，我講什麼不必他管，他根本聽不懂。」

然後他問：「你們想照課本念一念、講一講，還是聽真正的歷史真相？」

我們都大樂，要求聽真正的歷史。於是他頑皮微笑，說：「第一課，我們來說一說，秦始皇是怎麼從一個私生子，變成皇帝的。」

只是這樣淡淡的一句話，自此，權威崩解，我們不再相信歷史課本。那些想灌輸意識形態的威權者，那些以為可以形塑歷史觀念的人，反而成為反抗的對象。不僅此也，由於逆反的心理，我們更願意相信它相反的一面，去尋找更多反面教材，更多反抗之書，尋求自己心中真正的知識。

然而，由於禁書難尋，我們只能在書局的地下室、老闆悄悄拿出的小書中，找到隻言片語，去拼湊可能的歷史真相。但這不是問題的核心。核心是由於逆反心理，人們寧願相信相反的那一面說法，以致於它只是走向反面，而不是得到真實。

1970年代的留學生到了海外，在美國開放的環境下讀到美國的書、大陸的書，以及被查禁的台灣史書籍，即思想轉向，變成反國民黨的大將。被欺騙的憤怒，化為反抗之火。保釣後有人去大陸，有人變成台獨，成因不少是埋根於此。

然而，反抗者有找到心中的真相？尋找到烏托邦嗎？

恐怕未必。

因為無論國共兩黨，或者統獨兩方，都有所不足。他們各自擁有一部分的歷史真實，但主要是用一種意識形態，來決定要宣揚的內容。所以，要找到歷史真相，唯有互相對照，彼此參閱，才能看得比較清楚。

說得直白一點，國共兩方的內容，都是偏頗的。那就像摻了毒汁的酒，兩邊都有毒，但也都是彼此的解藥。你如果只喝一杯，就會中毒。唯有把兩邊的酒都喝了，各方參照，才能「解毒」。

但這也是要歷經自己的追尋與失落之後，才能得到的理解。對一般的高中學生、非歷史專業的一般人來說，都太遙遠了。

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明明知道寫歷史教科書這種事，只能「瞞者瞞不識，識者不能瞞」，卻還是樂此不疲的原因，他們總是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被「灌輸」的。只要灌輸多了，就會變成真理。

然而在網路時代，資訊大量流通，世間已無禁書，知識百無禁忌，要搞這種知識的灌輸，確實是一種愚行。無論是那一種意識形態，其實都抵不過網路的戰爭。而且刻意灌輸所引起的逆反心理，效果反而更為驚人。

以蔣介石來說，他在台灣的支持度，遠遠落後於蔣經國，甚至李登輝。然而在現在的大陸，竟然有許多新的粉絲。尤其是史丹佛大學開放他的日記供閱讀研究之後，蔣介石的歷史翻案文章不斷出現。大陸自由派對他的評價，竟超過毛澤東。這大約也是史學界所始料未及的。

從一個高中歷史老師，談到歷史教科書，到蔣毛評價，我想說明的是：那些想用教科書把歷史定於一尊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但幻想用相反的意識形態，卻只是用一樣的灌輸式思考的人，也註定是失敗的。

因為，人終究是人，人是會思考，會判斷，有主觀能動性的。尊重人的獨立思考，尊重知識的自主，讓史料與研究開放，才有完整的歷史。抗戰史如此，台灣史亦然。

張善政表示，「台灣企業的下一章」應該就是運用生產力4.0把傳統產業設法升級，例如GOGORO將傳統機車變成ICT，成為未來機車業的iPhone，台積電非常看好物聯網，正掌握少量多樣的產品生產，台灣產業的機會也應該不差，但前題是要先跳脫只做利潤很薄的製造業，企業的思維亦要進一步從量變到質變，在IT投資同時產出商業模式。

科技部長徐爵民對此表示，我國企業多屬中小企業，沒有能力投資開發大型IT系統平台，政府已透過國家實驗研究院建立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作為中小企業切入大數據和物聯網的共用平台，並協助培育新世代資訊人才，「政府都已在做了」。他並提醒企業，應與合作夥伴建立解決方案與服務，對於異質網路之互聯也應參與標準組織，並進行快速產品與服務的驗證。

「玉山安永科技論壇：企業新契機─數位浪潮下的物聯網策略、應用與前景」26日舉行，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王伯元指出，物聯網應用是很大的商機，舉凡智慧城市、穿戴裝置、智能家居、電子醫療照護等產業應用，皆蘊含著爆炸性的成長動能。

安永諮詢總經理唐宏霖分析，企業面對物聯網浪潮衝擊下，有50％的物聯網應用會集中在製造、運輸物流與個人消費活動的串連；40％的穿戴物品製造廠商擴大營運規模，也有九成的企業資訊網路將面對物聯網資訊安全議題，物聯網應用使得企業需更換思維，應快速接納物聯網思維，讓企業營運策略與資訊策略，從傳產框架中改變。

今年經濟情勢可謂開高走低，第3季經濟情勢恐比原先預期來得差，欲振乏力的經濟情勢要改善，最重要的是取決於全球景氣復甦力道，最快要等到第4季或第1季才會止跌回穩。主計總處以「外冷內溫」來形容當前經濟情勢，若出口持續不好，股市持續下跌，最後也會逐漸影響內需與消費，必須審慎應對。

政府端出救經濟措施，大致定調為寬鬆貨幣政策加上擴張財政，以及擴大市場，方向大致正確，但每一項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發酵，要立即改善經濟情勢是不可能，此時此刻，著眼於提升長期競爭力的措施，恐更為重要。

近來政府投資減少，不利於國內生產毛額提升，行政院這次想要擴大政府投資來挽救經濟，而台灣經濟需要轉型，產業要升級，下一階段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公共建設，更要利用此時趕快建設起來。

舉例來說，台灣要發展觀光，除爭取陸客來台中轉外，桃園機場需要興建第三跑道，經費需要700多億元，按照正常預算編列要好幾年。要藉此時加緊投資公共建設，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預作準備。

又例如，智慧城市、智慧製造、綠能產業、IOT物聯網、電動汽車等崛起，被視為新經濟模式，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要趁此時加緊投資，建造優良的發展環境。

至於寬鬆貨幣政策都將造成利率和匯率雙率下跌。以當前國際經濟情勢，匯率走向不是中央銀行決定就可以，必然受到鄰近國家影響。

例如，人民幣大幅貶值，新台幣勢必跟貶，不管央行願意或不願意。

很多企業界大老主張，新台幣須大幅貶值才能維持我出口競爭力，事實上未必如此。

以日本為例，日圓貶值那麼多，日本出口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再看德國，從不以貶值做為出口競爭力來源，而是以產品品質來確保競爭力。

對於未來新台幣匯率走勢，建議央行由市場決定。

貶值有助於出口競爭力，但也提高進口原物料成本，尤其台灣勞工薪水長年不漲，升值可以確保勞工購買力，可謂有一好沒兩好。

國內目前利率水準處在低檔，問題不在於借不到錢，而是不敢借錢，在此情況下，利率再降，要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效果也會有限。

在股市方面，當投資人信心直直落，政府投入一些措施救市，在某一程度會有效果，但要救股市，要用政府的錢，而不應動用勞動基金，因為這是勞工退休本，不能動用勞動基金去幫阿土伯（股市散戶代表）賺錢。

證所稅對股票市場造成很大不確定性，要穩定股市，首先證所稅修法方向要確定，大戶條款何時拿掉，政府要趕快定案。

投資人在意的不是證所稅本身，而是害怕財政部藉此查稅，財政部也要有明確立場，不會濫用職權查稅。

經濟發展最後是信心問題，消費者有信心，才會敢買股票、敢消費，企業有信心，才會投資，政府當務之急是要把對經濟發展不確性加以排除；並且，在最壞的時機，能為下階段經濟發展預做準備與鋪路。

（本文由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口述）

這與稍早之前他對經濟惡化的分析，可相互對照。

他將惡化的原因歸納為，全球經濟趨緩、全球供應鏈改變，以及台灣產業出口結構不良競爭力衰退三者；據以開出的藥方，即是產官學界共同研發關鍵技術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培植更多隱形冠軍、創造高附加價值在全球供應鍊中取得關鍵影響力等。

由此二者所構成的完整看法，足證彭總裁果為有心人，不但廣泛蒐集業者與專家的意見，而且積數十年專業浸淫，能較其他部會首長更鞭辟入裡。

然而值此整體經濟瀕臨懸崖邊緣的時刻，許多中長期培元固本的藥方已緩不濟急，必須拿出立可見效的特效藥力挽狂瀾。壓力固然是成長的開始，但生存更是成長的先決條件。在此時此刻如果能一面覷準成長的正確路徑，一面又在此路徑上選取立即可行的若干起始手段，發揮既濟短又強長的功能，乃是一舉兩得的妙策。

我們可以從以上洋洋灑灑的藥方中擷取如是妙策。

其一，政府財政困窘，而民間資金氾濫，可以兩法取用：第一，被台北市五大案搞爛的ＢＯＴ或ＰＰＰ，足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必要途徑；應與台北市共同努力建立可行ＳＯＰ，以最大決心重啟若干指標性案例，短期內即可有成。第二，公部門中，公營事業多年撙節預算，許多重要建設被迫延緩或擱置，可在其籌資無虞的空間內，投入數千億，發揮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功效。

其二，經過半世紀鍛鍊，台灣有上百身懷絕技、全球名列前茅的中小型廠商，只要設法補足其行銷、通路、設計、品牌上的弱勢，可以快速在國際市場提高占有率，為出口打一劑強心針。

其三，去年因成效不彰而熄火的加強台商回流方案，應痛切檢討失敗原因而改弦更張。值逢大陸世界工廠關閉、勞動成本企及台灣水準，以及美日等國製造業回流時刻，台灣沒有任何不成功理由。若能將航空城適當區塊劃為回流專區加以適當扶植，在海、空兩港加持下，可篩選上千優良台商回流補足供應鍊缺口，並打造精緻微型世界工廠，不唯對有效需求能生立竿見影之效，對台灣開始一個經濟新紀元也會是亮眼的開始。

上市櫃公司已快速成長達91家，去年上市櫃及新創等投資生技產業單年募資額度達458億元，創歷年新高；另市值逾百億元的上市櫃家數有23家，而國內外研發新藥在台從事臨床實驗逾200件，有150件來自國外，各方投入生技產業可說相當活絡。在今年底的計畫執行完畢後，行政院希望將生技產業的發展，擴大為生物經濟範疇，毛揆要求科技會報辦公室下半年應儘速提出發展方案，利用資訊技術因應人口老化及糧食穩定，誘發生技醫療更大投資。

9月舉行的生物經濟發展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將以製藥、醫材、照護、食品及農業等五項，規劃下階段的策略與發展藍圖，總產值可望由目前2.16兆元，在2020年提升至3兆元，亦即成長38.9％。

BTC會議初步構想是以提升產業技術、培育跨領域人才、法規調和引導、資金協助、推動產業國際化連結等五大主軸，作為聚焦重點。

毛揆會中表示，有些藥品研製針對華人市場較為實用，如肝炎及肝病的藥品，對於產業發展具有利基，兩岸間相互認證非常重要。

官員透露，未來不只兩岸，在法規調和及國際連結都會鬆綁法規，推動藥品在國際市場相互認證，協助製藥業者快速打進大陸及國際市場。目前衛生署推動的多國多中心臨床實驗，已和五個以上國家簽署相互認證合作。

鑑於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上升，且國內農業糧食穩定供給有必要，這次BTC會議將研究如何結合資通訊（ICT）優勢，加值農業、工業與健康產業。此處的工業是以食品為主，將注入加工新技術，開發高齡及保健食品，農業則擴大基因種苗加值應用；健康照護則切入輔具服務產業將用於長照及身障人士身上，推動醫管服務輸出。

第二匹黑馬Airbnb目前市值估計為260億美元，共僱用3000名員工。和Uber相似的是，Airbnb同樣乘著共享經濟的風潮在舊金山崛起，也同樣陷入合法性爭議。創立於金融危機谷底時期，Airbnb的出現適時提供經濟情況不佳的旅者和屋主媒合機會，在危機之中獲得成長的動力；但民宅畢竟沒有經過嚴格消防安檢規範，未經登記經營旅館業務，消費者難獲保障，且經營成本較低，與合法業者形成不公平競爭，如紐約州、魁北克皆予禁止。然而創新服務仍是讓投資人看好的關鍵。2011年該公司得到約1億2千萬美元創投資金挹注；2014年4月又得到美國最大私人投資公司4億5千萬美元資金；在2015年3月開始的新一輪募資之後，預計Airbnb截至目前共獲得23億美元資金。

Snapchat始於2011年9月，是近年美國異軍突起的相片分享APP，被稱為「閱後即焚」，上傳的照片可由使用者自行設定檔案存在時間，分享給朋友閱覽後10秒內即自動從手機和伺服器刪除。Snapchat提供使用者隱私保障，尤其受到喜歡和朋友互相發送自拍照的族群歡迎。該公司在創立初期得到光速創投48.5萬美元的種子基金，目前共獲得12億美元投資，投資人包括創投基金公司Benchmark、IVP、Kleiner Perkins、雅虎、阿里巴巴等，估計市值已達160億美元。

前四大新創公司中最早創立的Palantir，是2004年Paypal被eBay併購之後，其共同創辦人Peter Thiel認為可以利用先前對抗駭客的經驗，利用大數據來反詐騙，甚至辨識恐怖分子，而成立的軟體公司。Palantir收到客戶資料後，先以程式辨認可疑交易或訊息，再將過濾出的訊息交由專業分析師判讀，目前該項技術已經應用在反恐、查緝犯罪、金融、醫療、能源等領域。和前三家公司不同，Palantir始終沒有上市，其原因在於保護客戶資料。該公司初期獲CIA所屬的In-Q-Tel投入200萬美元，在數年經營政府部門數據分析之後，2013年底開始增資，因提供獨特服務得到投資人和私募基金青睞，資金爆炸性成長；目前募得11億美元資金，估計市值150億美元。去年一年，Palantir的1500名員工共創造6億美元營收。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新經濟創業能維持活絡，在於有一群投資人支持新創公司，許多新創公司的天使投資人都是由早期科技產業致富，另一些私募基金則以獲利為目的，僱用專家協助評估投資績效。這些投資人看好創新帶來改變及報酬，並有足夠的風險承擔能力，勇於投注失敗率高達9成的新創公司，適時介入公司營運決策以確保獲利，成為矽谷未上市新創公司的活水。

在美國，私募基金或投資人投資新創公司被稱為尋找「獨角獸」，對創新的支持激勵更多有志者投入創業，形成良性循環，也是矽谷屢經繁榮與衰退、更換過無數市招，至今仍持續吸引高科技產業進駐的真正原因。

在這波創新浪潮下，台灣應當加緊跟上創新的腳步，才不至於被新一輪科技競爭淘汰。台灣具有許多高科技人才，近年社會上也重燃創業熱情，惟不具備如美國活絡的資金，政府要想辦法給創新者與資金持有者更多協助，鼓勵創業與投資，創造台灣新奇蹟。

加拿大堅持保護其乳製品市場，因為今年10月該國有一次選舉，這個問題存在政治敏感性。但對於大量出口乳製品的小國新西蘭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

幾乎所有各方都痛恨美國保護製藥公司的政策，但如果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妥協，可能就會在國會失去共和黨人的支持。

對於奧巴馬總統來說，簽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區域貿易協定將會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政績，證明了他「轉向亞洲」外交政策不只停留在口頭上——而且也會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里程碑。但奧巴馬上周在他的家鄉夏威夷發現，他的政府的命運，不見得掌握在自己手上。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的最終談判不同於和國會下跳棋，那是政府的兩個派系以及兩個黨派在互相扯皮。而TPP如同一局多人參加的國際象棋比賽，12個國家各自在其中爭取其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一個問題常常會引發另一個。

所有這些問題是否可以獲得解決，現在已經是一個關乎意志的問題。但是種種分歧已經將就該協議可能達成的任何共識捲入了美國大選季的政治博弈之中。至少有一位談判代表私下暗示，有可能在不久之後，說「不」就會變得比說「是」更加容易。

「達成一個複雜貿易協定的過程就是這樣，最開始會有大量的不確定性，然後慢慢一點點地解決它們，直到剩下一兩個最困難的問題，」新西蘭貿易談判代表蒂姆·格羅澤(Tim Groser)，說。「現在，相對較小的問題已經解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還剩一兩個重大難題。」

從乳製品到食糖，從汽車到藥品，問題不只是一兩個。

越南還沒有準備好放棄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國有企業享有的所有優勢。澳大利亞就日本對待海洋哺乳動物方式所發起的法律訴訟，仍讓日本感到擔憂。而智利已經與TPP其他每個成員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就算TPP流產它也沒有太大損失。

「這套規則會涵蓋全球GDP的40%，全球貿易的33%，以及從汶萊到美國這12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要達成它」絕非易事，澳大利亞貿易和投資部長安德魯·羅布(Andrew Robb)說。

儘管如此，奧巴馬的顧問和貿易專家說，總統仍然致力於TPP，而美國的領導力有助於彌補很多分歧。

「這仍然是奧巴馬在亞洲和亞太地區政策的中心。這是他經濟政績的核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國際貿易專家傑弗里·J·肖特(Jeffrey J. Schott)稱。

墨西哥經濟部長德豐索·瓜哈爾多(Ildefonso Guajardo)對日本汽車業的態度特彆強硬，一些談判者說，TPP在毛伊島達成的任何希望幾乎都因他破滅了。

問題在於對「來自TPP成員國的汽車或卡車」的定義。墨西哥希望TPP規定，如果車輛約65%的零部件在TPP成員國生產，它們才有資格享受更低的關稅壁壘。這樣的規定對墨西哥卡車有利，因為它採用了美國和日本的零部件。而日本希望把「原產地規定」的門檻設置為更接近於50%，有利於它在中國和泰國零部件供應商。

「墨西哥是全球第七大汽車生產國，第四大出口國，」瓜哈爾多上周五晚說。「你可以指責我毫不退縮地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利益。」

新西蘭和加拿大則在乳製品問題上爭執不下。雖然小國新西蘭生產的乳製品只佔全球總產量的3%，但它卻是世界上最大的乳製品出口國。在10月的議會選舉前正四面楚歌的加拿大政府，基本上無意讓新西蘭的奶酪和雞蛋與本國的競爭。

新西蘭談判代表格羅澤指出，新西蘭是率先建議要用一個貿易協定來連接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他曾寫了第一份支持這個協定的簡報。

「在感情上，我真的不想退出協定。不，我們不會被排擠出這個協定，」他說。

加拿大不開放乳製品市場的立場激怒了很多國家，該國國際貿易部長埃德·法斯特(Ed Fast)不得不聲明自己的立場。「加拿大準備好了來毛伊島簽訂TPP協定。我們在談判桌上的態度是積極的、建設性的，」他說。

最大的問題可能是TPP成員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棘手分歧，特別是涉及到製藥公司研製的下一代藥品「生物製劑」的時候。《紐約時報》看到了知識產權章節的一個副本，該章節尚未完成，但顯示了美國的立場有多麼乏人支持。

其中一部分里，美國和日本希望表明，缺乏執法資源不是無法確保合規性的借口。這一立場遭到了新西蘭、越南、墨西哥、秘魯、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汶萊的反對。

在另一部分里，有11個國家提議表明，如果一家公司靠「濫用執法程序」贏得了官司，司法機關有權強制它賠償「遭受了不公正禁止或限制」的一方。只有美國反對這一條。

知識產權糾紛很多都涉及到對大型製藥公司的保護，這些公司希望把美國新藥品數據12年保護期的做法擴大到其他11個TPP國家。國會共和黨人，尤其是猶他州共和党參議員奧林·G·哈奇(Orrin G. Hatch)，要求白宮在這件事上不予讓步。哈奇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也是奧巴馬在國際貿易問題上的重要盟友。

但大多數其他國家——以及大多數國際衛生組織——都強烈反對這一立場。他們說，這將導致葯價居高不下，國庫流失，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新的生物製劑藥品。

「這是談判中最棘手的問題，」肖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