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經濟情勢可謂開高走低，第3季經濟情勢恐比原先預期來得差，欲振乏力的經濟情勢要改善，最重要的是取決於全球景氣復甦力道，最快要等到第4季或第1季才會止跌回穩。主計總處以「外冷內溫」來形容當前經濟情勢，若出口持續不好，股市持續下跌，最後也會逐漸影響內需與消費，必須審慎應對。
政府端出救經濟措施，大致定調為寬鬆貨幣政策加上擴張財政，以及擴大市場，方向大致正確，但每一項措施都需要時間才能發酵，要立即改善經濟情勢是不可能，此時此刻，著眼於提升長期競爭力的措施，恐更為重要。
近來政府投資減少，不利於國內生產毛額提升，行政院這次想要擴大政府投資來挽救經濟，而台灣經濟需要轉型，產業要升級，下一階段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公共建設，更要利用此時趕快建設起來。
舉例來說，台灣要發展觀光，除爭取陸客來台中轉外，桃園機場需要興建第三跑道，經費需要700多億元，按照正常預算編列要好幾年。要藉此時加緊投資公共建設，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預作準備。
又例如，智慧城市、智慧製造、綠能產業、IOT物聯網、電動汽車等崛起，被視為新經濟模式，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要趁此時加緊投資，建造優良的發展環境。
至於寬鬆貨幣政策都將造成利率和匯率雙率下跌。以當前國際經濟情勢，匯率走向不是中央銀行決定就可以，必然受到鄰近國家影響。
例如，人民幣大幅貶值，新台幣勢必跟貶，不管央行願意或不願意。
很多企業界大老主張，新台幣須大幅貶值才能維持我出口競爭力，事實上未必如此。
以日本為例，日圓貶值那麼多，日本出口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再看德國，從不以貶值做為出口競爭力來源，而是以產品品質來確保競爭力。
對於未來新台幣匯率走勢，建議央行由市場決定。
貶值有助於出口競爭力，但也提高進口原物料成本，尤其台灣勞工薪水長年不漲，升值可以確保勞工購買力，可謂有一好沒兩好。
國內目前利率水準處在低檔，問題不在於借不到錢，而是不敢借錢，在此情況下，利率再降，要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效果也會有限。
在股市方面，當投資人信心直直落，政府投入一些措施救市，在某一程度會有效果，但要救股市，要用政府的錢，而不應動用勞動基金，因為這是勞工退休本，不能動用勞動基金去幫阿土伯（股市散戶代表）賺錢。
證所稅對股票市場造成很大不確定性，要穩定股市，首先證所稅修法方向要確定，大戶條款何時拿掉，政府要趕快定案。
投資人在意的不是證所稅本身，而是害怕財政部藉此查稅，財政部也要有明確立場，不會濫用職權查稅。
經濟發展最後是信心問題，消費者有信心，才會敢買股票、敢消費，企業有信心，才會投資，政府當務之急是要把對經濟發展不確性加以排除；並且，在最壞的時機，能為下階段經濟發展預做準備與鋪路。
（本文由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口述）
]]>這與稍早之前他對經濟惡化的分析，可相互對照。
他將惡化的原因歸納為，全球經濟趨緩、全球供應鏈改變，以及台灣產業出口結構不良競爭力衰退三者；據以開出的藥方，即是產官學界共同研發關鍵技術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培植更多隱形冠軍、創造高附加價值在全球供應鍊中取得關鍵影響力等。
由此二者所構成的完整看法，足證彭總裁果為有心人，不但廣泛蒐集業者與專家的意見，而且積數十年專業浸淫，能較其他部會首長更鞭辟入裡。
然而值此整體經濟瀕臨懸崖邊緣的時刻，許多中長期培元固本的藥方已緩不濟急，必須拿出立可見效的特效藥力挽狂瀾。壓力固然是成長的開始，但生存更是成長的先決條件。在此時此刻如果能一面覷準成長的正確路徑，一面又在此路徑上選取立即可行的若干起始手段，發揮既濟短又強長的功能，乃是一舉兩得的妙策。
我們可以從以上洋洋灑灑的藥方中擷取如是妙策。
其一，政府財政困窘，而民間資金氾濫，可以兩法取用：第一，被台北市五大案搞爛的ＢＯＴ或ＰＰＰ，足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必要途徑；應與台北市共同努力建立可行ＳＯＰ，以最大決心重啟若干指標性案例，短期內即可有成。第二，公部門中，公營事業多年撙節預算，許多重要建設被迫延緩或擱置，可在其籌資無虞的空間內，投入數千億，發揮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功效。
其二，經過半世紀鍛鍊，台灣有上百身懷絕技、全球名列前茅的中小型廠商，只要設法補足其行銷、通路、設計、品牌上的弱勢，可以快速在國際市場提高占有率，為出口打一劑強心針。
其三，去年因成效不彰而熄火的加強台商回流方案，應痛切檢討失敗原因而改弦更張。值逢大陸世界工廠關閉、勞動成本企及台灣水準，以及美日等國製造業回流時刻，台灣沒有任何不成功理由。若能將航空城適當區塊劃為回流專區加以適當扶植，在海、空兩港加持下，可篩選上千優良台商回流補足供應鍊缺口，並打造精緻微型世界工廠，不唯對有效需求能生立竿見影之效，對台灣開始一個經濟新紀元也會是亮眼的開始。
]]>上市櫃公司已快速成長達91家，去年上市櫃及新創等投資生技產業單年募資額度達458億元，創歷年新高；另市值逾百億元的上市櫃家數有23家，而國內外研發新藥在台從事臨床實驗逾200件，有150件來自國外，各方投入生技產業可說相當活絡。在今年底的計畫執行完畢後，行政院希望將生技產業的發展，擴大為生物經濟範疇，毛揆要求科技會報辦公室下半年應儘速提出發展方案，利用資訊技術因應人口老化及糧食穩定，誘發生技醫療更大投資。
9月舉行的生物經濟發展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將以製藥、醫材、照護、食品及農業等五項，規劃下階段的策略與發展藍圖，總產值可望由目前2.16兆元，在2020年提升至3兆元，亦即成長38.9％。
BTC會議初步構想是以提升產業技術、培育跨領域人才、法規調和引導、資金協助、推動產業國際化連結等五大主軸，作為聚焦重點。
毛揆會中表示，有些藥品研製針對華人市場較為實用，如肝炎及肝病的藥品，對於產業發展具有利基，兩岸間相互認證非常重要。
官員透露，未來不只兩岸，在法規調和及國際連結都會鬆綁法規，推動藥品在國際市場相互認證，協助製藥業者快速打進大陸及國際市場。目前衛生署推動的多國多中心臨床實驗，已和五個以上國家簽署相互認證合作。
鑑於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上升，且國內農業糧食穩定供給有必要，這次BTC會議將研究如何結合資通訊（ICT）優勢，加值農業、工業與健康產業。此處的工業是以食品為主，將注入加工新技術，開發高齡及保健食品，農業則擴大基因種苗加值應用；健康照護則切入輔具服務產業將用於長照及身障人士身上，推動醫管服務輸出。
]]>第二匹黑馬Airbnb目前市值估計為260億美元，共僱用3000名員工。和Uber相似的是，Airbnb同樣乘著共享經濟的風潮在舊金山崛起，也同樣陷入合法性爭議。創立於金融危機谷底時期，Airbnb的出現適時提供經濟情況不佳的旅者和屋主媒合機會，在危機之中獲得成長的動力；但民宅畢竟沒有經過嚴格消防安檢規範，未經登記經營旅館業務，消費者難獲保障，且經營成本較低，與合法業者形成不公平競爭，如紐約州、魁北克皆予禁止。然而創新服務仍是讓投資人看好的關鍵。2011年該公司得到約1億2千萬美元創投資金挹注；2014年4月又得到美國最大私人投資公司4億5千萬美元資金；在2015年3月開始的新一輪募資之後，預計Airbnb截至目前共獲得23億美元資金。
Snapchat始於2011年9月，是近年美國異軍突起的相片分享APP，被稱為「閱後即焚」，上傳的照片可由使用者自行設定檔案存在時間，分享給朋友閱覽後10秒內即自動從手機和伺服器刪除。Snapchat提供使用者隱私保障，尤其受到喜歡和朋友互相發送自拍照的族群歡迎。該公司在創立初期得到光速創投48.5萬美元的種子基金，目前共獲得12億美元投資，投資人包括創投基金公司Benchmark、IVP、Kleiner Perkins、雅虎、阿里巴巴等，估計市值已達160億美元。
前四大新創公司中最早創立的Palantir，是2004年Paypal被eBay併購之後，其共同創辦人Peter Thiel認為可以利用先前對抗駭客的經驗，利用大數據來反詐騙，甚至辨識恐怖分子，而成立的軟體公司。Palantir收到客戶資料後，先以程式辨認可疑交易或訊息，再將過濾出的訊息交由專業分析師判讀，目前該項技術已經應用在反恐、查緝犯罪、金融、醫療、能源等領域。和前三家公司不同，Palantir始終沒有上市，其原因在於保護客戶資料。該公司初期獲CIA所屬的In-Q-Tel投入200萬美元，在數年經營政府部門數據分析之後，2013年底開始增資，因提供獨特服務得到投資人和私募基金青睞，資金爆炸性成長；目前募得11億美元資金，估計市值150億美元。去年一年，Palantir的1500名員工共創造6億美元營收。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新經濟創業能維持活絡，在於有一群投資人支持新創公司，許多新創公司的天使投資人都是由早期科技產業致富，另一些私募基金則以獲利為目的，僱用專家協助評估投資績效。這些投資人看好創新帶來改變及報酬，並有足夠的風險承擔能力，勇於投注失敗率高達9成的新創公司，適時介入公司營運決策以確保獲利，成為矽谷未上市新創公司的活水。
在美國，私募基金或投資人投資新創公司被稱為尋找「獨角獸」，對創新的支持激勵更多有志者投入創業，形成良性循環，也是矽谷屢經繁榮與衰退、更換過無數市招，至今仍持續吸引高科技產業進駐的真正原因。
在這波創新浪潮下，台灣應當加緊跟上創新的腳步，才不至於被新一輪科技競爭淘汰。台灣具有許多高科技人才，近年社會上也重燃創業熱情，惟不具備如美國活絡的資金，政府要想辦法給創新者與資金持有者更多協助，鼓勵創業與投資，創造台灣新奇蹟。
]]>加拿大堅持保護其乳製品市場，因為今年10月該國有一次選舉，這個問題存在政治敏感性。但對於大量出口乳製品的小國新西蘭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
幾乎所有各方都痛恨美國保護製藥公司的政策，但如果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妥協，可能就會在國會失去共和黨人的支持。
對於奧巴馬總統來說，簽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區域貿易協定將會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政績，證明了他「轉向亞洲」外交政策不只停留在口頭上——而且也會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里程碑。但奧巴馬上周在他的家鄉夏威夷發現，他的政府的命運，不見得掌握在自己手上。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的最終談判不同於和國會下跳棋，那是政府的兩個派系以及兩個黨派在互相扯皮。而TPP如同一局多人參加的國際象棋比賽，12個國家各自在其中爭取其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一個問題常常會引發另一個。
所有這些問題是否可以獲得解決，現在已經是一個關乎意志的問題。但是種種分歧已經將就該協議可能達成的任何共識捲入了美國大選季的政治博弈之中。至少有一位談判代表私下暗示，有可能在不久之後，說「不」就會變得比說「是」更加容易。
「達成一個複雜貿易協定的過程就是這樣，最開始會有大量的不確定性，然後慢慢一點點地解決它們，直到剩下一兩個最困難的問題，」新西蘭貿易談判代表蒂姆·格羅澤(Tim Groser)，說。「現在，相對較小的問題已經解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還剩一兩個重大難題。」
從乳製品到食糖，從汽車到藥品，問題不只是一兩個。
越南還沒有準備好放棄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國有企業享有的所有優勢。澳大利亞就日本對待海洋哺乳動物方式所發起的法律訴訟，仍讓日本感到擔憂。而智利已經與TPP其他每個成員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就算TPP流產它也沒有太大損失。
「這套規則會涵蓋全球GDP的40%，全球貿易的33%，以及從汶萊到美國這12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要達成它」絕非易事，澳大利亞貿易和投資部長安德魯·羅布(Andrew Robb)說。
儘管如此，奧巴馬的顧問和貿易專家說，總統仍然致力於TPP，而美國的領導力有助於彌補很多分歧。
「這仍然是奧巴馬在亞洲和亞太地區政策的中心。這是他經濟政績的核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國際貿易專家傑弗里·J·肖特(Jeffrey J. Schott)稱。
墨西哥經濟部長德豐索·瓜哈爾多(Ildefonso Guajardo)對日本汽車業的態度特彆強硬，一些談判者說，TPP在毛伊島達成的任何希望幾乎都因他破滅了。
問題在於對「來自TPP成員國的汽車或卡車」的定義。墨西哥希望TPP規定，如果車輛約65%的零部件在TPP成員國生產，它們才有資格享受更低的關稅壁壘。這樣的規定對墨西哥卡車有利，因為它採用了美國和日本的零部件。而日本希望把「原產地規定」的門檻設置為更接近於50%，有利於它在中國和泰國零部件供應商。
「墨西哥是全球第七大汽車生產國，第四大出口國，」瓜哈爾多上周五晚說。「你可以指責我毫不退縮地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利益。」
新西蘭和加拿大則在乳製品問題上爭執不下。雖然小國新西蘭生產的乳製品只佔全球總產量的3%，但它卻是世界上最大的乳製品出口國。在10月的議會選舉前正四面楚歌的加拿大政府，基本上無意讓新西蘭的奶酪和雞蛋與本國的競爭。
新西蘭談判代表格羅澤指出，新西蘭是率先建議要用一個貿易協定來連接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他曾寫了第一份支持這個協定的簡報。
「在感情上，我真的不想退出協定。不，我們不會被排擠出這個協定，」他說。
加拿大不開放乳製品市場的立場激怒了很多國家，該國國際貿易部長埃德·法斯特(Ed Fast)不得不聲明自己的立場。「加拿大準備好了來毛伊島簽訂TPP協定。我們在談判桌上的態度是積極的、建設性的，」他說。
最大的問題可能是TPP成員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棘手分歧，特別是涉及到製藥公司研製的下一代藥品「生物製劑」的時候。《紐約時報》看到了知識產權章節的一個副本，該章節尚未完成，但顯示了美國的立場有多麼乏人支持。
其中一部分里，美國和日本希望表明，缺乏執法資源不是無法確保合規性的借口。這一立場遭到了新西蘭、越南、墨西哥、秘魯、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汶萊的反對。
在另一部分里，有11個國家提議表明，如果一家公司靠「濫用執法程序」贏得了官司，司法機關有權強制它賠償「遭受了不公正禁止或限制」的一方。只有美國反對這一條。
知識產權糾紛很多都涉及到對大型製藥公司的保護，這些公司希望把美國新藥品數據12年保護期的做法擴大到其他11個TPP國家。國會共和黨人，尤其是猶他州共和党參議員奧林·G·哈奇(Orrin G. Hatch)，要求白宮在這件事上不予讓步。哈奇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也是奧巴馬在國際貿易問題上的重要盟友。
但大多數其他國家——以及大多數國際衛生組織——都強烈反對這一立場。他們說，這將導致葯價居高不下，國庫流失，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新的生物製劑藥品。
「這是談判中最棘手的問題，」肖特說。
]]>《日本經濟新聞》指出，天津港以北京為中心，是包括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與河北省在內、總人口超過1億人的「大首都構想」的核心，2014年的貨物吞吐量僅次於浙江寧波、上海與新加坡，排名世界第4位。發生爆炸的天津濱海新區，4月才剛成立「自由貿易試驗區」，預備推進港口設施和工業園區建設，此次爆炸對其打擊甚大。
《路透社》報導，香港勝獅貨櫃公司董事長張松聲17日表示，該公司有部分倉庫遭到炸毀、1名員工下落不明，但旗下工廠並未受到影響，由於爆炸現場情勢混亂，目前仍無法估計實際損失，他們將暫時停止營運部分受到影響的物流工程。
美國強鹿公司（John Deere）16日表示，受天津大爆炸影響，造成當地公司建築門窗爆裂、至少一條自來水導管破裂、發動機設備損壞、多處天花板崩塌。該公司表示，受政府疏散措施影響，他們目前仍無法前往現場做進一步的評估。
《每日新聞》報導，豐田汽車表示，17至19日將停止營運天津市內2個工廠，且受周圍地區疏散勸告影響，20日後是否重新營運，目前仍未決議。該工廠為豐田在中國的主力生産基地之一，近期年產達44萬輛，此次停產3天，將減少約5500輛汽車的生產量，若長期停業，將使豐田汽車收益嚴重受損。
《BBC》報導，韓國現代集團表示，已有3950輛現代汽車、2175輛起亞汽車受到爆炸波及，初步損失可能達到1600億韓元（約合新台幣43億）。雷諾三星汽車也有約1500台汽車遭損毀，損失初步估計約218億韓元（約合新台幣5億）。但因目前還無法進入事故現場，實際的損失情況仍有待確認。
《彭博新聞社》報導，日本山九物流經營管理部門職員吉森弘幸13日表示：「天津港遭封閉，造成貨物無法通關，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造成影響。」日新物流公關沖田道利則表示，鄰近爆炸現場的倉庫有部分玻璃破損，但沒有人員損傷，對業務僅有少部分影響。
《中國經濟時報》報導，事故發生後，天津市金融局聯合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天津銀監局、天津證監局、天津保監局等4家金融監管部門印發緊急通知，要求各保險公司立即進行理賠因應工作。《路透社》報導，據分析師維恩（Arjan van Veen）初步評估，此次天津大爆炸，保險公司將賠償10億至15億美金（約合新台幣300億至45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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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做出的人民幣貶值決策，背後是有經濟理據的。正如戴維·貝克沃斯(David Beckworth)所說，這不只是要獲得競爭優勢。不管官方數據怎麼樣，中國的經濟走勢顯然是不妙的，需要進行貨幣刺激措施。但是貨幣政策自主性和固定匯率是不相容的；中國的資本控制留出了一些餘地，但仍然倍受資本外逃的困擾——中國希望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以求獲得儲備貨幣的地位。（這是個愚蠢的目標，但今天暫且不談。）
因此，從單純的經濟角度考慮，中國要實現自由浮動匯率，像日本那樣隨心所欲地利用貨幣政策，是合乎情理的。
但一定要理解其運行機制才行。日本在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時候會刺激資金轉向海外，致使日元下跌。只有在投資者認為日元被低估，希望購買日本證券以期日元上漲時，才會止住下跌。在這裡面，匯率過高是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然而中國既沒有讓人民幣匯率浮動，也沒有充分地貶值，讓投資者覺得未來一定會上漲。它只是稍稍有一些貶值。
查理·金德爾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管這叫「啃第一口櫻桃」。（誰會只吃一口櫻桃呢？）中國現在已經標明它的貨幣掛鈎不再牢固；但貶值又遠遠不能創造看漲的預期。這一來一去會讓投資者確信，這個貨幣的未來走勢是下跌的——也就是會加劇資本外逃（看起來已經開始了。）
接下來呢？中國可以直接讓人民幣匯率浮動；以中國經濟目前的狀況，肯定會出現大幅貶值。但這會嚴重加劇貿易對立，給外交政策帶來麻煩。也許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層打算走出這一步。他們只是走出了一小步，創造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效益，卻導致前景預期的不穩定。
]]>有關第一項改革「實踐世代正義」，蔡英文說，民進黨在2012年大選訴求就是「公平正義」，提出不動產交易實價課稅、社會住宅等主張，比國民黨更早看到台灣問題在哪。如今首先要解決的是青年就業創業的障礙，而她保證民進黨的會創造好的創新環境、推動社會住宅、建立平價優質長照及托育制度、重視政府財政紀律、推動年金改革。
關於改革政府效能，蔡英文則說，「我的政府會是史上最會溝通的政府」，她要求團隊做決定前，要和社會充分對話，她也願與在野黨分享資訊，破除黑箱；最後還必須檢討人事及組織制度。
對於國會改革方面，蔡英文主張透過修憲解決國會「票票不等值」的問題，包括選制改成聯立制、降低政黨門檻、適度增加不分區立委席次；此外，對於馬王政爭後的國會議長角色問題，蔡英文也主張議長應該以制度保障中立化。
有關轉型正義，蔡英文先前曾在原民政策發表會說，當選後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她16日表示，包括228、白色恐怖等統治者使用國家暴力的歷史，必須面對、絕不容竄改，也絕不會用黑箱把爭議的歷史和意識形態強加學生。未來的教育內容，必定是多元的、啟發的，而且會誠實面對歷史。她也承諾，未來進步力量取得國會多數，要一一導正政黨擁有龐大不當黨產的民主缺陷。
最後，「終結社會的對立」是蔡英文認為最重要也最困難的一件事，她說，未來就算民進黨在國會單獨過半，也不會「整碗捧去」，會結合所有支持改革的進步力量組成「進步大聯盟」，只有內部團結才能一致對外。因此，2016年不只要執政，民進黨更要成為帶領國家穩定前進的力量。
媒體詢問有關黨內評估立委席次過半及宋楚瑜參選的效應，蔡英文回應，在進步力量過半的目標下，民進黨也會與其他有共同目標的候選人一起努力；至於宋楚瑜的參選，民進黨會謹慎以對，各個選區的選情評估「到目前為止看起來影響應該是還好」。'
此外，蔡英文也特別在演說中盛讚高雄市長、競總主委陳菊，她細數，從謝長廷到陳菊，高雄的自來水、愛河、捷運、世運會、災後重建等政績，讓這個城市除了有人情味之外，還有光榮感。
]]>因為停電了40個小時，雲林地區有民眾不滿台電復電太慢，在工程人員進行搶修時，把兩名人員打傷，工程車砸壞，這兩名台電人忍痛把工作做完，才報警處理；嘉義的停電戶把發臭的魚和豬肉，丟進電力服務所表達不滿；台中營運處則有人闖進去砸毀辦公室洩憤；桃園大園服務所的搶修人員被民代強行押走，要求對特定地區優先復電；電話接線生災情最輕，頂多被罵到想自殺。
台灣社會正在失去了同理心和感恩心。
因為天災頻繁，我們的救援單位包括電力、電信、清潔、消防、自來水…，都已經發展出一套標準作業程序，確保災後能在最快時間恢復生活秩序。長久下來，救災的速度及品質，絕對超過許多先進國家。幾年前美國洛杉磯的一個高檔社區，有幾棵大樹被強風吹倒，停電了7天還供不上，對台灣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更別提珊蒂颶風癱瘓紐約，近一個月都還無法全面恢復秩序，這在台灣，總統都要下台了吧？
我們被寵壞了！而變形的民主，讓自私醜惡嘴臉更囂張跋扈。
在羞辱毆打復建人員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同一種身分的人─民代。雲林打傷人的是縣議員的前鄉代主席丈夫，打人的理由是他一直打電話打不通；把大園搶修人員攔截架走的也是民代；彰化還有鄉代表在臉書上炫耀，因為他「押」著台電人員搶修，自己的選區全來電了；另外還有民代恐嚇，如果幾點前不來電，就要包圍服務所，行徑何異於流氓？他們的劣行帶給其他民代極大壓力，別區的民代都這樣「能」，你怎麼就不行呢？一定要更狠、更凶，讓台電害怕，就會優先幫你服務，但是他們破壞了救援的次序，延遲了復建的時間。
可歎的是，這種民代，保證下次繼續當選！
復電慢，打工程人員；救火慢，打消防隊員；急診等太久，打醫護；我們的火氣好大，不給我特權，我就讓你嘗鐵拳，不讓我雞犬升天，就鬧得你雞犬不寧，所以守法的人是傻瓜，敢衝敢要才是王道；最應該依法行事的政府單位，不但憂饞畏譏，還要獻出專業尊嚴，就算遭到屈辱咒罵，也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力求討好逢迎，餵養特權以換得平安；於是壞人囂張得勢，好人靜默退縮；接下去就是占領官署、包圍警局，公權力瓦解，再也無法保障人民。
台灣那美麗的風景怎麼消失了呢？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理心，和「凡事謙卑、凡事感恩」的善良哪裡去了？那些我們始終堅守的是非與價值，那些我們扎根在心中的倫理與道德，什麼時候變成蔽屣了？當讓台灣之所以美麗的基石鬆動瓦解後，台灣還有什麼值得驕傲？
任何關心台灣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時間和機會都在快速消耗，一個什麼都不敢做的政府，一個什麼都可能做的在野黨，加上幾個愛怎麼做就怎麼做的媒體，共同打造了一個只有私利，不見公義的社會，再不改變，所有人都是輸家。
颱風會過，留下的預兆讓人難過。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北京方面也拒絕貶值，即便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齣口出現驟降。
但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顯著而持續的放緩，而人民幣因為與不斷飆升的美元存在不透明的掛鉤而持續受到升值壓力，中國領導人決定冒險一試。
“這表明政府對經濟狀況有多麽絕望，”中國事務分析人士、《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合著者侯偉(Fraser Howie)表示。“如果他們像中國央行所說的那樣，是在試圖讓匯率回歸與市場預期相符的水平，那麽他們已經慘敗，因為現在市場只是期待著進一步的貶值。”
在周二市場開盤前宣佈貶值時，中國人民銀行(PBoC)以相當大的篇幅堅稱，此舉屬於一次性校正，而且是朝著匯率市場化方向邁進的整體努力的一部分。
中國央行表示，它將在計算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時更多地參考市場因素，包括全球匯市的變動。中國央行每日上午設定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允許其在當日上升或下降2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行精心策劃了這一招，把壓低人民幣與轉向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決定匯率巧妙結合起來，化解外國對人民幣貶值的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中國部主任埃斯瓦•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
“中國此舉將在全球匯市產生反響，它傳遞的信號是，最後幾個堅守立場的大型經濟體之一可能再也沉不住氣了，轉而投入戰局，試圖把匯率政策當作應對增長疲弱的工具。”
幾乎所有分析師都認為，要重振中國不斷下降的出口，將需要比周二的“一次性校正”幅度大得多的貶值。
彭博(Bloomberg)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湯姆•奧爾利克(Tom Orlik)估計，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將提升出口增長1個百分點，而且有3個月的時間滯後。
但是，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數據，經通脹調整後的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在今年上半年走高3.6%，自2014年初以來上升10.3%。就在上月，許多高級官員和政府專家還堅稱，中國不會讓人民幣貶值。
3月下旬，中國總理李克強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不希望看到人民幣繼續貶值，因為我們不能靠貶值來刺激出口。
“我們不願意看見貨幣競相貶值的狀態出現，”李克強繼續說。“那會出現貨幣大戰，逼著人民幣貶值，我覺得這對世界金融體系不是個好結果。”
中國總理基本上排除貶值幾個月後，官方思路顯然發生了變化，其背景是中國經濟放緩程度遠遠大於高層預期。尤其是出口下降，7月中國出口同比下降8.3%。
持續一年的股市泡沫上月破裂，以及政府匆忙出手救市，使中國領導人更加不安，似乎也讓他們確信應該打破貶值的長期禁忌。
除了與其他國家爆發匯率戰爭的危險外，北京還必須警惕來自華盛頓的政治壓力，美方對於人民幣被低估的觀點一直是貿易摩擦的根源之一。
另一個問題是，貶值可能加劇資本流出，今年資本流出在10多年來首次成為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人民幣貶值幅度尚不足以提高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但足以讓人產生一種感覺，即北京可能已從根本上改變匯率政策，”BMI Research的國別風險和金融市場策略主管斯圖爾特•奧爾索普(Stuart Allsopp)表示。“現在的風險是，投資者對人民幣做出只會走低不會走高的單向押註，開始打賭人民幣進一步貶值，由此帶來人民幣更大幅度走低和更多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前景。”
]]>第2季欠佳的經濟成長與出口表現，引起國人普遍的關注與討論。由於GDP的需求面是由國內需求（包括民間消費、政府消費與投資）與國外淨需求（即出口減去進口，亦即淨出口）組成，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台灣高達7成，因此各界所提出振興台灣經濟成長的策略多著重於擴大出口。政策建議包括新台幣貶值、加強海外拓銷、速簽FTA，以及調整產業結構等，目的都在希冀以擴大出口帶動經濟成長。
這些策略方向與政策建議都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出口競爭力，但是例如加強海外拓銷等措施，在當前國際經濟客觀環境下，短期內恐怕多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有限效果。近幾年國際景氣不佳、需求疲弱、產能過剩、大陸成長率下滑與製造業競爭力大幅提升，以及台灣在洽簽FTA進度方面遠落於他國之後等因素，都對台灣的出口產生抑制作用。這些不利的環境因素，也將使出口拓銷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海外拓銷固然須持續努力，但國人恐難以對其成效抱持太大期待。
其次，洽簽FTA與調整產業結構等措施，的確是維護、提高出口競爭力的重要策略方向，政府與企業界務須往這方向加緊努力。但是，這類措施在執行上有相當難度，非有相當的決心與毅力，並經過較長期間的努力難收宏效，故對提振當前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景氣緩不濟急。
至於時為業界所期待的措施－新台幣貶值，它對提高出口競爭力確具速效；但是匯率除了影響進出口，還影響國內物價、國民福祉，以及廣大民眾的所得分配與消費權益分配等，故央行對匯率的升貶，不能不作全方位、衡平性的考量，不能只顧及出口與經濟景氣。
更重要的是，有一項事實時為國人所忽略，那就是國外淨需求（也就是淨出口或簡稱貿易出超）占台灣GDP之比重，自2004年的3.45％已逐漸上升至2013與2014年的9.10％與10.40％。台灣過去淨出口占GDP比重超過10％之期間，只有1984-87，其結局是導致1980年代下半葉的金錢遊戲與資產泡沫，並引發美國的強烈壓力，要求新台幣大幅升值，以致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1985年8月的40.434，快速大幅升值至1989年8月的25.681。
台灣的出超比例，若不計中東的原油輸出國，極可能已是全球最高者。而貿易出超占GDP比重超過4％，是外界所了解美國認定一國操縱匯率的門檻。中國大陸的出超比重在2005年越過5％，並逐漸攀升，最高在2007年達8.8％，自2003、04年起即開始引發歐美各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近幾年（2011年起）大陸的出超比重都已降至3％以下，最近方使外界包括IMF不再認為人民幣低估。台灣若持續以貶值帶動出超比重進一步攀升，以致引起國際之關注，進而要求新台幣大幅升值，那就得不償失了。國人須了解：我國的貿易出超即為貿易對手國的入超；我國的出超有助於提升國內的就業與經濟景氣，相對地外國的入超即不利於其就業與景氣；因此，以貶值促進出口，被視為「以鄰為壑」之作法，在國際上是很容易引發爭議與報復的。
在目前國際經濟不利於出口擴張的客觀環境下，振興國內經濟之策略，實宜由「擴出口」移轉至「振內需」。台灣的國內需求占GDP之比重高達9成，其中可操之在我，意即政府可影響的成分遠大於出口。政府可透由擴大政府採購與公共建設支出，直接帶動政府消費，以及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之上升；亦可藉著社會安全福利措施及移轉性支出，間接提高民間消費，並同時收到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作用。
當然，擴大政府支出的措施，必然得面臨如何避免浪費與效率不彰，以及財源何來兩大問題。前一問題可以靠中央與地方政府之主政者，對各項公共投資計劃之成本效益進行嚴謹的評估，以及民主政治運作下反對黨與輿論對執政者之有效監督、牽制，得到相當程度的紓解。至於財源問題，台灣目前租稅負擔率只在13％左右，為國際上最低者之一，故藉由某個程度的增稅以充裕政府支出之財源，空間是有的；問題只在於政府須有貫徹此一施政方向之決心與毅力，努力說服民眾，讓民眾接受以增稅作為增加某些政府必要支出之財源的整套收支調整方案。
當然，吾人亦了解，在目前國內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下，增稅的短期可能性應甚低；另一可行的籌措財源替代性方案是：向民間或銀行舉債。台灣目前政府的累積未償債務餘額占GDP比例在國際間也是偏低的，故還有相當的舉債空間。而台灣每年的超額儲蓄（即國內總儲蓄超過國內投資之餘額，也是民間儲蓄淨額超過政府財政赤字之數額），在金額與占GDP比例兩方面都甚高，意即民間有相當充裕的儲蓄及資金可供政府舉借，故不至有舉借外債之問題。政府向民間及銀行舉債，不僅可使政府增加支出、提振景氣之政策成真，同時可為民間的超額儲蓄與銀行的過剩資金提供適當的運用管道與去路。又政府若以發行公債之方式籌措財源，還有助於促進國內公債市場之發展。此一可收「一石三鳥」之效的籌財方案，值得政府積極考慮參採。
]]>從那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30%，中國央行也減少了對外匯市場的乾預。人民幣貿易結算逐漸增加，2014年中國20%的商品貿易以人民幣結算。
不過，中國股市最近的牛熊轉換循環使外國投資者再次懷疑，將投資組合中的一大部分配置為人民幣資產是否明智。
盡管多數投資者可以接受市場波動，但中國政府的粗暴反應——包括禁止大股東拋售股票，以及讓上千家上市公司停牌——提醒了投資者，在中國投資既有金融風險，又有政治風險。由於臨時的行政乾預而讓自己陷入不如意的投資之中，這種前景並不令人嚮往。
不過，長期趨勢仍然是，外國對人民幣用於貿易和投資的接受度逐步提升。
貿易結算還促進了人民幣在中國境外的積累。以香港為首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新加坡、倫敦及法蘭克福等金融區逐漸興起，使得多國政府及許多公司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
限制組合投資進出中國的資本管制也已經進入逐漸放鬆的趨勢，特別是借助去年11月“滬港通”的開通。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表示，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在考慮是否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儲備貨幣，但目前已經有超過60家央行投資了人民幣資產。
7月，中國央行向外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多邊金融機構，擴大了進入中國國內龐大債券市場的通道。這些機構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以及回購協議等貨幣市場工具時，不再需要特許證。然而，外國機構的整體參與仍然受制於配額。
隨著中國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如今中國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監管大大減少。中國企業在進行低於某一門檻——通常為1億美元——的對外並購、收購以及綠地投資時，不再需要獲得外匯監管機構的批準。
至於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經濟中很多領域對外資仍然存在限制、或者完全禁入，但是在允許外國投資的領域，審批流程已經比之前簡化許多。
此外，中國正利用上海自貿區來試驗對外資列出“負面清單”的做法。負面清單將明確列出對外資封閉的領域，而不是規定“鼓勵”、“限制”或“禁止”外資進入的特定領域。任何未出現在負面清單中的領域都被認為是不受限制的。
盡管取得了這些進展，但是人民幣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貨幣市場上的一個中流選手。從全球外匯交易額看，人民幣仍然落後於墨西哥比索和加拿大元。
人民幣利率和匯率雖然比以往更加自由化，但仍然受到政府控制。中國承諾在2015年底前實現利率自由化以及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但是，很明顯北京方面對這些術語的定義，仍然給政府乾預市場留有大量空間。
中國市場還缺乏讓投資者可以對沖風險或做空的衍生品。利率掉期市場相對有流動性，但是諸如貨幣掉期等更加復雜的衍生品的交易量仍然很低。股票衍生品仍然處於萌芽階段，期貨和期權僅針對整體指數，而非個股。
資本管制仍然嚴格限制著投資者進入中國境內債券市場的通道。外國央行如今享受的日益開放的投資通道，並未延伸至私人部門資產管理公司，後者只能通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或者與之類似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計劃，獲得進入中國境內市場的通道。即便一朝獲得QFII資格，每家資產管理公司仍受制於外匯監管機構設置的單獨的配額。至於個人投資者，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仍然完全屬於禁區。
對於股票市場來說，進入相對容易。利用滬港通投資於中國股市的外國投資者不需要許可證，但是很多股票仍然禁止他們買賣，而且配額限制著每日資金流以及整體投資。另外，中國股市最近的暴漲以及隨後的驟跌，令很多外國投資者對入市十分謹慎，即便監管允許進入。
全球主要指數提供商MSCI明晟，最近決定暫不將中國內地股市（即A股）納入其新興市場基準指數。盡管他們聲稱是因為技術上的擔憂，即通過滬港通購買的股票的所有權狀態，但很多觀察人士私下認為，投資者對A股如賭場的擔憂也促成了MSCI的決定。
將A股納入MSCI指數，將通過被動追蹤這些指數的基金引發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即使是在始於6月中旬的A股暴跌前，這種前景也讓很多MSCI的基金管理公司客戶感到緊張。
隨著中國謹慎而又堅定地推進金融改革，人民幣的重要性勢必會增加。但是，人民幣是否會取得與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地位相稱的重要性，仍然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問題。
]]>花敬群認為，2011年的《住宅法》訂定，是中央政府態度極度消極、怠惰的結果，因為「出租公宅是燙手山芋」，背後的思考邏輯是公宅需要經營、維護、管理，對政府來說非常麻煩、爭議也多，故乾脆讓中央政府的角色消失。花敬群還提到，新北市府推出便宜銷售的青年住宅、合宜住宅，也是逃避政府作為只租不售公宅主持人的應有角色。
花敬群表示，公共住宅除非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否則不應當由民間來做，因為利潤低，也容易產生勾結、圖利等弊端，以致出現當前地方政府不想做、民間又做不來的困境，「台灣的公宅模式並未找到出路」，花敬群這樣認為。
適逢總統大選，花敬群也認為，各總統候選人應該對中央政府在公宅的角色給予更明確的定位。短期內，中央應帶著地方政府尋找可複製的公宅成功模式，甚至協助財政狀況不佳的地方政府，如苗栗縣、雲林縣等，擔負更多中央母親的角色；長期而言，還是要修改《住宅法》，提升中央政府在公宅政策中的角色，同時推動租屋市場法制化、完善化，因為公宅與一般租屋市場，就是高房價社會中，解決市民居住問題的「雙引擎」。
對於中央政府應不應該介入？前市長郝龍斌時期的副市長、現任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的張金鶚表示，中央的力量進入是應該的，最主要能提供土地取得的協助，但他認為，也應該思考多方合作的可能性，多加入民間的力量。
張金鶚也認同台灣當前還沒有一個成熟的公宅模式供複製，但他認為，地方政府不應該只想著要蓋房子、衝住宅量，還是應該由地方政府主導，有全盤的規劃、整體的想法後，中央才可以加入談判。
中央公宅政策真空 台北孤軍奮戰
台北市長柯文哲及其團隊上任後，積極關注「台北居、大不易」問題，推出的8年5萬戶公共住宅政策，眾所矚目。藉著本月前往南韓光州世大運接旗，柯文哲特別率領市府公宅推手們，考察南韓26年的公宅政策經驗。當中令柯Ｐ感觸最深的，要算是台灣中央政府在公共住宅政策中的「真空化」，讓北市在推動公宅時「孤軍奮戰」。副市長林欽榮接受專訪時，呼籲總統候選人們，應當以中央政府的高度支持公宅政策、展現態度。
柯文哲市府團隊入住南韓首爾市牛眠社區的公宅，面對媒體，柯P特別有感而發，認為台灣的中央政府沒有把公宅當成重要的事在處理，往往只有地方政府單打獨鬥，林欽榮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強調「台北市是孤軍奮戰」。
林欽榮說，台灣在1975年制定公布的《國民住宅條例》，到了2011年由《住宅法》取代，法規的轉換合理化了一個在公共住宅上沒有責任的「中央政府」，但首都居住的需求不曾減少，土地價格提高，沒有國宅供給的結果，導致首都產生這麼大的居住困難，形同「法律削弱了弱勢與年輕人的居住權益」。
翻開《住宅法》解讀條文，當中的第2條，明確地將「社會住宅之規劃、興辦、獎勵及管理」納入地方政府的權責範圍；第6條定出了由地方政府蓋宅前，自行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第7條地方政府自籌住宅基金等。後續一系列與中央政府無關的法條，都讓中央政府在公共住宅政策上想當然爾的「真空化」。
林欽榮表示，缺少了中央的上位支持計劃，台北市政府就連要取得蓋宅的土地都要東買西借，但南韓地方政府在土地取得上，直接有法律的保障，去除土地取得的阻礙。此外，台北市沒有中央任何的基金補助，只能自己籌募住宅基金，致現在可動用的現金只有85億，對於要蓋上萬戶的公宅目標，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台灣就因為這樣一部法律，失去了以國家高度為住宅需求提供援助的可能。
台灣的現行做法，與南韓的做法相對照後，讓柯文哲對此趟南韓行頗為震撼，來看看韓國是怎麼做的。
南韓約有5000萬人口，有以國家高度關心公宅政策的作為。自1989年成立的南韓首爾市SH公社（Seoul Housing Public Corporation）擁有台幣2000多億的股份資本，內有700多名人力，設定長期要蓋200萬戶的公宅目標，由中央的土地與房屋LH（Land & Housing）部門（相當於內政部營建署）負責興建160萬戶，首爾市只負責1/5，也就是40萬戶的公宅量。
首爾市的公宅以年平均蓋1萬戶的速度增加，今日的首爾，已經有23萬戶，市長朴元淳為了持續達成這個目標，喊出4年內提供8萬戶的口號。相較台灣，就缺乏全國通令的公宅戶數大佈局。
此外，「財源」始終是推動公宅初期最令北市府感到困擾的，也是柯文哲最關心的，而這也是外界抱怨為何台北的公宅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因為「自償性」一直是勒住地方政府推動公宅的枷鎖。
南韓公宅的錢哪來呢？南韓擁有中央政府支撐的全國性公宅政策，因此，財源除了有入住者的租金收入、首爾市政府自行出資、民間銀行貸款、發行公債等，更有來自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輔助金、住宅基金支應，在資金調度上更靈活地支應公宅的巨額興建費，以及後續的管理維護等。反觀台灣，得全數自籌，缺少以國家格局調節公共財務的可能。
此外，由於南韓的公宅數量龐大，可以嘗試各種公宅管理的可能，包括出售、不出售；有不同族群居住社區型態：老年人、家族、青年、女性、大學生等，構成多元樣態的出租模式，並從中測試入住者的需求。這些都是台灣在推動公宅時缺乏的經驗。
林欽榮呼籲2016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重視國民居住問題，他表示，公宅這件事不只是台北的問題，是大台北、北部首都圈的北北基桃得共同面對的，必須要一起合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對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組成進行為期一年的評估，預計在今年11月至2016年初之間做出最終決定。現在被納入SDR“籃子”的貨幣來自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這四種貨幣是：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
如果IMF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那就相當於是全球最有分量的金融技術官員向各國央行保證，人民幣資產是安全的。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納入SDR將象徵著本國貨幣登上世界舞臺，和全球最富裕國家的貨幣躋身同一行列。國家領導人將會認為，這是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影響力上升以及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的正式認可。
摩根大通(JPMorgan)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將人民幣納入SDR可能被解讀為，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經濟重要性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上升。”
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實際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IMF在1969年創造了SDR，目的是應對在固定匯率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全球可用儲備資產匱乏的局面。但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不到十年就解體了，如今許多沒有被納入SDR的貨幣，比如瑞士法郎和澳元，也被普遍用作儲備貨幣。
澳新銀行(ANZ Bank)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表示：“盡管這似乎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人民幣納入SDR基本上不會為中國帶來切實和直接的經濟利益。SDR很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使用，任何國家都不會管理基於SDR的外匯儲備。”
但人民幣加入這一精英俱樂部將有現實意義。IMF所有成員國都至少持有一些SDR。因此，將人民幣納入SDR將意味著，這些國家將會突然開始持有人民幣，盡管是間接地持有。隨著跨過這個門檻，各國央行持有的人民幣數量可能迅速增加。
盡管還沒有正式開始申請加入SDR，但中國已經明確表示，希望IMF在其正在進行的五年一次的評估中納入人民幣。
將一種貨幣納入SDR有兩個主要標準：貨幣發行國必須是大型出口國，而且貨幣本身必須“可以自由使用”。
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中國經濟學家姚偉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完全符合第一個標準。更具爭議性的是，人民幣是否符合第二個標準。”姚偉認為人民幣被納入SDR的可能性在50%左右。
主要症結在於中國的資本管制措施，這極大地限制了外資出於投資目的買賣人民幣的能力。資本賬戶可兌換計劃的進展將是影響IMF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去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機制標志著中國向允許人民幣更自由跨境流動（這被稱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滬港通”仍有配額限制，從而使得外國投資僅占中國股市整體市值的一小部分。
更大的障礙是債券市場的準入問題，因為債券是央行儲備資產管理者青睞的資產。不過今年7月中國宣佈，外國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進入中國債券市場不再需要經過預先批準，從而向人民幣自由使用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共同基金和個人等非官方投資者依然需要取得配額和牌照。
瑞穗證券亞洲(Mizuho Securities Asia)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該聲明表明，中國人民銀行(PBoC)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決心沒有被股市波動嚇阻……央行仍將推動IMF在其下次評估期間將人民幣納入SDR。”
IMF從未就一國貨幣是否屬於“自由使用”出台明確標準，從而給予其執行委員會極大的靈活性。然而，IMF的非正式工作報告表明，在IMF看來，人民幣事實上是否廣泛應用於金融交易，至少與監管法規看上去允許或禁止的內容一樣重要。
“資本賬戶可兌換不是納入SDR的先決條件。例如，日元在1973年被納入SDR，但日本在1980年才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
就此而言，據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估計，已經有60家央行在外匯儲備中持有人民幣，這可能被視為判斷人民幣使用的廣泛程度的重要指標。但這些央行的人民幣儲備中有許多是離岸人民幣資產——這些離岸人民幣不受中國的監管——目前尚不清楚IMF對此怎麽看。
讓人民幣成為“自由使用”的貨幣依然存在許多障礙。個人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依然存在每年5萬美元的限制，反之亦然。中國計劃在今年啟動個人對外投資的試點項目，但仍會有配額的限制。
最終而言，分析師預計政治考量將是一個關鍵因素。如果IMF拒絕將人民幣納入SDR，就可能加深中國領導人對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20國集團(G20)等機構的不信任——中國已經認為西方在這些機構中不公平地占據著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美國可能認為，SDR是可以用來刺激中國加快金融改革的重要工具。IMF總裁克裡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人民幣納入SDR是“何時納入的問題、而非是否納入的問題”。這讓許多觀察家預計將會出現妥協局面——IMF將會正式宣佈打算將人民幣納入SDR，但前提是中國進一步解除管制。
]]>中國的目標，是令人民幣能夠在經過審查後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使用的貨幣單位。這一審查過程將於今年底得出結論。將人民幣納入SDR，從而加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的行列，可能會提高SDR對借款方和投資者的吸引力。不過，作為一種需“分解”成其組成貨幣，才能在金融市場中交易的人為貨幣，SDR從未受到投資者青睞。
與歐洲貨幣單位的發展類似，要想令SDR貨幣能夠在借貸和投資活動中得到更廣泛應用，它還需要成為一種依靠自身本領的貨幣。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歐洲貨幣單位就一直用於債券市場。而在上世紀90年代，在向歐元轉型的過程處於倒計時之際，對歐洲貨幣單位債券資產的配置才出現了加速。相比之下，SDR看起來卻不太可能出現類似變化。
如果SDR貨幣得到更廣泛地應用，債券市場中更有可能的受益者將是人民幣自身。從短期來說，對SDR和人民幣的積極評價，可能會促使官方渠道多買入價值1000億美元的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從更長時期來說，這一數字將會大得多，從而引發如何才能增加高品質人民幣資產的供應量、以滿足這種額外需求的問題。
與人為建立的SDR貨幣不同的是，人民幣對全世界的投資者正變得更加真實。將人民幣納入SDR的決定，將取決於IMF對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市場和官方交易中自由可用程度的評估。雖然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提高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可兌換性，但由於擔心過度自由化會傷害金融穩定性，中國當局仍在實施資本管制。為阻止6月份股市的暴跌，國有的中國證券金融公司(China Securities Finance Corporation)買入大量股票的行為，以及中國政府對股票拋售的限制，都可能被視為乾擾人民幣可用性的行為。
人民幣被批準納入SDR，對中國政府來說將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中國政府正努力將人民幣變為全球硬通貨，挑戰西方在全球貨幣治理中的統治地位。人民幣被納入SDR，會令中國政府的上述努力得到加強。更具體地說來，它或將引發全球機構資產向人民幣的大規模遷移。
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的急劇升值也是個重要因素，解釋了為何IMF如今會表示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了正確估值。過去12個月內，人民幣經通脹調整後的實際貿易加權匯率上升了13%。目前，人民幣已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儲備貨幣。根據IMF的估計，在各國央行持有的資產中，粗略估算大約有10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資產，約為加拿大元和澳元儲備資產總量的一半。而將人民幣納入SDR的決定，可能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促使各國央行再買入價值1000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目前，官方貨幣與金融機構論壇(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對全球官方部門的資產規模估計為30萬億美元，而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對全球每日外匯成交量的估計則為5.3萬億美元。與它們相比，1000億美元並不算個大數字。然而，人民幣這一屬性上的改變會成為一個里程碑，尤其是如果私人部門也隨即採取同樣舉措的話。
高盛(Goldman Sachs)表示，包括公共部門債券和私營部門債券在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總體規模估計為大約35.9萬億元人民幣，是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債市。今後幾年內，對於全球央行來說，可能會出現以人民幣計價的可投資資產短缺的現象。今後幾年，中國政府部門的借款方不太可能發行很多債券。因此，全球央行需求的一部分，可能將不得不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各主權政府等評級最高的機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來滿足。其中，英國政府去年帶頭發行了30億元人民幣的債券。
如果人民幣被納入SDR，預計今後幾年西方國家政府將發行更多此類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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