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季欠佳的經濟成長與出口表現，引起國人普遍的關注與討論。由於GDP的需求面是由國內需求（包括民間消費、政府消費與投資）與國外淨需求（即出口減去進口，亦即淨出口）組成，而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台灣高達7成，因此各界所提出振興台灣經濟成長的策略多著重於擴大出口。政策建議包括新台幣貶值、加強海外拓銷、速簽FTA，以及調整產業結構等，目的都在希冀以擴大出口帶動經濟成長。

這些策略方向與政策建議都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出口競爭力，但是例如加強海外拓銷等措施，在當前國際經濟客觀環境下，短期內恐怕多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有限效果。近幾年國際景氣不佳、需求疲弱、產能過剩、大陸成長率下滑與製造業競爭力大幅提升，以及台灣在洽簽FTA進度方面遠落於他國之後等因素，都對台灣的出口產生抑制作用。這些不利的環境因素，也將使出口拓銷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海外拓銷固然須持續努力，但國人恐難以對其成效抱持太大期待。

其次，洽簽FTA與調整產業結構等措施，的確是維護、提高出口競爭力的重要策略方向，政府與企業界務須往這方向加緊努力。但是，這類措施在執行上有相當難度，非有相當的決心與毅力，並經過較長期間的努力難收宏效，故對提振當前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景氣緩不濟急。

至於時為業界所期待的措施－新台幣貶值，它對提高出口競爭力確具速效；但是匯率除了影響進出口，還影響國內物價、國民福祉，以及廣大民眾的所得分配與消費權益分配等，故央行對匯率的升貶，不能不作全方位、衡平性的考量，不能只顧及出口與經濟景氣。

更重要的是，有一項事實時為國人所忽略，那就是國外淨需求（也就是淨出口或簡稱貿易出超）占台灣GDP之比重，自2004年的3.45％已逐漸上升至2013與2014年的9.10％與10.40％。台灣過去淨出口占GDP比重超過10％之期間，只有1984-87，其結局是導致1980年代下半葉的金錢遊戲與資產泡沫，並引發美國的強烈壓力，要求新台幣大幅升值，以致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1985年8月的40.434，快速大幅升值至1989年8月的25.681。

台灣的出超比例，若不計中東的原油輸出國，極可能已是全球最高者。而貿易出超占GDP比重超過4％，是外界所了解美國認定一國操縱匯率的門檻。中國大陸的出超比重在2005年越過5％，並逐漸攀升，最高在2007年達8.8％，自2003、04年起即開始引發歐美各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近幾年（2011年起）大陸的出超比重都已降至3％以下，最近方使外界包括IMF不再認為人民幣低估。台灣若持續以貶值帶動出超比重進一步攀升，以致引起國際之關注，進而要求新台幣大幅升值，那就得不償失了。國人須了解：我國的貿易出超即為貿易對手國的入超；我國的出超有助於提升國內的就業與經濟景氣，相對地外國的入超即不利於其就業與景氣；因此，以貶值促進出口，被視為「以鄰為壑」之作法，在國際上是很容易引發爭議與報復的。

在目前國際經濟不利於出口擴張的客觀環境下，振興國內經濟之策略，實宜由「擴出口」移轉至「振內需」。台灣的國內需求占GDP之比重高達9成，其中可操之在我，意即政府可影響的成分遠大於出口。政府可透由擴大政府採購與公共建設支出，直接帶動政府消費，以及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之上升；亦可藉著社會安全福利措施及移轉性支出，間接提高民間消費，並同時收到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作用。

當然，擴大政府支出的措施，必然得面臨如何避免浪費與效率不彰，以及財源何來兩大問題。前一問題可以靠中央與地方政府之主政者，對各項公共投資計劃之成本效益進行嚴謹的評估，以及民主政治運作下反對黨與輿論對執政者之有效監督、牽制，得到相當程度的紓解。至於財源問題，台灣目前租稅負擔率只在13％左右，為國際上最低者之一，故藉由某個程度的增稅以充裕政府支出之財源，空間是有的；問題只在於政府須有貫徹此一施政方向之決心與毅力，努力說服民眾，讓民眾接受以增稅作為增加某些政府必要支出之財源的整套收支調整方案。

當然，吾人亦了解，在目前國內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下，增稅的短期可能性應甚低；另一可行的籌措財源替代性方案是：向民間或銀行舉債。台灣目前政府的累積未償債務餘額占GDP比例在國際間也是偏低的，故還有相當的舉債空間。而台灣每年的超額儲蓄（即國內總儲蓄超過國內投資之餘額，也是民間儲蓄淨額超過政府財政赤字之數額），在金額與占GDP比例兩方面都甚高，意即民間有相當充裕的儲蓄及資金可供政府舉借，故不至有舉借外債之問題。政府向民間及銀行舉債，不僅可使政府增加支出、提振景氣之政策成真，同時可為民間的超額儲蓄與銀行的過剩資金提供適當的運用管道與去路。又政府若以發行公債之方式籌措財源，還有助於促進國內公債市場之發展。此一可收「一石三鳥」之效的籌財方案，值得政府積極考慮參採。

從那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30%，中國央行也減少了對外匯市場的乾預。人民幣貿易結算逐漸增加，2014年中國20%的商品貿易以人民幣結算。

不過，中國股市最近的牛熊轉換循環使外國投資者再次懷疑，將投資組合中的一大部分配置為人民幣資產是否明智。

盡管多數投資者可以接受市場波動，但中國政府的粗暴反應——包括禁止大股東拋售股票，以及讓上千家上市公司停牌——提醒了投資者，在中國投資既有金融風險，又有政治風險。由於臨時的行政乾預而讓自己陷入不如意的投資之中，這種前景並不令人嚮往。

不過，長期趨勢仍然是，外國對人民幣用於貿易和投資的接受度逐步提升。

貿易結算還促進了人民幣在中國境外的積累。以香港為首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新加坡、倫敦及法蘭克福等金融區逐漸興起，使得多國政府及許多公司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

限制組合投資進出中國的資本管制也已經進入逐漸放鬆的趨勢，特別是借助去年11月“滬港通”的開通。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表示，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還在考慮是否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儲備貨幣，但目前已經有超過60家央行投資了人民幣資產。

7月，中國央行向外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多邊金融機構，擴大了進入中國國內龐大債券市場的通道。這些機構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以及回購協議等貨幣市場工具時，不再需要特許證。然而，外國機構的整體參與仍然受制於配額。

隨著中國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如今中國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監管大大減少。中國企業在進行低於某一門檻——通常為1億美元——的對外並購、收購以及綠地投資時，不再需要獲得外匯監管機構的批準。

至於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經濟中很多領域對外資仍然存在限制、或者完全禁入，但是在允許外國投資的領域，審批流程已經比之前簡化許多。

此外，中國正利用上海自貿區來試驗對外資列出“負面清單”的做法。負面清單將明確列出對外資封閉的領域，而不是規定“鼓勵”、“限制”或“禁止”外資進入的特定領域。任何未出現在負面清單中的領域都被認為是不受限制的。

盡管取得了這些進展，但是人民幣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貨幣市場上的一個中流選手。從全球外匯交易額看，人民幣仍然落後於墨西哥比索和加拿大元。

人民幣利率和匯率雖然比以往更加自由化，但仍然受到政府控制。中國承諾在2015年底前實現利率自由化以及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但是，很明顯北京方面對這些術語的定義，仍然給政府乾預市場留有大量空間。

中國市場還缺乏讓投資者可以對沖風險或做空的衍生品。利率掉期市場相對有流動性，但是諸如貨幣掉期等更加復雜的衍生品的交易量仍然很低。股票衍生品仍然處於萌芽階段，期貨和期權僅針對整體指數，而非個股。

資本管制仍然嚴格限制著投資者進入中國境內債券市場的通道。外國央行如今享受的日益開放的投資通道，並未延伸至私人部門資產管理公司，後者只能通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或者與之類似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計劃，獲得進入中國境內市場的通道。即便一朝獲得QFII資格，每家資產管理公司仍受制於外匯監管機構設置的單獨的配額。至於個人投資者，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仍然完全屬於禁區。

對於股票市場來說，進入相對容易。利用滬港通投資於中國股市的外國投資者不需要許可證，但是很多股票仍然禁止他們買賣，而且配額限制著每日資金流以及整體投資。另外，中國股市最近的暴漲以及隨後的驟跌，令很多外國投資者對入市十分謹慎，即便監管允許進入。

全球主要指數提供商MSCI明晟，最近決定暫不將中國內地股市（即A股）納入其新興市場基準指數。盡管他們聲稱是因為技術上的擔憂，即通過滬港通購買的股票的所有權狀態，但很多觀察人士私下認為，投資者對A股如賭場的擔憂也促成了MSCI的決定。

將A股納入MSCI指數，將通過被動追蹤這些指數的基金引發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即使是在始於6月中旬的A股暴跌前，這種前景也讓很多MSCI的基金管理公司客戶感到緊張。

隨著中國謹慎而又堅定地推進金融改革，人民幣的重要性勢必會增加。但是，人民幣是否會取得與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地位相稱的重要性，仍然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問題。

花敬群認為，2011年的《住宅法》訂定，是中央政府態度極度消極、怠惰的結果，因為「出租公宅是燙手山芋」，背後的思考邏輯是公宅需要經營、維護、管理，對政府來說非常麻煩、爭議也多，故乾脆讓中央政府的角色消失。花敬群還提到，新北市府推出便宜銷售的青年住宅、合宜住宅，也是逃避政府作為只租不售公宅主持人的應有角色。

花敬群表示，公共住宅除非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否則不應當由民間來做，因為利潤低，也容易產生勾結、圖利等弊端，以致出現當前地方政府不想做、民間又做不來的困境，「台灣的公宅模式並未找到出路」，花敬群這樣認為。

適逢總統大選，花敬群也認為，各總統候選人應該對中央政府在公宅的角色給予更明確的定位。短期內，中央應帶著地方政府尋找可複製的公宅成功模式，甚至協助財政狀況不佳的地方政府，如苗栗縣、雲林縣等，擔負更多中央母親的角色；長期而言，還是要修改《住宅法》，提升中央政府在公宅政策中的角色，同時推動租屋市場法制化、完善化，因為公宅與一般租屋市場，就是高房價社會中，解決市民居住問題的「雙引擎」。

對於中央政府應不應該介入？前市長郝龍斌時期的副市長、現任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的張金鶚表示，中央的力量進入是應該的，最主要能提供土地取得的協助，但他認為，也應該思考多方合作的可能性，多加入民間的力量。

張金鶚也認同台灣當前還沒有一個成熟的公宅模式供複製，但他認為，地方政府不應該只想著要蓋房子、衝住宅量，還是應該由地方政府主導，有全盤的規劃、整體的想法後，中央才可以加入談判。

中央公宅政策真空 台北孤軍奮戰

台北市長柯文哲及其團隊上任後，積極關注「台北居、大不易」問題，推出的8年5萬戶公共住宅政策，眾所矚目。藉著本月前往南韓光州世大運接旗，柯文哲特別率領市府公宅推手們，考察南韓26年的公宅政策經驗。當中令柯Ｐ感觸最深的，要算是台灣中央政府在公共住宅政策中的「真空化」，讓北市在推動公宅時「孤軍奮戰」。副市長林欽榮接受專訪時，呼籲總統候選人們，應當以中央政府的高度支持公宅政策、展現態度。

柯文哲市府團隊入住南韓首爾市牛眠社區的公宅，面對媒體，柯P特別有感而發，認為台灣的中央政府沒有把公宅當成重要的事在處理，往往只有地方政府單打獨鬥，林欽榮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強調「台北市是孤軍奮戰」。

林欽榮說，台灣在1975年制定公布的《國民住宅條例》，到了2011年由《住宅法》取代，法規的轉換合理化了一個在公共住宅上沒有責任的「中央政府」，但首都居住的需求不曾減少，土地價格提高，沒有國宅供給的結果，導致首都產生這麼大的居住困難，形同「法律削弱了弱勢與年輕人的居住權益」。

翻開《住宅法》解讀條文，當中的第2條，明確地將「社會住宅之規劃、興辦、獎勵及管理」納入地方政府的權責範圍；第6條定出了由地方政府蓋宅前，自行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第7條地方政府自籌住宅基金等。後續一系列與中央政府無關的法條，都讓中央政府在公共住宅政策上想當然爾的「真空化」。

林欽榮表示，缺少了中央的上位支持計劃，台北市政府就連要取得蓋宅的土地都要東買西借，但南韓地方政府在土地取得上，直接有法律的保障，去除土地取得的阻礙。此外，台北市沒有中央任何的基金補助，只能自己籌募住宅基金，致現在可動用的現金只有85億，對於要蓋上萬戶的公宅目標，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台灣就因為這樣一部法律，失去了以國家高度為住宅需求提供援助的可能。

台灣的現行做法，與南韓的做法相對照後，讓柯文哲對此趟南韓行頗為震撼，來看看韓國是怎麼做的。

南韓約有5000萬人口，有以國家高度關心公宅政策的作為。自1989年成立的南韓首爾市SH公社（Seoul Housing Public Corporation）擁有台幣2000多億的股份資本，內有700多名人力，設定長期要蓋200萬戶的公宅目標，由中央的土地與房屋LH（Land & Housing）部門（相當於內政部營建署）負責興建160萬戶，首爾市只負責1/5，也就是40萬戶的公宅量。

首爾市的公宅以年平均蓋1萬戶的速度增加，今日的首爾，已經有23萬戶，市長朴元淳為了持續達成這個目標，喊出4年內提供8萬戶的口號。相較台灣，就缺乏全國通令的公宅戶數大佈局。

此外，「財源」始終是推動公宅初期最令北市府感到困擾的，也是柯文哲最關心的，而這也是外界抱怨為何台北的公宅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因為「自償性」一直是勒住地方政府推動公宅的枷鎖。

南韓公宅的錢哪來呢？南韓擁有中央政府支撐的全國性公宅政策，因此，財源除了有入住者的租金收入、首爾市政府自行出資、民間銀行貸款、發行公債等，更有來自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輔助金、住宅基金支應，在資金調度上更靈活地支應公宅的巨額興建費，以及後續的管理維護等。反觀台灣，得全數自籌，缺少以國家格局調節公共財務的可能。

此外，由於南韓的公宅數量龐大，可以嘗試各種公宅管理的可能，包括出售、不出售；有不同族群居住社區型態：老年人、家族、青年、女性、大學生等，構成多元樣態的出租模式，並從中測試入住者的需求。這些都是台灣在推動公宅時缺乏的經驗。

林欽榮呼籲2016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重視國民居住問題，他表示，公宅這件事不只是台北的問題，是大台北、北部首都圈的北北基桃得共同面對的，必須要一起合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對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組成進行為期一年的評估，預計在今年11月至2016年初之間做出最終決定。現在被納入SDR“籃子”的貨幣來自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這四種貨幣是：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

如果IMF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那就相當於是全球最有分量的金融技術官員向各國央行保證，人民幣資產是安全的。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納入SDR將象徵著本國貨幣登上世界舞臺，和全球最富裕國家的貨幣躋身同一行列。國家領導人將會認為，這是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影響力上升以及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的正式認可。

摩根大通(JPMorgan)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表示：“將人民幣納入SDR可能被解讀為，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經濟重要性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上升。”

將人民幣納入SDR的實際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IMF在1969年創造了SDR，目的是應對在固定匯率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全球可用儲備資產匱乏的局面。但佈雷頓森林體系之後不到十年就解體了，如今許多沒有被納入SDR的貨幣，比如瑞士法郎和澳元，也被普遍用作儲備貨幣。

澳新銀行(ANZ Bank)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表示：“盡管這似乎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人民幣納入SDR基本上不會為中國帶來切實和直接的經濟利益。SDR很少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使用，任何國家都不會管理基於SDR的外匯儲備。”

但人民幣加入這一精英俱樂部將有現實意義。IMF所有成員國都至少持有一些SDR。因此，將人民幣納入SDR將意味著，這些國家將會突然開始持有人民幣，盡管是間接地持有。隨著跨過這個門檻，各國央行持有的人民幣數量可能迅速增加。

盡管還沒有正式開始申請加入SDR，但中國已經明確表示，希望IMF在其正在進行的五年一次的評估中納入人民幣。

將一種貨幣納入SDR有兩個主要標準：貨幣發行國必須是大型出口國，而且貨幣本身必須“可以自由使用”。

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中國經濟學家姚偉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完全符合第一個標準。更具爭議性的是，人民幣是否符合第二個標準。”姚偉認為人民幣被納入SDR的可能性在50%左右。

主要症結在於中國的資本管制措施，這極大地限制了外資出於投資目的買賣人民幣的能力。資本賬戶可兌換計劃的進展將是影響IMF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去年11月推出的“滬港通”機制標志著中國向允許人民幣更自由跨境流動（這被稱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滬港通”仍有配額限制，從而使得外國投資僅占中國股市整體市值的一小部分。

更大的障礙是債券市場的準入問題，因為債券是央行儲備資產管理者青睞的資產。不過今年7月中國宣佈，外國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進入中國債券市場不再需要經過預先批準，從而向人民幣自由使用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共同基金和個人等非官方投資者依然需要取得配額和牌照。

瑞穗證券亞洲(Mizuho Securities Asia)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該聲明表明，中國人民銀行(PBoC)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決心沒有被股市波動嚇阻……央行仍將推動IMF在其下次評估期間將人民幣納入SDR。”

IMF從未就一國貨幣是否屬於“自由使用”出台明確標準，從而給予其執行委員會極大的靈活性。然而，IMF的非正式工作報告表明，在IMF看來，人民幣事實上是否廣泛應用於金融交易，至少與監管法規看上去允許或禁止的內容一樣重要。

“資本賬戶可兌換不是納入SDR的先決條件。例如，日元在1973年被納入SDR，但日本在1980年才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

就此而言，據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估計，已經有60家央行在外匯儲備中持有人民幣，這可能被視為判斷人民幣使用的廣泛程度的重要指標。但這些央行的人民幣儲備中有許多是離岸人民幣資產——這些離岸人民幣不受中國的監管——目前尚不清楚IMF對此怎麽看。

讓人民幣成為“自由使用”的貨幣依然存在許多障礙。個人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依然存在每年5萬美元的限制，反之亦然。中國計劃在今年啟動個人對外投資的試點項目，但仍會有配額的限制。

最終而言，分析師預計政治考量將是一個關鍵因素。如果IMF拒絕將人民幣納入SDR，就可能加深中國領導人對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20國集團(G20)等機構的不信任——中國已經認為西方在這些機構中不公平地占據著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美國可能認為，SDR是可以用來刺激中國加快金融改革的重要工具。IMF總裁克裡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人民幣納入SDR是“何時納入的問題、而非是否納入的問題”。這讓許多觀察家預計將會出現妥協局面——IMF將會正式宣佈打算將人民幣納入SDR，但前提是中國進一步解除管制。

中國的目標，是令人民幣能夠在經過審查後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使用的貨幣單位。這一審查過程將於今年底得出結論。將人民幣納入SDR，從而加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的行列，可能會提高SDR對借款方和投資者的吸引力。不過，作為一種需“分解”成其組成貨幣，才能在金融市場中交易的人為貨幣，SDR從未受到投資者青睞。

與歐洲貨幣單位的發展類似，要想令SDR貨幣能夠在借貸和投資活動中得到更廣泛應用，它還需要成為一種依靠自身本領的貨幣。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歐洲貨幣單位就一直用於債券市場。而在上世紀90年代，在向歐元轉型的過程處於倒計時之際，對歐洲貨幣單位債券資產的配置才出現了加速。相比之下，SDR看起來卻不太可能出現類似變化。

如果SDR貨幣得到更廣泛地應用，債券市場中更有可能的受益者將是人民幣自身。從短期來說，對SDR和人民幣的積極評價，可能會促使官方渠道多買入價值1000億美元的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從更長時期來說，這一數字將會大得多，從而引發如何才能增加高品質人民幣資產的供應量、以滿足這種額外需求的問題。

與人為建立的SDR貨幣不同的是，人民幣對全世界的投資者正變得更加真實。將人民幣納入SDR的決定，將取決於IMF對人民幣在全球金融市場和官方交易中自由可用程度的評估。雖然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提高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可兌換性，但由於擔心過度自由化會傷害金融穩定性，中國當局仍在實施資本管制。為阻止6月份股市的暴跌，國有的中國證券金融公司(China Securities Finance Corporation)買入大量股票的行為，以及中國政府對股票拋售的限制，都可能被視為乾擾人民幣可用性的行為。

人民幣被批準納入SDR，對中國政府來說將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中國政府正努力將人民幣變為全球硬通貨，挑戰西方在全球貨幣治理中的統治地位。人民幣被納入SDR，會令中國政府的上述努力得到加強。更具體地說來，它或將引發全球機構資產向人民幣的大規模遷移。

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的急劇升值也是個重要因素，解釋了為何IMF如今會表示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了正確估值。過去12個月內，人民幣經通脹調整後的實際貿易加權匯率上升了13%。目前，人民幣已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儲備貨幣。根據IMF的估計，在各國央行持有的資產中，粗略估算大約有1000億美元的人民幣儲備資產，約為加拿大元和澳元儲備資產總量的一半。而將人民幣納入SDR的決定，可能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促使各國央行再買入價值1000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目前，官方貨幣與金融機構論壇(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對全球官方部門的資產規模估計為30萬億美元，而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對全球每日外匯成交量的估計則為5.3萬億美元。與它們相比，1000億美元並不算個大數字。然而，人民幣這一屬性上的改變會成為一個里程碑，尤其是如果私人部門也隨即採取同樣舉措的話。

高盛(Goldman Sachs)表示，包括公共部門債券和私營部門債券在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總體規模估計為大約35.9萬億元人民幣，是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債市。今後幾年內，對於全球央行來說，可能會出現以人民幣計價的可投資資產短缺的現象。今後幾年，中國政府部門的借款方不太可能發行很多債券。因此，全球央行需求的一部分，可能將不得不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各主權政府等評級最高的機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來滿足。其中，英國政府去年帶頭發行了30億元人民幣的債券。

如果人民幣被納入SDR，預計今後幾年西方國家政府將發行更多此類債券。

這個問題不斷惡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全球經濟衰退後，貿易在2010年出現相當不錯的反彈，但此後就一直令人失望，在2012年和2013年都僅增長了3%，現在似乎連這樣的增長水平都達不到了。

普遍看法是，我們無需憂慮這種疲弱的狀態，因為這主要是結構性問題。根據這種說法，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促使經濟增長“貿易密集度”較高的多種特殊力量正迎來自然終結。

在那二十年，貿易壁壘和全球運輸成本出現歷史性下降，同時新興市場經濟體戲劇性地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特別是中國。這一切進而在國際間推動了更深層次的勞動分工，使單一生產鏈的不同環節散佈於世界的不同角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的一項研究計算出，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長1%，全球貿易就會增長2.5%，比以往多得多，但這樣的情況不再出現了。顯然，全球增長的貿易密集度不會永遠增長下去。實際上，服務貿易量依然在上升。但在製造業，新興市場成本上升和自給自足程度提高，以及世界各地生產方式的變化，已導致不少復雜的全球價值鏈不復存在。自2013年以來，每1%的全球增長只能產生0.7%的貿易增長。

中國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出口的產品多達60%的價值來自於進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如今這一比例已經降至約35%。在美國，自2000年以來，製造業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一直沒有上升。而在之前十年，這一比重幾乎翻了一倍。

對一些人而言，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根本無需擔憂。但是，結構性力量可以解釋貿易為什麽增長得更慢，卻解釋不了貿易為什麽幾乎不增長。

實際上，對於貿易數據疲軟，還有三個短期解釋應該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註意。

第一，全球投資需求持續不足。新興市場經濟體曾在數年時間里頂住這一趨勢，但如今這些國家的資本支出也放緩了。因為資本產品的貿易密集度較高，這就壓低了貿易增長。這關系重大，因為這不僅抑制當前的增長，還會進一步減緩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抑制未來增長。

貿易數據發出的另一個警報是：今年以來美國和歐洲出現的國內需求復蘇，並沒有在其他地區出現。拉美在3月底至7月初似乎出現了萎縮，同時據摩根大通(JPMorgan)估計，除中國以外，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僅增長1.4%。中國表現更好，但遠不及過去的水平。這種疲弱令人擔憂，因為這類國家中許多政府放寬政策的空間比過去更小，同時它們還正在應對疲弱的大宗商品價格和美元走強。

最近北京宣佈多項新舉措，通過加強出口來重振需求——其中包括採用略微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考慮到中國政府正努力推動人民幣成為一種儲備貨幣，且中國企業借入了許多美元，我認為中國當局應該不會策劃讓人民幣大幅貶值。但壓力顯然是擺在那裡的。

這就凸顯了最後一個教訓：在當今的全球經濟中，政府不應僅靠貨幣貶值來推動本國經濟再膨脹。自2012年執政以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為促進日本經濟做了很多工作，但安倍經濟學沒有做到的一點就是增加出口。很多歐洲政策制定者認為，歐元走軟推動了歐元區復蘇。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2015年頭3個月，凈貿易對歐元區增長的貢獻為負，而在2015年餘下時間里，貿易對增長的貢獻也很可能只能勉強達到正數。

盡管各方對歐元念念不忘，但今年以來歐洲復蘇最鼓舞人心的一個方面是國內需求強勁。但是歐元區私人部門資本投資依然表現平平，而且自2010年以來一直比美國更加疲軟。

如果大西洋兩岸的消費與投資都上升，我們應該能開始看到全球貿易的回暖。但政策制定者不應自欺欺人地認為，貿易能像過去那樣讓他們從國內經濟的陣痛中解脫出來。

官方公布第2季成長率時，尚未重新調整全年的預測值，如果依照原先合計第3、4季的成長率不變計算，全年經濟成長率掉到2.67%，顯然「保3」之夢已碎。而依照趨勢看，目前尚未看到出口力道反轉向上，因此原先預估的3、4季成長率仍要下修，這一下調，全年經濟成長大概就會掉到2%左右─也就是說，下半年要作的是「保2」大作戰了。

這波經濟下滑急凍，似乎來得又急又快，但事實上也不意外。年初官方仍樂觀得出3.78%的成長率數字，甚至期待台灣今年可望成為四小龍之首時，國際大環境已出現問題。一個是歐洲的希臘問題在年初就已再起波濤，再來是中國經濟在去年第4季就看得出下滑態勢，各方都認定今年表現較去年差；中國市場占台灣出口近4成，影響當然大；最後則是美國經濟在首季的表現出乎意料的差。在國際大環境風險、變化多又往負面行走時，台灣經濟確實沒有樂觀的理由與條件。

不過，再往後看，更多長期與結構的問題、風險在等著我們。在產業方面，產業競爭力下滑看不到解決，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宏達電的智慧手機，3月發表旗艦機M9，短短3-4個月，就被國外電信商打為1元手機、甚至下架；而台商在中國的敗退撤離，及紅色供應鏈逐漸崛起，都會減少台灣的出口，目前尚看不到改善跡象，下半年─甚至明年的出口動能很難有好表現。

再來是因為經貿邊緣化效應，除了影響出口外，也會拉低民間投資。邊緣化效應是逐漸發酵，未必非常顯著；但看看某些民間企業集團，把原本居多數的國內投資，調整為海外投資占比居多數，大概就可看到其具體而微的發酵。而短期內，我們能看到的就是別人的FTA、區域組織逐漸成形、上路，而台灣則一籌莫展，不論是貨貿、TPP、RCEP都看不到任何進度。

最後則是房地產延續去年下半年走滑趨勢不變，今年已有建商開始跳票、台北市房價下跌6.6%等現象出現。明年元旦房地合一稅正式實施，接著是1月總統大選，政黨輪替機率大，整體來看，房地產是走在下滑道上。

如果沒有特殊、意外的利多因素出現，今年的谷底尚未到，谷底之後也不會是V型反轉，因此第3、4季的數字不會好看，全年成長率恐怕「保2」都很拚。而真正更該憂心者，不是今年的「保1或2」問題，而是對台灣投資、出口不利的長期結構問題是否解決。

不過，國發會首度提出研議成立主權基金，這是突破性的新政策，有機會為政府開拓更多財源，以帶動投資。過去，行政院及立法院對是否應成立主權基金曾討論過很久，但始終未形成共識。這次是政府首度明確在政策內寫下要「研議成立」，顯示政府終於開始誠實面對財政困窘問題，因而出現新思維、新決斷。依據目前政治文化，「研議」之路可能非常艱困，我們基於國家長期利益，願意提出若干建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活化國家資產運用以配合國家政策任務考量下，近幾十年來不管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主權基金的設立已蔚為風潮，如北歐的挪威、芬蘭；東南亞的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越南，而2011年後成立的例如，義大利、俄羅斯、外蒙古、甘納、墨西哥。美國有好幾個州也有成立類似的機構。

根據統計，主權基金總資產在2014年上半年約為22兆美元，約占全球總管理資產的10%。而在實際運作與管理上，目前全球的主權基金已在國際貨幣基金下，設立一個自治管理機構，有超過30個國家參與。為了讓主權基金的設立具有可靠度，同時也讓其管理更加透明，2008年這個自治管理機構更制訂「聖地牙哥原則」加以規範。顯見主權基金的設置與管理，已非單純從單一國家思維出發，而是具有國際互助及合作考量，並力求適度的公開透明。

面對國際浪潮，同時也基於帶動國家經濟成長的思考，成立主權基金絕對有其必要。特別是台灣正處於經濟停滯、產業無法升級轉型的困局，如何整合政府資源，妥善管理與運用，是政府首要面對的。若能藉由主權基金的設立，突破此一困局，將幫助台灣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

主權基金的報酬率往往帶給國家很好的收益，可以解決財政的窘境。以新加坡的淡馬錫基金為例，過去10年的平均報酬率是13%。世界最大的挪威主權基金達8900億美元，去年報酬率高達7.6%。如果我國能籌組4000億美元的基金，報酬率10%，一年將產生400億美元，用匯率30：1換算，將有1兆2000億新台幣。我國去年歲出近兩兆，赤字兩千多億新台幣。有此收入，是大旱之逢甘霖。對於當前政府受限於財源，推動政策綁手綁腳的窘境，主權基金是有效的解決方案。

檢討目前四大基金分散委託國內外專業機構操盤，獨立作戰，沒有整合的策略，委託金額頂多近百億台幣，績效有限。尤其對內委託投資國內證券時，面對台灣淺碟的投資市場，往往最後變成自己打自己，或者是保守的維持固定績效。反之若能整合資源，選擇一流的國際專業團隊操作，走出去可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績效，化解內耗的情況。

如何組具國際觀的一流團隊來運作主權基金，其實不是難事，台灣人才濟濟，有許多投資專家在國際一流的企業工作，政府應該要想辦法網羅這些人材，組成專責的經營與投資團隊，負責主權基金運作，同時結合政府戰略布局，為台灣轉型升級鋪路。

主權基金除了證券金融投資，也可作產業投資進行併購。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發展都以中小企業為主，靈活反應迅速的特質，創造無數跌破專家眼鏡的奇蹟。但面對國際化、全球化的浪潮，除非能掌握關鍵技術，否則台灣的中小企業很難在國際市場中搶占重要地位。未來企業要轉型升級，併購將是關鍵之一。與此類似，目前許多台商面臨接班的問題，台商二代寧可創業不願接班傳統產業，讓台商企業的承傳面臨極大挑戰。若政府透過主權基金打造併購平台，主動讓合適的企業結合，一方面解決台商承傳的窘境，另一方面也能輔佐有企圖心的企業，協助台商轉型升級，進而打造台商自主供應鏈、擴大經營規模，轉型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才有機會打全球盃。

新興亞洲國家成長快速，且極具成長潛力，而這些國家的企業價格相對便宜，正是台灣產業併購布局的好時間，一旦等到他們成長起來，或是被大陸捷足先登，台灣就沒機會了。面對挑戰，台灣要再創繁榮，主權基金是不可多得的方式，請政府展現決心，央行也應該有新思維，不要再蹉跎了！

行政院長毛治國上周三召集財經部會首長討論振興經濟方案，央行總裁彭淮南在會中建議，經濟不好時，政府應增加公共建設投資金額、刺激經濟成長。

毛揆採納彭淮南建議，昨拍板「擴張型財政政策」，將優先把預算用於「有助改善投資環境」的公共建設，例如廢水處理、太陽光電等綠能產業。主計總處將進一步精算可能「加碼」的預算額度，官員指出「上看百億元，應該不會只有幾十億」。

此外，行政院也將擴編科技預算，全力支援推動生產力四．○、大數據、雲端等計畫，擴大投資力道。

經濟部依「產業升級」、「出口拓展」和「投資促進」三大方向提出因應方案，並且盤點重大經建計畫衍生投資商機，可望十年吸引一點五兆元投資商機；至於產業升級，希望半導體、面板等五大主力產業由零組件供應轉型為系統產品製造，從「價格競賽」轉為「價值創造」。

財政部長張盛和先前主張，可先整合郵匯儲金、勞保基金、勞退基金、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四大基金」成立單一平台，共同投資。行政院昨指示勞動部研議設立「退休及保險基金」整合運用平台，提升基金營運效率及投資績效。

政院也在強化措施中記載，「將研議成立主權基金」，研析組織法制、資金籌措、人事制度、薪資結構。

拓展出口部分，政院打出「台商牌、新興商機牌」，宣示將協助台商在印度、印尼等國建立「台商專區」，以我國生產、研發技術優勢，結合當地通路、品牌業者，拓展內需商機。此外，將重新布局歐美市場，增列美國、德國、伊朗為「加強開拓重點市場」，爭取歐美景氣復甦、伊朗市場開放的商機。

語畢，《BBC》的記者麥肯齊（Kirsty MacKenzie）揶揄地說：「球是打出去沒錯，但是落地安打還是接殺還不得而知。」

「你算老幾？」

1944年布列敦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後，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成立，透過借貸穩定世界金融體系，歷經冷戰結束至今。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時，IMF積極介入東南亞貨幣市場，用銀彈穩定情勢，2010年的歐債危機中，IMF同時資助了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

然而，IMF的債務國都必須為貸款進行財政改革，包括稅制和退休金制，更要保證國家減少貪腐。也正因這些限制，使得債務國在還款時飽受壓力，更可能因為無力償還導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

2015年，隨著希臘債務問題越演越烈，IMF的權威光環不再，面對民意拒絕改革，債權國紛紛放膽反問：「你算老幾？」

「西方勢力」的同義詞

IMF在成立後的慣例，由歐洲人出任總裁，包括現任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內，造成至今11任總裁中已有5名是法國人，世界銀行的慣例則是由美國人擔任總裁。

對接受金援的國家而言，這兩個組織根本是「西方勢力」的同義詞，自然懷疑是西方國家以援助之名行干涉之實，藉此掌握世界金融體系的話語權，維持既有利益。

曾擔任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教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羅果夫（Kennth Rogoff）教授說，「IMF改革的第一要務就是廢除歐洲人才能當主席的荒謬規則，世界銀行也是。」

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公共政策學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的院長伍德（Ngaire Woods）教授說，IMF最大的危機就是不切實際，並且被世界體系逐漸邊緣化。「新興經濟體會盡其所能的運用手邊的資源，但絕對不會跟IMF扯上關係。從尚比亞（Zambia）、巴西和中國的立場看來，IMF根本就是歐洲跟美國的打手。」

新興經濟體異軍突起

近年來，新興國家開始在金融政策上結盟，與IMF和世界銀行打對台。

像是由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BRICS）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其宗旨基本上與世界銀行相去不遠，只是規模和會員國小了一點。

先前在台灣也掀起討論熱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也是如此，即便美國宣布暫不加入，仍有德國、法國和英國成為會員國。

倘若繼續維持70年前的陳年規則，IMF勢必在與其他新興國際組織競爭時居於下風，正如同首席理事利普頓所言：「我相信大家不會放棄IMF，但未來面臨的挑戰肯定不會少。」同時他也表示，下一屆IMF總裁將有機會解除僅能由歐洲人出任的禁令。

中韓FTA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開放水準方面，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二、協定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等17個領域；三、雙方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繼續開展服務貿易談判。

吉林省社科院朝韓研究所副所長譚紅梅分析，推動中韓經濟合作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兩國經濟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主要源於兩國經濟和產業發展水準上的 差距。中國缺少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經營理念，而許多韓資企業因為擁有資金和技術優勢，又充分利用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低廉的地價和物流成本，因而在中 國取得了良好發展。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中韓經濟產業發展水準差距的逐步縮小，原有的經濟互補性因素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譚紅梅說。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的提高，以合作交流為主的中韓經濟關係，正逐步轉向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關係。當前，中國政府旨在完善市場環境和規範經營 活動的新政策法規陸續出台。這些新的政策、措施和法規制度，在進一步完善中國市場經濟環境、規範社會經濟活動標準的同時，也在改變中韓原有經濟合作環境， 並使兩國延續多年的經濟合作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需探索新切合點開啟合作新模式

在FTA時代，兩國多位經濟專家建議，為使中韓經濟合作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需要探索並尋找兩國經濟合作的新切合點，開啟合作新模式。

一是引導韓資勞動力密集型加工製造企業向中國中西部地區延伸發展。

中國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金萬甲說，中國內陸地區仍有相當雄厚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從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來看，廉價勞動力資源還能維持10年左右。「這對人力密集型加工製造業來說是寶貴的資源。」

目前，韓資和中韓合資的加工貿易企業，幾乎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有必要調整產業佈局。中國可出台優惠政策，引導企業整體搬遷或選擇性地局部搬遷，可沿著江河水路、高速公路和鐵路等交通幹線向縱深發展，把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連接起來形成有機的產業鏈。

二是加大兩國服務產業領域合作。

「中國服務產業與中等發達的南韓相比也有較大差距。」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安愛紅說，南韓與中國相比服務業起步早，涉及領域廣泛，經營理念先進，並已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兩國在服務業發展水準上的差距，正好可以形成互補關係。

三是以各自特長差別化發展，聯手構建新的高附加值產業鏈。

目前，中韓兩國在技術方面各有長處。中國在航空航太產業、生物化學、納米技術、農產品品種改良、光電器械等基礎科學領域已超過南韓，處於世界領先水 準；而南韓則在CDMA手機和晶片、汽車製造及造船業領域取得成果。因此，兩國在基礎科學和尖端技術領域加強合作，會加快兩國向尖端技術產業結構邁進的進 程。

同時，南韓三星、SK等大型企業在中國設立研究所，可以使南韓的科技和研發能力轉移到中國，將有助於推動中國產業的高技術化和高效化。一些南韓學者認為，南韓企業要想在中國確保其應有的經濟利益，應尋求差別化發展，與中國當地企業形成有效的產業分工。

兩者線上訂戶合計100萬

資深市場分析師克里斯波尚（Chris Beauchamp）說：「《日經》成為《金融時報》的買家確實讓人吃驚，因為《金融時報》一直被視為是英國獨資，《日經》並沒有被視為主要競爭者之一。」

由日本經濟新聞社發行的《日經亞洲評論》（NikkeiAsian Review）表示，此項交易是日本媒體公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收購案。《日經》作為亞洲最大的獨立商業媒體集團，核心業務是報紙出版，其主要報紙《日經指數》，擁有約300萬用戶，購買《金融時報》是一項大膽的決定，力求數位化的轉型。

目前，《金融時報》發行量中70%來自線上訂閱，在《日經》接手《金融時報》後，仍舊會以數位商業新聞作為其發展重心。《日經》與《金融時報》結合後，雙方的全球線上訂閱戶合計將高達100萬戶。

進軍全球的野心

日本經濟新聞社成立於1876年，除經營媒體業務，還包括書籍，雜誌，數位媒體，資料庫服務和廣播。 2013年公司重新推出其英文刊物《日經亞洲評論》，並以網路及實體週刊版本發行，作為將其影響力由日本擴大到亞洲的策略之一。

《日經》在2014年購買了以英國雜誌《Monocle》的少數股權，此外日經也與法國媒體《世界報》（Le Monde）和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Forbes）等國際媒體公司成為合作夥伴關係。

日經新聞社董事長兼執行官喜多恆雄（Tsuneo Kita）表示，「對於能和《金融時報》合作，我感到非常驕傲。《日經》的宗旨是提供高品質的經濟和其他新聞報導，同時保持公平公正，這也是《金融時報》所追求的，雙方對新聞有共同的價值觀。」《日經亞洲評論》專文也指出：「透過兩家媒體共享人才，專業知識的意見交換和雙方悠久的歷史，日經的目標是成為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媒體」。

著手促投資與消費

外貿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出口不振自然會影響經濟成長，馬英九總統責成毛治國院長緊急召開會議，要求兩周內速提因應出口不振對策。報載會中許多專家直指短期促進出口無望，認為國際景氣低迷造成的全球需求不振，難從自身促進出口即可改善，建議轉從促進投資及消費著手。

政府面對全球景氣不振，促進出口及提升內需的短期應急措施仍然該做，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盡速面對沉痾，提出中長期經濟對策，改善出口，促進經濟成長，才是善盡政府職責的態度。

大陸近來積極提出經濟改革政策以促進經濟成長的態度，值得台灣借鏡。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降準2次及降息4次，努力營造資金寬鬆環境，順利運用貨幣工具提供人民幣穩定波動的空間，鼓勵投資。

此 外，為了因應新常態，大陸提出中長期調結構的具體措施，包括推動自貿區試點推動服務業自由化、實踐城鎮化擴大內需、提出《中國製造2025》帶動產業升 級，並透過提出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戰略，提升自身基礎建設產能。上述中長期政策若能落實，大陸可在調結構過程中，成功擴大內需及外需成長。

大陸已明確看到自己產業結構的不足及改革方向，台灣則必須面對主力產業逐漸與大陸短兵相接的事實，提出因應之道，才有可能改善出口競爭力。

台灣近年來光學器材、化學品、塑橡膠及其製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等出口至大陸金額已減緩，今年以來電子產業出口至大陸也衰退，大陸當地原物料替代、技術取代多有所見，這才是出口衰退的最大警訊。

台 灣製造業要能突破紅色供應鏈的衝擊，進而繼續在大陸市場維繫競爭力，只有掌握技術持續升級一途，別無他法。德國工業4.0以物聯網為核心，致力改善工業發 展效率以根留德國，台灣也應當效法並思索物聯網經濟在生產力4.0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全面升級因應日趨嚴峻的國際出口競爭環境。

事實上，要解決台灣出口困境，不只是既有產業的轉型升級，而且是新產業的培養，必須以創新前瞻的技術研發，帶動下世紀的生產力經濟，才能抓到當前兩岸及全球之新需求，創造新的出口能量。

服務業加快自由化

建 議台灣可考慮以綠色、智慧、華文做為思考核心，在低碳經濟及綠能產業、醫療及健康產業、新農業及生物經濟、循環經濟、防災工程、智慧城市、銀髮經濟、物聯 網、華文數位、電子商務及文創產業等新興產業中，規畫台灣中長期新產業優勢，並在這過程中協助年輕創業者投入，建構新創產業友善環境，改善台灣產業青黃不 接的年齡斷層。

此外，台灣要解決出口困境，也要調結構，重點是促進服務業進一步自由化，而非只有製造業升級。無論是金融服務業、物流業等傳 統服務業發展，或是上述醫療及健康產業、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服務業。當前無法拓展的最主要原因，都在於相關法令沒有與時俱進同步鬆綁。有鑑於兩岸在服務業發 展上有許多需求及合作之處，應當積極運用兩岸平台，解決台灣服務業進駐大陸發展及合作的障礙，並在這過程中促進服務業發展以及台灣服務貿易出口。

兩岸都有促進出口、提升成長的壓力，而治本藥方事實上都是調結構。大陸已經度過上半年出口負成長及保七的關鍵時刻，台灣應當正視出口及經濟成長壓力，研擬具體政策以資因應。在調結構中，提升製造業出口競爭力之餘，同步拓展服務貿易出口，才是治本之道。

（作者為台經院兩岸中心副主任）

在 這樣變遷下，家庭照顧工作壓力並沒有因家電普及化而減緩，反而是家庭人手不足，家庭與工作間難以平衡，照顧成本不斷升高且時間不斷拉長，這是當代「夾心 族」的困境。日昨民進黨蔡主席也談到「政府要負起責任，不能把所有的照顧責任丟給家庭。」可是政府如何負起這個責任？我國政府又有多大能耐呢？

履行政府責任，簡單地說，政府需創造一套機制，最終就是聘請一個人來照顧自己的長輩。假如政府所聘請的那個人正好就是家人（通常是其他人），於是家 人有了一份工作，可是同時需支付長輩照顧費用，如果前者所得明顯高於後者支出，這套機制就會受到歡迎，而中間的差額就是來自納稅人。因此，在一個高稅率政 府下，機制的運作看似順暢，卻躲不掉人口的持續高齡化！因為將來有越來越多老人沒有家人，於是家人這份工作需照顧更多老人，要不然政府只好引進外勞，且所 需費用水漲船高，稅率也必然往上衝，否則政府就要考慮減少相關福利支出，這就是目前不少福利國家的困境！

我國目前家庭規模縮小，有不少家庭 無法自行承受照顧責任，政府當然不能坐視。然而，筆者認為，在考慮步向福利國之前夕，加上面對超快高齡化的未來，如何尋求個人、家庭、企業與國家責任的平 衡，才是要務。小心陷入福利國陷阱，特別是東方國家尚存在一些家庭互助功能，也正是近年來歐洲國家試圖為福利國所找尋的一條出路。

民進黨從 2000年開始籌畫與研究，一直到2007年才核定長照十年計畫，而該計畫卻是從2008年由國民黨政府來實施，若說推動長照有所延宕，究竟指哪一段？其 實，實施長照和政黨輪替無關，主因是長照的內容與服務方式，早就在國際間及國內地方政府生根，這些本都是「該做」；難處在於，如何適度滿足當前需求，又能 兼顧未來發展？而政府作為也會誘發需求，引導未來走向！這7年來政府按實施經驗「滾動式修正」，長照需求量上來了，預算也逐步增加，照理說，這才是「長照 2.0」版，不是嗎？

過去7年由於長照人口多為目前80歲以上老人，他們是台灣歷史上同時擁有最多成年子女（目前50、60歲）的一群人， 是照顧能力相對較強，家庭機制尚能夠發揮的一個世代，也正是政府甫推動長照的時代背景。基於此，政府應與時俱進按部就班，發展出台灣特色的長照政策呢？還 是應按當年民進黨「長照十年計畫」所規畫800多億來落實？大家一起來思考。

以上海上證指數為例，自 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只花1年時間，指數即上漲了約1.6倍；但在緊接著的一個月（至7月8日），卻一路慘跌幾達三分之一。在驚嚇之餘，迄7 月8日止，有超過一半的上海、深圳兩市股票，申請停牌（暫停交易）以避跌。為了「救市」，大陸的相關主管機關，包括證監會、保監會、人民銀行、財政部、國 資委等，自6月下旬起，幾乎使盡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以穩住股市；7月8日起甚至還出動了公安部門，查緝作空者（「公安入市」）。在政府全面護盤救市下，大 陸股市自7月9日起終於暫時回穩上升。

陸股市在2006至2008期間，亦曾經歷過一次大幅起落。上證指數在2006年初至2007年10月中旬，曾快速上漲約4.6倍，然後由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點6,124點，迅速下滑至2008年10月28日的1,665點，跌幅達73％。

以 兩次股市震盪之幅度觀察，上次並不亞於此次，但政府對之關切有限，這一次則引起大陸各政府部門使盡全力救市。造成此一區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大陸股 市規模已大，上市股票家數、股市投資人數、成交值及融資額等都已非昔日可比，故股市崩盤對大陸經濟、金融與社會之衝擊不可忽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此波前段 的股價上揚，相當程度是政府主動作多，以多項政策推升股價而促成的，故而政府有責任出來護盤、救市。

大陸政府之所以主動推升股價，主要著眼 點之一，在於擬藉著股價之上揚，創造民間的財富效果，進而達到刺激民間消費、提升內需與國內經濟景氣的作用。自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國際經濟景氣下滑，以致 大陸的出口擴張不易，貿易出超占GDP之比重逐漸下降，已難以繼續仰賴國外需求來維持7至8％的經濟成長率。在改為採取以提升國內需求替代外需，作為促進 經濟成長之主要動力的發展策略，然而國內投資已過於浮濫（尤其是政府與國企的投資）之情況下，提振民間消費自然成為施政之重點。而透由推升股價、營造財富 效果，進而刺激民間消費，也就成了政策之選項。大陸政府在2014年11月宣布實施滬港通，以及人行自同月起多次降息、降準，這些措施都成為推升股市榮 景，股價自11月起急速攀升的主要因素。

在政府政策作多、股價不斷攀升的過程中，許多無股市投資經驗、欠缺風險意識之家庭主婦、學生、工 人、上班族等，為利所趨，或賣屋、或借款，蜂擁投入股市，形成全民炒股、股市過熱的泡沫現象。此期間，大陸證監會雖也曾多次向新入市的中小投資戶發出風險 警告，但無助於冷卻炒股熱潮。

在由眾多散戶所組成的股市中，「牛群效應」本來就很容易導致股市的暴起暴落。股市投機使股價達到不甚合理之泡沫高點後，接下來的崩跌亦是各國歷史的慣例。然而在股市大幅起落的過程中，經濟景氣循環幅度因而加大，金融與社會亦隨之動盪，整個國家所付出之代價難謂不鉅。

總結以上的討論，大陸股市近期之風波，可提供世人的重要啟示之一，是：股市起落並非政府所能有效控制；政府藉由作多希冀營造財富效果，提升民間消費與經濟景氣之作法並不足取。此外，股市適溫就好，過熱絕非好事。

另 外，值得注意的一項議題，是大陸的資金供給與房價、股價之關係。大陸長期存在的超額儲蓄，透過貿易出超累積鉅額外匯存底，進而使人行釋出大量人民幣資金， 導致大陸國內資金過剩。這些氾濫的資金在大陸產能過剩、內需不強之情況下，雖然對大陸的商品物價未形成威脅，但明顯影響了大陸房地產與股票價格之穩定。在 2008全球金融風暴以前，大陸的股價曾大幅上漲；風暴後股市陷入低迷，房地產熱潮取而代之；前兩、三年在政府大力打房下，房地產投資風潮消退，資金逐漸 由房市轉至股市，再次點燃股市炒作風潮。大陸股市與房市的輪番飆漲，顯示過剩資金若未予收回、或有效凍結、或疏導至其他生產性用途，必將衝擊其流竄所至的 資產市場，不是股市，就是房市。

因此，若因資金過剩導致資產價格飆升，雖政府及央行藉著各種抑制房價或股價的措施，或可收效於一時，但資金被驅趕至他處，仍將危及其所至市場之價格穩定。故而，治本之道，還是有賴央行適當管控貨幣與資金之供給。此可作為大陸近期的股市風波，予世人的另一項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