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被誤解最多的「產業」。事實上，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絕大多數人都談「創意」很少人願意去談產業，彷彿一談，就俗了，低了。但恰恰是產業，決定了文化與創意的生死。

然而，現在的「文創產業」根本上就是許多種產業的合稱，每一種產業有各自的特性與市場，內容就非常分殊，不是一句話就能全包。

電 影有電影的產業特性，從國內市場的拍片、製作、放映到回收都有一套系統。如果要去大陸放映，更牽涉到「合拍」、「進口放映」等問題。這些都得一開始就搞 定，不是邊拍邊做就可以。當年《賽德克．巴萊》拍到快完工了，送大陸審查，希望以「合拍」報批，這樣可以分多一點利潤。但因片子已近完工，根本不可能重頭 開始用「合拍」報批。結果只能以進口名義，修剪成短版放映。

而大陸現在動輒以上億人民幣來拍片的預算規模，其回收更難，一開始就算得精準， 這和台灣是完全不同的。但台灣電影市場最大的問題，恐怕還不是拍片，而是院線未完成售票系統的電腦連線，以致於放映商收了多少，全靠人說了算。這樣就導致 投資者投入大，卻無法回收，誰還敢繼續投資呢？

電影的融資當然也是一個問題。2009年剛完成「文化創意產業白皮書」的時候，政府曾有意要 國發基金投資侯孝賢拍《聶隱娘》。當時我還以為一切都已經完成了，最近看報導才知道，當時所有條件都談好了，最後卻因國發基金要求侯導保證電影完工上映， 但導演無法保證而作罷。畢竟，電影不是生產事業，說完工就結束。結果這一次的坎城影展風光，仍是靠了侯導的個人奮鬥，與政府無關。

電影如此，電視也不惶多讓。為了鼓勵文化產業，北京曾出爐政策，定出相當融資額度，讓銀行挺文化產業。只要電視製作公司在企畫新連續劇時，有了幾家衛星電視簽署播映意向書，回收有保障，就可以向銀行融資，較大規模的戲，還有上億人民幣。像華誼兄弟就是一個大戶。

但台灣可以嗎？

另一個問題是市場。電影電視的觀眾是有文化差異的。宮崎駿的電影在台灣風行一時，與台灣觀眾熟悉日本文化有關。可是習慣好萊塢的美國觀眾卻覺得其中沒有飛天飛車英雄，激不起美國孩子的興趣，觀眾依然有限。

所 以影視市場還是有文化差異的。最明顯的是語言。英語市場廣大，所以美劇、英劇大受歡迎。有人非常羨慕英國的創意產業發達，連公共電視BBC的戲劇與新聞都 可以行銷全世界，卻未曾想到它擁有全世界的英語大市場，所以有足夠資金培養出夠水準的劇本撰寫者、節目製作者、燈光、音效、導演等各種人才，然後才有好節 目。

現在大陸也是這樣的大市場，所以「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可做大投資，而好的連續劇，一集製作成本達到100、200萬人民幣，也 是常有的事。它可以從一個省市，賣到下一輪的省市，投資可以回收。但在台灣，有100萬台幣就很好了。這就是市場的差別，不是什麼政策可以改變的。政府在 這裡能做什麼？該做的是和大陸協商，讓大陸開放台灣的電影電視可以進口大陸。

出版業也是一樣。台灣是一個開放社會，大陸所有出版品都可以自由進口，但台灣出版品卻無法自由行銷大陸，政府該做的是在服貿協議中，協商大陸開放市場，讓台灣的出版業者有出路。

以上所述，只是講了影視與出版的一小部分，還不包括廣告、視覺藝術、設計、工藝等。它們的創作、市場與通路迥異，各有天空。我想說明的是，每一種文化創意產業，都有它的獨特性，有各自的市場與開拓方法，一句「文創產業」，幾條政策，就想解決所有問題，根本不可能。

依照不同的創意產業領域，規畫各自的政策方案，才是務實的解決之道。

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數據，今年頭三個月，中國國際收支逆差達800億美元，是有記錄以來最大規模的季度凈流出量。

考慮到中國在同一時期內的貿易順差還很高，這一資金外流的規模就愈發令人吃驚了。在不斷下跌的大宗商品價格令中國進口額大大縮水之際，中國錄得79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是近五年來的最大順差。

然而，這一數字卻被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外流資金超過，後者價值達到創紀錄的1590億美元。而中國股市暴漲帶來的誘惑，也未能逆轉資金外流的趨勢。

外流資金或反映了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擔憂：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出現了六年來的最慢經濟增長速度。不過，不斷升值的美元及不斷降低的中國利率，也在推動資金流出中國。

荷蘭國際集團金融市場(ING Financial Markets)駐新加坡亞洲研究主管蒂姆•康頓(Tim Condon)表示：“考慮到所有因素，（中國政府）更希望資金不要外流，因為資金外流可能打擊市場信心。”

以某些標準而言，中國資金外流的現象已持續了一年以上。中國央行持有的外匯資產已連續第7個季度減少——這是有記錄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

不過，經濟學家表示，中國資金外流的規模仍未威脅到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第一季度外流資金創下紀錄，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國政府長期維持著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嚴格控制。

而且，就算800億美元的季度資金外流規模保持一整年（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出現），也只相當於中國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中國外匯儲備的9%。這一點足以解釋為何中國官方似乎對這個問題並不過分擔憂。

上個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曾表示：“今年一季度外匯呈現外流趨勢，但是當前的資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調整，並非違法、違規的資本外逃。”

分析師們表示，區分所謂“熱錢”外流和對外直接投資(FDI)也十分重要。前者是純粹的金融投資，後者則與實體經濟的活動有關，而實體經濟活動是中國政府積極鼓勵的。

康頓表示：“中國擁有規模巨大的製造業部門，目前正在尋找能夠降低業務成本的地區。由此而出現的資金流動是‘冷錢’——它們是與商品和服務相聯系的。”

中國政府正在推行鼓勵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走出去”政策。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在該政策的幫助下，2014年中國FDI赤字為3300萬美元，這是FDI自2004年以來首次出現全年赤字。

經濟學家還表示，除了FDI以外，甚至部分純粹的金融性流動也應被視為健康的資金流動，它們是中國儲戶借外國資產實現資產多元化配置而產生的流動，不是害怕中國經濟放緩的表現。

此外，資金外流的原因還包括中國近期的金融改革。一方面，中國放寬了對資本的管制。另一方面，中國正小心地通過“滬港通”等機制鼓勵金融流動。“滬港通”機制允許中國內地投資者投資外國股市。

不過，資金外流令中國央行通過貨幣寬松政策提振經濟的努力復雜化。過去十年，央行購入流入外匯，是中國銀行體系創造基礎貨幣的主要來源。如今，由於資金外流可能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縮水，中國央行正轉向新的辦法擴大貨幣供應量。

這 些新的辦法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中國央行曾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迫使商業銀行將部分新創造的基礎貨幣留在央行，作為無法用於放貸的 儲備金，從而實現限制貨幣過度增長的目的。如今，中國央行正在採取相反的操作方法：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彌補資金外流導致的流動性喪失。

不過，雖然今年中國總計將存款準備金率降低了1.5個百分點，中國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依然在18.5%，遠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多數經濟學家相信，中國央行要想實現12%的廣義貨幣增長目標，必須採取進一步降準措施。

中金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宏觀經濟分析師劉鎏表示：“年初至今外匯流入為負，我們認為，當前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放鬆的關鍵因素是存款準備金率仍處於高位，從而壓低了貨幣乘數。”

除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央行還三次大幅降低基準利率。不過，降息可能會降低中國資產的吸引力——尤其是相對美國資產的吸引力，從而加劇資金外逃。與中國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美聯儲(Fed)預計將於今年提升利率。

為什麼公司治理與動態社會公平有關呢？這需要做一些解說。所謂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內部的監督、管理、檢查、獎懲制度是否上軌道之總稱。如果把公司視為一個國家，那麼公司治理就像是國家的民主制度與營運機制。但是家族企業就像是「帝制」；如果沒有特殊強化的治理規定，帝制是不可能運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結果的。以下，讓我以實例解釋大要。

熟 悉控股公司實務的人都知道，大公司往往有好幾層的架構，從最上層的控股母公司，到子公司、孫公司、曾孫公司等。這樣多層的公司架構，非常容易創造「決策 權」與「現金流量權」的歧異。例如，若公司有n層，每層都由上層擁有1/2的持股，則母公司對n層之後曾玄孫公司仍然有100%的決策控制權，但是其現金 流量則只剩下1/2的n次方，微不足道。一旦決策權與現金流量權有歧異，任何牟利者都會利用其100%的決策權，把好康的交易留給自己現金流量大的公司，把較差的、風險大的交易推給自己現金流量小的公司，是為標準的「損人利己」。公司治理差，則這類損人利己之事就一定多。

由於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是「帝制」，故家族企業膨脹時，必然是家族獲利遠大於公司其他利害關係人，這顯然有害於動態公平。因此，國家基於動態公平與世代流動的考量，對於家族企業的擴張，必須要搭配「公司治理同時改善」的要求。這些要求未必需要立法，而可以用「行政配合條件」的方式處理。

例 如，台灣許多私人銀行、私人大企業都是家族集團控制，他們都希望去中國大陸市場開疆闢土。但是要對岸容許台灣的事業去拓展，絕對需要政府的談判與助力。由 於私人財團拓展的利益未必歸屬全民，故政府可以在應允協助之同時，訂下比證券交易法嚴格許多的公司治理規範，做為協助之條件。這樣，才是較符合動態公平理 念的做法。

總之，要改善台灣的世代不公平，只是看所得稅、遺贈稅是不夠的。只知空談教育的重要，也是不夠的。只想靠立法手段弄個什加薪幾法，是唬弄人的。只曉得抄襲外國的制度，是隔靴搔癢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一些重要問題，但是顯然還有其他面向。

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1945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

動態公平比靜態公平重要，而影響動態公平的關鍵制度不在稅法，而在公司法、金控法、證交法、兼業限制之實質貫徹等。這些面向錯綜複雜，需要靜下來做功課。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想要從政的人，既靜不下來，更不想做功課。

因此，法人代表制阻絕了財團家族被處罰、被剝奪影響力的管道，當然不利於健康的階級流動。美國公司所有的董事全是自然人董事，誰違規誰就解職，不可能靠法人代表借屍還魂。因此台灣的法人代表董事，讓本該向下沉淪的惡劣富二代居然沉不下去。

在 市場上，所謂的競爭與流動往往呈現於潛在的取而代之（take-over）的威脅。例如甲是阿斗，因為父蔭而在X公司任董事長。由於其經營績效差，所以市 場上乙會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在台灣現制之下，潛在想取代者乙必須要靠徵求股東大會委託書的方式，才能改選為董事。但是現在股東的名冊與聯絡只有現在的董事 長甲知道，乙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拉票，因此極難取代成功。再加上徵求千萬份委託書所致贈的小禮物，往往是X公司出帳，因此乙也很難以個人力量對上甲所代表 的公司力量。整體而言，台灣的制度極有利於現在的掌權者，極不利於潛在的取代者。這當然不利於動態流動。換言之，台灣收委託書的惡劣現況，使得原本該冒出頭的潛在競爭者不容易冒出頭。

在 全球化之下，台灣與世界各國都面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惡化。但是雖然各國「不均」的病況相似，其結構性病因卻頗有不同。美國CEO待遇不成比例的高，這是老 美的肥貓症；歐洲大陸有若干立足數百年的貴族世家，這是當地的貴族症。韓國、印尼與南美洲有盤根錯節的政商世家，那是他們的裙帶政商宿疾。可是台灣社會不 公平的病根子，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到病根、了解其株連影響，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方。

原本銀行應該是存款戶的看守者、盡職放款者；可是 一旦產金未能分離，銀行所有人在心理上就另有所屬，即使沒有把存款戶的利益忘記，也不再對存戶「專情」。如果再極端一點，假若銀行所有者除了銀行之外還有 建設、通訊、百貨、保險、電子收費、電子商務、高鐵、醫院、紡織、大學等滿坑滿谷的事業（台灣類比恕我不明言），全是由銀行老闆直接或間接兼任經營，那麼 這個銀行怎麼可能維持中性營運？正因為產金不分最後一定難以避免銀行獨立性的淪喪，所以才會有產金分離的種種上位規範。

美國的產金分離是嚴 格實質面執行的，但是台灣經常只是在形式面敷衍。例如某甲經營A銀行，然後某甲太太的弟弟經營X公司，形式上就輕鬆迴避了產金分離的規範。但是若考慮實質 面，不管甲繞了多少圈，只要主管機關找到一絲絲「實質間接影響」的證據，依美國法律就可以強迫某甲親屬交出A的經營權，只能充當被動的「A銀行股利受分配 者」。

為什麼我要在談動態公平的時候特別提到產金分離呢？那是因為若是棄守了產金分離原則，那麼擁有銀行的家族就太容易利用其財務槓桿擴充 地盤，對社會而言固然是扭曲了銀行的角色，對家族而言卻是使家族經濟實力大幅拓展，非常不利於動態階級流動。讀者試想，如果某家族擁有銀行、保險、高鐵、 通訊、百貨、物流、醫院，幾乎是整體台灣具體而微的2%、3%，那麼除非台灣全部垮了，這個家族怎麼可能垮？產金不分的壞處，就是太容易使財團家族「大到 不能倒」，「大到它等同於具體而微的台灣」，當然也使富二代「富到不能倒」。這，絕對是不符合Dworkin動態公平理念的。換言之，產金不分容易使大富 豪靠金融業膨脹版圖，結構性得穩定其家族財富。

其實不只是銀行，有不少特許事業都應該有兼營其他事業的限制，只是我們平常沒有這樣的思考。 許多事業之所以要特許才能經營，往往是因為其營業的外部性（externality）非常強，或是其所需要的中立性特別重要。例如媒體，它號稱第四權，是 監督所有政治人物、商業操作的，因此我們特別期待媒體的中立性。大財團不是不能買媒體，但是絕對不可以介入媒體的編採評論，否則媒體就喪失了中立。媒體如 果對於老闆事業的報導偏頗扭曲，那就是個爛媒體。雖然媒體與銀行都該保持中立、都應避免財團私心自用，但是銀行倒閉的後果遠比媒體倒閉嚴重，因此各國對於 產金分離的原則較嚴格，但是對於「產媒分離」就有稍大的處理彈性。

有了以上的概念，我們就可以檢視現有台灣的若干制度合不合理、還有哪些面向可以再做改善。累進所得稅的重要性前文已經述及，那麼遺產贈予稅呢？

遺產贈予稅是唯一一項與靜態公平無關、只與動態公平相關的稅制。課遺贈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endowment sensitivity，相對而言就是要改善個人的ambition sensitivity。

Thomas Piketty 與Emmanuel Saez 等人寫了不少文章分析所得稅與遺贈稅，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不夠，還要討論資本持有稅、其他制度設計等，看看要如何才能避免財富世襲。The Economists雜誌2015年4月下旬也有專輯探索家族企業，其重點之一也是在於家族企業世襲的弊端。我以下要從幾個面向檢視台灣公司法與金控法等 相關規定，尋找其中最不利於動態公平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探討「開銀行的家族可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這裡的相關規範很多，在美國統稱為 「產金分離」。產金分離的意涵是：從事銀行事業的，不可以再直接或間接實體經營其他的事業。美國對於這個禁制有些例外規定，但是是用「正面表列」的方式一 一列出，例如銀行可以兼營不動產鑑價、證券承銷、資產管理、契約擔保等十餘種非銀行業務；非在表列者一律禁止。詳細情形可以參閱American Banker Online -Regulation Y, sec. 225.28。

為 什麼要有產金分離的規範呢？為什麼經營銀行的家族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呢？其理念大概是這樣的。銀行的資金其實都是存款戶的，不是銀行經理人的。銀行本身 的浄值（net worth）通常不大，但是由於存款總額極大，故銀行的財務槓桿可以玩得非常大。正因為銀行「本錢小、槓桿大」，所以其存續的關鍵是「信用」。如果銀行經 理人亂放款給親朋好友、關係企業、民代高官，那久而久之一定呆帳累積、信用不良，倒閉的風險大增。

但是也因為銀行存戶動輒數十萬，一旦倒閉社會衝擊太大，所有國家的監管機關都不希望發生銀行破產。所以，事前對銀行的存款準備率、貸款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甚至金控法54條「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這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是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條件。

對於台灣社會的不公平，我寫了書、發表了文章、到處給演講，但是多著重在分析現狀，對於稅制改革以外的建言，也甚少著墨。現在，就讓我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公平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是靜態的，看看在任何一個時點的所得分配平均與否。例如2014年如果台灣最高所得的1%人其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百分比過高、或是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所得比差距過大，那麼我們就說台灣社會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太公平。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其意義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只要其子女夠努力，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的父母其子女不長進、不努力的，也該有很大的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現象，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 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有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公，同時也使得富人父母得以掖助子女的錢減少，所 以亦有助於促進動態公平。但是單純靠所得稅制度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因為所得統計資料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有累進的所得稅制，誠如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所顯示，各國的高所得者所佔的所得比例還是持續在攀升。當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也會增加，而澤被後世的機率 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為如此，Piketty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在現有所得稅制之外，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雖說靜態與動態公平是相關的觀念，你若問我，靜態公平與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背後可能有一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對於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是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有 財務學者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他把Forbes雜誌上所列全球500大企業中的家族企業挑出來，把他們的股價指數做一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股價。學者觀 察各公司家族CEO「暴斃」時，該公司股價是漲是跌，結果發現：大致而言，如果是家族第一代CEO暴斃，公司股價大跌；若是家族第二代CEO暴斃，則股價 大漲。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漲跌，反映了千萬股民對公司的評價，大數法則之下應該是公正的判斷。股價在CEO暴斃時的漲跌，代表千萬股民對暴 斃之人治理公司的評價。前述研究顯示，第一代企業家那種斬荊披靡、開疆拓土的氣勢與魄力，通常不會「遺傳」給含著金湯匙出生、生下來小屁股上就包著LV牌 尿布的第二代。因此富二代對於其所繼承企業的貢獻，乃至於富二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其實是不被普遍股民接受的。

但是即使千萬股民看不起這第二代的能力，家族企業還是傳給第二代了。這種「沒能力的富二代繼續掌握資源」，相對於許多有能力且努力打拼的中產階級子女之機會受限，當然是不公平。

第1季大陸經濟的表現不佳，經濟成長率創下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準；進入第2季，經濟回穩的跡象似乎仍很微弱。4月大陸製造業、房地產投資雙雙下跌，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創下14年來新低；對外貿易方面，出口貿易的表現雖然比上個月好一點，但仍然呈現負成長6.4%；而進口貿易衰退幅度高達16.2%，整體表現甚至比上個月差；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1.5%，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持續38個月下滑的趨勢，顯示通縮的情勢未見改觀。

大陸經濟下行趨勢尚未見底，從最新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即可看出端倪。滙豐(中國)銀行公布大陸的PMI低於榮枯線，48.9的水準創下12個月新低；官方公布的PMI雖略高於榮枯線水準(50.1)，但令人憂慮的是，企業在手的訂單和新出口訂單分別為43.8%和48.1%，都呈現下滑趨勢；而新訂單指數50.2只是維持在上個月水準。企業反應的訂單指數，近半年一直處於低位，顯示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尤其製造業面臨去產能、去庫存壓力有增無減。

為了穩定經濟成長，大陸自去年第4季開始，財政、貨幣政策由定向寬鬆轉向全面放鬆，擴張性措施陸續展開；不過，從目前大陸經濟情勢依然嚴峻的現況來看，顯然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如預期。因此，市場上普遍預期，大陸可能會再採取更積極的擴張性政策。路透社等外媒報導，大陸可能會在近期內效法歐美國家的信貸放鬆措施，推出「中國版的量化寬鬆(QE)政策」，引發各界的議論。

「中國版的QE政策」，是指大陸央行將通過購買商業銀行持有的可變現資產，包括銀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債券，或通過信貸質押再貸款，為銀行體系注入低成本流動性，以增加對實體經濟融資的支持。

面對外媒報導，大陸官方疾言否認，表示央行現有貨幣政策工具足以維持合理的流動性，保持貨幣信貸平穩成長，沒有必要透過直接購買地方債的量化寬鬆手段，來擴大投放基礎貨幣。

不過，當下大陸所面臨的頭疼問題之一，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根據統計，大陸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累計已超過16兆元人民幣，其中今年到期應償還債務約4兆元，占財政收入比重超過50%。由於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和經濟成長減緩，造成財政收入短絀，已有愈來愈多的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

地方政府受到債務之拖累，解決的對策卻難以施展，導致地方投資能力被壓縮，而地方債務危機加劇也可能殃及國有商業銀行，甚至惡化為全面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等問題，因此，解決地方債務到期償債問題已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大陸央行、財政部達成共識，擴大對國家開發銀行等三大政策性銀行定向注資額度，同時考慮允許包括地方政府新型債券在內的更多資產，作為抵押補充貸款工具(PSL)的抵押標的，擴大再貸款工具使用範圍，這一系列擴大流動性的作為實質上與QE並無二致，大陸官方否認有「中國版的QE」，顯得有點矯情。

總之，「中國版QE」雖遭大陸官方否認，但實質上早已進行，最近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環境下，很可能逐漸加碼。大陸擴大實施全面寬鬆政策，未來能否對停滯的宏觀經濟產生振衰起敝的作用，固然值得觀察，在金融面可能衍生的問題更值得重視。

專家：強制品名加「食用」 輸出、進口國都能特別管理

不過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指出，海關輸入規定代號尚有一項稱作「F02」，業者若以此號列輸入，除非在品名上特別標註「食品」，否則仍舊可以躲避海關稽查人員的查驗，以豬肚為例，它既可做食品、也可做飼料，當一項產品有2種以上的用途時，業者就有可能鋌而走險以「F02」號列輸入，最後就有可能明明是其他用途的產品卻流入食用，像去年爆發爭議的南僑油品便是以此號列輸入。

因為多數添加物業者會走F02通關，專家認為，食藥署此次修正乾燥香料需以「F01」食品號列輸入，是「寧可走遠路也不走近路」的作法，「為什麼不直接要求業者在報關單品名上直接標註『食用』或『非食用』呢？如此一來不僅是我國海關稽查人員會特別注意，出口地海關檢查也會比較嚴格、運送貨品的船務公司也會特別小心，直到貨櫃進入台灣時才不會亂擺。」

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呼籲，食品添加物與化工原料輸入、買賣與製造，應分廠分照管理

地方衛生單位籲食品添加和化工「分廠分照」

葉彥伯則指出，食藥署的邊境管制過往為了讓業者通關快，只有抽驗，沒有書面審查的程序，業者不需特別出示諸如出口國產地等證件，也不用標註進口之後要賣給誰，導致接連發生類似的食安問題。他舉例，台灣出口至美國的食品都要檢附衛生證明，有些廠商甚至會到台灣來查廠，確定沒問題才放行，「我們的邊境管制需有一套事先機制，而不是申請單填一填，等到產品進來發現問題才銷毀。」

此外，葉彥伯認為，食品添加物業者和化工原料行分廠分照的制度應儘快制定，業者不該右手賣化工香料、左手卻可販賣食品添加物，因為稽查人員沒有權責管理化工香料，管理上很有難度，一旦中央在商業登記和食品登錄上強制分流這兩類業者，當下游食品商要向中盤商購買時，就可認明登記為食品業者的廠商，如果違法，地方衛生單位也才可強制處分。

去年食管法修改時，雖有要求飼料廠與食品廠分廠分照，但是針對貿易進口這部分並沒有做強制規定，文化大學講師陳俊成說明，飼料及化工原料如何「合法」進入食品廠？

中藥賣食用花卉 做食品登錄讓流向更透明

這次地方稽查除了手搖杯店外，還有不少中藥店販售的食用花卉農藥殘留也超標，由於中藥店目前所販售的菊花、玫瑰花、洛神花等屬於食材，而非藥材，所以在農藥檢驗上需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規定。

不過財團法人台灣必安研究所副所長莊武璋坦言，礙於法規不熟悉等因素，過去中藥商少有向上游業者索取進口證明等文件的習慣。

莊武璋還說，過往中藥商業者也很少將購買的食材上網做食品登錄，更沒有批號管理的概念，所以就會有不肖業者混充食用和非食用花卉、乾燥香料卻混食用花卉等狀況。他認為，未來中藥行若能在進口時特別向上游索取相關證明，同時又上網做登錄，中藥行的食材管理就會比較透明化。

中藥行販售藥材需符合衛福部中藥司的法規，販售食材時則需符合食藥署《食安法》的規定，葉彥伯指出，由於政府在管理思維上採「只管產品、不管業者」，直接跳過了業者管理的責任，而去管食品，業者自主管理的意願就低，他認為，要求中藥行做食品登錄是最重要的選項。

對此，食藥署食品組長潘志寬表示，食藥署目前正在建立追蹤追溯的機制，預計8月初上路，有商業登記的食品業者都必須交代「上一手」和「下一手」的來源，同時需將自己留存的產品證明文件上傳至食品雲的「非追不可」，方便衛生單位稽查時，進行勾稽。

中藥行販售藥品與食品，雙方分屬兩個不同管理單位，且檢查標準不同，容易造成混充漏洞（攝影/郭琇真）

印度是在1991年之後啟動經濟改革， 在此之前，印度的經濟算是一種僵化、充滿官僚與貪腐的「牌照經濟」，行政效率低落、任何經濟行為都要政府審批、核准、監督，因而創造非常大的賄賂空間。印 度經濟改革落後中國10年，但在90年代也因初期的「資源動員」創造過高速成長，這讓印度在2001年，與中國、巴西、俄羅斯同被列為金磚四國。

不過，當中國因金融海嘯中仍能維持高成長，因而與美國同被列為「Ｇ2」（全球兩大經濟體）時，印度卻掉入低成長中。近來各國討論中國是否掉入「中等 所得陷阱」，但印度卻仍處在低所得時就掉入低成長、停滯的陷井，特別是2013年的「恐慌緊縮」對印度傷害更大；而這也是對經濟採務實態度、打出「廁所優 於神廟」口號的莫迪，能脫穎而出，實現政黨輪替的背景，印度民眾希望莫迪能為印度經濟帶來新火花，帶領印度追趕中國。

莫迪上任1年來，印度經濟確實一度虎虎生風，股市上漲、投資增加、外資對印度重燃希望，今年印度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到8%左右，官方預測值甚至到 8.5%。與此同時，中國卻陷入增長下滑的困境。中國去年經濟成長率7.4%，是近24年來最低點；今年官方預估成長率在7%，但3、4月出口的衰退，仍 讓外界擔心難以達成7%的成長。今年印度經濟成長率超越中國幾乎已可確定。

不過，經濟改革從來就不會那麼簡單又「必然」，莫迪上任後的「紅利」很快消失，雖然他對經濟有改革，但缺乏重大成就與突破，印度仍是一個充滿官僚、政策反覆、貪腐橫行的國度；甚至因為股市多次創新高，讓政府改革動力減弱。今年4月，印度政府有意對外資回溯課稅多達64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就震撼了業界、降低外資投資意願，甚至讓股市一周下跌5%。而出口產品的全球競爭力顯然也不是一蹴可及，印度近4個月出口連續下跌，與去年同月相比，甚至出現單月衰退2成的慘狀，貿易赤字又大幅飆升。

回顧過去的成長軌跡，印度獨立之後到1990年間，印度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3.5%，平均國民所得成長1.3%，所謂「印度式增長」就是指遲緩停 滯不前的經濟表現。印度經濟改革後雖然成長加速，但以經濟總量而言，近2兆美元的量體遠遠遜於中國的10兆；平均國民所得1500美元左右亦與中國 6747美元差距甚大。如果從1980年看到2014年，中國平均國民所得增長17倍，印度同期增長4倍而已─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實在相當大。

因此，某個角度而言，問：印度經濟何時（或說能否）超越中國，可能是問錯了問題，因為兩者已經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了。中國雖然經濟成長放緩、面對中等所得陷阱風險，但中國現在關心的問題已不純粹是量的增加了，而是經濟結構的轉型、GDP質的提升了；印度則仍在努力「衝量」。

產業結構上，印度製造業占GDP比重只在15%左右，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及，中國出口金額已達2.2兆美元，成為全球出口第一名的國家，印度呢？出口 只有區區的30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與台灣差不多而已。沒有一個後進國家能靠如此低比例的製造業就能實現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莫迪雖喊出要把印度打造 成如中國一樣的「世界製造中心」，但其落後、管制多、難以吸引外資製造商的法規與制度，恐怕不是說改就能改。

因此，不論從政治、社會、文化，到更具體的法制制度、官僚行政、產業結構、技術層次等各方面看，在可見的未來，印度經濟其實都不可能趕上中國─即使 有某一年經濟成長率超過中國，但其影響有限。除非印度能保持超過10年，每年經濟成長率都超過中國相當距離─但從印度的不穩定性看，可能性不大。務實的 看，莫迪只要能讓印度經濟拉近與中國的距離，可能就能被視為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了，至於「超越」，就先別想那麼多了。

台灣幾乎是全球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2年前老年人口超過7%，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預估2017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4%，成為高齡社會，再7年後就達20%，成為一個「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化帶來諸多社會與家庭問題─老人生活與健康的照料、失能與障礙化。過去的社會與家庭結構，家庭子女較多、平均壽命較短，相對其問題沒有那麼嚴 重。但現在、未來，台灣社會與家庭幾乎都難逃高齡化的考驗。根據衛福部的統計，現在整體人口的失能比率是3.36%，老人人口失能比率則是16.4%，人 數有75.5萬人，到2031年推估失能人數將超過120萬人，其中95萬人是老人。

但台灣長期對長期照護（包括對老人與失能者）的忽視，未能建立良好的長照體系，長照需要的人力不是民眾「自力救濟」，靠家庭成員硬撐，就是倚重外籍 照護。當台灣人口老化速率加快時，長照問題就更嚴重。因此，不論是執政或在野黨，都支持長照的必要性，民調更顯示支持政府推長照的比率都在8成上下。

這麼一個有高度共識、社會支持度高、不涉及任何政治意識與立場的政策，還是花了多年才通過，而且，未來作得好還是壞，仍在未知之數，原因就是：錢。這似乎印證那句：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依照長照法規劃，政府必須建立起長照體系，長照保險法草案的規定，則是長照保費分由民眾、雇主、政府三方分擔。這些全部是要錢要人、必須投注資源才 能有所成就的事。民進黨主張編列5年150億元預算，提出加稅提議，要以提高遺贈稅率10個百分點（由現在的10%提到20%），增加0.5個百分點的營 業稅，以此增加的稅收投入長照，國民黨當然拒絕，不願再揹加稅責任。

民進黨稱沒有充份與穩定財源的長照法是空頭支票，有道理。但何以致之？兩黨都有責任，數十年來，兩黨勇於減稅─國民黨固然有大降遺贈稅的污點，民進 黨執政時亦有土增稅減半的「功業」；競發津貼─每次選舉兩黨爭相加碼的戲碼一再重演；怯於加稅─這點國民黨搞不好還比民進黨作得較多；對結構性的改革更是 既無興趣、亦無膽識跨越─年金改革是最明顯的例子。

最後造成的就是台灣的現在的困境：稅收與GDP的比，民國79年的高峰期有20%，之後一路下降，現在只有12.8%，而OECD國家平均值是 26%；法定義務支出逐年攀升，過去都在50%上下，98年升為56%，現在是69%，歲出結構僵化，政府想興辦任何新事務，都面臨無米之炊；中央政府債 務餘額近5.5兆，潛藏債務24兆，每年赤字預算2000億元上下。

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狀況─政府負債多、財政陷困境、歲出變僵化、無能再興利。沒有足夠資金、人力、資源投入的長照法，最後效益必定不如預期，最壞情況 就是民進黨說的「空頭支票」；如果長照保險法也實施上路，政府也有法定分擔比率，因此政府預算的法定義務支出又要再增加─越後面執政者，越是發現面對預算 編列時「動彈不得」的困境。

長照法映照出的台灣財政困境，朝野政客可知？可瞭？可有解方？

而在釋放積極信號的同時，周小川也明確表示要對超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動採取措施的態度。業內人士表示，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全面自由化，審慎、穩健、漸進式的安排應該符合邏輯。

途徑三方面入手實現目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

“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與之前“加速推進”的說法有微變，市場人士也將其解讀為今年資本項目開放進程將有所加快，周小川22日的講話再次印証了市 場的這個判斷。“盡管貨幣政策是穩健的，但是改革開放的步伐還是會進一步加快。”周小川表示。他在講話中指出，具體工作包括便利境內外個人投資、資本市場 開放和修訂《外匯管理條例》三個方面。

“首先，要使境內外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周小川表示，尤其是國內居民到海外投資証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目前要實行事前審批制度﹔而外國投資者投資中國 金融市場，主要通過QFII渠道，這些制度的方便程度和靈活程度都不夠，無法滿足更高的自由程度，今年將在上述兩方面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和試點舉措。

“其次，資本市場會更加開放。”周小川認為，去年推出的滬港通進展較為順利，沒有出現特別多令人擔憂的問題，這就極大提高了政策當局對推進資本市場開 放的信心。因此，今年會繼續加大對資本市場的開放力度，使得不僅國際投資者能夠自由投資國內的股票、債券，國內投資者也能夠更為方便地投資國外的資本市 場，以及投資者的權益將會得到更高程度的保護。“再有就是發行者，他們也會有更大的自由度，可選擇境外或境內發行﹔發行幣種方面，也可自由選擇可兌換幣種 或人民幣。”周小川說。

第三，將准備新一輪修改《外匯管理條例》。中國的《外匯管理條例》過幾年就要修改一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開放程度總是不斷加大。過去外匯管理方面有關 外匯管制方面的條款不適應了就需要修改。周小川表示，在這次修改過程中，將會考慮有關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變為自由使用的貨幣等所提出的一系列要 求。除此之外，在資本項目方面、在金融市場開放方面，還有一系列稍微小一些的改革，也會在今年進一步推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是大法，它的修訂也是大事，上次修訂還是在2008年，為了適應目前的形勢，很多東西確實要修改，這也是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一個基礎性工作。”國家行政學院進修部陳炳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說。

厘清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全面自由化

我國在1996年完全開放了經常項目，而資本項目一直存在管制。資本項目開放這個話題並不是新話題。據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李劍閣介 紹，“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把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改革目標，當時認為十年可以完成該目標。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大家又認為這 事急不得。后來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重申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目標，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使大家對這個問題產生了不同看法。直到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規劃繼續重申了這個改革目標。”

關於資本項目開放，快與慢的討論很多，不過，幾乎無人否認資本項目開放對推動金融體系市場化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表示，若資本流動受到 限制，人民幣的價格就不能通過外匯市場交易正常地反映出來，隻有通過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人民幣的真正價格才能被確定。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從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的7大類、40個子項的資本項目來看，除了4項以外，中國實現了完全或部分的可 兌換。這4項主要是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托市場以及買賣衍生工具。“應該說，我國大部分資本項目是開放的。實際上，發達國家也並非在所有項目完 全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不等同於自由化，開放一定是在一定范圍內的。”陳炳才對記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幣層面上，資本項目開放進程頗快。據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介紹，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上，從2009年開始，啟動了跨 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到了2014年，這項試點從貿易結算推到了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也迅速擴大。數據顯示，2014年人民幣跨境收支接近 10萬億人民幣，佔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到2014年末，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擴大到10個境外國家和地區，在14個 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與28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七大儲備貨幣。

最近兩年，上海自貿區一直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一塊試驗田。陸磊在論壇發言時還透露，在自貿區，特別是上海自貿區，可能有更大程度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試驗。此前據媒體報道，上海自貿區今年將爭取啟動“自貿試驗區合格的個人境外投資試點”(QDII2)，將探索給予自貿試驗區內的居民一定額度，試點到境 外進行投資，包括移民投資、房地產投資、境外証券投資和境外實業投資等。

預警對投機性資本流動要採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在講話中表示，“我們發展中國家重點鼓勵中長期的資本流動，對於超短期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 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另外，應急的時候也還是可以採取應急措施的。最后資本流動裡還要防止出現問題，所以還要加強反洗錢、反恐融資，防止過分運用機制監察等 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總之，需要在各項政策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

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看來，在2015年，由於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資本外流加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談及原因，他說：“第一，中國的經濟增 長速度指標是7%左右，甚至可能低於7%﹔第二，央行肯定會進一步執行寬鬆貨幣政策﹔第三，中國的債務情況，雖然有些好轉，但企業的債務問題還是十分嚴 重。中國企業的杠杆率、負債水平還會進一步上升。”

針對短期的資本流動帶來的急劇沖擊和負面影響，劉遵義認為可以採用征稅的方式，對於那些短期的資金征稅。實際上，在去年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一份報 告中提出了通過“托賓稅”的方式來抑制“熱錢”。所謂托賓稅，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旨在減少投機性交易。不過至今，托賓稅在我國尚未開徵。

“假設針對資本賬戶的流動征收1%的資本流動稅，當你來的時候，你要支付1%，當你把人民幣換成外匯的時候也要支付1%。如果一個月做一次循環，一年 就是24%。作為長期的投資者，你進出的周期是5年。如果一來一回隻有2%的話，算什麼呢？所以這一點不會阻礙良好的流動，但會給短期頻繁交易的流動產生 障礙。”劉遵義稱。

陸磊也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肯定有風險，所以審慎的、穩健的、漸進式的安排應該是符合邏輯的。他認為未來可以預見的政策取向，大概有以下三條：“一是轉 變境外資本的流動管理方式，在推進便利化的同時，從正面清單轉向負面清單。也就是說首先得明確不能干什麼﹔二是推動資本的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 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取消資格和額度審批，在條件成熟時將相關投資便利擴大到境內外所有合法機構﹔三是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環節下的外債和流動 管理體系，提高可兌換條件下的風險管理水平。”

事实上，央行此前的降准已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理论上，为实现M2的增长目标，央行需要将储备货币的增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在过去两个季度中，为了应对资本流出并保持汇率稳定，中国央行通过卖出外币资产买入人民币资产来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了储备货币进一步减少，从而使得市场流动性日益紧张，同时市场利率水平走高。如果想要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央行降准成为必然选择。但在2014年最后两个季度，面临资本流出，央行没有选择降准，却通过短期定向的流动性注入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例如中期借贷便利和常备借贷便利），并允许人民币出现贬值。尽管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看似与降准的作用类似，但最终的效果却令市场感到失望。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通缩的风险不断上升。2014年11月开始，央行终于改变了审慎货币政策的立场，并回归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迄今，中国央行共降息两次、降准150个基点。

那么，降准对于M2增速到底将有怎样的影响呢？简单的测算显示，第二季度末，中国的M2增速将达到约14.0%，超过第一季度的11.6%。广义货币增速上升也将鼓励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投放。但是由于信贷风险上升，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预计在短期内仍将保持一定谨慎。笔者预计，到第二季度末，新增贷款增速将达到14.5%，比第一季度末的14.0%高出0.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新增贷款可能会达到7.3万亿元，超过去年同期的5.7万亿元。

与此同时，到第二季度底，贷款占M2的比例将下降至64.6%，比第一季度末的65.9%低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上升，而这些超额存款准备金只能获得取0.72%的年利率。笔者预计，到6月底，超额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总额中的比重将超过3.0%，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显示，这将是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显著改善。过往的经验表明，债券收益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笔者测算，超额存款准备金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在未来两个季度内，政府债券收益率将降低20-28个基点。第二季度末，如果超额存款准备金上升1.5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将下降30-50个基点。

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将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发债。这也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一旦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它们对贷款的需求将会下降。银行因此将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这些资金将自然流向债券市场。因此，商业银行将成为地方债券的投资者。以5或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为例，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比中央政府债券的收益利率高20-25个基点。但如果中央政府债券收益率在未来数月内下降50个基点，地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将更具吸引力。

简单从供给角度来判断债券收益率是否上升，事实上是一叶障目。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债券存量在2014年增加了超过2.8万亿元，高于2013年的2.2万亿元的增量，但是，即便当时市场货币环境未发生较大变化，市场整体的债券收益率在2014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从今年债券市场的供给状况来看，今年新增债券规模将达到4.0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发债将达到2.3万亿元。如果第二季度末M2增速上升至约14%，市场可以消化这些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且不会导致流动性紧缩和市场利率走高。笔者估算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将增加13.5万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所增加的这3.2万亿元货币供应，将足以吸收那些用于债务置换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对地方政府债券的比例已经从此前的10%增加到20%，这也将释放出1,500亿元可以用于购买地方债券。另外，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存量至少达到3.0万亿元，它们也是地方债券的潜在投资者。

上述分析显示，1万亿元的省级地方债发行将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的流动性状况收紧，它们也不太可能推高市场的利率水平。因此，这也意味着，中国无需引入“量化宽松”政策或如同欧洲央行那样开启“长期再融资计划”。笔者也认为，市场炒作中国版量化宽松的一个意图是吸引更多的散户投资者进入股市，这也将为已过热的股市火上加油。

由于M2增速预计将超过12.0%的增速目标，且进一步降准也将进一步提升M2的增速，这意味着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宽松将很可能选择降息。但是，如果中国央行采取同时降低贷款和存款利率的“对称减息”，存款收益率下降将进一步鼓励存款流入股市。因此，笔者预料，央行未来可能实施“非对称降息”，即单边下调贷款利率、保持存款利率不变。即使央行下调贷款利率50个基点，商业银行仍能维持220个基点的可观的净息差，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强劲。商业银行也可以将通过承销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获得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这也将有助于抵消净息差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 M1 = 商業銀行活期存款，稱為狹義貨幣供應量。
• M2 = M1 + 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稱為廣義貨幣供應量

表 面上看起來，「進口替代」這4個字對台灣的適用性很短，只有1950年代而已，但事實卻非如此。進口替代，是一個可長可久的觀念，它的精神在於任何一個國 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需要用到進口的原料和零組件。這些進口品通常附加價值較高，大多是由先進國家生產或提供的服務，但等到本國產業進步到某個地步，就可 以想辦法用自己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來替代外國產品。

所 以進口替代是一個追求進步的有效方法；比如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其實就是一個進口替代，也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進口替代。十大建設中的中鋼生產鋼鐵，就 是以國產鋼鐵取代進口的鋼鐵；另外中油的五輕也是一樣，以國產的石化品替代進口品。進口替代的過程可以說是一波接著一波，從來沒有中斷過。事實上，進口替 代的中止將代表經濟成長的動能受到限制，沒有能力再往更精密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生產過程邁進。

進口替代的觀念其實可以應用在任何行業，不過我們最近特別高興的是，金管會把這個觀念應用在金融業。

台灣本地金融業的市場，是以本國為主，雖然有的公司已經到外國設立分行，但是無論規模和觸角，相對歐美的金融機構，都極有限。金管會一直鼓勵業者要出去打亞洲盃，就是一種出口擴張。但是在打亞洲盃之前，有一件事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進口替代。

也 就是說，原本由國外金融機構對本國人提供的服務，現在改由本國金融機構替代。最近一個例子是國際債券投資─過去我國廠商購買海外債券，絕大多數是透過外國 金融機構的經銷或購買外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基金，現在政府鼓勵我們自己的金融機構要有發行海外債券基金的能力，這就是一種進口替代，也是一種進步的象徵。

對 於台灣的金融業而言，坦白說這種進口替代早就該做了。台灣的金融業，尤其是財富管理業務，一直有一個外國人覺得無法理解的畸形發展：很多國人都把財富換成 外幣，存在海外金融機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由這些外國金融機構替他們做理財服務。妙的是這些外國金融機構聘雇來服務國人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台灣 人。由於必須符合外國金融機構的規定，這些工作人員都成為新加坡或香港居民，每一年要在當地停留超過一半的時間，在那邊付房租、納稅、消費。造成了國人把 財富託付給國人服務，而此過程中幾乎所有利潤和外溢的消費都奉送給香港和新加坡的奇怪現象。

政府早期曾希望透過自由化的方式吸引國人海外投 資回流，但顯然沒有發揮非常大的效果。今天如果想認真推行金融服務的進口替代，海外理財無疑是一個最清楚的標的。我們建議可以考慮將境外金融（OBU）的 市場擴大─OBU限制外國法人或自然人才可以開戶，所以國人如果想就近享用本國金融的OBU服務，只能先在外國另設公司，非常麻煩。建議可以考慮凡是已經 換成外幣，投資標的又不是國內資產的話，說不定都可以納入OBU的範圍，然後大幅鬆綁，如此很多業務就可以轉由台灣的金融機構來處理。

進口 替代的觀念應用在金融業上是非常好的構想，目前為止，至少在國際債券上已經獲得初步的成效。我們希望在這個成效的基礎上，可以更進一步，將國人的財富管理 業務也從海外轉回台灣。做好這一步後，會有更多的專業金融服務人員在台灣工作，打好台灣的基礎，讓未來金融業打亞洲盃有更大的成功機會。（作者為大學教 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