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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余紀忠文教基金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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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are the search results for the query, showing results 791 to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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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17-1">
    <title>印度經濟何時能超越中國？</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17-1</link>
    <description>上周印度總理莫迪訪問中國，兩國簽訂數十項、金額數百億美元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議；國際觀察家有興趣的是中印化解數十年宿怨、加強彼此合作後，對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但財金界更有興趣的是：印度經濟何時─或是說能否超越中國？</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span>上周印度總理莫迪訪問中國，兩國簽訂數十項、金額數百億美元的各種經濟合作協議；國際觀察家有興趣的是中印化解數十年宿怨、加強彼此合作後，對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但財金界更有興趣的是：印度經濟何時─或是說能否超越中國？</span></p>
<p>印度是在1991年之後啟動經濟改革， 在此之前，印度的經濟算是一種僵化、充滿官僚與貪腐的「牌照經濟」，行政效率低落、任何經濟行為都要政府審批、核准、監督，因而創造非常大的賄賂空間。印 度經濟改革落後中國10年，但在90年代也因初期的「資源動員」創造過高速成長，這讓印度在2001年，與中國、巴西、俄羅斯同被列為金磚四國。</p>
<p>不過，當中國因金融海嘯中仍能維持高成長，因而與美國同被列為「Ｇ2」（全球兩大經濟體）時，印度卻掉入低成長中。近來各國討論中國是否掉入「中等 所得陷阱」，但印度卻仍處在低所得時就掉入低成長、停滯的陷井，特別是2013年的「恐慌緊縮」對印度傷害更大；而這也是對經濟採務實態度、打出「廁所優 於神廟」口號的莫迪，能脫穎而出，實現政黨輪替的背景，印度民眾希望莫迪能為印度經濟帶來新火花，帶領印度追趕中國。</p>
<p>莫迪上任1年來，印度經濟確實一度虎虎生風，股市上漲、投資增加、外資對印度重燃希望，今年印度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到8%左右，官方預測值甚至到 8.5%。與此同時，中國卻陷入增長下滑的困境。中國去年經濟成長率7.4%，是近24年來最低點；今年官方預估成長率在7%，但3、4月出口的衰退，仍 讓外界擔心難以達成7%的成長。今年印度經濟成長率超越中國幾乎已可確定。</p>
<p>不過，經濟改革從來就不會那麼簡單又「必然」，莫迪上任後的「紅利」很快消失，雖然他對經濟有改革，但缺乏重大成就與突破，印度仍是一個充滿官僚、政策反覆、貪腐橫行的國度；甚至因為股市多次創新高，讓政府改革動力減弱。今年4月，印度政府有意對外資回溯課稅多達64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就震撼了業界、降低外資投資意願，甚至讓股市一周下跌5%。而出口產品的全球競爭力顯然也不是一蹴可及，印度近4個月出口連續下跌，與去年同月相比，甚至出現單月衰退2成的慘狀，貿易赤字又大幅飆升。</p>
<p>回顧過去的成長軌跡，印度獨立之後到1990年間，印度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只有3.5%，平均國民所得成長1.3%，所謂「印度式增長」就是指遲緩停 滯不前的經濟表現。印度經濟改革後雖然成長加速，但以經濟總量而言，近2兆美元的量體遠遠遜於中國的10兆；平均國民所得1500美元左右亦與中國 6747美元差距甚大。如果從1980年看到2014年，中國平均國民所得增長17倍，印度同期增長4倍而已─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實在相當大。</p>
<p>因此，某個角度而言，問：印度經濟何時（或說能否）超越中國，可能是問錯了問題，因為兩者已經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了。中國雖然經濟成長放緩、面對中等所得陷阱風險，但中國現在關心的問題已不純粹是量的增加了，而是經濟結構的轉型、GDP質的提升了；印度則仍在努力「衝量」。</p>
<p>產業結構上，印度製造業占GDP比重只在15%左右，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及，中國出口金額已達2.2兆美元，成為全球出口第一名的國家，印度呢？出口 只有區區的30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與台灣差不多而已。沒有一個後進國家能靠如此低比例的製造業就能實現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莫迪雖喊出要把印度打造 成如中國一樣的「世界製造中心」，但其落後、管制多、難以吸引外資製造商的法規與制度，恐怕不是說改就能改。</p>
<p>因此，不論從政治、社會、文化，到更具體的法制制度、官僚行政、產業結構、技術層次等各方面看，在可見的未來，印度經濟其實都不可能趕上中國─即使 有某一年經濟成長率超過中國，但其影響有限。除非印度能保持超過10年，每年經濟成長率都超過中國相當距離─但從印度的不穩定性看，可能性不大。務實的 看，莫迪只要能讓印度經濟拉近與中國的距離，可能就能被視為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了，至於「超越」，就先別想那麼多了。</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風傳媒</dc:rights>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date>2015-05-16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16-1">
    <title>長照法案映照出台灣難逃的困境</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516-1</link>
    <description>長照法終於在立法院通過，接著就是看長照保險法草案何時通過。但不論何者、何時通過，政府、社會，都要共同面對一個最現實的問題：財源。這是台灣現在、也是未來要推動任何事務，都會碰上的最大障礙、最難逃出的困境。</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span>長照法終於在立法院通過，接著就是看長照保險法草案何時通過。但不論何者、何時通過，政府、社會，都要共同面對一個最現實的問題：財源。這是台灣現在、也是未來要推動任何事務，都會碰上的最大障礙、最難逃出的困境。</span></p>
<p>台灣幾乎是全球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2年前老年人口超過7%，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預估2017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4%，成為高齡社會，再7年後就達20%，成為一個「超高齡社會」。</p>
<p>人口老化帶來諸多社會與家庭問題─老人生活與健康的照料、失能與障礙化。過去的社會與家庭結構，家庭子女較多、平均壽命較短，相對其問題沒有那麼嚴 重。但現在、未來，台灣社會與家庭幾乎都難逃高齡化的考驗。根據衛福部的統計，現在整體人口的失能比率是3.36%，老人人口失能比率則是16.4%，人 數有75.5萬人，到2031年推估失能人數將超過120萬人，其中95萬人是老人。</p>
<p>但台灣長期對長期照護（包括對老人與失能者）的忽視，未能建立良好的長照體系，長照需要的人力不是民眾「自力救濟」，靠家庭成員硬撐，就是倚重外籍 照護。當台灣人口老化速率加快時，長照問題就更嚴重。因此，不論是執政或在野黨，都支持長照的必要性，民調更顯示支持政府推長照的比率都在8成上下。</p>
<p>這麼一個有高度共識、社會支持度高、不涉及任何政治意識與立場的政策，還是花了多年才通過，而且，未來作得好還是壞，仍在未知之數，原因就是：錢。這似乎印證那句：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p>
<p>依照長照法規劃，政府必須建立起長照體系，長照保險法草案的規定，則是長照保費分由民眾、雇主、政府三方分擔。這些全部是要錢要人、必須投注資源才 能有所成就的事。民進黨主張編列5年150億元預算，提出加稅提議，要以提高遺贈稅率10個百分點（由現在的10%提到20%），增加0.5個百分點的營 業稅，以此增加的稅收投入長照，國民黨當然拒絕，不願再揹加稅責任。</p>
<p>民進黨稱沒有充份與穩定財源的長照法是空頭支票，有道理。但何以致之？兩黨都有責任，數十年來，兩黨勇於減稅─國民黨固然有大降遺贈稅的污點，民進 黨執政時亦有土增稅減半的「功業」；競發津貼─每次選舉兩黨爭相加碼的戲碼一再重演；怯於加稅─這點國民黨搞不好還比民進黨作得較多；對結構性的改革更是 既無興趣、亦無膽識跨越─年金改革是最明顯的例子。</p>
<p>最後造成的就是台灣的現在的困境：稅收與GDP的比，民國79年的高峰期有20%，之後一路下降，現在只有12.8%，而OECD國家平均值是 26%；法定義務支出逐年攀升，過去都在50%上下，98年升為56%，現在是69%，歲出結構僵化，政府想興辦任何新事務，都面臨無米之炊；中央政府債 務餘額近5.5兆，潛藏債務24兆，每年赤字預算2000億元上下。</p>
<p>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狀況─政府負債多、財政陷困境、歲出變僵化、無能再興利。沒有足夠資金、人力、資源投入的長照法，最後效益必定不如預期，最壞情況 就是民進黨說的「空頭支票」；如果長照保險法也實施上路，政府也有法定分擔比率，因此政府預算的法定義務支出又要再增加─越後面執政者，越是發現面對預算 編列時「動彈不得」的困境。</p>
<p>長照法映照出的台灣財政困境，朝野政客可知？可瞭？可有解方？</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風傳媒</dc:rights>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內政</dc:subject>
    
    
      <dc:subject>國內新聞</dc:subject>
    
    
      <dc:subject>永續發展</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國家財政</dc:subject>
    
    <dc:date>2015-05-15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14-1">
    <title>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解讀「年內資本項目可兌換」</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14-1</link>
    <description>　央行行長周小川22日在參加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時透露，今年作為“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將努力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周小川的講話，明確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表，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央行行長周小川22日在參加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時透露，今年作為“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將努力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周小川的講話，明確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表，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p>
<p>而在釋放積極信號的同時，周小川也明確表示要對超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動採取措施的態度。業內人士表示，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全面自由化，審慎、穩健、漸進式的安排應該符合邏輯。</p>
<p><b>途徑三方面入手實現目標</b></p>
<p>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p>
<p>“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與之前“加速推進”的說法有微變，市場人士也將其解讀為今年資本項目開放進程將有所加快，周小川22日的講話再次印証了市 場的這個判斷。“盡管貨幣政策是穩健的，但是改革開放的步伐還是會進一步加快。”周小川表示。他在講話中指出，具體工作包括便利境內外個人投資、資本市場 開放和修訂《外匯管理條例》三個方面。</p>
<p>“首先，要使境內外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周小川表示，尤其是國內居民到海外投資証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目前要實行事前審批制度﹔而外國投資者投資中國 金融市場，主要通過QFII渠道，這些制度的方便程度和靈活程度都不夠，無法滿足更高的自由程度，今年將在上述兩方面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和試點舉措。</p>
<p>“其次，資本市場會更加開放。”周小川認為，去年推出的滬港通進展較為順利，沒有出現特別多令人擔憂的問題，這就極大提高了政策當局對推進資本市場開 放的信心。因此，今年會繼續加大對資本市場的開放力度，使得不僅國際投資者能夠自由投資國內的股票、債券，國內投資者也能夠更為方便地投資國外的資本市 場，以及投資者的權益將會得到更高程度的保護。“再有就是發行者，他們也會有更大的自由度，可選擇境外或境內發行﹔發行幣種方面，也可自由選擇可兌換幣種 或人民幣。”周小川說。</p>
<p>第三，將准備新一輪修改《外匯管理條例》。中國的《外匯管理條例》過幾年就要修改一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開放程度總是不斷加大。過去外匯管理方面有關 外匯管制方面的條款不適應了就需要修改。周小川表示，在這次修改過程中，將會考慮有關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變為自由使用的貨幣等所提出的一系列要 求。除此之外，在資本項目方面、在金融市場開放方面，還有一系列稍微小一些的改革，也會在今年進一步推進。</p>
<p>“《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是大法，它的修訂也是大事，上次修訂還是在2008年，為了適應目前的形勢，很多東西確實要修改，這也是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一個基礎性工作。”國家行政學院進修部陳炳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說。</p>
<p><b>厘清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是全面自由化</b></p>
<p>我國在1996年完全開放了經常項目，而資本項目一直存在管制。資本項目開放這個話題並不是新話題。據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李劍閣介 紹，“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把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改革目標，當時認為十年可以完成該目標。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大家又認為這 事急不得。后來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重申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目標，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使大家對這個問題產生了不同看法。直到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規劃繼續重申了這個改革目標。”</p>
<p>關於資本項目開放，快與慢的討論很多，不過，幾乎無人否認資本項目開放對推動金融體系市場化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表示，若資本流動受到 限制，人民幣的價格就不能通過外匯市場交易正常地反映出來，隻有通過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人民幣的真正價格才能被確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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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近年來，我國一直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從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定義的7大類、40個子項的資本項目來看，除了4項以外，中國實現了完全或部分的可 兌換。這4項主要是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托市場以及買賣衍生工具。“應該說，我國大部分資本項目是開放的。實際上，發達國家也並非在所有項目完 全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不等同於自由化，開放一定是在一定范圍內的。”陳炳才對記者表示。</p>
<p>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幣層面上，資本項目開放進程頗快。據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介紹，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上，從2009年開始，啟動了跨 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到了2014年，這項試點從貿易結算推到了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交易，規模也迅速擴大。數據顯示，2014年人民幣跨境收支接近 10萬億人民幣，佔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到2014年末，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擴大到10個境外國家和地區，在14個 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與28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七大儲備貨幣。</p>
<p>最近兩年，上海自貿區一直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一塊試驗田。陸磊在論壇發言時還透露，在自貿區，特別是上海自貿區，可能有更大程度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試驗。此前據媒體報道，上海自貿區今年將爭取啟動“自貿試驗區合格的個人境外投資試點”(QDII2)，將探索給予自貿試驗區內的居民一定額度，試點到境 外進行投資，包括移民投資、房地產投資、境外証券投資和境外實業投資等。</p>
<p><b>預警對投機性資本流動要採取措施</b></p>
<p>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在講話中表示，“我們發展中國家重點鼓勵中長期的資本流動，對於超短期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 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另外，應急的時候也還是可以採取應急措施的。最后資本流動裡還要防止出現問題，所以還要加強反洗錢、反恐融資，防止過分運用機制監察等 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總之，需要在各項政策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p>
<p>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看來，在2015年，由於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資本外流加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談及原因，他說：“第一，中國的經濟增 長速度指標是7%左右，甚至可能低於7%﹔第二，央行肯定會進一步執行寬鬆貨幣政策﹔第三，中國的債務情況，雖然有些好轉，但企業的債務問題還是十分嚴 重。中國企業的杠杆率、負債水平還會進一步上升。”</p>
<p>針對短期的資本流動帶來的急劇沖擊和負面影響，劉遵義認為可以採用征稅的方式，對於那些短期的資金征稅。實際上，在去年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一份報 告中提出了通過“托賓稅”的方式來抑制“熱錢”。所謂托賓稅，是指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的交易稅，旨在減少投機性交易。不過至今，托賓稅在我國尚未開徵。</p>
<p>“假設針對資本賬戶的流動征收1%的資本流動稅，當你來的時候，你要支付1%，當你把人民幣換成外匯的時候也要支付1%。如果一個月做一次循環，一年 就是24%。作為長期的投資者，你進出的周期是5年。如果一來一回隻有2%的話，算什麼呢？所以這一點不會阻礙良好的流動，但會給短期頻繁交易的流動產生 障礙。”劉遵義稱。</p>
<p>陸磊也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肯定有風險，所以審慎的、穩健的、漸進式的安排應該是符合邏輯的。他認為未來可以預見的政策取向，大概有以下三條：“一是轉 變境外資本的流動管理方式，在推進便利化的同時，從正面清單轉向負面清單。也就是說首先得明確不能干什麼﹔二是推動資本的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 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取消資格和額度審批，在條件成熟時將相關投資便利擴大到境內外所有合法機構﹔三是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環節下的外債和流動 管理體系，提高可兌換條件下的風險管理水平。”</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人民網</dc:rights>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改革</dc:subject>
    
    <dc:date>2015-05-1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04-1">
    <title>中国无需 “量化宽松”</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504-1</link>
    <description>地方债券即将大规模发行之际，市场纷纷揣测中国将出台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由央行来大规模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并不需要“量化宽松”或“长期再融资计划”政策。在使用类似量化宽松这样的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前，中国央行仍然有大量的常规工具可以使用。</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地方债券即将大规模发行之际，市场纷纷揣测中国将出台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由央行来大规模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并不需要“量化宽松”或“长期再融资计划”政策。在使用类似量化宽松这样的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前，中国央行仍然有大量的常规工具可以使用。</p>
<p>事实上，央行此前的降准已为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理论上，为实现M2的增长目标，央行需要将储备货币的增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在过去两个季度中，为了应对资本流出并保持汇率稳定，中国央行通过卖出外币资产买入人民币资产来干预外汇市场，这导致了储备货币进一步减少，从而使得市场流动性日益紧张，同时市场利率水平走高。如果想要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央行降准成为必然选择。但在2014年最后两个季度，面临资本流出，央行没有选择降准，却通过短期定向的流动性注入工具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例如中期借贷便利和常备借贷便利），并允许人民币出现贬值。尽管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看似与降准的作用类似，但最终的效果却令市场感到失望。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通缩的风险不断上升。2014年11月开始，央行终于改变了审慎货币政策的立场，并回归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迄今，中国央行共降息两次、降准150个基点。</p>
<p>那么，降准对于M2增速到底将有怎样的影响呢？简单的测算显示，第二季度末，中国的M2增速将达到约14.0%，超过第一季度的11.6%。广义货币增速上升也将鼓励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投放。但是由于信贷风险上升，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预计在短期内仍将保持一定谨慎。笔者预计，到第二季度末，新增贷款增速将达到14.5%，比第一季度末的14.0%高出0.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新增贷款可能会达到7.3万亿元，超过去年同期的5.7万亿元。</p>
<p>与此同时，到第二季度底，贷款占M2的比例将下降至64.6%，比第一季度末的65.9%低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上升，而这些超额存款准备金只能获得取0.72%的年利率。笔者预计，到6月底，超额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总额中的比重将超过3.0%，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显示，这将是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p>
<p>这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显著改善。过往的经验表明，债券收益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笔者测算，超额存款准备金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在未来两个季度内，政府债券收益率将降低20-28个基点。第二季度末，如果超额存款准备金上升1.5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将下降30-50个基点。</p>
<p>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将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发债。这也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一旦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它们对贷款的需求将会下降。银行因此将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这些资金将自然流向债券市场。因此，商业银行将成为地方债券的投资者。以5或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为例，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比中央政府债券的收益利率高20-25个基点。但如果中央政府债券收益率在未来数月内下降50个基点，地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将更具吸引力。</p>
<p>简单从供给角度来判断债券收益率是否上升，事实上是一叶障目。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债券存量在2014年增加了超过2.8万亿元，高于2013年的2.2万亿元的增量，但是，即便当时市场货币环境未发生较大变化，市场整体的债券收益率在2014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p>
<p>从今年债券市场的供给状况来看，今年新增债券规模将达到4.0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发债将达到2.3万亿元。如果第二季度末M2增速上升至约14%，市场可以消化这些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且不会导致流动性紧缩和市场利率走高。笔者估算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将增加13.5万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所增加的这3.2万亿元货币供应，将足以吸收那些用于债务置换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p>
<p>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对地方政府债券的比例已经从此前的10%增加到20%，这也将释放出1,500亿元可以用于购买地方债券。另外，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存量至少达到3.0万亿元，它们也是地方债券的潜在投资者。</p>
<p>上述分析显示，1万亿元的省级地方债发行将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的流动性状况收紧，它们也不太可能推高市场的利率水平。因此，这也意味着，中国无需引入“量化宽松”政策或如同欧洲央行那样开启“长期再融资计划”。笔者也认为，市场炒作中国版量化宽松的一个意图是吸引更多的散户投资者进入股市，这也将为已过热的股市火上加油。</p>
<p>由于M2增速预计将超过12.0%的增速目标，且进一步降准也将进一步提升M2的增速，这意味着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宽松将很可能选择降息。但是，如果中国央行采取同时降低贷款和存款利率的“对称减息”，存款收益率下降将进一步鼓励存款流入股市。因此，笔者预料，央行未来可能实施“非对称降息”，即单边下调贷款利率、保持存款利率不变。即使央行下调贷款利率50个基点，商业银行仍能维持220个基点的可观的净息差，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强劲。商业银行也可以将通过承销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获得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这也将有助于抵消净息差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p>
<ul>
<li>M1 = <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title="商業銀行">商業銀行</a><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B%E6%9C%9F%E5%AD%98%E6%AC%BE" title="活期存款">活期存款</a>，稱為<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AD%E4%B9%89%E8%B4%A7%E5%B8%81" title="狹義貨幣">狹義貨幣</a>供應量。</li>
<li>M2 = M1 + <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A%E6%9C%9F%E5%AD%98%E6%AC%BE" title="定期存款">定期存款</a>與<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B%E6%9C%9F%E5%AD%98%E6%AC%BE" title="活期存款">活期存款</a>，稱為<a hre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9%89%E8%B4%A7%E5%B8%81" title="廣義貨幣">廣義貨幣</a>供應量</li>
</ul>]]></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財新網</dc:rights>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改革</dc:subject>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dc:subject>
    
    
      <dc:subject>國外新聞</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date>2015-05-0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30-1">
    <title>為金融的進口替代喝釆</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30-1</link>
    <description>進口替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台灣製造業在1950年代曾經歷進口替代，當時以國產的消費品替代進口產品，建立了本土的幼稚工業。但是本土市場很小，生產成本很高，如果想進一步發展需要依靠外銷。於是在1960年，政府開始讓匯率貶值，並將原本對不同商品實施不同匯率的「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進口替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台灣製造業在1950年代曾經歷進口替代，當時以國產的消費品替代進口產品，建立了本土的幼稚工業。但是本土市場很 小，生產成本很高，如果想進一步發展需要依靠外銷。於是在1960年，政府開始讓匯率貶值，並將原本對不同商品實施不同匯率的「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 率」，又設立了加工出口區、進口的原料在加工出口時可以退稅、進口機器設備也有低利融資，成效頗佳，到了1960年代，台灣從進口替代進入出口擴張時代。</p>
<p>表 面上看起來，「進口替代」這4個字對台灣的適用性很短，只有1950年代而已，但事實卻非如此。進口替代，是一個可長可久的觀念，它的精神在於任何一個國 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需要用到進口的原料和零組件。這些進口品通常附加價值較高，大多是由先進國家生產或提供的服務，但等到本國產業進步到某個地步，就可 以想辦法用自己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來替代外國產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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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所 以進口替代是一個追求進步的有效方法；比如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其實就是一個進口替代，也有人將其稱為第二次進口替代。十大建設中的中鋼生產鋼鐵，就 是以國產鋼鐵取代進口的鋼鐵；另外中油的五輕也是一樣，以國產的石化品替代進口品。進口替代的過程可以說是一波接著一波，從來沒有中斷過。事實上，進口替 代的中止將代表經濟成長的動能受到限制，沒有能力再往更精密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生產過程邁進。</p>
<p>進口替代的觀念其實可以應用在任何行業，不過我們最近特別高興的是，金管會把這個觀念應用在金融業。</p>
<p>台灣本地金融業的市場，是以本國為主，雖然有的公司已經到外國設立分行，但是無論規模和觸角，相對歐美的金融機構，都極有限。金管會一直鼓勵業者要出去打亞洲盃，就是一種出口擴張。但是在打亞洲盃之前，有一件事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進口替代。</p>
<p>也 就是說，原本由國外金融機構對本國人提供的服務，現在改由本國金融機構替代。最近一個例子是國際債券投資─過去我國廠商購買海外債券，絕大多數是透過外國 金融機構的經銷或購買外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基金，現在政府鼓勵我們自己的金融機構要有發行海外債券基金的能力，這就是一種進口替代，也是一種進步的象徵。</p>
<p>對 於台灣的金融業而言，坦白說這種進口替代早就該做了。台灣的金融業，尤其是財富管理業務，一直有一個外國人覺得無法理解的畸形發展：很多國人都把財富換成 外幣，存在海外金融機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由這些外國金融機構替他們做理財服務。妙的是這些外國金融機構聘雇來服務國人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台灣 人。由於必須符合外國金融機構的規定，這些工作人員都成為新加坡或香港居民，每一年要在當地停留超過一半的時間，在那邊付房租、納稅、消費。造成了國人把 財富託付給國人服務，而此過程中幾乎所有利潤和外溢的消費都奉送給香港和新加坡的奇怪現象。</p>
<p>政府早期曾希望透過自由化的方式吸引國人海外投 資回流，但顯然沒有發揮非常大的效果。今天如果想認真推行金融服務的進口替代，海外理財無疑是一個最清楚的標的。我們建議可以考慮將境外金融（OBU）的 市場擴大─OBU限制外國法人或自然人才可以開戶，所以國人如果想就近享用本國金融的OBU服務，只能先在外國另設公司，非常麻煩。建議可以考慮凡是已經 換成外幣，投資標的又不是國內資產的話，說不定都可以納入OBU的範圍，然後大幅鬆綁，如此很多業務就可以轉由台灣的金融機構來處理。</p>
<p>進口 替代的觀念應用在金融業上是非常好的構想，目前為止，至少在國際債券上已經獲得初步的成效。我們希望在這個成效的基礎上，可以更進一步，將國人的財富管理 業務也從海外轉回台灣。做好這一步後，會有更多的專業金融服務人員在台灣工作，打好台灣的基礎，讓未來金融業打亞洲盃有更大的成功機會。（作者為大學教 授）</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金融</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轉型</dc:subject>
    
    
      <dc:subject>國家財政</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與開發</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改革</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date>2015-04-29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28-1">
    <title>一帶一路是台灣經濟新藍海</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28-1</link>
    <description>「一帶一路」是大陸的政經新戰略，標示中國大陸企圖藉著經濟整合為經，外交敦親睦鄰為緯，建構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戰略棋盤，將歐亞大陸重新連結，形成全球跨度最大、縱深最長的經濟整合及戰略地帶，進而擠壓美國的霸權地位。</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一帶一路」是大陸的政經新戰略，標示中國大陸企圖藉著經濟整合為經，外交敦親睦鄰為緯，建構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戰略棋盤，將歐亞大陸重新連結，形成全球跨度最大、縱深最長的經濟整合及戰略地帶，進而擠壓美國的霸權地位。</p>
<p>「一 帶一路」戰略提出後，台灣雖然也注意大陸的企圖心，但是產官學界都沒有意識到，「一帶一路」沿線經過亞非歐26國，合計44億人口、21兆美元經濟規 模，10年內將在基建投資1.6兆元的大商機，以及其帶來的跨國投資乘數效果，對台灣未來經濟儼然就是一個「經濟產業的新藍海」，也是深化兩岸經濟關係的 有效觸媒。兩岸當局要正視台灣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性。</p>
<p>台灣出口成長已連續3年低於3%，出口成長緩慢，是台灣出口史上所罕見。然而不論對陸、美、歐、東協地區，台灣的出口值均站在高峰上，遵循舊思維很難再出現大幅成長。</p>
<p>若非台灣半導體和資通訊產業搭上無線通信的熱潮，台灣出口成長已幾近枯竭。受限內需市場過小，台灣經濟要成長，勢必要在出口找到新的出路，此時「一帶一路」的出現，可說正好為台灣經濟產業開拓「新藍海」鋪了前路。</p>
<p>關 鍵因素之一是，經由陸上絲路所經之國家，皆為台灣出口極少的國家地區，包括中、西亞和南亞，其中除了印度占台灣出口比重達1%外，台灣對此地區的其他國家 出口總和比重都低於1%。過去台灣曾一度想透過俄羅斯的途徑與這些國家地區建構新的貿易關係，均不得其門而入，難以達到拓展貿易的效果，因而半途而廢。但 若能透過陸上絲路串連這些國家的出口，就是台灣的一個新市場，透過對陸上絲路的投資，即可運用在地資源，強化對這一新市場的成本競爭力，不僅是消費產品出 口動能來源，只要掌握龐大的基建供應鏈連結，就足以補足台灣出口成長的最大缺口。</p>
<p>關鍵因素之二是，台灣近年正加強東協的出口與投資，但是台 灣現在是依賴新加坡作為台灣進入東協的樞紐，台灣在東協國家固然布局了一些重要的產業代工，但始終沒有真正的進入東協內部市場，充其量只是布局了中國大陸 以外的代工基地而已。因而透過由福建自貿區起點的海上絲路，則可創造另一個成本與地緣優勢，由全新的經濟視野切進東協的內部市場，將其形容為是台灣開拓亞 太市場的最大引擎亦不為過。</p>
<p>更值得我們關切的是，在「一帶一路」的路線圖中，不難發現不論在陸上絲路或海上絲路的連結，中國大陸都繞過了台 灣，倘使「一帶一路」成功完成經戰略的連結，台灣就將面臨另外一個孤立於十數億人口的經濟版圖，這將對台灣未來經濟造成不可彌補的危害！不積極參與「一帶 一路」形同自我封閉，兩岸應加快找出解決之道，台灣尤其須在「找尋突破口」上思考戰略出路。</p>
<p>不論在陸上絲路或海上絲路，台灣都是間接關係的連結，而要想參與「一帶一路」的商機，勢必要由擴大與中國大陸天津自貿區和福建自貿區的合作，作為有效參與「一帶一路」的最佳突破點。</p>
<p>首先，甫掛牌運作的天津自貿區，是距陸上絲路起點西安最短的捷徑，也是近年台灣產業在華北地區布局的重鎮，因此若能將台灣自經區與天津自貿區連成一體的「自貿體系」，台灣產業就可在兩個直接相通、沒有關稅障礙的新形勢下，取得陸上絲路基建供應鏈的絕對優勢。</p>
<p>福建自貿區作為海上絲路的起點，又是大陸針對台灣所連結的自貿區，若將台灣自經區與福建自貿區融合於一體，則形同打造台灣成為海上絲路的另類起點，台灣可藉自貿區的優勢，將貿易連結到歐陸的阿姆斯特丹，這是台灣的地緣之便。</p>
<p>藉著地緣之便，只要兩岸當局點頭，台灣即可繞過兩岸ECFA的障礙，以台灣自經區與大陸自貿區形成對接，就可打通台灣參與「一帶一路」的任督二脈，成為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的最佳途徑。</p>
<p>「一帶一路」是未來10年全球最大經濟版圖的連結，台灣要有當仁不讓的勇氣與自信參與。</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date>2015-04-27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427-1">
    <title>中国新一轮QE呼之欲出 调国家资产负债表保长治久安</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427-1</link>
    <description>如不出意外，中国将很快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央行通过直接购买商业银行资产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以此撬动信用投放、拉低全社会的长期融资成本、减缓通缩压力并推动经济增长。</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span id="articleText">
<p>路透香港4月27日 - 如不出意外，中国将很快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央行通过直接购买商业银行资产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以此撬动信用投放、拉低全社会的长期融资成本、减缓通缩压力并推动经济增长。</p>
<span id="midArticle_1"></span><span id="midArticle_2"></span>
<p>但不同于2008年的首轮QE，此轮放水将针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薄弱环节进行调整，以确保中国国计民生的长治久安。</p>
<span id="midArticle_3"></span><span id="midArticle_4"></span>
<p>从资产和负债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可获得清晰的结论：负债方最大的风险是人口老龄化和地方政府债务；资产方最大的风险则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杠杆率过高。若不出台可以挣脱的战略性措施，这些枷锁将束缚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后患无穷。</p>
<span id="midArticle_5"></span><span id="midArticle_6"></span>
<p>中国今年首季的各项经济指标全线疲弱，表明当期7%的GDP增速仍不会是本轮经济调整的最低。无论是总理李克强频繁奔波在大江南北考察民情，还是中央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调研全国经济现状的负面反馈，都显示短期中国经济已出现严重的问题。</p>
<span id="midArticle_7"></span><span id="midArticle_8"></span>
<p>而从目前获知的信息，已推出、或拟推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央行购买商业银行资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三大政策银行注资、政府有意呵护下股市上涨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托底经济、降低杠杆的政策意图。</p>
<span id="midArticle_9"></span><span id="midArticle_10"></span>
<p>“政府正在下一盘大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煜辉教授指出，“从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现在政策出台的思路，就是做大资产端、封闭负债端，吹大权益端。”</p>
<span id="midArticle_11"></span><span id="midArticle_12"></span>
<p>国家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债务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综合反映一个国家资产总量、资产结构、负债总量、负债结构以及资产与负债的关系，同时还分别反映国内主要经济主体（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居民等）的资产与负债状况。</p>
<span id="midArticle_13"></span><span id="midArticle_14"></span>
<p>刘 煜辉进一步解释称，从资产端来看，央行针对国开行推出的抵押补充贷款（PSL），即允许国开行以长期债务进行抵押贷款，这可以看做是另类版的央行QE，目 的是引导利率下行并增加流动性；而在负债端，则是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只是加大以新换旧的债务滚动，并通过负债成本降低实现企业盈利。</p>
<span id="midArticle_15"></span><span id="midArticle_16"></span>
<p>“股市的不断上涨，有利于经济性国有资产降低杠杆率，后续我们肯定可以看到更多的债转股，IPO、配股不断出来。”他称。</p>
<span id="midArticle_17"></span><span id="midArticle_18"></span>
<p>中国股市近期IPO(首次公开发行)、增发、配股频率已明显提高，募集资金的用途之一就是偿还银行贷款。有券商分析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侠之大者，为国接盘”。</p>
</span></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路透社</dc:rights>
    
      <dc:subject>國家財政</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改革</dc:subject>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dc:subject>
    
    
      <dc:subject>國外新聞</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date>2015-04-26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6-3">
    <title>虛矯文化阻礙稅改</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6-3</link>
    <description>北歐各國在追求經濟成長時，能夠兼顧社會均富與環境永續，成為發展的典範。在瑞典，如果開車超速被取締，依駕駛人平均一日所得開罰，因此董事長與小職員所繳罰金可能相差十倍，民眾認為這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在台灣，這樣的公平正義文化何處尋？</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article class="clear-fix">
<p>北歐各國在追求經濟成長時，能夠兼顧社會均富與環境永續，成為發展的典範。在瑞典，如果開車超速被取締，依駕駛人平均一日所得開罰，因此董事長與小職員所繳罰金可能相差十倍，民眾認為這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在台灣，這樣的公平正義文化何處尋？</p>
<p>中 研院院士、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日昨在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行的論壇中以瑞典為例指出，這個國家認為所得分配差距不應太大，人人相信社會正義，假如董事 長開車超速被取締，要罰一日所得，他所繳罰金可能是一般小職員10倍以上；瑞典人認為這樣處罰很合理，但在台灣可能行不通，這是文化問題。</p>
<div id="div-inread-ad"></div>
<p>在 台灣，執政的國民黨長期充斥著虛矯文化，以致許多真相被蒙蔽。以所得分配統計為例，現行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有許多盲點，不僅國際知名學者如《廿一世紀資 本論》作者皮凱提對這樣的統計提出質疑，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也表示，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的可靠性值得懷疑，由於實際執行上訪問不到最有錢的人，也未納 入富人以錢滾錢的財富，因此使得統計結果失真。</p>
<p>依「全球頂尖所得資料庫」統計，台灣自1977～2013年間，最頂端1%所得層占國民所得 比，從6.52%上揚至10.68%，增加4.16個百分點；最頂端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25.21%上場至36.39%，增加11.18個百分 點。顯示，過去36年來台灣財富集中的情況非常明顯；如果與南韓相較，南韓最頂端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為44.87%，其財富集中度比台灣嚴重多了。</p>
<p>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指出，從長期趨勢看，台灣36年來所得分配惡化情勢嚴峻，不過，這項報稅資料未納入財產項目，因此也可能低估了貧富差距的真相。</p>
<p>貧 富差距擴大是全球趨勢，許多國家以租稅做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工具，有能力的富人多繳一些，讓所得分配公平一些。不過，在台灣卻是反其道而行，政府把遺產贈 與稅率由50%調降為10%，接著把營所稅率由25%調降為17%。不當的減稅措施，加上量化寬鬆推波助瀾，使房地產、股票大漲，更擴大貧富差距。</p>
<p>要 縮小貧富差距，建立較公平的社會，前財長何志欽建議，政策上多管齊下，將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整合遺產贈與稅、最低稅負制稅率調高，並將三者稅率調升為 20%，這是199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摩里斯建議的最適稅率。大選前談加稅，可以想見，阻力重重，但執政黨的稅改遲遲無法落實，也是虛矯文化作祟所致。 一個社會無法建立公平正義的文化，當然也不會有公平正義。</p>
</article></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稅改</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富人稅</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稅務正義</dc:subject>
    
    <dc:date>2015-04-15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5-3">
    <title>台灣患財富不均 非所得不均</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5-3</link>
    <description>全世界均為所得分配的惡化煩惱，國民所得屬於中等的台灣，中研院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認為，以吉尼系數觀察，自1980年以來，台灣所得分配有穩定的良好表現，比德、英等開發國家好，並維持長期以來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未來發展可能會更好。</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全世界均為所得分配的惡化煩惱，國民所得屬於中等的台灣，中研院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認為，以吉尼系數觀察，自1980年以來，台灣所得分配有穩定的良好表現，比德、英等開發國家好，並維持長期以來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未來發展可能會更好。</p>
<p>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指出，吉尼系數的統計僅於主計總處的財政收入調查，很多世代財富的資料沒有納入，台灣真正大問題在於財富分配不均，上層20％的高所得者「以錢賺錢」，擴大財富差距。</p>
<p>前財政部長何志欽也指出，各國QE帶來的資產泡沫，供給固定的不動產出現價格飆升，加速惡化財富分配不均。</p>
<p>面 對公與義系列講座昨（14）日舉行第一場「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邀請劉遵義專題演講，並與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前財政部長何志欽對談。主辦 單位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表示，「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揭露當今貧富不均持續擴大現象，主張透過徵收全球性財產稅，進行財富再分配，落實世代公平，余紀 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表示，「承擔與省思」是台灣繼續航向未來挑戰的現階段功課。</p>
<p>劉遵義以世界銀行及OECD的統計數據，估算各國吉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其中瑞典為0.25，是全世界所得分配最平均的國家，墨西哥高達0.48，為全球所得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台灣的分數30年以來最高為0.35。</p>
<p>陳添枝也引用中研院經濟所學者的研究，比較台、韓兩國前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自1995年台、韓仍在接近的28.79、29.2，屆及2012年，台灣達歷史最高的38.22，韓國則已飆至44.87，台灣的情況確實不嚴重。</p>
<p>何志欽指出，要改善財富分配不均的擴大，應針對高財富族群課徵財富移轉稅，即遺產稅，對高所得族群實施最低稅負制，兩項稅基最適的稅率為20％，台灣應就現況加快調升。</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轉型</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富人稅</dc:subject>
    
    
      <dc:subject>貧富差距</dc:subject>
    
    
      <dc:subject>稅改</dc:subject>
    
    
      <dc:subject>服務業轉型</dc:subject>
    
    
      <dc:subject>稅務正義</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與開發</dc:subject>
    
    <dc:date>2015-04-14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4">
    <title>租稅公平 促轉型 劉遵義向台建言</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4</link>
    <description>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民眾對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滿，衍生一次又一次的社會街頭抗爭。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世界都深陷貧富差距擴大的困境。他建議，政府應適當調整財政租稅制度，讓租稅變得更公平， 同時，加大投資教育、公共基礎建設來進行所得再分配。</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太陽花學運以來，台灣民眾對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滿，衍生一次又一次的社會街頭抗爭。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世界都深陷貧 富差距擴大的困境。他建議，政府應適當調整財政租稅制度，讓租稅變得更公平， 同時，加大投資教育、公共基礎建設來進行所得再分配。</p>
<p>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座談會，14日在時報大樓舉行，劉遵義於會中以近期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為開場，作了上述分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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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劉遵義表示，世界各國都出現財富及收入不均的狀況，台灣跟大陸並非特例。他回顧全球化經濟的發展脈絡，指出造成貧富差距主因，主要是由於某些低技術工作被新科技取代，還有租稅制度的設計。另外，過去部分執政者過分著重經濟成長目標，也是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的原因。</p>
<p>他分析，從台灣的經濟發展史來看，1980年代在創造經濟奇蹟之餘，背後也一直有良好的福利政策在支持，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雖然90年代以來，多數製造跟代工產業陸續出走，但他認為應正面看待此事，畢竟這些產業再也無法滿足台灣GDP的成長。</p>
<p>近年來大陸勞工薪資增長，整體投資環境趨嚴，讓台商興起再出走的念頭。不過劉遵義認為，目前大陸工廠供應鏈幾乎已在地化，單一廠商很難「說走就走」。他鼓勵廠商要跳脫OEM模式，往研發技術跟品牌方向走，而政府也應給予適當的投資與政策支持。</p>
<p>不過在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劉遵義表示解決貧富差距也是政府重任。解決貧富差距的首要方式，他建議可以適當調整財政租稅制度，讓租稅變得更公平，並加大對教育等的投入，前財政部長何志欽及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也表示認同。</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稅務正義</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富人稅</dc:subject>
    
    
      <dc:subject>稅改</dc:subject>
    
    <dc:date>2015-04-1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3">
    <title>何志欽：財富不均 應從稅制補救</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3</link>
    <description>台灣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多位前財經官員昨皆強調，政府應改善稅制補救。前財長何志欽主張，政府應實施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將遺產稅及贈與稅合一，同時調高營所稅率，三者稅率應提高為20％。</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台灣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多位前財經官員昨皆強調，政府應改善稅制補救。前財長何志欽主張，政府應實施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將遺產稅及贈與稅合一，同時調高營所稅率，三者稅率應提高為20％。</p>
<p>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昨天舉辦「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講座，何志欽、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及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等財經專家共同出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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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劉遵義表示，過去幾年已開發國家維持低利率，有辦法借錢的人獲益最大，造成資產價格大幅上揚及股市上漲，其財富重分配效果更加重所得分配不均。</p>
<p>陳 添枝指出，全球都為所得分配惡化煩惱，台灣前10％所得層占國民所得的比例就從1977年的25.21％上升至2013年的36.39％，增加11個百分 點。惡化原因包括全球化、技術變遷、勞動制度變遷、教育影響及財產增值等，在台灣，最後兩項是主要原因。在寬鬆貨幣政策影響下，房地產與股票大漲，使得貧 富不均更嚴重。</p>
<p>他分析，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不再重視技職教育，學生有知識，卻沒有可以謀生的一技之長，所得無法提升。就業薪資自有市場機制決定，政府要立法強迫企業加薪，不會產生效果。</p>
<p>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說，國內所得分配的分析是依據財政部的收支調查，但這項調查卻沒有納入有錢人以錢賺錢增加的財富，「台灣財富分配的問題非常嚴重，政府必須採取補救措施。」</p>
<p>何 志欽強調，稅制是造成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推行資本利得稅，因民眾參與證券交易的門檻低，參與不動產交易的門檻高，應優先實施房地合一稅 及實價登錄。同時，台灣存在「富二代」問題，強化贈與稅具迫切性，應將遺產稅及贈與稅合併，對高財富族群課徵財富移轉稅，稅率調升至20％。</p>
<p>他主張應對高所得族群採行最低稅負制，稅率同樣為20％。至於為何都主張稅率20％，何志欽說明，這是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摩里斯提出的最適稅率。</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稅改</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稅務正義</dc:subject>
    
    <dc:date>2015-04-1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2">
    <title>劉遵義：台灣高等教育 培育不出愛因斯坦</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4-2</link>
    <description>台灣的大學院校50年前是菁英教育，及至今天的百分之百入學率，已讓大學教育成為「普級教育」，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今天指出，台灣高等教育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要對這群年輕世代「教什麼」，把昔日5％入學率的教學方法用在現在100％的入學率，就不是訓練愛因斯坦的適當方法。</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台灣的大學院校50年前是菁英教育，及至今天的百分之百入學率，已讓大學教育成為「普級教育」，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今天指出， 台灣高等教育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要對這群年輕世代「教什麼」，把昔日5％入學率的教學方法用在現在100％的入學率，就不是訓練愛因斯坦的適當方法。</p>
<p>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下午舉行面對公與義系列講座：【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邀請劉遵義演講，並與前財長何志欽、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共同對談。</p>
<p>劉遵義在演講中指出，台灣和其他國家比較，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並不嚴重，在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1960年代-1980年代期間，甚至出現所得分配不均縮減的現象，這與政府大量運用公共投資在教育上，有直接關係。</p>
<p>雖 然教育的投入帶來台灣所得均等成長，劉遵義指出，50年前的台灣高等教育是菁英人才培育，經過廣設大學院校，台灣大學入學率已是百分之百，其他國家如英 國，僅有5％的學子進入大學，使香港也只有20％，因此英、港仍維持菁英教育方式，台灣現在的大學教育已是普遍教育，就不會訓練出愛因斯坦，教學上不應該 再採用舊制，否則訓練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年輕人、企業和社會都會很失望。</p>
<p>他認為，台灣現在的大學教育，應至少要做到讓大學生一出校門就有人或企業找去工作，在校園內訓練一技之長是必要的。</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中時電子報</dc:rights>
    
      <dc:subject>人才培育</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date>2015-04-1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3-2">
    <title>國台辦一巴掌 台灣不能成為亞投行創始國的影響</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13-2</link>
    <description>當台灣對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事，內部仍在爭吵不休時，對岸國台辦今日確認台灣無法成為創始會員國，只能成為普通會員。這個結果，其實並不意外，但卻可能在國內的紛擾中再澆上一桶油。</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當台灣對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一事，內部仍在爭吵不休時，對岸國台辦今日確認台灣無法成為創始會員國，只能成為普通會員。這個結果，其實並不意外，但卻可能在國內的紛擾中再澆上一桶油。</p>
<p>雖然台灣與英、德、法、韓等多國一樣，搶在3月底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申請截止前，趕緊搶進申請，希望能搶到創始會員的身份。但實際上，當初就該知道 可能性不大，因為創始會員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香港在去年10月就提出申請，至今仍不能、未來也不可能成為創始會員國。中國怎麼可能在亞投行中，「承認」 台灣是主權國家？</p>
<p>對台灣而言，如果無法取得創始會員國身份，最後只以普通會員身份加入，到底有多大的差別與實質損失？可能有影響，但更大的可能是毫無影響─除了少了創始會員國身份，讓一些人覺得「很不爽」以外。</p>
<p>亞投行在去年成立後，訂定了初步的規章，但更細部完整的章程、運作規範─也就是未來亞投行的「遊戲規則」，要由創始會員國一起訂定，依照其進程，會 在6月左右完成。台灣沒有創始會員身份，就無法參與遊戲規則的訂定。3月下旬起，各國搶著申請加入，為的就是要取得創始會員身份，參與遊戲規則訂定。</p>
<p>如果英、法、德等歐洲先進國家，甚至韓國都未加入成為創始會員時，遊戲規則的訂定大概就看中國唱獨角戲；但這些國家加入後，未來就是看這些大國的角力，一般外界預期其遊戲規則的訂定會更符合國際規範，因此大概也不可能訂出「獨傷台灣」的規則。</p>
<p>台灣如能成為創始會員，取得發言權，確實是好事，但恐怕也不會有大多實質影響與好處，因為戲台上，台灣難扮演個要角。從這個觀點看，台灣有無創始會員身份，實質影響恐怕已是微乎其微。</p>
<p>不能成為創始會員，就當普通會員吧。雖然亞投行細部章程尚未出爐，但依照一般國際投資銀行的運作，普通會員的權益是「該有的都有」─有投票權、可參與貸款與貨品、工程標案。</p>
<p>在創始會員訂完遊戲規則後，未來真正影響最大者，反而是投票權，而投票權不是「一國一票」。就像是一般公司的投票權一樣，出錢越多、股權占比越高者，聲音越大、擁有的投票權越高。所以，真正影響未來台灣能在亞投行中擁有多少發言權與影響力的因素，是台灣投資金額高低。</p>
<p>亞投行資本額訂為1000億美元，亞洲國家出資750億、其它國家250億，出資比例原則上以各國經濟體規模按比例計，初期募集500億美元；如以最終的千億資本額計，一般估計中國出資近400億美元，韓國則希望能占到5%股權（50億美元，約1550億台幣）。</p>
<p>中國的經濟規模10兆美元，台灣約5000多億美元，等比例計算，台灣該出資20多億美元，約600多億台幣。雖然這筆錢不是一次拿出來，而是分 次、分階段繳納，但台灣政府財政困窘，加之內部對此議題的爭議，最後能投資多少，仍在未知之數。但出資多寡、股權占比高低，確實是影響著投票權、也牽動發 言權與影響力大小。</p>
<p>再退一步看，萬一台灣真無法出資太多，但加入亞投行，至少是取得參與商機的門票。亞投行成立目的在協助亞洲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融資，加入後台灣就容 易取得各國未來對基礎建設的需求清單，提早作準備。在融資階段，亞投行給予的融資未必是全額，而是以聯貸方式，尋求其它民間金融機構的參與，苦於資金無去 處的台灣金融機構，是有可能參與藉此去化資金。融資之後伴隨而來的則是商品與貨物的採購、工程的建造施工和諮詢顧問的聘用等，台灣企業即可參與。</p>
<p>台灣確定無法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真正實質的影響恐怕不是台灣參與亞投行的優劣利弊，而是在國內再添紛擾爭執；如果因想成為創始會員被拒而不再參 加，損失傷害恐更大。對加入亞投行問題，務實思考台灣未來經濟與參與國際組織的利弊，應該比執著是否為創始會員、名義等「務虛」思維更重要吧！</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風傳媒</dc:rights>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中國</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date>2015-04-12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item>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02-2">
    <title>朱敬一專欄：沒有信任就難有突破--亞投行決策的困境</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domestic/20150402-2</link>
    <description>台灣是否要加入亞洲投資銀行一事，最近引發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包括沒有經過內閣審慎研議、送件是否適合「請國台辦轉交」、台灣參與究竟有什麼角色可以發揮、是不是該先經立法院同意、台灣加入是否等同於做「中國霸權」幫兇、有沒有賣台疑慮等等。</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台灣是否要加入亞洲投資銀行一事，最近引發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包括沒有經過內閣審慎研議、送件是否適合「請國台辦轉交」、台灣參與究竟有什麼角色可以發揮、是不是該先經立法院同意、台灣加入是否等同於做「中國霸權」幫兇、有沒有賣台疑慮等等。<br /> <br /> 這些爭議正反雙方都有合理的切入點，但是我傾向分「議題」與「情境」兩個不同的面向思考，這樣才比較容易聚焦。不心諱言，自去年318學運起，台灣民眾對 於馬政府的兩岸決策有相當高的不信任感。如果兩岸經貿交流究竟誰獲利、交流是為了哪些產業目的等簡單問題都講不清楚，只能含糊地說「利大於弊」，那麼在貧 富差距拉大、薪資多年凍漲的大環境下，台灣社會既有「我生活也沒因為交流而得到改善」的普遍不滿情緒，兩岸政策就難以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如果再加上「兩岸 一番榨、二番榨利益都被xxx等人拿走」的民間耳語及想像，這種情境下社會有強烈的反中情緒，是可以理解的。</p>
<p>有前述的理解背景，再來看台灣是否該加入亞洲投資銀行的議題，我希望能做一些「抽離情境」的努力。昨天一位立委打簡訊問我「台灣加入亞投行有什麼好處」，大概就是希望我這種不太有意識形態或黨派羈絆的經濟學家，能夠純然就議題面做個分析，而不是立刻跳到親中或反中的結論。</p>
<p>有些人從「台灣加入亞投行能獲得什麼好處」的角度切入，他們認為這個銀行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融資東南亞、中亞若干國家的建設，而台灣是小國，在融資方 面恐怕切入點有限。我覺得這個結論跳得太快了些。融資是財務，而建設是實體；財務與實體之間，有時候是可以互為條件的。簡單地說，亞投行要對某國融資哪些 建設，就決定了這些實體投資在該國的出線機會。</p>
<p>以資通訊佈建、資通訊基礎設施、電動機車網路、農業技術改良、電子化教學、醫療網建置等建設而言，台灣都有非常好的技術與東方文化基礎，真要競標未 必輸給歐美。當然主導亞投行的中國大陸會有發言權，但是東南亞諸國其實對老共與其他霸權的疑慮甚大，許多電子通訊有關的建設他們還未必放心讓霸權國主導。 台灣的優勢之一，就是我們「不可能藉參與建設操控他國」。因此就台灣實體發揮而言，大可不必妄自菲薄。這些機會搶不搶得到當然有風險，但是只從財務面看亞 投行，卻是以管窺天。</p>
<p>也有一些人從中、美互爭經濟霸權的角度切入，認為台灣參與亞投行就是站在老共這一邊。我想這個推理也是跳躍了些。中美互爭霸權是事實、一般人討厭霸 權也是事實。但是台灣加入或不加入亞投行，老實說對於美中之間的爭霸均衡，我們本不該有舉足輕重的錯覺。這就像是TPP與RCEP一樣，雙方的陣勢早就擺 開了，我們主觀上不能期待加減一個小國對雙方有實力上的立刻影響。但是客觀形勢上，兩個強國都不希望中間的小國偎向另外一邊，因為那還是有積聚與聲勢效 果。台灣加不加入亞投，其實不但是一個實際投資利益分析的問題，也是在兩強之間生存的操作問題。</p>
<p>舉例而言吧，如果現在的政府頗得一般民眾信任，那麼它在TPP與RCEP之間該怎麼操作，就不是單純的理論分析，也涉及操作謀略。即使台灣人民普遍 傾向優先加入美國主導的TPP，但是有時候還得刻意表現出對RCEP的興趣與友善，如此才能激起老美的焦慮，降低美台之間的談判門檻，反而促成TPP達 陣。這種操作只能做不能明說，一說就破功。</p>
<p>談到操作，當然不止於初始（申請）階段，還涉及後續一連串的策略、因應、算計、合縱連橫等。就算一開始預估情勢大好，但是若操作不當，還是可能「天 聽打成相公」，最後輸到見底。因此即使加入亞投行對諸葛亮是利多，對於阿斗而言卻是利空。那麼人民的信任與否，就繫於他們對政府的印象。</p>
<p>所以追根究底，即使外交操作有模糊空間，這個空間只能墊基在人民的信任之上；如果沒有信任，那麼一切都免談。亞投行爭議的關鍵問題，就是台灣人民對於這個政府（兩岸）政策的不信任，大概已經很難挽回了。</p>
<p>現在的不信任，來自於以往的諸多不滿；以往的不滿，又來自於以往的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當然，這「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十二個 字，恐怕是有慣性的，否則亞投行爭議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論說「財務與實體之間的關聯」。所以，台灣人民的不信任感在可見未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這樣非常糟 糕，因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也不能迴避。許多關乎兩岸經貿的事隨時可以再談，但是亞投行，我們可得想清楚：五十年我們才碰到一次！</p>
<p>＊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朱敬一，風傳媒</dc:rights>
    
      <dc:subject>全球化</dc:subject>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轉型</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subject>貧富差距</dc:subject>
    
    
      <dc:subject>金融</dc:subject>
    
    
      <dc:subject>產業與開發</dc:subject>
    
    <dc:date>2015-04-01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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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rdf:about="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324-1">
    <title>蘇起：李光耀以「智」處世 台灣「勇」於內鬥</title>
    <link>http://2021.yucc.org.tw:8080/yucc/news/foreign/20150324-1</link>
    <description>台灣很多前輩在不同的階段都與他有過交往。筆者資歷較淺，曾陪見他好幾次，但也有兩次難忘的個別經驗。第一次發生在西元兩千年的春節假期，時任行政院陸委會主委的我正與家人在新加坡旅遊，突然接到李資政希望與我會面的通知。當時我只帶了休閒服裝，不得不趕緊向駐外同仁商借白襯衫及西裝褲，才在大年除夕下午前往他的官邸。</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CDATA[<p>今年新加坡慶祝建國五十周年。這半個世紀，不管他擔任總理或資政，李光耀這個名字幾乎就與新加坡畫上等號。</p>
<p>台灣很多前輩在不同的階段都與他有過交往。筆者資歷較淺，曾陪見他好幾次，但也有兩次難忘的個別經驗。第一次發生在西元兩千年的春節假期，時任行政院陸委 會主委的我正與家人在新加坡旅遊，突然接到李資政希望與我會面的通知。當時我只帶了休閒服裝，不得不趕緊向駐外同仁商借白襯衫及西裝褲，才在大年除夕下午 前往他的官邸。</p>
<p>第二次是馬總統就職前的某天。應星方請求，馬總統指派我專程當天來回新加坡，向李資政及其他星方高層說明他未來的相關政策。與李的談話欲罷不能，幾乎延誤我的起飛時間，最後靠警車開道才趕上班機。</p>
<p>這兩次長談主要都聚焦兩岸關係。言談間他對各種情勢的深入掌握及對兩岸和平安定的高度關切，讓我印象極為深刻。但最令我佩服的還是他不放過任何機會，設法第一手了解兩岸動態的積極主動精神。</p>
<p>這些與星方的接觸經驗，讓我體會出沒有任何天然資源而且周圍環境惡劣的新加坡，是怎麼成為一個經濟繁榮並擁有相當國際影響力的國家。</p>
<p>首先，新加坡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頂層設計」及全面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上。由於對外關係牽涉到不同的國家，而每個外國都有自己的內政考量及利益需要，所以處 理對外關係的態度必須與對內政策不一樣。換句話說，對外政策不能不管國內「觀感」，但也不能只管國內「觀感」。政府必須要有堅持，但也要有妥協的準備。即 使是超強如美國或當年的蘇聯也不可能只拿不給、或「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p>
<p>此外，國家為了自保及發展，必定要有謀略，要有全盤性及長遠性的算計。哪個國家能看得大、看得遠、會布局，讓自己走在形勢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後面，甚至逆勢而行，就能為自己創造更大更好的生存發展空間。五十年來在李資政的領導下，新加坡似乎就是這樣的國家。</p>
<p>第二，因為新加坡不論人口或土地都是周邊最小的國家，它的策略從來都不是「逢某國必反」，而是鬥中有和，和中有鬥，硬中有軟，軟中有硬。同時它也從不只依 靠單一大國，而是同時與多個大國交往。在冷戰時，新加坡與美國交好，也與蘇聯維持良好關係，讓新加坡成為莫斯科訓練中文人才以及船舶可以休息的地方。它甚 至還有一條街的店招全是俄文，以方便俄國訪客消費。現在它與北京關係密切，但仍允許美軍大小軍艦靠岸運補。這個開放靈活的策略讓它在國際上經常左右逢源， 獲取遠遠超出它實際國力的影響力。</p>
<p>第三，新加坡外交的操作非常講究時機的拿捏。譬如，李登輝總統就任才一年，台灣民眾渴望看到總統「走出去」。新加坡就成為第一個接納他出訪的國家。在全球 絕大多數國家及東協所有國家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新加坡遲遲沒有動靜。但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爆發，北京陷入國際孤立。第二年的十月，新加坡就 宣布與北京建交，同時換得北京不干預它長期在台灣進行的軍事訓練計畫。</p>
<p>一九九三年兩岸想進行第一次辜汪會談，新加坡就提供友善而便利的「第三地」。西元兩千年陳水扁就任總統才四個月，國際社會對他還普遍疑慮，李資政就兼程來 訪，並會見了扁政府上上下下的重要官員。二○○四年七月，李顯龍副總理為了對台灣表示善意，而又不直接碰觸中共的外交禁忌，就趕在尚未正式就任總理前毅然 來台訪問。這些例子顯示新加坡的風格一直是雪中送炭，用最小的成本達成最大的外交成果。</p>
<p>看到這樣一個以「智」處世的國家及領袖，「勇」於內鬥的台灣不知做何感想？</p>]]></content:encoded>
    <dc:publisher>No publisher</dc:publisher>
    <dc:creator>weiyao</dc:creator>
    <dc:rights>蘇起</dc:rights>
    
      <dc:subject>公共政策</dc:subject>
    
    
      <dc:subject>公與義</dc:subject>
    
    <dc:date>2015-03-23T16:00:00Z</dc:date>
    <dc:type>新聞</d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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