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東石、布袋，從台灣頭的宜蘭算到台灣尾的屏東，

西部平原十分之一都陷落在海平面之下，一切還來得及嗎？

雪山隧道還沒有通車前，我寫了封信給當時的宜蘭縣長劉守成，提醒他，要在雪隧通車前先做好土地規劃，並運用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訂出開發準則。

所謂的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是荷蘭人在做土地開發，或是國土規劃時相當重要的工具。當時雪隧即將開通，通車之後的宜蘭不是不能開發，而是要事先訂出準則，做好明智開發，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仍能保持一定生態和優美環境，以及棲地萬一被破壞，又該如何做好補償等。

雪隧通車了，宜蘭桃園化

當時的宜蘭，是全台灣離台北最近的淨土。水稻田遍布的蘭陽平原，不但滿是濕地，河口還是重要的野鳥保護區，生態保育做得非常好。

對宜蘭，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關切，因為宜蘭過去曾經是養殖水產盛產區域，長久以往造成地盤下陷，即使後來養殖業已經停擺，土地仍然陷在海平面以 下，加上本身的排水條件不佳，單是一九九七年就一連淹了五次大水，時任台灣省政府水利處長的我，還曾陪同省長宋楚瑜一次次到災區現勘，想要找出解決辦法。

在給劉守成縣長的信上，我告訴他，如果不先根據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進行土地規劃，訂出開發準則，宜蘭將走向「桃園化」。

屆時雪隧一通車，從台北到宜蘭只要半小時，台北人會爭相到宜蘭買地「種」房子、蓋農舍，就像在綠地貼膏藥，一塊、一塊又一塊，造成農地破碎，無法種植農作物，最後棲地和濕地都不見了，宜蘭還是宜蘭嗎？

我之所以有這麼深的感觸，取名為「宜蘭桃園化」，就是因為親眼目睹桃園的改變。從小住在泰山的我，在五十多年前看到的桃園，擁有上萬口埤塘，放眼望去一片綠油油的稻田，間或夾雜幾間農舍，是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後來，高速公路通了，中正機場蓋起來了，工業慢慢進駐，從台北縣一路擴展到桃園，處處可以看到過去便宜行事的痕跡，一片片都是鐵皮屋，有些是工廠，更多是違章工廠，不但毫無美感，更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

為了爭取更多的土地進行開發，桃園的特色—埤塘，從上萬口逐漸萎縮，被填到如今剩下兩千口左右。這些消失的埤塘，被填掉後再也不可能回復。

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或許我們不應該要求桃園為了保持農村景致，而犧牲經濟發展的可能，但在拚經濟的同時，如果能考慮到生態保育，同時保有自己的特色，這才是城市發展的關鍵。

遺憾的是，雪隧在二○○六年通車之後，到現在即將屆滿十年，我當時的預言逐一實現。十年折騰下來，披著「農舍」外衣的「別墅」一棟棟蓋起來，鯨吞蠶食似地攫食良田，優美的環境正在快速消失中。這一塊在台灣經濟奇蹟背後好不容易留下的淨土，似乎也沒能守住。

下一個遭破壞的淨土，或許是花蓮。隨著蘇花替代公路的完成，都會人可以快速到達的地方，都會面臨相同困境。鐵皮屋和農舍林立，全都是台灣人習慣便宜行事下的產物，不但景觀破壞殆盡，也為國土帶來無可回復的傷害。

過去，交通引導開發的腳步，現在，隨著交通愈來愈方便，道路開發到哪裡，破壞就到哪裡。我們不禁要問，交通發達是好事，還是壞事？

凡是到過英國鄉間旅遊的人，會看到道路從中世紀後就這麼窄，窄到只能勉強容得下兩部車會車的寬度，日本鄉下的道路也是，始終保存原來的鄉村風貌，不會為了觀光旅遊，將路愈開愈大條。

凡道路經過，面貌全毀

但是在台灣，走一趟西濱快速道路，可以發現「台灣特色」正在消失中。從八里過去是下福，下福原本是純樸的漁村，現在已經不見了，旁邊蓋了林口火力發電廠，沿路的漁村和鄉村風貌只有留在記憶中，轉而看到的是一處又一處用來養蚊子的工業區。

一路開到嘉義縣的東石、布袋路段，西濱加上輔助道路形成六線道的筆直大馬路，就像用巨大斧頭剖過鄉村的醜陋刀疤。大馬路上絕少看到車，卻徹底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鄉下的老先生、老太太連過個馬路，都可能要了他們的命。農村、棲地破碎，人際關係也跟著改變。

這就是盲目建設的結果。從外表看起來像是國家注意建設，實際上卻是讓台北人能四通八達，在最短時間內到每個角落，即使到日月潭也只要三個半小時。這正意味著從台北出發，在三小時半內就可以到台灣任何地方，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都大大縮短。

然而，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凡是道路經過的地方，幾乎是面貌全毀，這是台灣人要的嗎？我們犧牲了多少？得到了多少？更聚焦來說，道路所經之處的城市和鄉村有受益嗎？

宜蘭人有因為雪隧通車而受益嗎？若拉大尺度，放入時間的長河去觀察，我心中不免浮現極大的問號。當然，會有一部分人因此受益，但得失之間，又要如何衡量？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利益更大？這是宜蘭，甚至全台灣都要思考的。

從桃園到宜蘭的城市發展經驗，我所要陳述的是，我們不是不要建設，但建設要有指導準則，要有補償機制，對人以及對生態的補償。

一直以來，台灣在國土治理上，強調硬體建設、一昧追求經濟成長，卻缺乏指導準則的無限制發展模式，讓台灣早已承受始料未及的惡果，卻仍不自知。從工廠四處林立、養殖漁業興盛，違法超抽地下水，造成北從宜蘭到中南部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就是最好的例證。

搶救高鐵大作戰

過去，因為地層下陷多發生在沿海區域，一般人除了在颱風或豪雨時，從電視上看到汪洋一片的慘狀之外，多認為和你我沒有太大關係。但這幾年，經濟部水 利署的監測數據證實，不但地層下陷有往內陸移動的趨勢，而且高鐵經過的地區從彰化溪州到雲林土庫，最嚴重的地方每年以八公分的速度在下陷。

高鐵從二○○七年通車之後，沿彰化、雲林的路線到現在已經下陷七十公分，嚴重威脅行車安全。二○一一年，我剛到行政院不久，四月參加行政院會，由交通部高鐵局報告因應措施，讓下沉幅度趨緩，以確保高鐵安全無虞。

當時報告的高鐵局副局長胡湘麟是我在建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問他：「下一步呢？」他說，下一步沒有了，依照當時情勢，推估高鐵頂多只能再撐十年。

當時我就斷言，高速行駛的高鐵，絕不可能允許一年沉陷八公分，長期下來，十年內一定會斷。

當著主持會議的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面，我主動請纓，要求這件事情交給我處理。院會中做成決議，為確保高鐵永續經營，由我邀集交通部、農委會與經濟部等部會積極研議，提出具體方案，避免地層下陷影響高鐵正常營運。

我為何有把握敢請軍令狀，不是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而是因為我擔任過省政府水利處處長，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同時也對地層下陷區域有相當了解。於是，我先把水利署同事找來，請他們就地盤下陷區域和抽水井位置、抽水量，做關聯性分析，確認是哪些井造成地層下陷。

過去在處理地層下陷相關議題時，最複雜也最難處理的，是當地農民灌溉用的十八萬口淺水井，有九九％都是違法開鑿。但以往每次談到要封井，農民絕對會跳起來跟你拚命。尤其，十八萬口井牽涉的可能是四、五十萬張選票，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敢碰。

因此，我們必須先要用科學的方式，論證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和水井的關聯性，再來談下一步。

事實上，當初行政院給了我根「雞毛」，我卻把它當成「令箭」耍，最後用四次會議，就解決了這攸關國家重大建設高鐵存廢的重大議案。

我以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分，召集公共工程委員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及國科會等相關部會，開始進行研商。

政治議題成為技術問題

第一次會議，透過水利署所提出資料，我們當場確認，造成地層下陷原因主要是雲彰地區九百六十七口深水井，與農民的淺水井無關。把可能發酵的「政治」 問題，變成單純的「技術」問題。然後，我們找出這將近一千口深水井的使用單位，包括自來水公司、農田水利會、學校、台糖公司、監獄和工廠等。

緊接的會議，我們把深水井的使用單位全請來，逐一解套並尋找替代水源。以自來水公司來說，設置深水井主要是因為當地地面水源不足，必須抽地下水處理 後供應自來水使用。但興建中的雲林湖山水庫預計在二○一四年完工，二○一五年開始啟用，我要求水公司提出封井計畫，在二○一五年前將深水井全部封完。

其次是農田水利會所有的五百九十口深水井。過程中我們發現，水利會抽地下水灌溉農田，但灌溉渠道的漏水率高達五成之外，還有水可以賣給中部科學園區使用。

我親自去拜會農委會主委，說明古時候農民晚上要去巡田，每滴水都要充分利用，現在沒人巡田，水也嘩啦啦流走沒人關心，這其中有太多可以節水的空間， 但這是農委會的專業。為了表示尊重專業，我請農委會幫忙訂出封井計畫，交給水利會執行，同時協助水利會修補灌溉渠道降低漏水量，也不要再將水賣給中科。

至於中小學校為何抽地下水，我委實想不通，於是將雲林縣、彰化縣教育處長找來，問他們是不是水費預算不夠，學校只好抽地下水。不料，兩個處長都大喊冤枉，因為每年編列學校水費根本都沒有申請完，年終時總剩下許多結餘款。

經過幾波周折，我們才知道教育部訂出的「校長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中，其中一個指標是學校有沒有節約用水，而識別依據就是水錶，校長為了讓水錶的數字漂亮，只有抽取地下水。要徹底解決，唯有請教育部對在地層下陷區學校網開一面，刪掉這項評鑑指標，學校自然而然樂於封井。

最麻煩的是工廠所擁有的深水井。因為我們找來主管的國科會、經濟部工業局，並翻遍法令，居然沒有一條容許我們進入工廠，了解工廠內所挖深水井的抽水 狀況。最後還是利用多重管道，威脅利誘終於讓一家中部地區大廠封井，這家廠因為耗水量大，距離高鐵又近，封井之後，彰化溪州的地層下陷問題也因而解決大 半。

在此同時，我們也協調經濟部水利署、工業局和國科會，成立專案小組，巡查輔導工廠所訂出封井計畫，是否落實執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除了跨部會之間需要整合協調，同部會也需要橫向聯繫。最典型的是在研究高鐵地層下陷時，我們發現高速公路局當時在雲林建一條國道 引道，但因為路堤所使用的填方重量太重，造成局部地層下陷非常嚴重。非常諷刺的是，不論是興建引道或是管理高鐵，同樣都屬於交通部，卻缺乏橫向溝通，以至 於各做各的、各行其是，甚至出現相互扞格的局面。

為了徹底解決，由我職掌（擔任主委）的公共工程委員會，邀集專家制定高鐵沿線三公里的「新建建築物重量管制作業規範」，在高鐵沿線周邊三公里內的新建建築物，如高鐵站、路堤或高架橋梁等等，在申請建照時要同時審查材料，進行重量管制。

對於建築物重量的管制規範，不但特殊，在台灣工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譬如國道引道不是不能蓋，而是所用的填方必須用輕質材料，其次是高鐵在興建彰化站和雲林站時，要特別慎選建築材料，避免重量太重，造成高鐵周邊地層，下陷情形愈趨險峻無解。

跨六個部會的協調整合

算一算，前後只開了四次會議。我最終的目標是要解決高鐵沿線雲林、彰化地層下陷問題，確保高鐵安全無虞。我力求每一次開會都要有具體進度，並由相關單位訂出封井計畫，預計在二○二一年前，將九百六十七口深井完全封閉。

根據水利署給我的資料，雲林地區地層下陷幅度現在為每年六．八公分，預計到二○二一年可望趨緩降低為每年三公分，彰化地區則可以從現在每年沉陷五．三公分，提早在二○一六年縮小為三公分。

在四次會議結束後，我也完成搶救高鐵的協調整合工作，之後即交給經濟部地盤下陷執行推動小組，並要求每半年監測一次，若有達到預期目標就繼續往前推進，若沒有則要檢討行動方案。

即使到內政部履新，我仍持續關心，私下拜託水利署，因為這是經濟部的權責，我不方便過問，但若有任何重要訊息，請務必讓我知道。

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搶救高鐵封井計畫仍往健康的方向前進，達到每階段設下的目標，高鐵安全應該已經得到確保。

但是，從這次的經驗，我想大家可以發現，搶救高鐵事涉至少六個部會，更不用說底下的局署處和附屬機關多如牛毛，中間的利益相關人更是不計其數，在過程中需要很強的「計畫經理人」（Project Manager）去做跨部會的整合協調。

但我只用四次會議就解決，這也說明，治理國土，政府的運作方式不能再一成不變。

然後居民抗爭的模式，而要伸出手，

邀請在地公民、社區規劃師、耆老藝術家一起來「跨領域對話」。

一百場對話造就中港大排美景

城市翻轉，在台灣幾乎已成為縣市行銷的代名詞。所謂的「翻轉」，除了是改造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有人犧牲、有人得利，但誰該犧牲？誰又願意犧牲？該如何補償受害者？這一直是現代城市治理中的難題。

都市更新理論上是對的，讓破敗的老舊社區，藉由都市更新的手段，重現新風貌、新氣象。但這絕不是建立SOP（標準作業程序）就能成功，因為都市更新要更新的不是老房子，而是處理人的問題。這中間有太多的利益相關者必須面對，從社區、住戶、建商到政府，不同環節層層相扣。

說穿了，每一次的城市翻轉，關鍵不在硬體，而是在軟體，也就是在人。但政府（不論是中央或縣市）面對民眾時，往往從一開始就沒有從這個最重要的角色切入，反而將政府最需要的合作夥伴推向了對立面，成為施政過程中的阻撓力量。

水溝只能是臭的嗎？

看到一些原本立意良好的政策屢屢受挫，令我有很深的感觸。回過頭看看過去走過的軌跡，我認為我在台北縣服務期間所推動的中港大排整治，之所以能獲致今天的成果，若說有任何秘訣，或許正是全面擴大公民參與。

任何人只要經過新莊中港大排，會發現它不只是一個公園、一條運河，而是有很多藝文活動，就在水岸之間流動。這水岸是活的，有活動、有生命，不只是一幅靜止的「掛圖」。新莊住民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

看到今日的美景，很多人卻渾然不知，幾年前這還是條長達二．三公里的排水溝。北新莊的住戶每天日常生活所排出的汙水，進入附近的水溝後，全都流入中 港大排，因為排水斷面不夠大，一旦阻塞就成為一灘死水，也因此終年又髒又容易淹水。二十多年來大家習以為常，因為在台灣人的觀念中，水溝本來就是臭的。

但我們說臭水溝、臭水溝，水溝就該是臭的嗎？過去，我從台北市要回泰山老家時常經過中港大排，當時我就在想要如何讓這地方改觀，並憑著我的水利專業，開始構思工程腹案。

沒想到，機會真的來了。我到台北縣擔任副縣長的第一個星期，請來包括水利局、環保局、城鄉局、交通局和衛生局等五位局長一起開會，明白告訴他們，我希望四年內把這條臭水溝變成一條乾淨運河。除了跟局長們分享願景之外，我特別提出要利用這案子做試驗，改變傳統決策方式。

所謂傳統決策方式即從上而下，政府找學者專家定出方案，交給設計公司，設計公司畫圖之後，再交給建築包商，包商找來一群工人，怪手一動就開始施工， 抗爭也隨之而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只要是抗爭力道夠強，工程即被迫停擺，少則一、二年，多則無限期停下去，這已經是工程界說不出口的痛。

但我下定決心，這次要和過去不一樣，雖然同樣是台北縣政府規劃大方向，但所有決策要由下而上，「做到真正的公民參與。」我當場告訴五位局長。’

因為整個計畫跨越好幾個局處，我成立「縣政規劃小組」，並在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的推薦下，從台北市政府找來梁世興先生擔任縣政規劃小組召
集人。

在了解我希望推動改變的構想後，他們設計超過一百場公聽會，和民眾直接面對面溝通。但公聽會只是形式，重要的是讓民眾站在相同立基點展開對話，中間扮演橋梁的非「社區規劃師」莫屬。

因為一般人對都市計畫、城鄉規劃，以及治水和水處理等名詞都很陌生，何況還要讓不同教育程度、專業訓練，乃至於從事不同行業的人，可以針對同一個議題進行討論，這時候即需要社區規劃師從中穿針引線，搭起溝通平台。

你們來告訴我怎麼做

在過程中，每個人的想法一定都很發散，所以我們要將民眾引導到同一個方向，讓討論議題慢慢聚焦。我開始思考要從哪裡著手，當時我所能想到的是中港大 排周遭的六所小學，我們稱為「幸福六小學」，因為校長、老師都是知識份子，和家長也都建立良好關係，或許可以透過他們成為改變社區的媒介。

於是我們開始辦公聽會。我要求縣政規劃小組，每次開會要全程錄影，做完整的影像紀錄。

第一次會議，邀請的對象是當地里長以及社區意見領袖。我一開口就告訴他們，我們計畫整治中港大排，要把這條加蓋的臭水溝打掉，「你們住在這裡，我不住在這裡，你最好比我還關心，有意見請直接表達，」我說。

望著在場沈默的參與者，我繼續說，這是屬於新莊市民的計畫，而不是台北縣政府的計畫，因為站在縣政府的立場可做可不做，「要不要做，由你們來決定，要做，你們來告訴我怎麼做。」

這時候，台下還是一片寂靜，沒有太大反應。「打掉這條加蓋臭水溝後，很抱歉，這裡會少掉四百個停車位，」我的話語才剛落，現場立即一片譁然，全場一片反對聲浪，人人都堅持車子要停在家門口。

我試圖動之以理，告訴他們未來新莊捷運通車後，根本不用開車，此外再過三十六年全世界的石油也會用完，但他們根本不聽，還有人嗆聲：「不用說了，我就是要把車停在家門口。」

為了安撫大家的反彈情緒，我請交通局在附近幫忙找出四百個停車位，拜託他們多走五分鐘的路程，整個計畫才得以繼續進行。這中間就花掉兩個月的時間。

在此同時，我持續和六所小學溝通。先跟校長、老師和家長會面對面，談永續發展、談環境意識，並帶領他們去宜蘭天送埤濕地參訪，也引進荒野保護協會以及社區大學的力量，和他們共同合作，為扎根而努力。

去地藏庵聽老人說故事

除了傾聽在地聲音、灌輸環境意識，我們還去新莊地藏庵聽耆老說故事。我在歷次的演講中談到這一段，很多人問我，為何要去找老先生、老太太聊天？他們能給我什麼？

事實上，他們給我的是一般建築師無法給我的資訊，就是他們記憶中約六、七十年前的中港大排。這些在書面資料上付諸闕如，由這群老人來補足缺口，對建築師在意象規劃上，具有相當啟發。

他們告訴我，那附近以前稱為中港里，中港大排雖然是「大排」，卻有船隻航行，沿著河可以通往大漢溪、淡水河。聽完之後，我這個在新莊出入多年的半在地人，才知道中港里名稱的歷史沿革，原來真的是有船、也有港。

我也去拜訪文史工作者，試圖了解新莊的原來面貌，慢慢地知道新莊的傳統技藝中最有名的是鼓，而製鼓廠又以「响仁和鼓藝工坊」最知名：以泉州木偶搬演，北管音樂為後場伴奏的「小西園掌中劇團」，則是目前台灣最具號召力的古典精緻布袋戲團，這些都是新莊的文化瑰寶。

當時我們和文史工作者談、和廟宇耆老談，了解到要設計公共藝術，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也趁這機會，邀請對方一起參與合作，希望能凝聚新莊社區意識，大家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

沒多久，建築師給了我第一版的設計圖，我看一眼，上面是個大大的荷蘭風車圖，我連翻都還沒翻開，就退了回去。我說，風車屬於荷蘭人，和新莊人沒有關係。

他問我，那他要畫什麼？

「你要去問新莊人，不是問我，」我告訴他。但我仍給了他線索，例如鼓和布袋戲，雙方才慢慢聚焦，有了更為具體的意象。

我們不僅要融入在地元素，也要對外發聲。整個中港大排上有十座混凝土橋，當初興建時只強調功能，而忽略美感。但橋一定是這樣嗎？我當時有個構想，何不比照塞納河，讓沿路經過的每座橋，從橋墩到橋上建築物都各不相同，也塑造出城市不同的風格。

於是我們決定，向全國設有建築系的大專院校公開徵圖，邀請學生一起參與。從過程中不但可以看到學生無窮的想像力，引起建築界的關注，同時日後也是建築師規劃時的參考依據。

資訊全面上網對外公開

我不僅開放，邀請所有公民參與中港大排整治計畫，同時試圖改變公務員僵化的思維。

身為計畫經理人，我固定要和縣府內十幾個局長開會，包括交通局、水利局、環保局等，局和局之間有許多介面無法銜接，需要靠這個會協調整合。因此，我 一開始就告訴局處長，你們和我不熟，但我開會有幾個原則，不准講廢話，帶問題來，我幫你解決。其次是，以王建民每場球賽最多只能投一百球，我開會也限定兩 小時，而且一定要有結論，不能重複老問題、老話題。

為了推動工作，開會必須要更有效率，各局處間逐漸養成習慣，在開會前先進行溝通，介面之間無法解決，有矛盾或無法達成共識之處，再進入會議商議裁決。這對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公務員是相當新奇的經驗，但也帶動一股新風氣。

接下來，我更要求整個計畫要擴大參與，建立資訊溝通平台。我要求水利局做一件當時全中華民國以及縣市政府都還沒做過的事情，建置「夢幻之河網站」，將所有資料上網，對外全部公開。

這也是我們和民眾之間的溝通平台，因為即使縣政規劃小組規劃了一百場公聽會，還是有許多漏網之魚，並非所有市民都能接收到相同訊息，所以我要求水利 局，除了工程細節、進度規劃、每場會議的會議紀錄需齊備之外，只要有人上網問問題，都必須在七天內答覆，方便民眾獲得最新消息。

這或許是全中華民國唯一用網路操作的施政計畫。現在回想，當時在縣議會備詢時，常有議員問我中港大排的計畫進度，我只有回答，請議員上網看，所有資訊都公開，沒有任何隱藏。

因為我們伸出手，邀請公民參與，從計畫成形到執行，都和民眾站在一起，因此即使中間需要拆掉十座橋，造成人車通行不便，也從沒有傳出抗爭，因為當地人充分了解，更清楚這段交通黑暗期結束後，會帶來什麼樣的美好願景。

到現在，即使工程已經完工多年，我仍持續關心。去年，我好奇地問當地居民和工作夥伴，工程都已經完工了，大家現在在忙什麼？我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因為想要給孩子一條安全騎車上學的路，所以他們正在討論，拒絕外車進入中港大排附近社區的可行性。

這些話聽在耳裡，我心中有一絲絲的驕傲。這些夥伴從一開始斤斤計較，堅持車子要停在家門口，今天卻完全改觀，他們開始有了社區共同意識。

工程完工了，人也成長了，不論是當地居民、文史團體或是縣政府公務員，他們改變了過去的觀念、行為模式，有了新的認同，建立新的關係。

新莊中港大排vs首爾清溪川

中港大排在過程中逐漸從醜小鴨，蛻變成為美麗天鵝，為新莊的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很多人看到中港大排全新的面貌更是為之讚嘆，有人以台北縣政府複製韓國首爾清溪川來形容，並稱呼這是新莊的「清溪川」，但我跑遍世界許多國家，唯獨未去過韓國，對清溪川更是毫無所悉。

這樣的說法，觸動我著手研究清溪川。我必須說，從兩邊的工法看來，我們的做法更為永續，因為韓國採用的方法是設置抽水站，將漢江水抽到清溪川讓水活化，但中港大排卻是以廢水回收再利用，連維護費用都比清溪川還要低。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院長Rosemann教授來看我，問我在忙什麼，我簡單告訴他有關中港大排的概念，他邊聽邊瞪大眼睛問我，「你知不知道這是歐洲建築界最新的觀念？」

他接著說，他很欣慰這樣嶄新的觀念能在台灣實踐，但他也很傷心，居然是一個完全沒有受過都市規劃訓練的水利工程師所做出來。

過了六年，我才有機會將夥伴政府模式，複製到其他縣市。二○一二年，我轉往內政部服務，以台北縣中港大排整治計畫為例，鼓勵各縣市政府勇敢提案，規劃經費由我們來協助。

第一個成功的案例是桃園中壢的老街溪。老街溪的棘手處在於，整條溪就像條加蓋的排水溝，市場就蓋在排水溝上。這正是因為城市未經適當規劃，在發展過 程中變得漫無章法、不斷蔓延所致。理論上，縣政府早就應該動用公權力逕行拆除，但因影響範圍太大，不管任何人當家，都免不了投鼠忌器，大家都動不了。

當時的桃園縣水利局長李戎威，是我在台大的學生，我在台北縣政府時，他也是水利局局長。他不但全力推動中港大排整治計畫，更曾經為了整治大漢溪，強力拆除三十座違規砂石場，局長還因此得罪黑道，收到子彈。

他的表現，我全看在眼裡，離開台北縣後，推薦他到桃園縣擔任水利局長，全力發揮他的長才。沒想到峰迴路轉，過了幾年，在公務上我們又再度碰面。

李戎威二話不說，把中壢多年的沈痾，搭建在老街溪上的違章市場一舉拆除。水溝蓋打開了，猶如揭開灰姑娘的神秘面紗，中壢人才恍然大悟，老街溪不但不是死水，還充滿生命力。縣府更在兩年的時間內，打造出和過去截然不同的水岸美景。

事實上，我也不斷提醒桃園縣，不要忘了公民參與。縣政府應該把改造老街溪做為翻轉中壢的關鍵，鼓勵民眾參與並積極表達意見，不但能藉機喚醒他們的環境意識，更有機會針對老街溪兩旁老舊社區進行更新再造。

第二個成功案例是屏東縣萬年溪。曹啟鴻縣長對環境一向關切，加上屏東的環境團體和文史工作者的行動力超強，當縣府提出計畫後，很快就把覆蓋在萬年溪上的水溝蓋全拆掉，水質也逐漸改善。

屏東縣政府還別出心裁，發動縣府局處長和議會議員，每人認養十公尺水體負責維護，讓這些公僕在實際維護時，對萬年溪產生認同感以及成就感，達到另外一種形式的公民參與。

回想那些年在中港大排所做的努力，所花的每一分、每一秒，如今看來都很值得。

這一切代表著，當從中央到各縣市都在大談翻轉城市時，或許要先翻轉的，應該是政府的腦袋。邀請公民參與，進行跨領域對話，建立夥伴政府關係，自然就會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大家忙著找醫生，拿一堆藥拚命補，卻造成身體的負荷更沉重，

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康。

今天的台灣，整個社會都在關注食品安全、房價到教改等各式各樣問題，但所有討論都只看到問題表象，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法令、制度和政府運作方式，其實才是關鍵。

每次去幫高級文官上課演講，我都會提醒同仁，看到人家進步不要羨慕，而是要學習他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決策？他們的法令和制度規章跟台灣有何不同？其他國家的公務員平均學歷沒有台灣高，為何可以有新觀念？

國家制度是造成無法進步的幫凶

這當中非常重要是政府運作的彈性。台灣的公務體系沒有彈性，公務員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不被鼓勵，甚至不被允許。因為採購法、人事制度等法規全綁死，好人才在僵化制度中無法發揮，好創見在層層框架中被磨得消失殆盡。

過去，外國記者採訪國土規劃相關議題，新聞局都會安排到我的辦公室，當我談完之後，他們都覺得沉重，問說：「李教授，是否可以給最後的評論？」我的最後評論是，「我們的國家被自己的民主制度給綁架了。」

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經過二十七年的民主發展，但走到今天，大家開始產生懷疑，這樣的民主是民主嗎？真正的民主是這樣運作的嗎？台灣到底是民粹、還是民主？台灣社會有足夠公民意識，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基礎嗎？

從我過去在政府服務的經驗，我可以想像，不論是立法院或行政院，當我們談「台灣要如何成為一流國家？」他們沒有興趣，因為官員和立委要做的是明天、後天，一年後可以看到成效的事，若三年後還沒有成果的議題就不碰，因為這是下任的事情。

人人都想要立竿見影，不願抬起頭看看未來，以至於愈小的事情，愈用顯微鏡去看，愈大的事情愈沒有人在意。這才是台灣的最大危機。

民粹治國 只見選民服務不見長遠視野

國家制度往往造成國家無法進步。有沒有人想過立委選舉採用小選區制度，對國家造成的傷害？按照現行制度，立委的選區比市議員還小，以新莊來說是三十萬人選一個立委，但看看新北市議員選區，單一個選區就涵蓋新莊、泰山、五股和林口。

小選區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要更專心做選民服務，關注的都是選區內事務，如此一來，誰還願意談國土規劃、談能源政策，或是水 的回收再利用？對立委來說，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談這些沒有選票，也不會有人支持，造成立法院內談的不是攸關國家長遠發展的政策，視野也愈來愈限縮在眼前事 務。

我常說「台灣是民粹治國」，從能源政策更可以看出脈絡。在台灣有三樣東西永遠不能談，油價、電價和水價。記得我曾在好幾次的演講場合，談到合理水價應該是每度二十二元，相較於現在平均水價一度十元，價差超過二倍之多。

隔天，經過媒體報導之後，不僅名嘴修理、立委也修理，說這人贊成調高水價，我們要替百姓看緊荷包。結果是水利署談節約用水談了三十年，民眾的概念仍停留在馬桶內放寶特瓶，工廠廢水回收也沒有變成產業。

眾所周知，台灣資源缺乏，政府必須用高價格對外買能源，卻又採取補貼措施，補貼民眾也補貼大企業，結果造成企業愈來愈沒有競爭力，不願意花錢投資研發新能源，進行清潔生產。

政府一昧補貼電價，讓業界用便宜的電費價格去生產太陽能板，台灣的太陽能板產量占世界前三名，但又因為電價太便宜，民眾和企業都不願意改用替代能源，業者只好賣到歐洲。

當歐洲用台灣生產的太陽能板取代燃煤發電，將碳足跡降下來，再回頭指責台灣製造的產品碳足跡太高，甚至在可見的未來，可能對我們的外銷產品徵碳稅，進行抵制。

小國卻用大國邏輯思維

這是非常諷刺的事，偏偏卻真實發生。台灣明明是小國，但所有思考都是大國邏輯，凡事以「為了照顧人民」為藉口，以致油、水、電價都無法反映合理價格。

如果油價、水價、電價都不能談，無法進行調整，台灣就無法產生循環經濟，不論是小水利發電，太陽能、風力發電，在台灣都做不起來。因為電價低，台電收購電價更低，以小水利發電而言，台電只願意以一半價格買，這樣的不平等條約，根本無法鼓勵業界投入。

當哪天台灣的門被迫打開，世界各國都開始執行《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我們可能才愕然發現大企業在國際沒有競爭力，因為所製造出來產品的碳足跡太高， 歐美各國不會買。但要大企業去投資研發、採用替代能源、做水回收再利用，他們又不願意，因為水、油、電價都便宜，沒有必要花大成本去做。

這等於是全國都在吃迷幻藥。我們就像是蹲在鍋裡，等著被溫水煮的青蛙，等發現情況不對時，可能已經跳不出來。

反觀同樣沒有資源的小國新加坡和以色列，他們雖然是缺水國，卻也是水回收再利用的技術輸出國，將全然的劣勢變成獨特的優勢，人家做得到，我們為何做不到？

回到根本面健全民主制度

台灣該做的是回到根本面，不要停留在問題表面，從法令制度、政府運作方式以及形成決策方式，以民主精神真正落實。

當根本面弄通，其他自然水到渠成。事實上，假如台灣的民主制度健全，立法機構自然會認為以上所談議題，攸關國家長遠的發展和未來，就會落實在立法過程中。只要建立法制，行政單位就會照做，當然就水到渠成。

現在的台灣如同一個罹患重症的病人，大家忙著救命，從各器官著手想努力治好，找一堆醫生，拿一堆藥拚命補，卻讓身體的負荷更沉重，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康。

這也就是說，只要能把民主制度和價值，反應在法令制度和政府運作的方式上，我以上所提到的新觀念、新潮流就會變成立法精神，變成政府運作的指導原則，以台灣的民間力量之強大，和國民普遍具有高教育水平，應該很快會回到正確軌道上。

政府運作方式的改變，在於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在執行上強調強而有力的整合和協調，另外是法令制度和人事制度更有彈性，就能讓這部國家機器慢慢一步步往前走。

即使當前千頭萬緒，我們仍是要回到最根本。

卻缺乏全方位訓練和國際視野的培養，

沒有扎實的養成過程，人才很快陣亡。

台灣要到哪裡找政務官？

算一算，單一個直轄市就需要二、三十個政務官，六都需要將近兩百人，再加上中央部會，至少需要三、四百個政務官。這些攸關國家治理的人才，要到哪裡找？

今天不論是哪個政黨執政，都深切感受到政務官的培養是個問題。在台灣，經常找不到適合的人擔任政務官。其實台灣不乏人才，如科技業人才濟濟，這些人在民間單位表現優異，入閣後卻完全施展不開，顯然是受制於政府體制，以及政府運作方式出問題。

博士內閣讓全民失望

同樣地，社會大眾對博士內閣怨聲載道，懷疑國家用這麼多大學教授進入行政體系，表現卻不如預期。下台的政務官也抱怨，在內閣無法發揮，最後落得不歡而散。

大家都懷疑，是否還要從學界尋覓政務官。

事實上，學者具有一定的學養和能力，在學術領域上多是佼佼者，但在轉換位置的過程中，卻從來沒有機會歷練，了解行政實務。

部分內閣官員即使上任前已有實務經驗，但資歷多是縣市首長、副首長或是局處長，對市府規模雖然熟悉，對國家層級政策卻全然陌生。他們的能力再強，眼界也只有縣市政府層級。

這就是台灣所面對的難題。從陳水扁政府時代延續到現在，拔擢的政務官都有類似背景，人人都是一時之選，卻缺乏全方位訓練和視野的培養，沒有國家甚至是國際的高度。

若要比照歐美國家，轉而從國會中尋找適當人選，好像也有困難。因為台灣的立委選舉採取小選區制，為了爭取支持，再專業的立委都要花大量時間回選區做 選民服務，而選民請託不外乎換路燈、清水溝等等。立委關注議題的範圍愈來愈小，國家大議題反而沒有人關心，因為沒有選票、也沒有市場。

行政院推出的任何政策，都要費盡力氣說服立委，也不見得能獲得支持。在這樣的氛圍下，當然見不到政府部會願意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重要的法案更是根本沒人提。

給我方案：水利工程該怎麼辦？

但回顧台灣政壇，並非一直如此。

對政務官的培養，過去省府的運作或許可以做為今日的借鏡。賀伯颱風重創台灣那年，我在台大土木系教書，寫了一篇文章，對政府處理賀伯颱風多所批評，同時提出許多建議，包括水利工程、水利組織和相關法令要如何具體改善。

當時的省長宋楚瑜先生把我找去，說你有這麼多意見，「是否能提出具體方案，告訴我該怎麼辦？」

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草擬出水利組織應該如何調整。因為當時掌管水利的單位位階太低，都是屬於建設廳轄下的單位，除了水利局之外，每個水庫還有水庫管理局，而水庫管理局和水利局卻是平行單位。

另一方面，河川流域從上游到下游的管理，分散在不同單位，第一無法制定完整政策，第二位階錯置，造成水利單位永遠被視為技術單位，無法指揮曾文水庫，無法指揮石門水庫，職權各自分散、事權無法統一，連建設廳長對水利工程也無法全盤了解，無法指揮調度。

我提議將水土林整合成水利處，也就是今天環境資源部的邏輯，把水土林整合在一起；其次是修法，包括林是森林法、土是水保法，水是水利法，當時分散三 部不同法令，不過一旦牽扯到修法，通常會拖延甚久，所以最後決定土、林還是留在原來的架構下運作，只把水利相關單位整合成為水利處。

宋省長接受了我的建議。他再度把我找去，直言中央先不要談，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將省府建設廳轄下所有水利單位，全部整合成為水利處，由我銜命進行規劃，而這就是台灣省政府水利處及後來經濟部水利署的由來。

水利處建置期間，宋省長請我當省政委員，他說：「你沒有行政經驗，當省政委員可以幫忙盯水利處。」就這樣，陰錯陽差讓我成為省府的一員。

三個月的省政委員生涯，主要工作在協助籌畫水利處。有一天，省政會議結束後，我開車回台北途中，接到省府電話，宋先生請我回去，我只好從新竹折返台中。「我找不到適當的人來擔任水利處長，你能不能來接？」宋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

我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和建設廳水利局接觸，相關水工模型試驗多由我指導完成，和河川局、水利規劃試驗所也相當熟悉，自認對業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於是點頭說，「假如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願意承擔。」

從此開啟我和省府團隊因緣。但即使自信對業務和人事熟稔，進入水利處後，我才發現公務行政和學術理論有相當大差距。

第一個難題：公文要如何批？

政治現實逼得我從零開始摸索。第一件面臨的難題是「公文」。因為公文的簽呈和批示，蘊涵倫理關係，其中還有潛在規則。其次是「會議」，什麼層級召開的會議要派什麼人與會，什麼會議要自己參加。第三是省議員找你，何時要說可以，何時要拒絕，都需要從頭摸索學習。

更複雜的是，水利處每年有超過四百億元預算，直屬公務員多達兩千多人，還要兼管自來水公司以及十五個農田水利會，組織和預算異常龐雜；水公司、水利會和水利處雖然都是水利單位，但文化差異性非常大，管理難度非常高。

尤其是水利處內部分成多重派系，當年涉及鉅額利益的砂石，就是水利單位管轄，內部人員和砂石業者、民意代表的關係千絲萬縷，一層又一層，層層包裹牽扯不清。

可以想像，當時的我既年輕，只有四十歲左右，行政經驗完全空白，加上到省府不久後省議會即開議，每個人都等著看我笑話，因為很多人覬覦水利處長這個位置很久，最後竟然是個毛頭教授出線。

面對即將到來的艱困挑戰，我只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學習成長。首先，我不斷請教前輩有關內部生態，並找來具有豐富行政經驗的人擔任主秘，以補充我的不足。

其次是請同仁把重大工程資料全部整理出來。在最短時間能走到就走到，來不及走訪就全背起來，如「大甲溪堤防」不是只有五個字，沿岸還有豐洲堤防、客庄堤防、火焰山等；還有過去從未聽聞如高雄鳥松坔埔排水、彰化石笱排水等等，我將地名、位置和工程內容全部背起來。

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在省議會備詢時，不會被省議員的氣勢嚇到。因為省議員在質詢時咄咄逼人，我認為絕對不能露出任何破綻，讓他們有攻擊的機會，也讓水利處同仁和省議會放心，處長雖然是台北來的年輕人，對狀況還是有所掌握。

你對我負責，下面的人對你負責

但要領導水利處如此龐雜的官僚組織，卻要靠分層負責、充分授權。我把內部一級主管全找來，告訴他們，我是政務官，你們是事務官。什麼是政務官？就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方向、大原則我掌握，但工程細節不要報上來。

由於水利系統在水利處成立前，屬總工程師當家，所以我授權總工程師，直接告訴他，工程相關公文由你處理，人事也遵照過去傳統，升遷懲處由你決定。

對其他主管，我則強調，我只有兩項要求，工程進度和工程品質。雖然我不會逐一檢查每項工程，但如果到工地視察時，察覺不對勁，把工程圖調出來比對發現有任何閃失，一定鐵腕辦到底。

即使我已經公開說明，還是經常有河川局長問我，「處長，下面有課長出缺，你有何意見？」我一律說：「你對我負責，下面的人對你負責。」

我要建立的是一個權責相符、分層負責的水利處。因為我很清楚，若管太多細節，會讓下面主管凡事請示，不願做決定，要培養出願意負責任的文官，就要尊重他的專業。

記得在一九九八年，我要離開省府時，經濟部政務次長張昌邦監交，水利處同仁列隊歡送，女同事們哭成一團，沿路我可以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張昌邦好奇地問，李處長來多久？我說不到兩年。他很訝異，直說怎麼可能只有兩年就和他們這麼熟？

一直到今天，十七年過去了，我和當時的省府同仁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夥伴關係。

回想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並沒有比現在好多少。我接受省府任命時，已經確定要凍省，整個省政府淒風苦雨，大家都知道這艘船即將沉沒，尤其是一九九六年的賀伯颱風過後，水利單位好幾個工程師及主管都吃上官司，士氣非常低落。

但我在水利處的兩年期間，帶領他們一起往前衝。台北防洪的洪水預報系統以及台灣省水利處水情中心等，都在我那個時候建立起來，水利系統的士氣也隨之 昂揚。在省府最低迷的時刻，我們水利處從一支猶如被打敗的部隊，脫胎換骨成為省府最強的戰鬥部隊（TOP GUN），每個人都幹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省府時代結束為止，沒有任何人中途脫逃。

盡忠職守到最後一刻

這樣的熱誠，勇於任事的態度，在今日的台灣官場正在逐漸消失。當時的水利處水政組組長，後來的水利署副署長王瑞德在我的歡送會上說，我們每個人就像是鐵達尼號上的小提琴手，即使知道船即將沉沒，仍在自己的職位上拚命拉，拉到最後一秒鐘，拉到船沉為止，這就是「省府精神」。

今天台灣碰到的最大問題是，省府不見了，缺少了人才培育和轉圜的空間。

不可諱言，彼時的省政府也是中央政府最好的人才庫。那時候的人事調動幾乎都遵循相同邏輯，在中央部會表現好的次長，先調到省政府當廳處長，經過一段時間歷練，再回到中央當部會首長。

而省府因為掌控全國九成以上的工程建設及預算執行，和地方縣市政府的關係密切，廳處長自然因此更能掌握縣市區域狀況，即使回到中央，也不至於和地方脫節。

這樣訓練的好處是省和中央是重疊的，從省府廳處長再到部會首長，面對整個台灣的格局，第一是政策面會清楚，第二執行面會清楚，第三是地方需求清楚，連地方語言都清楚。

但現在的閣員受到的訓練有限，從民進黨到國民黨的政務官，即使有經驗也僅止於各縣市政府，永遠有盲點。北部人不懂南部，南部人不懂北部，問題不清楚，也不了解中央政策在地方執行時會碰到哪些問題，結果制定出的政策眼高手低，無法落實，大家一直在抱怨。

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懷念前經濟部長李國鼎、孫運璿等人，但以今天的立法院生態，相信即使他們處在今日的大環境，也很難有發揮空間。另一方面，即使是優秀人才，如果沒有經過扎實的訓練過程，在現今時空背景下，還是會很快陣亡。

將有潛力的人送出國受訓

離開省府後，我有持續十幾年時間在荷蘭和歐洲參與各項學術計畫，眼界開了許多，但也更深刻感受到，台灣不只是面積小，更甘於自我矮化，視野也愈來愈小。

台灣政府常常怪「中共打壓」，但這不是台灣變小的關鍵，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習慣以中共打壓為藉口，不去參與國際事務，愈來愈自我設限，不去面對國際化、全球化帶來的改變，永遠只會談本土化。

政府要培養人才，就要建立平台，將有潛力的人送出國受訓。

一九九八年左右，我跟宋先生說，我們應該要開始注意防災。於是他派我和消防署長趙鋼到美國防災總署受訓，我和防災也就此建立不解之緣，把防救災的觀念帶回台灣，並且逐步建立機制。

省府過去有「千里馬計畫」，由首長鎖定值得栽培的中級幹部，送往歐美進行為期一至兩年的訓練，從成本效益看來絕對划算，但現在經費愈來愈少，還常遭汙名化為出國受訓只是在觀光旅遊。

反觀從宋楚瑜、連戰到錢復等老一輩政治人物，都在台灣尚未退出聯合國時代被送出國訓練，格局和視野都非常人所能及，他們有機會和國際交涉，也知道如何進行國際協商。

這才是國家閣員該有的訓練，不但拓展視野，更有利於和國際接軌。

這是當政府以光鮮亮麗的數字，告訴社會大眾，在莫拉克風災時空勤總隊出勤達五千五百七十八架次，創下歷史紀錄的同時，隱藏在數字背後的陰暗面。

年輕的生命因為救災而消失了，留下的是殷殷期盼他們再回來的老父母，年紀還小的子女，以及靠太太獨自撐起的偌大家庭重擔。

我在不忍之餘，開始仔細探討空勤總隊的體質，發現這根本是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機隊中有越戰時期的U機（UH-1H）、有B234，還有向法國買的海豚機。除海豚機外，機齡普遍老舊。面對台灣的高山地形，竟只有兩部B234可以進行高空救援。

再看看報表，飛機的妥善率（指一支機隊中飛機可以正常飛行的比率）並不高，原因在於維修備料貨源不足，維修經費編列也不夠，令我相當擔心，於是更進一步去研究人事狀況。

結果發現懂飛行的人不在管理階層，管理階層對飛行也不在行。空勤總隊的總隊長和副總隊長都是消防體系出身，底下的飛行兄弟則是從陸空軍退伍後轉業來 的，他們必須通過高考以成為正式公務員，然後才有一步步往上爬的機會。這對退伍的飛行弟兄來說並不容易，因此多只能擔任較沒保障的約聘雇人員，不但待遇比 一般軍方飛行員還要差，而且要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執行救援任務。

即使要做任何改變，也被人事制度和預算編列完全卡死。我的同事冒著生命危險在執勤，長久以來，沒有人幫他們爭取應有權益，即使替他們爭取也沒有用，因為現行法規將一切都綁死。

我們用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和僵化的文官系統，去框住一支作戰部隊。因為經費不夠，部分飛機維修工作必須靠自己，但同仁的專業能力是否具足？同時因為備料不夠，有幾架飛機必需停飛，以便「割肉」來充當其他飛機的料源，這是非常昂貴且沒有效率的營運方式。

黑鷹來了就能高枕無憂

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莫拉克風災過後，社會開始討論機動救災的必要性，馬英九總統更一口承諾要移撥十五架黑鷹直升機給空勤總隊，全面提升空中救援能力。

表面看來，這是「德政」，社會也會給予掌聲，但黑鷹進來了，就代表空勤總隊執行救援任務所向無敵嗎？我必須說，這其中還有極大的模糊空間。因為黑鷹 直升機是向美國軍購的精密戰鬥武器，維修及備料全都掌握在美軍手中，人員也要送到美國重新訓練，更重要的是，黑鷹每次出任務的成本非常昂貴，飛行一公里所 耗費的油料成本高達兩萬元，絕非經費拮据的空勤總隊所能負擔。

一支老機隊，面對新飛機，絕不是黑鷹來了，就能高枕無憂。我開始去請教加拿大貝爾直升機公司、美國軍方及國內專家，研究如何管理一支直升機隊。

經過詳細研究後，我決定首要工作是將空勤總隊的管理專業能力提升。

當時空勤總隊第三大隊的董大隊長，曾經是陸軍輕航部隊少將指揮官，不但是優秀的飛行員，也是機隊管理專家。我請他到辦公室來，告訴他這可能是空勤總 隊改造的最後一次機會，部長願意一肩扛起責任，破格拔擢他三級跳晉升總隊長，我們一起改變空勤總隊的體質，他思考三天後同意了。

同時，我也跟原來的總隊長說聲抱歉，告訴他，為了弟兄生命安全，以及空勤總隊的健全發展，我必須進行這項人事調整，畢竟這不是他的專業。

人事調整後，我緊接著向國外專家請教，一個規模如同台灣大小的國家執行救災飛行任務，一年應有的規模和預算，並深入了解其他國家的狀況。他們給我的 答案是，大部份中小型國家的非軍用直昇機業務，多半採委外經營。以台灣的規模根本不需要自己養一支機隊，只要全數委託專業公司，單純購買服務﹂即可，粗略 估計只要現行預算規模的一半就可以做到。

不久後，我將研究心得向總統和行政院院長報告。其一，為了要讓空勤業務健全發展，我破格找了位適當的人選來負責；其二是建議行政院認真考慮救援飛行任務委外的可能性。但這一切，隨著我的去職，最終都不了了之。

回頭來看，擔負救援任務的空勤總隊，只要將機種全部汰換成海豚直升機就很完美，而且可能只要低於購買黑鷹四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做到。內政部需要海豚，國家卻給黑鷹，就如同我只需要豐田汽車，你卻硬塞給我法拉利跑車或是勞斯萊斯。

黑鷹根本不該用來救援

因為像黑鷹這樣精密的戰鬥直升機，原本就不是設計來執行救援工作的。

我們接收後，必須先將機艙改裝，機上的重武器拿下來，還要裝上探照燈以利於晚上出任務，每項看似簡單的換裝工作，都是用「億元」為單位在計算。顯見當初沒有人做仔細的幕僚作業，給總統具體的評估報告後再做決策。從這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缺少的是一顆「腦袋」。

等全案到我手上時，所有決策已經完成，我只能在既有的框架內做損害控制。很遺憾，整件事情我也只能做到一半，未竟全功就離開了。我希望後面的人要繼續往前推動改革，不然問題只會繼續發生，未來還會有更多無謂的「犧牲」。

而空勤總隊的問題，絕非個案，它普遍存在政府的每一個機關、每一項決策。

過去政府透過制度的設定，讓台灣從貧窮落後，創造出如今的一片榮景。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是更艱鉅的國際競爭，還有全球化和全球氣候變遷等無可逃避的難題，我們身上穿的這套衣服、這套制度足夠應付嗎？

這套已經沿用六十年左右的制度，是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下，根據防弊和齊頭式平等的前提所訂定的。用到今天，我們才突然發現，當遭遇食品安全、氣爆、社會住宅、能源政策、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等複雜又跨領域的難題時，整個國家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中，看不到一絲曙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其他國家大步邁前，而我們卻 焦急地在原地踏步。

只有對立，沒有對話

關鍵在於我們習慣的政府治理模式，已經無法解決今天發生的問題。所有官員都忙著解決昨天的問題，對今天的問題幾乎是束手無策，更何況未來因全球化和極端氣候所帶來的更大挑戰。

要做到真正的治本，我認為必須檢視幾點：政府的運作文化是否需要改變？體質是否需要改變？法令制度是否需要改變？是否需要有更多的彈性？台灣有可能 成為一流國家嗎？我在本書中所提及案例，都是啟發性個案、它們的共同點是強調跨領域對話、跨部門整合，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夥伴關係、地方和民間的夥伴關係。 當文化逐漸改變，人民才有機會從「國民」，慢慢變成「公民」，培養出公民意識。當公民意識被喚醒，從政策面、制度面積極介入參與，所有的答案自然水到渠 成。

很可惜的是，台灣社會近二十年來，只有對立、沒有對話。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中有九成是政治問題，卻常常被當成技術問題在處理，只談枝微末節，不從根本著手。

縱觀政府運作過程，看不到企業精神，更沒有財務規劃的概念，舉債及編列特別預算是我們處理危機的慣用模式，於是國家財政赤字日趨嚴重，哪有餘力負擔不斷擴大的社會福利支出，以致民怨日日升高。

擺在我們眼前的未來，絕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在等一個簡單的答案。台灣要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別無他法，唯有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

但要如何改變？第一、必須體認政治需要很強的專業支撐的事實，所有決策都要有科學做依據。第二、政策要非常明確。各部會一定會有本位主義，但要解決重要議題往往需要協調數個部會，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介面整合和政策協調。

第三、鼓勵具有創意的商機。每個危機都是轉機，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創造商機，帶動新產業、新經濟的出現。

最後也是最重要，但最常被忽略的就是「公民參與」。不要害怕及迴避公民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將他們納入變成夥伴，成為政府決策及運作的一部分，大家共同面對問題。

在走向明日台灣的過程中，不論政府或民間，都要謹記三個關鍵字，整合、協調和執行，態度上更要保持正向思考，跳出框框看問題，利用對話取代對立。

我相信，台灣大有機會邁向真正的一流國家。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以及董事長余範英女士。希望有愈來愈多人的參與和耕耘，一起讓台灣邁向一流國家之路。

＊作者為前內政部長。本文為作者新著《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時報出版）之自序，原標題為：〈政府決策過程中，缺少的是一顆「腦袋」〉。

行政院日前召開人口政策會報，行政院曾針對老齡化、少子化、移民政策作整體討論，並特別請內政部從勞動、教育、產業等多個面向，研訂「移民政策綱領」草案。

李鴻源表示，我國外勞政策確有檢討的空間，目前藍領外勞已膨脹到四十四萬人，想壓縮下來非常不容易，但台灣真正想要的白領勞工卻僅移入兩萬人。問題是，台灣移出的人口，如台商移到大陸約近兩百萬人，多為白領階級，台灣實質已有人口品質不平衡的問題。

李鴻源說，由於台灣勞工薪資，多年未調整，很多外勞引進國如菲律賓、越南，外勞目前進來的數字都在減少中，僅印尼還維持一定人數，未來如果台灣薪資繼續凍結未調整，未來台灣想請外勞可能都有困難。

李鴻源表示，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值得我們參考，他們「移入」多以白領為主，且有專責單位特別邀請他國人到新加坡移民。

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考驗多，兩岸走向冷卻期，台灣在區域經貿關係的經營步步為營。中經院台灣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表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對台灣都相當重要，在兩岸關係中，TPP對台灣來說是逃生門，RCEP則是特效藥。

由本報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華南金控與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協辦的「第三屆兩岸自由貿易論壇」，23日將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李淳將出席論壇，並在其中一場次「從TPP—RCEP看兩岸區域經貿合作展望」中擔任與談人。

李淳昨〈19〉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美國為首，12個會員國占全球GDP37%，高於歐盟28國的23%，TPP12個國家更占台灣一年出口金額的33%；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則以中國大陸為首，16個國家占台灣出口高達六成，兩者對台灣的對外經貿關係都相當重要。

李淳進一步說，新政府要拓展區域經貿，兩者兼具是最佳藍圖，TPP有利台灣的長期競爭力，而RCEP則是短期就會對台灣有影響，前者治本後者治標。但由於政黨輪替、新政府剛上台，兩岸對話平台受限，因此兩岸關係走進了冷卻期，中國大陸也需要思考他的態度和走向。

在兩岸關係進入冷卻期的現況下，以價值利益來平衡，李淳認為，TPP對於台灣的區域經貿發展較有利，主要因為RCEP許多國家也加入TPP，加上近年台灣對大陸依存度下降，且TPP以美國為首，若美國同意其他國也會跟著支持，因此認為較有利台灣區域經貿。

同時，TPP也算是台灣的逃生門。李淳進一步解釋說，不論誰執政，若台灣沒有加入RCEP，政府只能創造一些有利條件在全球找尋對話平台，因此若台灣加入TPP，不只有利台灣經貿，也增加一些籌碼有利兩岸的對話，成為台灣經貿版圖受限下的一扇逃生門。

房地產銷售和工廠建設正在放緩，但中國人開始熱衷於在醫療、教育和電影票上花錢。北京方面文火慢燉的經濟再平衡努力已從服務業得到了提振。目前，服務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達到51%，高於2011年的44%。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最慢的。若不是金融服務、教育和醫療等服務行業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整體放緩程度將嚴重得多。

“很明顯，中國服務業目前的表現比製造業和建築業好得多，”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的中國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

但是，官方數據的缺漏，使人很難評估到底是哪些服務行業正在推動經濟增長，進而讓人對再平衡是否確實大有進展感到懷疑。

今年上半年，金融服務業對服務業總體增長的貢獻最大。隨著中國股市大漲，交易傭金和其他證券服務提高了券商的利潤。但在7月和8月股市下跌之後，分析師們預計，金融服務業的下滑將拖累整體服務業的增長。

然而情況正相反，盡管第三季度金融服務業增長放緩，但服務業整體增速卻從上半年的8.3%提高到了8.6%，遠遠高於6.9%的整體經濟增速。

增長最快的是“其他”服務行業，這是一個包括醫療、教育、娛樂與文化、科學與研究、商業服務和公用事業的廣泛類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到20%。其中哪些行業增長最快不得而知，讓人懷疑中國國家統計局是否把這一類別當作一個彈性因子，來確保總體GDP增長率符合政府提出的“7%左右”的全年目標。

“中國經濟到底是在下沉還是在向前游？答案在於服務業，”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中國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寫道。

外國投資者正在押註中國服務業確實在增長。TPG去年和某財團聯手斥資4.61億美元收購了一家高端私人醫院運營商。今年6月，KKR斥資9100萬美元入股達內科技(Tarena International)，後者在美國上市，提供職業教育服務。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把英國服務業在中國投資的潛力稱作他領導的政府向中國大力示好的關鍵動機。

正如瑞穗證券的沈建光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教育領域存在供不應求狀況。

“中國家庭對這些高端服務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也是你看到很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和進行醫療旅游的原因，”沈建光稱。

金融是另一個投資目標。6月，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私募股權部門向P2P網貸平臺“點融網”投資2.07億美元，後者以那些沒有從現有銀行得到充分服務的消費者和小企業為目標客戶。

中國國內企業也瞄準了服務業。上周，中國投資者首次進軍英國足球，中信資本(Citic Capital)及一家上海私募股權基金聯合收購了曼城足球俱樂部(MCFC)東家的少數股權。該集團希望讓曼城來中國踢比賽。

中國最大商業地產開發商的母公司大連萬達集團(Dalian Wanda Group)，正開始涉足主題公園、在線零售以及金融服務業。中國第二大住宅地產開發商恆大地產(Evergrande Real Estate)，不久前收購了一家人壽保險公司。

對於中國政府希望減少對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以及更多地靠消費拉動增長的目標來說，服務業也是個關鍵。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學家劉利剛預計，服務業（不含居住類）在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中約占30%比重。該指數旨在反映消費者支出的典型模式。

高盛(Goldman Sachs)試圖通過找出中國落後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的消費領域，來確定哪些屬於增長的行業。

“中國消費者在吃穿方面的花費相當多，但是在醫療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不足，”分析師們在近期的報告中寫道。他們稱，中國日益老齡化的人口意味著普通家庭在這些方面的花費可能會越來越多。

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醫療支出增長了12.6%，但是仍然僅占GDP的5.6%，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的醫療支出占比分別為10.3%和17.1%。在娛樂業，今年上半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猛增49%。

即便服務業確實減輕了中國國內經濟的放緩程度，但對於世界各地依賴於中國傳統增長模式的經濟體來說，中國經濟再平衡進程不會給它們帶來安慰。

“中國服務業的強勁不太可能為那些向中國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提供多大支持，”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經濟學家馬克•施皮格爾(Mark Spiegel)在最近一份報告中寫道。

台灣的每人GNP在一九九○年時是八千三百三十九美元（以當年物價計算），二○○○年時是一萬四千九百○六美元，二○一○年時是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美元。如果扣除匯率變動的因素，則在一九九○年至二○○○年間，台灣的每人GNP增加超過一倍；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則成長僅二○％。如果我們說台灣在二○○○年以後的經濟成長遭遇了瓶頸，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九○年經濟體質 未老先衰

經濟學原理說，若各國的技術條件相同，則各國的每人GNP最終將趨於一致。也就是說，低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快，高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慢。因此台灣無法持續過去高經濟成長的年代，理論上可以理解。但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確實很低。台灣每人在GDP似乎停頓在一萬五千美元左右，就遇到這麼大的瓶頸難以突破，則不是正常的現象。文獻有所謂要「中度所得陷阱」的問題，謂一個國家有沒有可能還未達到高水準所得時，便遇到障礙，使經濟無法再成長，台灣明顯是碰到「中度所得障礙」韓國很早就談論這問題，將自己「未老先衰」形容為九十年後期的經濟現象。

台灣經濟在一萬五千美元的每人GNP水準時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發展未能有所突破。服務業在一九九○年時占GDP的比重達五七．○％，到二○○○年時達六七．五％，此後一直維持這個比重上下，在二○一○年占比為六七．一％。換言之，自二○○○年起台灣有三分之二的生產活動是屬於服務業的範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如果不提升，每人的所得不可能大幅提升。

製造業成長 服務業遲緩

數據顯示，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台灣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仍不斷進步，但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則進步甚少。這是為什麼這段期間每人所得進步有限，大學生的初任薪資完全沒有變動的真正原因。許多人把過去十年薪資的停滯怪罪於製造業的外移，其實是找錯了對象。製造業確實外移甚多，但在二○○○年至二○一○年間，製造業占GDP的比率卻由二四．六％提升為二六．三％，製造業的雇用人數也由二百六十五．五萬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六萬人，足足增加了二十萬人。因此經濟成長龜速的真正原因不在製造業，而在服務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停滯不進的原因有三：分別是1.缺乏投資 2.缺乏創新 3.缺乏出口的拉抬。三者相互關連，茲分別說明如下：

1.缺乏投資：和製造業一樣，只要增加資本，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就會提高。台灣在服務業的硬體投資不足，服務業不一定是蓋房子，軟體投資不足。一九九○年代以後資訊科技（ICT）的發展，對全球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有巨大的影響。文獻顯示，在先進國家ICT對躉售、零售、物流、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等產業貢獻卓著。可惜的是，台灣雖是全球ICT的製造大國，但卻是ICT的應用小國；ICT導入製造業生產十分普遍，但導入服務業者則甚為有限。缺乏投資，使服務業的生產力無法提升。而業界欠缺導入ICT的原因主要是規模不足，而規模不足又和缺乏出口能力有關。

2.缺乏創新：台灣自二○○○年以來對R&D的投資不遺餘力，但大部分的資金投入於製造業，投入服務業的R&D微乎其微。在二○一一年之前，投入服務業的R&D甚至沒有租稅抵減的權利。R&D投資的不足，使服務業缺乏創新，因此也就無法提升價值。如果仔細看台灣服務業的發展，重要的銷售業創新，如量販店、便利店，都是由外國引進的新商業模式。在二○○○年之後少數令人矚目的創新如高速鐵路的通車、3G通信的開通，也都是由國外引進現有技術的應用。我們幾乎看不到發自本土的服務業創新，這是研發不足的後果。

3.缺乏出口的拉抬：台灣的製造業發展是採取耳熟能詳的「出口擴張」型式，但台灣的服務業則幾乎走不出國門。但走出國門就要創新，現在亞洲市場興起，是台灣走出去的好機會。台灣一直到一九八○年中期為止，服務業的大門仍緊緊關閉，連外人投資都嚴格加以限制。一九八七年以後，服務業逐漸開放外人投資，可是本質上仍未走出「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如果製造業可以因出口而帶動經濟成長，則服務業也應該有相同的功能，可惜我們一直未認真思考服務業出口的問題。細數世界上高所得的國家，幾乎每國都有某些重要的服務業出口，尤其是小型的經濟體更是如此。新加坡和香港已經從製造業的出口轉型為服務業的出口，因而使國民所得達到高水準。台灣的服務業因為保護太過，因此從未有出口的念頭。無法出口，即無法擴大規模，生產力也就難以提升。缺乏規模也使服務業引進ICT技術的動機不足，投資於R&D的誘因低落；出口中國，我們的服務業不必走太遠，因為文化與地理上的相似性，台灣應該有非常好的機會。

服務業契機 百倍挑戰 千倍機會

綜合上述三個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理由，最關鍵的還是缺乏出口的能力，因此若要提升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要促進台灣服務業的出口。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不同，它不能靠低廉的價格，更無法靠低廉的勞動成本，而是要依靠高品質的服務、新穎的服務或者獨特的服務型態。而這些「高新」服務的出現，又必須靠創新，因此創新又是出口的先決條件。有創新才有出口，有出口才有規模，有規模才能帶動創新。這裡有「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最好的方法是先投入創新，有了創新的產品，就有出口的機會。所幸中國和東南亞這些新興市場對「高新」服務業需求若渴，若能掌握這個契機，則台灣服務業出口應大有可為。但在推動服務業出口之前，先要放棄服務業的鎖國政策。台灣的製造業在一九六○年即打破鎖國的政策，勇敢的走向世界的舞台。這個「開國」政策，開啟了五十年的經濟榮景。五十年後的今天，似乎是服務業接棒的時候了。希望民國百年，也是服務業開國之年。施振榮先生說，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相比是「百倍的挑戰，千倍的機會」；若有千倍的機會，則即使有百倍的難度，也應勇往直前。

國發會預計近期公布明年國家建設計畫的經建目標，儘管目前包括主計總處、中研院等單位均預測我國明年經濟成長率不到二％，但國發會主委陳添枝表示政府拚經濟要展現企圖心，明年國建經濟成長目標絕不能低於二％。換言之，國發會對我國明年經濟成長訂下了「保二」的目標。

在陳添枝豪氣喊出「保二」之際，政府拉抬經濟的配套方案卻分明顯得不足。央行上周舉行今年最後一次理監事會，一如市場早先預期維持利率不動，而會中真正的亮點，是央行總裁彭淮南在理監事會後記者會上的簡報，長達一一四頁的內容，透露出他對台灣明年經濟的憂慮與建言。

央行的職責，旨在維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拚經濟並非其主要任務。然而，彭淮南多年以來以其特殊的「彭式風格」向政府提供經濟建言，包括關切北市指標都更案遲未動工，甚至親自跑去看房以評估市況，對經濟情勢，彭淮南總能從民眾最關注的角度切入，提醒主政者留意，多少彌補財經部會荏弱的不足。在這次報告中，彭淮南對明年外部環境提出三個警訊，分別是：美國在川普主政下的政策走向、反全球化浪潮、及中國大陸經濟的再平衡。

川普尚未上任，但由其發言及任命之官員，已透露出未來美國將擁抱貿易保護主義。若川普的競選政見完全落實，美國與中國大陸等貿易伙伴的摩擦勢將升高，對全球經濟都是重擊。近年來全球貿易成長趨緩，一旦各國新增貿易壁壘，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政治勢力抬頭，對明年全球經濟都不是好兆頭。

明年台灣經濟的另一隱憂，是中國大陸推動經濟再平衡。大陸經濟由「投資導向」轉為「消費導向」，這意味其投資成長將趨緩，各國對大陸的出口將因此受影響，包括電子、機械等產品受衝擊最大。台灣是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體，且大陸是我國主要出口市場，也因此，央行警告，台灣將深受衝擊。央行並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模擬研究指出，大陸推動經濟再平衡，台灣對大陸出口將縮減九．一六％，實質所得將因此減少○．四七％。

川普新政、大陸推動經濟再平衡、乃至反全球化浪潮，均是台灣的外部隱憂。對此，台灣能做的其實不多，只能在這三大黑天鵝衍生的地雷陣中小心翼翼摸索前進。而在外需變數大的預估下，台灣能掌握的就是保住「內需」，在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銳減已成定局之下，政府更應著重引導國內投資，避免明年台灣經濟陷入內外夾殺的處境。

台灣去年超額儲蓄率十四．四％，遠高於南韓的六．九％與大陸的二．九六％。在二○○九年到二○一四年的六年間，我國超額儲蓄較二○○四年至二○○八年增加逾六千億元；其中，企業部門的超額儲蓄由負一千八百餘億元，大幅增加為五千多億元，是我國超額儲蓄擴大的主因。簡言之，台灣不缺資金，缺的是投資機會。近年來我國缺乏實質民間投資，內需的成長引擎不能點火，台灣經濟表現因此陷入了新平庸的泥沼。

我國在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二○一六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也反映出台灣經濟當前的困境。台灣在今年ＷＥＦ競爭力中排名雖只小降二名，但在創新程度上卻大退五名。少了創新，加上既有的產業轉型較慢，在在顯示國內投資缺乏能拉動台灣經濟的火車頭。

明年台灣經濟面臨上述三大外部隱憂，更凸顯振興國內投資的迫切性。新政府上台後，將全副精力用於對付轉型正義議題，乃至處理一例一休、同婚等修法，即已疲於奔命，導致蔡政府拚經濟的方案遲遲未能上路，應變顯然過於怠慢與保守。要如何讓內需市場保溫，財經部會必須提出更細緻可行的方案，否則，明年我國經濟將出現內外皆冷的局面。

行政院周四（17日）院會將定錘107年度總預算案，歲出為1兆9,850億元、成長0.6％；歲入為1兆8,904億元、成長2.7％。其中公建年度加前瞻匡列2,409億元，大幅成長16.3％；科技預算則匡列1,258億元，約增10％，雙雙創歷史新高。若再加上國營事業附屬單位新增投資2,500多億元，明（107）年擴大內需點火高達近7,000億元。

上周一林揆率政院三長及財主單位首長，向總統蔡英文簡報107年度總預算案，小英總統分別在國防及外交加碼數十億元，並了解新南向政策推動規劃。

107年歲入匡列1兆8,904億元，較106年度增493億元，均由稅課收入貢獻，增加達812億元，以營所稅較106年法定數增800多億元，大幅成長20％挹注最大。

歲出為1兆9,850億元，較106年度增加110億元，重點包括公建核列1,515億元，加計流域綜合治理特別預算147億元、前瞻特別預算747億元，合計2,409億元，較106年度相同基礎增338億元，約增16.3％，再創新高。

科技發展年度預算核列985億元，加計前瞻特別預算177億元、科發基金累積賸餘支應16億元、國防科技80億元，合計1,258億元，較106年度相同基礎增加114億元，約增10％，也刷新歷史紀錄。

高層表示，107年度總預算，在擴大內需點火力道不小，除了公建與科技預算外，國營事業附屬單位預算的新增投資約2,500～2,600億，加上前瞻特別預算，總計近7,000億元，相較往年在4、5,000億元水準，挹注內需有明顯擴大效果，可望對經濟動能起帶動作用。

107年度歲入歲出差短946億元，較106年度減少383億元，連同債務還本790億元，尚須融資調度財源1,736億元，全數舉債弭平，占總預算歲出8.7％遠低上限15％；累計債務未償餘額達5兆6,985億元，占前3年度GDP平均數33.4％，較106年微增0.4個百分點。

行政院八月底前將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行政院長林全昨天向蔡英文總統報告總預算案編制情況。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轉述，蔡總統除關心總預算反映在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效果，也關心她的競選政見有無反映在預算分配。

黃重諺指出，林全昨天率領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秘書長陳美伶、央行總裁彭淮南等人，向總統報告民國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約新台幣一兆八千四百四十四億元，比上個年度增加兩百廿億元，約增加百分之一點二；歲出一兆九千九百八十億元，較上年度增加約百分之一點一；歲入歲出短差約一千五百卅六億元，若連同債務還本約有七百四十億元，合計需要融資調度額度約兩千兩百七十六億元，將以舉措債務彌平。

黃重諺轉述，此項總預算特點包括：一，秉持零基預算精神，各機關都須嚴格遵守財政紀律，歲入歲出短差不能高於上個年度，債務成長率也不超過前三年名目GDP的平均成長率；二，有效使用有限資源，明確各項施政優先順序，包括投入更多資源在智慧機械、綠能、國防等，籌組國家級的投資團隊，從食安、長照到教育文化等重點項目，增加更多資源。

蔡總統特別關切她特別重視的長照、食安等項目。據轉述，長照較上次預算約增加一點八一倍，食安約增加兩成。

敬畏對待不公平紅線 避免社會墜入萬丈深淵

如果是「急性心臟病」，執政者就必須大破大立，不能再受高所得族群或企業團體的遊說與阻撓，也不能再置經濟增長優先於租稅公平。引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不平等的代價」中提到，每個社會都有一條「不能忍受」的(不)公平紅線!一旦觸及，國家財政懸崖式的沈淪，歐債風暴的殷鑑尚且不遠。

如果是等同於糖尿病，那麼「早期發現，耐心治療」，就該成為財政與租稅改革的中長期目標。國民租稅負擔率的逐年提昇，是患病的體系應自我惕勵的養生目標。可比照國債鐘，每年具體發佈實際國民租稅負擔率與國際間的評比。及時善財政治理，提昇公共服務效能，都是養足長期稅收所得彈性的良方，也是可立竿見影的作為。

史迪格里茲反思在世界銀行與白宮的諸多政治經歷後，如此刻畫了租稅與國家的關係：「每一個國家的租稅制度，都充份的反映該國的基本價值觀念與政治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