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意涵／台北報導

來源:中國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18000344-260118)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雖未出席立法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公聽會，但他除了以台北市發展捷運30年經驗提醒中央之外，還說就各縣市的財政紀律、自償性及配合款的計算來看，目前這4200億元軌道運輸經費是有問題的。

柯文哲原本也要出席公聽會，但北市府16日晚間臨時通知改由副市長代表，引發議論。柯昨天上午出席南港轉運站西站啟用典禮後解釋，因唯恐陷入民進黨和新北市長朱立倫之間的口水戰才未出席。

柯文哲認為，軌道項目的建設經費雖然有4200億元，但台北市大部分的軌道建設都已完成，目前北市在規畫的是東側南北向軌道運輸系統，今年已編列2400萬元的預算在做可行性評估，待評估結果出爐後，才知道預算約需多少？需要中央幫忙多少？前瞻計畫的軌道建設項目，現階段與北市沒有直接相關。

柯並提到，原本赴立院是想提醒中央，北市過去30年發展捷運的經驗、問題，例如有3點沒有做得很好，就是TOD（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建設）失敗、商業化失敗、產業化失敗。

不僅如此，柯文哲還說，最近在檢討台北捷運的財務，發現常常在規畫階段就高估土地開發的利益及運量，導致自償性有問題，造成後面的政府團隊接手時，處理自償性的債務有相當大的困擾，目前北市就碰到這個問題。

柯還說，蓋捷運除了中央給錢，地方政府也要有配合款，有些縣市需要的配合款早就超過其舉債上限，難以想像中央給了這麼多錢後，將來配合款是不是又要中央再出錢？所以關於財政紀律、自償性及配合款的計算，目前這4200億元是有問題的。

柯表示，台北市捷運工程局為派任機關，非公務機關，到期後下一步該怎麼處理，和交通部討論至今無結果，現階段台灣已有5個捷運工程局，若4200億元再丟下去，台灣需要幾個捷運工程局和幾個捷運公司？

「交通是整體」，柯文哲說，應以北市過去發展捷運的經驗提醒中央，以及組織的問題若不解決，建設會相當麻煩，會重覆投資、重覆浪費。

再轟前瞻計畫 柯文哲：軌道建設不應政治喊價

記者邱瓊玉╱即時報導

來源: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409063)

前瞻基礎建設議題持續發燒，台北市長柯文哲今上午缺席前瞻計畫公聽會，不過在受訪時卻砲轟前瞻計畫中的軌道建設有4200億元，金額很高，但自償性、配合款卻都問題重重，引發熱議。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則是在臉書上，再度以「軌道建設應回歸專業、核實評估」，強調儘管各縣市積極爭取軌道建設的經費，但應該要務實依專業來制定政策，而非淪為政治喊價。

柯文哲還說，公聽會已淪為藍綠之間的口水戰，但軌道運輸是專業問題，專業問題應該要專業解決，需要大家平心靜氣秉持專業討論。

柯文哲表示，最近在檢討北捷的財務，發現以前在規劃時，高估土地開發的利益、也高估運量，因為對於財務自償性過於樂觀，導致接任的政府團隊在處理自償性債務時有很大的困擾。

柯文哲強調，蓋捷運不是只有中央給錢，地方政府也要有配合款，有些縣市需要的配合款根本就超過他的舉債上限，很難想像中央給了地方這麼多錢，將來的配合款是不是又要中央再替他出錢。

柯文著還說，目前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還有高雄市，都有捷運工程局或捷運工程處，但台灣需要5個捷運工程局（處）嗎？

此外，無論是北捷、桃捷，還是將來淡海輕軌線等，每一條路線的自償性都很有問題。儘管公共運輸不一定要賺錢，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補貼，但是要補貼多少？誰補貼？都要講清楚。

柯文哲質疑，4200億元特別預算丟下去，執行單位到底是誰？若每個縣市自己去成立捷運工程局，自己去執行的話，台灣到底要幾個捷運工程局？蓋好後台灣需要幾個捷運公司來營運？

柯文哲強調，捷運是一個迷思，交通規畫應該是整體的，包括鐵路、公路、捷運、高鐵等各式各樣的組合，尤其是組織的問題不解決的話，執行的建設會相當麻煩，會重覆投資、重覆浪費。

紛擾多時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草案昨終完成三讀！前瞻計畫預算規模原訂8年8900億元，幾經折衝，朝野同意縮減至4年4200億元，期滿後可續編，但不得超過前期規模。因此，蔡政府首次建設大餅仍然是8年8400億元。

朝野各退一步 各取所需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表示，國民黨一定有不同解釋，但文字敘述很清楚，如同「九二共識」一樣，各取所需、各自表述。朝野各退一步，才能解決問題，化干戈為玉帛是協商最高境界，否則不斷衝突，恐挫敗立法院形象。

國民黨團新任總召林德福則說，未來期程是否延長、預算是否追加，是由4年後的民意及國會決定，民進黨政府不能用魚目混珠、混水摸魚的方式闖關。

據了解，藍綠兩黨在攸關預算期程、上限等條文下足功夫，民進黨團原欲寫明分兩階段編列，但藍營不買帳，要求這些文字不得出現，最後妥協出折衷版本，期滿後經立院同意「可續編」。

回應在野訴求 建設5+3

回應在野黨訴求，民進黨團同意在原先軌道、水環境、綠能、數位、城鄉等5大建設外，另外納入因應少子化及育兒空間、食安、人才培育促進就業等建設。

為了強化預算控管，三讀條文規定，計畫經費雖由舉債辦理，但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在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不得超過歲出總額的15％；未執行之預算，亦須繳庫，不得挪用。

確保計畫執行力，三讀條文亦增訂「究責條款」，審計機關如發現公務員違法失職而致工程進度未達預定的80％，應將執行機關首長及相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調查懲處。

確保執行力 增究責條款

在土地使用部分，條例明訂，執行基礎建設計畫時，應依《國土計畫法》及相關規定。同時，亦須依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分別擬具可行性研究、綜合規畫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報告，提報行政院核定。

若計畫建設未完成可行性評估、綜合規畫、環境評估，不得動支工程預算；如須實施土地徵收，應依相關法規辦理，並應優先考量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根據綠營規畫，前瞻條例三讀，待總統公告生效後，最快下周一行政院舉行臨時院會，並將預算案送至立法院；下周二立法院長蘇嘉全可召集朝野協商，周三上午舉行談話會、下午召開第二次臨時會，而行政院長林全將赴立院備詢，預計耗費兩天半，再將預算交付委員會審查，審查時間暫訂於7月17日至21日。

何志欽昨出席「王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議程」，發表「租稅改革的理念與思維－富民經濟的稅改主軸」論文，針對租稅改革提出多項建議。

在所得稅制改革部分，何志欽分析，最低稅負制有局部、次佳和過渡等三大特性，目前行政院版可說是最低稅負的延伸，屬於「具免稅額、分離課稅、合併申報」的階段，並不是件壞事。稅改要「先求有再求好」，邁出穩健的第一步，別讓24年前的稅改悲劇（意指開徵證所稅卻導致台股無量下跌）再度發生。

何志欽建議，證所稅在現行個人基本所得稅額的計入項目中，加入上市櫃公司股票交易所得，單一稅率為20%，採分離課稅，免稅額則提高至600萬元。

何志欽主張，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採兩稅分離，目前國內採兩稅合一，嚴重影響政府稅收。

為支撐經濟與刺激通膨，ECB擴大寬鬆欲罷不能，但也為歐元區帶來另一種危及金融穩定的風險。舉例來說，愛爾蘭今年經濟強勁成長，估計全年成長率可達7％，德國經濟成長雖然平平，但失業率已降到僅4.5％，2國情況都指向金融市場有出現另一波泡沫化的疑慮。

根據過去10年經驗，金融市場泡沫化將嚴重損及一國的長期經濟前景，造成資源錯置，進而導致生產力與潛在產出永久偏低。

此外，在加碼QE後，也會增加未來ECB退場的難度。光是ECB在停止購債後，代表歐債市場買盤將急縮，恐會造成部份國家公債價格大跌，殖利率飆升，將對特定國家經濟與財政帶來嚴重衝擊。

新南向政策綱領揭曉，經濟部次長王美花昨日表示，將從產業合作、投資、中小企業、貿易推廣、投資合作、人才培訓、電子商務等六大領域出擊，並讓公股事業帶頭衝，包括中油、台船、台糖等都將有其扮演的角色。

按經濟部安排，繼越南、泰國訪問團之後，擬在十月籌組第二團新南向訪問團，拜訪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印尼有「萬島之國」之稱，各島之間交通、漁業補撈等，有船隻建造需求，據了解可望促成台船與當地業者合作，或赴當地投資。

我在東協市占率 節節滑落

此外，經濟部統計處昨日公布台灣對東協投資、出口實況，大陸挾「一帶一路」政策、低價油品、平價手機等優勢，在東協六國進口市占率節節攀升，今年一至二月已上升到百分之廿點二，台灣則滑落到百分之五點七；大陸儼然已是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最大競爭對手。

王美花對此表示，台灣雖沒有能力輸出高鐵等大型基礎建設，但卻有能力興建轉運站、ＥＴＣ等軟、硬體整合的基礎建設；例如印度也有意邀台廠去興建太陽能電廠。

王美花說，過去靠台商提一只皮箱闖天下的拓銷模式，也將改成「打群架」。她以美妝產品為例，透過貿協將洗髮精、面膜、化妝品等品項整合成為產品線精準行銷。

至於公股事業的著力點，王美花說，因公股事業投資合作案很大，前置作業期長，拍板之前不便透露，但她以中油五輕遷廠案為例，多個國家都表達極高興趣，經濟部考量點是對國家有產業效益、提高中油實質收益、有助中油供油系統等，遴選合作國家與業者。

統計顯示，過去七年台灣在東協六國進口市場占有率大致持平，排名第五位；但同期，大陸市占率躍升了近七個百分點；南韓也上升一點三個百分點，中、韓與東協六國都簽有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中經院ＷＴＯ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說，影響進口市占的關鍵，仍是產品的競爭力與價格，考量產業外移、國內就業等因素，長遠來看，政府仍須積極洽簽ＦＴＡ。

我油品出口 陸成勁敵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一直是台灣油品主要出口市場，台灣對東南亞的油品出口值，除了因國際油價下跌而降低，更遭遇大陸低價油品的襲擊。

統計指出，台灣在菲律賓的油品市占率，去年還超過兩成，今年一到四月只剩百分之八點九；同期，大陸市占率卻躍升到百分之廿五點七，成為菲國油品最大進口國，台灣油品出口菲律賓市場已被大陸打趴。

統計近五年對東協投資情況，新加坡則躍居台灣最大投資地。按產業區分，我國對越南、印尼、柬埔寨投資以傳統產業為主，對泰、馬、星、菲投資以電機電子為主。

實際上，公共建設因投資金額龐大、報酬率偏低、承擔長期風險及成本回收緩慢等財務特性，影響民間參與意願。為提供民間機構參與投資風險之合理溢酬，政府有必要建立誘因機制，合理化計畫收益以提升民間參與投資的意願。

保險產業參與公共建設著眼於收益率，以具穩定現金流量為優先，如高速公路、捷運等。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勢。而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政府已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具民間參與空間者，政府不再編列預算，優先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而為健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2000年所公布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擴大民間參與範圍，以公益性為主之交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業性強之重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公共建設，並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誘因。促參法立法與推動，就是以「為民興利」角度，開放民間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針對保險業而言，依保險法143條規範，除符合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者外，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而依國際會計準則IAS 23公報對於借款成本規定，企業針對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應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成本。原因為建造期間尚無收入，其各項投入屬建設成本，即為達到可使用狀態之支出，俟完工後有業務收入時，該建物或設備再分年攤提費用，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

壽險業以保險資金持有投資性不動產，依保險法規定將部分收取之保費提存責任準備金，利息成分是否可資本化做為投資性不動產成本，目前未有規定。實務上保險業可運用資金主要來自所發行的保單。反觀一般行業需特別舉債，惟其各種可運用資金尚需按期給付孳息且最終需返還。

因此將資本化之成本限於舉債成本，未反映保險業進行類似資產建造之成本，造成金融保險業與一般行業財務缺乏可比較性，影響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之意願。保險業於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言，尚無資本化處理，但基於監理會計之政策考量，可於認許資產與認許權益訂定相關規範承認資本化金額。

同時依主管機關規定，保險業於商品訂價時，應注意檢測各項利潤指標，關於利潤測試時所使用主管機關指定之利率，係依各公司近三年投資報酬率平均值訂定，監理目的在於避免經營不佳的保險公司大量發行虧損之保單。

由於公共建設投入建置時間長且回收較慢的特性，對於經營績效良好之保險公司，若因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公共建設而降低投報率時，將造成商品無法通過利潤測試而影響商品業務之訂價與推展。

因此，為鼓勵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及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可考量產業特性建立誘因政策，如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的資本化，與商品利潤測試得排除建造期之公共建設，以提升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落實公私夥伴的雙贏思維。

(作者為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在金管會成立前，中華民國金融業的管理、監督、檢查、處分權力分別屬於財政部、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等政府機構，因此成立整合金融監督與檢查等權力的機構的聲音與呼籲不曾間斷。

台灣金融監理的發展歷程

1997年以前，要求改革金融檢查的聲浪超過十年，但從未喊過整個監理體系改革，卻在1997年經建會的批示下，瞬間開始改革整個金融監理體制。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都有共識將變革定位在檢查層次(提示: 金融監理分成金融行政管理與金融檢查兩部分)，但報告送交經建會後，經建會卻認為金檢一元化不宜局限於金融檢查事權的統一，應全面檢討整體金融監理制度。台灣是在觀察到1997年英國設立金融服務管理局(英國的單一監理機制) 之後，才興起改革整個監理體系的動機，在此之前都僅是談論金融檢查一元化而已。因此，當時，改革的目標從「金融檢查一元化」轉變成「金融監理一元化」。

在這樣的脈絡下，金管會成立於2004年7月。目標包含維持金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育。以實踐「金融監理一元化」之目標。馬英九政府時代，馬在 2012 年 7 月，把金管會從獨立機構改為首長制，整個金管會成為內閣首長之一。

(參考資料: 金管會成立背景

前財政部長邱正雄便提到金管會成立的背景，1999年行政院長蕭萬長任內曾提到希望把金融體制做一個大改革，成立一個金融監理委員會或是監理總署，當時為什麼希望有全面的監理單位，一個是當時金融發展，銀行、保險、證券，彼此間越來越融合，所以，從銀行業務來看，三種業務都有，包括日本、韓國都更改，美國以前的證券、保險部門與銀行業務都必須分割，1998年五月眾議院通過，銀行可以兼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現代化法案，1999年五月參院也通過了，一旦加入 WTO，國外銀行可以做集團式的金融業務，台灣馬上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時任財政部長邱正雄部長當時點出的金融改革目標是明確且清楚的，那就是台灣要和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金融市場一方面要興利開放業務，另一方面要除弊，推動檢查與監督監理一元化，以避免監理死角。

在這樣的脈絡下，金管會成立於2004年7月，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目標包含維持金融穩定、落實金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金融教育。成立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個獨立機構的委員制，來強化稽核調查權能，以避免銀行丶金融機構及上市櫃公司徇私舞弊。以實踐「金融監督一元化」之目標。

到了馬英九政府時代，馬在 2012 年 7 月，把金管會從獨立機構改為首長制，整個金管會成為內閣首長之一

Q2:金管會於4月底提出將因應潮流開放純網銀的設立，顯現出金管會漸漸順應e化潮流；據媒體報導，金管會預計在今年中旬發布「金融科技發展辦法」，從最近金管會對於網銀的政策說明可看到金融監理的思維有如何的調整?

我國金融監理目前屬於重度監理，許多法規仍是嚴格控管，對於國際金融局勢的變化似乎無法正確反映。金融監理應該掌握大趨勢變化並擘劃未來政策藍圖，如何應用隨時勢調整鬆緊，一方面促進經濟發展，一方面作好嚴格的監理把關。是重要的課題也是金管會能力的挑戰。

根據媒體報導，金管會顧立雄主委已在各種公開場合，將相關重要內容：諸如開放家數不超過兩家、必須與本國金融機構合作、不另外制定專法等政策內容，公諸各界。目前沒有引起太多或明顯的反對意見。這次施放試探氣球後的政策說明沒有引發巨大迴響。

事實上，要使傳統金融機構進步，金管會在監管思維上應如前面所言要漸漸開放，但開放的同時也要考慮整體監理的相關配套。網銀的開放雖然目前未引起太多討論，但相信之後落實會面臨不小的挑戰。我們仍應持續觀察金管會如何架構相關配套措施。

Q3:金融監理應該掌握大趨勢，目前數位時代，金融科技(fin-tech)一詞在全球發燒，像是虛擬貨幣與區塊鏈的問題依舊是發燒話題，這也吸引龐大資金投入，也將徹底改變金融市場的支付結構、科技整合在銀行體系的應用、自動化、以及客戶體驗等等。目前國際上對於金融科技政策大概是甚麼樣一種藍圖?

目前許多國家採取監理沙盒創新實驗，以試行金融科技的到來，美國在這部份卻不是領導者，雖然美國擁有活力十足的金融科技經濟（FinTech Economy），且大量投資在金融科技，在金融科技和監理科技的架構發展上仍是後進的追隨者，因為政府很重視涉及的六項重大事務：資訊安全，洗錢防制，反恐資金管控、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競爭立場，公共福利和消費者保護。

綜觀各國對於金融科技的政策考量，不外乎5大議題：可靠性（Reliability）、個資保護、責任義務界定、支持或反對創新，以及風險管控與監理作法。

然而，這些議題可能在超大型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投入龐大資金，發展自訂的金融科技新遊戲規則後，讓傳統金融體系面臨更艱難的監管環境。為了防止金融危機的再度發生，各國對於金融科技的監管應該要有共識

Q4:在網路時代的連通之下，如何對金融科技進行監管似乎是全球性的議題。因此在新時代之下，金融科技將對金融監理工作帶來甚麼挑戰?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認為Fintech能帶來的「普惠金融」的效用，金融業和科技業需要合作發展出「跨域共創」，然而要避免科技業在茁壯後步上傳統金融業的「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又能兼顧靈活性、及時性和協調可能，監理機構的角色扮演就非常重要。

(參考資料:

1.普惠金融: 也稱包容性金融，其核心是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金融服務，尤其是那些被傳統金融忽視的農村地區、城鄉貧困群體、微小企業。也提升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讓消費者享受便利的服務

2.「大到不能倒」的現象比較顯著發生在金融海嘯時期。在次貸風暴、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問題的處理過程當中，大家都擔心系統性的風險，所以遇到「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金融商品或是一些國家，雖然我們不是很樂意，但也不得不施以援手，幫助它穩定下來，以致肇事者沒有得到該有的懲罰。用國內納稅人或是其他國家的錢，去協助這些製造事端的肇事者，當然會產生不公平的問題。)

金融科技的發展帶來許多監理的新議題，傳統金融主要在於防弊，需投入很多法遵成本，科技業則在倡議新點子，提供便利。監理機構必須理解其中的差異，掌握科技用於金融服務的內容，才能在金融科技業創新的同時、又能防範交易過程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

隨著金融科技發展，金融監理尚有6大待解決的議題:

1. 金融穩定

新興科技增加金融交易速度與數量，大量依賴自動化交易，可能導致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產生較大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

2. 網路安全

網路服務廣泛採用演算法和技術的解決方案，檢測難度高，可能會增加網路攻擊的弱點。

3. 風險集中

當市場結構調整及網路互聯更加緊密，可能會產生風險過度集中。

4. 隱私與透明的平衡

區塊鏈的分散式帳冊技術將資訊儲存在網路上，開放的網路節點均可取得透明的交易資料，如何保護消費者個資。

5. 重新檢視契約權利義務規則

分散式帳冊技術記錄「數位代幣(digital tokens)」的所有權轉讓，可具有像比特幣的內生價值，或是連結外部的實體資產或數位資產，但其法律地位及轉讓的法律效力尚不明確。

6. 跨國監理合作

隨著網路跨國界的無縫運作，國際合作對於確保有效的監理至關重要，但目前各國的監理方法尚未統合。

Q5:除了金管會對自己的期許之外，政府可以再多做些甚麼來面對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

運用FinTech已成為金融業必須面對的現實，而其影響層面的複雜度又遠超出歷史經驗，那麼政府又該如何進行金融監理，以確保產業結構順利調整，消費者權益得到保障？金管會最近在社會期待之中，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對未來金融服務業的願景報告，推出「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總共羅列4大面向的11項施政目標。

金融學者李桐豪老師便分析，面對FinTech對金融產業的衝擊，金管會展現改造的企圖心。不過探究其楬櫫目標的落實能力，則不免讓人擔心是否會因缺乏FinTech導入的程序策略，以致出現聲量大卻行動緩的結果。台灣金融業既有「機構型」而非「功能型」的法制與監理體系讓FinTech的推動特別困難。

那如何進行fintech的導入?李桐豪老師也建議:

金管會可以根據設定的基本原則，推動全面性導入FinTech的《金融科技發展條例》程序法，讓FinTech能有規則可循的進入金融體系，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與品質。

導入FinTech的基本原則至少包括：1.強調消費者保護，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2.保障個人資訊隱私，避免資訊流竄傷害基本人權；3.合理化金融科技導入程序，強調事前溝通準備，並建立導入成敗監理指標；4.放寬金融機構轉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規定，同意金融機構因FinTech導入所需要的策略性投資；5.允許推動FinTech的非金融事業資本依規模比例擴大，讓FinTech新創企業能以小規模實驗進入市場；6.降低退場衝擊至最小，除為保護消費者權益外，也要避免退場時影響既有金融業的正常運作。

FinTech對社會與經濟衝擊已超出金融業本身的營運。無論是貨幣政策操作、商業模式改變，甚至是人與網路及機器互動帶來的後果都仍是有待探索的「大哉問」課題。

在目前政黨政治下，李桐豪老師的觀點與提醒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中國大陸金融的開放會是基於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要求所作出的戰略抉擇，並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邁開全球化步伐。

根據中國經濟參考報的社論，大陸金融開放的關鍵要處理好「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升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這三個問題。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有助於豐富國內金融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金融體系競爭力；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助於自動調節跨境資本流動，增強宏觀經濟彈性和迴旋餘地；提升資本專案可兌換程度，減少資本管制，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為引進外資提供便利。

在處理三問題時需遵循三大原則：

一是「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這樣的管理方式，規則透明，行為可期，可最大限度減少不確定性。

二是金融業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重點是協調有序的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可以最大限度減少跨國資本流動對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衝擊。

三是金融監管能力與對外開放程度相匹配。防範金融風險是確保金融對外開放惠及全球、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必要前提。需加快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補監管短板，填監管真空，提升監管能力，既是打好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保障，也為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保駕護航。

Q2:中國大陸於今年稍早的2月宣布惠台31項措施，31項措施中有3項與金融相關的項目。在這樣狀況下，台灣可以如何取得對我有利的景況?

惠台31條中有幾項與金融相關主要有三項:

第10項台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中國銀聯及大陸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展合作，為台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支付服務；第11項台灣徵信機構可與大陸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第12項台資銀行可與大陸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相關金融業者表示，第一及第二項涉及兩岸電支機構（像支付寶、歐付寶等）的開放、開放台資銀行發行銀聯卡及雙邊聯徵資料開放調閱等政策，若政策同意開放，市場愈自由，商機就愈多。

不過，以目前兩岸關係來看，涉政策性問題的難度恐怕很高，這個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尤其徵信資料部分，只有第三項聯貸合作，不涉政策，障礙最少。目前兩岸聯貸合作，多數是外銀主辦，兩岸銀行參貸(注:參與貸款)，尚無台資銀主辦、陸銀參貸，或陸銀主辦、台資銀參貸的案件，未來若鼓勵雙方相互主辦、參貸，台資銀商機將大增。尤其台灣資金剩餘多，陸銀會主導一些規模較大聯貸案，也可讓國內人民幣資金有去路。業者表示，金融惠台政策雖未限是否在大陸設點，但已在大陸設點銀行，可望率先受惠。

Q3:全球化的貿易對台灣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金融上更無法自外於國際金融。因此，進一步要問的是，金融的全球化在台灣會產生甚麼影響呢?

1990年台灣重新申請成為WTO會員國後，全球金融對台灣的影響逐年顯現。台灣從1990年起就陸續解除金融市場的進入障礙。金融全球化對台灣的壓力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傳遞。在WTO框架下，金融服務業受「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以下簡稱 GATS）的約束。在GATS一共列舉開放的155個行業中，「銀行暨其他金融服務業」是開放項目次多的行業，這使得金融業在市場開放後較其他產業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

對台灣來說，WTO叩關帶來的自由化與去管制化造成的影響，不僅是外商銀行增加或外資投入上升這種量的變化，更是質的變化。早期台灣金融業高度管制，金融形同是發展其他產業的「工具」，但在金融全球化下，金融開始脫離「工具」，成為一種新的值得發展的「產業」。

在金融已從「工具」轉換成「產業」的脈絡下，對台灣這樣甫自嚴格管制走向開放的國家來說，如何讓我國金融產業在市場上保有競爭力，是政府無可迴避的考驗。雖然金融全球化帶來金融市場去國境地相互連結，但金融活動也因為國境限制的消除，競爭更加劇烈。

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自由化壓力對台灣新銀行政策的開放當然是有影響的，特別是美國與當時政府進行貿易談判帶來的套匯熱錢，加上國內本身因經濟發展造成資金過剩，凸顯出當時既有金融制度已無法負荷民間流動的鉅額資金，以致於開放銀行制度似乎是不得不為的選擇。

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為因應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台灣漸漸開放銀行民營化；1992年，時任經濟部長的蕭萬長先生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其中有在台灣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構想。「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以及「發展區域金融中心」一直是當時的政策方向。

Q4:大陸在博鰲論壇宣布開放金融的動作，此舉除了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關注之外，也引起台灣銀行業者的注意，加上惠台措施的提出，這兩項看似大開放的舉措，我們應該如何因應甚至掌握這股發展趨勢?

台資金融在大陸發展的現況

這些金融開放措施對台灣金融業是大利多，過去遭到兩岸服貿協議卡關的措施，幾乎都放行，預期將掀起台灣金融業新一波西進風潮。

面對這樣的西進，目前看到比較多的是個人與企業的西進，也因此富邦集團蔡明忠便在博鰲會上公開表示，期待大陸這項金融新政，能先對台資機構開放。

台資金融業前進大陸市場已有多年歷程，目前銀行、保險、證券、租賃、財務公司等業種在陸所設業務據點，總數已破百；惟其歷來整體經營績效起起落落、參差不齊。其原因除台資金融機構規模偏小，不易和陸資及其他外資機構競爭外，就是大陸以往政策面對外資金融業的束縛，同樣在制約台資機構。

許多財經媒體也發表輿論，認為大陸中央既已宣布對外作全面金融鬆綁，台資金融機構應掌握契機，充分發揮經營長才，展現其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能力，以爭取大陸官方給予特殊政策支持。如陸方能優先批准台資金融機構控股，或增設分支機構等申請案件，則台資機構即可望在外資群體中脫穎而出。

Q5:台灣要能抓住中國大陸金融開放的機會，兩岸之間要有一個良好的互動已是不得不的趨勢，兩岸金融交流的歷程與現況是怎麼樣呢?

兩岸金融交流的歷程

兩岸交流向來都有一套不同於其他外國國家的條例，例如兩岸關係條例、2009 年簽署的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MOU)、2010 年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因此，此次博鰲論壇對外資開放的金融政策利多，是否包含台資有待商榷。

兩岸金融業自 2009 年簽署兩岸金融監理 MOU 以來，一度成為兩岸加速交流合作的典範，在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領域皆有諸多開放。但在太陽花學運後，ECFA 下兩岸服貿協議卡關，協議中關於金融開放的進程也形同停擺，讓不少急於擴大在中國大陸佈局的台資金融業者相當著急。

同時，原本約定每年輪流舉辦的兩岸金融監理交流平台，就是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的「兩岸金融三會」也已停辦。

Q6:在這樣景況下，民間台資急跳腳似乎無濟於事，我們應該怎麼辦?

政府應在兩岸金融中扮演角色

在這樣的狀況下，政府應該思考，兩岸應重啟協商大門，尤其交流停擺的兩岸金融三會更應盡速恢復溝通，對我國金融業才不會陷入利多大餅「看得到、吃不到」的窘境。

台方政府在此需要作後盾。目前政府在當中未扮演角色。像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便表達要進行差異化管理，避免業者一窩蜂西進。

直白地說，大陸官方願不願特別照顧台資金融機構，仍會看台灣當局態度而定。如果蔡政府依然忽視大陸市場，一味鼓勵台資金融機構發展「新南向」，另對待陸資金融機構也是若即若離、可有可無，那麼，大陸官方也不會心甘情願給台資金融業特殊優惠。應知大陸金融市場早已是外資機構雲集，競爭非常激烈，大陸官方要給特定外資機構優惠，一定會考量雙邊官方金融互惠關係如何。

考量台灣長遠發展 兩岸金融交流不能斷

因為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模式，已經從設廠生產、再外銷的模式，進一步轉變成主打當地內需市場，台灣金融業有需要在大陸設立分支機構提供台商當地相關金融服務；況且，中國大陸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上距離和語言、文化等因素，市場是台灣金融業者無法忽略的區域；即使當局政府主打新南向政策，也不可能忽略中國市場。

台灣金融業已不再侷限本地市場競爭，而積極朝開拓國際市場方向努力，對當前金融全球化須彼此競合的大趨勢，台灣金融業想在國際金融市場取得一席之地，勢必不可能放棄中國大陸市場，政府應以開放的思維、不被政治綁架，盡速重啟協商替台灣金融業者了解博鰲論壇所提金融開放大餅的實質內容，也才是我國金融能破繭而出的關鍵。

A9:根據媒體報導，人行現任行長周小川在位十五年餘，在位期間歷經全球金融海嘯，堅定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的改革之路，外界對他讚譽有加，並以「人民幣先生」名之。各界對其接棒人選多有猜測，而易綱脫穎而出，令外界大感意外。不過，易綱於2014年被任命為中共中財辦副主任，為新科國務院副總理、中財辦主任劉鶴的重要助手，顯見他不止受周小川器重多年，也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器重的財金國師劉鶴具有互信與默契。

現年60歲的易綱自1997年進入人行，2007年起出任人行副行長，曾擔任過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在多項業務擁有豐富經驗。過去20年，人行在周小川帶領下，不管是匯率改革、利率市場化或人民幣國際化，都有長足的進展。

未來，易綱除了繼續金融改革開放路線，相信在內部的金融機構改革上，也將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銀監會和保監會的法規制定職能已劃分給人行，顯見未來5年，他將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和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如何打好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

Q10:在易綱上任大陸央行行長同時，由郭樹清擔任人行黨委書記。針對這樣的人事改制，大陸金融體系將會是怎樣的發展方向?

A10: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分析，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其推動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正不斷加強黨在指導重要政策的方向性。此一安排也體現出習近平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意加強黨的絕對權。而這項最新的人事安排乃是配合正在進行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需要。目前大陸金融監管格局已從過去的人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主導的「一行三會」，升級為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人行、銀保監、證監會的「一委一行兩會」。

不過，由郭樹清兼任人行黨委書記，一般認為與他久經歷練也有絕對關係。去年，郭樹清離任山東省長，接替已年滿65周歲的前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履新3天，他在大陸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金融亂象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源於監管制度缺失。緊接著，銀監會開展各種風控責任落實等專項治理工作。

在擔任山東省省長之前，郭樹清於1998年7月出任貴州省副省長，此後先後擔任人行副行長，建設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期間兼任信達資產黨委書記），證監會主席、黨委書記，山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等職，任職經歷頗為豐富。

紐約時報報導也分析，解決債務高築的問題已成為大陸核心領導人關鍵要務。分析人士指出，包括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其他領導人都多次提出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尤其企業債務過高問題更被多次點名亟需改善。

分析指出，郭樹清和人行行長易綱都以熱衷金融改革、希望解決大陸長期以來依賴債務推動經濟增長的問題而著稱，兩人共同合作勢必能夠讓人行良好運作，維持金融穩定。

Q11:大陸央行這次的人事變革也引起國際矚目，究竟這次大陸央行的換代對於國際金融會產生甚麼影響呢?

A11:

首先談大陸央行是甚麼。中國的央行並非獨立機構。主要的政策決策由一個精英政府委員會做出，並且需要中國國家主席在上面簽字。但習近平信任周小川領導的央行，在重要經濟領域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給了該機構大量自主權。

中國人民銀行會制定短期利率（就像美聯儲一樣），並且在保證通貨膨脹處在低水平的同時，努力控制銀行借貸，支持經濟增長。該機構還決定中國貨幣匯率自由波動的程度，以及管理資金進出的限制措施。上週，中國政府增加了央行的監督職責，讓它負責起草重要的銀行業監管條款。

所以根據長期關心世界銀行與金融問題的Eswar Prasad教授在紐約時報的分析提到，新行長易綱會拿這些權力來做什麼，對整個世界都很重要。

向國有企業借出的壞賬，以及有權有勢的地方領導人的寵物項目（因個人喜好而非大眾需要發起的項目——譯註），給中國以國有為主的銀行體系帶來了嚴重負擔，其中許多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易綱必須要推動銀行清理帳目，否則存款人可能最終會失去信心，取出存款。中國的銀行在許多國家管理投資與放款，所以，這些銀行一旦出現動盪，就可能會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此外，如果中國的銀行出了問題，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大幅減緩，因為中國無法再依賴債務驅動的支出來保證經濟增長。一旦增長放緩，中國消費者和企業的進口需求就會減少，為了復甦經濟，中國政府就會努力增加出口——這恰巧是美國及大多數國家所不希望看到的。這種情況會延遲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復甦，壓低各種商品的國際價格，並且加劇貿易衝突。

因此，易綱必須提出一個能夠改變銀行激勵措施的政策。只要銀行向國企發放的貸款由政府擔保，銀行就會繼續放款。易綱自己無法終止該政策，但他能告訴各銀行，他們可以確認壞賬，而不用太過擔心非得讓沒有盈利的國有客戶勉強維持下去。此外，他還能鼓勵他們把重心放在向私營企業放貸上，他們現在可以收取更高的利率。

否則，中國政府就無法為了推動經濟增長，拿消費支出取代向沒有效益的工廠和鬼城進行投資（通常是浪費的）。這對世界其他地方和對中國同樣重要。如果中國允許它的銀行繼續為鋼、鋁和水泥等產業融資，生產超出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中國將別無選擇，只能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過剩的產品。

如果易綱取得成功，中國的銀行將更願意向服務業和中小企業放貸。服務業是中國增加就業和家庭收入的重要管道，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它可以增強中國家庭的消費能力，進而降低中國的貿易順差，因為中國家庭將有更多的錢用於購買進口商品。這將使中國的貿易夥伴更加高興，如果貿易順差開始縮減，那麼，打貿易戰的理由就會慢慢消失。

Q12:回顧大陸金融體系，這十年來的發展的走向是如何?

A12:

金融體系是由兩大部分組成的，一個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板塊，另一部分是資本市場公開市場和股票債券市場。

根據春華集團主席胡祖六博士於基金會座談時提到，過去十年，中國在這兩者都有長足的發展。在股票市場，中國股市的市值已經是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債券市場的規模今年可能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

資本市場除了看市值的規模以外，ＩＰＯ的融資數量和金額是關鍵指標，過去十年，中國的股票交易所ＩＰＯ的數目全球領先；股市融資金額，也是居全球之冠，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功能。

金融體系傳統最大的板塊就是銀行，銀行這十年也是有驚人的擴張，二ＯＯ七年金融危機的前夕，全球十大最值錢的銀行，按市值排名，中國有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兩家入榜。十年後，全球前十大排名已有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等五家中國銀行。HSBC總部雖在倫敦，但大中華地區占營收的七五％，香港的利潤就佔五Ｏ％以上，基本上是靠大中華地區。工商銀行雖居全球第二，初步盈利的估算比JP Morgan和 Wells Fargo加起來還多，主因市場擔心中國銀行不良資產比率上升，銀行面臨資本補充的壓力，所以市值很低。再從ROE觀察，中國銀行平均有十五％以上，這在全球也是領先的。

Q13: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在亞洲金融圈哀鴻遍野，中國大陸受波及的程度相對小。但也有影響，在金融風暴之後帶給中國金融如何的改革呢?

A13:

全球經濟在進行調整的時候，中國大陸根據自由市場與市場經濟，認知到自身需要新思維與大戰略，在金融危機之後，大陸迅速調整宏觀經濟，刺激經濟，包括提高槓桿與負債、進行大項目投資而救股市，加上一帶一路等應對需要大戰略，發行專項國債、分流央行外匯與調整金融結構。

根據春華集團主席胡祖六博士於基金會座談時提到，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中國的銀行非常脆弱，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較韓、泰、印尼、菲律賓有過之而無不及。朱鎔基總理利用亞洲金融風暴，第一次召開全國金融會議，正視銀行業的問題，進行痛苦的改革，重組銀行管制的架構、成立董事會、採用國際財務會計準則ＩＦＲＳ，終於對ＮＰＬ是什麼，中國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問題有多大，開始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知。從ＮＰＬ來說，二ＯＯ四年時十三％，但持續下降，最近幾年稍有所回升，跟國際比較還是低，但不會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

隨著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家庭的儲蓄越來越多，要進行資產管理，各類基金，保險，證券，這十年都有重大的發展。現在中國的VC 無論是按募集的資金，還是投放的資金，或是科技行業的發展，都是全球第二位，近年大陸的科技進步很快，跟金融體系跟VC行業的合夥，密不可分。

Q14:剛討論得知金融風暴之後開始正視銀行業的問題並進行改革，之後中國金融朝向更加開放的方向落實，並且人民幣也開始國際化，甚至於2016年加入一籃子貨幣(SDR)，這中間的過程又是如何發展?

A14:

根據春華集團主席胡祖六博士於基金會座談時提到，十九大以後，中國宣布大幅的開放金融業，如外資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投資比例立即就可以到五一％，三年之後完全開放。以前銀行的外資單一股東持股不能超過二十％，累積不能超過二五％，這個限制也被取消，外資的股權管理和境內的法人機構的股權管理一視同仁。外資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三年後放寬到五一％，五年之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這幾年來中國對外的跨境投資洶湧成長，已經進入全球前五大，去年略為下降，政府覺得有些非理性的成分。如買歐洲私人足球俱樂部難管難賺錢，最近已有所限制，這些都是暫時的，未來中國會跟美國、歐盟一樣，成為一個很大的投資國家。

接下來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中國是第一出口大國，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但絕大部分的進出口以美元計價，近來亞洲的貿易夥伴，越來越多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比重已經上升到三十％，還遠次於美元、歐元、和日圓，主要是因為人民幣的資本帳戶還不完全可兌換，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讓人民幣國際支付儲備的功能越來越加強。

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成為自由使用貨幣，允許境外央行直接進入中國銀行的貨幣市場，但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大陸央行仍管理自由浮動，因為中國大陸日益升高的國際影響力與一帶一路的倡議，IMF仍支持並賦與份額超過英日。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日前發布 2017 年第 4 季度官方外匯儲備貨幣組成報告 (COFER)，美元仍然為全球外匯存底貨幣首選，歐元排行第二，儘管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各國央行持有人民幣的意願依然不高。美元外匯儲備在第 4 季同比增長 14％至 6.28 兆美元，若是與 2014 年第 4 季相比，則是大幅增長 42％，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各國央行已對美元失去興趣，反而是美元依舊處於霸主地位。

(參考資料:美元：佔 62.7%。歐元：佔 20.2%。日元：佔 4.9%。英鎊：佔 4.5%。人民幣僅佔 1.2%。瑞士法郎和其他貨幣，分別佔 0.2% 與 2.5%。)

Q15:十年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金融體系，但就如金融市場仍然存在風險與挑戰，台灣的金融界和企業界在加強兩岸的合作時，也要了解大陸金融體系的優勢，也必須了解大陸金融業的風險，避免低估造成危險，目前大陸金融體系有哪些風險?

A15:

目前大陸金融體系有幾大風險:

1.高槓桿、高債務率

中國非金融部門信貸總額佔GDP的比重是二五Ｏ％，雖然排名全球前幾名，但不是最高的。

問題點不是比率，而是速度。二ＯＯ七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夕，只有一ＯＯ％，十年間負債率翻了一倍。中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2007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那一年，國民儲蓄總額相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50%，高於2000年的37%。巨額儲蓄為中國高達GDP的41%的國內投資提供了資金，幫助實現了佔GDP 9%的經常帳戶盈餘。之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得爆發讓中國當局迅速意識到，經常帳戶盈餘已變得不可持續。在短期內，避免經濟衰退的唯一途徑是進一步擴大投資。

FT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便指出，中國擴大投資的方案帶來兩個問題: 一個是投資回報率的下降，證明這一點的最簡單方法是通過邊際資本產出比(ICOR)，它衡量實現給定產出增量所需的投資金額。自2007年以來，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番。這並不令人驚訝：投資率大幅上升，而GDP增長率幾乎減半。；另一個問題是新增投資是在債務激增的推動下產生的。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數據，從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中國總債務與GDP之比從171%升至295%。如何讓中國擺脫對債務驅動型的依賴是一大課題。一直到2014年，中國都沒有發生使其經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程度減輕的事。相反，中國不過是用更過度的投資、飆升的債務和房地產泡沫取代了過度的經常帳戶盈餘。

因此面對居高不下的債務問題，特別強調要去槓桿，但去槓桿的過程是很痛苦的，經濟結構裡面，很多傳統的產業像煤炭、鋼鐵、電解鋁、重工業，營利性質差，又有很多勞工，如果銀行資金籌的不快，導致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究竟去槓桿能否順利做到，有待觀察。

2.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在計劃經濟時代，銀行都是國有銀行、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向國有銀行貸款，就好像從一個口袋拿到另一個口袋，違約究竟是什麼意思，是一筆糊塗帳。現在有很多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國政府和監管當局觀念還沒有因時轉變，覺得違約最好是不要打官司不要破產，就去對付了，造成很大隱形的Moral Hazard。兩年前胡祖六跟諾貝爾獎得主史賓賽(A. Michael Spence)教授曾發表論述文章提醒與批判詬病與積弊，就是說中國的金融體系，維持健康避免危機的爆發，一定要針對違約到法庭打官司，該破產的破產，也可以保護債權人的權益。

3.金融監理

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創新，大陸是全球領先者，大陸的信用卡使用率很低，但消費者已跳脫用信用卡和現金支付，直接進入移動支付。現在中國的移動支付是美國的十倍，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領先，螞蟻金服是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支付寶的交易額是美國Paypal的十倍以上，低成本且快速安全，所以被廣為採納。所有的銷售都是利用手機，通過網上進行，非常有活力。但也帶來消費者的保護、投資的保護、隱私權等問題，這些也是監管當局的頭痛問題。

4.產能過剩、環保、人口問題日益嚴重

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狀況也遇到一些問題，因中國大陸國情特殊，其初期生產力、社會生活水平低，因此他們推動經濟發展、國企改造、引進技術，需要招商引資，是故對外匯館特別嚴格，他們實行強制結匯的制度。現在進程仍未結束，消化自主、創新，需求外匯更大。

中國多年投資的世界工廠，使出口增長，國際依賴度增高，影響經濟與社會，但在產能過剩及投資鏈運用效率不彰等問題下，資源消耗、環境汙染、人口老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切實對資源、環境、勞動力進行保護，並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運用市場機制淘汰過剩產能及冗員、管控熱錢進入的風險，方能使國家外匯儲備有效運用。

A1:在全球化下，套利、投機的熱錢在各國之間跑來跑去，哪裡的錢比較好賺，有高獲利，就往哪裡去。

錢一旦進到該國家，首先衝擊到的就是匯率。比如台灣一旦有很多這種外資熱錢進來，新台幣大概就會升值。若不想升值，唯一能的作法就是由中央銀行把那些外匯買進來，新台幣匯率就可以穩定，可是貨幣供給就會增加，因為央行買外匯一定是用新台幣買。因此，在資金可以自由進出的情況下，若想穩定匯率，貨幣供給就很難控制，進而對物價、利率都會造成影響，也會衝擊金融的穩定。反過來，如果不想貨幣供給受到影響，唯一的做法就讓匯率去反映，央行不買，貨幣供給就不會變動，但央行如果不買外匯，新台幣就會升值。所以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時，央行對匯率跟貨幣的供給之控制，兩者只能二選一，一個控制住，另一個就沒辦法控制。

Q2:央行控制匯率，進而影響到物價與利率。在此，我們須先釐清:央行的角色是甚麼?

A2:央行的主要任務包括發行貨幣、代理國庫、管理外匯及執行貨幣政策等，這些任務的目標又分為兩大部分，一項是維持總體經濟的穩定，包括物價、匯率與利率等的穩定，讓民眾與企業得以在一個可以預期的經濟環境中運作，降低消費與投資上的風險。另外一項重要的目標，則是利用貨幣政策來協助經濟發展，如果經濟景氣不佳，央行就可以採取寬鬆性的貨幣政策，擴大貨幣供給、調降利率，讓民眾與企業有更多的資金使用，並提高企業的投資意願。

根據我國央行法第2條揭示央行的任務與目的，央行法第2條揭示央行經營的標主要是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並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

Q3:央行控制匯率，進而影響到物價與利率，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台灣央行與台灣經濟成長有甚麼關係?

A3: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沿革。要維持經濟發展需要三方配合，一種是維持物價穩定，一個是穩定的財政政策，最後則是穩定的貨幣政策。

台灣早期的金融業務90%由台灣銀行掌管，並兼作外匯業務，直到1961年7月1日根據「中央銀行復業方案」在台北復業。復業初期，為了配合國家整體發展需要，中央銀行也負起類似於開發銀行的角色，並以行政方式管理分配有限的金融資源，以促進經濟發展。到1980年代都以支持中小企業進出口為主，至1990年代開始以支持科技產業為主。

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的總體經濟發展迥異過往，即我們的經濟非常穩定，包括物價與匯率的波動都非常小，但經濟成長率則表現不佳，徘徊在低檔水準。首先，在物價方面，從2000年以來，台灣平均每年的物價上漲率不到1%，不但比過去50年的平均值要低很多，也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來得低。這些停滯的物價包括了衣食住行等各種商品的價格，也包括了停滯的勞動價格，即薪資的部分；匯率方面，2000年以來，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波動相對穩定，不論在波幅和變異係數方面，都比同期日圓和韓元的變動要小很多。

至於在經濟成長率方面，我們卻看到從2000年到2016年，平均的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7%，比起之前20年的7.6%要低了許多，近年來經濟成長率更是每下愈況。很弔詭的是，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比起鄰近國家低，導致人均國民所得成長緩慢，但是因為長期物價穩定，採用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人均國民所得卻又很高，表示國人的日常生活水準並不會比先進國家落後多少。

根據基金會董事許嘉棟老師日前的演講，央行過去協助台灣經濟成長，「已經做得夠多了」，但央行獨木難撐大廈，其他部會應該共同努力。2000年至2009年，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淨出口，但2010年起自2017年，經濟成長主要來自國內需求。由於台灣淨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已經太高，因此央行已難藉由壓低匯率進一步提升出口。 

Q4:任職14年的央行總裁彭淮南已卸任，新任央行總裁由楊金龍擔綱。在金融市場詭譎多變的今日，央行總裁往後可能會面臨到哪些挑戰?

A4:

在央行任職28年的央行副總裁楊金龍，被視為最能貫徹央行總裁彭淮南意志的繼任央行總裁人選。公費留學到英國伯明罕大學取得經濟博士學位，回國後考進央行，擔任經濟研究處研究員，後來歷任外匯局襄理、行務委員等職。83年央行主管看重楊金龍的留英資歷，委派楊金龍擔任央行駐倫敦代表辦事處主任，擴展國際視野。任期結束後回台，楊金龍不久即接任業務局副局長，執掌利率走勢、資金調度與不動產授信等重要業務，在央行歷練完整，為後來升任央行副總裁打下深厚基礎。當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中國以調降存款準備率2碼因應；及歐債危機沸沸揚揚、希臘獲第二輪1,300億歐元（約新台幣4兆6,267億元）紓困等重大國際金融事件接踵而來時，楊金龍是彭淮南身邊最重要副手，接任央行首席副總裁，新台幣匯率始終維持動態穩定。

不過，在「14A總裁」彭淮南之後接任央行總裁，楊金龍肩上的擔子只會更重。

總統府資政陳博志也說，包含美、日、歐洲，都擔心通貨緊縮，傾力採量化寬鬆政策，但通膨率一直沒有達到目標，台灣的通膨率其實也不算高，如果大幅升值導致通貨緊縮，將嚴重影響經濟表現。他指出，楊金龍上任後，勢必將面臨外界要求新台幣升值的壓力，如何應對，將成上任後首要面對的挑戰。

Q5:自2018開始，受到國際美元走弱、台股上漲，加上月底季底時出口商拋匯效應，新台幣有走升的趨勢，在3月底突破29.1關卡。媒體也在討論過往有28.5的彭淮南防線潛規則，而今天到底有無「楊金龍防線」的問題，雖然楊金龍已公開表明沒有楊金龍防線。對於新台幣的升勢，央行在當中的角色是甚麼?

A5:

對於這個問題，楊金龍本人也已回應，重述「柳樹理論」，當匯率波動大時，如果很強勁地要去扭轉趨勢，會吃力不討好，所以央行採取彈性管理浮動匯率政策，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政策難以預測，造成市場恐慌、匯率波動加劇，提醒企業要做好避險。

(參考資料: 柳樹理論為彭淮南為匯率政策下的註解，認為匯率需要有彈性，方能化解外來衝擊，正如柔軟的柳樹於狂風來臨時不會折斷。)

元大寶華綜合研究院院長梁國源指出，當央行讓新台幣匯率維持相對穩定時，企業從事跨國交易就不用負擔太大的匯率風險及避險成本，但產業不能把央行視為萬能的，不能苛求央行把新台幣匯率維持在一定的價位。

實踐大學講座教授沈中華則認為，新台幣匯率是雙面刃，升值或貶值都一定會有人受惠或受害，而且也沒有道理說，新台幣匯率走強，對國內產業與經濟發展就一定會不好。沈中華更認為新台幣匯率是產業轉型的關鍵。他表示，當新台幣升值時，代表台灣與海外交易時，可用較便宜的價格取得商品或服務，這時企業應該主動向外購買專利，或發動購併擴大海外布局；當新台幣匯率走低時，出口商則可擴大出口力道。沈中華強調，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多，如朝鮮半島的風吹草動，牽動全球金融市場，而民間企業一定要面對新台幣匯率的升貶波動，央行不可能永遠站在第一線。

Q6:近年比特幣與區塊鏈的議題引起矚目與討論，金融科技勢必成為我們不可不面對的問題。面對數位化時代，央行的位置與角色又應該如何調整與因應?

A6:

過去央行總裁面對的是再隔數年就會出現的金融危機，其當務之急是貨幣政策以穩定為優先，讓金融市場不再有劇烈的波動，強調的是央行法第2條有關央行目的前半段：「維持匯率、物價與金融市場的穩定」。

但今日，新總裁面對的是以資訊科技為主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的資訊科技一般稱作金融科技，對國家總體經濟影響極大。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沈中華便從金融環境的改變對央行總裁有些期許，他認為央行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例如成立科技貨幣金融辦公室，望遠全球。

面對金融科技的挑戰，之前央行總裁楊金龍在論述時，談論在未來採用數位貨幣的可能性，這部分的討論受到民眾廣泛的注意。他提到金融科技（FinTech）對央行是機會也是挑戰，機會在於可應用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協助實現物價及金融穩定的目標，但挑戰在於虛擬通貨（Virtual Currency）可能衍生的貨幣管理議題。如果虛擬通貨如果廣泛運用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將可能取代法定貨幣，對準備金供需、貨幣乘數、貨幣流通速度都可能帶來影響，最後會影響到央行貨幣政策的執行。

因此，沈中華老師建議央行應更大力投入行內精英，甚至專責一獨立團隊，討論金融科技對三大貨幣議題的影響，包括對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對貨幣供給的創造及對貨幣政策傳導的衝擊。在媒體，較少看到相關討論，但其對貨幣政策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前幾年流行起一個詞，在金融界、商界，和政治界被廣泛地使用，這個詞叫做「黑天鵝現象」，意指在極端世界中無法預測的情況。2017年 財經評論撰稿人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出版 《灰犀牛:危機就在眼前，為何我們選擇視而不見》一書，指出全世界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現象，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這個現象就叫作灰犀牛現象。若你身處非洲大草原，可能看到灰犀牛在你我附近，卻令人覺得如此的平凡無奇，沒什麼威脅性，但等牠逐漸向你逼近到最後一刻，你赫然發現牠可能會對你造成巨大的傷害，卻已為時已晚。這恰好指出現今世界中最常發生的危險，不是偶而出現、難以捉摸的黑天鵝，而是平凡無奇卻蘊含極大殺傷力的灰犀牛。我們的政治和金融制度都偏向短視近利，因此難以進行時間與資源的長期投資，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嚴重。如果毫無防備、毫無作為，下場可能會很慘。

數位貨幣屬灰犀牛議題，是將來具出現高機率的、巨大的潛在危機，極有可能影響金融市場安定與經濟成長。

(參考資料:貨幣政策傳導-貨幣政策透過不同傳遞管道來影響實質經濟活動及通膨率的過程，政策傳遞管道通常包括利率、匯率、通膨預期、信用，及資產價格等。)

Q7:那對於提升台灣的經濟，政府可以怎麼思考呢?

A7:大致分兩方向來談，一個是提升國內投資環境；另一個則是溫和通膨。

基金會董事許嘉棟便認為，未來新台幣匯率受央行干預的程度將下滑，由市場主導程度將上升。協助台灣經濟發展，央行有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兩項工具，但政府還有其他工具可以運用，現在民間超額儲蓄充沛，可近一步擴大公共投資，且我國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在國際間相對處於低點，政府幾乎無外債 不會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其實有空間可做，只是看願不願意做」。 政府應該檢討如何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促進國內投資並吸引外資直接投資。

央行必須重視的是：該不該繼續考慮「低物價，低工資」的雙低策略？經濟學者大都同意一個經濟學上的基本原則，即溫和的通貨膨脹對於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因為溫和的通貨膨脹，代表廠商賣出去的商品價格會逐漸上升，利潤會逐漸增加。在此同時，廠商也有能力去支付員工較高的薪資，而員工薪資增加可以抵銷物價上漲所損耗的購買力。也就是說，溫和的通貨膨脹可以帶給經濟正向的循環，從而帶動經濟成長。反之，如果所有商品的價格都無法調漲，企業就較不容易獲得更高的利潤，也較不容易支付給員工更高的薪資，從而形成經濟停滯，目前台灣的經濟情況就非常類似後者。最先進國家大都為雙高（高物價、高工資），落後國家大都為雙低。雖然要不要繼續維持雙低的策略不是央行的主要職責，但貨幣政策對此也有極大的影響力，且對國民福祉影響極大。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沈中華認為，台灣的通貨膨脹率，在前央行總裁彭淮南上任前可以來到3%，但彭淮南任內台灣的通膨率極低，而楊金龍上任後則表示，通膨率2%是「可接受的」。顯見台灣過去靠低工資、低物價、低成本來促進出口發展經濟，已經到了應改變時刻。

沈中華說，過去美國主張強勢美元，但現在川普政府轉向，主張弱勢美元，轉攻貿易，還會祭出「匯率操縱國」手段，制止各國干預匯率。面對新的國際金融環境挑戰，沈中華認為，央行不能再採取保守的政策，應擴大匯率波動區間，讓新台幣升值，提高投資誘因，才能刺激台灣經濟發展。

央行總裁楊金龍面對提升國內經濟動能問題時也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後，港、星、韓採內需為主要成長動能的策略，使得經濟成長超越台灣。因此，台灣宜採「外需」、「內需」並重的雙引擎策略，並透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產業政策的相互搭配，協助產業調整轉型，進而帶動廠商投資意願，以協助經濟成長、增加就業與促進薪資成長。

提出五建議推升國內經濟成長，包括：

首先，採「外需」、「內需」並重的平衡策略，啟動雙引擎；推動高品質基礎建設，排除投資障礙，促進民間投資，提高總合需求及生產力。

其次，因應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及大陸供應鏈在地化，ICT(資通訊)產業宜朝向微笑曲線高附加價值兩端發展，以鞏固競爭優勢；服務業則結合ICT科技，創造加乘效果，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第三，強化研發能力，培育人才，加強產學合作，以提高勞動生產力。

第四，積極準備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以分散出口市場。

第五，貨幣政策無法也不應單獨擔負經濟發展的職責，應與財政政策、經濟政策（特別是產業政策）相互搭配。

楊金龍指出，貨幣政策有其限制，不是萬靈丹，無法解決投資環境惡化、產業轉型緩慢、人口老化等結構問題。

總體而言，台灣經濟發展與吸引投資的關鍵是在非經濟因素。許嘉棟老師認為，「現在台灣藍綠對抗、兩岸關係緊張，外資怎會有信心來台投資？」 ；元大寶華綜經院長梁國源也在近日指出，台灣經濟的擾動來源近來集中在美中貿易、大陸官方一再出招等因素，台灣、美國、大陸間「友好且均衡」的三角戰略關係改變，蔡英文政府對於兩岸關係仍「維持現況」，但面對大陸國力日強、抑台力道重，時間並不站在台灣這一邊，政府回應若依舊過於遲緩，台灣前景勢必更為險峻。

Q8:從剛剛的內容可知，央行的角色對於經濟的穩定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經濟情勢常伴隨政治因素，央行在許多政經力量的拉扯之下，應該保持甚麼樣的態度與立場呢?

A8:央行必須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中央銀行獨立具有幾個重要性:

1.  遏制通脹的重要性。政府在執行經濟政策時，往往容易從短期利益出發，擴大財政支出，加大政府消費和公共投資，從而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大量相關研究也表明，中央銀行獨立性強弱與通貨膨脹率高低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中央銀行受到政府操縱的國家的平均通貨膨脹率要比中央銀行具有高度獨立性國家高。

2.  提高中央銀行信譽和透明度。按照貨幣經濟學理論，中央銀行採取的貨幣政策往往會造成動態不一致的後果。中央銀行為了增加產出而採取通脹政策，而公眾預期到貨幣當局採取通貨膨脹政策，均衡的結果是通脹而沒有產出提高。為解決這種動態不一致，就需要給予中央銀行制定政策的獨立性，提高中央銀行的信譽和制定政策的透明度。政府對央行在制定貨幣金融政策過程中的不正確干預會導致整個經濟陷入困境。

如果一國的中央銀行可以“不接受來自政府的指令、亦不必與政府協商，而無條件的擁有自主決定維持或變更現行貨幣政策的權力”，那麼這一中央銀行便具有充分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問題，實質上是中央銀行與政府的關係問題。

央行固然不應忽略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針，但仍要保持其適度的獨立性，才不會被政治牽著走，國外早就發現一個國家的央行沒有獨立性，容易引起通貨膨脹，而政治是短暫的，貨幣政策是長遠的。

過去前央行總裁謝森中曾說，央行總裁沒有說實話的權利，考量的便是央行如果知無不言，反而會變成影響市場的因子。

任期長達20年的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已退休，這位唯一國際評比14A的超級總裁，經歷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位總統與15位行政院長，沒有藍綠色彩，秉持專業穩健、但又強勢的任事風格，主導20年來影響台灣總體經濟發展的匯率及貨幣政策，也為他博得持續不墜的民間聲望。前彭總裁也為台灣經濟困境感到焦慮，外匯存底是績效也是保障，但也承擔貨幣不夠寬鬆的負評。他也不時提醒央行政策工具有限，並非無所不能；而要提振台灣經濟，還要靠其他政府部門的努力，如大力推動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以及推動教育改革、縮短產學落差等。

繼任的楊金龍總裁面對局勢的龐大壓力如何保持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值得持續關注。

基金會董事許嘉棟老師對於歐元區的未來於2014年曾解析；在歐元架構下，同一匯率，德國有順差，一些國家則是逆差。問題是：未來怎麼辦？往哪方向走？不外乎兩個可能；一是形成所謂的超級國家，另外一是重組。歐盟跟歐元事實上是德國跟法國長期努力的結晶，這兩個國家一向希望能夠繼續把歐盟維持下去。

走向超級國家或者歐洲化，意謂像美國一樣。美國是由五十州組成聯邦共和國，如把這些歐元國家想像成各個國家就如美國的一州，有一個中央聯邦政府統籌，他們的貨幣政策、財政都能整合，如同美國成為一個歐洲聯合共和國，就是所謂的超級國家做法。

歐元區現在正在研究要金融整合、財政整合。但是話說回來，整合不是那麼容易的。如果財政、金融的政策都要結繳到所謂的歐洲中央，各國政治上能否做到這一點？

依據歐元之父Mundell的論點，在提出共同貨幣使用時，對成員國提四個條件，第一就是各個成員國最好是性質接近一點。使用共同貨幣時，各國就沒有獨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可用，只能用同一貨幣、同一匯率，最好大家性質、體質差不多，比較適合這種制度。但那些歐洲國家是不是都同質性呢？好像亦不怎麼同質。

第二個就是工資、物價要有調整的彈性。意謂一旦使用統一貨幣、同一個匯率，有些國家像義大利、南歐，它的貿易逆差、失業的問題很嚴重。這情形下，失業問題為例，如工資會因失業嚴重，而在市場機能運作下滑，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解決，但這些國家的工資能不能降？好像也不太可能，失業的問題是難以處理的。

第三個條件是勞工要有移動性，像南歐國家如果沒辦法處理國內失業問題，而勞工願意前往德國、法國等就業機會多的地方工作，失業問題就可解決，但各國勞動的移動性好像也沒有那麼高。

最後，如果以上的條件都不符合，總要有補救機制，就是狀況比較好的國家要用財力、財政來補助這些狀況差的國家，這是財政的移轉，就是會員國之間彼此協助，這是第四個條件。但，共同貨幣區的第四個條件－財政移轉也一樣不容易，因為有所謂民族性的差異，還有道德危機的問題。

如說超級國家不可行，只能重組。許老師認為若從長遠來看，大概不重組也不行，即使短期內可現有問題處理掉，但成員國不同質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未來還是會重複發生類似的問題。當然到目前為止，德國、法國還是希望歐盟能夠維持下去。德國、法國為什麼想成立歐盟，主要是歷史因素，兩個國家打了幾百年，難得能夠和平，希望能夠永遠和平下去。

所以，歐元何去何從？目前歐債的流動性和財政改善的問題，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未來還很可能終須面臨是否要改組與如何改組的問題。現在全球化所產生的這些亂象，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持續。即使這些流動性的問題都解決了，還有會員國不同質這個根本的問題，事實上是最難處理的。

至於歐債跟歐元的問題，目前歐債幾個國家的債務流動性問題短期內好像得到了紓緩，但通常歐盟或是德國要協助這些國家，都附帶一個條件，必須改善財政的赤字，一旦政府減少支出，就看到失業、裁員、政治動盪等問題接續爆發。縮減支出對國內與國際的景氣都很不利，甚至會引發一個新的問題：縮減支出是否真的能夠改善財政赤字？因為這麼做會導致經濟往下，稅收減少，如果稅收減少得比支出還更多，財政說不定更惡化。

之於自2009年開始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源自希臘急於援用鉅額融資來設法支付大量到期公債，以避免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歐元區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在2010年5月2日同意向希臘提供總值1,100億歐元貸款，條件是希臘需要厲行一系列的緊縮開支措施。最近希臘政府交出改善計劃還待檢驗。

二、歐債危機及歐洲央行(ECB)的貨幣政策未來應該何去何從?

美國聯準會（Fed）、歐洲央行（ECB）與日本央行（BOJ）的貨幣政策動向，一向對國際匯市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三大央行經常是輪流做莊，現在談談歐洲央行成為市場關注。

觀察三大央行貨幣政策，須注意利率與量化寬鬆（QE）政策兩方面的可能變化。之前的主角是Fed，動作包括升息及縮減資產負債表，但現在市場預期今年內Fed再度升息的機率已大幅下降，而「縮表」幾乎確定將於9月宣布，之後便進入「自動駕駛」階段；不確定性既然降低，匯市也就不大甩Fed。日本央行在可預期的未來，也不大可能在這兩方面有所改變。ECB雖不會升息，但基於歐洲經濟復甦勢頭明顯增強，非常可能從明年開始縮減QE規模。

不過ECB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計畫卻遭遇兩大難題。一是通膨仍遠低於目標，二是歐元走強，且兩者還形成「回饋環」；即經濟復甦帶動歐元強勢，壓低進口物價及通膨率，使ECB須維持寬鬆政策，又帶動經濟增強，歐元升值，循環不已。

但反過來看，經濟復甦愈強，ECB便愈沒有道理繼續購債，可買的公債愈來愈少，因此2018年ECB幾乎非縮減購債規模不可。面對此一窘境，總裁德拉基究竟打算如何因應？他在本月決策會議後的談話透露出一些線索。

第一，德拉基確認ECB開始「非常、非常初步」地討論如何縮減明年的QE計畫，並針對購債規模與效期提出至少四種替代方案；第二，明確指出新計畫主要部分將在10月會議上決定；第三，匯率並非政策目標，但需密切監視歐元升值對中期物價的影響；第四，仍需維持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累積通膨壓力。結論顯然是明年起ECB縮小QE已勢在必行，以減量購債及維持超低利率來因應通膨偏低，使市場相信一、兩年內貨幣政策依然寬鬆。

但如何因應歐元升值？「假定其他情況不變」，強勢歐元將壓低歐元區中期通膨率，但事實上其他情況並非不變。歐元升值一方面是因為歐洲經濟成長增強，及政治風險下降等利多，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元遭遇美國政局紛擾、颶風來襲、聯準會「偏鴿」、北韓緊張等諸多利空。但這些因素對通膨的影響卻不同，因為歐元區內需增強可能拉高通膨率，且美元是對多種貨幣普遍貶值，從而拉升國際原料價格，都有助於緩和歐元升值對通膨的下壓。

再者，歐元升值對中期經濟成長的負作用也經常被高估。當2014年秋天ECB預告將實施QE時，歐元持續重挫；但之後歐元區經濟復甦卻主要是靠民間內需回升，而非出口增強帶動。只要歐元區擴大公共支出以促進內需，則就算歐元維持強勢，經濟也能持續復甦。

至於通膨雖尚未達成目標，但ECB不必過度執著於此，因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是就業創造、金融熱絡及經濟大致健康。而且美、歐、日的經驗，都已證明超寬鬆政策未必就能拉升通膨，卻使資產價格大幅脫離基本面，並鼓勵非銀行機構及投資人承受更大風險。既然通膨偏低的肇因迄今不明，央行在找到答案之前仍應秉持已知的部分進行決策，而非一味等待通膨目標，否則只會造成金融動盪，傷害未來的經濟成長與繁榮。

德拉基一向主張3P：即審慎（prudence）、一貫（persistence）與耐心（patience），但現在隨著經濟情勢明顯改變，德拉基也從善如流，即使通膨目標較晚達成也要縮減QE。金融市場也非常了解歐洲經濟復甦轉強，超寬鬆政策殊不合理，縮小QE被認為是可能且適當的作法，都為ECB調整政策創造條件。

於是9月ECB會議已放出相對明確的信號，預示將於10月做成決定，從2018年元月起縮小QE，並在明年底前終結，但在2019年之前並不會升息。與Fed先升息、後縮表的作法相較，ECB絕對算不上「鷹派」，最多只能算是「鴿式」退場，這也是研判未來市場動向時應有的基本認識。

三、近期中國大陸央行、中國人民銀行24日也宣布調降存款準備率，這將對大陸金融帶來何種影響?

首先解釋所謂降準，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簡稱，是央行貨幣政策之一。 降準只是釋放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保證金，增加市場資金供給，有利於刺激生產環節

專家與媒體評估降準會對四大市產生一些影響:

對匯市的影響:據《澎湃新聞》報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指出，這次定向降准主要是出自國內結構性問題的考慮，一來想緩解流動性過緊產生的不良反應，也希望避免進一步加杠杆和積累風險。

對股市的影響:據《中國基金報》指出，這回人行定向降準，按照先前四次經驗，從降準後 A 股隔日表現來看，當中有三次出現上漲。最近一次人行公告定向降準發生在去年中國國慶前夕，去年 9 月 30 日人行公告後，國慶日後的第一個交易日（10 月 9 日），上證指數上漲 0.76%。今日 A 股低開後小幅走高，至截稿為止，上證指數報 2901.75 點，漲 0.42%。道誼投資董事長盧柏良表示，降準對市場悲觀情緒帶來緩衝，尤其近來 A 股受到中美貿易戰和股權質押風險影響，出現多殺多，降準有助緩解市場對股權質押風險的擔憂。

對債市的影響: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債券分析師姜超認為，近期長端利率因避險情緒、基本面回落等因素走低，但短端利率因半年末因素略有上揚，期限利差持續縮窄制約長端下行。姜超認為，本次降準有利於帶動短端利率向下，進而打開長端下行空間。在貨幣寬鬆、基本面下行和違約風險上升的背景下，認為債市的分化仍是未來的主旋律，看好利率債和高等級信用債為配置首選，對低等級信用債保持謹慎。

對房市的影響:這回人行降準目標明確，就是為了確保小微企業流動性，並非向股市、房市注資，但難以避免房市將有所獲益。觀察先前降準週期後，房地產市場均出現了一波成交轉暖跡象。克爾瑞研究中心分析，降準後釋放出的增量資金很大一部分還是會流向房地產市場。

四、當美歐央行在近期紛紛宣布縮表時，中國大陸則宣布降準政策，意味大陸貨幣政策將趨寬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大陸的貨幣政策?

中國大陸的降準一方面為因應貿易戰環境，一方面也是為處理內部經濟結構問題。

這是繼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30日、2017年9月27日之後，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做出定向降準的安排。其背景大致類似：一是經濟面臨的下滑壓力使政策有邊際寬鬆的必要。資料顯示，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顯著回落至8.5％，投資當月增速大降至3.9％。

雖然出口和房地產投資表現尚好，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房地產調控繼續，經濟下滑壓力將會加劇，政策需要在邊際上做出調整；二是小微企業面臨更大的融資困境。今年以來，隨著去槓桿從金融體系進入實體經濟，融資管道明顯收窄。尤其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狀況明顯加劇。

人民銀行的降準，不是傳統的寬鬆貨幣政策，而是必須貫徹大陸中央政策，在堅持防範重大金融風險、去槓桿、調結構的前提之下，針對國內資金進行政策引導，同時必須維持充分的市場資金流動，保障內外均衡，對金融產業進行去蕪存菁的一次創新手術。時點選在半年財務結算的6月底之前宣布、之後釋放資金，這種「寬鬆銀根」與「去槓桿」同時並行的貨幣政策，值得持續關注。

知名經濟學者陶冬分析，過往的貨幣政策，講究全國統一的利率或流動性管理，但是如今貨幣政策著眼點放在通過差異性的政策，以「聰明彈」的形式，對實體經濟中薄弱環節實施更有針對性的支援。差異性、針對性為其特點。人民銀行不認為中國整體經濟缺少流動性，只是個別領域有局部性的資金短缺現象。同時，央行認為債務槓桿已經拉得很高，而且每次放寬貨幣政策都帶來房價的飆升，進一步放水可能對金融的長期穩定構成威脅。

整體經濟並不缺錢，個別部門流動性不足，但是流動性不足部門中又需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於是成就了貨幣政策趨向定向寬鬆。北京一方面希望為實體經濟中有需要的部門輸送流動性，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再次放水重新點燃房地產炒作之風；於是定向寬鬆變成為新的政策方法論，在政策走向上可進可退，在資金流向上針對性也較強。

五、全球化區域經濟體的擴充帶動亦提升競爭力，但卻也導致了許多衝擊與問題。這時候各國之間可能需要一個制度來解決共同的問題，對於全球化帶來的相關問題可以怎麼解決呢? 台灣會面臨何種挑戰?

從今年幾個經濟數據看全球化的帶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今明兩年世界經

濟成長率為3.9％，成長步調加快，暗示全球經濟日益茁壯。跨國機構的最新預測認為，二○一八年世界貨品貿易總量可能擴張四．四％，比起去年的四．七％已顯得稍見減弱。 此外，IMF預測，受惠於1.5兆美元減稅方案與財政支出擴大，美國今年經濟成長率達2.9％，明年減至2.7％，與去年的2.3％增幅相比確實大有長進。但隨著減稅效應遞減，美國經濟增速恐逐年放緩　前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期表示，美聯儲官員與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減稅政策的分析一致，認為減稅可能會小幅提升未來幾年美國經濟增長。美聯儲近期公佈的經濟預測顯示，2017年和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均為2.5%，但到2019年和2020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分別回落至2.1%和2%。IMF預估到2023年降至1.4％。川普政府的多項政策恐適得其反，帶來負面效果，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則認為，減稅法案進一步推高美國財政赤字，政府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以及科技領域的投資必將受限，無助於提高美國潛在經濟增長。包括為縮減美國巨額貿易赤字，擬對主要貿易夥伴課徵懲罰性關稅。野村證券首席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亞歷山大預計2019年之後財政刺激措施將推高美國短期和長期利率，從而拖累美國經濟增長。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貿易戰中「沒人是贏家，我們發現通常都是雙輸局面。」

東亞呈現以大陸為核心的整合模式:

2002年以來，東亞區內出口大幅擴增，躍居各國成長主動能；大陸扮演經貿整合中樞角色，成為東亞各國出口的主要吸納市場、創匯的重要來源。 這也使得大陸磁吸效應明顯衝擊：台灣與大陸經貿整合深化速度最快，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資料顯示，2017年台灣出口成長13.2%，進口成長12.6%，均創下七年來最大增幅，其中貿易國進出口金額、成長率皆以中國大陸及香港為最高，出口貨品則以電子零組件金額最高。

台灣經濟面對全球化衝擊及外在情勢變化的嚴峻挑戰:

經建會(今國發會)在2002年對於台灣經濟面對全球化衝擊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幾個挑戰，十年後的今日，這些挑戰依然存在，甚至更嚴峻:

一，東亞區內貿易快速擴張，產業加速分工，呈現以大陸為核心的整合模式。其二，大陸磁吸效應持續擴大，深化兩岸經貿整合，衝擊國內產業與就業結構。其三，全球經濟雖轉趨復甦，惟工業國家依賴美國單一成長引擎，復甦動能明顯不足；最後，全球政治局勢的不穩定，如貿易戰的升溫與歐洲政治動盪等等，皆成為挑戰。

3.價格均等化、勞動報酬均等化

A7: 商品跟原材料可以進行貿易，貿易一定會把它們在各地的價格拉平，譬如說中國的產品價格比較低廉，賣到歐美國家去，中國的價格就會往上，歐美的價格就會往下，價格會拉平。這個拉平事實上可以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不過也不能夠忽視它帶來的副作用。

此外經常會提到的，就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這裡包含勞動的報酬，同質的勞動在全球報酬大概都會趨於一致，就跟商品一樣，所以台灣的薪資為什麼不上去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為全球化之影響。所以，在已開發地區，報酬趨於一致，意謂資本的報酬率往上，勞動的報酬率往下；反之，在發展中地區，薪資會往上，就業機會增加。

許嘉棟教授對此舉了一個實例，在一九九○年代到二○○四年這一段時間，中國商品已經充斥全世界的市場，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所以把全球的商品價格都拉下來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只是附帶產生的副作用是之前大家沒有想到的，這就涉及到中央銀行的政策問題。通常央行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價格，一旦價格穩定就可以兼顧經濟成長，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在那樣的環境之下，世界的價格很穩定，所以中央銀行的職責主要就在協助經濟的發展。事後檢討，正因為全球物價很穩定，歐美政府就用一個強力的寬鬆貨幣政策來協助經濟發展，但寬鬆到太過分，所以引發了次貸風暴。

另外，原材料的價格也會隨全球景氣起伏：景氣差時，原物料的價格就比較低，一旦景氣上來，原物料價格也就跟著漲。譬如說在次級房貸風暴發生之前，當時原物料價格正在往上爬，次級房貸、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原物料價格又跌下來了。

Q8: 全球化帶來的價格浮動也會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會產生影響，甚至帶來一些副作用，台灣在這樣的現實中應該有怎樣的反思呢? 比如這次中美的貿易戰危機，台灣會受到甚麼影響，又應該如何因應呢?

A8:

副作用是在全球化下與政經間的關係複雜，非一日可改變，強國越強，弱國越弱下的資源、人力的掠奪、壟斷與運用。我們會否成為菲律賓等追求西方民主，而忽略對國力與人力的長期規劃與投資，忽視基礎建設與核心價值，淪為開發中國家後段班?

我國經濟部就指出台灣會有兩群體受影響，分別是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以及提供中間材品到大陸再銷美的台灣廠商

依據我國財政部統計，去年我國出口主要國家中，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的出口金額占比達到41%，金額為1302億美元。主要出口項目包括電子零組件、塑橡膠製品、機械產品等，多數都為中間財產品。只要是透過大陸供應鏈，而且終端產品銷美的廠商，都有可能會受到美國301制裁的影響。例如，已經去大陸投資且產品銷美的台商，或是有供應給大陸的半成品、零組件再去銷美的台灣廠商。

此外，針對對鋼鋁課重稅的問題:

美國為台灣鋼鐵最大出口市場，去年出口美國鋼鐵金額約13億美元，占台灣鋼鐵總出口比重13.16%，若美國對進口鋼鐵加徵25%從價關稅，對台灣鋼鐵業將造成負面影響。

美國為台灣鋁製品第6大出口市場，去年出口美國鋁製品金額4400萬美元，占台灣鋁製品出口6.15%，美國對進口鋁製品加徵10%從價關稅，對台灣鋁製品業衝擊相對輕微。

若美國對進口鋼鋁課稅進一步演變成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衝擊更大。我國央行總裁楊金龍便於今年首次理監事會指出，台灣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高達67.6%，受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的直接影響相當大，產出減額將達GDP的0.8%；若加上中國報復措施的影響，產出減額更將擴大至GDP的1.8%。

Q9: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對中國大陸祭出經濟制裁，另一個重大戰場便是301條款，對中國智財作出動作。全球化下得利者往往是供給面較少，需求面較旺盛的。大致包括有限的自然資源及創新技術、專利、特殊技能的擁有者、累積的大量資本。知識產權的掌握者，知識產權的標準制定者在全球化下，可以資本化、控制附加價值。，全球化目前帶來的知識產權的問題是甚麼呢 ?

5.知識產權問題

A9:科技創新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科技的創新也催生知識產權的問題。

早期的知識產權立法源於英國17世紀、18世紀的重商主義思想，旨在促進本國相關產業的發展。近代英國知識產權法作為一種產業、商業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保護了發明創造者的利益，刺激了發明創造者的熱情，為18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世界各國紛紛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促進本國的創新，發展本國的優勢產業。

美國1980年代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即在鼓勵研究人員和機構，使用著作權、專利等合理且合法的方式，保護自身研究發現，賺取個人利益同時，使大眾也能夠受惠於這些研究成果。也藉由此法案的推動，鼓勵各界運用聯邦資金資助所發現的研究成果，促成企業與大學間的合作，加速美國企業在商品應用上開發的速度，以及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這些商品，確保聯邦政府投注於大學的資金，也能夠成為經驗成長的原動力。根據網路上資料顯示，1978年，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後這個數字短期內翻了十倍。美國在十年之內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領導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沒。它被《經濟學家》雜誌評為美國過去50年最具激勵性的一個立法。是美國從「製造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標誌。

從而世界各國皆通過鼓勵知識產權帶動創新創造，形成一股遍及歐美先進國家乃至全球有影響的創新型產業集群。目前WTO的知識產權制定及標準由西方國家為主導，在開發中國逐漸崛起之際，關於知識產權的制定與協商關乎各國政經角力，勢必將成為今後最重要的大課題。

Q10: 根據2017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在21日公布2017國際專利申請數，結果顯示美國依舊是第一，特別值得注目的是中國大陸躍升第二，超前日本。而根據資料顯示2017年專利有一半以上來自東亞，這反映技術創新從歐美轉向南韓與中國。那台灣在這個專利的戰場上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A10:  話說回來，根據網路上數據顯示，台灣專利根據2015年台灣智財局統計，我國受理發明專利申請件數已連續2年下降，3年來減少9.4%。

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科技業者的專利申請量都在減少當中。但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的專利申請量慢慢回升，如中國大陸在2009年跌到谷底之後，緊接而來的是連續5年的高度成長，2014年時申請量已經達到2008年的110%左右，與美國並列是唯二回復金融海嘯前水準的國家。至於歐洲（EPO）、韓國（KIPO）、日本（JPO）雖然都尚未回復到金融海嘯前，但衰退程度最多3成。只有台灣（TIPO），2009年時的衰退程度就超過4成，之後五年繳出的申請量數字也鮮少突破2008年申請量的6成。換句話說，經濟不好時，申請量衰退得比別人深，而經濟轉好時，申請量回復得又比別人差，才是台灣專利環境真正的現況。

今日的台灣進入面對創新驅動產業成長，與轉型的競爭時代。產業必須兼顧投資與創新，依賴研發人才與智財需承擔高經營風險。智財戰略的核心議題是智財創造、智財運用與智財保護，需要國家級的智財戰略綱領，企業用的智財管理策略，

在以美國為首的智財霸權的掌控下，國際智財競爭是根本思維，鼓勵創新研發創業，強調嚴謹的保護商標專利，智財侵犯立即以貿易手段制裁，台灣政策轉型的關鍵只能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不斷修訂政府專責組織的設立，企業更需高附加價值發展為主導，與智財訴訟運用的知識準備。

Q11:台灣的專利環境聽起來不是很樂觀，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這種衰退?

A11:台灣專利長期行政效率低落、司法效能不彰；專利品質積弱不振；政府未扮演好角色是重大問題。

根據業界分析，司法判決與行政運作的不同步，是台灣專利界另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從2008年智財法院成立以來，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專利權人的勝訴率實在太低。

然而，真正值得業界警惕的，還是台灣專利品質的長期積弱不振。

曾擔任基金會座談者的周延鵬律師認為，政府最大的責任是錯誤的判斷取決於缺乏實務經驗：政府單位利用法人研究單位把不正確的作法擴散，這是致命的錯誤；也就是運用學術界的人才，完全沒有國際專業實務經驗。專利要有三實：國際實作、實務、實戰。

也因此為什麼台灣廠商在過去投資了不少資源在智財及發展專利上，卻生不出有價值的優質專利。這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 一、台灣企業接觸及處理的技術與業務範圍有限；二、台灣企業的專利品質太弱。

Q12:台灣應該如何尋求改善積弱不振的現況?

A12: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律師於基金會座談時分享他在鴻海的經驗，他建議專利必須從大國專利開始，而不是從本國先申請。進入鴻海時，所面對的專利風險是美國，當時他跟郭董提出，能否雇用十個美國專利律師來台灣？那是一九八九年，這是一筆很龐大的支出，結果郭董答應，這也是為什麼鴻海走出專利不一樣的路，用大國制度改變與檢驗我們的瓶頸。

周延鵬表示，台灣專利檢索系統是採關鍵字與專利分類，不具他國產業結構、技術、產品及功效等多元查詢功能，造成台灣所謂的專利地圖，根本不可靠。因此對於台灣政府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1.台灣智慧局不應該花時間審查專利，應將台灣專利簡化到只要申請人擁有美國、日本、歐洲專利，就自動給予申請人台灣專利，就像進口專利一樣，不用再花時間去審查。另一方面，智慧局應該把時間用在產、官、學、研在專利處理上所需要的技術大數據分析、專利風險、專利佈局的分析。但問題是現有的這些審查委員可能沒有能力去做這一些分析，必要時唯有重新訓練。學校基本教育外，專業人才培育尤為重要。

2.政府整個決策體系要改變，要多聽具國際實務經驗的人的意見，才能有所改善。而企業本身也必須改變，要延用更多國際性人才。在台灣從事專利其實不太需要處理台灣專利，而是需要具備很多美國專利的學理及實務基礎，但大部分人卻不具備一個美國專利代理人或是美國專利律師的資格。除了資格不用談，所具備的學理及實務也是不夠的。台灣企業最大的方向或是市場就是美國，所以美國專利很重要。

3.專利師考試應該只是一個資格考試，國際實務經驗養成更為重要。

4. 過去台灣經濟發展靠硬體，大部分產業沒法體驗無形資產威力及獲利。以往的思考都在有形，如何將無形腦力產出物變成資產是我們不熟悉的。面對當今數據時代，著力無形資產，改變思維模式和營運模式才能在這一輪產業拚比中勝出。

Q13:談到智財問題，人才培育是關鍵問題。當前台灣面臨產業轉型，在人才培育上可以有哪些方向?

A13:

美國智財之所以成功，除了《拜杜法案》之外，還有產學合作。其中學校設立的「技術轉移」是其中關鍵，優秀的技轉人才對於法律、商管會計，甚至自然科學均有涉獵，方能選擇正確的商管模式、了解技術的關鍵並選擇適當的保護措施。因此人才的培育應該具備跨域的能力。政府應該鼓勵大學設置專門系所培育人才。

根據周延鵬律師在基金會座談會提到，目前是大數據時代，因此依據他近年專研數據的經驗，迎接數據時代，在人才方面，台灣學校教育，大多落後於實際國際的技術跟經營方式，需要調整。職場教育偏重線性思考，和當今數位化、數據化所需要的非線性思考模式和行為相抵觸。

此外，職場訓練不只要效率和紀律，更重要是訓練出更有思考力的人才。目前很多EMS工程師入社會三年大概可照圖作，沒法創造，幾乎各大公司皆如此，顯示整個職場的訓練方式應改變。新技術、新產品現進入多技術融合跟產品融合，產生很多機會，但台灣無法培養國際的行銷和銷售人才，缺乏多領域人才。台灣應該朝這幾個方向進行改變。

A(前言簡介)世界潮流變動中，國家發展的核心思維與政策方向，須要宏觀、前瞻的學術基礎與專業的務實考量。針對全球經濟政策、兩岸發展、國家財政、稅制改革、產業轉型、人才培育、文化價值等議題我們多年來持續觀察、追蹤。余紀忠基金會「公與義」系列以邁向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為追求的目標，集結數百位產官學等相關領域專家，透過系列研討會、座談會，多面向深入探討、進行公共政策對話。比如稅制改革的公與義、金融的健全化、效率化、全球化，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乃至追蹤今日全球化下的經濟金融，這幾年更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少子老齡問題等，進而對政府當局提出政策建言，我們倡議「實在年代」，鼓舞知識分子面對國事承擔與試煉。提供的資料都出於基金會多年的累積，經過消化整理，希望能夠對大家關心的議題有所參考。

動盪的世界變幻萬千，影響我們的生存空間與生活空間，過小日子裡，也應停下腳步看看、想想大世界。世界影響我們，我們也影響世界。

Q1: 目前國際新聞上很多都會提到全球化造成的影響，像是分配不均等問題，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抬頭，國際組織的影響式微等。在全球化下，我們體認也知曉今日各個政治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各自封閉獨立的，而是連動的。面對全球化的概念，我們必須重新探討，探討全球化進程中對國家主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乃至於個人的影響。而經濟更是全球化的動力核心。因此，我們由經濟篇著手；

全球化是如何產生的 ? 在這個名詞出現之前經歷了怎樣的脈絡與進程?

A1: 追溯經濟全球化的沿革，比較矚目的應有兩個歷程:

一是一九八○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共同推動「新自由政經秩序」，力倡經濟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重新定位國家角色，使其位居監督的位置。這影響全球也擴張了進程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揭開全球化的序幕；

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就是一些原本是管制經濟、封閉經濟的國家，開始走向市場經濟，像金磚四國、東歐、越南等等，增加跟國際社會之間的往來，貿易或投資關係。由於金磚四國的人口、經濟規模都很大，這幾個經濟體加入國際經濟社會，整個貿易量、投資量相對也擴充很多，所以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這必須注意中國也開始轉變。雖然是在中國加入全球化推動經濟崛起之前。

Q2:全球化增加了國際社會間的往來，這樣頻繁的互動會帶來那些經濟效益或影響?

A2: 我們認為全球化會帶來五個衝擊與影響，分別是: 跨境貿易與金融面的衝擊；生產效率所需的配置與要素的競爭；價格均等化、勞動報酬均等化；知識產權問題等四大問題。

首先，從跨境貿易與金融面衝擊開始來談:

1.跨境貿易與金融面的衝擊

全球化對各方面的影響都滿大的，尤其金融面。首先是跨境交易增加得很快，根據統計數字，全球的生產總值在一九八○年到二○一○年這三十年中，生產總值增加了2.6倍，但是貿易量幾乎達到5.8倍，直接投資(directed investment)更是22.88倍

(參考資料:所謂的直接投資指投資者將貨幣資金直接投入投資項目，形成實物資產或者購買現有企業的投資，通過直接投資，投資者便可以擁有全部或一定數量的企業資產及經營的所有權，直接進行或參與投資的經驗管理。直接投資包括對現金、廠房、機械設備、交通工具、通訊、土地或土地使用權等各種有形資產的投資和對專利、商標、咨詢服務等無形資產的投資。)

由此可知，全球化之後，貿易、投資的成長速度遠超過生產速度。

外匯交易也是如此，預期WTO貿易展望指標估計將於2018年4月更新貿易數字，一般認為全球貿易仍處於成長狀態。

Q3:美國總統川普為了解決與亞洲國家貿易逆差的問題，因此將貿易保護作為其競選政見，而在他上任之後也隨即於去年底對中國的太陽能與洗衣機課重稅，三月初也對鋼鋁課稅，這都將影響到亞洲地區，甚至全球的貿易。中美貿易戰將開打的聲音出現，中美貿易戰如果真的發生是否對全球化經濟的重挫?

A3: 過去一段時間，東亞國家大致都是貿易順差，美國以及一些其他國家則是貿易逆差，而且長期都維持這種現象。這就涉及到順差國的儲蓄太多，儲蓄太多才會形成順差；逆差國則是因為國內的消費太多，儲蓄不足，所以形成逆差。這也說明為什麼會形成「貿易事故」的原因。

事實上，過去這幾年，中國用貿易順差提供了很多產品讓美國消費，所以中國有順差、美國有逆差。然後中國賺得了這些外匯，又去買美國的公債，可以說中國對美國提供了雙重的服務：我提供商品讓你消費、投資，另外也對你的政府赤字提供金援，公債我來買，讓你政府的赤字可以維持，公債能一直持續賣下去，最後中國成了美國的金主。

根據春華資本集團胡祖六博士於基金會座談時提到，全球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也蓄勢待發。一月十六日，川普跟習近平主席通電話，習近平強調雙方應該「採取建設性方式」，解決雙方關切的問題，對彼此開放市場。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貿易戰一旦開打，一定是兩敗俱傷，雙方應透過談判，增加美國產品出口大陸，也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實行了三十年社會主義，也許最後把經濟帶到懸崖峭壁，因此要改弦易轍，開始市場改革。四十年的進步和繁榮並非政府做對了什麼，而是民間能自由的發揮中國特有的創業精神。

大陸本來是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溫家寶掛在牆壁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書，習近平強調要推動全球化，中國反而高唱自由經濟市場。

Q4:當全球貿易處於成長狀態時，以往以對外貿易作為重要經濟命脈的台灣在近期的發展是甚麼樣呢?

A4: 世界銀行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在三‧一％，主計處預估台灣是二‧五九％，低於全球平均，這裡面短期的因素非常多，長期因素是全球貿易整體成長的速度減緩，和國內投資不振。

台北富邦銀行陳聖德董事長便曾在基金會的座談中分析了台灣的情勢，台灣去年出口超過三千億，成長十三％左右，其中有一半基於匯率，同時間製造業的成長率僅三‧九％，代表台灣出口是負出口、或出口加工價值比較低的貨品。金融危機後，全球化停滯、貿易障礙提升，根據global trade公布的數字，貿易障礙增加大約四千項，此外，ＷＴＯ公布二Ｏ一六年貿易爭執增加了三百項。川普上任後馬上退出ＴＰＰ，祭出三Ｏ一，又祭出雙反，對貿易有更大的壓抑作用。他強調把多邊協定變成單邊協定，一個一個來談，較容易施展壓力，台灣面對的也會是這情勢。

根據媒體資料顯示，今春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IEAT）發表「2018全球市場貿易環境調查」報告，儘管對全球貿易成長審慎樂觀，但已指出台灣在全球「綜合貿易競爭力」排名再度下滑，首度從A級貿易國家掉到B級，且為連6年名次滑落。台灣金融面所受的衝擊將於後續談。

Q5: 一般而言，多方交流可帶動競爭力，而競爭力可以帶動生產力，因此在全球化這樣一個打破疆域的行為，也會帶動生產效率。因此有些經濟學家會強調，全球化會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還有提高生產的效率。那甚麼是產品的配置效率?

2. 生產效率所需的配置與要素的競爭

A5:什麼叫做產品的配置效率，譬如生產一個東西出來，究竟要給誰來消費，才能達到最高的效率？經濟學的講法是，誰能出最高價格的，把東西給他就對了。這就表示願意付高價錢的，其效用比較高，給高價格就對了。貿易正是如此，東西總是從價格低的往價格高的地方賣，這就可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

但就產品效率面而言，要素效率的考量也是關鍵。比如說你願意付一個勞工22K或者40K，其間的落差在於，如果在生產上帶來的增益值是40K，你就願意付40K的月薪，如果只帶給你22K的價值，就只能給他22K。在全球化之下，勞工、資本都一樣，都是報酬低的往報酬高的地方跑。這意味全球化下，人與錢都有腳。

Q6: 生產效率的增高更是必然，在全球競爭之下，效率低的大概都會被淘汰，只剩下效率高的，所以全球化也可以提高生產的效率。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下，回頭看我們台灣自身，在勞動力與資金都可以隨意流動的狀態之下，我們可以留住多少高價值的人才與促進國內投資? 而又應該如何去思考我們的未來?

A6: 我們可以先問，台灣有多少公司可以留住多少價值40K的人才，而又可以如何從全球延攬高價值人才? 所以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換句話說，生產的需求與供給要能結合才會創造最大效益，而全球化提供競爭的場所。

台灣需要如何的產業結構與職能技術培訓迎向要素效率的挑戰? 企業如何面對? 政府如何支持、規劃 ? 國科會與教育部、經濟部的角色在整體科技趨勢的掌握上，科技演變的知識上與科技產業鏈發展與變動的資訊上，如何做前瞻規劃與整合的步驟，期程表與產業別又各自有無分析與解析及推動組織。

台北富邦銀行陳聖德董事長便曾在基金會的座談中提到，人才外移，人口老化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現在很多年輕人赴大陸和海外工作，使人口老化更加嚴重，日本近三十年來因人口老化，整個消費投資的意願都下跌。要改變這個趨勢，一定要審慎考慮移民策略。現在台灣在外工作的有七十幾萬人，七Ｏ％以上是大學畢業，到台灣做事的白領外國人大概三萬人，引進的外勞約七十二萬。政府想要把移工變成正式的移民，雖無意貶低，但如此將產生高出低進的現象，到底我們該怎麼面對？其實台灣也不是全世界唯一在變老的國家，像澳洲新加坡都設法慢慢地挑選移民，如果我們的勞動部甚麼都不做，那我們就可能步上日本的後塵。

高齡化社會對台灣造成衝擊，影響是多層面的。議題往往扣住醫療專業，對於交通的著墨鮮少。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在基金會一次座談上便以他老年的經驗作為分享。他認為台灣的交通對老年人口並不友善，騎樓高低不平且道路坑坑洞洞，雖已有扁平化處理，對老人家依舊不方便。許多人原是一條龍，老年跌了一跤，最終只能躺在床上。捷運系統便利，電梯為捷運必備，但標示不清，需繞了許久找尋，這對拿拐杖的老人是大挑戰，這些都可以改善。地方政府建設自行車道，卻壓縮老人行路空間，危險也很諷刺。

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濮大威在基金會座談提到，在國外已有許多政策上的探討，自1970年代陸續有相關研究，多是老年人駕駛時對於交通安全的影響。從政策層面來看，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1年出版的「Ageing and Transport」才就交通、老人需求、安全課題做深入探討。歐盟則關心大眾運輸對老年社會的服務，EMTA歐洲都會運輸組織協會2007年出版「Older People and Public Transport」，爾後歐盟許多執行計畫都以這為參考依據。歐盟替高齡化社會進行組織安排，GOAL－Growing Older, Staying Mobile此組織有許多資訊公開在網路上，並與各國中央、地方政府運輸部門聯繫。

二、國外政策的研究可以給台灣在高齡友善出行甚麼樣的參照呢?

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濮大威在基金會座談分享到國外就交通議題上，首要問題是交通安全，關心高齡化駕駛對於道路安全的衝擊，駕駛執照不是人權，是社會給予的特權，因此需經過健康檢查才能給予駕照，甚至為高齡者安排訓練，使高齡者瞭解其對社會交通帶來潛在危險。另一方面，政策所關心「高齡人士獨立（自力更生）生活能力」：包含心理的影響，例如(一)如何延長駕駛歲月的研究；(二)如何從駕駛汽車道駕駛輪椅或者代步車；(三)並鼓勵他們能在社區中騎自行車、步行等；(四)替代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五) 行人環境；(六) 無障礙交通環境等。

高齡社會的交通也是永續交通，需要軟、硬體配套改善。「高齡化社會的交通」和「永續交通」所鼓勵的政策或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一)改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二)改善行人環境 Active Transport/Mobility；(三)無障礙交通環境。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不是單一議題，包括城鄉、年齡層區別、國情、文化、性別上的差異。

建議政府及NGO都應重視「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之研究，不論是環境上或資訊上改善，尤其是：(一)汽機車安全議題及其對應措施；(二)電動代步車管制措施；(三)行人、無障礙環境改善；(四)可參考國外文獻，規劃、改善「高齡者的交通資訊服務」。

三、最近媒體在探討偏鄉高齡在移動上面的困難。一位老婦在台東南迴公路等車一小時準備進城就醫的畫面引起迴響。而台灣的偏鄉老化問題更嚴重，對於偏鄉交通的改善，應該有如何的思維?

媒體對於偏鄉交通的問題，近日交通部長賀陳旦也有所回應。他提出救偏鄉交通運輸的五隻箭:1.對於偏鄉公共運輸不足，除了擴大正在試辦的「整合式預約平台」；2.調整偏鄉客運補貼；3.研議特定區域開放自用車，讓偏鄉能有更多彈性；4.針對嘉義洲子村等距離公車站太遠的村落；5.研議以現有公車繞行、隨招隨停模式，提高民眾搭公車便利性。

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教授褚志鵬在基金會座談台北市交通專業人員有一百五十多位，但東部縣政府交通管理人力，僅花蓮一位、台東兩位，花東面積佔全台三分之一，但管理人力非常少，城鄉在人才資源上的確不平均。

面臨急迫人口老化的地區大多坐落偏鄉，高齡者交通事故也逐漸增加。不忍聽見車禍事端，兩位老人家加起來已超過一百八十歲，台灣高齡人口約百分之十二，但「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事故，高齡者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高齡反應比年輕人慢，傷亡率是年輕人的三倍。

如果改善偏鄉地區的交通問題，是否就能減少老年人交通事故的機率及改善就醫方便性。農村是優游自在的田野，還是一個缺乏無障礙設施、對高齡者不友善的地方？目前褚志鵬老師的團隊提出一個示範計畫「花蓮縣村里銀髮智慧大眾運輸試辦計畫」，希望維護銀髮族「行」的需求與安全保障，提供滿足生活功能的適時服務，減少低效率、低安全運輸行為，活化大眾運輸系統效益，期盼為村里社區活動增值。

這是一個怎樣的計畫呢? 它是建立自主式的大眾運輸系統，每村里銀髮人口一百至七百位，以三成的需求估計，每日每村里有三十至兩百人次的就醫或移動需求，十個村里就有三百至兩千旅次。自主式的大眾運輸系統有別於傳統，依照派遣需求以第三方(村里長、活動中心組幹事)利用派遣機制為長輩派車，同時大數據分析掌握村里銀髮族行動需求偏好。

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的新方案，花蓮縣玉里鎮預計明年元旦啟動，將由皇冠車隊的管理平台來運作，計程車隊以定班、定點、彈性預約方式取代公車。台東縣府觀光旅遊處也爭取公路總局明年度經費，將試辦延平鄉紅葉部落「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專案」。

四、目前在花東偏鄉地區仍有人持續為當地交通問題求解。對於偏鄉交通是否能對中央提供務實建言?

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教授褚志鵬在基金會座談依其在花東地區工作經驗提到，他認為偏鄉地區不僅只需要補助款，更需要的是人力或其他資源的整合、協助。綜合以上，建議應立即改善：(一)降低偏鄉地區高齡者自行開車的車禍事件。(二)補強大眾運輸系統，節省候車乘車時間，以提高高齡者行動便利。(三)跨專業整合：(1)與醫院合作,透過醫療系統協助銀髮族。(2)從公共運輸到類公共運輸，甚至到公營運輸。(四)偏鄉交通運輸是政府、業者與居民長期重視及待解決的課題。

五、除了老人出行的友善交通問題之外，在居住的部分可以針對高齡社會做如何的規畫與考量?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在基金會座談提到都市老齡人多住在公寓，沒有電梯設備，若能在社區附近找新的房地產開發產品，購買設施完備新住宅套房，將舊有房產釋放給第二代子女居住，不再強調三代同堂，而以三代同區照顧取代，也許這是政府可以鼓勵的住宅產品改善方法。在都市地區，不以家庭為焦點，而是以社區型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為著力對象。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也呼應現在很多老人住老房子，成了釘子戶，老人也需要人權，我贊成尊重財產、生命權，但如果因為釘子戸無法都更，有天遇到地震樓房倒塌，亦應警惕。

六、現在年金的問題沸沸揚揚，背後一個重點的焦慮可能是我們面對退休後的經濟問題。老年後的經濟生活應該作如何考慮?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提到，老化趨勢會越來越嚴重，美國人65歲退休，通常兩年過世，年金兩年就夠了。但現在增長八年，延遲退休兩年，多繳兩年少領兩年，前後縮減四年，都是為未來著想。人口老化是由於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牽涉社會保險的世代公平正義。老年經濟安全有三層，第一層是社會保險，就勞工而言就是勞保。第二層是職業保險或年金，也就是勞退。最後是個人儲蓄，隨著人口老化，子女減少，社會保險財務短絀，這層角色功能愈來愈重。當人口老化衝擊世代移轉機制，兩個常用的解決方案是；延遲退休、少領年金，與提升基金運用效率。

就延退而言，人口高齡化，因健康增進，不但減輕社會保險負擔，也有助身心健康。但延退需前瞻性的規劃。延退等於剝奪年輕人工作機會，高失業率時代，必須審慎。除重視健康外，保持人力資本的生產力亦是必須。基金管理責任與績效，更必須恪守善良管理人職能。除退休制度外，全民健保因人口老化的財務改革，促進健康及保大(病)、保小(病)都必須重新檢視。保財務安全，還是保健康，還是能兩者兼顧？我認為不是台灣人喜歡看病，而是全民健保制度有問題，現在制度只能單點沒有套餐，看病需一科科掛號，只為符合全民健保給付。

建議比照國外做法，讓每個人有自己的「Unified budget」（統一預算、綜合帳戶），算成稅的一部分，包括個人房產、健保、年金等都在「一包」裡，把老年人相關的個人資金、資料都一起記錄，更重要是讓高齡社會的政策效率提高，在適當的時機、注入妥適資源。

七、高齡社會需要整體社會共同協力面對，對此，台灣可以如何利用自身原有優勢來提高高齡社會的韌性?

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提到韌性社會或韌性社區的建立和普及，在台灣已有相當經驗，但用在老化上則是大挑戰，因為過去建立韌性的目標主要都不在老化問題上，例如921震災和八八水災之後的重建工作，可以看到專業團隊、志工團體和社區總體營造團隊及社區，都做出良好的協力、互動、與整合，讓創傷後壓力異常(PTSD)的發生率降低復原率迅速提高，人性的安頓獲得比較好的照顧，社區復原及重建效能也變快變好，韌性的成就非凡。這些都是從921開始的，以前更早發生賀伯颱風(不比八七水災小)時，因為社會還未發展到那個地步，當時還看不到整齊的專業與志工團體。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韌性之後就開始蓬勃發展，但建構社區與社會韌性時，不能忘記老人，老人不只是被服務者或是一位單純的使用者，更因身處其中、身為當事人，比較知道如何達成需求，如捷運系統應如何標示，才能真正讓老人還未疲累迷失之前，引導老人找到可順利出口的扶梯或電梯，就是一例。老年人應可當共同參與者提供切身的意見，有助於整體水準之提升，而在參與的同時也有延緩失能的效果，這種老年政策的規劃與發展，一定能因此走出獨樹一格，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台灣模式。

台灣老年人口突破14% ，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內政部說，全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今年3月底達到14.05％，也就是說，7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

青壯大軍退休潮來臨，長者需求急遽增加、生產力減退、消費力消退，鼓勵生育黃金時間只剩5-10年。人口成長趨緩，目前是生產人口最豐沛時代，但已感受缺工壓力，高齡人口以倍數成長，從扶老比(15-64歲/65歲以上)來看，目前10個年輕人扶養1位老年人，到2060年則變成1.3個年輕人扶養1個老年人。2016年台灣15-64歲人口比例達到最高值，往後就會逐漸下降，未來人口老化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雖然全世界都有此趨勢，但台灣生產力下降、高齡化速度比其他國家更快。

根據前國民健康署長邱淑媞於基金會座談的發表，面對這個議題，首先想到的是高齡人會失能、生病，需要經費協助，會增加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則擔心生產力下降，消費力也會疲軟，但從正向思考，如果長輩健康，也可以成為睿智、有經驗的生產力，同時在醫療消費負擔會減少，這就是「銀色生產力」、「銀色消費力」。政府部門在給養老金、醫療費用、長照費用的同時，如何誘使大家改變想法，不再僅是「生病不用愁，失能不用籌」，而是利用經費，幫助對象維持健康狀態，而政府採購與投資方向也要思考。

二、高齡老化最令人擔心的是失能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改變想法，作好準備面對高齡失能的危機?

根據研究，一個不健康的人所活的時間雖然短，但其花費的經費與社會成本是最高的。民間調查也顯示，百歲人瑞跟65歲的一般人相比，也是看病較少吃藥較少，因此健康與社會轉化是做得到的，這就是所謂「失能壓縮」的想法。

什麼問題會造成失能與死亡?健康年數損失是國際通用指標，目前造成健康年數損失最重要問題的是非傳染性的慢性病，包含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失智、事故傷害以及失明、失聰等感官問題，雖不會造成死亡但會導致失能並折損年數。全民健保不能保證國民健康，應注重慢性病的控制。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老化，利用維持或增強老化後的功用能力(functional ability)來達到健康老化。功用能力是內在效能(身心健康狀況)與環境特性兩者交互作用所決定。也就是說即便我們老化並有部分失能，但若環境友善，應用輔具幫助，還是能維持好的功用能力，就是健康老化，如此就能強化社會、經濟韌性。相關的變因我們都清楚，肥胖、菸酒、運動習慣、老人疫苗、事故傷害預防等，若能於前期準備好，功用能力的提升將會事半功倍。

三、一般而言，面對老化的問題，我們心中浮現的問題便是長照，但現在這樣的觀念必須先被改變，高齡社會除了長照以外，更廣闊的一塊是為老化做準備，這牽涉到健康的問題，那應該如何發展健康作為核心價值以向永續發展的體質邁進呢?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15年永續發展的17大目標，當中首次把非傳染病、事故傷害與心理健康促進都納入改善目標，包含糧食安全、公眾環境、創新經濟(韌性經濟)、等都是龐大的商機，而當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都應縮減社會不公的差距以及符合生態永續、促進人類健康等目標。

發展以健康為核心價值的IOT互聯網並誘因設計，例如由保險業設立健康促進互聯網，以被保險人健康、不失能為獲利來源的產業誘因，被保險人可以自由加入，提供並持續豐富醫療、長照、社福、保健各種資訊，也能結合跨業聯盟(先經過濾)，建立社員消費平台，並亦鼓勵社員評分，對於健康採購與健康使用，給予計分、競賽、分級、回饋，依會員需求與評價，增加或減少合作供應商，由業務員與醫療或長照團隊共同合作，提供會員持續性由機構到社區無間斷的支持。

我們需邁向整合式體系，促使老年人在對的地方老化，強化工作人力的能力發展，並支持照護提供者，透過個案管理與廣泛的合作，促進整合式照護，確保永續與公平的財務機制，在政治面與社會面，改變關於長期照護的心態，才能因應這股擋不住的趨勢。

四、目前人口年齡急速增長，對於此，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調整?

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醫師在基金會座談建議，我們正經歷歷史上的集體長壽，人類在近兩百年來平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80歲，這個歷史現象在人類世界中從來沒發生過，很難從過往經驗中找因應辦法。台灣於1945平均年齡為50歲，如今已從50歲增加到80歲，人口集體長壽的速度高出全球。

歷史上能調整國家人口結構的方法大概只有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台灣在上述兩方法上並沒有什麼成績，且看起來很困難，因為出生率不斷探底。其他國家的應對策略，德國祭出高額津貼，勉強可維持出生率；瑞典是改變整個國家體制；法國、澳洲或北歐國家生育率甚至有提高趨勢，這是福利國家的作為，也是整體改善國家人口結構的作為。移民方面，澳洲是對移民最友善的國家，2014年年度移民人口達總人口數3%，台灣在同年度約為5000人(0.02%)，並多是婚姻移民，95%都是女性。在人口結構難以修正的情況之下，許多已開發國家開始探討扶老比定義，現今是將65歲以上人口視為需要照顧的分子，但許多國家由於國民的健康狀況提升，建議應上調此一標準至70或75歲較為洽當。

五、從上述可知，隨著高齡社會來臨，整個社會關係與規範又應該如何調整?

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醫師在基金會座談建議，體系若要活化，很多法皆要修改。《全民健保法》目前支付以門診跟住院為主，法規沒納入高齡社會的獨特需求。長照部分則一直無法跟醫療體系、預防保健體系結合。長照固然需保障弱勢，但要明訂範圍，以避免產業難以導入的現象。讓具有各種不同需求的民眾有明確方式去取得服務，可能是政府支付的長照服務，也可能是產業界發展的服務，也讓產業能進一步發展、深耕，產業與社會才能共同發展，多軌邁進。

歷史上從未明確定義「老年人」，僅有俾斯麥為了訂定退休年齡而定下65歲這個標準，之後也沿用成為老年人的定義，然而，德意志帝國當時平均壽命僅為47歲，現在平均餘命近80歲的時代，我們對老年人的定義卻仍停留在65歲。超高齡社會結構勢不可擋，傳統思維與策略難以因應，翻轉法定老人形象與健康，創造社會經濟發展新契機為當前重要課題。

陳亮恭醫師也建議高齡社會應設立以「失能預防」為目標的體制，針對(一)身體功能、(二)心智功能與(三)感官功能三方面切入，使台灣社會將失能極小化。這過程中必須建構完善個案管理，否則未來照顧體系將更複雜、更片斷化。

他就其醫學領域的觀察到，醫學教育一直以來針對疾病進行教育，40歲、50歲、80歲的高血壓都叫高血壓，但隨年齡不同，身體狀況也有所不同，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但醫學教育甚少教導不同處理邏輯；每種個別疾病都教得很仔細，但當一個人有五種病時，也未教導如何同時處理，最後造成多重就診與多重用藥的負面結果。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在基金會座談也提到面對養老、護老需求，社會需要新的社會組織及新的社會關係，才足以藉由它們發展出新的服務、空間類型、活動模式等。而根源是扎根於社區的人與組織，因此有兩個方向可行，一是已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鼓勵其向社區養老這塊擴展行動；另一則是支持新設非營利組織(NPO)，如合作社、社會企業等，以「健康城市」為機制，串起地方政府各部門。交通面來看，無人車、結合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技產業)的公共運輸、Uber(鄉下更需要)、網路宅配購物等，都將更有利於老年人的交通需求。

六、在高齡社會下，我們要如何重新面對「老化」這件事呢?

元智大學老人福祉中心顧問伊佳奇在基金會座談提到，在一九四九年至六○年前經濟困窘的情況之下，大家對於「老」往往欠缺學習。過去嬰兒潮一代以及他們的父母沒有選擇，必須面對經濟壓力、小孩子的成長，所以犧牲掉學習其他技能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壯年要怎麼學習照顧年邁的父母？

我們的人生目標在剛開始由別人幫我們設定，一旦到了退休，我們如何為自己規劃人生成為新問題。過去常忽略，臨老察覺為時已晚。台灣老人常有幾種圖像：在安養院裡的團體式活動、在家裡或安養機構被約束四肢、被外傭推著在社區公園裡孤單曬太陽。如果我們文化對老是這樣的態度，將來是很悲哀的。如果僅由政府一味告訴民眾要提供平價、優質、普及的照顧體系，家庭則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的話，政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但政府是否有這麼大的財政可以支出呢？

小孩代表希望，老人代表退化和凋零；小孩是可支配的，老人只好任其發展。我們有台大兒童醫院、長庚兒童醫院，但全台灣沒有一家老人醫院。

對於健康老化、成功老化，重要的是隨時隨地。但問題是，當我們文化裡面欠缺如此因素的時候，要如何開始？我鼓勵老年人應該做自己的生存工程師。

很多老人退休後因缺乏目標感到茫然憂鬱，我們應鼓勵他們設立人生目標，並學會利用老人扶持科技和環境來彌補身體上的不足，減輕子女負擔與他人困擾，自己健康與人生自己負責。如果老年人有此意識，社會的負擔將會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