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董事許嘉棟老師對於歐元區的未來於2014年曾解析；在歐元架構下，同一匯率，德國有順差，一些國家則是逆差。問題是：未來怎麼辦？往哪方向走？不外乎兩個可能；一是形成所謂的超級國家，另外一是重組。歐盟跟歐元事實上是德國跟法國長期努力的結晶，這兩個國家一向希望能夠繼續把歐盟維持下去。

走向超級國家或者歐洲化，意謂像美國一樣。美國是由五十州組成聯邦共和國，如把這些歐元國家想像成各個國家就如美國的一州，有一個中央聯邦政府統籌，他們的貨幣政策、財政都能整合，如同美國成為一個歐洲聯合共和國，就是所謂的超級國家做法。

歐元區現在正在研究要金融整合、財政整合。但是話說回來，整合不是那麼容易的。如果財政、金融的政策都要結繳到所謂的歐洲中央，各國政治上能否做到這一點？

依據歐元之父Mundell的論點，在提出共同貨幣使用時，對成員國提四個條件，第一就是各個成員國最好是性質接近一點。使用共同貨幣時，各國就沒有獨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可用，只能用同一貨幣、同一匯率，最好大家性質、體質差不多，比較適合這種制度。但那些歐洲國家是不是都同質性呢？好像亦不怎麼同質。

第二個就是工資、物價要有調整的彈性。意謂一旦使用統一貨幣、同一個匯率，有些國家像義大利、南歐，它的貿易逆差、失業的問題很嚴重。這情形下，失業問題為例，如工資會因失業嚴重，而在市場機能運作下滑，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解決，但這些國家的工資能不能降？好像也不太可能，失業的問題是難以處理的。

第三個條件是勞工要有移動性，像南歐國家如果沒辦法處理國內失業問題，而勞工願意前往德國、法國等就業機會多的地方工作，失業問題就可解決，但各國勞動的移動性好像也沒有那麼高。

最後，如果以上的條件都不符合，總要有補救機制，就是狀況比較好的國家要用財力、財政來補助這些狀況差的國家，這是財政的移轉，就是會員國之間彼此協助，這是第四個條件。但，共同貨幣區的第四個條件－財政移轉也一樣不容易，因為有所謂民族性的差異，還有道德危機的問題。

如說超級國家不可行，只能重組。許老師認為若從長遠來看，大概不重組也不行，即使短期內可現有問題處理掉，但成員國不同質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未來還是會重複發生類似的問題。當然到目前為止，德國、法國還是希望歐盟能夠維持下去。德國、法國為什麼想成立歐盟，主要是歷史因素，兩個國家打了幾百年，難得能夠和平，希望能夠永遠和平下去。

所以，歐元何去何從？目前歐債的流動性和財政改善的問題，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未來還很可能終須面臨是否要改組與如何改組的問題。現在全球化所產生的這些亂象，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持續。即使這些流動性的問題都解決了，還有會員國不同質這個根本的問題，事實上是最難處理的。

至於歐債跟歐元的問題，目前歐債幾個國家的債務流動性問題短期內好像得到了紓緩，但通常歐盟或是德國要協助這些國家，都附帶一個條件，必須改善財政的赤字，一旦政府減少支出，就看到失業、裁員、政治動盪等問題接續爆發。縮減支出對國內與國際的景氣都很不利，甚至會引發一個新的問題：縮減支出是否真的能夠改善財政赤字？因為這麼做會導致經濟往下，稅收減少，如果稅收減少得比支出還更多，財政說不定更惡化。

之於自2009年開始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源自希臘急於援用鉅額融資來設法支付大量到期公債，以避免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歐元區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在2010年5月2日同意向希臘提供總值1,100億歐元貸款，條件是希臘需要厲行一系列的緊縮開支措施。最近希臘政府交出改善計劃還待檢驗。

二、歐債危機及歐洲央行(ECB)的貨幣政策未來應該何去何從?

美國聯準會（Fed）、歐洲央行（ECB）與日本央行（BOJ）的貨幣政策動向，一向對國際匯市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三大央行經常是輪流做莊，現在談談歐洲央行成為市場關注。

觀察三大央行貨幣政策，須注意利率與量化寬鬆（QE）政策兩方面的可能變化。之前的主角是Fed，動作包括升息及縮減資產負債表，但現在市場預期今年內Fed再度升息的機率已大幅下降，而「縮表」幾乎確定將於9月宣布，之後便進入「自動駕駛」階段；不確定性既然降低，匯市也就不大甩Fed。日本央行在可預期的未來，也不大可能在這兩方面有所改變。ECB雖不會升息，但基於歐洲經濟復甦勢頭明顯增強，非常可能從明年開始縮減QE規模。

不過ECB的貨幣政策「正常化」計畫卻遭遇兩大難題。一是通膨仍遠低於目標，二是歐元走強，且兩者還形成「回饋環」；即經濟復甦帶動歐元強勢，壓低進口物價及通膨率，使ECB須維持寬鬆政策，又帶動經濟增強，歐元升值，循環不已。

但反過來看，經濟復甦愈強，ECB便愈沒有道理繼續購債，可買的公債愈來愈少，因此2018年ECB幾乎非縮減購債規模不可。面對此一窘境，總裁德拉基究竟打算如何因應？他在本月決策會議後的談話透露出一些線索。

第一，德拉基確認ECB開始「非常、非常初步」地討論如何縮減明年的QE計畫，並針對購債規模與效期提出至少四種替代方案；第二，明確指出新計畫主要部分將在10月會議上決定；第三，匯率並非政策目標，但需密切監視歐元升值對中期物價的影響；第四，仍需維持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累積通膨壓力。結論顯然是明年起ECB縮小QE已勢在必行，以減量購債及維持超低利率來因應通膨偏低，使市場相信一、兩年內貨幣政策依然寬鬆。

但如何因應歐元升值？「假定其他情況不變」，強勢歐元將壓低歐元區中期通膨率，但事實上其他情況並非不變。歐元升值一方面是因為歐洲經濟成長增強，及政治風險下降等利多，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元遭遇美國政局紛擾、颶風來襲、聯準會「偏鴿」、北韓緊張等諸多利空。但這些因素對通膨的影響卻不同，因為歐元區內需增強可能拉高通膨率，且美元是對多種貨幣普遍貶值，從而拉升國際原料價格，都有助於緩和歐元升值對通膨的下壓。

再者，歐元升值對中期經濟成長的負作用也經常被高估。當2014年秋天ECB預告將實施QE時，歐元持續重挫；但之後歐元區經濟復甦卻主要是靠民間內需回升，而非出口增強帶動。只要歐元區擴大公共支出以促進內需，則就算歐元維持強勢，經濟也能持續復甦。

至於通膨雖尚未達成目標，但ECB不必過度執著於此，因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是就業創造、金融熱絡及經濟大致健康。而且美、歐、日的經驗，都已證明超寬鬆政策未必就能拉升通膨，卻使資產價格大幅脫離基本面，並鼓勵非銀行機構及投資人承受更大風險。既然通膨偏低的肇因迄今不明，央行在找到答案之前仍應秉持已知的部分進行決策，而非一味等待通膨目標，否則只會造成金融動盪，傷害未來的經濟成長與繁榮。

德拉基一向主張3P：即審慎（prudence）、一貫（persistence）與耐心（patience），但現在隨著經濟情勢明顯改變，德拉基也從善如流，即使通膨目標較晚達成也要縮減QE。金融市場也非常了解歐洲經濟復甦轉強，超寬鬆政策殊不合理，縮小QE被認為是可能且適當的作法，都為ECB調整政策創造條件。

於是9月ECB會議已放出相對明確的信號，預示將於10月做成決定，從2018年元月起縮小QE，並在明年底前終結，但在2019年之前並不會升息。與Fed先升息、後縮表的作法相較，ECB絕對算不上「鷹派」，最多只能算是「鴿式」退場，這也是研判未來市場動向時應有的基本認識。

三、近期中國大陸央行、中國人民銀行24日也宣布調降存款準備率，這將對大陸金融帶來何種影響?

首先解釋所謂降準，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簡稱，是央行貨幣政策之一。 降準只是釋放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保證金，增加市場資金供給，有利於刺激生產環節

專家與媒體評估降準會對四大市產生一些影響:

對匯市的影響:據《澎湃新聞》報導，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指出，這次定向降准主要是出自國內結構性問題的考慮，一來想緩解流動性過緊產生的不良反應，也希望避免進一步加杠杆和積累風險。

對股市的影響:據《中國基金報》指出，這回人行定向降準，按照先前四次經驗，從降準後 A 股隔日表現來看，當中有三次出現上漲。最近一次人行公告定向降準發生在去年中國國慶前夕，去年 9 月 30 日人行公告後，國慶日後的第一個交易日（10 月 9 日），上證指數上漲 0.76%。今日 A 股低開後小幅走高，至截稿為止，上證指數報 2901.75 點，漲 0.42%。道誼投資董事長盧柏良表示，降準對市場悲觀情緒帶來緩衝，尤其近來 A 股受到中美貿易戰和股權質押風險影響，出現多殺多，降準有助緩解市場對股權質押風險的擔憂。

對債市的影響: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債券分析師姜超認為，近期長端利率因避險情緒、基本面回落等因素走低，但短端利率因半年末因素略有上揚，期限利差持續縮窄制約長端下行。姜超認為，本次降準有利於帶動短端利率向下，進而打開長端下行空間。在貨幣寬鬆、基本面下行和違約風險上升的背景下，認為債市的分化仍是未來的主旋律，看好利率債和高等級信用債為配置首選，對低等級信用債保持謹慎。

對房市的影響:這回人行降準目標明確，就是為了確保小微企業流動性，並非向股市、房市注資，但難以避免房市將有所獲益。觀察先前降準週期後，房地產市場均出現了一波成交轉暖跡象。克爾瑞研究中心分析，降準後釋放出的增量資金很大一部分還是會流向房地產市場。

四、當美歐央行在近期紛紛宣布縮表時，中國大陸則宣布降準政策，意味大陸貨幣政策將趨寬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大陸的貨幣政策?

中國大陸的降準一方面為因應貿易戰環境，一方面也是為處理內部經濟結構問題。

這是繼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30日、2017年9月27日之後，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做出定向降準的安排。其背景大致類似：一是經濟面臨的下滑壓力使政策有邊際寬鬆的必要。資料顯示，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顯著回落至8.5％，投資當月增速大降至3.9％。

雖然出口和房地產投資表現尚好，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和房地產調控繼續，經濟下滑壓力將會加劇，政策需要在邊際上做出調整；二是小微企業面臨更大的融資困境。今年以來，隨著去槓桿從金融體系進入實體經濟，融資管道明顯收窄。尤其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狀況明顯加劇。

人民銀行的降準，不是傳統的寬鬆貨幣政策，而是必須貫徹大陸中央政策，在堅持防範重大金融風險、去槓桿、調結構的前提之下，針對國內資金進行政策引導，同時必須維持充分的市場資金流動，保障內外均衡，對金融產業進行去蕪存菁的一次創新手術。時點選在半年財務結算的6月底之前宣布、之後釋放資金，這種「寬鬆銀根」與「去槓桿」同時並行的貨幣政策，值得持續關注。

知名經濟學者陶冬分析，過往的貨幣政策，講究全國統一的利率或流動性管理，但是如今貨幣政策著眼點放在通過差異性的政策，以「聰明彈」的形式，對實體經濟中薄弱環節實施更有針對性的支援。差異性、針對性為其特點。人民銀行不認為中國整體經濟缺少流動性，只是個別領域有局部性的資金短缺現象。同時，央行認為債務槓桿已經拉得很高，而且每次放寬貨幣政策都帶來房價的飆升，進一步放水可能對金融的長期穩定構成威脅。

整體經濟並不缺錢，個別部門流動性不足，但是流動性不足部門中又需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於是成就了貨幣政策趨向定向寬鬆。北京一方面希望為實體經濟中有需要的部門輸送流動性，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再次放水重新點燃房地產炒作之風；於是定向寬鬆變成為新的政策方法論，在政策走向上可進可退，在資金流向上針對性也較強。

五、全球化區域經濟體的擴充帶動亦提升競爭力，但卻也導致了許多衝擊與問題。這時候各國之間可能需要一個制度來解決共同的問題，對於全球化帶來的相關問題可以怎麼解決呢? 台灣會面臨何種挑戰?

從今年幾個經濟數據看全球化的帶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今明兩年世界經

濟成長率為3.9％，成長步調加快，暗示全球經濟日益茁壯。跨國機構的最新預測認為，二○一八年世界貨品貿易總量可能擴張四．四％，比起去年的四．七％已顯得稍見減弱。 此外，IMF預測，受惠於1.5兆美元減稅方案與財政支出擴大，美國今年經濟成長率達2.9％，明年減至2.7％，與去年的2.3％增幅相比確實大有長進。但隨著減稅效應遞減，美國經濟增速恐逐年放緩　前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期表示，美聯儲官員與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減稅政策的分析一致，認為減稅可能會小幅提升未來幾年美國經濟增長。美聯儲近期公佈的經濟預測顯示，2017年和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均為2.5%，但到2019年和2020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分別回落至2.1%和2%。IMF預估到2023年降至1.4％。川普政府的多項政策恐適得其反，帶來負面效果，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則認為，減稅法案進一步推高美國財政赤字，政府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以及科技領域的投資必將受限，無助於提高美國潛在經濟增長。包括為縮減美國巨額貿易赤字，擬對主要貿易夥伴課徵懲罰性關稅。野村證券首席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亞歷山大預計2019年之後財政刺激措施將推高美國短期和長期利率，從而拖累美國經濟增長。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貿易戰中「沒人是贏家，我們發現通常都是雙輸局面。」

東亞呈現以大陸為核心的整合模式:

2002年以來，東亞區內出口大幅擴增，躍居各國成長主動能；大陸扮演經貿整合中樞角色，成為東亞各國出口的主要吸納市場、創匯的重要來源。 這也使得大陸磁吸效應明顯衝擊：台灣與大陸經貿整合深化速度最快，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資料顯示，2017年台灣出口成長13.2%，進口成長12.6%，均創下七年來最大增幅，其中貿易國進出口金額、成長率皆以中國大陸及香港為最高，出口貨品則以電子零組件金額最高。

台灣經濟面對全球化衝擊及外在情勢變化的嚴峻挑戰:

經建會(今國發會)在2002年對於台灣經濟面對全球化衝擊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幾個挑戰，十年後的今日，這些挑戰依然存在，甚至更嚴峻:

一，東亞區內貿易快速擴張，產業加速分工，呈現以大陸為核心的整合模式。其二，大陸磁吸效應持續擴大，深化兩岸經貿整合，衝擊國內產業與就業結構。其三，全球經濟雖轉趨復甦，惟工業國家依賴美國單一成長引擎，復甦動能明顯不足；最後，全球政治局勢的不穩定，如貿易戰的升溫與歐洲政治動盪等等，皆成為挑戰。

3.價格均等化、勞動報酬均等化

A7: 商品跟原材料可以進行貿易，貿易一定會把它們在各地的價格拉平，譬如說中國的產品價格比較低廉，賣到歐美國家去，中國的價格就會往上，歐美的價格就會往下，價格會拉平。這個拉平事實上可以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不過也不能夠忽視它帶來的副作用。

此外經常會提到的，就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這裡包含勞動的報酬，同質的勞動在全球報酬大概都會趨於一致，就跟商品一樣，所以台灣的薪資為什麼不上去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為全球化之影響。所以，在已開發地區，報酬趨於一致，意謂資本的報酬率往上，勞動的報酬率往下；反之，在發展中地區，薪資會往上，就業機會增加。

許嘉棟教授對此舉了一個實例，在一九九○年代到二○○四年這一段時間，中國商品已經充斥全世界的市場，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所以把全球的商品價格都拉下來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只是附帶產生的副作用是之前大家沒有想到的，這就涉及到中央銀行的政策問題。通常央行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價格，一旦價格穩定就可以兼顧經濟成長，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在那樣的環境之下，世界的價格很穩定，所以中央銀行的職責主要就在協助經濟的發展。事後檢討，正因為全球物價很穩定，歐美政府就用一個強力的寬鬆貨幣政策來協助經濟發展，但寬鬆到太過分，所以引發了次貸風暴。

另外，原材料的價格也會隨全球景氣起伏：景氣差時，原物料的價格就比較低，一旦景氣上來，原物料價格也就跟著漲。譬如說在次級房貸風暴發生之前，當時原物料價格正在往上爬，次級房貸、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原物料價格又跌下來了。

Q8: 全球化帶來的價格浮動也會對一些發展中國家會產生影響，甚至帶來一些副作用，台灣在這樣的現實中應該有怎樣的反思呢? 比如這次中美的貿易戰危機，台灣會受到甚麼影響，又應該如何因應呢?

A8:

副作用是在全球化下與政經間的關係複雜，非一日可改變，強國越強，弱國越弱下的資源、人力的掠奪、壟斷與運用。我們會否成為菲律賓等追求西方民主，而忽略對國力與人力的長期規劃與投資，忽視基礎建設與核心價值，淪為開發中國家後段班?

我國經濟部就指出台灣會有兩群體受影響，分別是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以及提供中間材品到大陸再銷美的台灣廠商

依據我國財政部統計，去年我國出口主要國家中，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的出口金額占比達到41%，金額為1302億美元。主要出口項目包括電子零組件、塑橡膠製品、機械產品等，多數都為中間財產品。只要是透過大陸供應鏈，而且終端產品銷美的廠商，都有可能會受到美國301制裁的影響。例如，已經去大陸投資且產品銷美的台商，或是有供應給大陸的半成品、零組件再去銷美的台灣廠商。

此外，針對對鋼鋁課重稅的問題:

美國為台灣鋼鐵最大出口市場，去年出口美國鋼鐵金額約13億美元，占台灣鋼鐵總出口比重13.16%，若美國對進口鋼鐵加徵25%從價關稅，對台灣鋼鐵業將造成負面影響。

美國為台灣鋁製品第6大出口市場，去年出口美國鋁製品金額4400萬美元，占台灣鋁製品出口6.15%，美國對進口鋁製品加徵10%從價關稅，對台灣鋁製品業衝擊相對輕微。

若美國對進口鋼鋁課稅進一步演變成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衝擊更大。我國央行總裁楊金龍便於今年首次理監事會指出，台灣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高達67.6%，受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的直接影響相當大，產出減額將達GDP的0.8%；若加上中國報復措施的影響，產出減額更將擴大至GDP的1.8%。

Q9: 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對中國大陸祭出經濟制裁，另一個重大戰場便是301條款，對中國智財作出動作。全球化下得利者往往是供給面較少，需求面較旺盛的。大致包括有限的自然資源及創新技術、專利、特殊技能的擁有者、累積的大量資本。知識產權的掌握者，知識產權的標準制定者在全球化下，可以資本化、控制附加價值。，全球化目前帶來的知識產權的問題是甚麼呢 ?

5.知識產權問題

A9:科技創新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科技的創新也催生知識產權的問題。

早期的知識產權立法源於英國17世紀、18世紀的重商主義思想，旨在促進本國相關產業的發展。近代英國知識產權法作為一種產業、商業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保護了發明創造者的利益，刺激了發明創造者的熱情，為18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世界各國紛紛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促進本國的創新，發展本國的優勢產業。

美國1980年代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即在鼓勵研究人員和機構，使用著作權、專利等合理且合法的方式，保護自身研究發現，賺取個人利益同時，使大眾也能夠受惠於這些研究成果。也藉由此法案的推動，鼓勵各界運用聯邦資金資助所發現的研究成果，促成企業與大學間的合作，加速美國企業在商品應用上開發的速度，以及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這些商品，確保聯邦政府投注於大學的資金，也能夠成為經驗成長的原動力。根據網路上資料顯示，1978年，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後這個數字短期內翻了十倍。美國在十年之內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領導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沒。它被《經濟學家》雜誌評為美國過去50年最具激勵性的一個立法。是美國從「製造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的標誌。

從而世界各國皆通過鼓勵知識產權帶動創新創造，形成一股遍及歐美先進國家乃至全球有影響的創新型產業集群。目前WTO的知識產權制定及標準由西方國家為主導，在開發中國逐漸崛起之際，關於知識產權的制定與協商關乎各國政經角力，勢必將成為今後最重要的大課題。

Q10: 根據2017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在21日公布2017國際專利申請數，結果顯示美國依舊是第一，特別值得注目的是中國大陸躍升第二，超前日本。而根據資料顯示2017年專利有一半以上來自東亞，這反映技術創新從歐美轉向南韓與中國。那台灣在這個專利的戰場上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A10:  話說回來，根據網路上數據顯示，台灣專利根據2015年台灣智財局統計，我國受理發明專利申請件數已連續2年下降，3年來減少9.4%。

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科技業者的專利申請量都在減少當中。但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的專利申請量慢慢回升，如中國大陸在2009年跌到谷底之後，緊接而來的是連續5年的高度成長，2014年時申請量已經達到2008年的110%左右，與美國並列是唯二回復金融海嘯前水準的國家。至於歐洲（EPO）、韓國（KIPO）、日本（JPO）雖然都尚未回復到金融海嘯前，但衰退程度最多3成。只有台灣（TIPO），2009年時的衰退程度就超過4成，之後五年繳出的申請量數字也鮮少突破2008年申請量的6成。換句話說，經濟不好時，申請量衰退得比別人深，而經濟轉好時，申請量回復得又比別人差，才是台灣專利環境真正的現況。

今日的台灣進入面對創新驅動產業成長，與轉型的競爭時代。產業必須兼顧投資與創新，依賴研發人才與智財需承擔高經營風險。智財戰略的核心議題是智財創造、智財運用與智財保護，需要國家級的智財戰略綱領，企業用的智財管理策略，

在以美國為首的智財霸權的掌控下，國際智財競爭是根本思維，鼓勵創新研發創業，強調嚴謹的保護商標專利，智財侵犯立即以貿易手段制裁，台灣政策轉型的關鍵只能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不斷修訂政府專責組織的設立，企業更需高附加價值發展為主導，與智財訴訟運用的知識準備。

Q11:台灣的專利環境聽起來不是很樂觀，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這種衰退?

A11:台灣專利長期行政效率低落、司法效能不彰；專利品質積弱不振；政府未扮演好角色是重大問題。

根據業界分析，司法判決與行政運作的不同步，是台灣專利界另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從2008年智財法院成立以來，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專利權人的勝訴率實在太低。

然而，真正值得業界警惕的，還是台灣專利品質的長期積弱不振。

曾擔任基金會座談者的周延鵬律師認為，政府最大的責任是錯誤的判斷取決於缺乏實務經驗：政府單位利用法人研究單位把不正確的作法擴散，這是致命的錯誤；也就是運用學術界的人才，完全沒有國際專業實務經驗。專利要有三實：國際實作、實務、實戰。

也因此為什麼台灣廠商在過去投資了不少資源在智財及發展專利上，卻生不出有價值的優質專利。這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 一、台灣企業接觸及處理的技術與業務範圍有限；二、台灣企業的專利品質太弱。

Q12:台灣應該如何尋求改善積弱不振的現況?

A12:前鴻海法務長周延鵬律師於基金會座談時分享他在鴻海的經驗，他建議專利必須從大國專利開始，而不是從本國先申請。進入鴻海時，所面對的專利風險是美國，當時他跟郭董提出，能否雇用十個美國專利律師來台灣？那是一九八九年，這是一筆很龐大的支出，結果郭董答應，這也是為什麼鴻海走出專利不一樣的路，用大國制度改變與檢驗我們的瓶頸。

周延鵬表示，台灣專利檢索系統是採關鍵字與專利分類，不具他國產業結構、技術、產品及功效等多元查詢功能，造成台灣所謂的專利地圖，根本不可靠。因此對於台灣政府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1.台灣智慧局不應該花時間審查專利，應將台灣專利簡化到只要申請人擁有美國、日本、歐洲專利，就自動給予申請人台灣專利，就像進口專利一樣，不用再花時間去審查。另一方面，智慧局應該把時間用在產、官、學、研在專利處理上所需要的技術大數據分析、專利風險、專利佈局的分析。但問題是現有的這些審查委員可能沒有能力去做這一些分析，必要時唯有重新訓練。學校基本教育外，專業人才培育尤為重要。

2.政府整個決策體系要改變，要多聽具國際實務經驗的人的意見，才能有所改善。而企業本身也必須改變，要延用更多國際性人才。在台灣從事專利其實不太需要處理台灣專利，而是需要具備很多美國專利的學理及實務基礎，但大部分人卻不具備一個美國專利代理人或是美國專利律師的資格。除了資格不用談，所具備的學理及實務也是不夠的。台灣企業最大的方向或是市場就是美國，所以美國專利很重要。

3.專利師考試應該只是一個資格考試，國際實務經驗養成更為重要。

4. 過去台灣經濟發展靠硬體，大部分產業沒法體驗無形資產威力及獲利。以往的思考都在有形，如何將無形腦力產出物變成資產是我們不熟悉的。面對當今數據時代，著力無形資產，改變思維模式和營運模式才能在這一輪產業拚比中勝出。

Q13:談到智財問題，人才培育是關鍵問題。當前台灣面臨產業轉型，在人才培育上可以有哪些方向?

A13:

美國智財之所以成功，除了《拜杜法案》之外，還有產學合作。其中學校設立的「技術轉移」是其中關鍵，優秀的技轉人才對於法律、商管會計，甚至自然科學均有涉獵，方能選擇正確的商管模式、了解技術的關鍵並選擇適當的保護措施。因此人才的培育應該具備跨域的能力。政府應該鼓勵大學設置專門系所培育人才。

根據周延鵬律師在基金會座談會提到，目前是大數據時代，因此依據他近年專研數據的經驗，迎接數據時代，在人才方面，台灣學校教育，大多落後於實際國際的技術跟經營方式，需要調整。職場教育偏重線性思考，和當今數位化、數據化所需要的非線性思考模式和行為相抵觸。

此外，職場訓練不只要效率和紀律，更重要是訓練出更有思考力的人才。目前很多EMS工程師入社會三年大概可照圖作，沒法創造，幾乎各大公司皆如此，顯示整個職場的訓練方式應改變。新技術、新產品現進入多技術融合跟產品融合，產生很多機會，但台灣無法培養國際的行銷和銷售人才，缺乏多領域人才。台灣應該朝這幾個方向進行改變。

A(前言簡介)世界潮流變動中，國家發展的核心思維與政策方向，須要宏觀、前瞻的學術基礎與專業的務實考量。針對全球經濟政策、兩岸發展、國家財政、稅制改革、產業轉型、人才培育、文化價值等議題我們多年來持續觀察、追蹤。余紀忠基金會「公與義」系列以邁向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為追求的目標，集結數百位產官學等相關領域專家，透過系列研討會、座談會，多面向深入探討、進行公共政策對話。比如稅制改革的公與義、金融的健全化、效率化、全球化，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乃至追蹤今日全球化下的經濟金融，這幾年更關注人口結構變化，少子老齡問題等，進而對政府當局提出政策建言，我們倡議「實在年代」，鼓舞知識分子面對國事承擔與試煉。提供的資料都出於基金會多年的累積，經過消化整理，希望能夠對大家關心的議題有所參考。

動盪的世界變幻萬千，影響我們的生存空間與生活空間，過小日子裡，也應停下腳步看看、想想大世界。世界影響我們，我們也影響世界。

Q1: 目前國際新聞上很多都會提到全球化造成的影響，像是分配不均等問題，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抬頭，國際組織的影響式微等。在全球化下，我們體認也知曉今日各個政治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各自封閉獨立的，而是連動的。面對全球化的概念，我們必須重新探討，探討全球化進程中對國家主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乃至於個人的影響。而經濟更是全球化的動力核心。因此，我們由經濟篇著手；

全球化是如何產生的 ? 在這個名詞出現之前經歷了怎樣的脈絡與進程?

A1: 追溯經濟全球化的沿革，比較矚目的應有兩個歷程:

一是一九八○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共同推動「新自由政經秩序」，力倡經濟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重新定位國家角色，使其位居監督的位置。這影響全球也擴張了進程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揭開全球化的序幕；

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就是一些原本是管制經濟、封閉經濟的國家，開始走向市場經濟，像金磚四國、東歐、越南等等，增加跟國際社會之間的往來，貿易或投資關係。由於金磚四國的人口、經濟規模都很大，這幾個經濟體加入國際經濟社會，整個貿易量、投資量相對也擴充很多，所以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這必須注意中國也開始轉變。雖然是在中國加入全球化推動經濟崛起之前。

Q2:全球化增加了國際社會間的往來，這樣頻繁的互動會帶來那些經濟效益或影響?

A2: 我們認為全球化會帶來五個衝擊與影響，分別是: 跨境貿易與金融面的衝擊；生產效率所需的配置與要素的競爭；價格均等化、勞動報酬均等化；知識產權問題等四大問題。

首先，從跨境貿易與金融面衝擊開始來談:

1.跨境貿易與金融面的衝擊

全球化對各方面的影響都滿大的，尤其金融面。首先是跨境交易增加得很快，根據統計數字，全球的生產總值在一九八○年到二○一○年這三十年中，生產總值增加了2.6倍，但是貿易量幾乎達到5.8倍，直接投資(directed investment)更是22.88倍

(參考資料:所謂的直接投資指投資者將貨幣資金直接投入投資項目，形成實物資產或者購買現有企業的投資，通過直接投資，投資者便可以擁有全部或一定數量的企業資產及經營的所有權，直接進行或參與投資的經驗管理。直接投資包括對現金、廠房、機械設備、交通工具、通訊、土地或土地使用權等各種有形資產的投資和對專利、商標、咨詢服務等無形資產的投資。)

由此可知，全球化之後，貿易、投資的成長速度遠超過生產速度。

外匯交易也是如此，預期WTO貿易展望指標估計將於2018年4月更新貿易數字，一般認為全球貿易仍處於成長狀態。

Q3:美國總統川普為了解決與亞洲國家貿易逆差的問題，因此將貿易保護作為其競選政見，而在他上任之後也隨即於去年底對中國的太陽能與洗衣機課重稅，三月初也對鋼鋁課稅，這都將影響到亞洲地區，甚至全球的貿易。中美貿易戰將開打的聲音出現，中美貿易戰如果真的發生是否對全球化經濟的重挫?

A3: 過去一段時間，東亞國家大致都是貿易順差，美國以及一些其他國家則是貿易逆差，而且長期都維持這種現象。這就涉及到順差國的儲蓄太多，儲蓄太多才會形成順差；逆差國則是因為國內的消費太多，儲蓄不足，所以形成逆差。這也說明為什麼會形成「貿易事故」的原因。

事實上，過去這幾年，中國用貿易順差提供了很多產品讓美國消費，所以中國有順差、美國有逆差。然後中國賺得了這些外匯，又去買美國的公債，可以說中國對美國提供了雙重的服務：我提供商品讓你消費、投資，另外也對你的政府赤字提供金援，公債我來買，讓你政府的赤字可以維持，公債能一直持續賣下去，最後中國成了美國的金主。

根據春華資本集團胡祖六博士於基金會座談時提到，全球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也蓄勢待發。一月十六日，川普跟習近平主席通電話，習近平強調雙方應該「採取建設性方式」，解決雙方關切的問題，對彼此開放市場。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貿易戰一旦開打，一定是兩敗俱傷，雙方應透過談判，增加美國產品出口大陸，也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年實行了三十年社會主義，也許最後把經濟帶到懸崖峭壁，因此要改弦易轍，開始市場改革。四十年的進步和繁榮並非政府做對了什麼，而是民間能自由的發揮中國特有的創業精神。

大陸本來是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溫家寶掛在牆壁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書，習近平強調要推動全球化，中國反而高唱自由經濟市場。

Q4:當全球貿易處於成長狀態時，以往以對外貿易作為重要經濟命脈的台灣在近期的發展是甚麼樣呢?

A4: 世界銀行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在三‧一％，主計處預估台灣是二‧五九％，低於全球平均，這裡面短期的因素非常多，長期因素是全球貿易整體成長的速度減緩，和國內投資不振。

台北富邦銀行陳聖德董事長便曾在基金會的座談中分析了台灣的情勢，台灣去年出口超過三千億，成長十三％左右，其中有一半基於匯率，同時間製造業的成長率僅三‧九％，代表台灣出口是負出口、或出口加工價值比較低的貨品。金融危機後，全球化停滯、貿易障礙提升，根據global trade公布的數字，貿易障礙增加大約四千項，此外，ＷＴＯ公布二Ｏ一六年貿易爭執增加了三百項。川普上任後馬上退出ＴＰＰ，祭出三Ｏ一，又祭出雙反，對貿易有更大的壓抑作用。他強調把多邊協定變成單邊協定，一個一個來談，較容易施展壓力，台灣面對的也會是這情勢。

根據媒體資料顯示，今春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IEAT）發表「2018全球市場貿易環境調查」報告，儘管對全球貿易成長審慎樂觀，但已指出台灣在全球「綜合貿易競爭力」排名再度下滑，首度從A級貿易國家掉到B級，且為連6年名次滑落。台灣金融面所受的衝擊將於後續談。

Q5: 一般而言，多方交流可帶動競爭力，而競爭力可以帶動生產力，因此在全球化這樣一個打破疆域的行為，也會帶動生產效率。因此有些經濟學家會強調，全球化會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還有提高生產的效率。那甚麼是產品的配置效率?

2. 生產效率所需的配置與要素的競爭

A5:什麼叫做產品的配置效率，譬如生產一個東西出來，究竟要給誰來消費，才能達到最高的效率？經濟學的講法是，誰能出最高價格的，把東西給他就對了。這就表示願意付高價錢的，其效用比較高，給高價格就對了。貿易正是如此，東西總是從價格低的往價格高的地方賣，這就可提高產品的配置效率。

但就產品效率面而言，要素效率的考量也是關鍵。比如說你願意付一個勞工22K或者40K，其間的落差在於，如果在生產上帶來的增益值是40K，你就願意付40K的月薪，如果只帶給你22K的價值，就只能給他22K。在全球化之下，勞工、資本都一樣，都是報酬低的往報酬高的地方跑。這意味全球化下，人與錢都有腳。

Q6: 生產效率的增高更是必然，在全球競爭之下，效率低的大概都會被淘汰，只剩下效率高的，所以全球化也可以提高生產的效率。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下，回頭看我們台灣自身，在勞動力與資金都可以隨意流動的狀態之下，我們可以留住多少高價值的人才與促進國內投資? 而又應該如何去思考我們的未來?

A6: 我們可以先問，台灣有多少公司可以留住多少價值40K的人才，而又可以如何從全球延攬高價值人才? 所以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換句話說，生產的需求與供給要能結合才會創造最大效益，而全球化提供競爭的場所。

台灣需要如何的產業結構與職能技術培訓迎向要素效率的挑戰? 企業如何面對? 政府如何支持、規劃 ? 國科會與教育部、經濟部的角色在整體科技趨勢的掌握上，科技演變的知識上與科技產業鏈發展與變動的資訊上，如何做前瞻規劃與整合的步驟，期程表與產業別又各自有無分析與解析及推動組織。

台北富邦銀行陳聖德董事長便曾在基金會的座談中提到，人才外移，人口老化是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現在很多年輕人赴大陸和海外工作，使人口老化更加嚴重，日本近三十年來因人口老化，整個消費投資的意願都下跌。要改變這個趨勢，一定要審慎考慮移民策略。現在台灣在外工作的有七十幾萬人，七Ｏ％以上是大學畢業，到台灣做事的白領外國人大概三萬人，引進的外勞約七十二萬。政府想要把移工變成正式的移民，雖無意貶低，但如此將產生高出低進的現象，到底我們該怎麼面對？其實台灣也不是全世界唯一在變老的國家，像澳洲新加坡都設法慢慢地挑選移民，如果我們的勞動部甚麼都不做，那我們就可能步上日本的後塵。

高齡化社會對台灣造成衝擊，影響是多層面的。議題往往扣住醫療專業，對於交通的著墨鮮少。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在基金會一次座談上便以他老年的經驗作為分享。他認為台灣的交通對老年人口並不友善，騎樓高低不平且道路坑坑洞洞，雖已有扁平化處理，對老人家依舊不方便。許多人原是一條龍，老年跌了一跤，最終只能躺在床上。捷運系統便利，電梯為捷運必備，但標示不清，需繞了許久找尋，這對拿拐杖的老人是大挑戰，這些都可以改善。地方政府建設自行車道，卻壓縮老人行路空間，危險也很諷刺。

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濮大威在基金會座談提到，在國外已有許多政策上的探討，自1970年代陸續有相關研究，多是老年人駕駛時對於交通安全的影響。從政策層面來看，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1年出版的「Ageing and Transport」才就交通、老人需求、安全課題做深入探討。歐盟則關心大眾運輸對老年社會的服務，EMTA歐洲都會運輸組織協會2007年出版「Older People and Public Transport」，爾後歐盟許多執行計畫都以這為參考依據。歐盟替高齡化社會進行組織安排，GOAL－Growing Older, Staying Mobile此組織有許多資訊公開在網路上，並與各國中央、地方政府運輸部門聯繫。

二、國外政策的研究可以給台灣在高齡友善出行甚麼樣的參照呢?

前台北市政府交通局長濮大威在基金會座談分享到國外就交通議題上，首要問題是交通安全，關心高齡化駕駛對於道路安全的衝擊，駕駛執照不是人權，是社會給予的特權，因此需經過健康檢查才能給予駕照，甚至為高齡者安排訓練，使高齡者瞭解其對社會交通帶來潛在危險。另一方面，政策所關心「高齡人士獨立（自力更生）生活能力」：包含心理的影響，例如(一)如何延長駕駛歲月的研究；(二)如何從駕駛汽車道駕駛輪椅或者代步車；(三)並鼓勵他們能在社區中騎自行車、步行等；(四)替代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五) 行人環境；(六) 無障礙交通環境等。

高齡社會的交通也是永續交通，需要軟、硬體配套改善。「高齡化社會的交通」和「永續交通」所鼓勵的政策或發展方向不謀而合：(一)改善大眾運輸、準大眾運輸系統；(二)改善行人環境 Active Transport/Mobility；(三)無障礙交通環境。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不是單一議題，包括城鄉、年齡層區別、國情、文化、性別上的差異。

建議政府及NGO都應重視「高齡化社會的交通」之研究，不論是環境上或資訊上改善，尤其是：(一)汽機車安全議題及其對應措施；(二)電動代步車管制措施；(三)行人、無障礙環境改善；(四)可參考國外文獻，規劃、改善「高齡者的交通資訊服務」。

三、最近媒體在探討偏鄉高齡在移動上面的困難。一位老婦在台東南迴公路等車一小時準備進城就醫的畫面引起迴響。而台灣的偏鄉老化問題更嚴重，對於偏鄉交通的改善，應該有如何的思維?

媒體對於偏鄉交通的問題，近日交通部長賀陳旦也有所回應。他提出救偏鄉交通運輸的五隻箭:1.對於偏鄉公共運輸不足，除了擴大正在試辦的「整合式預約平台」；2.調整偏鄉客運補貼；3.研議特定區域開放自用車，讓偏鄉能有更多彈性；4.針對嘉義洲子村等距離公車站太遠的村落；5.研議以現有公車繞行、隨招隨停模式，提高民眾搭公車便利性。

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教授褚志鵬在基金會座談台北市交通專業人員有一百五十多位，但東部縣政府交通管理人力，僅花蓮一位、台東兩位，花東面積佔全台三分之一，但管理人力非常少，城鄉在人才資源上的確不平均。

面臨急迫人口老化的地區大多坐落偏鄉，高齡者交通事故也逐漸增加。不忍聽見車禍事端，兩位老人家加起來已超過一百八十歲，台灣高齡人口約百分之十二，但「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事故，高齡者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高齡反應比年輕人慢，傷亡率是年輕人的三倍。

如果改善偏鄉地區的交通問題，是否就能減少老年人交通事故的機率及改善就醫方便性。農村是優游自在的田野，還是一個缺乏無障礙設施、對高齡者不友善的地方？目前褚志鵬老師的團隊提出一個示範計畫「花蓮縣村里銀髮智慧大眾運輸試辦計畫」，希望維護銀髮族「行」的需求與安全保障，提供滿足生活功能的適時服務，減少低效率、低安全運輸行為，活化大眾運輸系統效益，期盼為村里社區活動增值。

這是一個怎樣的計畫呢? 它是建立自主式的大眾運輸系統，每村里銀髮人口一百至七百位，以三成的需求估計，每日每村里有三十至兩百人次的就醫或移動需求，十個村里就有三百至兩千旅次。自主式的大眾運輸系統有別於傳統，依照派遣需求以第三方(村里長、活動中心組幹事)利用派遣機制為長輩派車，同時大數據分析掌握村里銀髮族行動需求偏好。

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的新方案，花蓮縣玉里鎮預計明年元旦啟動，將由皇冠車隊的管理平台來運作，計程車隊以定班、定點、彈性預約方式取代公車。台東縣府觀光旅遊處也爭取公路總局明年度經費，將試辦延平鄉紅葉部落「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專案」。

四、目前在花東偏鄉地區仍有人持續為當地交通問題求解。對於偏鄉交通是否能對中央提供務實建言?

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教授褚志鵬在基金會座談依其在花東地區工作經驗提到，他認為偏鄉地區不僅只需要補助款，更需要的是人力或其他資源的整合、協助。綜合以上，建議應立即改善：(一)降低偏鄉地區高齡者自行開車的車禍事件。(二)補強大眾運輸系統，節省候車乘車時間，以提高高齡者行動便利。(三)跨專業整合：(1)與醫院合作,透過醫療系統協助銀髮族。(2)從公共運輸到類公共運輸，甚至到公營運輸。(四)偏鄉交通運輸是政府、業者與居民長期重視及待解決的課題。

五、除了老人出行的友善交通問題之外，在居住的部分可以針對高齡社會做如何的規畫與考量?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在基金會座談提到都市老齡人多住在公寓，沒有電梯設備，若能在社區附近找新的房地產開發產品，購買設施完備新住宅套房，將舊有房產釋放給第二代子女居住，不再強調三代同堂，而以三代同區照顧取代，也許這是政府可以鼓勵的住宅產品改善方法。在都市地區，不以家庭為焦點，而是以社區型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為著力對象。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也呼應現在很多老人住老房子，成了釘子戶，老人也需要人權，我贊成尊重財產、生命權，但如果因為釘子戸無法都更，有天遇到地震樓房倒塌，亦應警惕。

六、現在年金的問題沸沸揚揚，背後一個重點的焦慮可能是我們面對退休後的經濟問題。老年後的經濟生活應該作如何考慮?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提到，老化趨勢會越來越嚴重，美國人65歲退休，通常兩年過世，年金兩年就夠了。但現在增長八年，延遲退休兩年，多繳兩年少領兩年，前後縮減四年，都是為未來著想。人口老化是由於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牽涉社會保險的世代公平正義。老年經濟安全有三層，第一層是社會保險，就勞工而言就是勞保。第二層是職業保險或年金，也就是勞退。最後是個人儲蓄，隨著人口老化，子女減少，社會保險財務短絀，這層角色功能愈來愈重。當人口老化衝擊世代移轉機制，兩個常用的解決方案是；延遲退休、少領年金，與提升基金運用效率。

就延退而言，人口高齡化，因健康增進，不但減輕社會保險負擔，也有助身心健康。但延退需前瞻性的規劃。延退等於剝奪年輕人工作機會，高失業率時代，必須審慎。除重視健康外，保持人力資本的生產力亦是必須。基金管理責任與績效，更必須恪守善良管理人職能。除退休制度外，全民健保因人口老化的財務改革，促進健康及保大(病)、保小(病)都必須重新檢視。保財務安全，還是保健康，還是能兩者兼顧？我認為不是台灣人喜歡看病，而是全民健保制度有問題，現在制度只能單點沒有套餐，看病需一科科掛號，只為符合全民健保給付。

建議比照國外做法，讓每個人有自己的「Unified budget」（統一預算、綜合帳戶），算成稅的一部分，包括個人房產、健保、年金等都在「一包」裡，把老年人相關的個人資金、資料都一起記錄，更重要是讓高齡社會的政策效率提高，在適當的時機、注入妥適資源。

七、高齡社會需要整體社會共同協力面對，對此，台灣可以如何利用自身原有優勢來提高高齡社會的韌性?

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提到韌性社會或韌性社區的建立和普及，在台灣已有相當經驗，但用在老化上則是大挑戰，因為過去建立韌性的目標主要都不在老化問題上，例如921震災和八八水災之後的重建工作，可以看到專業團隊、志工團體和社區總體營造團隊及社區，都做出良好的協力、互動、與整合，讓創傷後壓力異常(PTSD)的發生率降低復原率迅速提高，人性的安頓獲得比較好的照顧，社區復原及重建效能也變快變好，韌性的成就非凡。這些都是從921開始的，以前更早發生賀伯颱風(不比八七水災小)時，因為社會還未發展到那個地步，當時還看不到整齊的專業與志工團體。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韌性之後就開始蓬勃發展，但建構社區與社會韌性時，不能忘記老人，老人不只是被服務者或是一位單純的使用者，更因身處其中、身為當事人，比較知道如何達成需求，如捷運系統應如何標示，才能真正讓老人還未疲累迷失之前，引導老人找到可順利出口的扶梯或電梯，就是一例。老年人應可當共同參與者提供切身的意見，有助於整體水準之提升，而在參與的同時也有延緩失能的效果，這種老年政策的規劃與發展，一定能因此走出獨樹一格，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台灣模式。

台灣老年人口突破14% ，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內政部說，全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今年3月底達到14.05％，也就是說，7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

青壯大軍退休潮來臨，長者需求急遽增加、生產力減退、消費力消退，鼓勵生育黃金時間只剩5-10年。人口成長趨緩，目前是生產人口最豐沛時代，但已感受缺工壓力，高齡人口以倍數成長，從扶老比(15-64歲/65歲以上)來看，目前10個年輕人扶養1位老年人，到2060年則變成1.3個年輕人扶養1個老年人。2016年台灣15-64歲人口比例達到最高值，往後就會逐漸下降，未來人口老化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雖然全世界都有此趨勢，但台灣生產力下降、高齡化速度比其他國家更快。

根據前國民健康署長邱淑媞於基金會座談的發表，面對這個議題，首先想到的是高齡人會失能、生病，需要經費協助，會增加社會負擔，另一方面則擔心生產力下降，消費力也會疲軟，但從正向思考，如果長輩健康，也可以成為睿智、有經驗的生產力，同時在醫療消費負擔會減少，這就是「銀色生產力」、「銀色消費力」。政府部門在給養老金、醫療費用、長照費用的同時，如何誘使大家改變想法，不再僅是「生病不用愁，失能不用籌」，而是利用經費，幫助對象維持健康狀態，而政府採購與投資方向也要思考。

二、高齡老化最令人擔心的是失能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改變想法，作好準備面對高齡失能的危機?

根據研究，一個不健康的人所活的時間雖然短，但其花費的經費與社會成本是最高的。民間調查也顯示，百歲人瑞跟65歲的一般人相比，也是看病較少吃藥較少，因此健康與社會轉化是做得到的，這就是所謂「失能壓縮」的想法。

什麼問題會造成失能與死亡?健康年數損失是國際通用指標，目前造成健康年數損失最重要問題的是非傳染性的慢性病，包含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失智、事故傷害以及失明、失聰等感官問題，雖不會造成死亡但會導致失能並折損年數。全民健保不能保證國民健康，應注重慢性病的控制。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老化，利用維持或增強老化後的功用能力(functional ability)來達到健康老化。功用能力是內在效能(身心健康狀況)與環境特性兩者交互作用所決定。也就是說即便我們老化並有部分失能，但若環境友善，應用輔具幫助，還是能維持好的功用能力，就是健康老化，如此就能強化社會、經濟韌性。相關的變因我們都清楚，肥胖、菸酒、運動習慣、老人疫苗、事故傷害預防等，若能於前期準備好，功用能力的提升將會事半功倍。

三、一般而言，面對老化的問題，我們心中浮現的問題便是長照，但現在這樣的觀念必須先被改變，高齡社會除了長照以外，更廣闊的一塊是為老化做準備，這牽涉到健康的問題，那應該如何發展健康作為核心價值以向永續發展的體質邁進呢?

2015年9月聯合國通過15年永續發展的17大目標，當中首次把非傳染病、事故傷害與心理健康促進都納入改善目標，包含糧食安全、公眾環境、創新經濟(韌性經濟)、等都是龐大的商機，而當中的生產與消費行為都應縮減社會不公的差距以及符合生態永續、促進人類健康等目標。

發展以健康為核心價值的IOT互聯網並誘因設計，例如由保險業設立健康促進互聯網，以被保險人健康、不失能為獲利來源的產業誘因，被保險人可以自由加入，提供並持續豐富醫療、長照、社福、保健各種資訊，也能結合跨業聯盟(先經過濾)，建立社員消費平台，並亦鼓勵社員評分，對於健康採購與健康使用，給予計分、競賽、分級、回饋，依會員需求與評價，增加或減少合作供應商，由業務員與醫療或長照團隊共同合作，提供會員持續性由機構到社區無間斷的支持。

我們需邁向整合式體系，促使老年人在對的地方老化，強化工作人力的能力發展，並支持照護提供者，透過個案管理與廣泛的合作，促進整合式照護，確保永續與公平的財務機制，在政治面與社會面，改變關於長期照護的心態，才能因應這股擋不住的趨勢。

四、目前人口年齡急速增長，對於此，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調整?

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醫師在基金會座談建議，我們正經歷歷史上的集體長壽，人類在近兩百年來平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80歲，這個歷史現象在人類世界中從來沒發生過，很難從過往經驗中找因應辦法。台灣於1945平均年齡為50歲，如今已從50歲增加到80歲，人口集體長壽的速度高出全球。

歷史上能調整國家人口結構的方法大概只有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台灣在上述兩方法上並沒有什麼成績，且看起來很困難，因為出生率不斷探底。其他國家的應對策略，德國祭出高額津貼，勉強可維持出生率；瑞典是改變整個國家體制；法國、澳洲或北歐國家生育率甚至有提高趨勢，這是福利國家的作為，也是整體改善國家人口結構的作為。移民方面，澳洲是對移民最友善的國家，2014年年度移民人口達總人口數3%，台灣在同年度約為5000人(0.02%)，並多是婚姻移民，95%都是女性。在人口結構難以修正的情況之下，許多已開發國家開始探討扶老比定義，現今是將65歲以上人口視為需要照顧的分子，但許多國家由於國民的健康狀況提升，建議應上調此一標準至70或75歲較為洽當。

五、從上述可知，隨著高齡社會來臨，整個社會關係與規範又應該如何調整?

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醫師在基金會座談建議，體系若要活化，很多法皆要修改。《全民健保法》目前支付以門診跟住院為主，法規沒納入高齡社會的獨特需求。長照部分則一直無法跟醫療體系、預防保健體系結合。長照固然需保障弱勢，但要明訂範圍，以避免產業難以導入的現象。讓具有各種不同需求的民眾有明確方式去取得服務，可能是政府支付的長照服務，也可能是產業界發展的服務，也讓產業能進一步發展、深耕，產業與社會才能共同發展，多軌邁進。

歷史上從未明確定義「老年人」，僅有俾斯麥為了訂定退休年齡而定下65歲這個標準，之後也沿用成為老年人的定義，然而，德意志帝國當時平均壽命僅為47歲，現在平均餘命近80歲的時代，我們對老年人的定義卻仍停留在65歲。超高齡社會結構勢不可擋，傳統思維與策略難以因應，翻轉法定老人形象與健康，創造社會經濟發展新契機為當前重要課題。

陳亮恭醫師也建議高齡社會應設立以「失能預防」為目標的體制，針對(一)身體功能、(二)心智功能與(三)感官功能三方面切入，使台灣社會將失能極小化。這過程中必須建構完善個案管理，否則未來照顧體系將更複雜、更片斷化。

他就其醫學領域的觀察到，醫學教育一直以來針對疾病進行教育，40歲、50歲、80歲的高血壓都叫高血壓，但隨年齡不同，身體狀況也有所不同，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但醫學教育甚少教導不同處理邏輯；每種個別疾病都教得很仔細，但當一個人有五種病時，也未教導如何同時處理，最後造成多重就診與多重用藥的負面結果。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在基金會座談也提到面對養老、護老需求，社會需要新的社會組織及新的社會關係，才足以藉由它們發展出新的服務、空間類型、活動模式等。而根源是扎根於社區的人與組織，因此有兩個方向可行，一是已有社區營造經驗的社區，鼓勵其向社區養老這塊擴展行動；另一則是支持新設非營利組織(NPO)，如合作社、社會企業等，以「健康城市」為機制，串起地方政府各部門。交通面來看，無人車、結合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科技產業)的公共運輸、Uber(鄉下更需要)、網路宅配購物等，都將更有利於老年人的交通需求。

六、在高齡社會下，我們要如何重新面對「老化」這件事呢?

元智大學老人福祉中心顧問伊佳奇在基金會座談提到，在一九四九年至六○年前經濟困窘的情況之下，大家對於「老」往往欠缺學習。過去嬰兒潮一代以及他們的父母沒有選擇，必須面對經濟壓力、小孩子的成長，所以犧牲掉學習其他技能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壯年要怎麼學習照顧年邁的父母？

我們的人生目標在剛開始由別人幫我們設定，一旦到了退休，我們如何為自己規劃人生成為新問題。過去常忽略，臨老察覺為時已晚。台灣老人常有幾種圖像：在安養院裡的團體式活動、在家裡或安養機構被約束四肢、被外傭推著在社區公園裡孤單曬太陽。如果我們文化對老是這樣的態度，將來是很悲哀的。如果僅由政府一味告訴民眾要提供平價、優質、普及的照顧體系，家庭則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的話，政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但政府是否有這麼大的財政可以支出呢？

小孩代表希望，老人代表退化和凋零；小孩是可支配的，老人只好任其發展。我們有台大兒童醫院、長庚兒童醫院，但全台灣沒有一家老人醫院。

對於健康老化、成功老化，重要的是隨時隨地。但問題是，當我們文化裡面欠缺如此因素的時候，要如何開始？我鼓勵老年人應該做自己的生存工程師。

很多老人退休後因缺乏目標感到茫然憂鬱，我們應鼓勵他們設立人生目標，並學會利用老人扶持科技和環境來彌補身體上的不足，減輕子女負擔與他人困擾，自己健康與人生自己負責。如果老年人有此意識，社會的負擔將會降低很多。

這個問題可從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來探討:

根據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近年於清華大學作的演說，近兩年來全世界反全球化社會運動可謂風起雲湧。這裡面當然夾雜著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有宗教問題、認同問題等，不過根本上還是全球化的成果與風險分配極端不均的問題，所以就出現了逆全球化這樣一種社會反撲行為，在工業先進的西方國家這種反撲尤其劇烈。

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傳統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川普會不會肢解戰後美國一手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川普的理念可以說十分樸素，在他看來美國過去制定了規則，結果美國人並沒有從這些規則中獲利，至少美國基層人民存在著諸多不滿，所以他要全面檢討，不管以前美國做出過什麼承諾、相信什麼樣的價值理念，現在都要重新予以考慮，一切都要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這種理念的主導下，美國可以拋棄過去所謂的領導責任、政治信用，所有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外交政治框架都可以推倒重來，一切都要以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至上，因此也要把自己手中的談判籌碼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確保給的更少、拿的更多。這就是川普上臺後留給全世界的深刻印象。

從全球勞動分工與經濟的角度來看，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者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認為逆全球化出現的原因在於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均勢被打破。這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一方面，過去全球化累計的國際分工使得勞動密集的低技術就業機會全面向發展中國家集中，使得部分發達國家的下層勞工面臨失業威脅；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逐步進入高新技術和創新型產業，使得國際分工高端鏈條不再集中於發達國家。這就使得過去全球化的倡導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在新的利益分配下轉而成為當前「逆全球化」趨勢的主力軍的原因。

七、 關於貿易戰甚至是中美兩大國的角力在政經界也引發討論，在整個局勢下，世界是否會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概念?

“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概念是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伊提出的。奈伊最近拋出了一個話題：在21世紀國際關係、國際體系中，中美兩國最後是否會像當年斯巴達和雅典一樣，有一個戰略的攤牌？也就是說，中美關係是否會像當年的希臘悲劇中描述的一樣，掉入“修斯底德陷阱”？一個處於防衛霸權階段的國家，看到另一個興起中霸權國家的實力正在慢慢接近自己，最終就有可能提前出手，以免自己被對方取而代之。過去有很多國際關係學者都在辯論，中國和美國之間是否終究難免一戰。不過奈伊認為這個命題可能是一個假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

奈伊認為今天我們真正要問的是另一個問題，即“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說，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提供者的角色的時候，中國是否有能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財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這一分析是以馬歇爾計劃的思想構建者之一的金德爾伯格一部著作——《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為背景的，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金德爾伯格的成名作。書中認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經濟體系難以長期穩定運行。而要想使國際經濟體系穩定運行，就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以便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財。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將難以避免，並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對於奈伊的說法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反駁:

今年1月，中國大陸人民日報針對奈伊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提出討論，復旦大學教授陳志敏便挑戰奈伊的觀點，“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個命題，認為西方學者的世界觀中仍然存在種種思維誤區。“金德爾伯格陷阱”論與“霸權穩定”論一脈相承，都認為世界秩序的維持需要某個國家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但在今日權力更加分散的國際體系中，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為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反倒美國更應反省並承擔其國際責任。中國大陸相關學者也認為中國已在促進世界和平的發展進行努力。

也有學者提出論駁認為，堪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公共品——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就其戰略理念和運轉模式來說，本身就是許多國家決策者和學者所詬病的對象。一方面，它們沒有給所有國家和所有人帶來所承諾的利益，如幫助窮人擺脫貧困，促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另一方面，這些機構實施的公共品供給，本質上是使用各國納稅人的錢，由部長和央行行長在少數發達國家甚至單一霸主國家的主導下進行決策，輸出的是未必適用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和政策。

但中國要避免陷阱也是有挑戰，國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便表示，中國要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深度融合。如果能夠社會融入，並且讓其他國家確信，那麼中國會比較容易擔負全球化領頭羊的責任，不僅自己可以，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果不能，那麼中國的外部崛起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甚至會和西方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態。

八、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的出現有其背景與脈絡，我們要如何認識當前的局勢，而中美兩大強國角力是否會真如奈伊教授高度擔憂的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呢?

從1945年到1980年，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及其盟國推行自由國際秩序，雖然沒有覆蓋全世界，但依然成為了世界秩序的主體。當時很多西方國家都有一套機制與這一國際秩序相搭配，因為這些國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慘痛教訓，認識到了保護主義，不相互放開市場的危害。同時，這些國家也知道放任資本在國際上自由流動會帶來系統性風險，而且不是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能在市場自由競爭中得到生存機會，所以國際上形成了一種共識——以國內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護需求之間的矛盾。否則，維護開放經濟體系的合法性、正當性的社會基礎就會動搖。

當時的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成為了主流，各國普遍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勞動條件管理、市場秩序管理、金融防火牆。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鑲嵌自由主義已經儘量削除了可能產生危害的東西，同時又大力保護應該保護的群體，使國際經濟秩序既能激發市場活力，但又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均，以維持社會內部的凝聚力。這些國家對於自由貿易原則也不是毫無保留地貫徹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門，例如農業，並對這些部門予以特殊的保護，對於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允許短期的進口限制和產業救濟等措施，以便讓社會適應這一開放遊戲規則。

當時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國家都採取有限度資本管制，90年代開才始解除這些限制。之所以會解除限制，就是因為美國出現了產業空洞化趨勢，所以要靠服務業來賺錢，華爾街作為美國政治遊說中最有勢力的團體，它自認為它的金融服務業是最先進的，把所有國家資本市場與保險市場打開，它就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機。另外一點，也是因為歷史教訓已經過於遙遠，美國被蛇咬是幾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遺忘，華爾街也相信自己的避險數學模型已經十分精緻成熟，可以遊說監管機構放心拆掉防火牆，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轉嫁與分散風險，因而才毫無顧忌地以高杠杆從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時此刻我們卻看到了很多不協調現象，舊秩序的根基在眾多衝突中已經開始動搖，國際體系已經進入了秩序重組時期。

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認為，人類正在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階段，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晰。2004年他便提出過這一觀點，不過當時沒有人肯相信，而現在相信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因為這種趨勢已經十分明顯。第二個過渡是，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逐漸轉軌到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雖然一帶一路方案在推行上仍遇到困難，如馬來西亞便在8月21結束中國訪問之行時宣布終止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工程計畫。舊秩序不是一夕之間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馬上就能確立，新舊秩序還會並存很長時間，各國的角力還會形成一個很長的過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難免的，而我們正處於這樣的時刻。

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也不同意奈伊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高度擔憂，他認為奈伊高估了美國對當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構的領導作用，其實美國的作用是正負兼有的，美國霸權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穩定的基礎，也是世界不穩定的根源。奈伊出於愛國情操避而不談美國的負面作用，只是選擇性地談美國的正面積極作用，這樣必然會高估美國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歐國家的建設性角色，以德國為首的歐盟有時也會牽制美國，部分性地填補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現在對於世界上的科技巨獸，尚且沒有人可以解除它們的壟斷權力，美國對它們持一種放任的態度，甚至還在維護這種放任的原則。但是歐盟有時候卻介入其中，給這些科技巨獸制定一些新的遊戲規則，雖然孤掌難鳴，但是畢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奈伊還有一個最大的盲點，他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化的能力和意願。

九、 在提到國際秩序時，除了中美兩強國的角力之外，在此次貿易戰，以往擔任國際貿易協商的組織WTO的角色與聲音似乎被淡化了，甚至有許多聲音認為WTO的功能不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中國大陸在貿易戰興起時，第一時間是訴諸WTO，希望透過WTO協商機制解決。但WTO協商機制目前是否有效運作?

多名觀察人士認為，中美貿易戰規模龐大、涉及產品眾多，世貿根本難以解決中美貿易爭端。中國訴諸WTO一舉似乎是一種國際發聲的展現。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接受BBC採訪時表示，中國是透過世貿擺姿態，面對美方的舉動，中國要找渠道在國際間發聲。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國際關係副教授阿布哈博 （M. Rodwan Abouharb）也認為中美兩國把貿易議題放在世貿，是要面對國內的聲音，要告訴國民正在為他們著想，爭取最大的利益，特別是美國即將面對中期選舉，特朗普政府把焦點放在鋼鋁，也是有選票上的考慮。

根據WTO的程序，有國家作出起訴後，首先會是30至60日的要求諮詢階段，投訴方可以要求設立委員會，委員會召開聆訊、搜集證據並就爭端作裁決，由搜證到有結果，過程大約需時180日。這個委員會的決定只有在所有成員國同意，才可以推翻，否則將自動生效。世貿目前有160多個成員國，大多數情況下，國家會遵循世貿的裁決，但更多時因為程序需時，許多爭議自行解決。

事實上，美國對世貿愈來愈不滿，甚至一度傳出美國計劃退出世貿的消息。美國駐世貿大使習達難（Dennis Shea）早前在世貿會議表示，世貿難以處理中國「不平等」貿易政策的重大問題，指中國對經貿投資實行「重商主義」，嚴重傷害貿易伙伴。他舉例，中國政府向華企提供扭曲市場的巨額資助，外國企業要在中國國內面對很大的困難。

英國學者阿布哈博指出，美國一方面透過不任命法官來阻止它順利運作，一方面向世貿起訴其他國家，有意搞亂世貿，也顯示美國在世貿上有很大權力。

他引述研究稱，由於世貿仲裁費時，需要大量法律知識，一般而言很少有小國能夠從中獲利，美國是積極使用世貿平台的大國，一直以來在制度中獲利，並非如美國所言，對美國不公平。

WTO應該如何改善?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中國出席中歐峰會時，敦促世貿組織改革，就強制技術轉移和產業補貼問題提出新規範。這番言論被解讀成針對中國。

北大學者梁雲祥認為，美國的不滿是因為世貿視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優惠待遇，例如關稅問題上，中國可以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向外國進口產品徵收更高關稅，但自己出口則享有較低關稅。

港大法律學者弗萊認為，世貿需要提高其效率和認受性，包括要重新審視「國家安全」是否提高關稅的理由，並且在仲裁平台上加入金額補償，以免敗訴國過於強大，拒絶遵循世貿裁決。

世貿總幹事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曾表示，認同世貿有需要改革，更有效去解決當前的貿易挑戰，並按美國要求展開斡旋。

十、全球化帶來的成本與問題，從理想的經濟政策運作上而言，應該如何被降低?

針對這個問題，劉遵義教授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課徵進出口稅

輸家必須受到補償，建議由贏家付稅，針對所有出口貨品，加徵0.5%或者是1%的稅；對所有進口貨品也是一樣。總之進、出口都課同樣的稅。出口商當然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口商也是進口利潤受益者，所以要他們付一點稅，其實很公道，進口商也可以把稅轉嫁到進口貨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身上。這些稅收就拿來補償那些因為國際貿易喪失就業機會或薪資降低的人。假如是年輕人，就重新培訓他們，增進及加強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再就業；而55歲之上的中老年人，反正到65歲就要退休了，因為他們年紀大，重新培訓不一定有效，也只能再工作幾年，建議讓他們拿長俸。要這樣做才能把輸家變成不輸，可能讓他們贏一點，不然全球化可能走不下去了。進出口同時都課同樣的稅，可以避免造成價格的扭曲。

第二：課徵托賓稅

減少短期資本流進流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教授提出的托賓稅(Tobin tax)。他在1972年提出建議，針對跨境資本流動課稅。例如國外資本匯進台灣，課1%的稅，匯出也要課1%。如果是長期投資，例如要來台灣投資五年，一進一出總共課2%，經五年分攤後每年成本只有0.4%，可以承受。反之，打算短期進來炒台幣匯率升值，一個月就走，年利率就變成是24%，如此投機者就不會選擇來台短線炒作。所以徵收托賓稅可以區別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長期資本的流入是長期的而且相對穩定，而投資者亦希望這個經濟體可以繼續增長發展，這對被投資國是有利的。短期資本流入基本上是投機，匯率炒高一點便離場，或是賣空被投資國的匯率，賺了錢就走，會影響該經濟體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會對其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其實利用外國短期資本的風險是很大的，東亞國家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吃過很大的虧。所以我們應當鼓勵長期資本流入（或流出），不鼓勵也不歡迎短期資本流動。

第三：強化社會安全網

在全球化下，和進口產品與服務競爭的產業可能會萎縮，甚至要裁員；其次，經濟和國際連動愈密切，一旦國際經濟波動，便會受影響，例如美國不景氣，台灣對美國出口便馬上降低，要協助這些週期性失業的人，就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更需注意，在今日這轉變迅速的社會，不可能一個人21、2歲找到工作便終身做到65歲不變，每個人都需要終身學習與再訓練，社會有提供這些機會的責任。

第四：投資無形資本

無形資本是指人力資本與研發（R&D）資本，它們是創新最主要的元素，而創新則是驅動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已發達的經濟體。在R&D投入跟GDP的比例，相對其它國家，台灣的研發投資算是高的。全球化競爭激烈，不持續創新就會落後，落後之後就不太容易再趕上。例如台積電一直很重視研發，是台灣研發金額投入最高的企業，所以它能穩坐世界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根據資料顯示，不同國家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權，美國是第一、日本是第二，台灣、韓國都相當高，中國大陸也在趕上。如果把投入研發的資本，跟獲得專利權的數位來參照，可以發現研發投入越多，獲得的專利權也就越多。

根據中研院士劉遵義教授於基金會的演講中提到，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和跨國、跨境的直接投資、證券與各種金融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跨國、跨境資本的流動、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員與遊客的往來及資訊的流通，都可算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份。經濟全球化不是一個新現象，早在西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時就有張騫遠通西域，開拓了絲綢之路。歐美各國的全球化活動，開始得比較晚。西班牙人自十五世紀後陸續征服了拉丁美洲和菲律賓；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抵達印度、中國、台灣與日本等地；十七世紀，荷蘭和英國則分別有東印度公司作為他們全球化（及殖民）的工具；十九世紀，美國軍艦進入日本長崎港，強逼日本開放；二十世紀初，也有美國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s)從事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全球化不是新現象，只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速度比以前大幅度的增加。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士‧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認為全球化已經伸展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全球化現在遭到很多人質疑，也就是說全球化面臨困境。總體來說，每個參與全球化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會得到好處，只是有些國家受益較多，而有些國家受益較少。

全球化在每一個國家內部，也會造成贏家和輸家。贏家就是出口商、進口商和進口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輸家就是被進口商品或服務替代的產業和雇員。由於在很多國家之中，輸家並沒有被照顧到，這些輸家就會對全球化產生質疑，認為全球化對自己不但沒有甚麼好處，反而有壞處，英國脫歐就是在這種思維之下的反應，又如川普選上美國總統也是受這些人的支持。本次法國大選落選的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女士，也有很多的支持者，基本上可以說是由一群全球化之下輸家所擁戴的。

二、 經濟全球化會帶給一國經濟甚麼樣的好處?而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否也得益於全球化經濟?

根據中研院士劉遵義教授於基金會的演講中提到，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的實際GDP與全球貿易皆增長快速，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佔全球GDP的比例(1960-2015),持續上升，尤其是在1999-2007年八年間，全球實際GDP增長3.3%，而全球貿易增長是5.5%，可以說這段期間內的全球GDP增長是由國際貿易增長所帶動的。回想在東亞日本的崛起，香港、台灣、新加坡與南韓亞洲四小龍的跟上，後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興起，都是出口帶動的，才得以從低收入國家達到今天的水平，其實都是拜經濟全球化之賜。

70年代左右貿易的增長是亢進的，GDP增長也非常高速。但自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貿易和全球GDP的增長速度呈現停滯。2008年至2015年，全球GDP和全球貿易每年平均增長率已分別跌至2.2%和2.5%，貿易不再是推動經濟的原動力。

在全球化的浮沉中，國別貿易與境內生產總值（GDP）比例的變化，在大經濟體和小經濟體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對於國際貿易的倚賴性不一樣。讓我們就中國跟美國這世界最大的兩個貿易國來做比較，這兩個國家的總貿易量過去一直都在上升，其中中國大陸的貿易增長率遠遠超過美國，但兩年前雙雙開始下降。但中國跟美國都是很大的經濟體，經濟成長主要以內需為主導，出口不是非常重要。對於台灣、香港這種小型經濟體就不一樣了，出口非常重要，出口佔GDP的比例有時會大於百分之一百，出口對經濟成長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根據前財政部長邱正雄先生於基金會講座的分析，從台灣每人平均GDP成長率來看，製造業的人均GDP成長率最高，顯示製造業是帶動台灣人均GDP向上的主要動力，而帶動製造業GDP上升的主要動力是靠出口。台灣製造業能有高的成長率，就是台灣參與經濟全球化所得的益處。而台灣的電子類股指數跟台股指數是有密切的正向連動關係，同時這二者也與台灣實質GDP的成長有正相關，可以說台灣經濟主要是受到電子類股的影響。而電子類股的成長主要靠全球化。1985年到1999年台灣經濟成長主要由內需帶動，而2000年以後，台灣經濟主要都是靠出口及進口。這跟全球化帶來的貿易效益息息相關。

三、 國際貿易在全球化下為何快速增長?

對於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劉遵義教授總結五點:

第一，早期的國際貿易存在許多貿易壁壘，如各種關稅和非關稅的障礙，世貿組織WTO成立之後，各會員國彼此對外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貿易壁壘都逐漸降低、障礙減少。此外，許多的自由貿易區和經濟共同體紛紛成立，都有助於國際貿易增長。

第二，近幾十年間，全球經濟有很多新參與者，比如中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開始參與，像俄羅斯是1990年以後正式跨入今天的世界經濟，還有包括東歐國家、前蘇聯國家等加入，促進貿易活潑成長。

第三，是生產方式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我稱它為生產方式的非垂直化(de-verticalization)。一個生產垂直化的企業意味着所有的零配件和所有的工序，都由企業自家生產作業。近幾十年來製造業最大的改變就是非垂直化，生產分工越來越細，很多產品採取跨國或跨境分工，部分企業只做供應鏈的一部份，以蘋果手機為例，晶片可能是台灣台積電生產的，但是記憶體可能由韓國生產，鏡面可能在日本生產，最後則在中國組裝，所以生產供應鏈非常國際化。在生產非垂直化下，一個產品的各項零組件和半製成品可能來自很多國家，這些跨國分工都需要運輸與物流業支撐，大幅度增加國際貿易的總量。

第四，是採用共同貨幣。2000年歐元誕生後，在歐元區裡採用共同貨幣，只需在一個最大經濟效益的地方生產，就可以供應整個區域。以前歐洲共同體會員國之間，雖然沒有關稅，但是關稅只是貿易障礙的一部份，另外一部份就是相對匯率。舉例來說，採取共同貨幣之前，產品應該由德國生產，運到法國，抑或由法國生產，運到德國，就要考慮到德國馬克跟法國法郎的相對匯率問題。有了共同單一貨幣之後，例如在西班牙生產就可供應全歐元區，不必再考慮匯率因素。未來如果歐元崩潰，後果將難以想像，所以應當不會發生。

最後，因為交通與通訊成本的大量降低，服務業也開始全球化。很多後勤、後台辦公室就都隨著全球化搬遷到很便宜的地方，例如在美國打電話去查號，接聽電話的客服不是在印度，就是在菲律賓，因為通訊成本大幅降低，如果後勤辦公室設在這些低工資的國家，成本將比在美國低廉很多。

在全球化下，能夠遷走的就業機會就會被遷走，但旅遊業是遷不走的，觀光資產會是屬於當地的。此外，大學也是遷不走的。

四、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達也加速全球化的速度，傳播的速度也加速跨境管理的效能，我們如何理解在高科技之下，經濟全球化的變動?

全球化擴大了市場，令资本回報率提高，特別是無形資本的回報率。例如專利權，創造專利權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假如市場能夠再擴大，所得的便都是淨利。這就可以理解為甚麼中國大陸對蘋果這樣重要，因為蘋果i-phone只要靠美國市場就夠回本，再開發一個中國市場就是淨賺的了。

國際貿易增長的同時，跨境的直接投資也在增加，因為很多國家開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撤除各種投資與貿易障礙，同時祭出種種優惠措施，例如五年免稅等等，所以增長很快。在1970-2007年（金融危機開始之前），平均每年增長率是14%，非常高，但在2007年金融危機之後，便是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所以全球化的困境就是全球貿易量在下降，跨境投資量也在下降。

近十年來，跨境資本的流動大大增加，尤其是短期資本（所謂熱錢），大量增加。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行量化寬鬆，日本、歐洲中央銀行等也跟著實行，全球貨幣流動性多得不得了，但利率非常低，資本都往回報率稍微高一點的地方流進流出，也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只是短期資本，而不是長期資本。外國資本流入一般是短期的，如果當地企業利用這些資本做稍為長期的投資，就會有兩個不對稱，一個是期限不對稱，投資要長期，但資本是短期的，一旦外國資本要撤資就會有麻煩；第二個就是貨幣不對稱，欠的錢是用外幣來計算的，假如匯率變了之後，尤其是本國貨幣貶值之後，恐怕也不一定能還得出，所以短期資本流入其實是弊多於利的。

五、 全球化會產生贏家與輸家，全球化會付出甚麼成本?是否中美貿易戰的爭端源自於此?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全球化一定會有贏家。首先，自願跨境貿易一定是雙贏的。此外，在全球化之下，資本的配置會更有效率，規模報酬更容易達到，而無形資本的回報率因市場擴大，也會升高，主要是因為發明創新的成本是固定的，市場愈大，回報率就會愈高。同時，全球化可促進技術與知識的傳播，並透過旅遊或留學，增進人民跟人民之間的來往交流。有些全球問題也需要各國一起來商議處理，比如氣候變化的問題，是單一國家無法解決的，一定要聯合起來，這也是全球化的好處。

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在兩個貿易夥伴之間，究竟誰得的好處比較多？這是很難界定的。所以當川普說美國吃虧了，並不是說美國沒有得到好處，他知道全球化對美國有好處，他的意思是，美國是有好處，可是大量的好處都是讓中國大陸、日本或德國佔去了，他覺得美國拿到的好處不夠多。

雖然全球化對整個經濟體來說是好事，但在經濟體的內部，時常會出現問題，因為全球化會創造贏家和輸家。參與國際貿易的贏家一是出口商，在出口商品上創造利潤和就業機會。其次的贏家便是進口商與進口商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包括其它使用進口零配件的生產者），因商品可能比較便宜，品質比較好，選擇更多元。可是誰是輸家呢？輸家就是被進口商品替代的國內產品的製造商與它們的雇員，有些人會失業，有些企業可能失去競爭力而被迫關門。

為什麼每一個國家內部都有些人傾向於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就是因為這個政府沒有好好地補償和照顧這些輸家，未能讓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民分享。這個問題，過去各國政府都沒有好好處理，現在已無法避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而針對上演中的美中貿易戰問題，劉遵義教授近期於《南華早報》發表的文章《美中貿易戰的背後是兩國力量競爭與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高漲》指出，中美貿易戰其實跟貿易無關，而是兩大動態事件對中美關係同時發作的結果。第一個事件與中美角逐世界經濟和技術統治地位有關。第二個與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在全球特別是在美國抬頭有關。最後會怎樣呢？可能除了美國之外，中國與世界所有國家會繼續維護當前在世界貿易組織下的這套多邊貿易制度。歸根結底，所有國家都得到好處並將繼續從中受益。然而，中美關係今後必須小心駕馭。

行政院長林全今（8）日將向蔡英文總統報告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教育支出首度超越社福。不過，文化部爭取文化預算占總歲出1％，國防部擬請增加預算，交通部盤點新增公共建設53億元，以及是否加大公建點火力道刺激內需，留待小英總統最後裁決。

林揆今天將率領國發會、財政部、國防部、主計總處等部會首長，向小英報告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籌編情形；其中歲出額度1兆9,980億元，微幅成長1.1％，歲入規模為1兆8,444億元，較105年度約增1.2％。明年歲出入差短1,536億元，加上債務還本，舉債2,276億元比105年度減少0.1個百分點，占歲出11.4％（上限15％），嚴守財政紀律。

不過，為軋平歲出歲入預算，明年仍編列四檔公股事業釋股預算，包括中鋼、中華電、兆豐及合庫，釋股額度與105年法定數相當為288億元。官員說，近幾年編列釋股預算與立法院有默契，若稅收有超徵，原則上不執行釋股預算。歲入面，稅課收入編列1兆4,000多億元，較105年法定數成長1％。

公共建設方面，國發會上周一通過審定數，公務預算1,812億元，和治水特別預算匡列二者合計1,969億元，占歲出比重9.9％，創近5年新高，連同基金預算有3,169億元，內容多鎖定五大創新產業，包括新竹生醫園區設生技大樓與生醫醫院，為發展新材料設全國循環專區園區，中研院南分院與工研院綠能所進駐台南沙崙綠能園區等。

相關官員說，主計總處在大架構不變前提下，有控留額度供府院高層視施政需要擴增籌碼，例如總統手中對國防預算有加碼空間，就看今天小英聽完簡報，要在哪些政務別加碼，但加追數約百億元空間不大，僅屬微調。

不僅國防、公建項目有檢討空間，文化部鄭麗君也十分積極爭取文化預算，希望匡列額度占歲出比重1％約199億元，對此，林揆仍斟酌中。106年度教育預算成長高達6.7％，在各政事別中逆勢上揚，主因去年底立院通過《教育經費編列管理法》，教育經費下限從占歲入前3年度決算22.5％調升至23％。上周林揆檢討新增180億教育支出額度如何用在刀口上。

不過各國因有不同歷史背景，社會不平等發展脈絡不大一樣。以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來說，社會分配不平均很重要來由來自CEO薪水很高，公司肥貓多；歐洲、日本等老國家則是因貴族階級勢力影響大。

至於台灣，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來台時，當時的日本大企業就全都變成國營事業，例如台糖等，變成是政府最有錢，因此沒有貴族留下來的影響等問題。另外，台灣CEO的薪水也不算太高，分配不正義脈絡和其他國家不同。

台灣分配問題 看動態不平等

我認為，現今台灣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最適宜用「動態不平等」分析。在學理上，「不公平」向來有多種意義，比起著重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靜態不平等」，我一直更關注「動態不平等」，舉例來說，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子女若夠努力，仍然沒機會往上攀升。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公平的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彰顯了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其中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拚勁；endowment指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

我們若拿一九七○年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近年台灣的產業政策相較，會發現當時企業家若去找孫運璿，孫運璿都會說只談政策、不談個案，因為他那時代還沒超大企業，所做都是在培育新興產業，不知未來誰大誰小。因此孫運璿的政策就是扶助第一代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政策很大差別是不知對方將會變如何，服務對象可說不特定。

贏家已出頭 政府繼續幫後代？

然而現代的台灣，第一代企業家早已傳到第二、三代，以致政府要扶助產業，對象都很明確，這就不大符合Ronald所說「公平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有些人會說現代畢竟不是威權時代，而是民粹時代，但並沒講到核心：孫運璿做政策的環境盡管與威權有關，但以前要扶助產業是不知對象是誰，現在則是winner已存在，而且還要幫他持續winning。

越有錢的人 越靠房地產賺錢

在世代財富世襲狀況下，若真要做到分配公平，就該搞清楚有錢人所得結構為何，又到底靠何賺錢。例如有資料顯示，越有錢的人，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而且很大比例是靠買賣房地產，不只是股利所得。

現行土地增值稅採分離課稅，是因為一般認為買賣房地屬偶發所得，並非常態；但在這份資料顯示，買賣房地根本是有錢人賺錢的常態性主要來源，難怪曾有電子大亨說做辛苦這麼多年，結果發現賺的錢還不如炒房地產賺錢多。

改善炒房地問題 三法同時走

要改善炒房地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方法。首先是今年開徵的房地合一稅。過去台灣土地是按政府公告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增值稅率相對高，以往房地兩稅分開時，有心人士會故意低估房屋價值，藉一稅率高、一稅率低間做手腳，例如把增值高者灌到稅率低者；兩稅合一後，就無處可逃。

政府還該調漲土地增值稅稅率。台灣過去是增值課稅多，但持有稅低，房屋稅和土地稅率都不高；國外則是房屋稅、土地稅等持有稅高，增值稅較低。然而台灣這本來較高的土地增值稅，後來已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未來有調整空間。

土地公告現值也該調高。土地公告現值過去是是三年才調一次，但地方政府因怕得罪票源，不願調整，未來政府應設計一些誘因，去反映土地實價。

稅改怎麼改 最好組成委員會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當然也該實施相關社福政策，但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這不論誰來看，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未來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若真想解決問題，可以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在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加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出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過去政府說要加稅，總會碰到阻礙，例如說要增加遺產稅，當事人就說錢不回來；說要加營利事業所得稅，當事人就說要把公司移到韓國、把帳移到開曼。正因為所有加稅計畫都有敵人，所以我認為需要委員會、需要大的目標。委員會成員除了找出解決方案組合ABC，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當委員會把資料整理出來，就到人民選擇時刻。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因為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例如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會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列方案 人民從中選擇

在政府支出方面，就拿年金來說，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這些客觀數字，用來說服全民。

我們若問全民台灣十八兆負債要不要改，大家一定說要改，但怎麼改？我認為就該由委員會以職業別等來全面評估社會公平問題，研究可能對策，同時要避免激起太高反彈。例如可以調高勞保上限，但不溯及既往，只從一定日期後開始。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一定得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完全不同。

委員會組成 須納工會與弱勢

至於委員會如何組成，我認為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說的，可以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才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保持資訊多元。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完全聽他們的，政策會扭曲。

我也要強調，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總統馬英九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會理性

要克服加稅阻礙，除了設立委員會外，還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還包括政府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我認為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使用社會運動方法激起民意氛圍，其實台灣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也該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過往的民粹表現，低估民眾理性，有時這可能只是因為過去欠缺社會運動帶領。台灣民眾其實聽得進去小改變，只是要說服他怎麼做。

有權力必遭圍 政府要有定力

長照計畫等社福政策都需要錢，吃幾碗麵，就要下幾碗麵條，不可能沒錢去做長照。然而不論走稅制或保險計畫，錢都來自人民，增加福利一定要增加支出，政府一定要能以說服人民的社會運動方式去推動稅改。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社會問題 個人須當自己問題

人民也該盡責任。個人影響政策的能力或許微小，但都該take the problems personally，將面臨的困境視為切身問題來改變。

例如年輕人面對低薪，即使在環境內會因為改變不了而吞下去，但在心態上該當成企圖要改變的事情，而且不能只在企業內投入力氣，要在大環境裡也投入。面對社會問題，每人都要抱持想改變的正面態度，問題才會改變。

金控法、證交法……政府須注意

此外，我也要指出台灣過去談分配正義沒人看到的許多面向，例如金控法、證交法、公司法、兼業限制問題等。

以銀行來說，台灣現在除了公家銀行，其他私人銀行多是家族銀行，包括吳家、辜家、蔡家、何家等，既牽涉家族、財團問題，就得要有相當規範。

像現在有人建議金管會應幫銀行打亞洲盃，但公家銀行常被認為效率不彰，若幫私人銀行又很容易被質疑到底是幫家族或國家。我認為政府應盡快解決金控法、證交法等的落差問題，否則若一旦推行政策，很容易遭人民質疑公平性。

產金分離問題過去也長期被忽略。以美國來說，他們早就確實實施產金分離，限制銀行實體經營其他事業，以免造成借錢給不同事業間流動的弊端，也易有連動性風險乃至公平性問題。例如若一家銀行、家族集團在擁有全台十分之一產業，大到不能倒，就不符合產金分離原則，也影響世代流動，都須公司法、證交法等規範。

近年以來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迄今國際經濟仍籠罩著陰霾，以外需導向的臺灣亦不例外，因遭到全球市場需求下降波及，而導致經濟成長陷入持續低迷。面對此一不利環境之下，許多學者專家最常以香港、新加坡，或是日本、南韓，甚至德國、以色列等國家的產業發展模式，以作為台灣經濟擺脫困境之典範。

但是，我們在試行以這些國家為典範檢視國內經濟環境或產業生態時，卻又同時面對若干瓶頸限制。亦即上述國家，不論香港以服務業替代製造業為經濟主軸，新加坡採取量身打造「圖利」特定產業模式；或者南韓以跨業財團為經濟主軸，日本透過內需市場培育國際品牌模式；甚至德國以完善技職體系打造堅強製造為經濟主軸，以色列培育高階中小企業創業吸引頂尖科技公司前往設置研發中心模式，在追求短視利益與政治凌駕專業的台灣，恐將不易成功。

雖先進國家典範並不完全適用台灣，但我們已走至歷史的交叉路口，面對經濟成長持續低迷，國民所得陷入停滯，過去被引以為傲的產業不斷遭到國際潮流打敗，整個國家前途呈現茫然。另一方面，隨著民主意識崛起，終於將核心聚焦這塊土地，雖我們反對污染，但卻又缺乏方向，不知經濟與環保之取得均衡，任何議題缺乏交集溝通，陷入自我作繭困境，導致年輕族群被迫離鄉背景，謀求更值得發展的工作。

很顯然地，台灣是需要一個幅員規模接近、產業結構類似的典範。在此，我們不妨借鏡位於歐陸邊緣優勢位置，形成歐洲第一大的鹿特丹港口及歐陸第四大之阿姆斯特丹機場，以服務及製造兼具、農牧高值轉型的荷蘭產業發展經驗，觀察其如何取得妥協共識、如何追求生存發展。

為何產業發展條件類似，台灣卻又不如荷蘭？探究其原因，在服務業方面，雖台灣位於亞太運輸中心有利位置，但因我們對服務業的管制過多、門檻偏高，而無法發展從運輸延伸為亞太物流、倉儲中心，進而創造高度經濟產值產業。

在製造業方面，雖僅佔其GDP二成，但以重視環保、城市永續發展的荷蘭，其成為全球排名第一屬於高度汙染的石化專區之嚴格監督管理模式，除創造接近10％就業人口外，讓許多跨國企業願意前來投資的同時，不斷投入研發，大幅提高整體產業價值；相較台灣石化產業仍為低價產品，整體水準自然不如荷蘭。此外，其電子產業也是不斷追求創新設計、技術，以開拓更有利基的藍海市場，所以已培育出飛利浦（Philips）、聯合利華（Unilever）、殼牌石油（Shell）、安科智諾貝爾化學（Akzo Nobel）等全球知名跨國企業。

至於在農牧業方面，雖荷蘭幅員狹小，但透過資本及技術密集打造花卉、酪農產品輸出，成為全球第二農業出口大國。反觀台灣，除已享譽國際的蘭花外，包括品質極優秀的水果、稻米、蔬菜等，也是非常可觀，如果有效經營，皆可成為外銷利器，沒有理由不能成為經濟支柱之一，而是缺乏前瞻思維，將其列為重點產業發展的問題。

由於台灣屬於小型成熟開放經濟體系，國內市場需求難以達到經濟規模，上述荷蘭利用位於歐陸邊緣優勢位置，發展物流、運籌、石化、電子、綠能、農業輸出聞名世界，讓經濟與環保之和平共生的經驗，在全球中難以找出更適合台灣學習的典範。因此，荷蘭可以，台灣沒有理由不行！尤其我們長期累積所建立的電子、資通、石化、機械等產業頗為具有競爭條件，加上位於亞洲大陸邊緣樞紐優勢位置，我們不能再以國土幅員狹小、內需人口不足作為藉口，其關鍵在於，我們有無決心。

面對未來美國保護主義恐將再度抬頭、中國大陸經濟可能急劇墜落、英國脫歐、國際貨幣大戰等許多黑天鵝不確定因素挑戰之下，為何我們不能借鏡荷蘭經驗？為何不能將荷蘭視成為一個「The Better Taiwan」?與其在全球浪潮下隨波逐流，不如從「機會成本」之角度切入，發揮台灣位於市場規模、成長潛力兼具的中國大陸及東協周邊之優勢條件。因此，我們希望朝野政黨能夠摒棄私心，並非以鬥倒對手為理念，而是以國家利益為目標，共同規劃國家未來更宏觀具體的藍圖，進而找出台灣經濟脫困之道。

老舊的年金制度是中華民國財政最大的黑洞，更是台灣「債留子孫」的最大禍源。政府的債務總額，中央政府約6兆元（含一年之內到期的短期債務），地方政府1兆餘元，其實都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但是關於年金給付的「潛藏負債」高達18兆元，這些所謂的未提存退休金（Unfunded Gap），將來仰賴政府稅收來填補，必須靠我們後代子孫的稅收來給付，無疑是血淋淋的世代剝奪。

來自退休金提撥不足的18兆元潛藏負債，每年還在以8千億元的速度向上攀升，但是中央政府目前每年的支出也就在2兆元左右，馬英九總統任內每年還需編列2,000億元左右的赤字來支應年度支出。每年新增退休金的潛藏負債，是年度赤字的四倍、中央政府年度預算的40％，這將會把中華民國財政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如果惡化的趨勢不加以扭轉，蔡英文必將淪為「乞丐總統」，台灣因此陷入財政破產、社會崩潰的地獄，將是全民的災難。

年金之外，長照也是一個迫在眉睫、與社會安全息息相關的挑戰。2015年是台灣的「銀色海嘯元年」，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第一年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全部跨過65歲門檻，進入退休大門。在二次大戰時期，台灣每年出生嬰兒數也就10萬人上下，1949年那年，嬰兒人數倍增到20萬人，到了民國43年次，當年新生兒更暴增到30萬人，此後持續三十年不墜。

也就是說，台灣社會正在快速被銀色海嘯退休族淹沒，這些新進的退休族，過去在職場呼風喚雨，如今面臨孤獨終老的生涯轉換，如何維持健康活力，甚至繼續對社會有正面的產出（Productive Aging），是新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政府財政如此困難的惡劣環境下，同時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照護政策，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任務。年金改革要犧牲全民的福利，老人照護又要龐大的財源來支應，台灣過去養成「福利加碼」的民主惡習，給出去的福利收不回來，新的福利政策又都得花大錢，而且稅金花在老人身上，不會創造稅收；隨著老人健康的衰敗，年紀越大、花費越高，負面效應永無止境。

我們認為，政府推動年金改革與老人長照，必須要跳開現有的思維，從「產業創造」角度來思考這兩個政策；當我們能夠以前瞻性、全面性的觀照來看這兩個政策，一個嶄新、具有希望、而且福澤全民的改革政策，就有成功的機會了。

我們在此提出「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供新政府參考。目前公務部門每年發放的月退俸，預算分散在中央部會、地方政府以及各事業單位，如果加總起來看，粗估每年發放的軍公教以及勞保的退休金，應在新台幣2,500億元以上，而且逐年上升的趨勢非常明顯，很快成為政府最大的支出項目。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首先政府應該公開說明年金制度的現況與預估，以透明、負責任、不誇大的原則，攤出來給全體國民看。如果依照現有的制度，不消十年，不要說軍公教退休基金全數破產，連政府財政都會希臘化，因此重新設計一個領得長、領得久、領得到的「永續年金」方案，才是創造所有國民最大利益的抉擇。年金改革是政治問題，政府必須先與國民建立年金改革的共識，這是蔡英文在競選期間不斷宣揚的理念；至於問題的真相、風險的推估，都有待政府正式上任之後，秉著誠實的態度與全民充分溝通，爭取認同。

接下來，就能討論每年2,500億元以上的退休金給付，是否有更為彈性、更具效率的使用方法。蔡英文選前提出每年300億元長照預算，財源要從加稅來支應，實際上300億元應該是捉襟見肘的節約方案，加稅也必然帶給社會經濟負擔的壓力，如果人民能夠同意從每年超過2,500億元的退休現金給付中，撥用一部分作為長照產業發展基金，不僅可以獲得充沛的財源來發展長照產業，做出高品質的長照服務，最終利益也是回饋給退休族，這就是我們所提「發展長照產業的年金改革政策芻議」的核心理念。

從退休族個人的角度來看，一位每月只領兩萬元退休金的老兵或退休勞工，應該還是繼續領取基本生活所需的現金給付，但是一位原本月領8萬、10萬元的教師與將軍，給付的結構就可以轉為大部分現金、以及一部分「長照產業發展債券」，因為退休族必然會使用到長照服務，眼前將多餘的現金轉換為未來使用長照的權利，政府又可以因此發展出完整、先進的長照產業。這是值得政府與全民思考的前瞻策略，更是創造雙贏的最佳方案。

研討會結束後，我常常在內心問自己，面對這麼多問題，大家常問，要怎麼樣對得起下一代，而身為下一代的我們究竟可以做什麼?我們真的在關心這些問題嗎?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怕面對?而關心後又能做什麼嗎?還是認識不清、不敢妄動?歸根究底，最重要的應該是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問題徵結，摒棄高談闊論，有組織和結合年輕一代的勇氣，增加知識與判斷，正視問題的細節、參與及創造解決與面對我們的未來。

從參加規劃「實在年代」系列，推出由心動到行動，從觀念釐清到找到「志氣」、知識分子面對社會力分析與省思的重要，知道國土規劃與生活環境休戚相關，直到經濟轉型從服務業著手，所談及的都是實在的問題、瓶頸的所在，今日政府推動的不易和應有解決的步驟。二個梯次共七場的對談，與會者的真誠，這貼近社會與生活、就業的經濟轉型，在暢談問題、剖析現狀，改革處方後，對於大環境的改變增加了歸納、鼓舞了希望。起多少作用?坦白說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相信這樣的講座，只要能夠影響與會民眾的一成，進入行動的行列，就有其意義。改變社會需要時間，需要毅力與堅持。這是我的小心得與日記，有些像流水帳，有些像喃喃自語，只是為了尋找熱情的朋友。

頃據美國媒體報導，中國大陸與我們歐洲唯一的邦交國教廷達成協議，解決了他們之間多年來最棘手的主教任命問題，這對於我們跟教廷的邦交有什麼影響，令人關切。

過去雖不乏類似的新聞或揣測，但似乎都沒有這一次具體，而令人驚訝的倒是我們的反應出奇地冷靜低調，而發言層次又拉到最高，由總統府發言人直接表示，我們對於這項發展「也不反對」，而「從我國的立場，最重要的繼續維持我國與梵蒂岡長久且穩定的邦交。」

這個我國，當然必須是已經105年的中華民國，因為我們跟教廷是在1942年7月建交，如說台灣，則當時還是日本的殖民地。如果照某些人士的看法，「這個國家」似乎僅在1949年以後於台灣存在，那我們跟教廷「長久且穩定的邦交」之基礎何在？

今天我們22個邦交國中也還有5個類似案例，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即建交延續至今的，它們是瓜地馬拉（1933年6月建交），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均分別於1941年4月建交），巴拿馬更早，建交於清朝宣統年間，中華民國政府是1922年1月設立公使館。這些國家加上教廷，超過我們邦交國數目的1/4，且相對上是較重要的國家，如果「中華民國」今天僅是某大法官所稱「中國廢棄不用的國號」，則我們跟這些國家邦交的基礎又何在？

再從非邦交國來看，我們跟美國雖自1979年元旦起斷交，但依據《台灣關係法》，原來中華民國與美國間的一切條約協定，甚至包括多邊公約，除非依法明定終止，仍繼續有效。至今這類有效的老條約協定仍有約32項。

華府雙橡園在外交上的象徵意義已不必再強調。它是1937年由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租用，1947年購入。斷交時雖一度將產權轉移給友我的自由中國之友協會，但後來又經我政府合法購入。也是《台灣關係法》規定，美國承認中共，但不影響我們原在美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沒有了這種對中華民國事實承認的延續，光憑「台灣人民」如何主張對雙橡園的產權？

除了斷交初期的轉折外，中華民國才擁有對雙橡園由昔至今持續且完整的產權，對該園的使用權更可上溯至1937年。歷史事實，沒人可以改變，去年元旦，我及當時的同仁能在雙橡園於斷交後首度升起中華民國國旗，也多是基於此種認知。

過去美國跟中共搞正常化而跟我們斷交，歷經了許多年，中間也是警訊頻傳。但我們作為當時仍是美國的邦交國，一有重大消息一定跟美國表嚴正關切甚至異議，並且要求美方公開澄清。美方也不時配合，至少做做姿態，講些「正常化無時間表」、「一定顧及台灣人民福祉」等場面話。

但現在我們跟教廷的關係都走到這一步了，卻沒看到政府有嚴正的表示，及教廷對與我邦交穩固的公開一手澄清。府方發言人上述的回應，似乎也只是一種期望的表達，甚至沒有邦交不變的二手保證。在新政府的「踏實外交」下，5個多月來多邊外交仍未見展布，至少希望雙邊邦交都能「長久且穩定」。

拜訪傳聞中「地表最強里長」，中正區忠勤里的方荷生里長，適逢午後雷陣雨，里長把握時間去家樂福載民眾捐贈的物資，在車程中跟我們分享南機場的都更情況

南機場整宅和忠義國小分別為民國52年和54年完成的建案，當使並無使用執照、建蔽率、容積率等規定，礙於現今法規被視為危樓，被市府列為需要拆除的對象

目前整宅內真正的原住戶或產權人不到1/2的戶數，當中有一半是租客，而能夠負擔這樣小坪數(8-12坪)的租戶，多為經濟弱勢族群，方里長嘆口氣說，若都更規劃不夠完善，就會變成排除窮困者的計畫

住民們都期望都更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然而中繼住宅的地點懸而未決、計畫無法提供足夠的容積獎勵等因素，以致住民至今同意人數不到10%，以致都更專案工作站的工作進度停滯不前

市府曾提出將招生人數過少的忠義國小廢校並設為都更計畫裡中繼住宅的基地，將原學籍設在忠義國小的學生劃至名校國語實小，這個想法招致國語實小家長會的抗議。方里長也說里內有些家長費心安排小孩至國語實小就讀，都因為不適應而轉回忠義國小，因此不希望因為都更計畫就影響孩子的教育

長期服務里民，辦理南機場樂活園區、長者送餐/共餐、食物銀行的方里長，看見南機場整宅的居民需求與都更困境，在教育及社福需求的考量下，向柯文哲市長提出設立「忠義教育社福園區」計畫，市府也承諾搭配萬大線忠義國小鄰近出口設立「忠義教育社福園區」大樓，除提供忠義國小營運，也要引入托嬰、托老、身障日托、社區廚房等福利設施，將成為全國第一個捷運、社福與學校共構的案例，既能保存學校，又能導入社福資源，實在是美事一件

至於中繼住宅的部分，方里長看準附近有國防部的用地，若都發局能協調釋出做為中繼住宅甚至社會住宅，則可照顧約1500戶的居民，無奈都發局至今仍無積極處理，南機場整宅都更案備懸而未決。方里長無奈表示以南機場整宅為例，市府應能夠考量30年以上老屋的歷史脈絡，不是一味以現今法令去要求居民配合現有做法，期望政府能夠大刀闊府展現都更的決心，在法令上、政策上，看見人的需要，建置出真正為民眾帶來更新的計畫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2014年12月20日（周六）下午兩點，在中國時報大樓8F余紀忠講堂，舉辦「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講座，特邀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知名評論家南方朔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就政治、經濟與國際面向，探討國家未來出路，並邀請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

審時度勢，綜觀大局，劃時代的試煉，承擔的艱鉅，不可謂不沉重；成熟公民社會有賴充足的對話與討論，26年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探索公與義的初衷，提供產、官、學及公民溝通平台，關鍵時刻，面對問題，慎謀致遠，承擔試煉。

主  題：面對公與義─承擔與試煉

主持人：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主講人：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南方朔（資深時事觀察者）

蘇起（前國安會秘書長）

時  間：103年12月20日（六）14：00-17：00

地  點：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8樓（中國時報大樓余紀忠講堂）

民眾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7hDd7SEU3i 或電02-2306529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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