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以來的幾年裡，這些擔憂不斷加劇。倫敦金融城與布魯塞爾方面發生了沖突，後者不僅希望在歐盟範圍內徵收金融交易稅，而且還想要限制銀行家薪酬。倫敦金融城還擔心，與銀行業聯盟相伴隨的監管變化可能最終證明是一個用繁文縟節束縛倫敦的計謀，侵蝕其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就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的重新談判，一直尋求建立“保護措施”防範這種感知到的威脅。

然而，在英國退出歐盟的可能性上升之際，沒有幾家大型金融機構願意交出這塊額外的業務。它們寧願看到英國留下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退出歐盟。

它們這麽想是正確的。盡管聲譽受創，但倫敦金融城依然是少數幾個英國充當無可辯駁的全球領軍者的領域之一。在金融服務貿易（包括與歐盟的金融服務貿易）中，英國處於巨額盈餘。近四分之一的英國金融服務業務涉及單一市場，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以之為基礎，上面是更多種類的專業服務。若將這些活動去除一部分，整個英國的繁榮都會受到重大影響。

主張英國退歐的人士喜歡宣稱，這種情況將不會發生。他們辯稱，無論我們是否退出歐盟，我們都可以繼續穩定地與歐盟開展貿易。何況，歐盟以外市場正以高得多的速度增長。但如果沒有歐盟成員國身份提供的“通關”特權，經濟活動將會漂到英吉利海峽對面。非歐盟企業將不再能夠將歐洲業務總部設在倫敦，也不再能夠在整個單一市場自由貿易。而隨著這些企業在巴黎或者法蘭克福開設辦公室，它們倫敦部門的規模和影響力將會縮小。

有人認為，不用成為歐盟成員國也能保留進入單一市場的權利，這顯然是荒謬的。像挪威那樣留在更廣泛的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內，你仍得承擔成本並遵守規則，卻對它們沒有任何影響力。瑞士模式的雙邊協議不會帶上一本護照。

此外，在歐盟之外不存在一個監管天堂來抵消退出歐盟對英國商業的侵蝕。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從來不在於繁榮期間的輕度監管。而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一直正確地處於收緊規則的前沿，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實踐中。

倫敦金融城的觀察人士擔憂新的歐洲監管框架，這當然是合理的。卡梅倫的保護措施絕非自動防故障裝置，英國的利益必須得到主動捍衛。

一些歐盟成員國對金融的厭惡可能導致未來出台更繁瑣的規則，或者以格外傷害倫敦的方式解讀監管規則。歐洲央行(ECB)把所有以歐元計價的清算都集中到歐元區的企圖或許被挫敗了一次。但此類挑戰將會重現。

解決這種挑戰的方式不是退歐。退歐將讓英國在受到排擠時沒有可用的防禦措施。不，若要想讓倫敦金融城蓬勃發展，英國有必要留在歐盟，締結聯盟並捍衛這個寶貴的地盤。

資本主義不等於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哪裡出了毛病?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英國《金融時報》徵集一組以“危機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risis)為主題的文章，這在5年前簡直不可想象。現在FT這麽做，反映了兩點：一是輿論的惡化程度，二是大部分工業國家的實際狀況都令人苦惱。

美國人向來是資本主義最熱切的擁護者。然而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目前僅有50%的美國人對資本主義持肯定看法，而40%的人則不然。這種幻滅感在18至29歲的年輕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年收入3萬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詡的民主黨人士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

按照新近的標準，在美國前三次選舉中，獲勝者都經過了浴血奮戰。2006年和2008年的選舉中，左翼勝出；2010年選舉中，右翼全面獲勝。然而，鑒於右翼中間興起了“茶黨”，而左翼出現了“占領運動”，在今年的選舉中，候選人們必須比往年更加奮力拼搏。

那麽，對市場資本主義的幻滅是否有其道理呢？這取決於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我們眼下的問題是當前形式的市場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還是有更加直接的解決方法？能夠想到更好的選擇嗎？

經濟停滯和失業率畸高現象從日本向其他工業國家的擴散，的確讓人們對資本主義在促進就業和提高廣大中產階層生活水平方面的功效產生了疑問。這個問題是切實存在的。沒什麽人敢打保票說，美國或歐洲5年內能夠恢復到充分就業（按照以往的定義）的狀態。美歐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可能都會維持需求受到抑制的狀態。

但這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缺陷？還是就像凱恩斯所說的，只是“發電機”出現了問題——就好比一臺汽車發電機出了故障——這個問題通過恰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能夠加以解決，而如果採取大規模的結構性措施反而毫無助益？我認為各項證據壓倒性地支持後者。改革資本主義的努力更可能使我們偏離提振需求所需的措施，而非推動恢復就業。我覺得，一旦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到位，當前的許多擔憂都將消散。

話雖如此，人們還是在不斷地對資本主義的公平性提出嚴肅的質疑。這要歸因於超然於經濟周期的失業率的急劇上升（即使經濟復蘇，年齡在25至54歲之間的美國男性也可能有多達六分之一的人處於失業狀態）、收入最高的1%人口（甚至0.01%人口）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以及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等因素。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視，似乎也不太可能自我糾正。與周期性問題不同，這些問題眼下沒有明顯的解決辦法。就連中國製造業的就業率似乎也遠低於15年前的水平，這說明問題的根源全在於技術進步。

農業經濟讓位於工業經濟，是因為技術進步使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通過一小部分人口的勞作就能得到滿足，這促使大量人口脫離農業，轉而在其他領域工作。目前製造業和眾多服務行業正在經歷同樣的過程，導致大部分人的就業前景惡化。與此同時，與工業時代早期一樣，社會大變遷和規模生產能力增強這兩點，使幸運的少數人得以獲取巨大財富。

這種轉型的本質從以下事實中可見一斑：在過去二三十年中，一臺同等質量的電視機與住院一天的相對價格變化了50倍。人們常說，普通工人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但這種說法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以家用電器或服務等生產力增長迅速的物件來衡量，在過去30年中工資實際上是增長的。問題在於它們相對食品、住房、醫療、能源和教育等價格顯得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由於滿足人們對家用電器和服裝等商品的需求所需要的人手減少，自然會有更多人轉到醫療和教育等領域工作——目前，這些領域的狀況明顯令人不滿意。事實上，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所指出的，眼下美國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從本質上來說，過去30年中美國所有的就業增長都出現在“非貿易商品”(non-traded goods)領域。

問題在於，在許多“非貿易商品”領域，傳統上有利於市場資本主義的理由更加薄弱。在幾乎每個社會，公共部門對醫療和教育領域的介入程度都遠高於對製造品生產的介入程度，這一點當然並非偶然。把勞動者從煉鋼等領域轉移到護理老人等領域是大勢所趨。同樣，削弱公共部門規模或使之放緩增長也是必要之舉。

這就引出了人們指責工業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紛紛破產的問題。就在市場的運行結果似乎越來越令人不滿意之際，預算壓力也束縛了公共部門對此作出應對的能力。如何以及何時削減基本社會保障計劃的問題，又重新被擺到了臺面上。太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償付能力似乎都成了問題。

這些問題同樣是非常真實的。雖然我無比相信美國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能夠以極具吸引力的條件從市場上融資，但是，假如就像我擔心的那樣，私人貸款繼續受到抑制，那麽目前的政府計劃支出和稅收將各行其道。而且，歐洲目前的遭遇告訴我們，市場會把重大財政問題當回事，並因為過於突然地變得過於恐慌，而使這些問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從某個層面來說，解決這個問題只需堅持拿出更大的政治意願和勇氣。然而，從更深層來看，對於相信社會在不斷進步的工業世界的公民來說，他們有理由懷疑為什麽日益富裕的國家需要削減社會保障水平。矛盾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資本主義的成功。資本主義的成功，使針對每個人的教學、護理或管理的機會成本變得高昂了許多。

當結果令人不滿時（正如眼下），兩個陣營之間總要爆發一場辯論：一方認為必須加倍努力繼續現行道路，另一方則主張進行根本變革。就市場資本主義來說，這樣的辯論多少有些離題。

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領域，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代人面臨的挑戰是，成功會越來越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由此日漸成為人們受挫的根源，因為在這些艱難時期，在市場的天然領域以外，沒有任何一種東西的成功能與資本主義的成功相提並論。當代經濟中最需要改革的，並非資本主義色彩最濃的部分，而是資本主義色彩最淡的部分——也就是與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相關的領域。

本文作者為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譯者/何黎

讓資本主義與時俱進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在人類所知的創造繁榮的機制中，市場經濟是最成功的一種。與現代科學一樣，它不僅改變了世界經濟，還改變了世界。全球主要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依靠市場經濟來發展本國經濟。而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它們依靠的是一種全球市場經濟。當今各國如果要想繁榮富強，就註定會彼此合作。

然而，市場經濟並不像《但以理書》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律法那樣不可改變。它之所以成功，並非因為它一成不變，而是因為它並非一成不變。市場經濟的驅動力，是所有人都希望為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出力，原理是所有人天生都希望尋求達成更好的交易。但其機制設置和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一向對改變持歡迎態度。正是這種適應性確保了市場經濟的存續。

兩個世紀以前，不存在什麽有限責任和個人破產，幾乎不存在中央銀行業，沒有環保法規，也沒有失業保險。在經濟或政治壓力下，發生了這些變化。所有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和挑戰。在金融風暴持續之際，這種適應性的必要性仍未終結。相反，它和以往任何時候同樣重要。

那麽，什麽是當前的重大挑戰？美國的自由主義運動——領軍人物是羅恩•保羅(Ron Paul)——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廢除幾乎所有的政策創新，然後盡可能地回歸19世紀末的資本主義。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這種思潮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力。即便在美國內部，它也只是共和黨聯盟的一部分。雖然它不單單是新奇的思想，但它不會起到塑造未來的作用。

更相關的問題是：上個世紀80年代在美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執政期間出現的再生資本主義，目前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改革。答案是，它必須改革，因為事實證明，這種資本主義不僅有欠穩定，而且重要的是，它還有欠公平。結果不僅造成了災難性的危機，而且還給人留下這樣一種感覺：即獲得巨額財富的，不一定是品行出眾之人。在凡事有賴於一致贊同的社會里，這在政治上具有腐蝕作用。

再度引發辯論的核心問題有三個：金融、企業治理和稅收。這些是“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問題。“占領”運動雖然在思想上缺乏連貫性，但它改變了政治辯論的內容。

金融行業發展得過於龐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風險被誤讀，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鼓勵。未來將需要加大對金融業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確保其創造的風險在內部消化來實現。其次，企業管理層過於頻繁地出於自身利益、而非股東利益派發高管薪酬。最後，過多的激勵使許多最成功的人士得以逃避稅收。在所有這些方面，要想變得更加公平和高效，現代經濟就需要改革。

除了上述改革以外，人們再次展開了關於宏觀經濟穩定的辯論——這種辯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直至危機前的幾年，人們還普遍認為，有一種針對通脹的貨幣政策就足矣。這種觀點已被推翻。在長時間採取孤註一擲的臨時舉措之後，我們需要進行新的分析，綜合考慮資產價格、杠桿和央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資本主義將通過改變而得以存續。這是以往的經驗，今天同樣適用。

譯者/何黎

市場機制仍無可取代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塞繆爾•布里坦

很久以前（久到我已不願回想），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資本主義與寬容的社會》(Capitalism and the Permissive Society)。這個書名讓一些人感到疑惑，因為這兩樣我都贊成。與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書籍一樣，這本書遠未臻完美。但說它不完美，並不是因為存在錯誤，而是有疏漏之處。如今，雖然時光已過去了將近25年，回頭看這本書，幾乎沒有任何觀點是如今我想要收回的。

沒必要去假裝市場回報能反映個人價值。正如墨爾本子爵（Lord Melbourne，本名威廉姆•蘭姆(William Lamb)，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譯者註）在談到一個其他問題時所言：“這跟價值毫無關系。”實施再分配的最佳途徑，是建立（最好是統一的）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去乾預價格和工資。

動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緩和經濟活動中的波動、避免長期的需求不足導致不必要的失業，以及避免通脹失控，與成功的資本主義也並不沖突，在我看來這甚至是必須的。

我支持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關鍵原因在於它能夠促進個人和政治自由。非金融領域的商人，可以通過為成年人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而致富——即便這些東西可能是在一些長者和道德高尚者眼中毫無益處的東西，比如流行音樂專輯、棉花糖或脫衣舞表演。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權自由選擇在哪方面發揮自己的才乾。一個人可以專心享樂、在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幫助國外的窮人，或以上活動和其他活動的任意組合。

20世紀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詰問社會主義者：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市場，該如何決定生產什麽、以及如何生產？“市場社會主義者”的回答最有意思。他們斷言，國有企業能夠模擬資本主義企業，利用市場價格來引導自己的行為。誠然，如果產品種類已知、技術已知、公眾偏好保持不變，這是能夠實現的。然而，當涉及到發明新產品或尋找降低成本的方法時，情況就完全不同。應該讓哪些人來管理、哪些人被管理，可供投資的有限資金又該如何分配給懷有投資點子的所有人？首先，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闡明瞭一個政治上的考慮：“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公路、鐵路、銀行、保險公司和有限合夥企業都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如果這些企業的雇員……人生中每一次升遷都要指望政府，那麽即便媒體自由、立法機構民選，這個國家的“自由”也只可能是錶面上的。”在諷刺評論期刊《偵探》(Private Eye)的創刊過程中，私人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些作家為逃避麥肯錫主義的迫害，在私人部門尋找工作。這兩個例子都驗證了私人資本對於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員工所有制企業有一定吸引力（穆勒贊同這種所有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西班牙的蒙特拉貢集團(Mondragon group)、連鎖百貨商店約翰•路易斯合夥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我曾在那裡購物並滿意而歸。不過，從政治上來說，要將所有企業轉變為員工所有制，確實沒有足夠的證據和分析作為支持。

任人唯親可能導致各種結果、從而腐蝕資本主義，保守黨議員傑西•諾曼(Jesse Norman)列舉出了其中的幾種：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俄羅斯式、以寡頭控制自然資源為標志的資本主義，軍人執政式資本主義，建立在毒品交易基礎上的毒販資本主義。最後一種情況因受到西方過度乾預的立法（比如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頒布的禁令）影響而有所惡化。不過，我們不必說什麽這些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這些確實是資本主義的不同類別，我們也不必給它們貼上“保守主義”的標簽。

和許多同類作品一樣，我那本書的真正缺點是，沒有涉及金融部門，也沒有討論以下這一點：即便物價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脹或通縮，金融部門行為也可能對資本主義秩序造成損害。任何一種市場秩序要想建立，都必須設法將儲蓄和借貸的願望結合到一起。把多餘的錢投資於可投資的基金市場，或以各種方式對人生中的意外情況進行保障，當然比把錢藏在床墊下要強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容忍大量虛擬資金威脅一個又一個機構和國家。資本主義是實現自由和富足的手段，其本身並非目的。那本書在這方面加以改進之後，或許不僅可以證明國際監管的合理性，還能證明一點：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應繼續為公眾所有，政府必須救助銀行。

譯者/吳蔚

資本主義絕非歷史終點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 奧特馬爾•伊辛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這難道不奇怪嗎？當柏林牆倒塌、“鐵幕”被拉開之際，一場歷史競賽似乎畫上了句號。觀察家們見證了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自由市場戰勝中央計劃體制，民主戰勝獨裁，哈耶克(Hayek)戰勝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稱，歷史到達了終點站——人類想來已經達到了巔峰狀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

這套理論從一開始就錯了。雖然“現實社會主義”在每一塊試驗田都以災難收場，但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承諾實現平等的思想永遠不會消失，不管實踐證明瞭什麽。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所施行的資本主義達到了各個方面都讓人滿意的程度。歷史決定論是福山觀點中最為荒謬的一面。自由主義哲學家決不會接受歷史的發展是預先註定的觀點。

自冷戰結束以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繼續爭奇鬥艷。社會主義仍承受著過去失敗經歷的致命打擊。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議活動中能夠看到社會主義的身影，比如“占領運動”。這場運動如何才能實現目標仍然沒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眾多問題都包含著一個核心因素：抨擊金融業。

縱觀這場金融市場危機的演變過程，唯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過了這麽長時間，才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這場危機為反對金融體系的人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為防止金融體系崩潰而實施乾預的做法，不僅嚴重削弱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也動搖了人們對整體市場經濟的信心。當一家金融機構發展到過於龐大、或者關系過於復雜，以致其償付能力可能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時，政治家必須進行乾預。“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導致社會（更確切地說是納稅人）不得不為個別金融機構的生存埋單。

這動搖了自由市場的基石。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原則是：在法律制度規定的界限內，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這項原則鼓勵個人利用各種機會，並對風險加以評估。就釋放個人的潛力而言，沒有一種制度能與市場經濟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場是最佳的發現機制。

游戲規則應當明確。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稅後）利潤；而虧損者必須承擔後果，破產是最終的製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現象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破壞了一項社會原則——即個人應為自身行為負責的原則。

數十億納稅人的資金被用於拯救被認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這沉重地打擊了人們對自由市場體制的信心——這進而對自由社會構成了威脅。人們對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實際上沒有那麽大的作為，這一點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與此同時，在幾乎所有地方，人們對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業至今仍然未能對以下這個基本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業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了社會的福祉？它們對於充滿活力的經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嗎？

如果你以為金融業會承認其部分業務確實是多餘、甚至是危險的，那或許是一種奢望。因此，政府正面臨著一個挑戰，即建設可信的監管機制，使金融業能夠提供被認為不可或缺的服務，並盡可能地阻止該行業追逐被認為對社會有害的活動。

盡管現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進，如提高資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這項任務仍然遠未完成。鞏固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基石的挑戰依然存在。歷史永遠不會結束——只有那些篤信瑪雅歷法的人，才以為歷史會終結。瑪雅歷法預言世界末日將在2012年12月到來。

本文作者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曾為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

譯者/何黎

高速鐵路也會連接東西岸幹線，包括愛丁堡、格拉斯哥、紐喀索、杜爾罕、約克、戴靈頓、利物浦、普萊斯頓、韋根和蘭開斯特灣等各站，為這些地區乘客提供服務。

到2026年前，第一階段會興建連接倫敦和伯明罕、總長140英里的路線。海底路線的部分會由英吉利海峽隧道連接到歐洲大陸。

第二階段，預計2033年會完成路線串連伯明罕、里茲和曼徹斯特。2014年初會正式舉行第二階段路線諮詢會，並在年底確定最後興建的路線。

在倫敦西北部數英里遠的奇爾特地區，HS2穿越總長13公里的自然優美風景區(Chilterns 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這地方原始，保有石灰岩緩丘(rolling chalk hills)、山毛櫸林(beechwoods)、片片原野和明徹小溪流瀉其中。

2011年10月14日，剛接下運輸大臣職位的保守黨國會議員葛林寧(Greening)回應說道，為了保護奇爾特地區的生態，大部分路線都會地下化，只有不超過2英里的路線，可以建在地面或以陸橋形式穿越奇爾特.

「向HS2說不」運動召集人喬伊魯金(Joe Rukin)則認為葛林寧口口聲聲說要保護環境，但明明建造更多的隧道，需要的幾處施工點就越大，花費的能源也就跟著大增，而且行駛隧道需耗費更多的能源，到後來只會擴大災害發生率，而且二氧化碳的濃度鐵定不減反增。

由相關對二氧化碳的研究報告中，足見興建HS2工程案，不太會增加二氧化碳濃度，也就是科學術語中的碳中和現象。

負責47處地方信託案的野生物信託(The Wildlife Trusts)對政府通過HS2興建案覺得遺憾，說道：「興建HS2一定會衝擊野生生物和週遭環境。」

野生物信託的研究結果中可以見得，興建倫敦到伯明罕的第一階段路線，會嚴重影響50種當地原生的原始林地，這些林地無法在他處存活，另外也影響貝希斯坦蝙蝠(Bechstein's bat)，俗稱鼠耳蝠，和黑髮紋湖蝶(black hairstreak butterfly)的棲地。

野生物信託組織生活願景部門的保羅威爾金森主任談道： 「葛林寧說政府承諾一定把興建HS2對野生物會造成的影響『降至最低』。」不過她所祭出的保護措施只在降低HS2的噪音，和保留環境區域視覺上的美觀，而改成隧道形式如此而已，治標不治本。改成隧道並不會因此保護了孱弱的棲地，而且建造過程中甚至更容易破壞棲地。這次協調結果，政府終於意識到興建HS2會影響野生物，而開始關注環境保護。」

HS2第一階段倫敦到伯明罕的興建工程，就影響了數個在地的保育信託的範圍。

倫敦有18處野生物保護區可能會受到不小的影響，包括1902年對外開放，英國第二古老的自然保留地--伊林(Ealing)的博利威自然保護區。

自2012年以來，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其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一直在減弱公開批評中國政治、軍事和人權問題的聲音。過去幾天習近平在英國訪問期間，卡梅倫和奧斯本一直在強調增加貿易和投資怎樣可以為英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在歐洲，因與中國做生意的誘惑而改變計劃的不僅限於英國，包括歐洲經濟強國德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有這種考慮。柏林也一直在努力討好北京，德國政府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以及中國在亞洲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幾乎沒有發表過任何抨擊。

德國充滿活力的經濟建立在先進工業品、尤其是汽車的出口之上，德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經濟增長有關，中國目前是德國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法國。

據德國政府數據，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在2014年達到了745億歐元（約合6千億人民幣），幾乎是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一半。據歐盟委員會，歐盟的對華出口總額為1647億歐元。（歐盟從中國的進口總額為3025億歐元。）

德國一些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公司尤其與中國緊密相關。比如大眾汽車，這家公司在最近承認柴油排放標準作弊之前，有近65％的利潤來自中國。還有擁有梅賽德斯品牌的戴姆勒公司，在中國也有很大的投資，其在中國的銷售量最近由於習近平打擊腐敗和送豪華禮物的運動受到一些損傷。

從現實意義來看，英國目前推出的與中國關係的「黃金時代」（卡梅倫的說法）是與德國的直接競爭，也是在較小程度上與法國的競爭，法國是一直更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的國家。

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占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45％，遠高於英國的10％和法國的9％。德國是除芬蘭外的、與北京有貿易順差的唯一歐盟國家。與此相比，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遠遠高於歐盟五大經濟體中的其他國家，約為114億歐元。

尤其是在奧斯本眼裡，英國作為一個貿易國家的未來，是與崛起和富裕的中國聯繫在一起的。他在為北京唱讚歌上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如他所說，他甚至「在對華關係上冒了點險」，訪問了動蕩的新疆地區，那裡的維吾爾族獨立分子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打壓。

奧斯本說，英國希望成為「中國在西方的最佳合作夥伴」，儘管中國經濟正在放緩，而且他還試圖證明這一點，這讓華盛頓沮喪甚至憤怒，特別是在習近平加強了打擊異見人士和審查互聯網力度的時候。

和俄羅斯一樣，中國也把歐盟看作是一個人為的政治實體，因此中國強調與歐盟各國的雙邊關係，有時還唆使一國與另一國作對。

德國也一直不能超越把自己的經濟利益放在其他歐洲人之上的做法。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去年與中國就出口廉價太陽能電池板或「傾銷」徵收關稅的爭議上，德國的做法損害了歐盟委員會的立場。德國並不是唯一的反對國，但其做法在為太陽能電池板設定最低價格的談判結果出來之前，削弱了歐盟委員會的談判立場。

還有人指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出於經濟利益，淡化人權問題，而且她訪華時，總必不可少地帶上德國企業的高層代表。

但她在非經濟問題上一直比英國更直言不諱。德國對中國比英國更重要，而且鑒於其歷史，德國在中國的人權濫用等問題上，並未完全保持沉默，但德國的批評很少發表在公開場合。2014年習近平在柏林作重大訪問時，曾稱讚北京和柏林是「亞洲和歐洲經濟增長的兩大支柱」。

默克爾向記者介紹她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時，必會包括有關人權問題的至少名義上的討論，也有關網絡安全、以及中國黑客侵犯德國公司問題的討論。

但她也已經降低了自己的調子。她曾在2007年與達賴喇嘛見面，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據《明鏡周刊》，她在此後的多年中，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私下表達批評意見，也一直未對異見人士作出多少公開表態，為此，她贏得了中國官方的英文喉舌《環球時報》的稱讚。

《環球時報》在2012年寫道，「在歐洲領導人中，默克爾曾帶頭與達賴喇嘛見面。德國在全球政治中有能力領導一種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德國不應該把自己埋沒在舊歐洲中。」

默克爾去年訪問北京時（那是她自2005年以來的第七次訪華），曾在一所大學發表一篇措辭謹慎的演講，其中提到柏林牆的倒塌，以及「自由對話」的必要性，她還指出，德國與中國一直保持着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但是，這種討論與歐盟與中國的類似討論一樣，未能產少多少實質性的結果。

「習核心」大換屆

剛剛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在「政治」欄目發表深度分析文章，指出如今外界多數只關注中國經濟不景氣和增長速度放緩。然而，其實參加兩會的各路官員真正關心的是是否還能保住「烏紗帽」。

文章主要分析認為，今明兩年是中共從上至下各級領導層的所謂「大換屆」關鍵時期：七大中共中央常委中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幾乎肯定會留任，其他五人均要新換老。

分析指出，儘管各方看好某某某，但各路諸侯誰能最終脫穎而出得成正果如今仍非常難說。不但常委要換，全國上下所有政府層級均面臨官員換屆和權力交接的問題，習近平一定會全力布局，盡最大可能讓忠於他的人把握權力。

文章還援引來自北京知情人士的話說，習近平還可能希望2022年打破鄧小平時代以來就有的最高領導人最長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常規，繼續留任最高領導人。

有分析指出，在這種空前權力搏鬥中，多數中共官員如今都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而習近平近來高調要求黨員幹部學習毛澤東著作，要求「黨媒必須姓黨」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十年改革大循環

《金融時報》在國際版專題報道中國兩會消息的版面發表文章，從中國煤炭鋼鐵企業百萬大裁員說起，分析報道兩會期間中國經濟改革方面遇到的重重艱巨挑戰。

文章首先指出，1990中國經濟改革起飛的初期，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因為有魄力被譽為「經濟沙皇」；當時的國企改革導致大規模下崗潮，三千多萬原國營企業員工失業。

有專家分析指出，30多年過去了，中國如今似乎有回到了當年朱鎔基國企大改革的關鍵時刻。不過，即使李克強有同樣的魄力和決心，如今再讓數以百萬計的員工失業遠比當年要難了許多倍。

當年的國企大裁員很快因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隨之而來的以投資和對外出口帶動的經濟騰飛而被迅速消化，而如今的李克強政府面對的則是全球性和市場萎縮和增長疲軟。

軍費增幅下降

路透在報道中國兩會內容時，主要報道了中國軍費年度增幅僅為7.5%，是多年以來漲幅最低的一次。

中國人大發言人傅瑩對外宣佈了在連續二十年雙位數增長之後，本年度國防預算將在7-8%左右。

國際社會對中國不斷大幅增加軍事開支並強硬姿態出現在東海和南海等有領土爭議的地區分外關注。

中國同時表示，儘管每年增幅較大，但是中國2016軍費仍然只有約1354億美元，遠遠低於美國2016軍費預算的5430億美元。

歷史的腳步在二十一世紀走的特別的快，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出現急遽的變化。從九一一事件、金磚五國興起、全球金融海嘯、G20躍登歷史舞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破局，歐元區國債危機全面爆發，到美國主權信用評等下調，一連串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驚心動魄地展開，讓世人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我們面對這些石破天驚的歷史事件時，必須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要認識到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百年難遇的歷史分水嶺。我在三年多前一篇主題演講中，把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稱之為「巨變時代」[1]，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迅速消失的時代，也是我們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出現轉折的時代。這個歷史大趨勢的轉折在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已經看到一些端倪，但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開端才以波濤洶湧之勢全面展開。我們需要對於未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即將出現的劇烈變化，做好心理的準備，並針對於未來的機會與挑戰未雨綢繆，尤其需要洞察歷史過程從量變到質變的躍進，這樣才能趨吉避凶；如果我們無法洞察世界與東亞格局變化的大趨勢，台灣會在歷史巨變關頭徬徨無助，甚至進退失據。

二十一世紀歷史變化大趨勢的主軸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相對衰敗與式微。最近幾年不少敏銳的觀察家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場歷史大變局的開端。美國《新聞週刊》前任總編輯FareedZakaria在2008出版的《後美國時代的世界》（Post American World）這本書就指出，當前的歷史變局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西歐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2]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三百年來歷史趨勢的大反轉。在十八世紀初期，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臺，但是隨著工業革命以及殖民主義的擴張，亞洲各民族一一落入西方列強的宰制，西方國家主導了人類歷史長達三百年。然而，正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ishore Mahbubani教授在其新書「新亞洲半球」所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的重心明顯向亞洲移動，亞洲將成為人類歷史舞臺上的要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可以跟二十世紀崛起的西半球一樣撐起半邊天。在世界舞臺上西方國家獨佔鰲頭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3]

尤其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全球的生產活動重心加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轉，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字來說明，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全球經濟實力與財富快速重新分配。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也就是1973年，用購買力等值（PPP）計算，西方國家（西歐、美、加、紐、澳）的GDP佔全球GDP的比重約為51％，所有其他國家只佔49％；經過三十年，到了2003年西方國家的比重已經下降到40.4%，非西方國家上升到59.6%。從現在開始再往前推二十年，也就是到了2030左右，西方國家的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到32％，而非西方國家會繼續上升到68％，其中印度與中國大陸合計將佔到34％以上。這意謂著我們過去熟悉的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4]

我們在思考這個大歷史大變局時，需要一個更寬廣的視野、更長的歷史座標，一個類似麥迪遜教授「世界千年經濟史」這樣一個宏大的架構。麥迪遜的長程歷史觀點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把歷史的跨度拉長為一千年的話，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臺可能是一千年裡面一個特殊的而不是一個常態的時期。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在西元1400年前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以購買力等值估計，當時中國與印度兩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占全世界GDP的75%。雖然自此以後比重逐步下降，但遲至西元1700年，印度和中國合計仍佔有世界GDP的46%左右，各自都比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的21的份額略高一些。[5]所以，從這個最寬廣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印度與回教世界的崛起，嚴格說起來不是「崛起」，而是這三大文明板塊「恢復」他們歷史上享有的地位。亞洲的再興也帶動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崛起，全球的權力與財富分配結構將逐漸回復到西方興起之前更長時期的歷史常態。這對全世界人類來講，也是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經濟資源配置結構。

地球上不同社會的生產力與財富之差距會逐步回歸千年歷史常態，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已無法再用殖民手段掠奪第三世界的資源，也無法採用「戰爭發財」（或者說以「戰爭金融」）的模式來推動資本積累[6]。而且儘管西方國家努力設法維持科技的領先與金融的獨佔，以及用智慧財產權與科技保護主義阻擋非西方國家的模仿，但畢竟無法真正阻止非西方國家的借鏡學習、自主創新、與勤奮勞動。同時西方國家在戰後嬰兒潮陸續邁入退休年齡後，也不再享有人口紅利。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西方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跟非西方國家的差距在不斷縮小，西方國家能在科技和產業競爭力上保持優勢的領域越來越有有限，不僅東亞國家全面快速追趕，中東、南亞與拉丁美洲也急起直追。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龐大原物料與能源需求，也為僅靠農業與工礦出口的貧窮開發中國家帶來翻身的機會，他們不再需要以廉價的原物料出口換取西方國家昂貴的工業產品。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意謂著「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歷史框架鬆動了。未來取而代之的是必然是「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格局[7]。過去在一元現代性框架下，衡量「進步」與「落後」的座標是明確的，西方代表最進步的端點，越接近西方就越進步，現在這個我們熟悉的歷史座標開始受到質疑。未來非西方社會在面對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之選擇時，將享有更大的思維的想像空間，與西方文明接軌未必是「進步」，與自己文化傳承重新接軌未必是「落伍」，非西方世界更有條件維護與開展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

伴隨著全球生產力以及財富重分配而來的是全球秩序與治理體制的結構重組，現存全球治理體制正面臨功能失調與合法性不足的雙重挑戰。戰後的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秩序是由美國與西歐聯手建構的，基本上是以西方國家的價值與利益為核心。這個秩序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非西方國家在面對選擇融入還是改造既有的全球秩序這個關鍵課題上，必然要反思這個以西方國家為核心的秩序是否公正？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續？

顯而易見的是，戰後由西方國家所打造的國際秩序正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在冷戰格局消逝、東西對抗結束之後，世界各地區的宗教、文明、族群衝突不斷加劇；威脅人類社會的毀滅性武器仍然在增長與擴散；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在持續惡化，能源、糧食與水資源的爭奪成為國際衝突的新焦點。世界經濟體系更缺乏穩定的全球貨幣，金融危機不斷湧現，而且對實體經濟的破壞力量愈來愈大。尤其是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讓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所有社會均面臨「富者更富、中產趨貧、貧者更貧」、知識與數位落差不斷擴大的難題，眾多弱勢群體被邊緣化並暴露在巨大的經濟與環境風險下。

在此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雙重作用下，國家機構的社會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最富裕階層與跨國企業，透過利益遊說、金權政治、操控媒體以及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掌控，主導了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制訂權力，並將過去維護中產階級的租稅體制、管制規則、保障體制逐一侵蝕，讓代議民主逐步退化為「富豪政治」(plutocracy)，尤其是美國的民主不但早已背離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甚至可以說已經淪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第格利茲(Joseph Stiglitz)筆下的：「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8]

在此背景之下，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宗教與知識精英必須思考與摸索一套新的理念以及具體主張，來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的處理全球治理與人類永續發展課題。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精英更普遍意識到他們的發展道路不能重蹈西方物質文明的覆轍，

因為地球無法承擔。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更意謂著全球治理機制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不得不接納非西方大國參與全球經濟管理，因為西方國家陷入最險惡的金融危機，必須依賴新興國家的儲蓄來挽救財政危機，依賴新興國家的投資與消費增長帶動世界經濟復甦，所以才有G20的出現，以及IMF認股權結構的調整。

這也意謂著，金磚五國(BRICS)將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並逐漸取得處理全球議題的話語權，G7將逐漸失去制訂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在2009年的舉行的聯合國全球氣候變遷公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首次攜手合作，針對如何制訂新一輪的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遊戲規則提出全面主張，並獲得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鳴，打破了長期以來由西歐國家主導減排議題的局面。2011年在三亞舉行的「金磚五國高峰會」更為重新塑造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體制與規範揭開了序幕。在這次會議上，金磚五國的領袖公開宣示將攜手所有發展中國，建立一個更公正、更民主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2008年的世紀性金融風暴更一舉打破了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過去二十年，全球經濟一直處於結構性失衡狀態，美國拼命消費，亞洲拼命生產。美國印製美元購買進口商品，世界各國向美國提供商品而獲得美元，再用美國購買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充作本國外匯儲備，從而支撐了美國的消費能力與壓低了美國國債的長期利率。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一語道破：「這就像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免費午餐」。然而天下沒有永遠的免費午餐，新興市場將不再願意為美國買單，因為美國政府的債信危機已經逼近危險關頭。

美國國債問題難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美國的醫療總支出高出西歐國家一倍以上，幾乎是多數東亞國家三倍左右。然而，在當前美國政治體制下大幅壓制健保支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與醫療有關的產業早已超越傳統的軍工產業與石油能源產業，能與華爾街等量齊觀，成為政壇上呼風喚雨的超級利益集團，可以在國會阻擋任何妨礙其利益的體制改革。最不可思議的是，仍有眾多的美國民眾深信美國的醫療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對於任何強化政府管制成本與限制市場定價的改革都心存懷疑，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讓「茶黨」有很大的動員能力，也讓歐巴馬的醫療改革計畫受到嚴重折損。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2007年底做的推算，隨着嬰兒潮步入退休潮、人口老化、平均壽命延長，醫療福利及社保開支只會逐年上升，到2025年社保及醫療福利開支加上利息支出將超過GDP的20％，也就相當於聯邦政府的全部收入。[9]屆時美國聯邦政府將沒有任何經費可以用於其他政務項目，包括國防、教育、科技或交通建設。因此美國的國債危機會越演越烈，甚至最終步上政府破產的命運。最近在華府引發巨大迴響的一本警世之作，是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今年九月出版的新書《日蝕：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10]。這本書以一個噩夢的場景揭開序幕：「2021年的某一天，美國總統跑去距離白宮不遠的國際貨幣基金，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定。」這本書在華府引發熱烈的討論，因為他所描繪的美國噩夢已經不是杞人憂天的幻想，而是可以想像的模擬情境。

這也意謂著，美國主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制必然面臨結構重組的命運，美元也將最終將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不過，在可預見的將來超主權貨幣一時之間尚難以出現，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將呈現多元化、區域化格局。人民幣將成為亞洲區域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單位。為因應美元弱化的長期趨勢，東亞主要國家不得不形成貨幣同盟，緊密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相互持有對方國債。

歐洲的前景也相當黯淡，歐元體制能否逃脫解體的命運還在未定之天。目前歐洲正陷入二次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世代正義與福利國家間的尖銳衝突正肢解多數歐洲社會的內部共識，許多歐洲國家年輕世代面對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未來，這勢將成為社會動亂與偏激政治路線的滋生溫床。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與歐洲內部貿易保護主義聲浪將持續上漲，反而是新興經濟體將成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主角。在美國消費能力減弱與歐洲經濟陷入停滯的長期趨勢下，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依存度將顯著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環境上將出現更緊密的合作。

以上的分析意謂著，長久以來台灣所熟悉的東亞戰略格局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六十年來東亞的政治經濟格局清晰而單純，美國既支配著東亞的安全秩序，支撐著東亞各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引導東亞各國的民主化進程。美日軍事同盟是美國主導東亞安全秩序最牢靠的支柱，日本也是美國主導的亞太多邊經濟合作體制最主要的擁護者。這個清晰結構在過去十年內已經出現變化深刻的改變，在未來十年會出現更劇烈的變化。日本前任首相菅直人就曾經提出日本遲早必須思考是否需要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改採等距政策。

東亞的安全秩序已經出現華府與北京共同管理的格局，在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的衝突管理上更是如此，未來美國對於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意志將更為顧忌，尤其是解放軍已經具備阻絕美軍進入西太平洋周邊水域的遏阻能力。美國目前最擔憂的就是北京主導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塊正在加速形成，打造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政治動力正蓄勢待發，而這個形成中的東亞經濟整合作體制是排除美國在外的。所以兩年前，在伊拉克抽身之後美國立刻以高姿態宣告重返亞洲，這次歐巴馬在夏威夷APEC高峰會上，更信誓旦旦「美國將永遠是太平洋的強權」。

為了抗衡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最近美國同時打出兩張牌：第一是強勢介入南海問題，藉此挑撥中國與東協國家的矛盾，還做出相應的軍事部署，以澳洲達爾文作為前進南海的前緣基地；第二是在APEC框架下推動「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的談判，來重建美國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領導性地位。TPP原是APEC四個規模較小的經濟體成員（新加坡、智利、汶萊和新西蘭）在2006年簽訂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2009年歐巴馬在新加坡舉行的APEC高峰會上，宣佈加入TPP談判，並試圖把它改造成一個實現零關稅、零壁壘的高層次區域自由貿易架構。美國從去年開始力邀日本加入談判，並終於在這次夏威夷APEC高峰會上得到野田首相積極的回應。

面對這兩大超強在軍事與經濟上的戰略拔河，臺灣自然必須小心因應，絕對要避免陷入被迫選邊的窘困。從表面形勢看來，臺灣最好能多管齊下、廣結善緣，一方面加速完成ECFA後續三項協議的談判，以及順利完成與新加坡經濟伙伴協議談判，作為連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切入點，並擺脫在東亞被邊緣化的危機。同時，加速與紐西蘭的經濟伙伴協議談判，作為未來申請加入TPP談判的敲門磚。但在現實考量上，臺灣決策者的頭腦必須清楚目標的輕重緩急。相較於連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而言，TPP並非臺灣的當務之急，其理由有三：第一，台灣目前直接出口美國市場的科技產品大多享有零關稅，其他台商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則是經由東亞第三地生產基地出口；第二、TPP全面開放市場的門檻過高，臺灣短時間內根本跨不過去；第三，歐巴馬在TPP議題上僅僅是虛張聲勢。歐巴馬政府上任以來一直沒有獲得國會的「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俗稱為「快車道」貿易談判權。沒有這個授權就意味著美國貿易代表與外國所簽署的任何貿易協議，送到國會後不能享受「全案表決」的待遇，而必須面臨國會逐條審查，國會委員會添加任何一條修正案都可以讓談判結果推倒重來。所以，在美國總統沒有得到「貿易促進授權」情況下，沒有國家會認真與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更何況範圍要比FTA更廣泛的TPP。同樣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這次在夏威夷表態願意參與TPP談判，一方面是打腫臉充胖子，因為TPP在日本社會內部的阻力之大，任何執政黨都會面臨被推倒下台的危機；另一方面也是給歐巴馬作足面子，因為野田非常清楚，TPP談判不知何年何月才會有實質進展，所以日本也是虛晃一招。

在可預見的將來，臺灣真正需要擔心的是，中國大陸與南韓的FTA談判可能會加速進行。原來北京不準備急著推進與南韓的談判，因為擔心對自己十二五規劃預定推動的支柱產業衝擊太大，但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新形勢下，態度會更積極。南韓與台灣在經濟發展階段與產業結構均極為類似，一向是我們高科技產業最強勁的對手。現在南韓已經完成與美國與歐盟的FTA談判，如果再陸續完成與中國大陸的FTA談判，將如虎添翼，臺灣若不全力加速推進ECFA後續三項協議的談判，以及爭取啟動與歐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主要貿易夥伴的自由貿易談判，南韓會將臺灣遠遠拋在後面。不僅在大陸市場我們會遭遇極為強烈的競爭對手，我們的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地位也會岌岌可危。

其次，臺灣真正需要擔心的是東亞地區貨幣秩序正在轉換，東亞國家為因應美元弱化的長期趨勢，勢必逐步形成貨幣同盟，將來會更緊密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並相互持有對方國債。人民幣的國際化腳步也正在加速，隨著境外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形成，以人民幣結算的雙邊貿易將大幅成長，未來人民幣可能成為亞洲區域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單位，所以目前東亞所有的主要金融中心都要爭取「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業務。未來中國大陸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對於東亞國家的影響將逐漸超過美國的聯準會，台灣必須盡快推動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並考慮爭取設置境外人民幣清算中心，不然又會遠遠落後於形勢。

當台灣社會還在適應後ECFA時代的衝擊時，全球政治經濟版圖正以超乎絕大多數人想像的速度進行重組。台灣必須快速調整自己的心態，否則我們面對急遽變化的新形勢會不知所措。目前我們的技術官僚還沒有這警覺心，面對貿易自由化與服務業開放的壓力時，仍舊是以拖待變；我們的金融服務業不但規模小，眼光也十分短淺，僅僅將目標放在大陸設置分行服務台商，而沒有看到人民幣國際化大趨勢下的機會與挑戰；我們的高科技產業仍然沈溺於既有的商業模式，緊緊抱住為美國科技產業代工的飯碗，而沒有看到這個商業模式的前景堪憂，不但毛利單薄，成長空間有限，而且隨著歐洲與美國陷入經濟長期停滯的趨勢，以歐美市場為對象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景氣波動將十分頻繁。

政府必須與產業攜手合作積極找尋新的出路。未來臺灣科技產業的應該逐步調整自己的在全球定位，從代工生產歐洲與美國高消費群想要擁有的新穎時髦的產品與服務，移轉到新興市場廣大人群所需要平價、耐用，基本功能齊全的平實產品的研發

設計與製造，並在此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品牌與通路。台灣科技產業的未來成長空間在中國大陸、印度、東南亞、巴西、中東、俄羅斯甚至非洲。南韓的企業洞燭先機，早已開始在這些新興市場佈局，台灣必須急起直追。

總之，臺灣在面對這樣的百年不遇的歷史變局時，要跳脫以西方為唯一中心的傳統思維。面對非西方世界，要超越單一的衡量進步與落後之歷史座標，要摒除文明優越感，接納與包容多元價值、宗教與文化。台灣更要善用自己的地理位置、重新發掘自己承襲的文化歷史資產，在心態上要重新融入東亞，善用新移民的網路關係，重視與對岸及新興經濟體的交往，並積極開展與非西方世界的經濟與文化連結。我們要清楚的認識到，美國與歐洲市場對臺灣仍然重要，但東亞自身的內需市場以及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擴張，才是支撐臺灣未來成長動力的雙引擎

台彎必須勇敢的面對全球秩序快速重組的新局，並以「得道多助」作為國際策略的基本指導思想，臺灣必須要不斷提升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存在價值，才能獲得敬重與友誼。例如，台彎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與生產資源整合能力，讓自己在國際經濟分工能持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全球新興產業中必須佔有一席之地。在國際社會裡，台彎要摒棄怨天尤人的劣習，學會如何發揮建設性的角色，讓別人珍惜臺灣。所以，臺灣要思考如何能協助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與區域議題，從環境、能源、糧食、衛生、疾病、數位落差到生態失衡，臺灣能做出哪些貢獻。

臺灣在東亞更要懂得如何扮演促進區域和平與經濟合作的角色，要思考如何協助化解大國矛盾，引導區域和諧，不製造問題、不激化大國矛盾、不成為他人的負擔。要學會如何運用「巧實力」，發揮自己的優勢，避開自己的劣勢。要學會如何避免在主權議題上與對岸硬碰硬，要避免掉入大國對抗的漩渦，不當戰略棋子，更要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臺灣的國際參與要重實質而輕名分，國際參與的主角應該是我們靈活的企業、活力的民間組織，以及拔尖的學術科技機構。

臺灣國際戰略成敗的關鍵還是在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仍將與美國、中國大陸與日本這三個亞太最大的經濟體維持密切的文化與經濟交往，但是兩岸的經濟融合程度將大幅超過與日本或美國的經濟依存關係，橫跨兩岸的社會網路，尤其是社會菁英層次的交往將極為綿密。大陸知識菁英的公共論述以及由網路社群所展現的民意，將對北京的對台政策形成更大的牽制作用，台灣能否透過軟實力影響大陸社會菁英與廣大網民，將是台灣能否有效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關鍵。十年內兩岸內部的發展可能還不具備談判永久性政治安排的充分條件，台灣內部對於終局選項的巨大分歧還不會全面消退，大陸領導層仍需將主要精力放在應付社會轉型的挑戰，但是各種超越現狀的主張在兩岸公共論述場域將更為活躍、也更有市場。

台灣的人口將於十年內出現負成長，政府財政結構將加速惡化，如何在發展知識經濟與綠色產業，照顧貧窮人口的基本需求，應付老齡社會的醫療與安養支出，與因應頻繁的巨型天然災害之間進行有效而公平的財政資源分配，將是未來政治人物無可迴避的課題。台灣與對岸進行軍備事競賽將沒有實質意義，台灣的有限國防支出猶如杯水車薪，主要是心理作用而沒有太多軍事效益，美國是否能繼續維持先進武器的供應也將是一個未知數。兩岸間制度性協調機制以及政治菁英間的互信，將是維護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最重要基礎，而這些機制與互信能否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將取決於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日臻成熟。

[1]朱雲漢，「身處巨變時代的政治學者」，中國政治學會2008年會主題演講，國立中正大學。

[2]Fareed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W. W. Norton, 2008).

[3] Kishore Mahbuban,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Public Affairs, 2008)

[4]這是根據麥迪遜教授（Angus Maddison）在2007年所做的預測，參見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現在看來他的估計對於非西方國家還過於保守，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動力反而過於樂觀。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Paul Kedrosky等已經將他的估計值進行修正，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速度將比他預估的更低，而拉美與非洲的後勢要比他預估的更好，所以到了2030年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將超過他的預估。參見Paul Kedrosky, “The World in 2030: The Poor Own the Place,” October 24, 2010, accessible at http://paul.kedrosky.com/archives/2010/10/the_world_in_20_2.html

[5]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1).

[6]典型的戰爭金融模式就是，舉債發動戰爭，然後用戰利品（割地賠款）還債，這是西方列強在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累積的重要手段，參見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

[7] S. E.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1): 1-29.

[8]他是針對「佔領華爾街運動」有感而發，“Inequality: 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Vanity Fair (May 2011). Accessible at: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9]http://www.cbo.gov/ftpdocs/87xx/doc8758/maintext.3.1.shtml

[10]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011)

低碳施政 評估準則明年上路 未來設大型工廠 電力使用要送審

為節能減碳，經濟部長施顏祥昨日透露預計明年上路「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未來若要興建年約二億度用電的大型工廠，除要通過環境評估審查外，還要再通過能源局審查能源使用條件後，才准設廠，預估對汽車、石化、鋼鐵、電子、水泥等用電大戶將首當其衝。

能源發展綱領預計今年底完成，「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則是相關子法，預計九月送行政院審查，明年上路。國內大型投資案如超過區域供給總量上限，原則上將不同意開發。
能源發展綱領以節能省碳為宗旨，施顏祥指出，將以能源分期分區的供給容量概念，配合經濟成長率，規畫能源供給總量的管制，導入低碳施政。台灣是南電北送，如果新工廠申請開發處用電量額度不足，企業就要考慮自己蓋電廠，或由台電協調電力的取得。
施顏祥說，依能源局估算，受影響對象僅限台灣排名前一二五名大型工廠，如奇美電、聯電等。目前規畫以一年二十五萬千瓦（ＭＷ）的大型工廠、即契約容量年約二億度的工廠為主，相當於台泥和平廠那樣規模的工廠。上述類型工廠未來的投資計畫，一律要送能源局審查，取得許可函始得開發。
不僅是新投資案，施顏祥說，目前已存在的用電大戶，須同步實施能源效率提升計畫，未來也將研訂及逐步提高水泥、鋼鐵、造紙、紡織等高耗能產業能源效率基準與管理方式。
行政院成立能源安全戰略小組　確保核安、續推核四

NOWnews今日新聞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819/7655195.html

記者 呂清郎 台北報導

來源: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03000044-260202)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昨（2）日指出，台灣人口老化、進入高齡化社會，對總體經濟結構將產生重大的影響，中經院已著手進行高齡化指數編制計畫，針對人口老化的各項指標，解析人口老化衝擊，提供政府作為施政參考。

胡勝正表示，台灣人口結構老化情況已嚴重，政府有必要及早提出因應政策；新政府上台以來積極投入年金改革及長照，因為這是涉及經濟結構的大事，有必要加速掌握未來的趨勢。

負責執行高齡化指標編制計畫的中經院院長吳中書說，這項指標應會類似國外的「老人幸福指數」，導入人口老化對總體經濟、人口健康、社會安全的調查。

胡勝正：善用財政政策(摘選)

記者 潘姿羽 台北報導

來源:經濟日報(http://udn.com/news/story/7238/1864943-%E5%A4%A7%E5%B8%AB%E8%AB%96%E5%A3%87%EF%BC%8F%E8%83%A1%E5%8B%9D%E6%AD%A3%EF%BC%9A%E5%96%84%E7%94%A8%E8%B2%A1%E6%94%BF%E6%94%BF%E7%AD%96)

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表示，部分政府官員主張財政紀律，但面對循環性景氣問題，不能一味固守紀律，應適度採用財政工具，台灣舉債上限相較部分歐盟國家還有不少空間，可以適度調高舉債上限，讓政府有工具加強公共建設投資、執行力道，若政府加一點力量，經濟成長率就有保一希望。...........

胡勝正指出，從金融海嘯到現在，各國輪番利用貨幣政策來刺激景氣，但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以鄰為壑，大家競相貶值，造成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

這樣的方法使得有些人得到好處，但也有人受到傷害。得到好處的是企業與投資人，但現在投資環境並不好，因此貨幣政策對經濟幫助並不大；另方面，像是老人家依賴金融資產過生活，每次政府降息，收入就減少。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的貨幣政策沒辦法刺激經濟，因為日本的老人很多，日本的金融資產，有七成直接或間接來自65歲以上老人，每次日本央行降息，他們就要減少支出，也因此貨幣政策在日本無法發揮功用。

胡勝正說，最近很多學者提倡應以寬鬆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像美國前財長桑莫斯、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史賓塞等，現在連英國都要終止撙節方案。現在利率這麼低，有比較大的空間讓政府來舉債。

台灣過去幾年政府公共支出對經濟成長率貢獻都是負成長，公營事業像中鋼、中油、台電，固定資本支出也是負成長。如果這些能拉到正成長，對經濟成長會有幫助，也沒有財政紀律問題。..............

胡勝正表示，民間投資既無法吸收這筆龐大的超額儲蓄，那就應該由政府運用，進行基礎建設，待基礎建設完備了，又可吸引民間投資，這樣台灣經濟才能及時轉型。

例如要吸引觀光客、陸機中轉，那就得加強桃園中正機場的建設，又如要發展生產力4.0，那就得做好生產力4.0的基礎建設才行，胡勝正說：「政府因為財政困難，讓這些基礎建設慢慢來，這會延宕台灣經濟下一波的轉型。」

但政府如何運用這筆超額儲蓄？胡勝正說，這要有「創新的財政思維」，藉由特別預算來舉債，以舉債來運用這龐大的超額儲蓄。

胡勝正說，我國債務壓力主要來自退休年金的潛藏債務，若能透過年金改革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還有空間可以舉債，我們各級政府債務占GDP比率相對各國是低的。

另參 胡勝正：今年經濟外冰內冷

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表示，受到出口持續兩位數衰退，投資及消費轉弱的影響，當前台灣經濟已由數月前「外冷內溫」降溫為「外冰內冷」，今年經濟成長雖仍是正數、但恐難保一。

主計總處周五將召開「第4季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議」，修正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依主計總處20天前公布的Q3概估顯示，Q3沒有外界估的這麼壞，中經院10月中旬估-2.11％，而概估僅-1.01％。主計總處指出，只要Q4能成長0.88％，今年經濟成長仍可以保一。

胡勝正表示，雖然Q3經濟成長比外界預測的略好，但由於近幾個月出口都是兩位數衰退，加上日前財長張盛和透露11月出口仍將續呈兩位數負成長，加以民間投資停滯、消費信心下滑，因此Q4經濟成長也很難有好的表現。

依主計總處估，Q4經濟成長0.88％，全年即可保一，難道Q4達不到0.88％？胡勝正說，依目前台灣出口、投資及消費研判，確實有點困難。此外，巴黎恐怖攻擊，也為Q4投下變數，目前正值美、歐耶誕節消費旺季，若大家不敢旅遊、不敢外出消費，Q4全球景氣一定會受衝擊，屆時台灣的出口也會受波及。

國發會指出，環球透視、台經院11月最新預測，已分別將台灣Q4經濟成長率降至0.5％、0.25％，全年也分別下修至0.9％、0.83％。

胡勝正說，先前台灣景氣被形容成「外冷內溫」，但隨著出口持續衰退，當前景氣已趨向「外冰內冷」，但他表示，今年Q4應該就是景氣谷底，明年首季可望谷底翻升。

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23000046-260202

人才乃國力之本，台灣這幾年不論從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等各個層面來看，都有很大改進空間。以育才而言，不論是過去的教改或現在12年國教，強調的都是免除升學壓力，倡導均質教育，但卻沒有針對台灣應該培育出怎樣的人才來制定完整的配套，尤其是在菁英人才的養成這一塊，與亞洲鄰近各國相比，明顯落後。台灣的大學生、研究生數量雖每年增加，但整體的競爭實力卻相對低落，也造成國內這幾年「學成無業、產業無人」的怪象。

當我們的「育才」有所缺失，又面臨優秀人才被挖角的窘境，那就應該積極延攬國外人才以補不足。但對於引才、聚才，我們的心態及政策又不夠開放，使得人才逆差的情況更為嚴重。

雖然移民署陸續解除一些國外高階白領的居留限制，但台灣很多政策常常會受到民粹操弄而遭到扭曲。以薪資來說，都知道人才無價，但僵化的制度只能提供齊頭式平等的條件，甚至引發「打肥貓」的口水戰。因此，想要吸引人才來做台灣夢，政府就須加強基礎設施，營造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優渥的工作條件、合理的稅務制度、友善的生活機能、開放包容的心胸及前瞻的世界觀等，否則高階人才引進計劃永遠無法落實。

同時，對於全世界的才人，我們是否也有足夠的雅量接納?「用才」應不分國籍地區，只要可以對台灣的發展有所貢獻，即使來自對岸，我們也應一視同仁。以美國為例，它是世界上楚材晉用最積極的地區，透過各式獎助學金，網羅各國優秀留學生，再延攬其居留移民。新加坡也是以寬鬆的留學及移民政策，延攬各國菁英留星發展。想要用世界優秀人才，就要有開放的心胸，不受政治考量，唯才是用。

除了這四才之外，我認為還要再加上「留才」的制度及辦法。過去台灣在薪資條件不好的狀況下，仍有大批優秀人才投入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就是靠股票分紅等獎勵機制來增加誘因，現在這些優惠及獎勵都取消了。事實上，政府提供誘因留住頂尖人才，他們所能創造出的經濟效益將遠超於其所得，且為全民所共享，這是一個正向而良好的循環，過去台灣高科技業的蓬勃旺盛，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味追求所得上的公平正義，犧牲的反倒是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得失之間值得大家深思。

高啟全的出走並非個案，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國際人才爭奪戰是一場現實而殘酷的戰爭，既是戰爭，就應有非同平時的戰略目標及戰術運用。政府一定要儘快以具體辦法落實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等五項，以蓄積人力資本，創造競爭力，讓台灣早日走出經濟泥沼。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座談會，14日在時報大樓舉行，劉遵義於會中以近期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為開場，作了上述分析。

劉遵義表示，世界各國都出現財富及收入不均的狀況，台灣跟大陸並非特例。他回顧全球化經濟的發展脈絡，指出造成貧富差距主因，主要是由於某些低技術工作被新科技取代，還有租稅制度的設計。另外，過去部分執政者過分著重經濟成長目標，也是導致貧富差距加大的原因。

他分析，從台灣的經濟發展史來看，1980年代在創造經濟奇蹟之餘，背後也一直有良好的福利政策在支持，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雖然90年代以來，多數製造跟代工產業陸續出走，但他認為應正面看待此事，畢竟這些產業再也無法滿足台灣GDP的成長。

近年來大陸勞工薪資增長，整體投資環境趨嚴，讓台商興起再出走的念頭。不過劉遵義認為，目前大陸工廠供應鏈幾乎已在地化，單一廠商很難「說走就走」。他鼓勵廠商要跳脫OEM模式，往研發技術跟品牌方向走，而政府也應給予適當的投資與政策支持。

不過在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劉遵義表示解決貧富差距也是政府重任。解決貧富差距的首要方式，他建議可以適當調整財政租稅制度，讓租稅變得更公平，並加大對教育等的投入，前財政部長何志欽及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也表示認同。

積極搶攻前瞻！科技部昨（3）日召開記者會，科技部部長陳良基表示，將趁著人工智慧（AI）的趨勢浪潮、宣布爭取4年、20億元經費，把建構人工智慧平台納入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數位建設之中，預計在中科、南科建置機器人自造基地、成立50家新創公司、培育4千名研發人員來自行製造30組以上的關鍵技術或產品，催生台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發展。

陳良基指出，過去國內接觸機器人的環境不完備，未來在智慧機器人基地完成後，大家心中對機器人的想法，可以透過軟體來達成，再透過基地設備打造出機器人，「自造人員只要帶著頭腦進來，就可以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中科、南科都已組織好相關的零件聯盟，所以目前規劃以中南部為主、積極爭取前瞻計畫的補助，如果爭取不到，科技部也會自己籌備，只是規模較小。

至於台灣發展人工智慧機器人，會不會衝擊到台灣就業市場？陳良基解釋，過去國外有統計，到了2030年智慧機器人將取代人類65％的工作，所以才會擔心未來會被機器人取代，但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人類可以和機器人相互合作，進而創造出更多機會」，就不代表人類的工作機會就會減少。

據科技部計畫，服務對象鎖定智慧型機器人相關自造者、新創團隊、園區廠商及工程師、高中職、大學院校研究中心、法人機構等，透過中科、南科智慧機械的產業優勢，結合園區廠商及周邊科研機構，打造國際旗艦型以人為本的智慧型機器人自造者基地。

科技部也解釋，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將以培育人才與創新實踐作為營運目標，先與國際連結，透過舉辦課程、競賽、研討會與論壇等各種活動來培育符合產業需求的跨領域創新人才，期待帶動機器人產業更創新發展，也盤點使用者需求並協助媒合資源，讓青年能快速實現創意。

自造者可利用基地中的AI技術，落實研發、試製、測試、驗證，讓想法轉化成商品；同時提供科研級軟硬體設備、開放式創新平台、Low-code development platforms並連結快速試量產廠商，來降低開發者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