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啟銘是在國民黨中常會報告「黃金十年國家願景」時，做了上述表示，這也是經建會首度對外正式宣示推動經濟自由化。
我國經濟自由化改革，第1次是在1960年代，以放寬進口管制、鼓勵出口創匯，為改革的主要內容；第2次是在1980年代，強調邁向國際化，主要改革方向包括鬆綁外匯管制、降低關稅等作法，並鼓勵僑外資來台灣投資。
尹啟銘指出，黃金十年的3大關鍵驅動力，分別是創新、開放和調結構，並提出開放的7大策略，讓世界走進台灣，台灣邁向世界。7大策略分別是開展第3波經濟自由化、建設海空樞紐、促進觀光產業升級、加速經貿結盟、加強兩岸產業價值鏈合作、開拓新興市場商機和深化友善國際。
在加速經貿結盟方面，尹啟銘建議，要積極進行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後續協商，和重要貿易夥伴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A），以及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
尹啟銘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世界經貿版圖大洗牌，全球化速度加快，全球經濟重心由西轉東，亞太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經貿地位提升，新興商機崛起，這是台灣的機會。
但南韓與美國、歐盟及東協均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近期可望啟動3邊FTA，迄今我僅與中南美洲5國及中國大陸，分別簽署FTA和協議，面臨被邊緣化風險。
馬總統聽取報告後裁示，台灣希望跟其他國家簽FTA，自己必須先準備好，不可能要別人開放，自己不開放。要避免被邊緣化，必須先改變過去的做法和心態，接受市場的開放，雖然過程很痛苦，但這樣才能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對於台灣未來的經貿布局，馬總統說，第1步是與大陸簽訂ECFA，接著跟第2大貿易夥伴日本先簽投資協議，但和第3大貿易夥伴美國則是「只聞樓梯響」的階段，我們要趕快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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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將修正工廠設立許可核准登記附加負擔辦法，凡符合一定規模者，須符合一定用水的回收率條件，並將節水納入工業區、科學園區及科工區開發的環評承諾事項。
水利署也將針對耗水性的工商業產品推動水足跡標示，並籌組國內水足跡推動聯盟及參考「碳交易稅」機制，研究開徵耗水稅的可行性，全案已報請經濟部將轉呈行政院核定。
水利署說，因可開發優良壩址有限，加上環保生態意識高漲，不但讓水庫開發成本越趨高昂，也連帶影響開發水庫的速度，在水源開源不易之下，更凸顯的節流重要性。
水利署計畫提高省水器材市占率及安裝率，並擬增訂自來水法的節約用水專章，藉以獎勵購置省水標章產品；同時也將補助地層下陷地區機關學校，全面換裝省水器材。
其次，政府將擴大省水器材種類及檢測能力，並修正省水標章規定，試圖增加適用品項。例如，擬增列RO逆滲透等產品。至於健全節水實驗室檢測能力，擬涵蓋滾筒洗衣機及免沖水小便斗。
水利署認為，政府將鼓勵設置省水器材銷售專區，例如，在賣場通路設置省水器材銷售專區，以擴大推廣成效。
至於推動營利事業節約用水獎勵制度，水利署建議修正自來水法，對於營利事業投資節水器材及設備給予投資折抵或折舊優惠。
再者，未來將強化工業用水審查，打算修訂用水計畫審查標準，強化審查作業，並落實後續用水查核、督導及追蹤。
水利署指出，將鼓勵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包括公園綠地設置雨水貯留設施，以及在縣市自治條例中，訂出都市計畫區新建物及商業建築獎勵設置雨水貯留設施。
另外也將推動新建公有建築物，均需設置雨水貯留設施，以及獎勵補助機關學校既有建築增設雨水貯留設施，共同做到節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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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支持基金會活動，並與基金會一同針對國家財經問題提出建言的胡勝正老師於7月10日離世。
胡勝正老師為經濟學者與政治人物，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基金會在探討全球化分配、面對公義社會、決定台灣的29堂課種子培訓，甚至到近年高齡化社會的議題都可見胡勝正老師的身影與建言。
他於2013年種子營便就其專業對全民健保提出示警:「從長期、永續的觀點而論，全民健保的目的也必須重新檢視，保財務安全，還是保健康，還是兩者兼顧？在保財務安全方面，過去常發生一家人只要有一個人得了癌症或任何重大疾病，便導致全家經濟癱瘓，所以才實施全民健保。但推動實施全民健保過程中，促進健康也成為健保的一個目標。若從保健康觀點來看，就是保大(病)也要保小(病)，因為看小病可以免大病、保健康。但保小病是不是真的對健康有幫助呢？有一個笑話：「張三今天沒有來看病，是因為他生病了」，說出了保小病的道德風險，不一定是保健康，在未來，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還會繼續發生。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同樣的資源應該用來保小病?或對罹患大病者提供更大的財務安全?」
面對高齡社會的到來，胡勝正老師前瞻性地提出了世代正義的問題:「人口老化逼著我們重新檢討世代公平正義的問題，不但是你我，還牽涉下一代的公平正義，這些都不易解決，不是靠今天的財政紀律就可以處理，還需要前瞻性思考。」
胡勝正老師留下許多寶貴的知識基礎與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除了表達對逝者的不捨與懷念之外，他帶給基金會的寶貴種子也讓我們繼續承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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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央行總裁彭淮南也對胡勝正老師的逝世備感不捨，也書寫下追思信，從信中可以對於胡勝正老師的生平為人與對台灣財經的貢獻有相對深廣的認識。以下收錄全信內容。
文/彭淮南(中央銀行顧問、前央行總裁)
本月10日晚，接到胡大嫂來電，告知勝正兄於當天下午辭世。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讓我傷心到久久不能自已。半年來，我擔心的事，終究還是發生了。
我與勝正兄相知相惜，已近30載。本年初，某日共同出席財金會談，勝正兄送給我一張賀年卡，親筆寫著「期待在春暖夏至時，在大安公園再相見」。前些年每到周末，我們常在大安森林公園一起健行，之後再相偕到當時信義路上的星巴克用早餐。但這一兩年來，勝正兄因身體欠佳，已無法前來。而今大安森林公園景色依舊，哲人卻已遠離，怎不令人欷噓！胡大嫂朱敏惠女士，係新竹縣第一任民選縣長朱盛淇的千金，是勝正兄台大經濟系的學妹。對於胡大嫂失去另一半的悲痛，感同身受，還望節哀珍重。
．熱愛鄉土，毅然束裝返台，拋捨在美國的功名成就
85年台灣舉行第一次全民總統直選，並爆發台海飛彈危機，勝正兄在胡大嫂的鼓勵下毅然束裝返台，出任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並為台大經濟系合聘教授。勝正兄學術成就十分斐然，他的專長領域是社會保險、經濟成長、公共經濟學，在國外著名期刊曾發表多篇擲地有聲的論文。
我與勝正兄結識的機緣，是在我擔任中信局理事主席的時候（84年7月至86年7月）。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他發表對社會保險的意見，我打電話到中研院經研所向他請益，隔日他即寄給我很多相關資料，讓我印象深刻，也很感激他。87年2月26日我出任央行總裁，89年5月20日政黨輪替，行政院改組，央行理事正好有所更替，我即向唐飛院長推薦勝正兄出任央行理事。當時勝正兄的本職是中研院經研所所長，中研院是學術機構，允許研究人員持有雙重國籍，但央行理事則不得具有雙重國籍。勝正兄為了出任央行理事，毅然決定放棄持有多年的美國國籍，並依規定必須在一年內辦妥相關手續。他於89年6月5日出任央行理事，我在90年2月27日就接到他的來信，附上AIT的公文，證明他已經放棄美國國籍，距出任理事僅9個月。勝正兄重然諾，令人敬佩！
．勇於任事，充分發揮政委協調功能
89年10月內閣改組，由張俊雄先生出任行政院長。90年初，張院長尋覓財經背景的人士出任政務委員；個人認為勝正兄學養俱優，出任央行理事表現優異，且已放棄美國國籍，便將勝正兄的履歷呈請張院長參考。隨後張院長延攬他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但央行卻少了一位傑出的理事。
他擔任政委三年多期間，負責七大部會業務，完成150件法案審查，堪稱「全方位政委」。勝正兄的協調能力應是源自從小的耳濡目染。生前他曾對媒體透漏，「鄰里間有什麼疑難雜症，大家都跑來找我母親」。
96年1月5日，金管會因中華銀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有不能支付債務並有損及存款人利益之虞；為維護金融秩序並保障存款人權益，於是由中央存保接管該行。次日（1月6日），以同樣理由接管力華票券，接著金管會人事更替。
當時候的院長蘇貞昌先生尋覓適當人選出任金管會主委，在徵詢勝正兄時，勝正兄雙手不斷揉搓，回答最好找其他適當人選；在蘇院長鼓勵下，勝正兄最後勉強同意出任。勝正兄踏入全新的領域，當時我有點為他擔心；但他出任金管會主委卻有守有為、表現良好，與財政部及央行充分合作。任期雖僅短短17個月，勝正兄卻於任內完成9項法律修正案之立法，推動完成21件銀行整併案。
．鞠躬盡瘁、情歸故土
勝正兄雖然近一兩年來體力減弱，但在使命感的驅使下，仍然勇於任事，於105年8月2日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同年12月2日回任央行理事，並為常務理事；兩度出任，從未缺席理事會議。近幾個月來常進出台大醫院，出院後帶著氧氣筒出席財經會談。今年6月21日的央行理監事聯席會議，他同樣坐輪椅帶氧氣筒前來出席。楊總裁告訴我，勝正兄雖然健康情況不如以前，但仍不改其認真負責的態度；會中對提案用盡氣力提供建設性意見，辭世前一天（即9日）尚潤飾他在理監事聯席會議的發言稿，令人動容。
據胡大嫂轉述，勝正兄臨終之際，她曾徵詢骨灰存放在兩位公子居住的美國或存放在台灣？勝正兄回說，就存放家鄉宜蘭的胡家祠堂。真是情歸故土！
勝正兄溫文儒雅，敦厚謙和，深具長者之風，誠為學者從政的典範。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勝正兄的一生值得人們尊敬，更是年輕人學習的好榜樣。對個人而言，痛失了一位良師益友；對台灣而言，則是國家社會重大的損失！
全信來源:
中央銀行網站
https://www.cbc.gov.tw/ct.asp?xItem=66837&ctNode=302&mp=1
]]>數十年來由媒體經營到基金會運籌，因緣際會認識不少仁人志士，有不乏學有專長，專業見解貢獻卓越的友輩，有堅持道德勇氣，不懼壓力，不畏橫逆，擔負國之重任的長者。於十一月初因病辭世的國立台北大學校長何志欽，為人謙遜、學養敦厚，是位彬彬有禮的儒者，總帶著幾分靦腆的笑容，深受我輩中人敬重，令人難以忘懷。
何志欽先生自美返國後，不論是服務高教界或出任財政部長、央行常務理事，皆表現得成績斐然；不為人知的諸多貢獻中，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有幸敦聘志欽先生為董事，曾在公與義的社會價值追求上共同努力。處於幕後的他，在基金會中默默執行規劃、籌備及指導，因其豐富學識、隨和又擇善固執的個性，讓諸多有益國計民生或社會風氣的公共議題付諸實施。
結識志欽先生始於2006年初基金會舉辦的「公與義税制改革研討會」，面對國家财政缺口(中央加地方)一年短缺三千億錢從哪裡來？由許嘉棟、朱敬一、陳聽安策劃，中時同仁邀集財政、經濟、法律及企業實務，產、官、學者共聚一堂，由美歸國時任台大經濟系主任在「税改昨日、今日、明日」篇中提出「最低稅負制總體檢」，尋求為失序的租税改革的新切入點。有感於租稅政策與法制的不公與偏差，稅改仍是遲滯不前，釀成的财政赤字日益擴大，志欽先生於參政數載財長卸任後，轉任教於南台灣的國立成功大學，在2012年12月成功大學成立社科院，邀約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合辦「租稅理論與財政政策」研討會，邀請海內外租稅與財政學者專家如胡勝正、陳聽安、曾巨威、林建甫、蘇建榮與日本學者林經洋等二十餘位教授齊聚會研，就兩稅合一、國民年金及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等嚴肅又迫切的議題，再再進行深入且務實的探討。時為成大副校長兼社科院長的志欽先生，為籌辦南北奔波，為議題設計與延攬學者忙碌，擔任主持人，調和、凝聚共識，發表論文或評論中，他那盡情展現學者本色與回國當以知識報國的熱忱，於我至今難忘。誠如古諺所謂功不唐捐，研討會上呼應學界倡議而力主的兩稅合一改制，終於獲得政府的重視，將申報個所稅的全數扣抵改為折半，目前甚至有予以全面廢止的考慮；事實上，除積極主動籌劃外，何校長仍經年利用所有可能的學術場合，藉著專題演講或發表論文，積極倡議「富民經濟的稅改主軸」，期以貫徹稅制改革與重建財政，建設富裕公平的世代正義。對偏低且未發揮促進資金回台的遺產稅率，今已獲致朝野調整的共識；其他如年金及房地產稅制也都受到政府及民間的重視，可預見將大幅改正，達到挹注財政與增進公與義的雙重目標。
在時代潮流變化下，為脫離虛假，找到核心並務實，讓理想與知識能傳承至新一代。基於共同理念，2013年志欽先生加入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為董事成員，參與籌辦種子營，擔任財金組導師：規劃財稅金融與國民年金課程，以永續、公平、效率作為指標談財政健全，從財政收入、年金改革與金融改革面追求公平分配，邀約楊建成、胡勝正、詹火生、邱正雄與許嘉棟，分別與學員討論如何思考世代公平健全的財政體系。來自企業界與公務體系的種子營學員經過課程，就自身處境對於財稅金融課題理解外，更能投射長遠的議題思索與換位思考。在腦力激盪乃至熱烈爭辯之際，何志欽總以「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氣度，勞怨不避、奮勇向前的堅持，往往成為最佳的調和及凝聚共識的正能量。
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說法，原本是對讀書人、士大夫進退有守的期許，志欽先生理路清晰、立場明確，對學子平易謙和卻又叮嚀不斷。他念兹在兹「健全自我」和「造福社會」的自我追求，卻是奮不顧身的全然奉獻。他的一生一定還有許多不為人知曉的故事，然天不假年，於各界殷盼再有一番作為的壯年之際，却因疾病纏身撒手人寰，徒留眾多朋友面對國事紛雜，未酬壯志乏人共同承擔的惆悵與感慨。安息吧！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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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榮希望打造一個「人親土親，親土地、親人民」的內政部。攝影：彭瑞祥
葉俊榮是台大法學教授，專長憲法、環境法與行政法等，不僅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在扁政府時代，擔任過研考會主委、兼任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以管考角度推動建立永續發展指標、政府組織改造。後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督導責任範圍為內政部，相關歷練豐富。因此，行政院長林全說，延攬他入閣，是因為「他是通才」。
葉俊榮上任至今半年多，檢視這段期間的土地政策成績單，首先是對過去錯誤的彌補，包括在大埔張藥房重建案，提出具體承諾和重建時間表；其次則是新制度的推動──行政聽證制度上路。
「我想要的內政部，是更『綠色』一點。『綠色』，直白的講：就是人親土親，親土地、親人民。我對正當程序的堅持，也是基於對人、土地的尊嚴。」談到推動政務的核心價值，葉俊榮如此說明，「反映到制度面，就是很多的參與機制。」
部長葉俊榮（右一）與彭秀春女士（中）、黃福記先生及其二子、民間團體人員討論大埔拆遷案後續處理方向 圖片提供：內政部。
新政府上台後，仍舊面臨一連串反迫遷抗議，老百姓想守住自己的家，為何困難重重？2012年的文林苑事件，將都更的殘暴面攤在社會大眾面前，而葉俊榮卻仍毅然推動四、五層老舊住宅改建，他解釋：「台灣地震頻仍，推動老舊住宅改建的核心基礎是為了民眾的居住安全」。
葉俊榮從氣候變遷法學專家的角度切入，加上颱風期間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的感觸。他認為，在天災面前，人們要對大自然謙卑，而人命關天，政府須多方思考。
當居住安全跟反迫遷人權產生衝突時，該如何抉擇？「以人的尊嚴而言，不喜歡被迫遷，這一點要尊重，從國際公約、國際判決來看，這是原則。但是這個課題要放進對大自然的尊敬來思考。」
「前提是：不能把人趕走，安置要做很好。」葉俊榮的路線是，讓居民從防災角度充分了解必須搬遷的理由，政府要做好配套制度與安置，達到居民即便不捨，但也願意搬遷的結果。
那麼，當面對文化與利益的衝突、不同族群間的衝突、少數人與多數人的衝突，葉俊榮認為該如何取捨？
葉俊榮表示，原則是把人跟土地擺第一，但更多時候，並沒有絕對的答案。「我們要很謙虛，我不認為問題的處理必然存在一個百分之百對的答案。當無法抉擇時，就需要『程序』」。
葉俊榮的「程序」，指的是讓每個有固定主張的人，都能傾聽其他人的主張，加強相互理解，彼此讓步，最後達成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結果。落實在公共政策裡，「聽證」就是一個典型的程序。透過公開論辯，忠實呈現雙方論點，作為最後決策的依據。
聽證制度，也是葉俊榮上任半年來的成績單之一。11月，內政部推出聽證制度。不僅在法規上細細斟酌，在聽證程序、聽證主持人遴選上，也煞費心力。
葉俊榮說，聽證不僅僅是個程序，而是藉由這個過程，讓有所堅持的一方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所謂meeting of mind（將心比心）、put my feet in your shoes（設身處地），因為了解，反過來去思考解決問題、讓步、或是折衷的方法。
內政部長葉俊榮與第一屆聽證主持人，左起依序張文貞、陳立夫、蔡志揚、葉俊榮、羅秉成、林三加、高烊輝等人合影。圖片提供：內政部。
「聽證制度」也是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一直以來的訴求目標。但好不容易撐到新政府上台，卻等不到聽證。8月，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南鐵都市計畫變更案。自救會憤而焚燒葉俊榮多本著作封面，並指「人前程序正義，人後強闖東移。」
拿出內政部長葉俊榮上任前的著作，南鐵自救會要求先舉行聽證會。本報資料照。攝影：賴品瑀。
「你期待我怎麼做？」葉俊榮反問。他解釋，他了解民眾期待政府即時反應、快速反應。但以南鐵案來說，一方想暫停程序，另一方想繼續，他強調，「雙方」都有程序正義。
他指出，案子是由委員會審議，即便身為部長，也要尊重原來的機制。但相對的，內政部並非毫無作為，以南鐵案為例，當時都委會委員同意加開會議，更進一步討論此案，只是，最後結果未能如某方所願。
但葉俊榮一手打造的聽證制度，外界也有質疑。舉例來說，辦理聽證須先經由主管單位或機關審定有無必要性，意即，不是每個案件經過要求就可以進行聽證，聽證制度會不會變成擺著好看的花瓶？而所謂「必要性」又是誰說了算？
葉俊榮表示，「聽證是相對的期待，不是單方的期待。站在制度的角度 ，我不是為你做聽證，也不是為他做聽證，而是為了這件事情的理性決策作聽證。」
制度建立只是第一步，民眾對公共政策的信任與素養還得花上更久的時間。「但我有信心。」葉俊榮說。
放眼未來二年內政部的施政重心，葉俊榮列舉幾項進行中的法案，如：將《人民團體法》轉型成《社會團體促進法》活化公民社會；修訂《住宅法》讓弱勢、年輕人免於高房價困擾。而另一個最有前瞻性的工作，葉俊榮則認為是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已於5月1日施行，目前內政部正進行全國國土計畫與縣市國土計畫的規劃。這是台灣最重要的國土規劃工程。葉俊榮說，「我希望做到《國土法》的內涵具理想性，要合乎國土計畫法的精神，也要把程序灌注進來」。
此外，治安、移民、人權、開放人才，皆是內政部未來的重點。對新住民的珍惜、肯定與文化多元，都是他想推動的方向。「希望看到台灣更開放、更擁抱全世界。」葉俊榮如是說。
葉俊榮表示，國土法及多元文化，都是未來兩年施政重點。攝影：彭瑞祥
※註：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日前航空城所作的聽證是由交通部主辦，並非由內政部所辦理。目前，土地徵收條例在修法程序中，無法確定未來類似案件是否能改由內政部的聽證制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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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榮希望打造一個「人親土親，親土地、親人民」的內政部。攝影：彭瑞祥
葉俊榮是台大法學教授，專長憲法、環境法與行政法等，不僅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在扁政府時代，擔任過研考會主委、兼任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執行長，以管考角度推動建立永續發展指標、政府組織改造。後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督導責任範圍為內政部，相關歷練豐富。因此，行政院長林全說，延攬他入閣，是因為「他是通才」。
葉俊榮上任至今半年多，檢視這段期間的土地政策成績單，首先是對過去錯誤的彌補，包括在大埔張藥房重建案，提出具體承諾和重建時間表；其次則是新制度的推動──行政聽證制度上路。
「我想要的內政部，是更『綠色』一點。『綠色』，直白的講：就是人親土親，親土地、親人民。我對正當程序的堅持，也是基於對人、土地的尊嚴。」談到推動政務的核心價值，葉俊榮如此說明，「反映到制度面，就是很多的參與機制。」
部長葉俊榮（右一）與彭秀春女士（中）、黃福記先生及其二子、民間團體人員討論大埔拆遷案後續處理方向 圖片提供：內政部。
新政府上台後，仍舊面臨一連串反迫遷抗議，老百姓想守住自己的家，為何困難重重？2012年的文林苑事件，將都更的殘暴面攤在社會大眾面前，而葉俊榮卻仍毅然推動四、五層老舊住宅改建，他解釋：「台灣地震頻仍，推動老舊住宅改建的核心基礎是為了民眾的居住安全」。
葉俊榮從氣候變遷法學專家的角度切入，加上颱風期間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的感觸。他認為，在天災面前，人們要對大自然謙卑，而人命關天，政府須多方思考。
當居住安全跟反迫遷人權產生衝突時，該如何抉擇？「以人的尊嚴而言，不喜歡被迫遷，這一點要尊重，從國際公約、國際判決來看，這是原則。但是這個課題要放進對大自然的尊敬來思考。」
「前提是：不能把人趕走，安置要做很好。」葉俊榮的路線是，讓居民從防災角度充分了解必須搬遷的理由，政府要做好配套制度與安置，達到居民即便不捨，但也願意搬遷的結果。
那麼，當面對文化與利益的衝突、不同族群間的衝突、少數人與多數人的衝突，葉俊榮認為該如何取捨？
葉俊榮表示，原則是把人跟土地擺第一，但更多時候，並沒有絕對的答案。「我們要很謙虛，我不認為問題的處理必然存在一個百分之百對的答案。當無法抉擇時，就需要『程序』」。
葉俊榮的「程序」，指的是讓每個有固定主張的人，都能傾聽其他人的主張，加強相互理解，彼此讓步，最後達成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結果。落實在公共政策裡，「聽證」就是一個典型的程序。透過公開論辯，忠實呈現雙方論點，作為最後決策的依據。
聽證制度，也是葉俊榮上任半年來的成績單之一。11月，內政部推出聽證制度。不僅在法規上細細斟酌，在聽證程序、聽證主持人遴選上，也煞費心力。
葉俊榮說，聽證不僅僅是個程序，而是藉由這個過程，讓有所堅持的一方去理解他人的想法。所謂meeting of mind（將心比心）、put my feet in your shoes（設身處地），因為了解，反過來去思考解決問題、讓步、或是折衷的方法。
內政部長葉俊榮與第一屆聽證主持人，左起依序張文貞、陳立夫、蔡志揚、葉俊榮、羅秉成、林三加、高烊輝等人合影。圖片提供：內政部。
「聽證制度」也是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一直以來的訴求目標。但好不容易撐到新政府上台，卻等不到聽證。8月，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南鐵都市計畫變更案。自救會憤而焚燒葉俊榮多本著作封面，並指「人前程序正義，人後強闖東移。」
拿出內政部長葉俊榮上任前的著作，南鐵自救會要求先舉行聽證會。本報資料照。攝影：賴品瑀。
「你期待我怎麼做？」葉俊榮反問。他解釋，他了解民眾期待政府即時反應、快速反應。但以南鐵案來說，一方想暫停程序，另一方想繼續，他強調，「雙方」都有程序正義。
他指出，案子是由委員會審議，即便身為部長，也要尊重原來的機制。但相對的，內政部並非毫無作為，以南鐵案為例，當時都委會委員同意加開會議，更進一步討論此案，只是，最後結果未能如某方所願。
但葉俊榮一手打造的聽證制度，外界也有質疑。舉例來說，辦理聽證須先經由主管單位或機關審定有無必要性，意即，不是每個案件經過要求就可以進行聽證，聽證制度會不會變成擺著好看的花瓶？而所謂「必要性」又是誰說了算？
葉俊榮表示，「聽證是相對的期待，不是單方的期待。站在制度的角度 ，我不是為你做聽證，也不是為他做聽證，而是為了這件事情的理性決策作聽證。」
制度建立只是第一步，民眾對公共政策的信任與素養還得花上更久的時間。「但我有信心。」葉俊榮說。
放眼未來二年內政部的施政重心，葉俊榮列舉幾項進行中的法案，如：將《人民團體法》轉型成《社會團體促進法》活化公民社會；修訂《住宅法》讓弱勢、年輕人免於高房價困擾。而另一個最有前瞻性的工作，葉俊榮則認為是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已於5月1日施行，目前內政部正進行全國國土計畫與縣市國土計畫的規劃。這是台灣最重要的國土規劃工程。葉俊榮說，「我希望做到《國土法》的內涵具理想性，要合乎國土計畫法的精神，也要把程序灌注進來」。
此外，治安、移民、人權、開放人才，皆是內政部未來的重點。對新住民的珍惜、肯定與文化多元，都是他想推動的方向。「希望看到台灣更開放、更擁抱全世界。」葉俊榮如是說。
葉俊榮表示，國土法及多元文化，都是未來兩年施政重點。攝影：彭瑞祥
※註：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日前航空城所作的聽證是由交通部主辦，並非由內政部所辦理。目前，土地徵收條例在修法程序中，無法確定未來類似案件是否能改由內政部的聽證制度辦理。
]]>Kolas指出，除政府帶頭外，也對民間廠商提出誘因，提出振興紓困方案，鼓勵民間廠商繼續投資，雖然會造成部分的稅損，但可達到擴大內需的效益，以維持台灣整體經濟的穩定。
立法院日前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新台幣600億元，行政院銜蔡總統之命，除了600億元，政院也彙整政府各部會的基金、可移緩濟急的公務預算等，在600億元之外，另投入約400億元預算紓困，總計將投入1000億元紓困並振興台灣的經濟產業。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天（3/18）邀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進行業務報告，立委們憂心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各國政府以及國際機構預測愈來愈悲觀，政府雖祭出新台幣千億元紓困，減緩經濟衝擊，但規模恐怕太小，主計長朱澤民回應，將來有必要再規劃。
在疫情重創歐美下，美國總統川普將要求國會批准8500億美元（約新台幣25兆7000億元）武漢肺炎緊急支出計畫，歐盟紓困也備妥逾4000億歐元。
國民黨立委曾銘宗指出，即便不比美國、歐盟，參考鄰近國家的紓困作法，香港4600億元、新加坡1350億元、韓國2958億元，相較之下，台灣只有600億元的規模，差距甚大。
朱澤民回應，除了600億元，後來又追加400億元，而且新加坡、香港需要編列較大金額的紓困預算，是因為他們對外開放程度大，台灣情況不完全相同。並指出，台灣疫情控制得好，所以防疫的經費沒有那麼多，不過防疫經費裡面，有45億元可以動用，也能夠以「以緩濟急」原則來執行。
來源：經濟日報、中央社
]]>對於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的重大議題，歐盟立場顯得搖擺不定。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Barroso）曾說，希臘若離開歐元區，歐盟付出的代價會超過紓困。
但他最近接受義大利電視台專訪時卻表示，不守規矩的會員國應該退出。
歐盟指責會員國不守規矩，但未能早期遏止希臘的弊端在先，歐盟主管機構本身也有責任。根據1992年歐盟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以及1997年公布的歐盟穩定暨成長公約規定，國家的預算赤字及政府債務，分別不得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與60%。
不過直到2011年歐盟統計局才發現，希臘美化帳面數字，呈現國家財政符合歐盟標準的假象，實際上希臘的國家預算赤字及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分別高達15.7%與127%。
剛卸任的法國總統沙柯吉去年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說，2001年容許希臘加入歐元區是個錯誤，當時希臘根本沒有準備好。但這一切的懊惱為時已晚。
再者，希臘經濟規模僅占歐元區17國的2.5%，相較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占27%、法國占20%，起初由這個南歐國家爆發的危機，如同星星之火。
因此2009年當希臘自曝債台高築亟需外援之際，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就極力主張，趕快找個能砸鉅資的重砲鎮住金融市場，就能一招止住仍在萌芽狀態的歐債危機。
可惜歐盟以及歐元區的主要國家都缺乏釜底抽薪的決心。先是德法兩國批評希臘不遵守歐盟成長與穩定公約規定而債台高築，並主張歐元區不應買單。不作為拖延約半年至2010年3月底，歐盟才敲定，在「必要情況下」援救希臘。
但此時國際信評機構如標準普爾（Standard &Poor's）已調降希臘信評至B級，即使國際貨幣基金（IMF）與歐盟聯手出擊，在2010年5月間撒下數千億歐元的銀彈，已難力挽狂瀾，初估歐元區17國債務總額已近8兆歐元。
歐盟不能洞燭機先，歐元區國家又不能當機立斷，歐洲資深經濟研究員威廉斯（Darren Williams）曾分析，歐盟因應歐債危機的政策偏向漸進式而非大刀闊斧改革，除非歐元區各國集體肩負責任，否則難擺脫歐債危機。
果不其然，希臘經過1100億歐元的首輪紓困仍過不了難關，今年3月勉強捱到了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紓困，但是砸下2400億歐元，希臘公債占GDP的比例還是由127%竄至160%，歐盟更坦言，不排除進行第三輪紓困的可能性。
希臘災情慘重，雪球越滾越大，也波及至西班牙與義大利。這兩個在歐元區17國中經濟規模分居第3、4，被視為大到不能救的國家，近來更頻拉警報，將出現第二個希臘的傳聞不脛而走。
自2010年至今，歐盟為解決歐債危機召開峰會不下17回，但億萬投資客索羅斯（George Soros）撰文示警，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債權國和債務國的差距確實持續擴大，危機「已進入動盪程度也許較低但危險性可能更高的階段」。
歐盟與歐元區國家因應歐債危機的作為進退失據，原本寄予厚望由建立制度完善財政紀律化減歐債的策略，也因未兼顧成長與就業的平衡，掀起反緊縮的聲浪。
經德國積極運作，去年底歐盟峰會敲定通過財政協定（Fiscal Compact），27個歐盟會員國中計有25國簽署，使歐盟於法有據可與聞甚至干涉簽署國的財政預算規劃，嚴格要求遵守預算赤字與政府債務上限的規定。
但是歐盟會員國力行財政緊縮，歐盟執委會公布的今年度春季經濟預估報告，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相繼陷入衰退，歐洲經濟今年將出現負成長，歐盟27國GDP零成長，歐盟經濟暨貨幣事務執委雷恩（Olli Rehn）更憂心，若不進一步採取堅決行動，歐盟可能持續低成長。
歐洲的衰退似乎更沉重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表示，事實證明，歐洲國家採取財政緊縮政策並未提振市場信心，顯見緊縮政策並未達成預期效果，解決歐債難題不能單靠緊縮政策。
而法國總統歐蘭德扛著反緊縮大旗勝選且矛頭直指財政協定，打亂歐洲聯盟因應歐債危機的布局，加上希臘國會選舉反緊縮勢力也獲得多數民意青睞，歐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研究員泰爾佛德（Simon Tilford）說，緊縮財政措施抑制投資需求，破壞凝聚力，更糟糕的是滋長民粹主義，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受挫。
特別是歐元區模範生荷蘭為遵守財政協定的標準卻導致內閣總辭，讓歐盟的情勢更形險峻。波蘭財政部長羅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擔憂，歐盟崩解並非不可能。
歐盟曾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結盟，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更曾語重心長表示，「回顧歐洲歷史，我們看到無數的戰爭和衝突，現在我們正在統一歐洲，這是值得驕傲的時刻。」
而歐債危機卻一點一點蠶食歐盟引以自豪的統合基礎，甚至浮現崩解危機，歐盟的未來何去何從，埋下難以預料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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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經濟的再一次成長。
]]>根據上周五達成的一項協議，台灣的銀行將能夠清算以人民幣計價的交易，這標志著中國政府的人民幣國際化努力向前邁進了一步。
把台灣建設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將讓兩岸能在擱置懸而未決的台灣島主權問題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兩岸經濟的不斷融合。
台灣作為金融中心的規模遠小於新加坡或倫敦——後兩個城市同樣渴望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大規模貿易往來是其一大優勢。
台灣與大陸此前曾達成一系列加強兩岸聯系的經貿協議，包括兩岸於2010年簽署的一項重要的自由貿易協議。大陸目前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
台灣央行表示，這項清算協議將在60天內生效，但分析師預計，這一新市場的發展速度將不會像香港那樣快——原因在於，台灣與大陸的政治關系依然復雜，而且目前人民幣的市場需求較香港啟動離岸人民幣業務時更為疲軟。
譯者/馬拉
作者簡介
楊雅惠
現職：考試院考試委員、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碩士；台灣大學商學系學士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進修（訪問學人）
經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華經濟硏究院硏究員、中華經濟硏究院台灣硏究所所長及財經策略中心主任
許嘉棟
現職：台灣金融硏訓院董事長、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學歷：美國史丹福(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 、台灣大學經濟學學士 、碩士
經歷：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理事長、中央信託局董事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副總裁、中央硏究院經濟硏究所所長、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放在一個更遠距離的視野，把兩岸大事做對比，形勢之強弱、力量之消長、目光之寬窄、判斷之清濁，豈非明顯無比。
坦白說，台灣已經浪費太多力氣於無用的兩岸議題上。民間在野喜歡說三道四，總是繞著無用的議題轉就罷了，連政府也跟著轉，那就真的是在裝傻，甚至犯傻了。
以卡式台胞證為例。此事根本不是操之在我的事，議論有何用？證件是大陸發出，要怎麼發，要如何蓋章，如何處理資料，如何連線管理，台灣能管什麼？即使大陸說了要如何處理，台灣人會信嗎？而即使維持紙本台胞證，又與卡式何異？鬧這個問題，只能顯示台灣的資訊水平太低，情報認知水平太差，兩岸關係的知識能力有問題，除此之外，能說明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有一個在野黨說要政府和大陸協調，才能允許大陸使用卡式，請問，那以後台灣發的大陸同胞通行證要和大陸開會嗎？連這種小事都要開會，到最後要立法院通過才能登記台胞證要察什麼內容，這個國家還要做事嗎？這種犯傻的事，大陸要奉陪嗎？
台灣在兩岸問題上一直缺乏某種基本判斷力，才是造成此種錯誤認知的關鍵。這種判斷力就是：什麼是「操之在我」？什麼是「操之在人」？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掌握主動權？什麼地方，你非要人家配合不可？這個不分辨清楚，一通糊里糊塗的吵架，根本多費口舌，只顯示認知有問題而已。
最明顯的是1500顆飛彈對準台灣之說。坦白說，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大陸有多少飛彈，台灣不清楚，它有遠程短程洲際飛彈，真正要對付的，還不是台灣這種沒什麼反抗能力的地方，而是周邊更強大的俄羅斯、遠程的美國，以及部署在亞洲的美國航母上的飛彈。此語之特別犯傻在於「對準」二字，彷彿大陸把飛彈部署在台灣海峽，對著台灣來的。但真實的情況是：根本不需要對著台灣，它部署在新疆、蒙古、貴州，都不妨害它隨時隨地，在一秒之內，把設定好的彈頭一轉，從俄羅斯轉向台灣。
在全球戰略知識非常普及、飛彈知識用GOOGLE都可以找到的現代，即使是任何一個普通的大學生都該知道，這種低層次的飛彈說法，除了讓人感受某些人內心的恐共懼共之外，只能是長敵人威風，讓人看低你的知識水平而已。說起來，還真是讓人汗顏。
更何況。它不是操之在我的事。就算你抗議一百次，說了一百遍，也無濟於事。大陸難道會為了台灣，放棄整個陸地國防線的防禦？即使是大陸說要放棄，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也絕對不會相信。想想，習近平說要裁軍30萬，這個比撤飛彈更厲害吧，也可以不被相信，那說要撤飛彈有什麼意義？
但令我感到訝異的是，台灣朝野，為什麼可以在這種犯傻的事情上面，吵半天？明明幾個在野黨的知識分子不少，他們比什麼人都清楚美國與大陸的政策底限，兩岸間的紅線何在，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吵這種無用之事？除了都在裝傻，也實在找不出什麼解釋。
坦白說，現下徒費口舌的議題，都不是操之在我的事。真正操之在我的，是台灣還可以握有主動權的事，例如服務貿易協定，或兩岸其他協議。以操之在我的議題，爭取台灣最大利益，才是正辦。但最近以來，大陸顯然不想浪費唇舌，只挑著大陸可以掌握主動權的去做，至於台灣有什麼反應，大陸既無法從國民黨得到肯定的答案，更無法從民進黨得到解決，那就選擇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做了再說。總之，不陪你玩了。
但這樣下去，台灣能承受多久呢？當兩岸形勢消長，台灣還能握有多少主動權？這才是該認真想想的。未來之事，可能不是國民黨要想，而是民進黨該好好想的。
]]>5月結束了，意味著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已截止，也是人們對所得最為敏感的時候，你知道你的所得和其他人差多少嗎？
014年，318運動爆發，大批群眾衝入立法院阻擋《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強渡關山。外界普遍認為這場運動回應著社會對於所得分配不均的不滿，而後的九合一選舉及總統大選的結果也時常被解讀為「從統獨到左右」之爭。然而，為什麼每當有立委或媒體質疑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時，政府總是能端出數據否認？這些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究竟有沒有擴大的趨勢？為什麼民間認知與官方數據之間，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若要細究貧富不均的分布情形，必須從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談起。
3月中，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於立法院質詢前主計長石素梅時，引用中研院士朱敬一文章中的「2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已超過99倍」說法，質疑主計處是否刻意隱匿較為細緻的數據，導致政府公布的數據無法反映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事實。此一說法引起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不滿，隨即於個人臉書發文抨擊，強調主計處公布的「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才是國際衡量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指責黃國昌「書沒讀夠」，只會「冷飯重炒」。
到底哪一方的說法有理？從雙方提出的指標來看，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若由行政院主計處用以衡量國內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來看，可以發現，2000與2009年這兩項指數一度攀上高峰，代表貧富差距在這兩年急遽拉大，而從金融海嘯之後的2009年開始，則是連續5年縮小。照理來說目前應是近幾年來分配相對公平的時刻，然而相關新聞或「批踢踢實業坊」（PTT）下的回應多是抨擊數據偏離真相、政府騙人等等，顯然這份數據與大多數民眾的感受有落差。
而若以此份數據對比黃國昌所引用的另一份數據，落差的感覺會更強烈。
行政院主計處以「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衡量國內貧富差距。（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處用什麼指標衡量貧富差距？
5等分位差距倍數：將所有家庭依每戶所得收入由小至大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最高20%家庭的所得除以最低20%家庭所得之後的的倍數即為5等分位差距倍數，倍數越大，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吉尼係數：將全部家庭的所得進行兩兩互相比較，然後將差異值加總，再予以標準化後介於0與1之間，其值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顯示，台灣的所得差距倍數一路攀升，雖然在2012年下降，但在2013年狂飆至99.39倍，明顯超過前幾年，與主計總處指標所顯示的趨勢截然不同。
為什麼同樣探討所得分配的兩份數據，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原因就出在資料來源及區分所得的層級不同。
主計處公布的兩份數據都是取自「家庭收支調查」的所得資料，家庭收支調查的方法是透過抽樣，由調查員進行訪問，再將調查取得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分為5等分，最後計算出最富20%以及最貧20%家庭的所得比。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當年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將所得高低劃分為20等分後，再將最富5%家庭的所得除以最貧5%家庭的所得而計算出的比值。因此，這兩項數據不論是取樣方式和所取層級都完全不同。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以「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指標所計算。無2004年資料。（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如何衡量所得分配？
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將綜合所得稅納稅資料分為20等分，觀察最高5%家庭與最低5%家庭比值的變化。
對此，朱敬一曾著文指出，由於「家庭收支調查」較容易調查到一般所得者，但卻不容易取得頂尖富豪的所得資料，因此若要了解頂尖富人的所得狀況，使用賦稅資料較為精準。不過朱敬一也提醒，賦稅資料並未包含未達報稅門檻的低收入戶以及社會救濟等移轉收入，所以仍有其局限。此外，5等分的所得分級較為粗略，年收入破百萬的一般中產受薪階級以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等頂尖富豪會被放在同一個級距中，因此無法凸顯貧富差距的真實情況。
但朱敬一強調，任何指標都有其代表意義及局限，因此若要了解貧富差距，應觀察「同一份」資料的長期趨勢變化，例如觀察賦稅資料2000～2013年的數據變化，而非拿主計處資料與賦稅資料進行比較。
（資料整理／葉瑜娟，製圖／黃禹禛）
事實上，有越來越多國家採用賦稅資料了解頂尖富豪所得情形。這套研究方法來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皮凱提透過各國賦稅資料研究頂尖所得族群的收入狀況。結果發現，美國貧富差距自1980年代開始急速擴大。在1970年代，美國前10%的富人所得佔總體國民所得的比例介於30%～35%之間；但是，到了2000～2010這段期間，佔比已經提高到45%～50%之間，增加了15個百分點。
根據皮凱提的分析，頂尖富豪所得佔比提高的原因，是因為「資本報酬率」高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率」，其中「資本報酬率」指的是靠著資本（例如不動產、股票、債券等）所賺取的報酬率。因此，擁有大量資本的富人，財產累積的速度會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的累積；而當經濟成長趨緩或停滯，資本報酬率很有可能會大幅超越經濟成長率，更加速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進一步擴大貧富不均。
皮凱提將多個國家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資料彙整為「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供外界使用；而台灣的資料庫則由中研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主持，透過財政部歷年的賦稅資料，計算出台灣前5%至前0.01%富人所得佔整體所得的變化。
★財稅資訊怎麼衡量所得分配？
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利用財稅資料追蹤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比例，該值越高，代表頂尖富人享有的資源越多。
根據WTID的資料，全台灣最富有的1%族群的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為12.99%，而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分別為5.86%及3.09%。就長期趨勢來看，除了2008年遭逢金融海嘯出現明顯的跌幅外，其他時候頂尖富豪收入佔全國所得比均是一路向上攀升，完全如皮凱提所言，財富正逐漸往少數富人集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這些頂尖富人究竟如何賺錢？為什麼在全民薪水凍漲的悶經濟時代，還能持續增加收入？
答案就藏在頂尖富人的所得分配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朱敬一研究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其薪資所得佔個人總所得的比例越低、資本所得的佔比越高。舉例來說，前20%的所得族群，76%的所得來自薪資；前0.1%族群，僅有28.9%的所得是來自薪資；前0.01%富人族群，僅有13.5%的所得來自薪資，其餘83.5%的所得都來自資本所得。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過去台灣社會長期歌頌的「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價值已不復存在，單憑努力越來越難出頭天。想要致富，出生好家庭、坐擁房產地產才是關鍵。
到底出生好家庭、有地有房對於致富有多重要？從下列的數據或許能略知一二。
根據朱敬一團隊分析土地增值稅（不包含在綜所稅中）及綜所稅而得的所得資料，2013年全國平均僅有2％的家戶有土地交易，而在2％的族群中，每戶平均土地交易所得為3.9萬元；但隨著族群的收入越高，有交易土地的戶數佔比便越高，前0.01％的富人族群時，有交易土地的家戶佔65.5％，等同於三分之二的家戶都有土地交易，而前0.01％的富豪族群的平均每戶土地所得更高達7,627萬元，是全國平均每戶土地所得的1,955倍，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如果單靠薪水，一輩子都賺不到這麼多！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若從每戶土地所得佔綜所稅的比例來看，可以看出不同所得族群資產配置的狀況。從2013年的佔比來看，全國平均的土地交易收入佔綜所稅的比例僅為6.3％。如果是10％的富人，佔比提高至近15％；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族群，佔比飆升至70％以上，足足是全國平均的12倍左右，可見土地交易確實佔據了富人所得配置的重要位置，正好符合皮凱提所說的「富人靠著既有資本累積財富」的說法。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土地增值稅是以「土地公告現值」為稅基課稅，但土地公告現值是由各地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長期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平均來說土地公告現值恐怕只有實際交易價格的一半，因此此份研究的土地交易數據可能只是富人實際土地交易所得的一半而已，也就是富人靠著土地交易賺取所得的比重，可能比研究估算的高。
信義房屋企研室專案經理曾敬德就表示，「高所得族群的人有許多收入是來自土地交易。」他指出2013年正好是房市景氣高峰的一年，所得越高的族群對於景氣、價格的波動更為敏感，處置房地產的行動也較一般大眾積極。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志翔則表示，一般大眾的所得都是來自薪資所得，但是高所得族群本身的投資組合較一般人多元，比起一般人更有本錢進行房地產投資，加上2013年是奢侈稅閉鎖期結束（註：奢侈稅自2011年6月開始實施，針對持有期間2年內的不動產短期交易課徵10％或15％的奢侈稅），因此有投資土地的高所得族群會選擇賣出房地產，但對於大多數沒有土地投資的人來說並沒有影響。
由房仲業者及會計師的解釋，可以看出與社會大眾常識相符的事實──對常民來說是落腳處的土地，卻是高所得族群眼中的商品。
朱敬一進一步從會計方法證實了土地的商品價值，他從土地交易所得數據中算出不同所得族群的年報酬率，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投資土地的報酬率也越高，因此他認為土地投資可能是造成貧富不均擴大的關鍵因素。他並推測，造成不同族群的土地投資報酬率出現差異的原因有3點，分別是：既有資本是否允許投資高報酬率的土地、資訊的流通程度及扭曲的土地稅率。
巢運發起人之一、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中同樣認為，賦稅不公是導致富人偏好投資房地產，進而拉高房價及地價的主因。他提到目前土增稅、地價稅分別採土地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但兩項皆遭到低估，政府能課到的稅較少。舉例來說，身旁朋友購買的新屋市價約新台幣1,600萬元，但評定現值僅68萬元，而其所持有的土地的公告地價僅14萬5千元；換言之，這棟市價1,600萬的新屋在政府估價下，僅值82萬元，僅為市價的5％，稅基遭嚴重低估的結果，不僅造成稅損，也讓富人囤房不會增加額外成本，房地產商品化情況嚴重。
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則強調應從「住宅去商品化」做起。所謂去商品化就是要避免土地房產掌握在少數富人手裡，除了交易稅外也應拉高持有稅及囤房稅，增加持有成本後，富人才願意釋出手上的資產。而為了「打中要害」，張金鶚提到應將「自用」及「非自用」區分開來，才能避免持有自用住宅者也被波及，進而讓社會大眾願意支持稅改。而關於稅基過低的問題，張金鶚也以過去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經驗為例，說明應該要更細緻化的劃分各個區域，以求能更精準地調整土地公告現值。
除了從稅務改革著手外，張金鶚提到「金融制度」也需要調整。張金鶚認為，央行不須經立院表決便能決定是否放行貸款，貸款對於房市的影響極大，但卻較少被提及，因此應該要喚醒社會對這方面的重視，才能形成輿論壓力，不讓少數富人靠著資本持續得利。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近六個月的密集協商，十年一度的地球高峰會於日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幕。然而無論這場有將近九十國的首長以及四萬人參與的高峰會，是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的『在里約高峰會是成功的』，或是如國際綠色和平執行長KumiNaidoo所形容的『史詩級的失敗』，但從大會的協商最終文本以及在峰會其中各國與各組織舉辦的週邊會議，均傳達著台灣邁向永續發展時，不應該忽略的訊息。
揚棄唯GDP成長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導致的財政緊縮，逼使各界於此次峰會過程中，需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各項弊病。如由包括李遠哲在內的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巴西前總統卡多索等多國前任元首共同簽署的<<里約宣言：我們選擇的未來>>中，既明指需重新檢視當前經濟體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要拋棄GDP作為衡量社會福祉的依據。連企業也均意識到，需將傳統上未能被GDP或產值等衡量方法涵括在內的環境品質以及自然資本，納入其決策考量。因此在會場中，可以看到運動品牌PUMA的總裁直接呼籲各國政府應創造政策工具，讓產品售價可以反應真實的內部與外部成本。此外，近四十個銀行與保險業亦簽署了『自然資本宣言』，承諾要揭露其商業行為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影響，進而將在在決策考量時納入其中。
聯合國發展總署、國際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計畫（IHDP）亦在Rio+20時舉辦與『超越GDP』的週邊會議，明確提出可替代GDP作為衡量指標的永續人類發展指數、兼容性富裕指數等新興指標。最終在大會決議文中，則是提出『我們認識到，為了改善決策的依據，需要有更加廣泛的社會進步程度的衡量指標，作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補充』。而依照聯合國的時程規劃，在2015年時將會提出全球各國適用的新興指標。
反觀台灣，在面對『超越GDP』這個議題上，僅止於要求主計處仿造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依樣畫葫蘆式的填入台灣的數據，而非掌握到國際上在討論此議題時，從衡量指標、公共政策決策參考再到企業經營策略規劃上的系統性變革。
『平等』與『兼容』的綠色經濟
除了檢討既有經濟範型的錯誤，創造新的發展路徑亦是此次峰會的重點。而聯合國在2008年提出『綠色經濟』概念後，亦將此列為本次峰會的主題之一，以期全球能改以『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作為發展目標。然在會談協商過程中，在此議題上，仍落入氣候談判中常見的南北分歧。
南方國家的憂慮，是綠色經濟將會變成北方富國強加於其身上的發展樣板，G77等南方國家代表更於協商過程，因為北方富國不願意提出財務扶持以及技術移轉上的承諾，以離席表達抗議。另一方面，許多公民團體亦憂慮綠色經濟將導致自然資源公有財商品化的疑慮，尤其質疑當整個經濟系統仍是由資本主義主導時，綠色經濟只是會變成大企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例如生態服務價值的量化，在資本市場上，就猶如將其貼上售價，進而進入市場交易。因此若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控制與邏輯，綠色經濟是不可能達成其消弭貧窮與維持環境品質的目標的。
因為前述的質疑，在大會決議文中有關於綠色經濟政策擬定原則的建議上，除強調應尊重各國的國情外，更補充了相當多關於綠色經濟應同時達到推動社會公平的要求，如『增進婦女、兒童、青年、殘疾人、小農和自給農、漁民以及中小型企業就業者的福祉，改善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計』等。而針對國際間的落差，除強調綠色經濟不可成為貿易壁壘外，亦將納入『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幫助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減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依賴性』等原則，著眼於國際間的互助合作。
若以高峰會進行過程以及最終決議文來檢視台灣關於綠色經濟的發展，則可顯見當前政府自豪的綠能產業的擴張，根本與國際上對於綠色經濟的期待，有極大落差。不論是在國內的相關政策上，毫無思考到對縮短貧富差距有何貢獻，在各類技術發展上，也僅是複製傳統智慧財產保護的邏輯，強調台灣現有的技術優勢，而非思考這些技術該如何移轉至其他發展中國家，協助其邁向永續發展助益。台灣產官以為在國際社會立場曖昧的策略，得以規避責任，甚至左右逢源，卻可能陷入進退維谷，南北失據的圍城。尤其不少國際民間社群私下告知與提醒，台灣儼然印證了立基於資本主義思維的綠色經濟，僅是企業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此類質疑。
反映真實成本的環境與能源財稅改革
若欲推動綠色經濟，其關鍵之處在於是否能將金錢流從剝削環境的經濟活動，引導至可降低環境風險並兼具移除貧窮效果的經濟活動。於此次Rio+20永續高峰會開始之前，大會主辦單位舉辦了 “Vote for the future you want”的線上投票，邀請全球民眾票選出其最支持的可推進永續發展的政策建議。而票選結果顯示，環境財稅改革獲得極大的支持。如在推動眾人可享有的永續能源此議題上，採取具體的移除化石燃料補貼的作法，獲得高達66%支持率，為全球民眾認為在此次峰會上，最應達成的政策共識。然而因為加拿大在協商過程的反對，最終於大會決議文之中，就此議題上，僅宣示：『各國再次承諾逐步淘汰有害的、低效的化石燃料補貼，因這種補貼鼓勵浪費性消費，損害永續續發展。』，而未有明確時間表的承諾。
但因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將導致燃料價格的上升，因此各國於政策推行時，均遭逢極大阻礙。有鑑於此，國際永續發展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於Rio+20既舉辦了名為『克服化石燃料補貼改革的政治阻礙』（Breaking Down the Political Barriers to Fossil-Fuel Subsidy Reform）的週邊會議，則提出各國推動化石燃料補貼改革時的五大建議：
1. 官方需向全民充分揭露化石燃料補貼流向以及此補貼對環境、社會與財政的影響，並定期報告，檢視其變化趨勢。
2. 化石燃料補貼改革政策，不僅只是價格上的調整，而需提出整體的政策配套，包括補貼移除後的替代方案，這些移除的補貼，將轉移至何種用途。如針對當著手進行汽柴油補貼的移除時，亦須提供諸如公共運輸或是獎勵替代燃料使用的配套方案。
3. 應將社會溝通列為補貼移除政策之一環，而補貼改革需要長時間的溝通，以化解民眾疑慮。
4. 除考量燃料價格的補貼外，亦需將化石燃料使用過程的外部成本納入考量。根據NRDC分析，若將外部成本納入時，實際上全球針對化石燃料提供的補貼，每年是高達一兆以上。
5. 若各國短期間無法達到移除化石燃料補貼，但至少要先停止增加新的補貼。
而若將上述的建議，用於檢驗台灣在今年面臨的油電雙漲之爭議。則可顯見台灣政府在推動油電價格合理化的過程中，因為從未向全民充分揭露化石燃料補貼流向以及此補貼對環境、社會與財政的影響，甚至因為擔心囤貨的影響，均是採用突襲式的漲價，這些舉動均只加深移除化石燃料補貼的障礙。
多重參與的可能
在此次聯合國體系大會上，因為國際政治地位的因素，台灣仍失去正式參與管道。因此中央政府雖派出代表團參與，但僅能參與由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舉辦的以森林為主題的週邊會議。但是事實上，在過往兩年高峰會的籌辦過程中，台灣官方其實錯失了更多的實質參與管道。如在徵詢國家提案的過程中，台灣若能就各項議題，擬出國家提案，無論是藉由邦交國的協助，將其納入該國提案建議中，或是其他的方式進行平行發表，均是更有意義的參與。如哥倫比亞就因其國家提案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著重以及在會議中積極的倡議，被各國視為此次表現出色的國家。
另一種實質參與方式，則是藉由聯合國爭取自願承諾永續行動的機會，以及潘基文努力引進公私部門的資金承諾，協助推動『人人可享有的永續能源』的倡議計畫之契機，研擬適當提案，展現台灣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視。
此外，若是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的典範，作為各國的參考案例，甚至彙整台灣相關經驗，藉由跨國訓練課程達到政策學習的效果，均可彰顯台灣的具體貢獻。如在此次高峰會中，當談到超越GDP的衡量方式，各方就會提到不丹，特邀其參與各項相關週邊會議。而談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時，則會以哥斯大黎加為正面案例，鼓勵各發展中國家，綠色經濟作為發展途徑是具有可行性的。而德國方面，除了其非核低碳路徑圖，被各國視為綠色典範外，其環境部與經濟合作部更聯手以該國環境稅改的經驗為基礎，規劃跨國訓練課程，推動各國於環境稅改制度的規劃。因此該國於其展館中，展出的並非只是其國內再生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更包括其如何協助越南推動綠色稅改的成果。
除了官方喪失積極參與的機會，此次參與Rio+20的公民團體代表（包括敝組織），亦因前置作業籌劃不夠完備，導致錯失此次與各國團體交流運動經驗之良機。舉例而言，台灣在反焚化爐運動上有極佳的成果，足以作為各國借鏡。然而在本次全球反焚化爐行動聯盟（Global Anti-Incinerator Alliance, GAIA）雖於官方會場與人民峰會均有舉辦以零廢棄為主題之週邊會議，但卻因為未事先保持聯繫，導致台灣民間團體並未獲邀參與。
另一方面，欠缺以亞洲以及國際作為運動視角所衍生的困境，亦在此次表露無疑。如針對綠色經濟議題上，南韓政府的綠色增長計畫，受到各國稱頌。但南韓環境運動聯合會（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既特別舉辦一場週邊會議，提出公民團體針對此計畫的批評。而台灣與南韓在發展進程相近，應可仿效南方國家的團體合力提出一份『建立一個公平的綠色經濟』（Building an Equitable Green Economy）一般，提出屬於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的綠色經濟觀點。
因著欠缺常態性的國際連結以及跨域的運動視角，導致此次公民團體的代表僅能扮演觀察員的角色，被動汲取資訊，而非能主動參與國際永續發展動量的積累。而這些因素，均是各運動團體未來應積極強化之處。
而在RIO+20之前，國內恰好以公民咖啡館的方式，舉辦「全國氣候變遷會議」，官方嘗試性的多方公民對話，各方逐漸理出必須檢討反省台灣「褐色經濟」思維下導致的系統性困局的呼聲，且應認真把握建構進步的綠色經濟的執行框架與契機。然而整體社會並未真正形成新經濟改革的沛然力量，尤其在會後，不斷想退回傳統經濟成長思維的拉力還是極大。而後來全球參與的RIO+20，或許開得跌跌撞撞，但它給台灣產官學民的幾堂課，再再提醒，台灣必須開啟一個關於發展模式「系統變遷」軸線翻轉的可能。真的，我們已經落後太多了。
]]>我大概是國內極少數練了四十年太極拳的經濟學家，也想用類似比喻，描述一下台灣經濟的困境與突破。就看主管台灣經濟的經濟部吧，它裡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局， 一為國貿局、另一為工業局；其他單位或可視為這兩個主要局的衛星。國貿局由於負責經貿談判，在過去廿餘年從美國開放市場壓力，到台灣加入WTO與 APEC，再到最近與新、紐簽FTA、與對岸簽ECFA，都是國貿局的業務。因為主業務是涉外談判，國貿局許多同仁長期與外交系統合作，他們最希望達成的 任務就是自由化、國際化、廣簽FTA。這種「力求涉外貿易條件優勢」的做法，我認為像是劍宗。
但是工業局則不同。工業局與技術處的業務都是要發展台灣的工業實力，像是練氣、練內功。技術處補助科專研究、奬掖應用科技研發。工業局則承接產業科技，幫 助其育成、找尋廠地，甚至對小成氣候的事業給一把助力，協助試營運、試量產等等。工業局的同仁大部分是技術背景出身，與國貿局截然不同。
華山派氣宗劍宗各有優劣。劍宗所練招式都清楚明白，容易上手，但是就怕遇到對手內力深厚，屆時取巧劍招極可能落得劍斷人傷。氣宗內功雖然是一切劍法 的根基，但是要練成內功非常不容易，除了吐納打坐等苦功，還得要有「慧根」、要有人傳授心法。若是無慧根、無心法，就算打坐吐納廿年，坐到痔瘡也坐不出什 麼名堂。氣宗練得不得法，一上陣就會被劍宗刁鑽者在身上戳出十來個窟窿，當然也會被劍宗嘲笑。
在經濟部，國貿局業務是廣簽FTA等協定，它像是劍宗；而工業局業務是幫助廠商厚實技術基礎，它像是氣宗。過去廿餘年，台灣一直在追求自由化國際 化，都像是劍宗在發揮影響力。自蕭萬長起許多首長都是國貿系統的劍宗出身。但是劍宗練劍畢竟是外家功夫，容易岔氣、容易因為外家姿勢詭異而傷到筋骨。
在經濟事務上亦然：整天想著外貿談判、簽FTA，經常會忽略了這些外功對自己國家弱勢者的傷害，也根本不會注意到簽FTA後的所得分配問題。拳經上 所謂「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的基本道理，劍宗少有體會。台灣若是不去厚植具有就業能量的產業實力，就算簽了一拖拉庫FTA，又有何用？不但如此，從太陽花學運到十一月底大選所反映的民間反彈，大致呈現出人民對劍宗一派的經濟政策根本沒有信心。
談到財經部會裡產業政策派、厚植實力派(氣宗)的沒落，當然也與學術界芝加哥鸚鵡的猖獗有關。這個學派常年的論調就是「市場萬能、企業比官員聰明； 只要開放市場，經濟就會變好、活蹦亂跳的產業自然就會出現」。碰巧，最近十幾年負責產業政策的氣宗自己胡亂練功，在兩兆雙星、DRAM、WiMAX三場戰 役均因種種因素而慘敗，被芝加哥鸚鵡恥笑。於是主管工業政策的氣宗士氣衰頽，幾乎全面棄守產業政策。也因此，當某長官說台灣要邁向「創新經濟」的時候，財 經官員只能推出一個笑掉大牙的「總統創新獎」，完全弄不清楚創新的實體環境該做些什麼規劃。
就功夫而言，其實劍宗、氣宗是要相輔相成的；在經濟事務上亦然。你看紐西蘭，花了那麼多力氣做奇異果的基因篩選，培養出那麼好吃那麼甜那麼快長的果 子，然後育種、大量種植。這是標準的氣宗厚藴內功。然後，紐西蘭透過廣簽FTA，把他們的奇異果等農畜產品方便地賣出去，這是標準的劍宗破敵。再看韓國， 他們花了多少力氣培植現代、起亞、東大門成衣，這些都是增強產業基礎的氣宗內功。然後，他們與世界各國廣簽FTA，當然是為了外銷這些產品，這是劍宗。即 使三星產品多受ITA保護，沒有FTA問題，韓國照樣拼命厚植產業實力，不拼劍招全拼內力，也把台灣逼得難以喘息。
台灣呢？老實說，我很難得看到一位懂得產業政策的財經官員。以往失敗的產業政策，或則是「科員奉命提出、長官只知聽簡報」的，或則是「由資通訊技術 知識一流、但是完全不懂產業運作者規劃」的，或則是「行政高層莫名其妙飈出來的口號」。但是不論是哪一種，都是不入流的「產業政策」、不入流的功夫，沒有 多久就被看破手腳。氣宗既然墮落，江湖上只剩下劍宗橫行，而台灣經濟，似乎就只剩下「簽FTA」這唯一藥方了。
十一月底大選後，在財經方面，我原本希望看到政府對「劍宗橫行、氣宗不振」的副作用有所檢討，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唉！為台灣傷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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