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楊雅惠

現職：考試院考試委員、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碩士；台灣大學商學系學士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進修（訪問學人）

經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華經濟硏究院硏究員、中華經濟硏究院台灣硏究所所長及財經策略中心主任

許嘉棟

現職：台灣金融硏訓院董事長、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

學歷：美國史丹福(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 、台灣大學經濟學學士 、碩士

經歷：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理事長、中央信託局董事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副總裁、中央硏究院經濟硏究所所長、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放在一個更遠距離的視野，把兩岸大事做對比，形勢之強弱、力量之消長、目光之寬窄、判斷之清濁，豈非明顯無比。

坦白說，台灣已經浪費太多力氣於無用的兩岸議題上。民間在野喜歡說三道四，總是繞著無用的議題轉就罷了，連政府也跟著轉，那就真的是在裝傻，甚至犯傻了。

以卡式台胞證為例。此事根本不是操之在我的事，議論有何用？證件是大陸發出，要怎麼發，要如何蓋章，如何處理資料，如何連線管理，台灣能管什麼？即使大陸說了要如何處理，台灣人會信嗎？而即使維持紙本台胞證，又與卡式何異？鬧這個問題，只能顯示台灣的資訊水平太低，情報認知水平太差，兩岸關係的知識能力有問題，除此之外，能說明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有一個在野黨說要政府和大陸協調，才能允許大陸使用卡式，請問，那以後台灣發的大陸同胞通行證要和大陸開會嗎？連這種小事都要開會，到最後要立法院通過才能登記台胞證要察什麼內容，這個國家還要做事嗎？這種犯傻的事，大陸要奉陪嗎？

台灣在兩岸問題上一直缺乏某種基本判斷力，才是造成此種錯誤認知的關鍵。這種判斷力就是：什麼是「操之在我」？什麼是「操之在人」？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掌握主動權？什麼地方，你非要人家配合不可？這個不分辨清楚，一通糊里糊塗的吵架，根本多費口舌，只顯示認知有問題而已。

最明顯的是1500顆飛彈對準台灣之說。坦白說，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大陸有多少飛彈，台灣不清楚，它有遠程短程洲際飛彈，真正要對付的，還不是台灣這種沒什麼反抗能力的地方，而是周邊更強大的俄羅斯、遠程的美國，以及部署在亞洲的美國航母上的飛彈。此語之特別犯傻在於「對準」二字，彷彿大陸把飛彈部署在台灣海峽，對著台灣來的。但真實的情況是：根本不需要對著台灣，它部署在新疆、蒙古、貴州，都不妨害它隨時隨地，在一秒之內，把設定好的彈頭一轉，從俄羅斯轉向台灣。

在全球戰略知識非常普及、飛彈知識用GOOGLE都可以找到的現代，即使是任何一個普通的大學生都該知道，這種低層次的飛彈說法，除了讓人感受某些人內心的恐共懼共之外，只能是長敵人威風，讓人看低你的知識水平而已。說起來，還真是讓人汗顏。

更何況。它不是操之在我的事。就算你抗議一百次，說了一百遍，也無濟於事。大陸難道會為了台灣，放棄整個陸地國防線的防禦？即使是大陸說要放棄，任何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也絕對不會相信。想想，習近平說要裁軍30萬，這個比撤飛彈更厲害吧，也可以不被相信，那說要撤飛彈有什麼意義？

但令我感到訝異的是，台灣朝野，為什麼可以在這種犯傻的事情上面，吵半天？明明幾個在野黨的知識分子不少，他們比什麼人都清楚美國與大陸的政策底限，兩岸間的紅線何在，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吵這種無用之事？除了都在裝傻，也實在找不出什麼解釋。

坦白說，現下徒費口舌的議題，都不是操之在我的事。真正操之在我的，是台灣還可以握有主動權的事，例如服務貿易協定，或兩岸其他協議。以操之在我的議題，爭取台灣最大利益，才是正辦。但最近以來，大陸顯然不想浪費唇舌，只挑著大陸可以掌握主動權的去做，至於台灣有什麼反應，大陸既無法從國民黨得到肯定的答案，更無法從民進黨得到解決，那就選擇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做了再說。總之，不陪你玩了。

但這樣下去，台灣能承受多久呢？當兩岸形勢消長，台灣還能握有多少主動權？這才是該認真想想的。未來之事，可能不是國民黨要想，而是民進黨該好好想的。

5月結束了，意味著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已截止，也是人們對所得最為敏感的時候，你知道你的所得和其他人差多少嗎？

014年，318運動爆發，大批群眾衝入立法院阻擋《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強渡關山。外界普遍認為這場運動回應著社會對於所得分配不均的不滿，而後的九合一選舉及總統大選的結果也時常被解讀為「從統獨到左右」之爭。然而，為什麼每當有立委或媒體質疑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時，政府總是能端出數據否認？這些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究竟有沒有擴大的趨勢？為什麼民間認知與官方數據之間，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若要細究貧富不均的分布情形，必須從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談起。

3月中，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於立法院質詢前主計長石素梅時，引用中研院士朱敬一文章中的「20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已超過99倍」說法，質疑主計處是否刻意隱匿較為細緻的數據，導致政府公布的數據無法反映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事實。此一說法引起核能流言終結者創辦人黃士修不滿，隨即於個人臉書發文抨擊，強調主計處公布的「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才是國際衡量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指責黃國昌「書沒讀夠」，只會「冷飯重炒」。

到底哪一方的說法有理？從雙方提出的指標來看，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主計總處：貧富差距已連續5年縮小

若由行政院主計處用以衡量國內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來看，可以發現，2000與2009年這兩項指數一度攀上高峰，代表貧富差距在這兩年急遽拉大，而從金融海嘯之後的2009年開始，則是連續5年縮小。照理來說目前應是近幾年來分配相對公平的時刻，然而相關新聞或「批踢踢實業坊」（PTT）下的回應多是抨擊數據偏離真相、政府騙人等等，顯然這份數據與大多數民眾的感受有落差。

而若以此份數據對比黃國昌所引用的另一份數據，落差的感覺會更強烈。

行政院主計處以「5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衡量國內貧富差距。（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主計處用什麼指標衡量貧富差距？

5等分位差距倍數：將所有家庭依每戶所得收入由小至大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最高20%家庭的所得除以最低20%家庭所得之後的的倍數即為5等分位差距倍數，倍數越大，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吉尼係數：將全部家庭的所得進行兩兩互相比較，然後將差異值加總，再予以標準化後介於0與1之間，其值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黃國昌引用財稅資料中心數據　所得差距倍數高達99.39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顯示，台灣的所得差距倍數一路攀升，雖然在2012年下降，但在2013年狂飆至99.39倍，明顯超過前幾年，與主計總處指標所顯示的趨勢截然不同。

為什麼同樣探討所得分配的兩份數據，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原因就出在資料來源及區分所得的層級不同。

主計處公布的兩份數據都是取自「家庭收支調查」的所得資料，家庭收支調查的方法是透過抽樣，由調查員進行訪問，再將調查取得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分為5等分，最後計算出最富20%以及最貧20%家庭的所得比。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當年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將所得高低劃分為20等分後，再將最富5%家庭的所得除以最貧5%家庭的所得而計算出的比值。因此，這兩項數據不論是取樣方式和所取層級都完全不同。

黃國昌所引用的數據則是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根據綜合所得稅的申報資料，以「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指標所計算。無2004年資料。（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如何衡量所得分配？

財稅20等分位差距倍數：將綜合所得稅納稅資料分為20等分，觀察最高5%家庭與最低5%家庭比值的變化。

對此，朱敬一曾著文指出，由於「家庭收支調查」較容易調查到一般所得者，但卻不容易取得頂尖富豪的所得資料，因此若要了解頂尖富人的所得狀況，使用賦稅資料較為精準。不過朱敬一也提醒，賦稅資料並未包含未達報稅門檻的低收入戶以及社會救濟等移轉收入，所以仍有其局限。此外，5等分的所得分級較為粗略，年收入破百萬的一般中產受薪階級以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等頂尖富豪會被放在同一個級距中，因此無法凸顯貧富差距的真實情況。

但朱敬一強調，任何指標都有其代表意義及局限，因此若要了解貧富差距，應觀察「同一份」資料的長期趨勢變化，例如觀察賦稅資料2000～2013年的數據變化，而非拿主計處資料與賦稅資料進行比較。

（資料整理／葉瑜娟，製圖／黃禹禛）

事實上，有越來越多國家採用賦稅資料了解頂尖富豪所得情形。這套研究方法來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皮凱提透過各國賦稅資料研究頂尖所得族群的收入狀況。結果發現，美國貧富差距自1980年代開始急速擴大。在1970年代，美國前10%的富人所得佔總體國民所得的比例介於30%～35%之間；但是，到了2000～2010這段期間，佔比已經提高到45%～50%之間，增加了15個百分點。

根據皮凱提的分析，頂尖富豪所得佔比提高的原因，是因為「資本報酬率」高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率」，其中「資本報酬率」指的是靠著資本（例如不動產、股票、債券等）所賺取的報酬率。因此，擁有大量資本的富人，財產累積的速度會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的累積；而當經濟成長趨緩或停滯，資本報酬率很有可能會大幅超越經濟成長率，更加速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進一步擴大貧富不均。

皮凱提將多個國家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資料彙整為「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供外界使用；而台灣的資料庫則由中研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主持，透過財政部歷年的賦稅資料，計算出台灣前5%至前0.01%富人所得佔整體所得的變化。

★財稅資訊怎麼衡量所得分配？

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WTID）：利用財稅資料追蹤頂尖富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比例，該值越高，代表頂尖富人享有的資源越多。

最富有的前1%族群　佔有全國13%所得

根據WTID的資料，全台灣最富有的1%族群的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為12.99%，而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收入佔全國所得比例分別為5.86%及3.09%。就長期趨勢來看，除了2008年遭逢金融海嘯出現明顯的跌幅外，其他時候頂尖富豪收入佔全國所得比均是一路向上攀升，完全如皮凱提所言，財富正逐漸往少數富人集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這些頂尖富人究竟如何賺錢？為什麼在全民薪水凍漲的悶經濟時代，還能持續增加收入？

答案就藏在頂尖富人的所得分配中。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朱敬一研究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其薪資所得佔個人總所得的比例越低、資本所得的佔比越高。舉例來說，前20%的所得族群，76%的所得來自薪資；前0.1%族群，僅有28.9%的所得是來自薪資；前0.01%富人族群，僅有13.5%的所得來自薪資，其餘83.5%的所得都來自資本所得。這一切似乎意味著，過去台灣社會長期歌頌的「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價值已不復存在，單憑努力越來越難出頭天。想要致富，出生好家庭、坐擁房產地產才是關鍵。

到底出生好家庭、有地有房對於致富有多重要？從下列的數據或許能略知一二。

富人賣土地的錢　勝過上班族一輩子的薪水

根據朱敬一團隊分析土地增值稅（不包含在綜所稅中）及綜所稅而得的所得資料，2013年全國平均僅有2％的家戶有土地交易，而在2％的族群中，每戶平均土地交易所得為3.9萬元；但隨著族群的收入越高，有交易土地的戶數佔比便越高，前0.01％的富人族群時，有交易土地的家戶佔65.5％，等同於三分之二的家戶都有土地交易，而前0.01％的富豪族群的平均每戶土地所得更高達7,627萬元，是全國平均每戶土地所得的1,955倍，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如果單靠薪水，一輩子都賺不到這麼多！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若從每戶土地所得佔綜所稅的比例來看，可以看出不同所得族群資產配置的狀況。從2013年的佔比來看，全國平均的土地交易收入佔綜所稅的比例僅為6.3％。如果是10％的富人，佔比提高至近15％；前0.1％以及前0.01％的富人族群，佔比飆升至70％以上，足足是全國平均的12倍左右，可見土地交易確實佔據了富人所得配置的重要位置，正好符合皮凱提所說的「富人靠著既有資本累積財富」的說法。

（資料來源／中研院士朱敬一及其研究團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土地增值稅是以「土地公告現值」為稅基課稅，但土地公告現值是由各地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長期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平均來說土地公告現值恐怕只有實際交易價格的一半，因此此份研究的土地交易數據可能只是富人實際土地交易所得的一半而已，也就是富人靠著土地交易賺取所得的比重，可能比研究估算的高。

信義房屋企研室專案經理曾敬德就表示，「高所得族群的人有許多收入是來自土地交易。」他指出2013年正好是房市景氣高峰的一年，所得越高的族群對於景氣、價格的波動更為敏感，處置房地產的行動也較一般大眾積極。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志翔則表示，一般大眾的所得都是來自薪資所得，但是高所得族群本身的投資組合較一般人多元，比起一般人更有本錢進行房地產投資，加上2013年是奢侈稅閉鎖期結束（註：奢侈稅自2011年6月開始實施，針對持有期間2年內的不動產短期交易課徵10％或15％的奢侈稅），因此有投資土地的高所得族群會選擇賣出房地產，但對於大多數沒有土地投資的人來說並沒有影響。

由房仲業者及會計師的解釋，可以看出與社會大眾常識相符的事實──對常民來說是落腳處的土地，卻是高所得族群眼中的商品。

朱敬一進一步從會計方法證實了土地的商品價值，他從土地交易所得數據中算出不同所得族群的年報酬率，發現所得越高的族群，投資土地的報酬率也越高，因此他認為土地投資可能是造成貧富不均擴大的關鍵因素。他並推測，造成不同族群的土地投資報酬率出現差異的原因有3點，分別是：既有資本是否允許投資高報酬率的土地、資訊的流通程度及扭曲的土地稅率。

巢運發起人之一、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中同樣認為，賦稅不公是導致富人偏好投資房地產，進而拉高房價及地價的主因。他提到目前土增稅、地價稅分別採土地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但兩項皆遭到低估，政府能課到的稅較少。舉例來說，身旁朋友購買的新屋市價約新台幣1,600萬元，但評定現值僅68萬元，而其所持有的土地的公告地價僅14萬5千元；換言之，這棟市價1,600萬的新屋在政府估價下，僅值82萬元，僅為市價的5％，稅基遭嚴重低估的結果，不僅造成稅損，也讓富人囤房不會增加額外成本，房地產商品化情況嚴重。

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則強調應從「住宅去商品化」做起。所謂去商品化就是要避免土地房產掌握在少數富人手裡，除了交易稅外也應拉高持有稅及囤房稅，增加持有成本後，富人才願意釋出手上的資產。而為了「打中要害」，張金鶚提到應將「自用」及「非自用」區分開來，才能避免持有自用住宅者也被波及，進而讓社會大眾願意支持稅改。而關於稅基過低的問題，張金鶚也以過去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經驗為例，說明應該要更細緻化的劃分各個區域，以求能更精準地調整土地公告現值。

除了從稅務改革著手外，張金鶚提到「金融制度」也需要調整。張金鶚認為，央行不須經立院表決便能決定是否放行貸款，貸款對於房市的影響極大，但卻較少被提及，因此應該要喚醒社會對這方面的重視，才能形成輿論壓力，不讓少數富人靠著資本持續得利。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近六個月的密集協商，十年一度的地球高峰會於日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幕。然而無論這場有將近九十國的首長以及四萬人參與的高峰會，是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的『在里約高峰會是成功的』，或是如國際綠色和平執行長KumiNaidoo所形容的『史詩級的失敗』，但從大會的協商最終文本以及在峰會其中各國與各組織舉辦的週邊會議，均傳達著台灣邁向永續發展時，不應該忽略的訊息。

揚棄唯GDP成長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導致的財政緊縮，逼使各界於此次峰會過程中，需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各項弊病。如由包括李遠哲在內的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巴西前總統卡多索等多國前任元首共同簽署的<<里約宣言：我們選擇的未來>>中，既明指需重新檢視當前經濟體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要拋棄GDP作為衡量社會福祉的依據。連企業也均意識到，需將傳統上未能被GDP或產值等衡量方法涵括在內的環境品質以及自然資本，納入其決策考量。因此在會場中，可以看到運動品牌PUMA的總裁直接呼籲各國政府應創造政策工具，讓產品售價可以反應真實的內部與外部成本。此外，近四十個銀行與保險業亦簽署了『自然資本宣言』，承諾要揭露其商業行為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影響，進而將在在決策考量時納入其中。
聯合國發展總署、國際全球環境變遷人文面向計畫（IHDP）亦在Rio+20時舉辦與『超越GDP』的週邊會議，明確提出可替代GDP作為衡量指標的永續人類發展指數、兼容性富裕指數等新興指標。最終在大會決議文中，則是提出『我們認識到，為了改善決策的依據，需要有更加廣泛的社會進步程度的衡量指標，作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補充』。而依照聯合國的時程規劃，在2015年時將會提出全球各國適用的新興指標。

反觀台灣，在面對『超越GDP』這個議題上，僅止於要求主計處仿造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依樣畫葫蘆式的填入台灣的數據，而非掌握到國際上在討論此議題時，從衡量指標、公共政策決策參考再到企業經營策略規劃上的系統性變革。

『平等』與『兼容』的綠色經濟

除了檢討既有經濟範型的錯誤，創造新的發展路徑亦是此次峰會的重點。而聯合國在2008年提出『綠色經濟』概念後，亦將此列為本次峰會的主題之一，以期全球能改以『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作為發展目標。然在會談協商過程中，在此議題上，仍落入氣候談判中常見的南北分歧。

南方國家的憂慮，是綠色經濟將會變成北方富國強加於其身上的發展樣板，G77等南方國家代表更於協商過程，因為北方富國不願意提出財務扶持以及技術移轉上的承諾，以離席表達抗議。另一方面，許多公民團體亦憂慮綠色經濟將導致自然資源公有財商品化的疑慮，尤其質疑當整個經濟系統仍是由資本主義主導時，綠色經濟只是會變成大企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例如生態服務價值的量化，在資本市場上，就猶如將其貼上售價，進而進入市場交易。因此若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控制與邏輯，綠色經濟是不可能達成其消弭貧窮與維持環境品質的目標的。

因為前述的質疑，在大會決議文中有關於綠色經濟政策擬定原則的建議上，除強調應尊重各國的國情外，更補充了相當多關於綠色經濟應同時達到推動社會公平的要求，如『增進婦女、兒童、青年、殘疾人、小農和自給農、漁民以及中小型企業就業者的福祉，改善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計』等。而針對國際間的落差，除強調綠色經濟不可成為貿易壁壘外，亦將納入『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幫助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減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依賴性』等原則，著眼於國際間的互助合作。

若以高峰會進行過程以及最終決議文來檢視台灣關於綠色經濟的發展，則可顯見當前政府自豪的綠能產業的擴張，根本與國際上對於綠色經濟的期待，有極大落差。不論是在國內的相關政策上，毫無思考到對縮短貧富差距有何貢獻，在各類技術發展上，也僅是複製傳統智慧財產保護的邏輯，強調台灣現有的技術優勢，而非思考這些技術該如何移轉至其他發展中國家，協助其邁向永續發展助益。台灣產官以為在國際社會立場曖昧的策略，得以規避責任，甚至左右逢源，卻可能陷入進退維谷，南北失據的圍城。尤其不少國際民間社群私下告知與提醒，台灣儼然印證了立基於資本主義思維的綠色經濟，僅是企業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此類質疑。

反映真實成本的環境與能源財稅改革

若欲推動綠色經濟，其關鍵之處在於是否能將金錢流從剝削環境的經濟活動，引導至可降低環境風險並兼具移除貧窮效果的經濟活動。於此次Rio+20永續高峰會開始之前，大會主辦單位舉辦了 “Vote for the future you want”的線上投票，邀請全球民眾票選出其最支持的可推進永續發展的政策建議。而票選結果顯示，環境財稅改革獲得極大的支持。如在推動眾人可享有的永續能源此議題上，採取具體的移除化石燃料補貼的作法，獲得高達66%支持率，為全球民眾認為在此次峰會上，最應達成的政策共識。然而因為加拿大在協商過程的反對，最終於大會決議文之中，就此議題上，僅宣示：『各國再次承諾逐步淘汰有害的、低效的化石燃料補貼，因這種補貼鼓勵浪費性消費，損害永續續發展。』，而未有明確時間表的承諾。

但因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將導致燃料價格的上升，因此各國於政策推行時，均遭逢極大阻礙。有鑑於此，國際永續發展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於Rio+20既舉辦了名為『克服化石燃料補貼改革的政治阻礙』（Breaking Down the Political Barriers to Fossil-Fuel Subsidy Reform）的週邊會議，則提出各國推動化石燃料補貼改革時的五大建議：

1.  官方需向全民充分揭露化石燃料補貼流向以及此補貼對環境、社會與財政的影響，並定期報告，檢視其變化趨勢。

2.  化石燃料補貼改革政策，不僅只是價格上的調整，而需提出整體的政策配套，包括補貼移除後的替代方案，這些移除的補貼，將轉移至何種用途。如針對當著手進行汽柴油補貼的移除時，亦須提供諸如公共運輸或是獎勵替代燃料使用的配套方案。

3.  應將社會溝通列為補貼移除政策之一環，而補貼改革需要長時間的溝通，以化解民眾疑慮。

4.  除考量燃料價格的補貼外，亦需將化石燃料使用過程的外部成本納入考量。根據NRDC分析，若將外部成本納入時，實際上全球針對化石燃料提供的補貼，每年是高達一兆以上。

5.  若各國短期間無法達到移除化石燃料補貼，但至少要先停止增加新的補貼。

而若將上述的建議，用於檢驗台灣在今年面臨的油電雙漲之爭議。則可顯見台灣政府在推動油電價格合理化的過程中，因為從未向全民充分揭露化石燃料補貼流向以及此補貼對環境、社會與財政的影響，甚至因為擔心囤貨的影響，均是採用突襲式的漲價，這些舉動均只加深移除化石燃料補貼的障礙。

多重參與的可能

在此次聯合國體系大會上，因為國際政治地位的因素，台灣仍失去正式參與管道。因此中央政府雖派出代表團參與，但僅能參與由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舉辦的以森林為主題的週邊會議。但是事實上，在過往兩年高峰會的籌辦過程中，台灣官方其實錯失了更多的實質參與管道。如在徵詢國家提案的過程中，台灣若能就各項議題，擬出國家提案，無論是藉由邦交國的協助，將其納入該國提案建議中，或是其他的方式進行平行發表，均是更有意義的參與。如哥倫比亞就因其國家提案對永續發展目標的著重以及在會議中積極的倡議，被各國視為此次表現出色的國家。

另一種實質參與方式，則是藉由聯合國爭取自願承諾永續行動的機會，以及潘基文努力引進公私部門的資金承諾，協助推動『人人可享有的永續能源』的倡議計畫之契機，研擬適當提案，展現台灣對於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視。

此外，若是讓台灣成為永續發展的典範，作為各國的參考案例，甚至彙整台灣相關經驗，藉由跨國訓練課程達到政策學習的效果，均可彰顯台灣的具體貢獻。如在此次高峰會中，當談到超越GDP的衡量方式，各方就會提到不丹，特邀其參與各項相關週邊會議。而談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時，則會以哥斯大黎加為正面案例，鼓勵各發展中國家，綠色經濟作為發展途徑是具有可行性的。而德國方面，除了其非核低碳路徑圖，被各國視為綠色典範外，其環境部與經濟合作部更聯手以該國環境稅改的經驗為基礎，規劃跨國訓練課程，推動各國於環境稅改制度的規劃。因此該國於其展館中，展出的並非只是其國內再生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更包括其如何協助越南推動綠色稅改的成果。

除了官方喪失積極參與的機會，此次參與Rio+20的公民團體代表（包括敝組織），亦因前置作業籌劃不夠完備，導致錯失此次與各國團體交流運動經驗之良機。舉例而言，台灣在反焚化爐運動上有極佳的成果，足以作為各國借鏡。然而在本次全球反焚化爐行動聯盟（Global Anti-Incinerator Alliance, GAIA）雖於官方會場與人民峰會均有舉辦以零廢棄為主題之週邊會議，但卻因為未事先保持聯繫，導致台灣民間團體並未獲邀參與。

另一方面，欠缺以亞洲以及國際作為運動視角所衍生的困境，亦在此次表露無疑。如針對綠色經濟議題上，南韓政府的綠色增長計畫，受到各國稱頌。但南韓環境運動聯合會（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既特別舉辦一場週邊會議，提出公民團體針對此計畫的批評。而台灣與南韓在發展進程相近，應可仿效南方國家的團體合力提出一份『建立一個公平的綠色經濟』（Building an Equitable Green Economy）一般，提出屬於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的綠色經濟觀點。

因著欠缺常態性的國際連結以及跨域的運動視角，導致此次公民團體的代表僅能扮演觀察員的角色，被動汲取資訊，而非能主動參與國際永續發展動量的積累。而這些因素，均是各運動團體未來應積極強化之處。

而在RIO+20之前，國內恰好以公民咖啡館的方式，舉辦「全國氣候變遷會議」，官方嘗試性的多方公民對話，各方逐漸理出必須檢討反省台灣「褐色經濟」思維下導致的系統性困局的呼聲，且應認真把握建構進步的綠色經濟的執行框架與契機。然而整體社會並未真正形成新經濟改革的沛然力量，尤其在會後，不斷想退回傳統經濟成長思維的拉力還是極大。而後來全球參與的RIO+20，或許開得跌跌撞撞，但它給台灣產官學民的幾堂課，再再提醒，台灣必須開啟一個關於發展模式「系統變遷」軸線翻轉的可能。真的，我們已經落後太多了。

我大概是國內極少數練了四十年太極拳的經濟學家，也想用類似比喻，描述一下台灣經濟的困境與突破。就看主管台灣經濟的經濟部吧，它裡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局， 一為國貿局、另一為工業局；其他單位或可視為這兩個主要局的衛星。國貿局由於負責經貿談判，在過去廿餘年從美國開放市場壓力，到台灣加入WTO與 APEC，再到最近與新、紐簽FTA、與對岸簽ECFA，都是國貿局的業務。因為主業務是涉外談判，國貿局許多同仁長期與外交系統合作，他們最希望達成的 任務就是自由化、國際化、廣簽FTA。這種「力求涉外貿易條件優勢」的做法，我認為像是劍宗。

但是工業局則不同。工業局與技術處的業務都是要發展台灣的工業實力，像是練氣、練內功。技術處補助科專研究、奬掖應用科技研發。工業局則承接產業科技，幫 助其育成、找尋廠地，甚至對小成氣候的事業給一把助力，協助試營運、試量產等等。工業局的同仁大部分是技術背景出身，與國貿局截然不同。

華山派氣宗劍宗各有優劣。劍宗所練招式都清楚明白，容易上手，但是就怕遇到對手內力深厚，屆時取巧劍招極可能落得劍斷人傷。氣宗內功雖然是一切劍法 的根基，但是要練成內功非常不容易，除了吐納打坐等苦功，還得要有「慧根」、要有人傳授心法。若是無慧根、無心法，就算打坐吐納廿年，坐到痔瘡也坐不出什 麼名堂。氣宗練得不得法，一上陣就會被劍宗刁鑽者在身上戳出十來個窟窿，當然也會被劍宗嘲笑。

在經濟部，國貿局業務是廣簽FTA等協定，它像是劍宗；而工業局業務是幫助廠商厚實技術基礎，它像是氣宗。過去廿餘年，台灣一直在追求自由化國際 化，都像是劍宗在發揮影響力。自蕭萬長起許多首長都是國貿系統的劍宗出身。但是劍宗練劍畢竟是外家功夫，容易岔氣、容易因為外家姿勢詭異而傷到筋骨。

在經濟事務上亦然：整天想著外貿談判、簽FTA，經常會忽略了這些外功對自己國家弱勢者的傷害，也根本不會注意到簽FTA後的所得分配問題。拳經上 所謂「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的基本道理，劍宗少有體會。台灣若是不去厚植具有就業能量的產業實力，就算簽了一拖拉庫FTA，又有何用？不但如此，從太陽花學運到十一月底大選所反映的民間反彈，大致呈現出人民對劍宗一派的經濟政策根本沒有信心。

談到財經部會裡產業政策派、厚植實力派(氣宗)的沒落，當然也與學術界芝加哥鸚鵡的猖獗有關。這個學派常年的論調就是「市場萬能、企業比官員聰明； 只要開放市場，經濟就會變好、活蹦亂跳的產業自然就會出現」。碰巧，最近十幾年負責產業政策的氣宗自己胡亂練功，在兩兆雙星、DRAM、WiMAX三場戰 役均因種種因素而慘敗，被芝加哥鸚鵡恥笑。於是主管工業政策的氣宗士氣衰頽，幾乎全面棄守產業政策。也因此，當某長官說台灣要邁向「創新經濟」的時候，財 經官員只能推出一個笑掉大牙的「總統創新獎」，完全弄不清楚創新的實體環境該做些什麼規劃。

就功夫而言，其實劍宗、氣宗是要相輔相成的；在經濟事務上亦然。你看紐西蘭，花了那麼多力氣做奇異果的基因篩選，培養出那麼好吃那麼甜那麼快長的果 子，然後育種、大量種植。這是標準的氣宗厚藴內功。然後，紐西蘭透過廣簽FTA，把他們的奇異果等農畜產品方便地賣出去，這是標準的劍宗破敵。再看韓國， 他們花了多少力氣培植現代、起亞、東大門成衣，這些都是增強產業基礎的氣宗內功。然後，他們與世界各國廣簽FTA，當然是為了外銷這些產品，這是劍宗。即 使三星產品多受ITA保護，沒有FTA問題，韓國照樣拼命厚植產業實力，不拼劍招全拼內力，也把台灣逼得難以喘息。

台灣呢？老實說，我很難得看到一位懂得產業政策的財經官員。以往失敗的產業政策，或則是「科員奉命提出、長官只知聽簡報」的，或則是「由資通訊技術 知識一流、但是完全不懂產業運作者規劃」的，或則是「行政高層莫名其妙飈出來的口號」。但是不論是哪一種，都是不入流的「產業政策」、不入流的功夫，沒有 多久就被看破手腳。氣宗既然墮落，江湖上只剩下劍宗橫行，而台灣經濟，似乎就只剩下「簽FTA」這唯一藥方了。

十一月底大選後，在財經方面，我原本希望看到政府對「劍宗橫行、氣宗不振」的副作用有所檢討，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唉！為台灣傷心啊！

「台灣接單 海外生產」 薪資未反映GDP成長

朱敬一以台灣接單的筆記型電腦為例，過去，有96％到97％在台灣生產，以廣達、仁寶兩大代工廠的代工占比最高，產業工廠外移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後， 形成「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形態，在國際需求依然存在下，訂單數的成長反映在台灣GDP成長率上，卻不會投射到台灣的勞動市場，故薪資成長除了屈指可數 的強競爭力產業，如聯發科、台積電、大力光等，他認為其餘產業，如美而美早餐店，漲薪是沒有道理的。

產業外移 資金回台炒房

朱敬一提到，海外生產地從台灣外移到越南、蘇州等地，訂單成長時，由於廠房外移，台灣本地無需花錢擴充廠房、買設備，本地實體投資標的變少，錢轉而 用於炒房子、炒股票，他點名鮭魚返鄉的頂新魏家就是如此。外移產業以資訊通信、電子電機產品、精密儀器為比率最高，他提出數字佐證，2001年，資訊通信 業僅26%海外生產，到了2013年，已達到87.3％。

台灣為何不轉型？朱敬一表示，台灣企業面臨轉型關鍵的1990年代，當時週邊出現讓這些企業能夠續操舊業的國家，使企業只要將工廠外移，就不必辛苦付出轉型的代價，發展創新的企業僅台積電、聯發科，轉型成功後，薪資跟著上漲，其它多數沒有轉型者，薪資則呈現停滯。

台灣前0.1%的家戶所得占總所得比率的5%

此外，朱敬一也提到消逝的均富，台灣前0.1%的家戶所得占總所得比率的5%，稅率不公，他說，遺產稅率是動態公平的概念，若能課予高稅率，可以防 止有錢人的小孩註定有錢，皮凱迪（Piketty）2013年表示最適的遺產稅率為50％到60％，但台灣2009年的最高邊際稅率卻由50％降至 10％，高官還大舉出動遊說，反對稅率改革。

連「教育」這個本該是窮人翻身的機會，現在都難以期待翻身，從數字上看，「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失業率，因為學用落差，是所有人中最高的，有 52%的受僱者擁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但這些人中卻有1/3的薪水不到3萬元，就連40、50歲的人的都拿這種程度的薪水，朱敬一表示，不知道他們要怎麼 過。

政府要簽FTA 卻不說產業目的

朱敬一說，台灣經濟悶，不是「景氣」波動問題，是發動引擎的「轉型」沒有做到，當韓國與中國大陸簽FTA時想著怎麼賣成衣、汽車，朱敬一反問，為何 我們簽FTA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的產業目的是什麼？政府沒有給予完整的論述，僅以「利大於弊」帶過，更沒有完整的經濟政策，評估最應該開放什麼？最不能開放 什麼？開放這些能帶來什麼好處？

立委蔣乃辛曾在立院質詢經建會主委：「為什麼過去台灣GDP每年以三到四％的年增率，薪資卻沒有成長？」這是極簡單極好的問題。官員卻沒有很好的答案。過去三十幾年，台灣GDP的成長率一路往下走，觀察一九九六年後的成長率只比零略高。整體來看，二○○○年之前平均的GDP成長率是十三‧二七％，之後是三‧三七％。薪水部分，自民國八十九年後幾乎凍漲，加班費也沒有成長，服務業加班費較低，因服務業是責任制。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底層勞工分享不到果實

資訊通信產業從二○○一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九％，至二○一三年達八十七‧三％，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最高的產業，第二名是電機產品，從十三年前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至今達六十九％，第三名則是精密儀器。電子、資通訊及電機是受到ITA保護的產業，占出口額百分比差不多一半。如此大比例產品出口屬台灣接單海外生產，部分解釋為何台灣GDP成長，薪資卻無成長。試想，二○一○年全球電腦銷售量兩億五千萬台，其中九十六至九十七％為台灣接單，而廣達、仁寶這類電腦大廠，在台灣卻沒有工廠。只要全球電腦需求成長，訂單就成長；只要訂單成長，利潤也成長，我國GDP就成長。但這樣的成長不會投射到台灣的勞動市場，因為這類產業在台灣沒有工廠。這類成長所創造的果實，就是公司會計、財務和營運長。要對就業產生幫助，一定要投射到勞動市場面，所以錢不會投資到台灣，會投向深圳、蘇州的勞動市場。

而什麼樣的公司薪資會成長？聯發科、台積電、大立光等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其薪水會成長，因為不漲會被後面人的追上。反觀電腦代工、美而美早餐，薪水沒有道理要漲。電腦代工真的要漲，漲一些業者或許會吞下去，漲多了業者就移到越南，這就是工資「向後看齊」定理（FPE定理）。

全球經濟大致分三階段：第一個階段靠投資驅動（input driven）經濟成長，六○年前台灣即屬之；六○到九○年代進入第二個階段，以效率驅動（efficiency driven）經濟成長，過去勞動素質不好，但教育普及，以素質提升效率；然前兩者有其極限，第三個階段的創新驅動（innovation driven）經濟成長卻沒有。任一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都是轉型，為何企業不轉型？簡單地說，台灣在八○、九○年代轉型之際，恰巧周邊國家如中國、越南、緬甸改革開放，開始往資本路線走，這些地方的勞動與土地價格低，台灣企業主容易找到基地「續操舊業」，就沒道理進行高風險轉型。台灣資通訊產業大多如此，創新的產業權重不夠，其他產業也沒到世界的前緣，即使創新的產業薪水有上漲，其他產業沒有上漲，加權平均後，拉不起平均薪資。轉型不順，使得台灣產業「舊的已去，新的沒來」。

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所謂「層級所得比」，指最有錢層級的所得除以最窮層級的所得，倍數愈高愈不平均，台灣所得分配黃金時期為一九八○年。然近年變化不大，此與學運的感覺不太一樣，大家都覺得富者愈富。但數據為什麼沒有變化？因為層級所得比是用最富者的二十％做一個劃分，這樣的劃分點太粗略。二○一二年台灣最有錢二十％的門檻為年所得一百八十萬，將一位台大教授家庭和魏應充家庭放在同一層級，在所得、道德上都不公平。

如何呈現真實情況？全台灣最有錢一％家庭的所得佔全台灣所有家庭的所得比，自一九九五年後一路攀升。二○○九年下降，當時金融海嘯對一般受薪階級沒有太大衝擊，對有錢人則衝擊非常大。若以○‧一％甚或○‧○一％最富家庭觀之，此數據則愈攀愈高。最有錢的○‧一％家庭所得佔總所得比例現在高達百分之五點多，十幾年前僅有百分之二點多。

當GDP成長的時候，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是常態，其所創造的GDP大部分留在白領階級身上。如果管理階層在分擔GDP的成長，將使所得越來越不平均。我們發現資本家份額一直在上升到後來是持平，薪資份額則持續下降到後來持平，代表資本家拿的錢比例越來越多，而勞動者拿到的越來越少。為什麼有此現象？一部分因為製造業基地移至海外，一部分則肇因於減稅。過去十數年，三任總統，十二任行政院長，數任財政部長，幾乎每個任內都減稅，且大多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例如土地增值稅，這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原因。而所得稅佔稅收比例部分，與富人較有關連的證交稅和土地增值稅呈現平穩狀態，薪資所得者卻承擔愈來愈重的租稅百分比。此呈現兩個負面結果：一為GDP成長但薪資沒有成長；另一為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居住正義，挑戰世代公平

全台都會區房價第一名是台北市，新北市次之。美國智庫Demographia調查發現台北市是全球房價最貴的城市。若一個人不吃不喝多少年後可以買一棟房子？台北市要花十五年、香港十四‧九年、新北市十二‧七年，年輕世代如何沒有怨氣？這是非常殘酷的事情。為什麼房價會漲？台灣的房屋和土地持有稅非常低，通常低持有稅會搭配高增值稅，二○○二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後，永遠無法回頭。試想一棟二千萬的房子比一輛兩千C.C.豐田轎車繳的稅還低，這沒有道理！

而房價漲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亦有關聯，假設仁寶、廣達在台灣有工廠，電腦訂單成長時，需要擴充廠房買設備。但若製造業外移，實體投資需求就減少，資金便投入房地產市場。所以頂新在台灣炒樓，因為缺乏實體投資機會。製造業出走，實體投資機會便減少。再觀察貸款負擔率，台北市平均需要用六一‧八七％的所得付房屋貸款，扣掉食、衣、交通等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無怪乎一位中研院院士說，大學教授買不起房子，台灣大概是全球少數特例。

教育翻身，難以期待

傳統華人認為教育是翻身的機會，我們不斷鼓勵小孩念書，專科、大學以上學歷逐年上升，但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最高。台灣五十二％受雇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大專以上學歷卻有三分之一薪水不到三萬元。從學生貸款比例則發現，家庭環境好的不需要貸款，就讀便宜的公立學校，家庭環境差的，反而念較貴的私立學校。這多少跟我們教育的篩選有關，學科比不太出來，就開始比術科，開始補一些才藝，現在還有補IQ，這怎麼補？

階級流動呈現反向施為

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二○○九年降遺贈稅。湯瑪士ž皮克堤（Thomas Piketty）來台時說過，最適當的遺產稅率是五十％到六十％。台灣遺產稅率原來是五十％，二○○九年一舉降到十％。台灣的父母給子女的贈與免稅額度是一人一年二百二十萬，贈與二十年，就到一億。給小孩有一億的免稅額度，試想真正需繳遺產稅的，是有錢到如此的程度，給這些人減稅沒有道理。所得分配不平均是任何一個時點的靜態概念，遺產影響動態的公平，不要讓有錢的小孩注定很有錢。當初降遺產稅的理由，是為了吸引資金回台，但台灣的投資機會不多，資金就流向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張忠謀也公開批評降遺產稅是錯誤政策。

解決方案：靈活改變，創新經濟

首先，產業要轉型，政府要導引出創新經濟。

第二，要有穩定的租稅，減稅減到全球倒數第五低，僅阿拉伯產油國比我們低，低賦稅衝擊公共投資，基礎建設差，經濟轉型不易做，遑論助年輕人創業。

第三、產業政策的問題癥結不在景氣，而是轉型問題。景氣起起伏伏，升息、降息、貶值、刺激等傳統景氣因應措施無法治標，轉型才能治本。

第四、經濟戰略面，台灣要簽FTA，不走入國際沒活路，FTA就如同劍宗，除了劍宗還要有氣宗（產業）。韓國簽FTA時，同時想怎樣賣韓國的汽車，紐西蘭簽FTA時，思索如何賣奇異果和牛肉。FTA背後必須有產業積極目的。

第五，財經官員不能再迷信開放萬能，如果開放經濟就會好，歐盟各國經濟就不會壞。歐盟不只是FTA，其共同市場仍有許多問題，僅回答尊重市場的鸚鵡學派是可笑的。

第六，推創新經濟時必須同時考量就業、國安、分配等問題。創新經濟僅頭一兩次有商機，製造業才有持續利得。很多人羨慕韓國，但韓國於制度面適合兵團作戰，台灣市場不夠大，卻敏捷靈活有創意，這才是我們改變的立基。

造成這一波國際股匯市震盪的元兇，箭頭大都指向在8月上旬放手讓人民幣重貶的大陸，不過，大陸指控是美元呈現強勢，帶動各國貨幣競貶所惹的禍。姑不論震央在哪裡，這波金融動盪已經造成全球經濟不安，貨幣戰風雨欲來，國際機構對全球經濟之展望轉趨保守。

大陸經濟自2014年第三季開始呈現疲態迄今，經濟成長率迭創低紀錄，同期間，股票市場卻背離經濟基本面，上證指數迭創新高；而當大陸當局出手整頓後，卻引發股市崩跌，結果對已一蹶不振的經濟造成更大傷害。

為了穩經濟，大陸曾採取一系列措施介入市場，奈何迄今股市依然跌宕起伏，實體經濟欲振乏力。股市大幅下挫造成投資人信心喪失，恐慌情緒逐漸從股市向外匯市場蔓延。投資人離開股市尋求各種方式避險，造成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收盤迭創新低，加上美國加息、希臘債務危機等因素的推波助瀾，市場上早已形成美元升值預期，也加重了人民幣貶值預期。

8月上旬，大陸央行之所以放任人民幣大貶，主要是因為出口低迷不振，資金外流數額持續增加，客觀上有貶值壓力；其次，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跟隨美元逐漸上升，而對歐元、日圓等非美元貨幣則呈現不斷下降之勢，不利於出口成長，加劇「穩增長」壓力。然而，目前看來，人民幣貶值對實體經濟的效益還未出現，卻已使得人民幣貶值預期雪上加霜。

大陸救市成效不彰，凸顯大陸當局管控經濟的能力有時而窮，國際社會憂心，大陸經濟持續下滑，將拖累全球經濟成長；大陸央行偏在此節骨眼上又放任人民幣貶值，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國際股匯市全面應聲下挫，劇烈波動之潮迄今餘波盪漾。

而近月來人民幣貶值與大陸經濟成長持續下滑，是造成同期間全球股市、匯市和大宗商品市場行情波動最主要原因。IMF總裁公開指出，國際金融市場最近的動盪，將使得亞洲經濟體更趨疲弱，全球經濟成長預期再下降，更助長市場的賣壓。9月初公布的中國大陸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持續下滑，跌落到三年來低谷，（編按：10月初公布的PMI亦持續低落） 更增添投資人的憂慮，全球市場瀰漫悲觀氛圍。

市場對於大陸經濟成長減緩衍生風險的擔憂有增無減，美國原定在9月中旬加息的行動，最後基於中國大陸與新興國家金融市場動盪，經濟情勢下行風險加大的考量，選擇按兵不動，凸顯大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即便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美國，也必須嚴肅以對。大陸正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和人民幣國際化，A股被納入全球主要股指的目標遲早將實現，同時，今年內人民幣也很可能被納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因此，市場對大陸經濟的未來發展，仍然寄予高度期待。有鑑於目前大陸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名列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另根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統計，大陸股市市值在全球股市總市值占約12％，僅次於美國，位居第二，未來大陸經濟榮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國際投資機構對於大陸股匯市後續發展，大都認為短空長多，因為他們相信，大陸政府還會祭出更強有力的手段穩定股匯市，也會採取更寬鬆的政策，穩定經濟成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陸金融動盪波及全球，凸顯大陸對國際經濟的影響，猶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而為了維穩股匯市，政府強力介入市場，則凸顯大陸人治社會之風險難以預測。對臺灣而言，如果未來兩岸經濟整合是大勢所趨，臺灣就必須有掌握大陸經濟、金融情勢瞬息萬變的本事，更須備妥多套應變的劇本。面對大陸經濟崛起，臺灣必須正視其中的機會與挑戰，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

就上述四個活動過程來說，民粹主義它可滲入任何一個公共領域，就本文所關心的經濟領域來說，它已是民粹主義下的重災區，而其災害仍在持續地擴大中。

以日前討論熱烈的農地農用政策來說，當初決定管（農）地不管人的結果，它討好了許多的農民，它讓農地成了新的投資及炒作標的，而此，也造就了台灣各縣市農地使用的破碎化，與農舍被假農民豪舍化的結果；而此，非但與當初農地農用的政策背離，同時，破碎化的農地再加上農事人口的老化，也讓台灣農業生產因缺乏規模經濟來耕作，而陷入危機。如今，若想要把現行制度作一修正，它就立刻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撲，若非有破釜沉舟之心斷難成功。

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我認為民粹的過程也可有一新解，在此稱之為民粹abc三步曲：a代表濫用（abuse），b代表交相指責（blame），c代表制度的崩壞（collapse）。若將此一民粹abc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也可適用。當政府決定開放農地讓非農民蓋豪華農舍後，它一定會導致豪華農舍的濫建（a），而當問題惡化，已開始失控時，大家開始交相指責（b），但誰也不負責，更有人聰明地移轉焦點而讓問題更加失焦，致使問題不斷地坐大，而此，必將會導致農業生產制度上的崩潰（c）。

上述的情形它只出現在農業嗎？當然不是，民粹主義它如同癌細胞般已全面性地攻占我們的經濟及各個領域。再以電力問題為例，綠能或再生能源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號召，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我們應積極地發展綠能，而且可用它來取代核能。這個概念性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沒有人能抗拒「美麗台灣」、「非核家園」的主張，在此魔術棒的指引下，廢核成了顯學（a），對於主張要審慎、漸進為之者，則大加撻伐（b），而其結果實已導致台灣電力的穩定供應出現了極大的警訊。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不只一次地提到，台積電公司是一秒鐘的停電也不允許。更有甚者，台積電公司已考慮自建電廠以圖自保，由此可見在民粹主義當道下，台灣的電力穩定供應已存在有很大的崩潰危機（c）。

其實，就經濟領域而言，相關的例子很多，我們可用「不勝枚舉」來形容也不為過。一個比較精準的分析是，我們可以上述abc三部曲來檢視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如：以公勞保退休金問題來說，它早已過了ab這兩個階段，進入c階病入膏肓的末段。另勞動部今年六月，首開世界先例，將全本的勞工法令一體地全都適用在在學的大專同學身上，它必將導致我大學教育師生關係及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評比上的崩壞，故目前已開始進入c階初段。

民粹主義它其實就是民主的一部分：在政策的本質上，它是感性與理性之爭，是短期與長期之爭，是私我與大我之爭。而就政治的本質而言，它猶如同騎腳踏車般，它是須要前後輪彼此相互「平衡」，其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把負面的崩潰（collapse）或對抗（confrontation）轉變成正面的調整與合作（Correction and/or Cooperation ），而在此C都是以英文大寫用以區隔。

套句廣告詞，民主制度有兩種，其一是民粹的abc，另一則是民主的abC。在民主制度裡，它須要黨際間的合作，大家共同承擔、共同面對，不炒短線、不競租、不迴避，以國家長期利益為念，才有可能走到abC。

不論就台灣的經濟問題或是各相關議題來說，台灣的確須要更多的C，才是百姓與國家之福。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持續關心國際脈動及台灣的經濟發展方向，並自2017年以來舉辦多場活動與座談，時值工商時報40周年社慶前夕，共同策劃舉辦此一活動，具有非凡意義。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特別表示，希望能透過這些議題的探討，務實的面對科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並重新思考國際產業分工布局的台灣角色定位。余範英董事長也特別感謝工商時報，希望未來能與工商時報持續關注並紀錄台灣經濟的發展。

台灣數位轉型刻不容緩

創新科技衝擊全球市場，過往涇渭分明的產業界線，已經開始變得逐漸模糊，而在這樣的浪潮之下，「數位轉型」是每個企業不得不正視的課題。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所長詹文男指出，數位轉型是台灣產業刻不容緩的議題，台灣各產業若進行數位轉型，高科技產業將有望再增加33～54億美元，整體市值將有望達3,400億美元。而台灣過去已在硬體產業上創造榮景，更應該趁勢抓住雲端、大數據等未來趨勢，才能在創新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工商時報共同主辦的「工商40產業趨勢論壇」昨（22）日登場，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致詞表示，「數位時代來臨，帶給現今的社會挑戰，台灣應思考自己擁有的資源有哪些，加以整合並創造優勢。」

詹文男表示，數位轉型已正在快速發生，包括產品與服務創新、生產流程領域的創新、商業模式上的創新等，都已逐漸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他舉例，如全球知名物流公司UPS在非洲盧安達，以無人機運送血液包等人道救援物資，並直接從貨車上發射無人機進行送貨，且無人機還可自動飛回貨車補貨，「就是物流產業的數位轉型」。另外，例如UBER等創新的共享經濟模式、通用電器將數據融入解決方案，都是數位轉型的案例。

不過，數位轉型將帶來多大的動能？根據WEF（世界經濟論壇）最新報告指出，數位轉型將在未來的10年內，對產業與社會帶來極大利益，預估將達100兆美元的價值。詹文男指出，對台灣產業來說，數位轉型不只可提高營運效率，也能藉由數位經濟快速擴張，突破原有的發展困境。

詹文男認為，台灣產業硬體實力堅強，但面對新經濟來臨，應抓緊未來趨勢，從「技術轉型」開始做起，導入AI、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先讓工作項目數位化。再來，則是「制度轉型」，包括人才選用、內部規章以及績效評估等，建構數位化的友善環境。最後則是「基因轉型」，把數位化內化至企業文化與思維中，「就像是輸血、混血、換血，是完整的過程。」

台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朱雲鵬則強調，企業或機構進行數位轉型時，需要以「人」的需求為出發，從而串起裝置（手機、行動裝置）、系統（應用程式管理、平台、數據分析管理）、資訊（商家目錄、目的地、位置、時間等），「如果你的解決方案必須依賴既定規則，就不可能跟上人的需求。因此在打造解決方案時，首重應變與學習的能力。」

以中國消費巨擘美團外賣為例，「美團串起顧客、商家及外送的騎手，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定位用戶位置，把用戶所需的商品即時送達，打造完整生態圈。」「亞馬遜AmazonGo也是相同案例，透過硬體的攝影機、軟體的人臉辨識，結合雲端運算、機器學習，打造消費者『拿了就走』的全新消費體驗。」

而在數位轉型的浪潮下，台灣的挑戰在哪？朱雲鵬認為，「人才培育」是台灣當今面臨最嚴重的瓶頸，台灣不少學子常常會選擇「名字聽起來輕鬆的科技」，加上技職教育「普通化」，以及大專院校的研究內容與產業日益脫節，導致多數學生踏出校門後，才發現無法與企業接上「最後一哩」。

不過他也指出，業界與數位轉型密切相關的科技，薪資普遍高於其他，反映出台灣產業界對數位轉型仍有強烈需求。若台灣要跟上數位轉型的腳步，需從整個教育體系（老師、學生、學校）開始改變。

聯強國際總裁杜書伍出席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工商時報主辦的「2018工商40產業趨勢論壇」時表示，談數位轉型一定要先有經濟規模來支撐。企業要往上提升，就要善加利用各公司在產業生態裡形成合作及運作關係， 適當的扮演一個可升任的角色。

中華電信研究院院長林榮賜則認為，即將到來的5G，將翻轉全球各個行業，企業必須懂得抓住新時代的契機並進行突圍，他建議企業可以從技術及軟體兩個方向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尤其要從擁抱軟體、開放原始碼（OSS）開始，再應用這些付費軟體熟悉其開放原始碼的文化及機制，轉換成自家可以利用的機制，這個是關鍵。

杜書伍強調，物聯網、雲端、AI人工智慧，似乎就是產業轉型升級最常提到的「工具」，可是這些新技術卻又感覺遙不可及，讓大家產生很大的恐懼感甚至壓力。

但其實企業要往上提升，杜書伍說，重要的是ERP做得好不好，ERP做得好，企業就可以展開拓點、拓展不同領域甚至國際化。另外，像聯強為了往上提升所投入的成本也愈來愈高，像投入數位研發1年就要花7億元。

林榮賜分析，全球電信業目前處於非常挑戰的年代，語音營收下降、數據市場接近飽和、難以彌補語音營收的下降。從2016年開始，全球電信產值一直下滑，不只台灣、全世界都是如此，更可怕的是投入成本愈來愈多，但獲利愈來愈少，剪刀效應愈來愈明顯。

至於如何突圍？林榮賜認為，在核心業務之外做一點新的延伸，例如像中華電信就已投入網路安全及管理甚至跨足物聯網、大數據、AI，當進入新的市場，就可以展開新的業務。

台灣資本市場不佳 需增加內部經濟實力

近年大陸、香港、新加坡、韓國都積極發展資本市場，搶企業、搶資金、搶獨角獸，台灣面臨嚴峻考驗。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系教授葉銀華昨（22）日指出，經濟產業發展到哪、資本市場就會發展到哪，「山還是要高才有神仙，水還是要深方有巨龍」。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工商時報昨日舉辦「2018工商40產業趨勢論壇」第二場「台灣的資本市場與投資」論壇中，葉銀華指出，台股過去市值約是韓股7成，現在市值雖維持7成，但周轉率卻只剩韓國的6成，代表流動性變差，「仙力降低、龍也縮小」。

葉銀華提出解決之道 ，一是挖掘未來優勢，包括讓台灣隱形冠軍二代接班、發展高達1、2兆元的長照產業、製造業加速AI自動化及數位科技；二是延展現在價值，像是建立台灣個人投資儲蓄帳戶機制（TISA）、勞工退休金開放自選投資制、開放證券商經營私募基金業務，並允許私募基金得成為保險業資金的投資對象，把金融業人力擴展出來，加大市場流動性；第三則是扶植新創產業，引進基石投資人，以利新創產業籌資與發展、開放大型無獲利公司發行無擔保公司債或無擔可轉換公司債。

勤業眾信董事長郭政弘分析，今年第三季為止，台灣新掛牌上市的公司家數、金額與去年同期都是成長的，全年掛牌公司家數有望突破60家，預計募資350億元左右，跟過去5年相比，算是不錯的成績。

國發會主委鄭貞茂則表示，台灣資本市場就企業角度來看，對中小企業募資環境是友善的，在台灣掛牌成本是大中華區最低、程序也透明，雖然台股的市值、周轉率比不上韓國，但台股市值占GDP約150％，代表資本市場對經濟的支持不低於他國。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源指出，當前政府必須在「外在威脅」催生創新產業發展，與國內既有產業抗拒創新的拉扯下，找到可協助推動我國創新的平衡點。

怡和創業投資集團董事長王伯元強調，中美貿易戰對台灣是危機也是轉機，「得人才者得天下」，政府應盡速協助台商返台，盡快改善五缺（缺電、缺水、缺地、缺工、缺人才），建立好廚房。

王伯元說，政府不用下指導棋，只要營造好廚房（投資環境），由大廚（企業）決定菜色，以「輔導」代替「主導」，以「協助」代替「管理」，以「支持」代替「規範」，政府提供完善的投資平台，企業自會靈活發揮。

台商應布局人才優化 在貿易戰中立足

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昨（22）日表示，大陸近年來土地租稅及勞動成本均大幅提高，環保規範趨於嚴苛，投資優勢下降，加上2018年9月實施「CRS（共同申報準則）」、美中貿易大戰又增溫，大陸台商有回流趨勢，2017年獲利匯回台灣金額達1,015億新台幣創下新高，另外，2018上半年外資在台交易土地比數已達1,531筆、總面積達到34.15萬坪，創統計新高，返台投資已成為台商選項之一。

「2019年台灣布局與挑戰」座談，由金融研訓院顧問許嘉棟主持，包括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經濟評論者馬凱以及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共同針對台灣身處全球變局，台企該如何在布局上善用先天資源與後天人才優化，立足於全球貿易戰角力。

中美貿易戰對全球影響讓各方憂心，經濟評論者馬凱更直指台灣現面臨九大危機，包括AI浪潮衝擊、中美貿易大戰、資金浪潮退場、大陸關閉世界工廠後經濟下滑、少子化、教育全面失敗、台灣被孤立於自貿區、台灣對大陸優勢不再、不畏死的知識分子已消失20年等。

馬凱指出，九大危機中，首當其衝即AI浪潮，影響直逼200年前的工業革命，台灣要找出生存空間，不要像過去中國變成次殖民地，而是搶進贏者圈跟著向上。

另外，中美貿易戰已不是貿易戰，而是中美霸權爭奪戰。馬凱認為，川普現在就是採用雷根的策略，而且現在不像當時還有蘇聯、日本，現在只有一個大陸對手，川普會用一切手段讓大陸不能再起，所以不會只是貿易戰，是全面大戰，而與陸、美貿易關係最密切的台灣是最尷尬的，如何自保降低衝擊。

馬凱說，他也擬定好了藥方，雖然AI革命正醞釀，但主導AI發展的正是美中兩大國，而這中間會有許多細縫，「台灣最擅長就是在夾縫中生存，相關產業與技術，台灣都是佼佼者，比其他國更有機會」。

他認為，台灣可以接手大陸世界工廠的地位，因為過去的工廠都是台商過去的，但現在大陸、東南亞工資都高漲，台灣重新有優勢，設立自貿區也是個吸引台商、外資的一個好藥方。

許嘉棟則指出，台灣經濟目前處境內外交逼。國內投資與外來投資依舊低迷、年金改革對國內消費產生抑制作用、兩岸關係趨於緊張使陸客來台降溫，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的進一步拓展不易、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與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大陸經濟下行風險提高、以南向取代西進之效益尚待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指出，不管東南亞或已開發、開發中國家，過去1年面臨很大的產業政策、法規調適，台商要投資時要看最新的資訊以免錯失許多機會。星、馬、泰每年對外投資超過150億，而且從製造業、服務業、新經濟都有，過去政府招商引資沒有把他們當重點，未來要引進外資時，應該也要納入。

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認為，東南亞與南亞各國擁有令人稱羨的人口紅利，各國資本亦紛紛注入該地區，且該地區部分國家大力推動經建計畫與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地區發展潛力不能忽視。

其實，公共政策經常是妥協與配套的綜合體，政府可以一面經由立法程序，採取「問信於民」的公投途徑來解決核四爭議；另一方面也要展現積極發展替代能源技術與綠能產業的政策決心。例如研議並公布「替代能源產業發展政策」、「綠能產業技術發展政策」、「能源儲存技術發展政策」等，雙面出擊才能化解社會對核安的爭議。

近日社會隱約醞釀一股反省綠能發展的挑戰，直言台灣風力發電阻礙重重。目前全台約有三百支風力發電機組，未來政府如要增加替代能源發電量，可能繼續挑選桃、竹、苗沿海風力強勁地區，設置更多風力發電機；然而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居民因「鄰避情結」，可能會反對風力發電機的設置，例如：居民會因為風車離民宅太近所產生的噪音、安全危害、生態破壞等居住品質問題，或其可能因此引發的房價、地價下跌等問題，而反對在他們的居住區附近興建風力發電機。

面對當前核四爭議問題，政府可能不必在擁核的政策上一再辯解停建核四對台灣經濟的傷害，因為在核安與經濟問題的政策衝突上，政府其實仍有解套的空間。例如行政院可以對社會承諾並積極展現推動能源多元化以及發展綠能產業的政策決心，並且明確提出降低核能依賴的合理時間表；換言之，政府宜扮演火車頭帶頭發展替代能源產業技術，使發展替代能源產業成為台灣能源政策的新共識。

然而如何讓這個新共識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首先，台灣的替代能源政策內容應該涵蓋南台灣太陽能發電、北台灣風力發電、東台灣海洋發電的政策思考；其次，針對發展綠能技術，追求低碳目標，政府與企業應該進行第二次合作。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基本上是建立在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獨特制度上，並從而形成台灣發展經驗的基礎，這是台灣政府與企業的一次成功合作；當今韓國的文創產業、影視產業、手機產業的成功之道正是韓國政府與產業有效合作之成果；再如德國發展綠能產業的經驗也是有賴政府與企業通力合作。當前社會反核的氛圍和氣勢銳不可擋，政府與替代能源企業應共同思考如何推動能源多元、如何發展綠能、以及如何開發電力儲存技術，並且著手進行合作。唯有如此，才能讓核四爭議成為凝聚台灣公共政策新共識的契機。

記者 楊美玲

來源:經濟日報(http://udn.com/news/story/7238/2045397)

蔡政府宣示「創新」對於台灣經濟的重要性，未來也將以創新為主要的經濟驅動模式，但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呼籲政府不應過度強調創新產業，而忘了過去所扶植的產業，如半導體產業，否則即使未來新產業通通成功，也無法彌補半導體產業衰退所帶來的衝擊。

新政府自520上任以來，面臨全球經濟處於「低成長陷阱」困局，經濟成長趨緩，企業投資意願降低，就業機會減少，所得成長停滯，加上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衝擊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為了挽救經濟，新政府端出5+2創新產業政策，並積極和工商界大老面對面溝通，行政院長林全本周除了出席工商協進會早餐會外，周四也將與商總代表進行座談，聽取建言並凝聚共識。

張忠謀於早餐會中說出重話，他提及新政府以創新、就業及分配作為經濟政策的三大主軸，但若沒有成長，也難以解決就業及分配問題。張忠謀說，創新與分配相互矛盾，創新是需要有誘因的，也就是為了少數人創新，有很多人沒有創新，使得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的分配問題都是變成嚴重，「創新其實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但台灣仍是需要創新，所以也必須忍受一些分配問題，他希望政府不要過度強調創新產業，而忘了過去扶植的半導體產業。

張忠謀於早餐會中發表完對創新與分配之看法後即先行離席，至於是否有因不滿政府而離席？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表示，應該是時間到了，體認到這是政府的結論就先行離席了。

張忠謀的一番建言不無道理，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一路走來可說是依賴全球市場出口擴張以拉抬經濟成長，而行動裝置拉貨、半導體出口擴張、歐美傳統旺季更是支撐台灣三大出口動能，過去我國經濟的成敗，可說是成也出口、敗也出口。

根據財政部統計，累計今年前九月出口，僅電子零組件正成長3.4%，金額高達663.9億美元，其中積體電路占比就達555.9億美元，其餘則多處於衰退。

陳添枝：創新、就業都是成長

記者葉卉軒／台北報導

來源:經濟日報(http://udn.com/news/story/7238/2050083)

針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創新、就業、分配」的批評，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昨（26）日出席「智慧城市在創新矽島論壇」時表示，創新跟就業都是成長。

陳添枝表示，台灣需要用創新來驅動成長，也需要可以創造就業的成長，若要達成這些目標，最重要的產業就是物聯網。

陳添枝指出，未來有70%的工作都被物聯網顛覆，面對物聯網革命性的快速發展與科技產業典範轉移，台灣產業升級轉型勢在必行，最急迫的問題是如何將軟硬體與服務整合，接軌全世界。

陳添枝說，政府積極推動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物醫療、智慧機械、國防航太五大創新產業，其中與物聯網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行政院已於今年9月核定通過，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同時將連結國際、連結未來及連結在地，讓台灣連結矽谷等全球科技核心聚落，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基地。

他強調，台灣產業的核心實力，還是在資通訊（ICT），台積電市值已快要超過英特爾，而整個ICT的發展跟實力，正是台灣產業在全世界賴以競爭最重要的基台，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應用，更多與生活結合，才有辦法帶動新的創新與就業的機會，而物聯網就是答案。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以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為主，過去一直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市占率，多項產品都居世界領先地位。然而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扶植其半導體、面板及本土零組件產業的發展，所謂「紅色供應鏈」正儼然成形且來勢洶洶。對於這股「紅潮」，懼怕者有之，悲觀者有之，但我們不可能去阻止別人的進步。從正向來看，我們應該將「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視為刺激台灣脫胎換骨的契機，好好檢視一下自身條件的優劣，加強我們自身的競爭力。

台灣中小企業林立，即使是各產業的老大，以全球的眼光來看，規模都不算大。如果我們能將一些同性質的公司合併在一起，等於人才、技術、資金、市場都加倍了，競爭力自然可以提升。以往國內對於併購這種商業活動並不熟悉，多少也都懷有負面的想法。事實上，併購是企業成長一個健康而正常的管道，不管是「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或是同類型產業的「水平整合」，一加一往往可以發揮大於二、甚至大於三的效益。當年聯發科併購晨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兩家公司化敵為友，增加了業務量及商業規模，合體之後更具國際競爭力。今年公司又併了四家IC設計公司，擠身全球四大IC設計之列，可以和Qualcomm、 Broadcom、 AMD等平起平坐，達到併購的最高效益。去年全球的併購風潮方興未艾，歐美都創了新高，中國大陸、韓國等地的產業也都積極進行整併，台灣的企業如果還在單打獨鬥，不知借力使力，那麼面對全球合縱連橫的勢力，將會非常辛苦。

再者，我們一直認為台灣人在面對中國大陸議題上，常常會「見樹而不見林」。競爭沒有分顏色，在這全球化時代，即使沒有紅色供應鏈的威脅，也會有別的競爭者來掠食台灣的大餅，難道我們只要在意「紅色供應鏈」的存在，而不用去關心其他的競爭者？難道只有中國本土廠商才是競爭對手，歐美日韓大廠的擴張及攻城略地就不是問題？或許長久以來「恐中」、「懼中」、「拒中」的心理因素，導致我們專注於「紅色供應鏈」的危機，反倒忽略了還有其他藍色、黃色、黑色、綠色供應鏈正在虎視眈眈。事實上我們應該以平常心視之，它也只是全球競爭勢力的一支，就在商言商的去競爭、對抗，甚至合縱連橫、策略結盟，只要有利於台灣整體發展的，我們就去做，以「無色」的眼光來看待全球產業競爭。

當然追根究柢，根本之道在於我們自己夠不夠力。如果沒有競爭力，面對那一種產業鏈都只有失敗的命運，也無法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立足。金庸名著「倚天屠龍記」張無忌所練的九陽神功裏有一句話，「他強由他強 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 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只要我們自己強大，又何懼於各種危機？好好修練內功，增加自己的實力，就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因應之道，不論政府或企業，大家應該把握時間，積極努力，共同為台灣開拓光明的前景。

台灣的生醫產業，若不論醫療器材產業，大抵可分新藥研發、原料藥、特殊製劑與學名藥品四大類。這些從興櫃、上櫃到上市的生技製藥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價值認同，差異很大。新藥研發或利基導向的新興生技公司雖處於虧損狀態，股價卻獲資本市場的青睬，股價不乏上三位數字甚至數百元者，光浩鼎一家臨床試驗盲前的市值就超過1千億台幣。同樣上市獲利穩定的學名藥廠，卻缺乏法人或股友的關愛。新藥研發仍然在臨床試驗階段，實際營收尚須等待3-5年。這種現象是等待夢想成真？或只是另外一波假象的幻滅？目前上市上櫃市值超過百億台幣的生技製藥公司，筆者初估，只有以原料藥為主的神隆以及西藥製劑廠的台灣東洋與永信3家營運獲利，台灣東洋為學名藥廠轉型為癌症特殊製劑公司，永信為國內學名藥龍頭大廠。如果一家尚未有實際營運收入的生技公司，其市值比至少20家有營收獲利的學名藥廠市值的總和要高，這不是一個值得政府、社會與投資大眾嚴肅思考議題嗎？

最近十年公開發行的生技製藥公司，尤其強調新藥研發的公司，大多數都只有個案或少數二、三個系列產品(pipeline products)。眾多這類公司的共同特色，往往連具備基本核心研發能力(core research competence)的團隊都未建構，有的公司甚至強調毋須從事研究、只要專做發展 (NRDO, No 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殊不知從國內法人研究機構或學界技轉的標的，邁向商品化階段的漫長時程，研究與發展兩者很難明確切割，需要研究與發展間來來回回互動補強。國內現階段的產業研發結構，並不足以支撐NRDO的概念，尤其對創新新藥開發而言，可行性不高。國內現有智擎與寶齡富錦兩家的新藥分別獲得美國及台灣主管機關核准上市，這兩個新藥成分都是具有已知的毒理與臨床資料，採取NRDO的策略，有其可行性。智擎發展該已知成分的新劑型與適應症，寶齡富錦則是開發另一已知成分的新適應症，與研發創新成分新藥有別。兩家公司的主事者在開發標的商品化的發展方面，都有一定研發實務或市場經驗的累積。

浩鼎至少是一家有核心研發專長與團隊的生技公司，研發線上不只一項乳癌疫苗新藥。其他很多未具基本核心研發能力與團隊的公司，根本缺乏開發創新藥品的條件，高度仰賴技轉自學界或法人研發機構的成果，認為NRDO就可成就一家創新生技製藥公司，這是國內新藥研發「虛」的一面。認真從事新藥創新研發的公司，目前在資本市場上呈現的是高資金燃燒率與高每股虧損率支撐的高股價，這是另外一個「虛」的一面。當然，這些資本市場認同的高股價生技公司，其「實」的一面是這些公司都放眼於區域或國際市場，尤其是醫藥先進國家市場，但到研究成果授權國外藥廠或產品獲得主管機關核准上市有實質營收時，仍需一段時日。

除基亞與浩鼎新藥臨床試驗解盲結果未如預期外，目前上市上櫃公司在台灣及美國進行各階段臨床試驗者，幾乎未曾聽到新藥研發失敗的例子。此與歐美大型藥廠累積的經驗有很大的差異。一般新藥臨床試驗，從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開始，過渡到第二期臨床試驗，以迄第三期臨床試驗完成，每一階段都會有敗陣的機率，最終成功上市的機率往往低於五分之一。台灣很少聽到臨床試驗不如預期或失敗的訊息，這是台灣生技製藥產業與資本市場另一面的「虛」。就這一點而言，基亞與浩鼎臨床試驗解盲未如預期的訊息，對台灣生技新藥研發方面，仍有其正面的意義。

根據台灣IMS公司提供筆者的資料，台灣全民健保實施20年來，藥品市場規模從新1995年台幣700億上下成長為2015年的新台幣1,600億左右，成長一倍多。國產學名藥廠在健保藥費支出的金額市占率從33％下降到24％左右。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藥品市場，從1995年的美金80億規模，成長到2015年的美金1,200億以上，成長15倍，而中國國資藥廠的金額市占率高達70％以上。兩者相較，可知全民健保對以內需市場為主的國資學名藥廠發展之限制。但是，以學名為主的上市上櫃傳統製藥公司，其上市以後的營收與獲利穩定，毛利率與績優電子公司相較，毫不遜色，沒有資訊電子產業「茅山道士」(指毛利率3％或4％)的問題，但是在資本市場較不具爆發力，這也是台灣生技製藥資本市場「實」的一面。

近十年留美台裔創業有成的生技醫藥專家與企業經營者陸續回台，為台灣生技醫藥產業增生重大能量，這也是近年生技製藥資本市場樂觀以待的緣故。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累積政府與學界三十年以上的投入，在國資學名藥廠原有配方、製造與品管的紮實的基礎上，結合近十年回台專業人士的經驗與能量，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競爭潛能。藉這次浩鼎臨床試驗解盲未如預期的震撼，在新政府即將上台之際，拋磚引玉，讓大家平心靜氣檢視台灣生技製藥產業與資本市場的「實」與「虛」，希望能對建構健康明確的生技醫藥產業政策與環境有所助益。

(作者為前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陽明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