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收斂了鋪張行為，這是上海消費者在面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時可能縮減開支的一個例子，對更廣泛的中國經濟再平衡之說具有含義。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股市暴跌，事實證明中國商業首都上海的消費者們依然保持活力。一項覆蓋全市的消費者調查發現，過去12個月中，他們每個月平均支出4959元人民幣，而全國城市地區的平均值為1737元人民幣。上海消費者日益青睞優質膳食和外國產品，近7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中曾出過國。
但上海消費者的故事正在出現裂痕。熱愛購買奢侈品是上海人最顯著的消費特徵，但他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或許正在逐漸減少。盡管53.2%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在奢侈品上的支出，預期支出的平均值從之前12個月的7596元人民幣降至6454元人民幣。
此外，僅有18.7%的受訪者說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支出。在富裕的居民中，60%的人聲稱他們打算保持支出穩定不變，而全市消費者的這個比例為58.4%。
他們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43.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經濟在未來12個月將惡化，僅有36.7%的受訪者認為會好轉。
上海市民或許還將繼續支出，該調查也發現了關鍵的一點——他們的收入還在上升。但是，這種謹慎的意味更加糾正了一個普遍觀念，即中國消費者將在傳統增長引擎放緩的時候拯救國民經濟。
已經被接受的說法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相對平穩的再平衡，逐漸減少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依賴，而消費者支出將填補空缺。
然而這項對上海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調查，以及越來越多的相關數據表明，不管大肆宣傳的官方月度零售銷售指標上升表明瞭什麽，傳統行業的放緩正在對中國的消費者支出產生影響。
中國消費者還遠遠談不上填補缺口和支撐增長，他們的支出意願將持續減弱，直到建築業等行業復蘇。
未來的王太太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經濟放緩的受害者。
另參 <光棍節不能證明中國經濟轉型成功>
]]>國際結算銀行(BIS)一直以來匯總跨國銀行借貸和證券方面的相關數據，近幾年更是關註這些領域的研究。博里奧（Borio，2014）指出，跨境金融鏈接會導致國際金融體系放大金融失衡。在信貸繁榮時期，外部信貸的流入會引致經濟體擺脫國內信用，從而大大提高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Borio等人，2011）。與此同時，跨境美元貸款和美元債券增加，反映出美元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關鍵作用。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致使美國的貨幣政策和杠桿周期傳遞到其他國家，因而影響到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McCauley等人，2015）。
此外，跨境金融鏈接產生影響的渠道也在不斷演化。例如，在後金融危機時期，出現了融資渠道從國際銀行向全球債券市場的轉變，或稱全球流動性“第二階段”（Bruno and Shin，2015）。這種趨勢助推了許多亞洲國家國內銀行信貸的強勁擴張（Shin and Turner，2015）。另外，在追蹤企業風險時，監管者也應考慮離岸與在岸債券發行之間的轉移（Mizen等人，2012）。總體來說，來自新興市場的借款人和貸款人都在全球債券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將長期利率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Turner，2015）。
2014年10月23～24日，由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和國際結算銀行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代表機構共同主辦，在惠靈頓召開了有關跨境金融鏈接的研討會。本捲收集了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此研討會充分顯示了國際結算銀行一直以來對這些問題研究的高度重視。
跨境金融鏈接模式
研討會的兩篇論文描述了亞太地區跨境金融鏈接的模式和驅動力。綜合來看，它們試圖回答這一系列問題：為什麽亞洲受全球金融危機對的影響相對小？該地區的國際銀行業自危機之後有何發展？這個地區的金融系統的抗震性是增強還是減弱了？
克庫魯（Curcuru）、托馬斯（Thomas）和沃諾克（Warnock）在探討跨國投資組合的論文中指出亞洲新興市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相對不大，主要得益於該地區有限的外部聯系。作者結合幾個數據庫資料，把新興亞洲跨境金融鏈接的結構與先進經濟體做了對比。分析重點聚焦於非流動性調整。這個概念涵蓋了資產價格、匯率變動以及其他統計調整產生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2006～2011年的非流動性調整損失發估計約為6000億美元，相對於GDP規模甚小。如此有限的損失反映出亞洲對外投資相對小的規模，及相對小的收益率。投資上存在的顯著本土偏好亦表明，評估一個國家的整體投資組合風險時，考慮來自國內投資組合的風險也十分重要。
埃勒斯（Ehlers）和伍德里奇（Wooldridge）在關於外國銀行貸款的渠道及其決定因素的論文中主要關註亞太地區的國際銀行業務。國際銀行業可以包括國際銀行分支機構在東道國本地開展的業務，以及在東道國以外進行的跨國界的業務。借款國銀行業的發展狀態和脆弱性將會影響國外貸款的形式：外國銀行傾向於給銀行系統脆弱或欠發達的經濟體進行本地放貸；而在銀行系統穩定或發達的經濟體，跨境貸款較為常見。
埃勒斯和伍德里奇還關註了亞太地區金融鏈接的另一個特點：銀行活動的區域化。如今，亞太經濟體的債權人基礎比過去更加多元化。特別是，他們變得愈發依賴區域性銀行提供的資金。這種趨勢可能會提升該地區應對區域外債權國帶來的不利沖擊。然而，另一種風險又可能加大：該地區的跨境資金主要以美元計價，而這些美元資金可能沒有完全對沖貨幣風險。
外匯市場和匯率風險
兩篇會議論文分析了外匯市場和匯率方面的問題。萊維奇（Levich）和潘（Packer）的研究表明，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發展較其它地區迅速。國際結算銀行2013年發布的外匯及衍生品市場發展三年期調查報告顯示，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交易量（尤其是人民幣），都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外匯市場所有產品的成交額（如即期和衍生品交易，在岸和離岸市場，等）均迅猛擴張。
CLS銀行等多種同步支付（PVP）系統已經顯著增強了外匯市場交易的制度保障，盡管這些市場的監管和報告要求相對寬松。另外，最近幾年外匯交易中的羊群行為已經不那麽明顯。區域外匯市場在2013年“縮減恐慌”時期的相對穩健反映了這些發展趨勢。在這期間中，亞太地區的貨幣總體來說遭受的貶值壓力比其他地區小，盡管匯率波動也有所增加。跟 2008～2009年相比，市場價格跟利率平價沒有明顯偏差，買賣報價價差也無巨大波動。而且相較於早些時期，套利交易的撤離也相對井然。
萊維奇和帕克提出兩項政策建議，以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外匯市場的安全性和應變能力。首先，更多國家應為本國貨幣採用CLS或其他PVP系統。其次，須完善並定期公佈外匯市場交易活動的擁擠度指標 (crowdedness metrics)，以提示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蒙羅（Munro）根據自己的早前研究，在“匯率、預期收益和風險：我們能從亞太貨幣中學到什麽？”（Exchange rates, expected returns and risk: what can we learn from Asia-Pacific currencies?）一文中分析了亞太貨幣的風險和收益。此論文提出了更精細的方法檢驗非拋補利率平價（UIP）理論。依照標準方法估算的UIP偏差通常非常顯著，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考慮到某些風險。特別在考慮進債券溢價以後，估算的匯率對預期收益變動的反應就十分接近於理論的預測。
蒙羅的分析有助於深入探討蒙代爾三元悖論（Mundellian trilemma）。研究結果指出，當把預期和風險納入分析，評估控制資本、利率和匯率之間的權衡是非常困難的。該論文的實證結果也表明，政策制定者並不必定局限於“角點”解決方案：通過匯率管理，亞洲各國進行貿易時可以減小對利率的控制，從而降低匯率波動。
地區金融市場溢出效應
舒、何、王、董的論文側重於比較美國和中國金融市場在亞太地區產生的影響。關於美國金融市場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有非常多文獻，另外不少研究文章也分析了中國在實體經濟中的全球影響。該論文首次嘗試系統性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對亞太地區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並與美國相應的效應做了對比。實證分析表明，中國的股市和匯市走勢在該地區已頗具影響力。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中國股市在該地區的影響接近於美國股市，盡管美國市場在緊張時期仍舊占據主導地位。人民幣的走勢是區域貨幣的重要驅動力之一。相比之下，中國債券市場則對該地區其他金融市場沒有影響。
資本流動及其有效性之應對政策
在會議最後發表的論文里，布魯諾（Bruno）、沈（Shim）和申（Shin）評估了亞太地區12個經濟體管理資本流動及宏觀審慎措施的有效性。此項研究用一個涵蓋這些措施數據庫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並借助控制全局和局部因素隔離出這些政策的影響。
他們發現政策的效果好壞參半。針對銀行業和債券市場的措施，似乎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減緩了這些項下的資本流動，但之後卻不能。同時，宏觀審慎措施對跨境貸款、銀行信貸和信貸總量影響也不太大。
該論文對資本控制文獻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它關註了政策的溢出效應，即政策對非目標行業和市場產生的影響。實際上，有證據表明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針對銀行業的措施與國際債券發行量的增加有關，而針對債券市場的措施與跨境銀行貸款的增加有關。這一發現對政策的重要警示是，在監管者在斟酌宏觀審慎措施時，需要一並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
全球流動性
海倫·雷伊（Helene Rey）的主題演講闡釋了大規模資本流動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近年來，有幾個趨勢是有目共睹：大規模的全球信貸增長；協同性增強的資本流動；風險資產價格的全球性周期。雷伊的演講根據她與合作者完成的一系列研究來解釋這些現象。
雷伊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展示金融中介和杠桿作用在全球金融狀況傳遞中扮演的角色。與布魯諾和申（Bruno and Shin，2014）主要關註全球銀行的分析相比，雷伊的模型包括了銀行和資產管理者在內的多類金融中介機構。全球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價格被證明是依賴於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全球性因素是實際波動性和隨時間變化的綜合風險偏好的一個函數。而這個總綜合風險偏好取決於各類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他們的杠桿。
雷伊用實證評估了中心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對全球信貸條件和跨國銀行的風險偏好產生的影響。運用動態因子模型提取的一個全球性因素可以解釋相當大一部分全球風險資產收益的波動。基於大型貝葉斯VAR模型的更深層分析顯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是本國和其它國家信貸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尤其影響了歐洲銀行的跨境信貸流動和杠桿。因此，即便是在匯率靈活的國家，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可以影響它們的國內金融環境。
雷伊總結到，主要的中央銀行驅動了全球流動性周期；對於受周期影響的經濟體，其政策困境從“三難”變成為自由資本流動與獨立貨幣政策之間的“兩難”選擇。在這樣的情形下，宏觀審慎政策可以幫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台灣的所得稅有超過7成來自薪資所得，這個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的5成左右，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市與股市的資本利得稅幾乎不必繳稅，而資本利得稅往往是富人重要的所得來源。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下，對股市與房市的資本利得課稅絕對有其必要。
就是在此氛圍下，2012年3月的財政健全小組提出開徵證所稅，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憶如積極推動，在4月底就通過行政院版本並送立法院。期間立法院的協調與修改過鉅，劉憶如認為「本人在政策理念上無法認同」而辭職，接任的張盛和在「先求有再求好」的想法下，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所稅法案，8月8日公告實施。
這是一個極度限縮、處處設限、力求把課稅範圍縮小到最極致的證所稅版本，事實上大部份人都不會被課到稅，因而被譏為「不像證所稅」的證所稅。但即使如此，那些富人、大戶仍必欲去之而後快。2013、2014年，尚未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已被二修三修，原本今年該上路的大戶條款更被延後到2018年才實施。
但趁著大選當前，券商極力運作、加上朝野政黨的配合─在野黨雖然提出不同方案，但其意亦在廢證所稅；對國民黨的動員表決，顯然也未拿出過去強力抗爭的手段，倒顯得一付「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喜」的模樣。就這樣，這個出世3年多、尚未正式而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此夭折，走入歷史了。
朝野廢證所稅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此制導致台股成交量減少、同時難以上漲。這並非事實，因為證所稅制存在時，台股也曾飆破萬點、成交量超過1500億。大部份先進國家都有課徵證所稅，稅率有高到35%、也有低到15-20%，但沒那個股市因此萎縮崩盤，股市照常健康發展。
台股會有所謂「受證所稅因素干擾」，其實完全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政府態度搖擺、立委與券商聯手，讓證所稅制度一直處於變動搖擺中，市場因而受干擾。正式廢除證所稅後，台股就看回不回、直奔萬點嗎？大概不會那麼「美」吧，頂多有幾天慶祝行情，但最後還是回歸經濟基本面與企業獲利面，追隨國際市場起伏。但原本要以課股市資本利得稅縮小貧富差距的希望，就此一去不復返。未來台灣不可能再有一個政客、政府，敢於再提出證所稅。
專研貧富差距問題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曾提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取捨」，如果某個政策能提升效率、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大家都忘了問：是增加誰的福利？是富人、權力者，還是窮人、弱勢者？而這個問題才往往是關鍵。
當朝野政客都說廢證所稅可鼓勵台股上漲、放大成交量、投資獲利增加─即使事實如此，但大家都忘了問：最後是誰受惠獲利？原本的證所稅，散戶本來就不會被課到稅，只有大戶才要課稅；而股市中大部份贏家都是大戶、法人而非散戶。所以，廢證所稅到底誰占了便宜，答案應該非常清楚。
朝野政黨都樂於支持如此赤裸裸有利富人大戶的議案，而台灣社會與民眾似乎也「樂觀其成」，以後就甭再談、再怨貧富不均、所得差距了。
]]>因此，整體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作為重點被分列為十大任務事項：一、保持經濟成長；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三、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五、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六、改革體制機制；七、推動協調發展；八、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九、保障和改善民生；十、推進扶貧開發。
實現以人為本發展
這份《綱要》已四平八穩地充分照顧到「新常態」經濟之後各方面發展成長需要，尤其不再突出強調「高數量成長」以及「厚重長大製造業生產」的戰略性，不再死守7%是國家發展底線，最讓國際社會稱許。
不過，國際觀察家及客觀智庫學者，對於十三五規畫綱要的策略重點，也有一些重要的前瞻性批判看法，應該頗為值得習李體制在全案定稿前的參考。
首先，與十二五規畫相比，「十三五」將是「典型弱化中國GDP成長」的國家級經濟建設規畫，大量擴增了科技創新、資源環境、民生改善方面的「強勢約束性指標」，而所強調要積極推進「教育強國」、「綠色發展」、「健康中國」等新戰略，則都設定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之重心上。這一「典型弱化GDP成長」規畫綱要既經落實，對於中國的社會福祉發展、對內需市場擴張，固有立即作用，但對於厚植國家經濟實力，提升對外競爭力，則不一定有多大之實質貢獻。
其次，從指標設計看，「十三五」已大量減少了經濟指標，只保留國內生產毛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這兩項「預期性數量指標」，以衡量經濟成長和經濟結構，而非經濟指標的比重，卻竟然超過了9成，絕大部分是置入了「民間經濟之高度約束性指標」，大大強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及其在國家經濟運轉上的高度積極角色。
其三，「十三五」國家發展規畫，還是明列了「七大戰略產業」重點類項。客觀智庫的普遍提醒都認為，習李體制當局確應嚴肅記取十二五的一個極重要教訓，過去政府強勢選擇扶持的政策性產業，結果都不成功，特別是一些過度規畫的新興戰略產業，到最後都變成最困擾當下「過剩產業」或「中國過剩經濟元凶」。
其四，對於未來國家空間經濟之發展，也同樣應交由自由開放市場和民間企業決定為宜；作此建議，乃為避免各省市地方政府，亂搞城鎮化建設競賽，以致造成類似「過度規畫戰略產業」最後竟都演變成為「過剩諸侯經濟」或「未來新型中國過剩經濟元凶」問題，在「十三五」綱要中，還是應盡量減少「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因為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提高」，都各有其內在規律，不宜用人為力量硬性規畫，反而容易適得其反。
硬性規畫適得其反
對台灣及其他外國資本而言，「十三五」綱要中，恐怕存在「政府過多、但市場不足」的問題，以致「七大戰略產業」的誘惑力反而遠遠不及智慧城市為核心的「戰略性城鎮化經濟規畫」來得大；至於這些國際觀察家的建議，主要是寄望習李「十三五」綱要實施後，中國經濟不至於會很快轉進約束成長模式階段，而讓未來五年中國經濟，還能在全球經濟場域，繼續擔綱復甦引擎的關鍵功能角色。
]]>要靠創業解決失業問題，邏輯並不是那麼直接，或者說，如果要失業的人直接去創業，這根本很困難。一般而言，失業者往往是被雇用者，因為雇主事業失利，造成解散或裁員的結果。被雇用者比較守成並不具備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衝鋒與冒險的創業精神。然而創業成功，可以帶來就業的機會，的確可以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因此創業成功者，除了本身的喜悅，也帶來經濟的「外部性」，幫助弱勢的失業者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創新創業政策最終還是可以幫忙解決失業問題。
創新創業最重要的目標在幫助國家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創造高附加價值，突破經濟成長瓶頸。如何促進創新創業？新思維最重要。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訓練，可以順利進入職場，甚至不用幾年很快地成為創業家。因此培養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學生，而不是填鴨式教育下只會講光超、背多分就很重要。創業是有訣竅的，可以模仿的。在學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另成立創業育成機構及支援機制、鼓勵大企業參與新創事業培育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等。
目前大學在科研評價及導向上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重成果輕效益等現象，對科研產出成果能否及時轉化或產生效益不關心或關注度不高。而科研成果商品化及市場化條件的不足，產學也沒有適當管道的結合。企業自己摸索，對這些成果進行「二次開發」的積極度更不高。因此緊密產學合作，並推廣技轉，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此才能有利於科研與生產、市場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進而提高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效率。
另外，有兩種人，我認為政府應該放寬規定，破除體制機制約束，來釋放創新創業能量。
首先是各級公立學校體制內的教師或優秀科研人員。有些人有好的想法，又經驗豐富，對政策導向清楚，看得準市場機會，如果能讓他們加入到創業潮中，將會大大提高創業成功率。但目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規定，只能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畫申請上市（櫃）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另外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是可以擔任董事，也可以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我們應思考放寬兼職規定到單位認可的公司，或者對於新設立的創新創業公司，應該可以比照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優惠。
其次是對於各級公務人員，應放寬其留職停薪的規定，讓他們能離職創業。目前的留職停薪辦法可以說相當嚴格，雖然是不支薪的長假，但基本上均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可是很多公務人員服務多年後，可能還懷抱創業夢想，或想轉換跑道，卻又捨不得目前的鐵飯碗。因此修改條文，鼓勵公務人員離職創業，放寬年限，並增加但書在若干年內保留其職缺。如此對萬一創業不成，日後想回任者給予保障，免除其後顧之憂，就能增加創業的嘗試，就能為社會增加活水。
政府亦應有創新性的思維來致力推動創業協助政策，如設立資訊平台，成立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財稅上做租稅減免誘因，提供創業投資基金；金融方面提供創業資金，方便取得、幫忙貸款信用保證。市場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掃清制度障礙，給創新創業留出空間。政策上，提供創新獎勵與補助，投資新創事業及免費提供新創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作法上，政府亦應引進國際大型創業活動、選送團隊出國參賽或進駐國外育成中心，增加國際交流，積極協助強化國際能量，以在全球的創新創業版圖讓台灣勝出。
]]>今年APEC有四大主軸，其中一項「建立中小企業在區域與全球市場參與」，即是呼應TPP在中小企業專章，鼓勵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消除貧窮。
經濟部官員表示，今年APEC主軸包容性成長，即是強調雨露均霑的經濟成長，APEC會員國，98%企業是中小企業，他們創造了區域63%就業機會，對區域GDP貢獻40%，台灣中小企業在就業貢獻度更高達78%。
經濟部官員表示，TPP是全球第一個訂定中小企業專章的多邊FTA，希望鼓勵中小企業做生意；過去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面臨最大問題是其他國家的非關稅貿易障礙，「由於中小企業在相關資訊上掌握能力不強，ＴＰＰ成立中小企業委員會，目前ＴＰＰ網站，已要求12個會員國，將動植物防疫、食品安檢、商業登記、技術法規與勞動、租稅法規等影響經商項目，揭露在網站上」。
前副總統蕭萬長昨天表示，台灣絕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企業，政府能做的就是鬆綁法規、制定政策，提供足夠創新創業誘因，他舉過去台灣工研院成功的例子，強調40年前工研院成立，一口氣招聘了6000位工程師，後來工研院研發成果，透過技轉方式移轉給民間，造就台灣高科技業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此次的G20峰會匯總了決心反恐的聲明，以及以經濟領域議題為中心的首腦宣言。還確定2016年G20首腦會議於同年9月在杭州舉行，2017年在德國舉行。
首腦宣言中就全球經濟分析稱「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水平」，還指出「金融市場仍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針對巴黎恐怖襲擊事件，指出「在全球，地緣政治學的挑戰越來越令人擔憂」，指出了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之高。
2014年的G20峰會提出了到2018年將國內生産總值提高2％的方針。不過與當時相比，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為中心經濟出現減速，首腦宣言中還指出，「全球性需求不足及結構課題持續給經濟增長帶來重負」。
為了打破這一局面，除了由增長戰略及由實施計劃構成的「安塔利亞行動計劃」之外，首腦宣言中還匯總了以基礎設施投資為核心的各國的投資戰略，並敦促各國積極執行。
會議還就「就美國加息帶來的風險進行了磋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首腦宣言雖避開直接提及美國，但也指出「金融政策方面，要密推測實施的影響，明確予以説明」，要求美國要考慮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出等影響，慎重討論加息。
對一些熱衷者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建議人民幣加入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行列，成為構成SDR這種準貨幣的第五種貨幣，將提振人民幣取得全球儲備資產地位的呼聲。
真相則不那麽具有戲劇性。IMF工作人員的觀點 （很可能得到其理事會的批準）是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因而可以加入SDR，這在陳述意義上很重要。人民幣將從一個與其經常關系緊張的機構獲得一層新的名望。但它不能替代北京方面繼續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得到使用。
基本上，SDR仍只是一件會計工具，是IMF主持創建的一類讓人費解的官方儲備資產。它既不是一種真正的貨幣，也不是對IMF本身的債權。IMF的成員國大吹特吹他們在2009年創建近3000億美元新的SDR資產，以提振官方流動性，稱其為官方對全球金融危機回應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單位仍然很少使用，而官方SDR計價的資產仍須兌換回其組成貨幣才可用。因此，就央行的乾預目的而言，它們沒什麽用。
要讓某一種貨幣被官方儲備廣泛持有，被納入SDR貨幣籃子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在1981年SDR得到改革前，其成員包括16種貨幣，包括一些貌似不可思議、也沒有明顯作用的全球儲備資產，如伊朗的里亞爾。與此相反，瑞郎盡管不是當今SDR的成員，但仍被當作一種官方的儲值手段廣泛持有。
如果中國希望人民幣被廣泛用作一種儲備資產，它就需要準備好創建大量人民幣（就像美國大量創建美元那樣），並允許其流向境外。北京方面嚴格控制資本流動及其明顯畏懼大額國際收支赤字，對這一點有妨礙。
這個決定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經濟重要性。通過裁定人民幣可自由使用，IMF無疑站在中國體制內某些元素（特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一邊，後者一貫而且正確地主張北京方面應當放開資本流動和匯率。至於這個決定能不能保持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放鬆管制的壓力，抑或讓它滿足於現狀，人們仍須拭目以待，但至少信號似乎表明，北京方面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然而，發出信號也差不多是這個決定的最重大意義。最終而言，某一種貨幣的全球使用，並不取決於在超國家層面作出的官僚決定，而是取決於有關國家當局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樹立稱職的口碑，取決於相關貨幣的高度可獲得性。
至少而言，人民幣被納入SDR將提振中國體制內推動開放、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力量。但是，任何人如果期待這個決定成為一個拐點（無論是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還是對SDR本身的可信度而言），都很可能會失望。
]]>中國與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多個國家都聲稱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而中國近期在南沙群島海域的填海造島工程引起了鄰國不滿。
不過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早前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做出保證，菲方將在峰會上聚焦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不會引入主權糾紛的問題。
儘管菲律賓承諾不會將南海議題列入峰會的討論議程，但受訪學者認為，主權爭端在峰會上仍會受到極大的關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明江告訴BBC中文網，菲律賓作為東道國有權利設置自己的議程，之所以答應中國不主動在峰會上討論此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國關係已經面對僵局，擔心中國的報復以及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唐納上周已指出，在會議舉行期間，即使南海議題不被列入峰會的正式議程，也可能在峰會外被討論。
李明江說：「菲律賓在國際仲裁上已經佔了上風，不會繼續刺激中國，因此對菲律賓來說，在APEC上提出南海問題時機影響並不大。美國以及日本一定會將島嶼爭端的問題提出來，相信向呂賓不會阻擋，反而會樂見其成。」
他也認為，作為區域強國，美國一定會借APEC的場合提出南海主權爭議，否則會被視為「對中國示弱的表現」。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東盟中心主任院鄧秀岷也認為美國會「盡義務」在峰會上提出南海問題，不過中國則會盡量避開問題以「為自己爭取更多外交籌碼」。
她告訴BBC中文網，北京在峰會上將會盡量避開主權爭端的話題，以「淡化美國希望將問題擴大到國際範圍的意圖。」
她說：「中國要是反應強烈將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因此北京會試圖在峰會迴避主權爭端，但在接下來的東亞峰會上則很可能看到中美更激烈的交鋒。」
北京此前曾表示本月20日至23日期間舉行的東亞峰會不是討論南海問題適當場合。
跨太平洋伙伴貿易協議 由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貿易協議TPP相信也將會是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另一個重點課題。
TPP是世界上最重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上個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的部長級會議上籤約，同意進行自由貿易，並在投資及知識產權等廣泛領域統一規範。這也是TPP簽署國領袖在簽署協議之後的首次會晤。
12個簽約國包括：美國、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文萊、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魯。
普遍認為，TPP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中國的一招，也是奧巴馬的一大戰績。
中國並未表示有意加入TPP，但也已做出相應部署和應對措施，例如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TPP簽約國展開雙邊談判等。
在去年的北京APEC上，中國提出建立新自由貿易區，參會各國首腦已對此達成了協議。有分析也認為中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是一項抗衡美國TPP的協議。
在本次的APEC峰會上，相信北京將借此機會繼續推廣亞太自貿區。
鄧秀岷認為，TPP是美國希望鞏固與東盟經濟關係所做的最新努力，而中美雙方在TPP方面的議題上將不如南海主權爭端來得激烈。
她說：「中國已與所有東盟成員國簽署自貿協議，但美國只與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越南簽署TPP。在自貿協議的『戰役』上，中國佔了上風。」
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透露，習近平將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併發表演講，出席與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領導人歡迎晚宴、兩階段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午宴等活動。
此外，習近平也將在會議上闡述中方關於亞太區域合作的政策理念主張，並介紹「一帶一路」建設的新進展及其為亞太和全球帶來的新機遇。
除了南海爭議以及TPP，巴黎恐怖襲擊、國際反恐問題以及亞太區經濟合作等都將會是其它重要議題。峰會上，各國領導人還將進行多場雙邊會談，因此各國首腦之間的互動也往往是會議的一大看點。
]]>報導稱，中國經濟需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加快轉型升級，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另外，開放的中國經濟也將給未來五至年的世界經濟帶來更多的利好機會。引領中國發展的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發展理念」，其實質就是一種包容性發展，與安塔利亞峰會主題相吻合。
報導說，當前及未來更長時期，全球經濟將步入結構調整期，今後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新常態」，市場需求相對減弱，國際金融風險可能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也在積極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多層面的區域經濟合作也更為迫切。只有堅持包容合作，才能促進世界經濟穩定。
對未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有人以「吐」、「納」兩字形容。「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體量將持續增大，開放程度也將越來越高，進一步加深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在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理念下，中國將「吐」出高鐵、核電等優勢國際產能，「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無疑對推動基礎設施投資、提升就業和解決全球貧窮與不平等問題發揮積極作用。
促進民眾消費需求升級，促進國內消費品產業升級，是當前及整個「十三五」時期中國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需求，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穩定之錨，大宗商品、各種資源，以及資本、技術、人才，將從中國的「納」中獲得更多機會。
]]>這個事件乍看之下與經濟無關，然而作為下層基礎的經濟發展，實則為全球動亂的源頭。一般宗教信仰引領信徒，且多數的宗教信仰強調「天上」、「永恆」的理想，教導信徒輕看世上的苦楚，要追求永恆的福樂，大都具有出世的態度。但各個主要宗教的信徒，對於世界和其上的事與對於神的事，經常會有二分法的言行，在西方號稱基督教文明的國家，許多民眾自稱是基督徒，惟行事為人與基督信仰相去甚遠；東方信仰的佛教國度以泰國最為虔誠，然而「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對峙與宗教信仰無關。
至於回教信仰則較傾向政教合一。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約有16億人，其中8成以上都屬於遜尼派，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印尼和孟加拉，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也是遜尼派占多數。伊朗則是唯一什葉派國家，伊拉克和巴林也以什葉派占人口的多數，黎巴嫩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為什葉派。在阿富汗、科威特、巴基斯坦，什葉派也占多數；至於真主黨，則為信奉什葉派的激進武裝組織。在伊拉克境內，大部分的穆斯林是什葉派，約占全國人口的54.5％，遜尼派占40.5％；之前執政的海珊是遜尼派，海珊被推翻之後伊拉克更加動盪不安，屬於激進遜尼派的「伊斯蘭國」乃趁勢坐大。穆斯林的激進團體，不論是什葉派的真主黨或遜尼派的伊斯蘭國，都相信為其真主阿拉犧牲可以直接進入天國，因此不但不怕死，反而是真正的「視死如歸」。
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回教激進團體的暴行，然而一個恐怖激進團體若沒有認同者的支持就會自然凋零，或者受到分化也可能無法壯大。遜尼派的海珊執政時，「伊斯蘭國」無法崛起，一方面是海珊的鎮壓，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取得遜尼派會眾的支持，因為遜尼派本身是伊拉克的當權派。海珊被英美聯手推翻，提供伊斯蘭國發動「聖戰」的理由，至於此次暴行慘劇發生在法國巴黎，顯然伊斯蘭國將「聖戰」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按伊斯蘭國的說法，最終目標是全球伊斯蘭化；換言之，伊斯蘭教正致力於追求「全球化」。
我們看到另一個全球化也正在進行中。基於比較利益原則，經濟全球化使參與國家的消費達到柏來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然而經濟全球化也加速所得與財富在分配上的兩極化，使貧富不均的現象更加惡化。貧富懸殊是激進主義者宣揚其理念的溫床，也是激進主義者吸收追隨者的良機。當海珊執政時，遜尼派信徒認為他們是社會的上層統治階級，海珊被英美「邪惡帝國」推翻之後，遜尼派從社會統治階層貶落，而英美所扶持的新政權未能使伊拉克經濟得到改善，激進的伊斯蘭國因此而有發展壯大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若不能在分配上尋求改善，勢將使更多的激進團體吸引更多的追隨者。俗語說：「窮算命，富燒香」，窮人算命是希望得到祝福，找到翻身機會；富人燒香則是希望維持現狀，保住身家財產。窮人若一窮二白，參加激進團體是其翻身的最後機會。當年國民黨失掉大陸，原因之一也是因為貧富差距懸殊。經濟全球化固然提高效率，但卻未能促進公平，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的目標。馬克斯預言「資本主義將因其成功而崩潰」之沒有成真，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採行提高社會福利與累進稅制等矯正措施，使效率與公平並進，而共產主義國家反因效率低落致使柏林圍牆傾倒。
要言之，如果經濟全球化只限於效率提升，而不思在公平上尋求改進，則類似主張穆斯林全球化的激進組織將獲得更多支持，其領導者可能是真正的宗教狂熱份子，跟隨者則可能只是以宗教為名，藉著打天下尋求經濟地位翻身的機會。全球各國在悼念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同時，也當注意要從根本做起，在經濟全球化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當下，各國要聯手合作的不只是打擊恐怖份子，更要合作促進分配的公平化。
]]>法國電視台及新聞機構援引警方的話稱，襲擊者在音樂廳挾持人質，在與警方對峙的兩個小時期間殺害了大約100人，法國主要體育場外及該市其他四五個人群聚集地似乎發生協同攻擊，導致數十人上百人死亡。但對總死亡人數的估計各不相同。
目擊者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表示，音樂廳現場發生大屠殺，持有自動武器的襲擊者對觀眾進行掃射，該音樂廳可以容納多達1500人。直到周六凌晨，救護車不斷進出該區域。
電視台報道稱，至少五名襲擊者被擊斃：三人在警方強攻音樂廳時被擊斃，還有兩人在體育場附近被擊斃。目前尚不清楚到周六早上是否還有其他襲擊者逍遙法外。
不到一年之前，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巴黎襲擊《查理周刊》辦公室，並在巴黎附近發動相關襲擊，造成死亡和混亂，而此次事件的傷亡情況遠遠更為嚴重。
這些襲擊事件給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造成精神創傷，它們在努力克服對宗教極端主義及暴力聖戰分子的恐懼。敘利亞及中東、北非其他地區的衝突致使聖戰分子變得更加激進。
法國新聞機構報道稱，法蘭西體育場附近的爆炸事件似乎是自殺式爆炸襲擊，當時德國和法國正在舉行足球比賽，襲擊事件迫使正在觀看比賽的奧朗德緊急撤離。隨着襲擊規模迅速變得清晰，奧朗德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宣布法國將嚴格限制邊境通道。
「就在當下，前所未見規模的恐怖襲擊正在摧殘着巴黎地區，」他再一次向全國播放的講話中說道，「數十上百人已經死亡，很多人受傷，非常可怕。」
奧朗德表示，根據他的命令，政府已經「動員了所有我們可以動員的力量，去消除威脅，並保證所有地區的安全。」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發表講話，表示同情法國的境遇，並願意與法國團結在一起，向其提供支援。「再一次，我們看到了襲擊無辜平民的卑劣做法，這不只是針對巴黎人民，也不只是針對法國人民，它是針對全人類和我們的普世價值觀的襲擊。」
目前，還沒人馬上聲稱對此負責，但在Twitter上，伊斯蘭國同情分子紛紛額掌相慶。伊斯蘭國是一個佔據了部分敘利亞和伊拉克領土的極端組織，目前正在遭受來自美國、法國，及俄羅斯等大國的打擊。
槍擊大多發生在頗受歡迎的音樂廳巴塔克蘭劇院(The Bataclan)附近，美國樂隊死亡金屬之鷹(Eagles of Death Metal)當時正在和其他樂隊一起在那裡表演。法國新聞媒體稱，多至100名人質可能被帶到那裡，其中很多人似乎後來在那裡被殺。還有人聲稱，手雷被扔進了音樂廳。
BFM電視台援引一名目擊者的描述表示，聽到了自動武器的多輪槍聲，並有人在巴塔克蘭劇院里高呼「真主至大！」
另一個逃離了那裡的目擊者向BFM表示，「他們開槍時，我們只看到槍火閃耀，人們立刻爬到了地上。」
法國電視台報道稱，警察在向那裡集結的時候，命令那附近的旁觀者離開街道。
其他法國新聞媒體報道， AK-47步槍出現在了槍擊事件中，槍擊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這種步槍也是從前襲擊過法國境內目標的武裝分子喜歡使用的武器。
周五晚間，警笛響徹巴黎夜空。
儘管安檢有所提升，進出巴黎的航班似乎未受影響。戴高樂機場的官員已證實，航班並未被中斷，不過他們大幅提升了安保措施。進出法國的乘客的行李受到嚴格的檢查。
德國內政部長德國內政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 (Thomas de Maizière)周六早間表示，如果法國需要，可以提供軍事援助。「我在和我的法國同僚保持緊密聯繫，並向他們表示，可以讓德國特種部隊提供幫助，」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與此同時，中國的“光棍節”為阿裡巴巴(Alibaba)產生了創紀錄的143億美元銷售額。
然而，這個主張有幾個問題。
首先，這些都不是衡量消費者支出的準確指標。
一天的促銷活動鼓勵消費者提前購買，並不是整個零售行業健康狀況的嚴肅衡量指標，尤其是鑒於在線交易僅占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左右。
與此同時，中國的官方零售銷售數據對於消費者支出也是一個非正統的衡量指標，因為它們包括政府採購。
其它有一些消費者支出指標可以說更準確，而它們都指向消費者部門更慢（而不是更快）的增長。
每個月，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都會調查1000名中國消費者。10月份，受訪者在自由支配支出上的情緒是自2011年7月開始調查以來最負面的。
同樣，中國銀聯(China UnionPay)利用它從銀行卡採集的數據產生專有的消費者支出衡量指標。9月的餐廳和餐飲消費指數跌至2011年4月以來的最低位。10月的數據也仍低於趨勢線。
間接的中國消費者健康指標也同樣不利。
面向消費者的服務行業（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在今年第三季度降至6.7%，低於2014年的10.4%，而且是有記錄以來最疲弱的增速之一（見圖表）。
批發、零售、酒店和餐飲業今年前9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跌至史上最弱水平。
最後，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中的占比也許正達到創紀錄水平，但這僅僅是因為金融服務業作出了超大貢獻：2015年前三個季度占到GDP增長的18%。
若剔除金融業，第三產業在GDP增長中的占比今年幾乎沒有變化，這指向一個事實：第三產業迄今幾乎沒有起到彌補第二產業放緩的作用。
中國消費者並非不受整體經濟放緩的影響
這一切並不說明消費者支出的絕對值在下降；只是增長在放緩。
然而，增長放緩（即使是從一個較高的基數）令人擔憂，因為它表明中國消費者並未幸免於整體經濟的放緩。
這打擊了這樣一種想法，即中國的消費者支出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整體經濟放緩，並且可以作為一種對抗的力量。
在現實中，中國的消費者支出仍然嚴重依賴於其它經濟部門的表現。今年前三個季度零售銷售增長最快的幾個地區，也正是工業部門表現保持得最好的那幾個地區。
因此，有關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痛苦但最終會成功的再平衡過程，其間工業和投資放慢、但消費者支出加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如果傳統的增長驅動因素繼續放緩，消費者的回應將是消費支出增長的進一步放緩，而非加快。
從迄今的壓倒性證據看，中國經濟放緩正在阻礙（而不是促進）向消費經濟的轉型。
因此，投資者應該明白的是，就眼下而言，消費者部門的健康有賴於北京方面能不能啟動舊的增長動力，如重工業和建築業。如果消費者支出增長加快了（這看上去很有可能），那將是整體經濟企穩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中國消費者的崛起仍是一個誘人的投資主題，但它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麽簡單。
]]>就上述四個活動過程來說，民粹主義它可滲入任何一個公共領域，就本文所關心的經濟領域來說，它已是民粹主義下的重災區，而其災害仍在持續地擴大中。
以日前討論熱烈的農地農用政策來說，當初決定管（農）地不管人的結果，它討好了許多的農民，它讓農地成了新的投資及炒作標的，而此，也造就了台灣各縣市農地使用的破碎化，與農舍被假農民豪舍化的結果；而此，非但與當初農地農用的政策背離，同時，破碎化的農地再加上農事人口的老化，也讓台灣農業生產因缺乏規模經濟來耕作，而陷入危機。如今，若想要把現行制度作一修正，它就立刻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撲，若非有破釜沉舟之心斷難成功。
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我認為民粹的過程也可有一新解，在此稱之為民粹abc三步曲：a代表濫用（abuse），b代表交相指責（blame），c代表制度的崩壞（collapse）。若將此一民粹abc對照上述農舍的例子也可適用。當政府決定開放農地讓非農民蓋豪華農舍後，它一定會導致豪華農舍的濫建（a），而當問題惡化，已開始失控時，大家開始交相指責（b），但誰也不負責，更有人聰明地移轉焦點而讓問題更加失焦，致使問題不斷地坐大，而此，必將會導致農業生產制度上的崩潰（c）。
上述的情形它只出現在農業嗎？當然不是，民粹主義它如同癌細胞般已全面性地攻占我們的經濟及各個領域。再以電力問題為例，綠能或再生能源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號召，因此，有許多人主張，我們應積極地發展綠能，而且可用它來取代核能。這個概念性的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沒有人能抗拒「美麗台灣」、「非核家園」的主張，在此魔術棒的指引下，廢核成了顯學（a），對於主張要審慎、漸進為之者，則大加撻伐（b），而其結果實已導致台灣電力的穩定供應出現了極大的警訊。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不只一次地提到，台積電公司是一秒鐘的停電也不允許。更有甚者，台積電公司已考慮自建電廠以圖自保，由此可見在民粹主義當道下，台灣的電力穩定供應已存在有很大的崩潰危機（c）。
其實，就經濟領域而言，相關的例子很多，我們可用「不勝枚舉」來形容也不為過。一個比較精準的分析是，我們可以上述abc三部曲來檢視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如：以公勞保退休金問題來說，它早已過了ab這兩個階段，進入c階病入膏肓的末段。另勞動部今年六月，首開世界先例，將全本的勞工法令一體地全都適用在在學的大專同學身上，它必將導致我大學教育師生關係及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評比上的崩壞，故目前已開始進入c階初段。
民粹主義它其實就是民主的一部分：在政策的本質上，它是感性與理性之爭，是短期與長期之爭，是私我與大我之爭。而就政治的本質而言，它猶如同騎腳踏車般，它是須要前後輪彼此相互「平衡」，其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把負面的崩潰（collapse）或對抗（confrontation）轉變成正面的調整與合作（Correction and/or Cooperation ），而在此C都是以英文大寫用以區隔。
套句廣告詞，民主制度有兩種，其一是民粹的abc，另一則是民主的abC。在民主制度裡，它須要黨際間的合作，大家共同承擔、共同面對，不炒短線、不競租、不迴避，以國家長期利益為念，才有可能走到abC。
不論就台灣的經濟問題或是各相關議題來說，台灣的確須要更多的C，才是百姓與國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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