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對實體經濟活動的衝擊越來越顯著。最近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在國會聽證詞中表示：「邇來美國金融形勢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減弱，這些發展如果為時持久，可能給經濟活動和勞動力市場前景造成壓力。」背後反映的正是對美國及全球經濟前景暗淡的憂慮。

分析國際經濟情勢所以不樂觀，主要是因為全球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大量生產造成供給過剩、缺乏重大創新導致技術進步停滯，以及傳統的經濟成長模式面臨瓶頸，致使全球經濟成長缺乏動能。同時，2009年以來美、歐、日貨幣量化寬鬆（QE）的邊際效果下降，而中國大陸自2009年推動4兆人民幣刺激政策，雖然發揮短期效益，但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不但助長了股市和房市資產價格泡沫化，也留下大量過剩產能和不良的金融債權；至於其他新興市場，在聯準會加息之後，也面臨著應對資本外流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兩難選擇。這些情勢都顯示傳統的經濟成長模式已經遭遇瓶頸，而目前全球經濟所面對的深度結構調整過程，恐怕將持續一段期間。

處在上述國際環境下，台灣未來的出口難免會延續負成長的態勢，實難樂觀。而且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高達四成，大陸經濟成長減緩與「供給側改革」政策的推動，更是影響台灣出口的重要變數。

日前大陸海關總署公佈1月外貿數據，出口金額年減11.2％，進口年減18.8％，都遠比預期更差。除了顯示國際需求疲弱導致大陸經濟低迷局面雪上加霜外，由於房地產高庫存增加了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加上鋼鐵、水泥、有色金屬、採煤、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重卡、輪胎、紡織、服裝、鞋帽等傳統行業，及多晶矽、太陽能電池、風電設備等新興行業，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更讓大陸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與風險。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2016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同時全力執行「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等措施。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都強調「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化解過剩產能」等，其中特別針對鋼鐵和煤炭兩個重點行業，除了阻滯工業發展外，也會連帶影響經濟成長。據估計，假設該二產業產量下降10％，將使大陸工業增加值減少0.51至0.76％，而GDP成長率也會減少0.27至0.41％。由此評估看來，大陸「去產能」工作至少要三年才能看到成效，因此未來台灣的出口與經濟成長，恐怕難以立刻好轉。

再就產業競爭力觀察，2015年台灣出口衰退10.6％，其中對大陸及香港出口減少12.3％，對東協六國出口衰退14.6％，而今年1月份對大陸與香港更進一步減少19.3％，對東協六國出口也衰退8.7％。這些數據除了顯示大陸和東協國家經濟成長減緩及自主供應鏈崛起，以及台商當地投資增加對台灣出口的替代效應之外，台灣貿易結構調整投入不足，難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產品，無疑是更值得檢討的課題。

面對全球與大陸經濟深度調整所形成出口衰退壓力，不論是仍在執政的馬政府，或是即將接任的新政府，都應該深入檢討現有貿易結構的弱點與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問題，進而提出強化台灣外貿競爭新優勢應有的產業創新政策。特別是對新政府而言，提出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的國際經貿戰略（不應侷限於新南向政策），積極與全球各區域之新興市場建立「多元、多面向夥伴關係」，乃是拓展台灣產業全球商機的必要作為。

在推動策略上，應該改變現行以密集組團赴海外進行拓銷活動為主的作法，重新調整駐外經貿機構的布局和任務，透過與各國簽署產業合作協議或建立服務性合作架構，或是促成與各國主要廠商的結盟及相互投資，俾利於打入其產業供應鏈，才能形成新的市場進入商業模式，重新提振台灣出口的競爭力。

首次召開的「執政決策協調會報」結束後，總統府對外發布了一張會報現場照片。這張無聲的照片其實隱含風雷之聲，關心憲法有關總統權力的人，「於無聲處聽驚雷」，對憲政史上這聲乍響不可能無感也無憂。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在總統府，與會者從蔡總統算起，順時鐘依序是：行政院長林全，副院長林錫耀，秘書長陳美伶，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建忻、姚人多、發言人黃重諺，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新境界基金會執行長邱義仁，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秉叡，總召柯建銘，高雄市長陳菊，以及副總統陳建仁。其中總統府五人，行政院三人，民進黨四人，地方首長一人。

依總統府說法，會報將固定於每周一在總統府召開，成員除地方首長可能變動外，其餘均為固定成員。亦即，由總統主持的這項會報，將是正式的、常態的、體制內的會議，而非臨時性的、體制外的、非正式的會議。而且，會報內容也由總統府發言人對外公開轉述。

再從首次會報的結果來看。當天會報共討論了年金改革、兆豐案與一例一休三項議題，每項議題蔡總統都有具體裁示，其中兆豐案要追究以往監管責任，十八趴優存可逕行改革，一例一休年底前完成修法。會報結束後數日，民進黨立院黨團果然強行通過勞基法修法初審，行政院也完成兆豐案調查追究前朝財金首長責任。由此可見，蔡英文主持的這項會報，完全不同於陳水扁的九人小組與馬英九的五人小組，乃是即令即行的決策會議，並非泛論不決的諮詢會議。

換句話說，從會議的常態性質、與會成員的背景、會議的裁示以及裁示均立即付諸執行來看，總統府的決策協調會報，在決策地位與決策功能上，已十分接近法國總統每周固定在愛麗榭宮主持的國務會議（或稱部長會議），都是政府的最高決策機制。

但不同的是，法國總統可主持部長會議，並擁有最高行政決策權，權源來自第五共和憲法，而蔡英文的這項權力，卻既未載諸憲法本文，也不見於憲法增修條文中。一九九七年修憲改制為雙首長制過程中，雖曾有人主張總統應主持國務會議，但未獲採納，以至於台灣的改良式雙首長制，對總統的「決策權」仍有所限縮，比法國總統決策權要小得許多。而限縮的總統決策權，應該就是蔡英文所說的「憲政體制羈絆」。

然而，在民主憲政體制中，總統應當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蔡英文在未修憲對總統權力重新進行憲法設計前，卻自行擴張總統的決策權，其結果也許可擺脫憲政體制對她的羈絆，卻也無異於違背了她必須忠誠履踐的憲法維護者角色。

更何況，她自行創設的這個會報，因為與會成員的背景不同於法國的部長會議，其中所涉及有關權力分際的問題，多得不計其數。例如總統與閣揆的權力分際，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分際，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際，政府與政黨的權力分際，體制內與體制外（智庫）的權力分際，其中任何一項權力分際問題，都可能引發合憲與否的質疑，遑論有那麼多問題糾纏其中？

民主憲政在制度上不但要有權力分立的設計，在執行上更要有權力自我抑制的警覺，蔡英文如果不滿於憲政羈絆讓她難成大事，那就應該下決心修憲，除此別無他途。否則，遠方有風雷，憲政風暴隨時來襲。

在蔡英文總統主導下，年金改革辦公室首度提出年金改革的目標與重點，揭示「年金制度的永續發展」、「確保國民老年經濟安全」、「兼顧職業與世代的衡平」三大目標。透過所得替代率調整、延長平均薪資計算年資、逐步調高保費或提撥率、跨職業領域任職年資可以攜帶、外加提高基金投資報酬率等八大改革，解決我國年金制度歷史積累的問題，達成一個世代（25至30年）不破產的承諾。

我們過去多次強調，年金改革勢在必行的最主要關鍵，就在政府財政破產危機，如果今天政府財政充裕，或者在玉山挖到鑽石礦、在日月潭發現石油井，自然可以一切照舊。所以必須勞師動眾，招呼全國各界來共商大計，就是因為勞退基金、教師、公務員退撫基金即將出現現金淨流出高過流入、「入不敷出」的負現金流，而且到了2027年勞保基金破產、2030年公務員退撫基金也破產後，政府每年被迫撥補超過5,200億元才能夠讓退休者領得到錢，在政府每年不足兩兆元稅收的現況下，根本不可能擠出5,000億元的現金，再過十年，台灣將因為退休基金的破產而導致政府財政破產，甚至陷入國家主權喪失的危機。

不只是政府財政，對個人來說，現行的退休金制度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海市蜃樓，2027年勞保基金破產，意味著民國52年之後出生的勞工，實際上都不可能領到退休金，教師退休基金同樣在2027年破產，今天依規定領取退休金的教師，跟勞工一樣面臨領不到退休金的問題。更甚者，由於教師退休金有法定給付義務、勞工卻沒有，屆時必然爆發大量勞工怒責退休教師的族群衝突，後果不堪想像。

所以，在2018年勞保基金入不敷出之前，我們必須趕緊研擬出一個「30年不破產」的永續年金制度，這當然是蔡英文或是民進黨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更是不分黨派、族群、職業、世代都必須要有的認知，年金改革關係著政府財政、社會安全、族群衡平，我們必須正視問題，重新協商出真正可行、讓所有國民都領得到的新制度，才可避免財政破產、族群衝突的危機。

年金問題本身並不複雜，複雜的是被政治操弄出來的情緒，年金就是「簡單算術」習題，小學五年級生就可以正確回答。一個每年領100元、但是10年後就會破產的制度，退休者實際上領到的就是1,000元；如果能夠調整成為「確保30年不破產」的永續制度，每年領80元，持續30年總共可以領到2,400元，退休者的福利當然遠遠超過1,000元。這還是在零利率時代的淨現值，如果利率回升，「80元大於100元」的差距還會更大。

年金的問題其實淺顯易懂，因為真正的關鍵不在「領得多」，而在「領得久」，退休基金的流入與流出，有一定的規律，政府的財政收支，也都是專業的財政人員精算得出來的，退休基金與政府財政，就像大漢溪上的石門水庫，流入與流出都可以科學計算，只要避免竭澤而漁，整個流域的居民都可以長久享受福祉。

相類似的改革不是台灣獨創，絕大多數先進國家都做過年金改革，我們隔鄰的日本、南方的澳洲、或者歐洲的德國瑞典丹麥荷蘭、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都曾經在全民討論下調整年金制度，他們改革的力度與方向，其實都遠遠超過目前蔡英文政府的提案。年金改革是二次戰後社會福利制度變遷必經的過程，由於人類的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會隨著時間變化，各國的新制度也都設計了每五年、或是十年檢討微調的機制，但是建立「30年不破產」、或是如年金辦所揭示「一個世代不破產」的承諾、甚至如荷蘭達到「提撥率105％」的超級安全制度，真正讓人民安心、透明化的退休金制度，則是各國年金改革共同的目標。

再進一步，台灣發展出公務體系與勞工體系彼此隔絕的現象，不是健康的現象，一個有彈性、有創造力的社會，人才應該可以在公務、教育、以及勞工體系之間多方面歷練，尤其是在人類壽命延長、預期生命已經突破80歲之後，國民從22歲大學畢業進入職場、一直到70幾歲都還會非常健康有活力，在長達50年的職業生涯中，存在非常精采多元的發展機會。個人豐富多元的生涯發展，整體社會必然因此更有創造力與彈性。

在財政安全永續獲得保證後，我們對於「跨職域任職年資可攜帶」的改革寄予高度期許，我們認為，逐漸拉平現有13種退休制度彼此之間的差異，讓國民不論在哪個領域都能獲得相近的退休保障，降低職業轉換的機會成本，鼓勵國民創造多元精采的人生，正是台灣繼續邁向進步社會的基礎工作。

年金辦在即將舉行的分區座談與國是會議、乃至3月的立法院提案，如果能夠強化「跨職域任職年資可攜帶」的論述，年金改革將不只是整理舊制，更讓人寄予開創未來的高度期許！

根據中央社報導，「科學」雜誌（sciencemag）網站報導，陳慶士的抗癌化合物研究獲得數百萬美元資金和多項專利，其中兩種化合物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根據俄亥俄州立大學公布的75頁報告，委員會認定癌症科學家陳慶士在發表的8篇論文裡，有14項「偏離慣常的圖片和數字處理，且有蓄意偽造數據」的例證。

報告建請相關機構「立即撤下」陳慶士與共同執筆人及期刊於2006年至2014年發表的這8篇論文。

這項調查也促使俄亥俄州立大學暫時停止與陳慶士抗癌化合物的相關研究，第1b期的臨床試驗已於2017年6月中止。

中研院生化所前所長陳慶士驚爆8篇學術論文造假，並遭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建議「立即撤稿」。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孫以瀚表示，這是台灣學者在國際上「遭到處份最嚴重的一次」。

根據聯合報報導，孫以瀚指出，陳慶士2014年返台擔任中研院生化所所長，而這8篇論文都是陳慶士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作的研究。美國大概一年前展開調查，去年底陳慶士主動向中研院表示遭調查一事，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並未聯絡中研院，就連昨天公布的這一份調查報告，都是中研院從網上取得。

孫以瀚表示，陳慶士主動告知此事後，中研院學術倫理諮詢委員會立刻啟動學學倫調查程序。但因美國已扣押陳慶士研究室的所有數據、資料，就連陳慶士手上也沒有。中研院只能根據陳慶士已發表的學術倫文內容進行調查。

陳慶士曾向孫以瀚表示，論文造假部分是研究室學生「美化數據」。孫以翰認為，以實驗室文化來說，作數據的通常是學生，但老師必須負起責任，不能讓實驗室文化傾向「美化數據」。

孫以瀚指出，中研院學術倫理調查已進行一段時間。但美國正式的調查報告昨天才出爐，報告出爐後，陳慶士今天向中研院請辭特聘研究員獲准。去年底，他已自行請辭中研院生化所所長。

陳士慶事件也讓學界反省違反學術倫理的模式。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便於媒體投書歸納台灣違反學術倫理的模式。

中央研究院前生化所所長、特聘研究員陳慶士爆發學術論文造假案，再次讓台灣登上國際學術新聞。如果從過去國防部長楊念祖、教育部長蔣偉寧、台大校長李嗣涔、楊泮池，到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再到陳慶士事件來看，雖然違反學術倫理的事態有差異，但是台灣學術界處理違反學術倫理的模式卻沒有太大的改變。

歸納出來有以下6個步驟：

首先，當事人絕對隱匿，抵死不認。所有涉及學術倫理的當事人都以不知道為由，最多僅承認督導不周，將責任推給學生、助理或是實驗室同仁。陳慶士以實驗室「數據結果未按規定逐日記錄」，僅承認自己「督導不周」、「美化數據」；最經典的莫過於蔣偉寧以「無辜的受害者」自稱，強調自己的委曲；李嗣涔更狠，火速將助理呂錫民解職，並聘律師對呂提告。

其次，所屬學術機構以消極不處理為最高處理原則。早在去年中研院即已知曉陳慶士案，學術諮詢委員會執行祕書孫以瀚卻說中研院因無確切事證，需等美方調查出來才能處理。堂堂國家級研究機關竟沒有調查論文造假的能力，非要等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調查出爐才能處理，豈不貽笑國際？

第三，當事人的道歉儀式與下台表演。在媒體壓力下當事人才被迫下台，面對媒體的臨場演出很重要，當事人皆以鞠躬表達歉意，楊泮池在辭去台大校長時一度哽咽，卻比不上戰友的超級演出，郭明良以聲淚俱下的方式訴說他個人從小到大的貧困奮鬥成長史。

第四，由學官集團網絡出面緩頰。當事人的親朋好友、上級長官莫不避重就輕，像科技部前部長楊弘敦面對楊泮池案，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認為造假是人性使然。台大學術副校長郭大維對外道歉之餘，也不忘聲明台大找不到要楊校長辭職的理由。翁啟惠案有61位中研院院士發表連署聲明，指稱檢方不了解科學研究與移轉的常規與實務。

第五，是相關單位介入調查，最後結果總是不了了之。蔣偉寧案以無自我抄襲之事實，停權1年。涉案當事人已被迫下台，學界同儕當然也不忍再加苛責。至於獲得數千萬元的學術補助，科技部通常也僅象徵性地追回十幾萬元。

最後，則是學術官僚體系對涉案人的補償措施，視當事人的社會人脈而定。蔣偉寧獲教育部頒發一等教育專業獎章，楊泮池則獲頒木鐸獎，以挽救他們一敗塗地的名聲。

台灣的學術倫理問題不是個人偶發性、鬼迷心竅的行為，而是研究資源被學官集團共謀壟斷的結果。

如果主管機構不願對涉案當事人做適當的懲處，放任各學術機關自我、交互包庇，預料還會不斷有台灣學術大咖攻占國際學術醜聞版面。

參考來源:中央社、聯合報、中國時報

如果本月底全球領導人在巴黎會面時就氣候變化達成共識（眼下看似乎很有可能），他們將為保護我們星球邁出重要的一步。但是，這仍然僅僅是個開始。為了確保氣候變化問題取得進展，我們需要新的經濟結構以及新技術。
這需要付出代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對環境治理成本和持續增長的需要進行平衡。但是這也將帶來好處，為經濟繁榮創造新的可持續來源。同時，就如進展取決於先期投資時的通常情況一樣，金融才是關鍵所在。

綠色金融不應該是富裕國家向較貧窮國家提供援助的另一種形式。它也不能披著綠色金融的外衣，實質上卻是得到國家支持的項目融資。相反，重點應該放在利用市場原理來吸納私人資本，這樣清潔技術就可以進行商業化，資金也可以遠離依賴無代價破壞環境的高污染行業。

金融體系所需的轉型不易實現。對於缺乏像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一樣成熟、大容量、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轉型尤其困難。

也有鼓舞人心的先例。中國政府，與聯合國(UN)一道，提交了將其金融體系與低碳增長相匹配的意見書。中國呼籲建立擁有明確環境目標的新貸款機構，以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盡管這是積極的一步，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問題不是缺少資本，而是需要將充沛的資金配置到低碳行業上去。低碳行業也可以造就經濟增長的新來源並創造新就業。在中國，有很多機會根據此種目的來調配私人資本。只舉一個例子，2011年建築差不多占據了中國30%的能源消耗。這一問題不僅限於中國。未來十年，全世界將再增加二三十億人口——大部分新增人口將被城市吸收。城市人口增加的國家將有很多是發展中國家，它們缺少合適的城市金融體系來為城市發展提供資金。這也是為什麽公共部門也要發揮作用的原因。

公共支出應著眼於發揮乘數效應，努力使支出的每一分錢都能帶動更多私人資本投入。政府政策也可以加速金融和投資活動的改變。

國與國之間的綠色金融和政策選擇將有所差異。一些國家將選擇對碳定價，另外一些國家可能會選擇各種稅收、補貼以及監管政策的組合。

無論是何種政策組合，它們都應該以市場激勵機制為核心，在對項目和業務進行評估時，鼓勵金融機構、投資者和銀行對排放物等外部性負責。

隨著綠色投資者網絡的出現、以及某些歐洲金融機構已承諾遵循“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控制環境風險的框架），這些想法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要對碳排放量產生影響，這類綠色金融理念需要得到廣泛採納。因此，當明年中國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該集團有機會將綠色金融作為一項新議程並為發展中世界創造實用模式。

全球資本市場是強大的力量。加以正確引導，它們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並開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未來。

美國前財長 亨利•保爾森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隨著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持續擴大，全球經濟轉為疲軟，對以 出口導向的台灣經濟也帶來不少衝擊，不但出口連續六個月負成長，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展望中心的估計，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將下修至 2.36％，主計總處更下修至1.66％，不禁讓人捏了把冷汗。

有鑑於此，行政院長陳（沖）親自主持「財經系列研商會議」，展 開和工商團體的對話，並就「國際經貿」、「勞資關係暨人力資源」 、「能源政策」、「金融發展」等議題，提出具體可行對策，以回應 工商團體突破經濟困局的建議，展現政府對提振經濟上的高度企圖心 ，值得肯定。其中，「國際經貿」議題，規劃強化出口動能與參與國 際經濟整合的具體作為，「能源政策」就能源穩定與安全，以及節能 減碳、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提出推動方案與配套措施，而「勞資關 係暨人力資源」則探討提升人力資源利用彈性及培育優秀人才、以回 應產業界需求等議題。

針對上述重大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在短期內可提振工商界對政 府的信心，中長期則可以強化整體經濟的競爭力。

不過，在傾聽之餘，聚焦、集中資源成調整資源配置，提出績效管 考指標（KPI），以及展現執行力，才是台灣經濟振衰起弊的真正關 鍵。

長期以來，政府長於提出政策、願景，不斷「新」益求「新」，而 非精益求精，卻缺乏聚焦及資源的協調整合，尤其在國家資源有限， 每推出一項新政策，資源就挪掉一些，資源一再稀釋下，產業政策的 執行成效也大打折扣。對民眾與企業而言，層出不窮的政策、口號， 卻無法集中資源、展現執行力來兌現效益，多數民眾開始無感，久而 久之就麻痺，並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因此，政策必須貼近民意，口 號必須能夠落實。同時，老百姓的幸福感，必須有扎實的就業、所得 增加做基礎，才能真正的有感。

其次，KPI的建立很重要，在新政策的管考上，為了遷就部會的權 責，拆得太細，結果是績效指標（KPI）都達到，卻見樹不見林，無 法達成最原始規劃的目標。即使創造出若干效益，也缺乏故事行銷， 多數以冷冰冰的數據來宣導，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此外，公務員的誘因機制變化不大，加上擔心圖利他人，勇於任事 的企圖心也相對降低。

再者，在政府財政拮据下，法規鬆綁來加速醫療觀光、教育服務的 產業化，可以為困頓的經濟注入嶄新活力。不過，相關部會仍著重在 規範、管制的思考，並在利益團體壓力下，產業發展進展有限。未來 除加強部會產業化績效指標（KPI）的訂定，也應提出如不積極產業 化將面臨學校倒閉、學生薪水停滯，以及全民健保破產、醫生出走等 產業崩壞的論述來爭取民意，並加速改革。

一方面，政府預算不足，可以透過配合款、BOT等方式來槓桿民間 資源，發揮更大效益。除此之外，借力使力，針對目前驅動經濟成長 的兩大引擎－觀光客來台、台商回流，擴大陸客自由行來台人數、城 市，以及勞工、土地制約的鬆綁，加速台商回台投資，均可發揮立竿 見影的效果。

欣見政府傾聽企業界、民眾聲音的努力，並據此研擬提振經濟的對 策，但政策應聚焦、整合資源，才能尋求突破、兌現效益。同時，應 多貼近民意，少一點口號、多一點創意、行動，從小政策、短期政策 的成功，以及對經濟的有感，累積對政府政策的信任，才有助他們於 對ECFA、FTA及黃金十年等中長期政策的支持。

為了應對經濟困難，在多項貨幣政策失靈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增加財政赤字，以至於下一個年度的財政赤字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多層次影響

今天出現的經濟困難有多重原因，既有世界市場變化對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的負面影響，也有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矛盾，更有當前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管理部門的錯誤。

無論導致今天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什麼，中國人將不得不面對經濟困難所來帶的社會和政治影響。

在中國，這些影響是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由企業倒閉和大量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動蕩；第二個層次，以危機應對為導火索的民眾和政府之間、地方和中央之間、中央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激化；第三個層次，中國政府所依賴的所謂「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破產，從而引起對現行的政治經濟管理制度的全面質疑。

第一個層次的影響已經顯現。在「兩會」之前和期間發生的黑龍江煤礦工人和廣東鋼鐵工人的大規模示威的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其實類似的示威在中國各地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這些事件顯示，中國經濟下行首先衝擊的是新近的失業人群和那些即將倒閉的企業裏的領不到工資的人群。

根據政府公布的數據，去年一年，中國由於企業倒閉而新產生的失業人數為800萬人。這些數據並沒有涵蓋所有的城市，更不用說那些農村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至於每年新增的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很多人更是處於「畢業即待業」的狀況。

利益分配

對於經濟增長減速的承受能力低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在其他國家，2%左右的增長能夠讓社會絕大部人成員都能夠感受到增長的福利。但是在中國，7%的增長卻會對社會相當一部分成員造成打擊。正是這一特點，經濟下行對中國社會穩定的衝擊量相當強烈。

這種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利益分配結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十分強烈，用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數長期處於世界前列。與此同時，社會安全保障系統也十分薄弱。經濟一旦出現下滑，以失業和待業人群未待變的低收入人群便首當其衝。

第二個層次的影響也正在逐漸顯現。在「兩會」上，多個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更多地分擔結構調整和失業帶來的財政負擔，表明他們對中央權力過大、責任過小的不滿。中國的精英階層對中央宏觀管理屢屢失誤正在進行越來越公開的批評。

從最高層看，在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期間，習近平表現出的對總理李克強的冷淡也被外界看作是他對李克強和國務院系統在宏觀經濟管理能力的不滿。

政治影響

回顧中國過去近70年的高層政治鬥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每一次大的經濟困難都會激發的高層政治衝突。這種衝突通常表現在對製造困難的責任追究，或最高領導人先發制人的政治清洗，以及對如何走出困境的政策分歧。

這個規律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關。在民主國家，領導人通過定期選舉進行更換，經濟政策也隨之進行調整。在一個封閉的政治體制下，經濟困難常常引發高層政治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由於經濟政策分歧所引起，但是更多的則是政治集團利用經濟困難對政治對手出擊。

例如，1950年代「大躍進」引發的經濟困境導致了彭德懷等人對毛的政策的不滿和毛對彭等人的清洗，隨後更牽扯到劉少奇等一大批領導人的被清洗； 以毛的遺孀為代表的激進派領導人的被清洗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也是文化革命對經濟帶來的災難性影響；胡耀邦和趙紫陽在1980年代初期也曾經因為經濟政策產生分歧，而這種分歧則被保守派領導人充分利用；1989年春夏之交黨內保守派對改革派發動的總清算也選擇在中國經濟發生通貨膨脹的關口；鄧小平1992年對陳雲等人的打擊的背景，也離不開1989年之後的經濟停滯。

北京共識

經濟下行的第三個層次的影響也許更為根本，是一種長遠的帶戰略意義的影響。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中國的集權制度通過壓制人權、尤其是勞動者報酬形成的低人工成本；通過污染環境和掠奪性資源開採將社會和其他成本向下一代公民轉移，等等。

這些做法使得中國產品一時間在國際上具有「超自然」的競爭力。中國政府將這種無法持續的競爭力解釋成制度優勢，在全球大肆宣傳「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其實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就是一種對政府干預經濟和權貴集團掠奪資源和增長福利的辯護。

目前的經濟困難可能導致「中國制度神話」的終結。集權政府不是中國高速增長的創造者，相反，在目前的困境中充分變現了它的瓶頸。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下行不是一個簡單的V型經濟曲線，而是正在出現一個經濟拐點，這個拐點的出現是由於過去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對壞境形成了劇烈的破壞，也是因為過去的一些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欠賬到了還債期。

中國近30年高速增長的趨勢不再。隨後而來的或許是人們對「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質疑。這對於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挑戰。

日本高齡人口增加，使得長照機構因應運而生，反觀台灣也快速進入高齡社會，不過，目前台灣長照機構不足、照護人才專業度不夠、缺乏吸引廠商投入的誘因及政府財務規劃制度的不完善…，均是台灣長照發展窒礙難行的原因。

其實，高齡者不見得只能住進養老院，在日本，有許多養老院與育幼院設立在一起，長者與年幼者互動，反而更顯朝氣與活力。以日本的Share金澤社區為例，這是由社會福祉法人佛子園所經營，經營者雄谷良成，其祖父、父親均是寺廟的住持，他們利用已經老舊的廟宇，重新改造，金澤社區則是一個結合高齡者、身障者及孩童／學生共生的社區。

這個占地11,000坪的Share金澤社區，內有32戶高齡住宅戶數，當然也有其它居民，社區內設備完善，有溫泉、社區餐廳、便利店、美體美容院、料理教室、幼兒設施、學校、操場、寵物戶外區…等等，交流的場地，讓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皆能在此聊天、話家常，同時也以便宜的價格租給學生，讓學生開設許多社團活動跟社區裡的老人、幼童互動。此外，也雇用身障者做些簡單的工作，彼此和諧地生活。

在此社區，不僅提供一個完善的生活條件，也提供了人們的生存價值，不論是高齡者、身障者或是學童，透過自我價值的認同，轉變為有活力、有動力的族群。並非施捨，也非接受，而是不同族群的共生、共享、共有，方能創造大家都感到幸福的社區。每年都吸引相當多日本各地的相關機構前來參訪學習。

對於身障者，我曾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教特殊班的日本老師川田昇，覺得這群孩子畢業了怎麼辦，對他們的未來很擔憂，於是就買了塊山坡地，原本種香菇，後種葡萄，但烏鴉會來吃葡萄，因此，老師就請重度智障的學生打鼓，用聲音嚇跑烏鴉，輕度智障學生就壓榨葡萄酒，規定有工作才能吃飯，且進行規律的訓練，漸漸地學生能自理，走向規律的生活，顯現自己的能力。對此，家長很驚訝，自己的小孩可以變的守規矩，就問老師：「你用了什麼魔法？」老師說：「我只是解除你們加在小孩身上的魔法而已。」

有時過度的保護，反而失去了自身既有的能力，這點運用在長者的身上，似乎也是對的。從日本老人來看，也許正因獨立，凡事都得靠自己，生命力比較強，所以普遍長壽。若是怕老人出事，就什麼事都不讓他做，反而退化很快，子女的孝心，反倒可能成了加速父母退化的元素之一。

日本夢之湖，以康復治療為主，強調老人家的自主性，採用減法護理，尊重和喚醒老人內在的生存意志，不剝奪老人恢復鍛鍊能力的機會，成功讓許多老人身體機能改善，且改善的成功率遠高出全國平均率。如今錸德基金會引進夢之湖的照護系統，在華亞科技園區成立日照中心，園區內的員工，在上班時可以把父母放在此中心，下班後一起接回家，工作無後顧之憂。此中心一樣也採減法照顧模式，鼓勵老人自己動手做、自己決定事情、不剝奪長者生活自理，凡事自己動手。透過這樣的照護，有很多老人，活的愈來愈勇健，中風長者也可以走路了。

長者的日照中心，未來需求會愈來愈高，但日照中心要設節目，要讓長者有參與、動腦，不能只在那裡坐著發呆，否則會老化的很快。

雖然大家都知道台灣要加緊規劃長照產業，但國內有1千多所長照機構，能提供老人安老並自主生活的安養院不到10家，類似托老所的日照中心，分布密度也不足；此外，在地老化政策推廣也不足，加上缺乏商業發展概念，照護人才的培育計劃及認證制度都未全面制定，使得台灣長照產業發展困難。

或許可以參考日本成功案例的做法，但，不管是任何的慈善機構，還是長照中心，都應做到維持長者基本的尊嚴，這點台灣還是有點距離，不論在軟硬體上，都顯得太簡陋，不夠友善。其實，台灣不是不能做好長照，而是政府相關的各單位缺乏有效溝通。有很多的蚊子館，也可以像日本Share金澤一樣，進行改造。

為促進中高齡就業，勞動部已擬定《中高齡暨高齡就業專法》草案，將從「在職者穩定就業」、「失業者再度就業」、「退休者重返職場」、「獎勵企業僱用」、「嚴懲就業歧視」等五大方向著手。

台灣地區45歲至65歲中高齡勞動參與率僅約5成、65歲以上更只剩下8％，主管中高齡就業專法的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表示，草案初稿已擬定出來，但因外界對各種議題意見不一，預計10月中旬之後會分區召開公聽會，還要經外界討論、取得共識。

據了解，發展署欲引用國外各種「彈性就業」方案來提高中高齡勞參率。例如德國的「漸進式退休制度」，或日本的「繼續僱用制度」，甚至是韓國的「定額進用制度」，但因不少學者反對，認為國外制度來台勢必會水土不服，因此這部分未納入草案中。

發展署表示，主要立法目的在建構對中高齡勞工友善職場，將以統籌目前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或聘僱事宜為主，現行的各種獎補助措施，像是職場學習再適應、職前訓練、僱用獎助等都會入法，同時也會祭出防歧視條款，若企業有歧視中高齡作為，罰金上看150萬元。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專法的目的應該是讓未達強制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可以繼續留在職場，「勞工在被強制退休之前，本來就不應該讓他離開」，這部分應該要強化法律效果。

至於彈性就業部分，他認為各國制度不見得適合台灣。舉例來說，德國漸進式退休是指一邊領部分退休金、一邊協商減少工時與工資，以繼續留在職場，但這對台灣勞工在達退休年齡後，一邊領年金、一邊繼續工作並無懲罰，所以採這種方式的道德風險很高，「而且雇主如果想讓他繼續留在職場，不用專法也會留下他」。

行政院將積極推動保險資金投入長照體系，財政部次長莊翠雲昨（19）日表示，未來《長照法人法》草案若在立法院三讀施行，保險資金可望進場經營長照服務機構，讓保險業結合長照服務銷售保單產品，同時近期將鬆綁促參法相關法規，長照機構列入社福設施，但不需經衛福部審核，預計107年上半年上路，提高保險業投入長照誘因。

賴揆昨裁示，推動長照為當前重要政策，保險業為確保長照保險商品銷售，必須掌握後端長照機構服務品質，對業者有進入長照產業之需求，衛福部應研議結合保險業需求及現有各項長期照護作法，充分運用保險業資源，成為政府推動長照之助力。

莊翠雲表示，不少壽險業者近年積極爭取資金投入長照產業，有利其後續銷售保單，目前《長照法人法》仍在立法院審議，若法案順利三讀通過，有望達成業者期望，讓保險資金進場機構型的長照產業。

不過現行《促參法》施行細則原規定，「社會福利設施」以外之長照產業以促參推動，都需經過主管機關衛福部審核同意，財政部近期將研擬，鬆綁長照機構列入社福設施，不需經衛福部審核，僅需依法合法設置，預計107年上半年上路。

官員分析，預估鬆綁《促參法》施行細則後，有望帶動保險資金投入長照產業，增加業者保單販售的誘因，也讓政府著重之長照以促參推動。

根據聯合報報導，勞動部一○四年提供給立法院的推估數據，我國一千一百五十三萬名勞動人口中，約有二百卅一萬人直接或間接受照顧責任影響，需回家輪替照顧；其中有十七點八萬人因此縮減工作時數或放棄升遷，另有十三點三萬人乾脆離職，失去工作。

長期照顧議題多年來聚焦於失能及失智老人，或身心障礙子女的福祉，經常忽略在他們身邊沉默的家庭照顧者，衛福部依長服法規定訂出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照顧者權益終於入法。

衛福部長照司籌備辦公室專委周道君說，目前草案中的服務，包括長照知識提供、照顧技巧指導、喘息服務、情緒支持、團體服務等。

其中，最能令照顧者有感的是喘息服務，可讓照服員來到家中照顧長輩六小時或三小時，也可以讓長輩到日照中心、機構住宿住上半天或一天，還有夜間喘息或巷弄長照站臨托喘息等，長輩有人照顧之後，照顧者便能空出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周道君表示，照顧者若想使用相關支持服務，和失能失智個案申請長照服務相同，要先向地方政府長照管理中心申請，經專業評估後使用。不過，長輩住機構或請移工照顧的家庭，不在服務範圍；若移工逃跑或返鄉，家屬於第卅一天起可使用申請服務。

依長照支付新制規定，失能等級二到六級家庭可獲最多十四天喘息服務，七到八級則最多廿一天。政府補助上，經濟一般戶自付百分之十六，中低收入戶自付百分之五，低收入戶免費。以全天居家喘息服務六小時計，給付費用為二千三百一十元，一般戶自費一成六，約為三百七十元。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黎世宏認為，要提供喘息服務，最重要還是需要人手，居服人力有限，目前以被照顧者為優先。

關於衛福部預告「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草案，長照政策研究者伊佳奇認為這又是衛福部又給民眾一件國王的新衣。

根據伊佳奇於聯合報的社論指出，前年十月衛福部就曾允諾，前年底將提供認知症家庭的安全看視服務，過了一年半，仍不見服務在哪裡。長照2.0一路走來，避開人力不足問題，持續在「滾動」，滾得民眾霧煞煞，苦的還是有長照需求的家庭與承辦團體。

筆者六年前就曾在民意論壇為文「讓家庭照顧者成長照支柱」，提醒衛福部要建構長照制度，須以家庭照護者的需求來設計，規畫出支持服務以幫助他們成為長照的支柱；但從長照1.0到長照2.0，都忽視家庭照護者的重要性，均以服務提供者角度規畫政策，漠視現存「缺人」的問題。

長照1.0階段，因照服人力嚴重不足，導致居家服務的舖蓋率不到四成，是服務單位共同面臨的困境。衛福部仍以紙上談兵方式來面對，為配合去年底行政院長賴清德的「功德論」，僅試圖將照服員待遇提高到約薪卅二Ｋ；地方政府因應之道，台北市是以預算補貼方式提高照服員待遇，台中市則是結合企業資源成立「照顧學校」，從專業技術與形象地位、職涯規畫、國外研修、待遇提升等多元化方式吸引年輕人投入，看不到衛福部完整作為。

長期照護是一條漫長的路，家庭需要的是照護知識、技術、照護資源整合、喘息、心理支持、階段性照護計畫等，在地化安老是以家庭為核心的照護。政府要以社區照護網的架設，提供家庭持續照護的支持，因為不是機構式照護，政府無法取代家庭的角色，目前長照2.0卻讓民眾以為可安心交給「萬能」的政府。

照護人才的培育，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有長遠計畫，但不見任何具體措施。高齡化世界第一的日本面臨同樣的問題，卻能以跨部會多管齊下，分別以：研擬引進外勞政策，滿五年獲得居留工作資格的計畫；企業提供「介護休業」，讓員工一年有九十三天合法取得三分之二待遇的假期來照護家人；產業界研發照護機器人，以減少照護的負荷與職業傷害；提供無需償還的借款；鼓勵已離職的照服員歸隊，並增進教育體系召募照護人才等。

反觀台灣，照護人力政策分散在勞動部等多個部會間，多頭馬車多年未見改善。人力不足下，衛福部還持續提出需要人力的服務項目，諸如：允諾提供認知症家庭每個月十五小時的安全看視服務，也因人力不足蒸發了。

現在再給民眾一件國王的新衣，且程序再次困擾民眾，草案中規範喘息服務需先經縣市照管中心評估，長照2.0都已轉由Ａ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或認知症共照中心評估，現在喘息服務又回到照管中心評估，讓民眾霧煞煞，且評估後，是否能得到完整服務，還是未知數。

照護人力甄補與訓練制度是台灣長照體系是否能建立的關鍵，衛福部未能腳踏實地解決問題，僅以不斷開立空頭支票方式讓民眾有錯誤期望，長照家庭的照護悲劇將會持續發生，衛福部長能否負責？

參考來源:聯合報

根據聯合報報導，財政部表示，此次促參法施行細則修法，將汙水下水道設施增加結合再生水設施、家庭汙水與事業廢水之下水道及其處理設施也得採促參方式辦理，可擴大投資規模吸引廠商投資。衛生醫療設施範圍由原本疫苗製造工廠擴大為藥物製造工廠，有利引進民間藥物製造專業技術、經營資源與經驗，帶動醫療產業發展。

此次修法將長期照顧設施為社會福利設施範圍，無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逐案認定，可縮短行政作業流程。大型購物中心設置範圍不限離島地區，有助促進經濟發展。

財政部表示，本次促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有利引進民間專業技術、經營資源與經驗，帶動醫療及長期照顧等產業發展，並配合相關法律明確化汙水下水道設施、文教設施、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定義，期藉優化民間投資環境，創造招商有利條件，提升促參推動能量。

參考來源:聯合報

根據工商時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14％是「高齡社會」，一旦超過20％，就是「超高齡社會」。

內政部指出，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在民國82年時超過7％，邁入高齡化社會，而在今年3月份，我國老年人口比達到14.05％，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內政部戶政司副司長翟蘭萍指出，由於戰後嬰兒潮現在都到了65歲以上，而且生育率從7%降到1.13％，造成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

官員指出，由於青壯人口外流或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所影響，嘉義縣高齡社會問題最為嚴重，老年人口比例高達18.61％，其次是雲林縣17.69％、南投縣16.7％。最為年輕的城市則為連江縣、桃園市、新竹市。而台北市老年人口比例為16.58％，是六都中最高。

目前日本老年人口比例高達28％，屬於超高齡社會，但是我國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預估只會有8年時間，比日本的11年、美國的14年、法國的29年還要快。

官員表示，各界須正視老人比例快速提高的問題，因為在8年後，老年人口比例將突破20％，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個人中就會有1個老人，年輕人的負擔、長照服務等壓力將會快速增加。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人口學專家薛承泰認為，未來七年之內，台灣將面臨教育少子化、年金改革、長照、貧富不均與勞動力五大難題，衝擊台灣社會。

根據聯合報報導，薛承泰說，以台灣當前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14.05%，比起歐美平均18%、日本去年已達28%來說，比率並不高。但台灣正值45至65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占率高，他們將陸續成為老人，在未來20年至30年間，台灣的高齡化速度將比其他國家更快，高齡浪潮難以抵擋。

在2025年之前，薛承泰推估，人口結構動盪將帶來五大衝擊，包含教育少子化、年金改革、長照、貧富不均與勞動力不足難題。他舉例，政府推動長照服務，參考他國執行經驗與成效之外，更需正視戰後嬰兒潮世代老化浪潮、平均餘命延長等，針對本國人口結構特殊性進行政策規畫與調整，按部就班執行才能永續。

他指出，發揮戰後嬰兒潮世代家庭的剩餘價值，政府應提出誘因，鼓勵戰後嬰兒潮世代照顧父母能「減稅」，同時能從中領悟老化可能面臨的困難，學會預防機制；政府也應提供無障礙設施改造及指導照顧技能服務，讓戰後嬰兒潮世代提升自我照顧及保健的能力，減少日後需要長照需求。

相關專家也指出人口老化的趨勢是在是廿年前就可以預期，而不是現在這個時間點才發生的，但目前我國的相關醫療、社福配套措施，並未隨著人口老化而到位，而是否有相應的配套，則是社會是否能永續發展的關鍵。

根據聯合報報導，陳亮恭表示，過去健保是以醫療照護為主體，也確實讓人民的滿意度很高，隨著人口老化，這幾年健保也調整了一些政策，例如整合門診等服務，讓高齡長者可以擁有較全面的照顧；反觀長照制度到目前為止政策卻不夠到位，除了財務問題還沒解決之外，照服員人力不夠、服務量能不足等問題，使得民眾想使用長照服務卻申請不到，從外籍看護人口屢創新高即可得知，民眾的照護需求非常大，但政府的卻無法提供相應服務。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江東亮也表示，人口推計是可以預期的，聯合國都已經幫台灣推計到2100年的人口趨勢，但我國目前只推計到2061年，相關的人口政策與配套必須提早規劃，也必須預期到未來人口年齡變化有可能預期到的問題，不能等到時間點到了，才跟民眾說「現在進入高齡社會」，但相關政策卻仍讓民眾一頭霧水，摸不著頭緒。

江東亮舉例，台灣過去廣設大學，現在已嚐到大學生不足的苦果，卻仍無解決方案，而大學入學新生會從2015年不足，是在2000年就已預期到了，但政府一直沒有相關作為，而老齡人口政策也是一樣，不能等到時機點到了才要想方案，而是必須撇開政治因素，提早應對。

面對高齡社會，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表示，主要有兩大配套政策，其中推廣長照已是既定政策方向，另一則是去年啟動的育人攬才移民政策，透過各項會議持續研析細部作法，預計6月底前整套方案便會出爐。

根據聯合報報導，國發會定期就最新人口數據做出人口推估，陳美伶表示，政府很早就了解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也預見今年會邁向高齡社會，因此蔡英文總統定調長照是重要政策方向，行政院長賴清德也多次下鄉，視察長照推動成果。

去年啟動的育人攬才移民專案會議，除了刺激生育率、延攬外國人才，也同步修正移民政策；陳美伶表示，大部分政策都已趨完整，只待細節進一步釐清，預計上半年便會定案，下半年起，就視各業務所需的資源與時程來推動。

新移民法的推動是由國發會負責。陳美伶表示，各部會對引進中階技術人力沒太大意見，但如是否適用評點制等細節問題，還待彙整，建立共識後就會進入衝擊影響評估，然後研擬草案，希望透過經濟移民政策，補足我國的人口紅利缺口。

內政部除配合行政院推動人口政策各項相關政策，也訂定「內政部因應人口結構老化衝擊之對策」，包括修正國籍法及入出國及移民法，強化留才、攬才；建構安全居住環境等。

參考來源:聯合報、工商時報

高屏大湖預計開挖700公頃（約27個大安森林公園）農田，並分為A-E等5區陸續進行人工湖興建，預計往下挖深12公尺水庫、向上建3-5公尺的堤防。這對一向利用地下水的農民等於將民生、灌溉水源堵絕在外，也將讓雨水無處下滲，勢將惡化旗山、美濃與里港等區域雨季淹水情況，只為了將水運輸給高雄鳳山地區居民。

此案預計由E湖區先動工，首當其衝的是屏東縣里港鄉中和、瀰力兩村，中和村長尤啟精表示，當地淹水紀錄曾到達2公尺，蓋堤防將使水無處可流；而地下水到4公尺仍有水用，但挖到12公尺等於將原來可用的水全部都阻斷，不但影響當地養殖泰國蝦業者，也影響民生、灌溉用水。

里港鄉居民楊先生表示，當地多處溼地，全年不乾涸，自從自來水公司在當地鑿了13口井之後就沒水了，而且地層下陷，現在又為了引水到鳳山工業用水開人工湖，根本是欺負農民。

台聯立委林世嘉指出面對氣候變遷，以5公尺高的堤防試圖儲水、擋水，已經證明不可行。他質疑，工業用水有這麼重要嗎？與其蓋人工湖，何不將水管補好。

環團即指出第一期工程（E湖區）經費需要85億元，預期增加供水量卻只有每日10萬公噸；相較之下，水利署曾經補助台北自來水事業處55億元，就降低漏水率4.17%計算，節省水資源每日15.8萬噸，顯示高屏大湖的成本是改善漏水率的2.4倍，根本不符合經濟效益。

林世嘉也質疑莫拉克風災之後，荖濃溪水濁度已經難以下降，高濁度的西水容易讓自來水公司的淨水場當基無法運作。此外，人工湖計畫區的土壤重金屬鉻、銅、鎳、鉛、鋅、等濃度皆大量飆升，尤其鎳濃度上升30倍（1.35升至32.8mg/kg）。如此一來，將迫使美濃、里港地區農業用水更加匱乏。

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首的數十個環保團體表示，此案反了10年，理由非常多，而今整個時空背景也不同了，水利署應重視此案對環境造成的衝擊，不應以變更內容對照表的方式來處理，並應將經費優先用來改善高雄地區自來水管漏水率的問題。

專案小組針對本案是否適合只以變更內容對照表進行討論，主席林慶偉責成開發單位須以環境差異進行審查，必須先與居民進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