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正式請求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此舉將增強歐洲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緊密的聯繫。
加入EBRD也將為中國向基礎設施以及“新絲綢之路”（或稱“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其他投資輸送資金開闢新的渠道，使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場對接起來。
EBRD證實了中國正式申請加入的消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結束了為期4天的訪英之旅，其間簽署了價值數百億英鎊的貿易和投資協議。據悉，習近平在訪問期間和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談到了加強中國與EBRD的關係——這個可能性將受到倫敦的歡迎。
一位EBRD官員表示，“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據悉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8月寫信給EBRD總裁蘇瑪•沙克拉巴蒂爵士(Sir Suma Chakrabarti)，提議中國成為該行的股東。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將不會成為EBRD的運營國，其持股數額將是象徵性的，“只是讓他們可以說自己是股東”。記者一時聯繫不上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人員請其置評。上述EBRD官員表示，中國的請求將被提交該行現有股東（包括64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考慮，目前處於“初級階段”。
這位官員補充稱：“我們的確在努力吸引中國投資。”中國已經能夠與EBRD合作，後者與新創立的、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之間有合作計劃。但讓中國成為股東將傳達出清晰的意向。上述官員表示：“這是聲望和政治問題，而非股東影響力。”
今年6月，沙克拉巴蒂在北京的一場會議上表示，EBRD與亞投行正在進行“認真而範圍廣泛的對話”，兩家銀行以及其他多邊銀行應該展開合作，“在可以的情況下聯手提供資金，以填補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副主席於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上月在與中國副總理馬凱會晤時表示，歐盟將鼓勵中國和EBRD深化合作，包括中國加入該行。此類熱情標誌著過去幾年歐洲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轉變。
2011年5月，沙克拉巴蒂的前任托馬斯•米洛(Thomas Mirow)向記者表示，中國加入EBRD“根本不成問題”，但“就我們的章程而言，也不是非常容易”，這顯然是指EBRD的章程要求其成員國致力於“多黨民主、法治、尊重人權和市場經濟”。
這些要求並未阻止中亞各國加入EBRD——在去年EBRD發放的89億歐元貸款中，有8億歐元是發放給中亞國家的。與亞投行和其他中資銀行合作，將讓EBRD擴大在中亞地區的業務。中亞位於“新絲綢之路”的陸路核心。

非洲所有54個國家全部受邀參加此次峰會。在進行一系列部長級會議後，領導人們將在本周四召開全體峰會。

「我們對目前的增長速度仍不滿意。」賈特裏說。他透露，印度已經決定在非洲建立一家項目發展公司。

印度和非洲的貿易額增長較快，目前已達到每年720億美元，但仍遠遠落後於中國和非洲每年2000億美元的貿易規模。

印非合作

印度本周主辦的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是其規模最大的非洲峰會，總理莫迪尋求挑戰中國在非洲大陸的主導地位。

非洲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增速全球最快。 印度希望呈現其軟實力，以及與非洲的歷史關係；相形之下，中國則注重資源開發和資本投資，中國的重商主義擴張在一些國家引發抵制。

自我標榜為「印度製造」首席銷售的莫迪希望借中國經濟放緩之機，凸顯印度作為貿易和投資的替代合作者地位。

「印度是大型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非洲也在快速增長，」莫迪在峰會前對非洲記者們說道。 「我們在資源方面趕不上中國，但我們的參與至少讓非洲人多了一個選擇，」新德里的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外交政策評論員C. Raja Mohan表示。

這是第三次印度-非洲峰會。2008年第一次峰會以來，印度與非洲的年度雙邊貿易額增長超過一倍至720億美元。

「走進非洲」

全世界都爭相「走進非洲」。去年，美國、土耳其和歐盟都舉行了非洲峰會；中國則擬於12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第六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日本和韓國也在各自籌備2016年的非洲峰會。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今年12月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目前中國與非洲的年貿易額高達2000億美元，2009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但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在非洲綠地項目及現有項目擴建上的跨境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84%，從35.4億美元降至5.68億美元。

中國對非投資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了117億美元的峰值，隨後逐漸回落。隨著在大型項目上的投資減少，中國投資已重新聚焦於對非洲大陸的原材料。雖然中國對非洲總投資在2015年上半年大幅回落，但對採掘業的投資幾乎翻了一番。

一些經濟學家擔心，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可能進一步減少對非洲原材料的需求，這樣一來，中國對非洲原材料行業以及更廣泛領域的投資興趣也將隨之減少。也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大力刺激內需，其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可能增加。此外，房地產開發與住房將成為非洲內部增長的關鍵領域，可以吸收此前為滿足中國需求而建成的產能。

印度則致力在非洲推進能源多樣化戰略，在莫桑比克、蘇丹、南蘇丹、埃及和利比亞等地投資油氣資源。

路透指出，人民幣加入IMF的SDR之後，未來將帶動全球對人民幣超過5,000億美元的需求，最終使人民幣在全球儲備的比重接近5％。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IMF在11月下旬舉行將人民幣納入SDR的理事會，目前已展開協調。今年是5年一度調整SDR構成貨幣的年份，而即將擔任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的中國要求各國支持人民幣納入。

報導稱，IMF預計將在11月決定納入，而實際納入SDR要經過籌備期，預計要等到明年秋季。

IMF成員國存在將SDR構成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加以增持的傾向，隨著納入SDR，人民幣的交易市場有可能隨之擴大。約11兆美元的全球外匯儲備的一部分或將在中期兌換為人民幣。

人民幣要加入SDR，在IMF理事會上需要70％以上的贊成票。英國等大部分歐洲國家稍早已經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SDR，持慎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表示，支持人民幣在滿足IMF條件下加入。

日本財相麻生太郎日前指出，有條件支持人民幣納入IMF的SDR貨幣籃子。他表示，看到越來越多足以信賴的貨幣納入SDR籃子是件好事。

路透引述分析師指出，若人民幣加入IMF的SDR籃子，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最終可能達到約5％。這將令人民幣比重超過加元和澳元，而且接近英鎊（4.7％），但仍遠低於歐元（20.5％）。

根據最新IMF數據，美國仍是全球首要儲備貨幣，所占比重接近3分之2，其次是比重20.5％的歐元，英鎊比重為4.7％，加元和澳元的比重均約2％。

目前SDR籃子只涵蓋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等4種貨幣，加元和澳元並不在內。人民幣將是加入SDR的第5種貨幣。

SDR總值約2,800億美元左右，上一次在2010年調整的比率為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以及日元9.4％。匯豐銀行根據當前的計算方法估算，人民幣在SDR的比重可能在14％左右。

由於外交處境艱難，台灣即便是WTO的成員，但在洽簽FTA時，仍受到外在國際政治環境的牽制。同時，以中小型企業為首的台灣，業主們各自奔波，業務範疇多元化，難以全盤掌握，因此政府相關的決策也未必能反映市場機制。對企業而言，被動地等待FTA簽訂所創造的商機，顯然不夠務實，倒不如自力救濟，主動積極的開創機會。

民間如何自力更生、幫助自己「走出去」呢？我們認為：民間應前往新興市場國家所設立的「經濟特區」另謀發展，因為：

第一、全球金融海嘯後，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和共產國家資本主義均面臨挑戰，同時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正逐漸崛起，現在可謂全球財富重新分配的關鍵時期；

第二、新興市場國家為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無不以設立「經濟特區」的途徑，提供優惠條件對外招商引資，進而提升自身的產業能量；

第三、台灣產業累積了過去50年經濟發展的基礎與經驗，正是當前新興市場國家所迫切需要的，因此當前應勇於進駐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特區，將過去的經驗應用於其經濟發展，也為自己開拓新的市場和商機。

台灣民間無疑擁有可以滿足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其產業所需的技術、資金及經驗，應團結形成一股力量，以「台灣民間」為主、政府為輔，與「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對話的方式，進行優惠條件的談判，除了爭取經濟特區本身的優惠之外，也應該積極爭取適用該國所簽訂之FTA條件的可能性。以印尼為例，印尼與日本、韓國間皆已簽署FTA，雖然台灣本身與日本、韓國間並沒有這類協定，但若台灣廠商前往印尼經濟特區設廠，其產品自印尼銷往日本、韓國，皆可適用印尼與日本、韓國間FTA的條件，那麼實質上對台灣企業而言，便能等同享有台灣與日本、或台灣與韓國間簽有FTA的效果，可說是一種「虛擬的自由貿易協定」；倘能凝聚民間的力量，台灣產業是有機會向新興市場國家政府爭取到這樣的條件，因此民間實不應妄自菲薄，沮喪哀怨。

過去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曾運用這種「民間」與「政府」的互動模式，當年李國鼎先生以政府官員的立場，拜訪美國通用器材（General Instrument）等大企業，提出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來台，帶來資金及技術，幫助台灣產業升級，顯見台美雖斷交，政府間的往來因而停擺，但是非官方的交流仍然非常活絡頻繁。現階段，雖然我國難與他國及早洽簽FTA，但新興市場國家卻對台灣的產業實力深感興趣，其官員亦常拜訪台灣企業，可以看出台灣民間力量的運用正是突破外交困境的著力點。當年李國鼎先生（政府）拜訪美國企業（民間）之模式也可倒轉實施，由台灣民間產業採取活路經貿外交，與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對話，充分發揮民間的經貿與談判實力。

我國產業界實應善用自身的力量、團結合作，以「台灣民間」向「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對話的方式，爭取優惠條件，推動有利我方之「虛擬的自由貿易協定」。在這樣的架構下，台灣的活路外交仍可在當前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脈絡下，借由他國間的FTA，強化我國廠商的競爭力; 一方面台灣產業可以向外拓展市場、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一方面也可發揮台灣過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寶貴經驗、參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促進經貿合作，同時也深化台灣對外的實質影響力。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PE ratio）都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

台股走弱，也造成台灣金融投資資金向外流出，金額愈來愈大，金融專業人才也紛紛外流香港、新加坡。台股不振，千夫所指，原以孱弱的台灣資本市場，結構性問題尚未改善，證所稅加稅效應更嚇跑了中實戶及大戶，讓台股成交量從原來每日破千億更加萎縮。現在證所稅雖然幾乎恢復成原狀，但資金並沒有完全回來。相對於近期眾多國家股市已經反彈或創新高，更凸顯台股的悲情。

大陸過去幾年隨著經濟高速成長，養肥了不少公司，雖然今年中有股災肆虐，但資本市場已成長茁壯，開始向外擴張地盤，進行募資、併購、挖角。長期低迷的台股，更讓台灣的人才、企業、技術成為其吸星的對象，大陸新興半導體紫光集團日前就成功挖角華亞科董事長高啟全，出任紫光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由於半導體產業占台灣產值12.16%，占出口比重23.36%，占台股市值高達23%。此事非同小可，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表示，搶救台灣半導體產業大作戰已是「國安問題」，只是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政府作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去年年中以來，受美國量化寬鬆退場後可能升息的影響，人民幣開始停止一路升值的走勢，今年8月中人民幣一口氣對美元貶值3%，引起全球震撼。可是相同的問題，迄今新台幣對美元已經貶值近10%。在人民幣相對新台幣是升值以及面對中資企業平均50、60倍高本益比與高市值情形下，台灣上市公司對陸資或外國企業來說，已經處於相對便宜、值得收購的歷史低點。

兩岸資本市場一消一長，如何推升台灣企業的股價，及抵擋大陸收買高階人才及技術，這是我們眼前不能不克服的大挑戰。我們看到金管會去年開始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3.0，活絡台灣證券市場，營造有利發展數位金融之環境，協助金融服務業推動金融創新。今年以來也在證券市場進行揚升計畫，提升國際競爭力。6月1日股價、股票類期貨漲跌幅擴大為10%，並放寬當日沖銷交易之標的範圍。

而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政策，推展國際板債券（含寶島債）及開放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 Offshore Securities Unit）企圖吸引國外法人或個人到本國證券商進行投資活動。這些政策顯示金管會的努力，但頗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感。

但這不是說政府就無計可施，扭轉貶值的匯率至少是個足以防守的措施。過去幾年央行匯率政策有守有節，可是今年以來出口表現太差，造成連數黑，拖累今年經濟成長可能勉強保1。出口產業一再倡議貶值救出口，而且要貶贏韓國才有效用，因此多少引導了央行最近的貶值行為。

但我們要提醒央行，匯率政策是雙面刃，貶值可以讓台灣產品相對便宜，促進出口競爭力，卻也增加了進口成本。雖然因為油價等原物料今年的價格持續在低檔徘徊，進口成本增加有限，但是如前所述，貶值的副作用，使得台幣計價的資產，包括我們的股票、台幣支付的薪水、國人的財產都縮水變得便宜。

從1990年代，我們經歷了人民幣兌換新台幣的3:1，然後4:1，到最近的5.1:1，台幣愈來愈不值錢，真是情何以堪？也難怪當大陸公司祭出金額相同，幣別不同的薪水來台挖角，我們越來越難抵擋。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多年來首次對我國匯率政策提出指責，認為我國央行殺尾盤的動作貶抑了台幣匯率，甚至統計今年頭7個月中有多達75%的時間，於交易時段的最後1小時進場賣出台幣以阻升匯率。該報告也指出，新台幣有17.5%的升值空間。

資本市場是國家經濟價值的鏡子，一個國家貨幣愈貴、股票愈貴，國家價值就愈高，台股走低的趨勢代表台灣的國家價值愈來愈低，貶值救經濟只有短期效果，卻長期貶低貨幣、股票，甚至國家的價值，是否允當，央行與國人允宜檢討。

上週五的舉措是中國央行自去年11月以來第六次降息，第四次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中國央行上週五在網站上發佈公告稱，降息降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
中國領導人正在努力克服一系列經濟挑戰，其中包括工廠產出低迷、國內外需求下滑、以及物價持續承壓可能加大中國企業償還債務的難度等。這些問題使中國面臨難以實現今年經濟增長7%左右這一目標的風險。
在實施“雙降”的同時，中國央行還採取了放開存款利率上限這項重要的銀行系統改革之舉，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決策者持續面臨的兩難處境。全面的信貸寬鬆可能會導致資金流向無生產效益的經濟領域，如負債纍纍的國有企業以及效率低下的部門。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央行目前將在制定存款利率方面賦予商業銀行更大的自由度。為此，中國央行打算鼓勵商業銀行之間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以便引導資金流向小微及私營企業等最需要資金的經濟領域。
此外，放開存款利率上限也有助於提升普通家庭的儲蓄收入，這對於中國經濟朝着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轉型至關重要。不過，這也會帶來相當大的風險：商業銀行竟相高息攬儲可能會破壞銀行業的穩定性。有鑒於此，中國央行在公告中稱，會繼續管理利率，以控制信貸風險和限制融資成本。
然而，儘管過去一年中國央行採取了種種政策調整措施，中國經濟卻幾乎未顯現出任何回暖跡象。中國政府上週一公佈，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速為6.9%，略低於第二季度的7.0%。
雖然第三季度經濟增長數據位於市場預期的高端，但還是引起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因為其他數據顯示經濟減速現象更加嚴重，創下2009年年初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期以來的最低增速。這種經濟表現給中國政府帶來更大壓力，政府需要推出更多促增長措施才能實現全年增長目標。
在今夏之前，中國央行一直很少同時降息和降準。中國央行在8月末也採取了這一組合拳，當時正值中國股市暴跌以及人民幣意外貶值導致經濟擔憂加劇之際。
中國央行的一名高級官員稱，再次採取這種不常見的舉措意味着實體經濟表現欠佳。該官表示，許多公司的盈利大幅下滑，這是促使央行再次採取行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8月份的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滑8.8%，為2011年以來最大單月降幅，其中產能嚴重過剩的煤炭開採、石油和金屬生產行業的利潤降幅居前。
經濟學家們稱，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推動更多資本流向就業人數較多的民營企業，對於確保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政府在2013年7月份放鬆了對貸款利率的控制，不過此舉對於企業借款成本的影響很小。現在通過放鬆對存款利率的控制，中國政府試圖在國有銀行領域引入市場競爭。一直以來具有政治背景的中國國有銀行業都青睞大型國有企業，而不是更具活力的民營企業。
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之舉可能會令壞賬水平持續攀升的中資銀行的利潤水平受到進一步損害。不過，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央行使中國領導層認識到，中國需要採取這一步驟才能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貨幣籃子，由此才克服了銀行業對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較大阻力。IMF理事會定於下月就是否將人民幣納入其儲備貨幣籃子問題進行投票。
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高層領導人迫切希望人民幣也能成為像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一樣的國際儲備貨幣，他們認為這能夠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力，儘管短期內也許不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利好影響。 
近幾週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加大努力爭取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中國已向外國央行開放國內債券和外匯市場，並計劃延長國內人民幣交易時間。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原IMF中國業務主管普拉薩德(Eswar Prasad)稱，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將滿足IMF為人民幣納入儲備貨幣籃子所設定的技術標準，從而消除人民幣被納入IMF儲備貨幣籃子的最後障礙之一。
不過，中國實現利率完全市場化尚需時日，中國央行還將繼續在商業銀行制定存貸款利率方面提供指導。央行官員擔心，利率完全市場化會在許多企業已面臨貸款難之際引發高風險的放貸行為並推高融資成本。
中國央行高級官員稱，商業銀行將自行決定存貸款利率，這對它們而言是一場重大考驗。當然央行將繼續提供窗口指導。
最近的降息之後，中國基準1年期貸款利率為4.35%，一年期存款利率為1.5%，上週六生效。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券商大華繼顯(UOB Kay Hian Holdings)中國經濟學家朱超平預計，意在抵消資本持續外流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將向中國銀行系統注入大約人民幣6,800億元（約合1,080億美元）資金。
去年末以來出台的一系列寬鬆措施在刺激信貸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中國銀行業上個月發放的新增人民幣貸款1.05萬億元，創紀錄高位。但信貸持續擴張之際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面臨債務進一步累積的風險。諮詢機構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 Inc.)的分析顯示，去年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7年的158%升至282%。
不過，企業借款成本依然高企，銀行業人士稱，由於經濟放緩之際風險加大，他們除了提高貸款利率別無選擇。上海農村商業銀行(Shanghai Rural Commercial Bank)一位高級管理人士稱，銀行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它們需要將成本轉嫁給客戶。

上述數字顯示出在以鋼鐵為首的重厚長大型産業産能過剩的背景下，生産和設備投資的調整已正式啟動。預計對依賴對華出口的資源國造成的影響將持續下去。另一方面，中國的消費表現堅挺，大城市的住宅銷售持續復甦，不過仍不具備拉動整體經濟增長的力量。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從去年秋季開始多次降息，不過今後很可能進一步出台貨幣寬鬆政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英國前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表達了對中國經濟減速的擔憂。不是執掌宏觀經濟政策的李克強總理，而是習近平親自表達對經濟減速的擔憂實屬罕見，這透露出中國領導層的危機感。

中國將在10月下旬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除了制定國民經濟的中期目標十三五計劃外，對景氣現狀的認識和應對舉措也將成為主要議題。

中國新一屆政府上任已有3年時間。雖然習近平領導層提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但富有實效性的對策仍不夠。要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有必要推出激發民間活力的大膽舉措。

在中國，國有企業受到優待，民營企業和個人經營者處於不利局面的「國進民退」現象成為問題。在「五中全會」上打破這種局面的討論不可或缺。如果不能激發民間的活力，將無法培育出新的增長點，從而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股市混亂和人民幣的動盪局面趨於平息，但是經濟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通過推進重視民間活力的經濟改革和金融市場改革來恢復對政策運營的信賴十分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的《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就是在商品和服務領域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綱領性文件。《意見》要求到2017年，競爭性領域和環節的價格基本放開。到2020年，市場決定價格體制基本完善，價格監督制度和執法體系基本建立，價格調控機制基本建立。這意味著建立我國市場價格體系的關鍵性戰役即將全面展開。

在我看來，這份文件有以下亮點。

第一，《意見》明確區分了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這兩個不同的經濟領域，避免宏觀經濟管理陷入誤區。

在經濟學的術語中，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領域。由變動不居的供求狀況決定的個別商品的價格(或稱相對價格)屬於微觀經濟範疇。由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狀況決定的價格總水平則屬於宏觀經濟範疇。市場機制有效運作，既要求各種物品的相對價格能夠靈活地反映該物品的供求狀況，即相對稀缺程度的變化，又保持物價總體水平的穩定。

過去我國經濟中一種常見的認識誤區和政策誤區，就是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混為一談。當宏觀經濟出了問題，例如由於貨幣超發引起了通貨膨脹(即物價總水平持續上升)或資產價格膨脹(如房價股價泡沫生成)時，不是針對它的宏觀經濟根源採取對策，卻企圖用管制物價、限制購房等微觀干預手段去平抑價格。這種南其轅而北其轍的做法，自然不但不能解決價格猛漲問題，反而會因為相對價格扭曲造成資源誤配和效率降低，從而使宏觀經濟進一步陷入泥淖。

《意見》把微觀經濟上的個別價格問題和宏觀經濟上的價格總水平問題區分開來，指出前者要交給市場去處理；後者則靠運用財政、貨幣、投資等政策手段，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調控來加以解決。這樣才能避免過去經常發生的偏差。

第二，《意見》堅持了「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的基本原則。

目前絕大多數人對於一般商業領域價格應由市場決定具有共識，因而改革推進的阻力也較小。但是，「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交給市場」的原則是否適用於供水、電力、軌道交通等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則存在異議。理由是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領域內不存在競爭，因而價格形成需要有社會管理。於是這些行業的價格改革就特別滯后。其實，二戰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即使是這些行業，其大部分經營環節也並不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為了實現凡是能由市場形成的價格都讓市場去決定的原則，這些競爭性環節的定價機制也應當放開。以電力行業為例，在它的發電、輸電、配電、售電等四個經營環節中，只有輸電和配電兩個環節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因此，前後兩端都可以放開，從而實現電價市場化和售電的市場競爭。一些國家實行這項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2年國務院批准的電力改革方案，也計劃通過(輸配電)網(發電)廠分開、競價上網、輸(電網)配(電網)分開、售電放開實現這項改革。可惜的是，在網廠分開之後改革就停頓了下來，至今沒有完全實現。《意見》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水、石油、電力、交通運輸等行業，也要「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充分發揮市場決定價格作用」。按照這一基本原則，這些行業的價格改革就能進一步推進。

由於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環節的價格還是要由政府和社會機構決定，《意見》對於政府定價過程中要建立明晰、規範、公開、透明的工作程序，也作了明確規定。

第三，《意見》既體現了原則上的堅定明確，又強調了具體操作上的謹慎穩妥。

一方面，價格是一個關係千家萬戶利益的經濟變數。特別是一些民生用品的價格變動，直接影響到大眾的生產和生活。因此在進行改革的時候，必須慎重從事。另一方面，價格改革要求有一個總供給和總需求比較協調的所謂「寬鬆的經濟環境」來保證在改革過程中不發生劇烈的價格波動。因此，價格改革要有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在價格變動對民眾生產生活產生較大影響時，要採取適當措施加以彌補。

《意見》對於保證價格改革審慎推進規定了統籌協調、把握節奏、防範風險、確保平穩有序的方針和「保護農民生產」「兜住底線」「做好輿論引導」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加上在改革實施過程中本著穩妥審慎推進精神而採取的補充保障措施，我國價格改革取得成功將是可期的。

這份《意見》只涵蓋商品和服務領域的價格改革，而沒有涉及要素領域的價格改革，但這兩個領域改革的基本原則是相通的。我國各類要素價格改革的進度差別很大。利率(貨幣價格)、匯率(外匯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長足進步。資本市場還有比較多的行政管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必須強調的是，不管是哪個領域的改革，都應該比照《意見》的原則和精神加快推進。

詳全文 吳敬璉人民日報刊文：價改30多年還沒完全實現-財經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51019/15362969.html

自2012年以來，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其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一直在減弱公開批評中國政治、軍事和人權問題的聲音。過去幾天習近平在英國訪問期間，卡梅倫和奧斯本一直在強調增加貿易和投資怎樣可以為英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在歐洲，因與中國做生意的誘惑而改變計劃的不僅限於英國，包括歐洲經濟強國德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有這種考慮。柏林也一直在努力討好北京，德國政府對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以及中國在亞洲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幾乎沒有發表過任何抨擊。

德國充滿活力的經濟建立在先進工業品、尤其是汽車的出口之上，德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經濟增長有關，中國目前是德國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法國。

據德國政府數據，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在2014年達到了745億歐元（約合6千億人民幣），幾乎是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一半。據歐盟委員會，歐盟的對華出口總額為1647億歐元。（歐盟從中國的進口總額為3025億歐元。）

德國一些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公司尤其與中國緊密相關。比如大眾汽車，這家公司在最近承認柴油排放標準作弊之前，有近65％的利潤來自中國。還有擁有梅賽德斯品牌的戴姆勒公司，在中國也有很大的投資，其在中國的銷售量最近由於習近平打擊腐敗和送豪華禮物的運動受到一些損傷。

從現實意義來看，英國目前推出的與中國關係的「黃金時代」（卡梅倫的說法）是與德國的直接競爭，也是在較小程度上與法國的競爭，法國是一直更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的國家。

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占歐盟對華出口總額的45％，遠高於英國的10％和法國的9％。德國是除芬蘭外的、與北京有貿易順差的唯一歐盟國家。與此相比，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遠遠高於歐盟五大經濟體中的其他國家，約為114億歐元。

尤其是在奧斯本眼裡，英國作為一個貿易國家的未來，是與崛起和富裕的中國聯繫在一起的。他在為北京唱讚歌上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如他所說，他甚至「在對華關係上冒了點險」，訪問了動蕩的新疆地區，那裡的維吾爾族獨立分子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打壓。

奧斯本說，英國希望成為「中國在西方的最佳合作夥伴」，儘管中國經濟正在放緩，而且他還試圖證明這一點，這讓華盛頓沮喪甚至憤怒，特別是在習近平加強了打擊異見人士和審查互聯網力度的時候。

和俄羅斯一樣，中國也把歐盟看作是一個人為的政治實體，因此中國強調與歐盟各國的雙邊關係，有時還唆使一國與另一國作對。

德國也一直不能超越把自己的經濟利益放在其他歐洲人之上的做法。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去年與中國就出口廉價太陽能電池板或「傾銷」徵收關稅的爭議上，德國的做法損害了歐盟委員會的立場。德國並不是唯一的反對國，但其做法在為太陽能電池板設定最低價格的談判結果出來之前，削弱了歐盟委員會的談判立場。

還有人指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出於經濟利益，淡化人權問題，而且她訪華時，總必不可少地帶上德國企業的高層代表。

但她在非經濟問題上一直比英國更直言不諱。德國對中國比英國更重要，而且鑒於其歷史，德國在中國的人權濫用等問題上，並未完全保持沉默，但德國的批評很少發表在公開場合。2014年習近平在柏林作重大訪問時，曾稱讚北京和柏林是「亞洲和歐洲經濟增長的兩大支柱」。

默克爾向記者介紹她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時，必會包括有關人權問題的至少名義上的討論，也有關網絡安全、以及中國黑客侵犯德國公司問題的討論。

但她也已經降低了自己的調子。她曾在2007年與達賴喇嘛見面，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據《明鏡周刊》，她在此後的多年中，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私下表達批評意見，也一直未對異見人士作出多少公開表態，為此，她贏得了中國官方的英文喉舌《環球時報》的稱讚。

《環球時報》在2012年寫道，「在歐洲領導人中，默克爾曾帶頭與達賴喇嘛見面。德國在全球政治中有能力領導一種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德國不應該把自己埋沒在舊歐洲中。」

默克爾去年訪問北京時（那是她自2005年以來的第七次訪華），曾在一所大學發表一篇措辭謹慎的演講，其中提到柏林牆的倒塌，以及「自由對話」的必要性，她還指出，德國與中國一直保持着有關人權問題的討論。但是，這種討論與歐盟與中國的類似討論一樣，未能產少多少實質性的結果。

台灣以海島立國，土地面積小，資源不算豐富，單靠內需市場發展經濟，規模有限，因此仰賴對外貿易。過去憑藉暢旺的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創下傲人成績。我們希望台灣產品能在國際市場享有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提供開放市場讓國際貿易夥伴參與。「有拿有給，互利互惠」是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必要條件。

過去討論貿易「自由化」時，免不了遇到國內反彈，特別是一些相對弱勢的產業，深怕政府開放市場就無立足之地。去年太陽花學運時，很多人打著保護弱勢產業的旗幟，「反服貿」、「反貨貿」、「反自由經濟示範區」。事實上，開放競爭或許有短期陣痛，但卻是促使產業升級的良性刺激，也是將台灣產品推向世界一流產業的契機。

「自由化」不單指貿易條件，舉凡人才、法令、稅制、政策、資金都要能和國際接軌。以人才而言，我們是否有雅量引進、接納、包容國際人才來台就業。新加坡延聘大量的國際人才，授以高職，享有優厚薪資福利。

同樣情形在台灣就可能遭遇阻力，或受到民意代表的糾舉或撻伐。我們對外來的人才不太友善，法令有很多限制，若以此心態看待人才，以僵化的制度要求齊頭式平等，如何吸引世界菁英駐足台灣？在全球化經濟大戰中，人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如果我們的教育無法短期內加速「育才」，也不能在政策上充分「引才」，相關法令無法提供「留才」誘因，就注定在這場戰爭失利。

而資金方面，外資是帶動經濟成長、暢旺出口的重要原動力。政府這幾年積極招商，但是外人直接投資（FDI）成績不盡理想，2012年還創下全世界倒數第二的難堪記錄。

每年瑞士洛桑學院（IMD）公布競爭力評比，台灣的名次都很亮麗，例如2015年，61個評比國家，台灣排名11，在亞太地區僅次於香港及新加坡。但是這些卻和FDI的狀況有落差。過去美國商會曾直指，台灣受貿易保護主義心態影響，部分重大投資案審查過程延宕、不斷要求補件，影響投資意願。保守保護的心態，或許是最好的解釋。

近年來私募基金在國際上相當活躍，在台灣卻屢屢碰壁，如日月光收購凱爾、KKR併購國巨等，都在符合法規情形下，以觀感不佳等理由打回票。這些都是讓外資怯步的原因，也不利於未來台灣的國際招商。

既然要開放，我們是否要有健康的心態，將所有的資金一視同仁？無論是歐資、美資、日資還是陸資。我們曾提出「無色供應鏈」、「無色產業鏈」的說法，就是不論來自何國的供應鏈、產業鏈，都應以強化自身的競爭力去應對。同樣的，對於外資是否也可用無色的眼光視之。事實上，在全球化世代，資金來源已錯綜複雜，很多跨國性公司有來自各地的資金，一直防堵並非良策，不如借力使力、廣納百川，豐沛台灣的經濟復興力量。

過去的保護主義及中國大陸情結，讓台灣失掉很多機會，尤其面對大陸日益狀大，大家深恐台灣主權喪失的心態可以理解。但是中國是洲最大經濟實體，連美國都不敢輕視，我們想要立足國際，就不可能無視其存在，或規避大陸的參與。如何之處，端賴政府的智慧及全民支持。藉由TPP及RECP，我們可以重新檢視自身條件，並大刀闊斧改革。年底總統大選在即，不論哪個政黨獲勝，我們都誠摯盼望能從宏觀角度來看待自由市場、投資及貿易，強化溝通，化解疑慮，積極推動，讓台灣在最短時間投身世界舞台。

尤有甚者，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大陸紅色供應鏈節節進逼等二大棘手議題，更使這波經濟的復甦，面臨循環性及結構性調整的雙重壓力。面對上述二大問題，政府遲遲未能端出妥善因應對策。例如面對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成為全球最老化的國家之ㄧ，人口老化所需的福利、補助及長期照護的資金，都苦無著落。在大陸紅色供應鏈的衝擊上，相對於大陸，台灣企業規模較小，又缺乏國家政策的補貼介入，人才的薪資及分紅配股的配套，明顯不如大陸，在網羅人才、留住人才上陷入不利的困境。同時，在購併、合併以擴大規模上也無法得到政府奧援，致大陸廠商藉由惡意挖角、購併而得以後發先至，廠商也束手無策。

缺乏資金、政策工具、法規鬆綁又遲遲缺乏進展下，台灣產業無法塑造快速的結構轉變，欲扭轉兩岸龜兔跑的不利局面，將遙遙無期。

展望未來，在法規鬆綁上，大陸允許灰色地帶創新有緩衝期，一旦成功，再透過法律的框架再規範，值得台灣借鏡。其次，產業化的思維很重要，以長期照護為例，大陸倡導醫養合一，由營建業者、開發商主導，在資金充足下，人才、技術到位，再精緻商業化模式。反之，台灣法規太嚴謹，擁有資金的保險業者無法投入，祇能以小規模方式介入，且在法規桎梏下，市場破碎、喪失先機。

其次，購合併基金及類主權基金的成立以因應大陸紅色供應鏈及人口老化，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在政府面臨舉債上限，產業政策使用面臨制約，必須有額外經費及嶄新政策工具，才能加速結構轉型。

雖然購併基金在經濟部的努力下，已有200億元新台幣的規模，但此ㄧ金額祇能促成規模不大企業的合併、購併，而無法針對大型企業的轉型有所突破。在主權基金方面，為了因應人口老化，澳洲已透過礦稅、碳稅的預算成立主權基金，企圖利用基金孳息來因應人口老化問題。至於在供應鏈整合上，德國工業4.0計畫及美國再工業化背後均有主權、購併基金的影子，透過基金的協助才能加速供應鏈的整併並提升競爭力，才有能力因應全球產能過剩、科技快速變遷、大陸製造業的節節進逼及創造更多高階的就業機會。

不過，主權基金、私募、購併基金在台灣常被汙名化，但目前主權基金在全世界均相當盛行，除中東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外，荷蘭、挪威、澳洲、德國、日本也方興未艾，且並非以高獲利為主要考量，不少主權基金背後也有產業政策的考量。其次，為了避免政治力介入，國家祇以基金董事身分來規範基金的正常運作，執行長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管理趨向透明、監理，所有投資、合夥對象、利潤分配及回饋鄉里。如此，可以避免政治力介入及提高金融監理密度。同時，由專業人士擔任獨立董事，相關的配套可緩和國人的疑慮。

面對人口老化，紅色供應鏈的崛起，政府必須即時因應，但在缺乏資金、政策工具的因應下，祇能提供漸進式的創新、改變，無法扭轉兩岸龜兔賽跑的困境，針對法規鬆綁及主權、購併基金等嶄新政策工具應有更積極的作法。否則祇能在全球競爭的賽局中，祇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手一一快步超越，而台灣卻祇能瞠乎其後。

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評估TPP的政治與經濟意涵。首先這個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如果通過美國國會表決正式啟動，無異敲響世貿組織（WTO）架構下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喪鐘。這個高門檻的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將許多開發中國家長期排除在外。這種具有排他性與差別待遇的貿易體制原來屬於WTO架構下的例外安排，現在美國卻將其樹立為主導性、常態性的安排，等於全面侵蝕WTO的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基本原則。

過去美國大力提倡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意謂著三件事情：第一，WTO已經成為雞肋骨，因為美國在WTO架構內已經無力主導；相反的，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已經取得更大的發言權。

第二，美國單憑自己的市場開放籌碼，已經無法在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中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她需要利用TPP的經濟分量與申請程序，來逼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逐一就範。

第三，美國決策者意識到必須重新部署對北京的戰略圍堵，以因應中國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推動TPP以及推動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可以將美國與傳統盟邦綑綁得更緊，牽制北京推動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企圖，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晉升速度。

但是美國的戰略目標未必能實現，因為多數TPP成員都不可能割捨與中國的巨大經貿利益。只有加拿大與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超過對中國大陸的。以2014年為例，澳洲與美國貿易總額370億美元，跟中國為1281億美元；紐西蘭跟美國貿易總額80億美元，跟中國是154億美元；日本跟美國2010億美元，跟中國是3070億美元。

TPP協定的背後推手是為美國大企業效命的華府遊說團體、大律師事務所與保守陣營智庫。它的指導思想是過去30年美國在全球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根據這個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經濟秩序，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果實由極少數跨國菁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風險，卻主要由經濟弱勢群體承擔，並導致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讓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讓極少數跨國企業菁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取得影響國家政策、主導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其結果是，主權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職能不斷被掏空。更讓在國家層次運作民主政體，普遍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既無法有效維護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應公民的政策需求。

TPP的主要目的就是進一步鞏固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的主宰地位，讓跨國企業的利益可以凌駕各國的經濟、金融、勞動、環境、醫療、食安，網路監管職權之上，並逼迫各國讓渡其立法與司法主權。這是一部精心設計的，鉅細靡遺的掏空主權施工藍圖，將讓跨國企業菁英如虎添翼，可以完全確保他們對涉及經濟安全、勞動條件、所得分配、資訊流通、個人隱私、人身安全、環境品質等現代社會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各種規範與法律之主導地位。

TPP協定中的「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簡稱ISDS）更赤裸裸的剝奪各國司法主權。過去在WTO模式下，外國公司必須遵守投資所在國的法律。一旦發生利益糾紛，所在國擁有司法裁判權。如果外資不服可以上訴到WTO，但外國公司必須通過其母國政府才能上訴到WTO，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權提出訴訟，也只有WTO成員國才擁有解決貿易爭端機制的最終主導權，包括選擇仲裁機構的權利。

但是TPP協議中的ISDS機制則將提出訴訟和仲裁的權利從主權國家手中奪走，未來將移轉給設立在華盛頓或紐約等地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這類機構通常都由傾向維護跨國公司權益的律師或商務仲裁員組成，也不提供上訴機制。因此，未來TPP成員國在執行協定，或制訂相關國內法律時，會動輒得咎，到處會陷入被外資控訴並付出鉅額賠償之風險。這也必然進一步削弱各國政府對於勞工、農民、病患、消費大眾的保護職能。也難怪幾乎所有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都極力反對，連最有希望當選總統的希拉蕊也表態杯葛。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人才乃國力之本，台灣這幾年不論從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等各個層面來看，都有很大改進空間。以育才而言，不論是過去的教改或現在12年國教，強調的都是免除升學壓力，倡導均質教育，但卻沒有針對台灣應該培育出怎樣的人才來制定完整的配套，尤其是在菁英人才的養成這一塊，與亞洲鄰近各國相比，明顯落後。台灣的大學生、研究生數量雖每年增加，但整體的競爭實力卻相對低落，也造成國內這幾年「學成無業、產業無人」的怪象。

當我們的「育才」有所缺失，又面臨優秀人才被挖角的窘境，那就應該積極延攬國外人才以補不足。但對於引才、聚才，我們的心態及政策又不夠開放，使得人才逆差的情況更為嚴重。

雖然移民署陸續解除一些國外高階白領的居留限制，但台灣很多政策常常會受到民粹操弄而遭到扭曲。以薪資來說，都知道人才無價，但僵化的制度只能提供齊頭式平等的條件，甚至引發「打肥貓」的口水戰。因此，想要吸引人才來做台灣夢，政府就須加強基礎設施，營造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優渥的工作條件、合理的稅務制度、友善的生活機能、開放包容的心胸及前瞻的世界觀等，否則高階人才引進計劃永遠無法落實。

同時，對於全世界的才人，我們是否也有足夠的雅量接納?「用才」應不分國籍地區，只要可以對台灣的發展有所貢獻，即使來自對岸，我們也應一視同仁。以美國為例，它是世界上楚材晉用最積極的地區，透過各式獎助學金，網羅各國優秀留學生，再延攬其居留移民。新加坡也是以寬鬆的留學及移民政策，延攬各國菁英留星發展。想要用世界優秀人才，就要有開放的心胸，不受政治考量，唯才是用。

除了這四才之外，我認為還要再加上「留才」的制度及辦法。過去台灣在薪資條件不好的狀況下，仍有大批優秀人才投入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就是靠股票分紅等獎勵機制來增加誘因，現在這些優惠及獎勵都取消了。事實上，政府提供誘因留住頂尖人才，他們所能創造出的經濟效益將遠超於其所得，且為全民所共享，這是一個正向而良好的循環，過去台灣高科技業的蓬勃旺盛，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味追求所得上的公平正義，犧牲的反倒是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得失之間值得大家深思。

高啟全的出走並非個案，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國際人才爭奪戰是一場現實而殘酷的戰爭，既是戰爭，就應有非同平時的戰略目標及戰術運用。政府一定要儘快以具體辦法落實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等五項，以蓄積人力資本，創造競爭力，讓台灣早日走出經濟泥沼。

提霍勒自1981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博士學位後，平均大約五年，專注於一個領域，寫出十篇左右的論文，然後將這些論文改編成教科書。這些領域包括產業經濟學、政府採購與管制、心理學、財務理論、銀行監理、總體經濟學，以及如何解決京都議定書簽訂後的談判僵局。提霍勒的研究涵蓋面之廣之深，在同輩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出其右。而在這麼多領域中，瑞典皇家科學院特別推崇他「幫助我們了解，如何管制具有獨占力量的公司」，也就是他在「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上所做的貢獻。

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並非新領域，提霍勒是將賽局理論的推理方式，放入政府管制廠商的情境中，強調政府要先了解企業的利益，並預先考慮企業的因應方式。在提霍勒這代學者之前，對於政府該不該干預市場，學者常依意識型態而做結論。提霍勒並不認為市場萬能，因為像資訊不對稱、外部效果、與自然獨占這些情形，都會讓市場失能。但是提霍勒也不認為，政府干預後，問題就能解決；畢竟政府是由人所組成，官員的誘因未必與社會利益一致。提霍勒強調，每個問題都不相同，他無法提供萬用處方。雖然提霍勒沒有萬用處方，但他的研究方法是有SOP可循的。首先，他先了解特定產業的特性與其中的爭議，然後用賽局理論的工具，分析政府不干預與干預的差別，最後，他提出能讓政府了解的政策建議。例如，京都議定書簽署國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談判破裂後，他分析談判沒有進展的原因，是各國對於如何衡量與管制排放量沒有共識、各國政府缺乏使命感，以及彼此缺乏互信。然後，他極力呼籲，千萬不能因此而將談判拖延到2020年，原因是拖延不僅使各國在未來幾年缺乏降低排放量的誘因，甚至會讓這幾年排放量上升的國家，在2020年的談判中，占到更多好處。他以賽局模型，嚴謹地說明他的看法後，再以淺顯的文字，提出他的政策「路徑圖」，其中包括談判的規則、如何處理已開發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爭議、要用碳稅還是碳權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提霍勒務實的一面。

提霍勒的老師麥斯金是2007年諾貝爾獎三位得主之一，主要貢獻是機制設計，也就是透過設計賽局，來達到所要的結果；其中兩個關鍵條件，是機制需能吸引人參與，並且與參與者的誘因相容。提霍勒所設計的路徑圖，就是個機制，如果機制無法提供與各國利益相容的誘因，光憑道德訴求，絕對無法改變大家的行為。

許多人憂心台灣的經濟，政府雖不斷推出新的政策，但往往遇到批評與反彈後，官員便無力為政策辯護，即使勉強推行，也無法達到好的結果。負面回饋持續累積，使政府官員日趨保守，但求無過，不敢求功。雖然經濟學家對於政府能否應付景氣循環，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應該都同意，有效率的政府是有助於經濟的。要提升政府效能，我們應可從提霍勒的思考方式，得到一些啟發。他的中心思想是，任何政策一定要能考慮到受影響者的誘因。這些受影響者，除了自身利益受到政策影響的人，也還包含執行者；要學習提霍勒教授的思想，並不需要高深的數學，只要記得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事情，並做出正確的反應，政府政策才有成功的可能。

中央社訊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80696.aspx#.VicHutIrJpQ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霍勒（Jean Torile）20日在亞洲大學演講，臺北大學校長何志欽、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紀志毅座談，話題圍繞氣候變遷、敘利亞難民，以及企業水平整合、垂直整合的影響等問題。

亞大校長蔡進發校長關心如何使用產業經濟學及賽局理論，分析氣候變遷的問題。提霍勒教授回應說，我們可以使用賽局理論來分析氣候變遷，廠商在排放二氧化碳時，是全世界共同承擔；若廠商必須負擔百分之百的成本，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時，廠商可能會期待別人減排，自己卻不這麼做，此即為不平衡的賽局理論。

提霍勒教授進一步說明，經濟學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要對碳制定價格，一種為碳稅，另一種為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機制，此機制即去計算碳排放的總量，制定碳排放交易的許可。若廠商需要排放碳，需花費購買許可；若不需要排放碳，可透過販售碳排放的許可來獲利。經濟學家的結論是，每個國家均應制定較高的碳價，並設定轉移的機制。

「關於敘利亞難民的問題，其他國家與地區該如何看待？」蔡校長提問，霍勒教授答說，移民是國家的機會，因為移民當中包括了專業的勞動力，並且會增加稅收。移民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德國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移民有助於改善這個問題；政府必須接納移民，並協助就業，否則移民會變成社會動亂的原因。

劉憶如教授問：「日月光與矽品分別是世界上最大與的三大的晶片封裝廠，其水平整合後是否有優勢？」前一陣子，鴻海試圖進行「垂直整合」則沒有成功。提霍勒教授答說，兩家公司進行水平整合必須考慮是否對於價格有所影響，垂直整合要看是否有阻絕市場的危險。有時「惡意併購」而言有時是好事，尤其被併購的公司原來就管理不善，但究竟好或不好要視個別案例而定。

何志欽校長說，美國實行好幾期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利率較低，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提霍勒教授答說，國家應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但不是無所不在，不需要插手經濟，只需制定規則，並擔任裁判的角色。

「美國與中國分別組成各自的自由貿易聯盟，台灣處在中間地帶，應如何因應？」提霍勒教授再度回應說，許多人反對自由貿易，尤其是輸家特別想抵制自由貿易；在西方，自由貿易是有益的，因為有效率的公司反而會成長；但沒效率的公司反而會造成失業。提供勞方的訓練，對於自由貿易之實施是很重要的。數位時代之後取代了很多工作，以後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博士，因為都可以由電腦來進行分析。很多舊有的工作逐漸消失當中，我們必須把自己準備好，因應好未來。

紀志毅教授提到，台灣政府習慣選擇具有發展之產業給予支持，以大師的觀點，這樣的方式成功機率高不高？

提霍勒教授答說，政府的一些補助產業政策的確是有效的，但很多產業政策是不公平的，可能會造成產業政策的失敗；若政府手中掌握的資訊不足，可能會造成制定政策的不公平。大部份經濟學家都是反對產業政策的，但不管喜不喜歡，產業政策一定會存在。如何制定良好的產業政策？第一，應有獨立的產業專家意見來協助制定政策；第二，需要不斷做評估；第三，補助特定產業時，不要偏袒任何公司；第四，需要制定落日政策，若政策的方向是有錯的，應有退場機制。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以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為主，過去一直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市占率，多項產品都居世界領先地位。然而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扶植其半導體、面板及本土零組件產業的發展，所謂「紅色供應鏈」正儼然成形且來勢洶洶。對於這股「紅潮」，懼怕者有之，悲觀者有之，但我們不可能去阻止別人的進步。從正向來看，我們應該將「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視為刺激台灣脫胎換骨的契機，好好檢視一下自身條件的優劣，加強我們自身的競爭力。

台灣中小企業林立，即使是各產業的老大，以全球的眼光來看，規模都不算大。如果我們能將一些同性質的公司合併在一起，等於人才、技術、資金、市場都加倍了，競爭力自然可以提升。以往國內對於併購這種商業活動並不熟悉，多少也都懷有負面的想法。事實上，併購是企業成長一個健康而正常的管道，不管是「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或是同類型產業的「水平整合」，一加一往往可以發揮大於二、甚至大於三的效益。當年聯發科併購晨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兩家公司化敵為友，增加了業務量及商業規模，合體之後更具國際競爭力。今年公司又併了四家IC設計公司，擠身全球四大IC設計之列，可以和Qualcomm、 Broadcom、 AMD等平起平坐，達到併購的最高效益。去年全球的併購風潮方興未艾，歐美都創了新高，中國大陸、韓國等地的產業也都積極進行整併，台灣的企業如果還在單打獨鬥，不知借力使力，那麼面對全球合縱連橫的勢力，將會非常辛苦。

再者，我們一直認為台灣人在面對中國大陸議題上，常常會「見樹而不見林」。競爭沒有分顏色，在這全球化時代，即使沒有紅色供應鏈的威脅，也會有別的競爭者來掠食台灣的大餅，難道我們只要在意「紅色供應鏈」的存在，而不用去關心其他的競爭者？難道只有中國本土廠商才是競爭對手，歐美日韓大廠的擴張及攻城略地就不是問題？或許長久以來「恐中」、「懼中」、「拒中」的心理因素，導致我們專注於「紅色供應鏈」的危機，反倒忽略了還有其他藍色、黃色、黑色、綠色供應鏈正在虎視眈眈。事實上我們應該以平常心視之，它也只是全球競爭勢力的一支，就在商言商的去競爭、對抗，甚至合縱連橫、策略結盟，只要有利於台灣整體發展的，我們就去做，以「無色」的眼光來看待全球產業競爭。

當然追根究柢，根本之道在於我們自己夠不夠力。如果沒有競爭力，面對那一種產業鏈都只有失敗的命運，也無法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立足。金庸名著「倚天屠龍記」張無忌所練的九陽神功裏有一句話，「他強由他強 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 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只要我們自己強大，又何懼於各種危機？好好修練內功，增加自己的實力，就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因應之道，不論政府或企業，大家應該把握時間，積極努力，共同為台灣開拓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