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行政院廢除已實施四年多的「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而與此同時卻又研擬四年兆元的擴大內需方案，以台灣今日財政困難的情況，廢掉一個撙節國庫支出的預算審查原則，又擬以特別預算大肆舉債建設，這無異置國家財政於危境，不可不慎。

總統蔡英文在去年就職演說時曾指出：「我們的財政並不樂觀。」既知財政不樂觀，理應審慎因應才是，但令人不解的是，近期行政院左手廢除一個可以撙節建設支出的方案，右手卻提出一個兆元的擴大內需方案，如此氣派的施政，完全看不出「我們的財政並不樂觀」。

論者或謂，我國政府債務5.3兆元，距公債法上限還有1.17兆的舉債空間，足可舉債以進行公共建設。但殊不知這5.3兆僅是指中央政府一年以上的長債，若加上逾8千億的地方政府債務，逾3千億的短債，再加上非營業基金的7千億債務，合計我國政府債務已超過7兆元，占國內生產毛額（GDP）已達43％，財政之嚴峻，不言可喻。

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年年赤字，入不敷出，已到了非釋股、賣地、舉債便無法度日的地步，以致債務快速累積，若不加以節制，歐債危機必將在台灣重演。也正因為如此，即令全球金融海嘯時期，為提振經濟所舉借的債務不過五千億，而在全球景氣正值復甦的此刻，府院居然還要提出兆元的擴大內需方案，完全不顧國家財政的困難，再者這些舉債額度一旦用完，來日如果遇上全球性大蕭條，如何籌得財源振興經濟？難道要再修《公債法》調高舉債上限嗎？

我們相信總統去年就職演說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真得瞭解我國財政不樂觀，既是如此，府院的施政就該讓有限的預算做更多的、更有效率的建設，把一塊錢當兩塊錢用才是，果能如此，非僅可以降低中央政府財政負擔，也可以擴大公共建設的能量，同時還可以避免浮濫支出蓋出蚊子館、蚊子馬路。而要達成財政穩定及擴大建設這兩項目標，過去四年所實施的「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便是一個極好的預算審查準則。

所謂「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就是要求各機關提建設計畫向中央政府要錢之前，要先研究計畫可能創造的效益，然後將這些效益轉為建設經費，如此一來建設的自償率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也得以輕省許多，有限的預算便能夠做更多的建設。

簡而言之，這個「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就是外部效益內部化的概念，讓公共建設產生的效益不再歸少數地主享有，而是轉為建設經費，過去國父講的「漲價歸公」，在這一預算審查原則下，大抵得以實現。公共建設不論是行政特區、博物館、捷運或馬路的建設開發，經常會使得週圍的土地價值、容積率為之提高，然而使其提高的是政府而非民眾，因此將建設創造的效益回饋到建設本身，非僅合理，且符合公平正義。

這項公共建設預算審查制度於2012年7月獲行政院核定實施以來創造不少效益，2014年底經建會表示：「這一新的預算審查制度推動近三年，在外部效益內部化之後，讓淡海輕軌、高雄輕軌、機場捷運延伸至中壢、阿里山林業村、台南及雲林榮家設施環境總體營造等18項公共建設計畫，平均自償率皆升至39％，總計為國庫撙節了1,200億元。」

詎料，近期國發會（昔日經建會）竟以「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已達成階段性目標，而決定終止此一實行四年多的預算審查制度。我們實在無法理解，若「外部效益內部化」是正確的，且執行多年來也已見成效，自然該推而廣之，怎麼會達成階段性目標就喊停？更何況如今政府負債七兆，又要研擬兆元擴大內需方案，要同時達成兆元建設能量，又兼顧財政安定，理應推廣深化「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才對，怎麼反過來終止這項審查制度？莫非府院認為我們蚊子館不夠多，還要多蓋些不成？或者認為我們財政很樂觀，債多不愁？

我們認為，行政院提兆元擴大內需與廢除預算審查制度，兩者並行勢將讓政府支出更為浮濫，投資台灣本欲造福台灣，結果反而帶來災難。試想，隨著低利率時代結束，七兆負債的債息支出必然擴大，若再加上兆元擴大內需也以舉債為之，未來幾年財政壓力實難想像。

蔡總統就職演說時已體認到財政不樂觀的事實，去年稅收雖有超徵，但相較於七兆負債，超徵數實屬杯水車薪，財政不樂觀的局面並未改善，展望未來，非僅沒有改善，更有加劇的隱憂，而沒有安定的財政，經濟社會勢必動亂，歐債危機足為借鏡。

綜上所述，若下世代基礎建設不可少，在兼顧財政安定及避免浮濫支出下，就該速速恢復「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這一預算審查制度，如此或可創造雙贏，願蔡總統深思之。

國際金融未來走向持續動盪，在此國際政治經濟情勢變幻莫測之際，工商時報及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特邀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專家、企業經驗豐沛的鉅子舉辦論壇，深入剖析國際經貿動態與趨勢，於數位科技來臨的當下，思索面對產業轉型的前瞻策略，因應國內經濟、社會的「新常態」，為掌握全球趨勢從長計議，為台灣把脈。

時間: 10月22日 9:00-17:00

地點: 台北市萬豪酒店五樓 萬豪一廳(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99號)

議程

主辦單位: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工商時報

協辦:財團法人劉大中先生教育文化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俞國華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贊助: 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

聯絡人:02-2306-5297轉307黃小姐

傳真:02-2306-7783 電子信箱:yucc@yucc.org.tw

國際金融未來走向持續動盪，在此國際政治經濟情勢變幻莫測之際，工商時報及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特邀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專家、企業經驗豐沛的鉅子舉辦論壇，深入剖析國際經貿動態與趨勢，於數位科技來臨的當下，思索面對產業轉型的前瞻策略，因應國內經濟、社會的「新常態」，為掌握全球趨勢從長計議，為台灣把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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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20前夕，金管會發布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雖然部分人認為突兀，但仍佩服前主委的苦心與努力。記得3個月前我曾受邀對白皮書初稿提供諮詢意見，當時我對草案中的8大目標及8大願景，曾表示為凸顯重點，避免備多力分，不妨將內容濃縮為4點：1.為有效監理，金管會與中央銀行合併，2.活潑資本市場，金融稅制合理化，3.為培養人才與技術，建立以台灣為主的理財平台，4.因應高齡少子社會，擴大信託業務的範圍與範疇。

金管會對此政治不正確的建言，或許一時難以消化，故事後發布之白皮書僅包涵部分內容，唯就其中表面無足輕重但卻較急迫務實的信託業務，願做進一步的補充。

民國85年（1996），信託法以民法特別法的態勢出現，中華民國首次有信託觀念，至今已滿20年，其間因信託業法（2000年）立法及兩法持續修正，我國信託法制已大致成形。但信託是否有正常的發展？國人有無正確的認識？則有疑義。只要看10多年來國內無專營信託業者（僅由銀行兼營），而兼營的銀行信託部其8、9成營收來自販售基金，即可看出信託行業的怪現象。究其原因，與當時央行策略有關。民國74年中央銀行為去化迅速累積之外匯、舒緩升值壓力，除陸續放寬外匯管制的規定外，更於年底宣布民眾得以「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方式」進行資金運用，這一原屬財政部證管會的職掌，卻由央行宣布，我當時為銀行業者，心中難免納悶。而當年證管會為確保所謂「信託」的純粹化，也相對發布禁止信託業推介等規定，使原無信託的社會，對信託觀念更加模糊，此一現象也未因信託法及信託業法的陸續問世而有導正。雖然央行之後多次修訂其函令/辦法，包括配合信託法將「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改為「特定金錢信託」，但民眾對信託即基金的偏差認識，一直未有明顯的修正。

及至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國人不少受困於連動債糾紛及爭議，其基本法律關係仍係「特定金錢信託」，在爭議持續擴大中，央行於2009/6修訂外匯管理辦法，將沿用約24年的規定，停止適用，而僅留下金管會的相關法規留供銀行信託部繼續辦理俗稱基金的特定金錢信託。

西元2000年，台灣正式邁入老年化社會，卻也提供國人重新認識「信託」的機會。老年化有兩大原因，一是高齡，一是少子。「高齡」會使老人身心體力趕不上財力，空有財產但可能因體能、心智退化，而無法正常運用，甚至遭人侵占；「少子」引發老人無人照應、子女揮霍無度或繼承人稚齡弱智等顧慮，凡此都有利用信託機能予以緩解救濟的機會。但不容否認，國內目前因信託業務用兼營方式，人才及資源不易有效運用，而信託的範圍每限於單純之付款，不足應付老人的現實需要，眼看2018年我國即將步入超高齡社會，具體建議新政府如下：

1.修正信託業法或保險法，使保險業亦得兼營信託，並與保險養老、年金等商品相結合（目前僅銀行/證券業可兼營信託，保險業只有保險金信託），使高齡信託能更多元活潑。

2.基金投資未必需要以「信託」方式為之，折衷之計至少應將基金銷售放在信託部外，如此才能集中信託人才及資源，也可真正看出「純」信託的績效。

3.開放信託業承作「支付」以外的相關服務，定期支付固是老人基本需求，但老人也恐懼身心出問題後金錢是否用於原先的信託用途，而相關服務，例如：定期探視了解老人有無被適當照顧，較可確保定期支付符合原信託的宗旨。固然信託制度下有監察人、遺囑執行人的設計，但畢竟該等人士熱心有餘，專業經驗恐不及業者。

以上芻蕘之言，算是新政府迎接信託法20周年的生日禮物吧！

尤有甚者，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大陸紅色供應鏈節節進逼等二大棘手議題，更使這波經濟的復甦，面臨循環性及結構性調整的雙重壓力。面對上述二大問題，政府遲遲未能端出妥善因應對策。例如面對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成為全球最老化的國家之ㄧ，人口老化所需的福利、補助及長期照護的資金，都苦無著落。在大陸紅色供應鏈的衝擊上，相對於大陸，台灣企業規模較小，又缺乏國家政策的補貼介入，人才的薪資及分紅配股的配套，明顯不如大陸，在網羅人才、留住人才上陷入不利的困境。同時，在購併、合併以擴大規模上也無法得到政府奧援，致大陸廠商藉由惡意挖角、購併而得以後發先至，廠商也束手無策。

缺乏資金、政策工具、法規鬆綁又遲遲缺乏進展下，台灣產業無法塑造快速的結構轉變，欲扭轉兩岸龜兔跑的不利局面，將遙遙無期。

展望未來，在法規鬆綁上，大陸允許灰色地帶創新有緩衝期，一旦成功，再透過法律的框架再規範，值得台灣借鏡。其次，產業化的思維很重要，以長期照護為例，大陸倡導醫養合一，由營建業者、開發商主導，在資金充足下，人才、技術到位，再精緻商業化模式。反之，台灣法規太嚴謹，擁有資金的保險業者無法投入，祇能以小規模方式介入，且在法規桎梏下，市場破碎、喪失先機。

其次，購合併基金及類主權基金的成立以因應大陸紅色供應鏈及人口老化，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在政府面臨舉債上限，產業政策使用面臨制約，必須有額外經費及嶄新政策工具，才能加速結構轉型。

雖然購併基金在經濟部的努力下，已有200億元新台幣的規模，但此ㄧ金額祇能促成規模不大企業的合併、購併，而無法針對大型企業的轉型有所突破。在主權基金方面，為了因應人口老化，澳洲已透過礦稅、碳稅的預算成立主權基金，企圖利用基金孳息來因應人口老化問題。至於在供應鏈整合上，德國工業4.0計畫及美國再工業化背後均有主權、購併基金的影子，透過基金的協助才能加速供應鏈的整併並提升競爭力，才有能力因應全球產能過剩、科技快速變遷、大陸製造業的節節進逼及創造更多高階的就業機會。

不過，主權基金、私募、購併基金在台灣常被汙名化，但目前主權基金在全世界均相當盛行，除中東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外，荷蘭、挪威、澳洲、德國、日本也方興未艾，且並非以高獲利為主要考量，不少主權基金背後也有產業政策的考量。其次，為了避免政治力介入，國家祇以基金董事身分來規範基金的正常運作，執行長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管理趨向透明、監理，所有投資、合夥對象、利潤分配及回饋鄉里。如此，可以避免政治力介入及提高金融監理密度。同時，由專業人士擔任獨立董事，相關的配套可緩和國人的疑慮。

面對人口老化，紅色供應鏈的崛起，政府必須即時因應，但在缺乏資金、政策工具的因應下，祇能提供漸進式的創新、改變，無法扭轉兩岸龜兔賽跑的困境，針對法規鬆綁及主權、購併基金等嶄新政策工具應有更積極的作法。否則祇能在全球競爭的賽局中，祇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手一一快步超越，而台灣卻祇能瞠乎其後。

不過，TPP協議仍需經各國國會批准才會正式生效，以美國來說能否過關就不無變數，美國國會最快也要等到明年初才會進行表決。

美國於2008年提案催生TPP，2010年3月展開談判，終於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最後一回合談判傳來好消息，達成原則上取消所有關稅、進行自由貿易，並在投資與智財權等多項領域制定統一規範的協議。

美國貿易代表佛洛曼（Michael Froman）美國時間周一早上正式宣布達成TPP協議，日本首相安倍則經由參與談判的經濟大臣甘利明報告證實達成「廣泛協議」。

TPP有12個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墨西哥、智利、秘魯、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與汶萊，總經濟產值占全球經濟的40％，影響層面深遠且鉅大，從起司的價格到治療癌症的成本都會因此改變。

在幾個關鍵的議題方面，針對生技藥品專利保護期吵最凶的美國與澳洲最後達成協議，保護期至少5年最長不超過8年；加拿大與日本則同意開放本國乳品市場，紐西蘭也說服美國增加牛奶製品的進口。

TPP達成協議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而言是一大勝利，不但可刺激美國經濟成長與強化具優勢的產業競爭力，同時成功連結太平洋地區主要的經濟體。

相反地，中國被視為是最大的輸家，由於TPP的正式結盟，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不過，歐巴馬接下來的考驗將在於如何獲得分裂的國會對TPP協議的支持，民主黨內支持歐巴馬貿易政策的議員本來就屬少數，向來親商的共和黨由於適逢總統大選因此立場仍不明朗，國會最快要等到明年初才會就TPP協議進行表決。

經部：盼加入TPP第2輪談判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於台北時間昨（5）晚宣布達成「原則性」協議。經濟部昨發布新聞稿指出，我樂見TPP成員歷經5年談判，達成一個具有高企圖心且全面性之協定；台灣身為亞太區重要經濟體，盼能成為TPP第2輪談判成員，否則對對亞太供應鏈將有負面影響。

外交部也指出，馬英九總統已多次宣示我將爭取儘速參與TPP。鑒於參與成員需高度經貿自由化，政府已積極推動並完成我國經貿自由化落差盤點工作，相關部會正就後續須調整項目研擬配套措施。

外交部將爭取各國支持我加入TPP第2輪談判，並與經濟部等部會共同努力，儘早達成加入TPP的政策目標。行政院長張善政昨出席「加入TPP、RCEP對生技新藥產業之契機與挑戰」論壇時表示，加入國際組織有利有弊，既對產業有益處同時也帶來刺激，部分會喪失保護，長期來看，將是刺激產業進步成長之動力，他也說，若下輪談判台灣無法加入，猶如自己獨自一人關在小房間內，不跟別人來往，「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立法院長王金平說，目前國內生技產業上市櫃公司產值外銷僅占30％，若想達2021年總產值4兆目標，勢必得擴大國外市場，如果未加入TPP、RCEP等國際組織，產業發展阻力加大。為讓台灣經貿法規與國際接軌，有必要進行法規鬆綁與調和，他呼籲行政部門提出相關法案，立法院將儘速審查通過。

經濟部強調，自去年起，相關單位已積極進行準備工作，以高標準的美韓FTA為基礎，檢討我國法規與國際規範的落差，行政院8月中旬也公布盤點結果。一旦TPP文本公布，經濟部將會同相關部會、國外律師事務所、國內4所法律研究所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等共同組成團隊，在現行盤點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檢視我國經貿體制，以此與TPP成員國展開談判預作準備。

不過，北京的研究機構有兩項新研究表明，雖然中國民眾依然安於現狀——儘管並不總是十分滿意——但習近平卻面臨著不滿情緒帶來的一股持續暗流：收入、教育機會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不平等。在經濟繼續疲軟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壓力可能會帶來麻煩。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的2015年度報告稱：「將來，中國社會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該報告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撰寫。

「在我們國家財富總額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報告中寫道。「這不僅是體現在收入和財富兩極化上，在教育、衛生和其他社會保障領域也能清楚地觀察到不平等。」

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一直表示，當務之急是克服這些社會不平衡。但這份報告提醒人們，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報告根據一項年度調查的結果撰寫，涵蓋了逾3.5萬名成人和1.3個家庭。

「這些問題需要得到有效的解決，」文中提到。「否則，它們很可能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項研究引起了不少反響。有新聞報道引用它的結論：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國內財富，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1%。其實這一發現已在去年的研究中體現了，而今年報告的重點是獲得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的機會。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決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別是父母的教育程度，這是所有社會共有的。但在中國，政治特權也是重要因素。父親是否為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幾乎必須是黨員——是你教育程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研究發現，甚至對於在鄧小平以市場為本的政策下於1980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而言，情況也是如此。

「父親是黨員也對個人的教育年限有明顯的正面影響，」研究報告稱。（研究發現，母親是否擁有黨員身份沒有明顯影響。）

研究還發現，雖然對女生的歧視有所減弱，但這仍然是影響她們接受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學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農村和小城鎮居民，醫療機會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滿情緒的一個原因。這些地區的醫療保險覆蓋面較窄，醫生和醫院也較少。

這項調查發現，中國政府在擴展醫療保險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醫保，但通常不及許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優厚。而且，女性比男性獲益少。

「女性、農村居民和低收入群體享有的醫療補貼較少，自付比例較高，」文中指出。

組成中國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管理人員、白領員工和業主既承載了國家領導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們的焦慮。如果這群人的規模、收入和滿意度增加，中產階級可以持續成為共產黨統治的穩定支柱。但是，倘若這群較為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城市階層變得不滿，那麼黨對權力的掌控便可能會削弱。

北京大學的研究說明，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似乎在大多數情況下安於現狀。就算考慮到很多中國人可能不願意批評政府，儘管是在調查里，也沒有依據表明較富裕的城市居民有意挑戰黨的統治。

研究發現，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階層」的應答者當中，60%對當地政府的表現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認為屬於最底層級的人當中，這一數據則為48%。

「比起工薪階級，特別是國有部門的員工，中國中產階級對於貧富差距、官員可信度和政府表現的評價更為正面，」文中指出。「中產階層有望成為社會穩定力量。」

但這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覆蓋逾3000人的另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中產階級要比社會其他成員更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

此項調查自2014年底開始進行了12個月，結果發表在社科院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上。調查發現，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中產階級應答者當中，42.%的人表示，會與身邊人討論政治。只有27.7%的非中產階級成員做出同樣表示。

王宇收斂了鋪張行為，這是上海消費者在面對不明朗的經濟前景時可能縮減開支的一個例子，對更廣泛的中國經濟再平衡之說具有含義。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部門“投資參考”(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股市暴跌，事實證明中國商業首都上海的消費者們依然保持活力。一項覆蓋全市的消費者調查發現，過去12個月中，他們每個月平均支出4959元人民幣，而全國城市地區的平均值為1737元人民幣。上海消費者日益青睞優質膳食和外國產品，近7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12個月中曾出過國。

但上海消費者的故事正在出現裂痕。熱愛購買奢侈品是上海人最顯著的消費特徵，但他們在奢侈品上的支出或許正在逐漸減少。盡管53.2%的受訪者聲稱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在奢侈品上的支出，預期支出的平均值從之前12個月的7596元人民幣降至6454元人民幣。

此外，僅有18.7%的受訪者說他們打算在未來12個月增加支出。在富裕的居民中，60%的人聲稱他們打算保持支出穩定不變，而全市消費者的這個比例為58.4%。

他們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43.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計經濟在未來12個月將惡化，僅有36.7%的受訪者認為會好轉。

上海市民或許還將繼續支出，該調查也發現了關鍵的一點——他們的收入還在上升。但是，這種謹慎的意味更加糾正了一個普遍觀念，即中國消費者將在傳統增長引擎放緩的時候拯救國民經濟。

已經被接受的說法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相對平穩的再平衡，逐漸減少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依賴，而消費者支出將填補空缺。

然而這項對上海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調查，以及越來越多的相關數據表明，不管大肆宣傳的官方月度零售銷售指標上升表明瞭什麽，傳統行業的放緩正在對中國的消費者支出產生影響。

中國消費者還遠遠談不上填補缺口和支撐增長，他們的支出意願將持續減弱，直到建築業等行業復蘇。

未來的王太太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經濟放緩的受害者。

另參 <光棍節不能證明中國經濟轉型成功>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4817

余紀忠基金會昨天起舉辦一系列「實在年代 迎向永續」的研討會，余紀忠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指出，台灣過去經歷許多困境，目前需要「實在做事」的力量，需要政府和民間實實在在面對問題，共同解決，這樣才能迎向永續。

李鴻源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為題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他認為，當前政府面對極端氣候的災害威脅，首要就是國土規畫。國土規畫不單是土地的合理開發、分配和利用，必須扭轉社會的價值觀，重視整合和溝通協調。

他也說，國土監測需要基本資料，目前仍是不夠。政府需要改變現有運作模式，除了跨部會合作，也要學習荷蘭的經驗，加強與民間建立夥伴關係。台灣未來需要儘速整合國土監測、防災潛勢圖、公共建設、民政系統等需要，與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配套思考。

以台北地區為例，都市人口高達八百萬，從防災、水資源、碳足跡與生活品質的角度是非常不利，這必須配合都市計畫和住宅政策，讓人口可以往周邊鄉鎮疏散。

他認為，台灣社會要有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包括打造夥伴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其中法令法規也需完備健全，以水資源為例，除了開源，也要設法節流。內政部目前研擬修改建築規範，未來公家機關建築物，必須都要有省水設施，這樣才能達到節水的目標，有效運用水資源。

至於敏感的水、電和油價，他認為，台灣處理相關議題常常淪為政治風暴，政府到最後也都不敢碰，能源稅也是提了一下，就趕緊收場。但台灣有超過九成的能源仰賴進口，電價是全球第二低，水價是第四低，水價這樣便宜，如何推動節約用水？如果不面對合理調漲水電價問題，想要談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都是無解。

最近各黨團都提出國會改革方案，民間監督團體也提出不少建議，但這些改革方案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這些年來，台灣民主體制運作失靈的主要根源在行政、立法關係嚴重失衡。

立法院慣例 台灣獨創

近年來，一方面立法院不斷片面擴權，將自己的制衡權力無限上綱；另一方面，立法院淪為委員撈取個人資源的政治競技場，多數委員無意投注心力於法案審議。其結果是，立法績效與立法品質極其低落，帶動社會進步與提升國際競爭力所需的關鍵立法長期卡在立法院。個別立委為了滿足背後支持者的要求，動輒向行政機關提出需索或施壓，導致行政權的運作支離破碎。而國家的行政體系資源、精力與士氣又不斷被損耗，社會菁英更普遍不願出任公職，就是因為擔心在立法院受到屈辱。

與歐美民主國家的國會運作相對照，立法院許多議事慣例都是台灣獨創而全世界所無。例如黨團協商機制將正常的委員會機制架空，議長主導下的密室政治，完全違反了代議民主與民主問責的基本原理；又如，採取冗長的總質詢制度，只是為滿足每一位立法委員的問政需求；還有，國會議事經常都是在未足法定開會人數的情況下進行，委員簽到後就可以早退，委員會審議法案時實際在場人數只剩下3、4人的情況非常普遍；此外，只有我們國家允許電子媒體攝影機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議事會場，為了衝收視率的電視台與急於作秀的立委形成緊密共生關係。可悲的是，台灣民眾對這些憲政亂象已經見怪不怪，政論節目也把這種病態視為常態。在不知不覺中，民主治理品質不斷被耗損，台灣更付出鉅額的社會成本。

行政權早已失去對立法的主導權。任何法案除了行政院版本外，個別委員都會提出各種替代版本與修正提案，然後全部併案審查。行政院版本如果有幸進入三讀，也一定被修改得體無完膚，更多的政府法案是胎死腹中。許多財經法案中的關鍵條文經常被抽梁換柱，在這些個別立法委員提出的修正案背後，經常可以看到金主與利益團體的身影。

在歐洲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國家，政府提案一定享有優先審查的待遇。在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雖然個別國會議員經常主動提案，但內容一定經過國會法制顧問的過濾，而必要時總統還可以動用否決權。

立法壓行政 明顯失衡

立法院對於行政官員的精力與士氣的耗損更是驚人。全世界沒有一個正常民主國家會讓日理萬機的行政首長耗費如此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滿足個別國會議員的政治表演與選民服務需求。在典型內閣制國家，內閣需要赴國會接受反對黨詰問的次數與時間都有嚴格限制，通常每個星期加起來頂多是數個小時。進行總質詢時，反對黨一定是派出擔當影子內閣的資深議員發言，與內閣進行旗鼓相當的政策辯論；絕不可能出現個別議員荒腔走板演出的畫面，絕大多數資淺議員也只能在一旁靜坐觀戰。

對照於美國的三權分立，我們的失衡狀態更是明顯，美國的行政部門首長親赴國會的次數屈指可數。例如，2015年一整年，美國國務卿凱瑞僅僅6次應邀親赴國會聽證，其中4次是分赴眾院與參院，各半天。還有2次是為國務院預算審查而赴眾院備詢。聯準會主席葉倫也僅僅4次赴國會報告與備詢，其中2次是每半年向國會提出貨幣政策報告的法定義務。至於各部會次長或署長赴國會聽證的次數就更少了。

所以美國國會雖然發揮了制衡功能，但不會影響政務的正常推動。部會首長每次赴國會聽證都是重頭戲，準備發問的國會議員都一定做好充足準備，新聞媒體也一定派出有專業素養的資深記者深入報導與分析。我們的很多立法委員問政都是即興演出，電子媒體報導喜歡採集戲謔畫面，相較之下形同兒戲。

過去十幾年來，立法院在院長帶頭下不斷創立新的問政慣例，讓立法委員有機會要脅部會、分食行政部門的資源大餅。席次減半更助長個別委員的威風，少數人可以在委員會裡興風作浪。無分藍綠所有立委都享受到國會片面擴權的甜頭，而且胃口愈來愈大。

少數立法委員可以在總預算審查過程中偷偷夾帶千奇百怪的附帶決議，並動輒凍結特定預算科目，藉此要脅部會。2、3位委員就可以輕率在委員會提案通過沒有拘束力的決議，卻要求行政部門把自己雞毛當令箭。行事風格大膽的委員甚至將部會次長或司長直接約到自己的辦公室，當著廠商與金主面前「喬」事情。

難怪許多企業老闆、產業公會、職業公會都逐漸明白政治獻金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因為透過立法委員可以脅迫行政機關，可以幫自己偷渡條文，或在關鍵時刻阻擋下對自己不利的法案。現在甚至可以透過立委提前施壓，讓法律草案還沒有踏出行政院大門，就已經被迫轉彎。

紀律蕩然 政治馬戲班

我們的立法院一向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立法院早已是紀律蕩然無存的政治馬戲班，各種自律機制形同虛設。我們立法院只缺一棟像樣的國會大廈，但是在委員薪資、特權、辦公費與助理人數配置等方面，均明顯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即使在美國，也只有聯邦參議員的待遇與配備超過我們立委。但美國的人口是台灣的14倍，國力是我們的30倍。

現在部分立法委員還醞釀立法院擁有調查權，可以任意傳喚社會人士到立法院作證，並對不合作的證人課以藐視國會罪。在台灣這樣一個認同撕裂，民粹氣焰高漲，網路媒體助長社會情緒暴衝的政治生態下，國會調查權很容易被濫用，我們必須記取50年代「麥卡錫時代」美國國會濫用調查權進行誣陷與整肅的歷史教訓，防止其在台灣重演。

要矯正國會亂象的第一步是將立法院的席次恢復到200席以上，而且其中半數以上是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其次是行政權要挺起腰桿，透過樹立新的憲政慣例與大法官釋憲，畫出清晰憲政分際，拒絕違憲違法的國會決議，不容許立法權直接干預行政權運作，更要維護行政官員的起碼尊嚴。還有，電子媒體攝影機必須撤出國會議事場地，改由祕書處集中提供轉播畫面。釜底抽薪之計，是回歸內閣制的憲政設計，讓行政權與立法院多數直接聯結，政黨菁英都進入立法院。

問題是，國會今日已經成為民主轉型除三害之後的周處，我們可以期待食髓知味的立法院洗心革面、自廢武功嗎？（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金融研訓院10日舉辦「台灣人才培育及流動問題」研討會。

許嘉棟致詞時表示，台灣公部門人才流向私部門，攸關公部門的效率，人才流失的國家、廠商、產業等，在發展、績效及競爭力都有負面的影響。

許嘉棟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在台灣的法規制度下，不僅吸引外籍人才困難，公部門往私部門跑，人才流失嚴重。他說，公部門的待遇低於國營企業，又低於私部門，可想而知造成人才流失問題。

匯豐（台灣）銀行人力資源處負責人陶尊芷則在演講時表示，台灣金融人才流失也很嚴重，像是流失到其他產業，主要原因在於薪資調幅比其他產業低、工作沒榮譽感及法律規範易造成金融業人員觸法風險高。

陶尊芷說，金融人才也向海外流動，原因在於金融業人員國際學習成長機會不多、國內企業的規模也不具吸引力。

陶尊芷表示，台灣金融市場無法吸引外籍人士原因，外籍人士工作申請限制多，像是外籍人士申請工作證申請時間冗長、薪資沒有競爭力、所得稅率偏高，及許多金控公司都是由家族管理，傳統家族文化較深，若要吸引外籍人才，需要提升。

做任何決策，都必須在多項目標中作適當的取捨。政府在企業經營體制的決定上，所面對的主要即是效率與公平二目標的取捨。各國經驗顯示，公營企業的經營績效普遍低於民營企業，鮮有例外；但是公營企業的利潤可歸全民共享，避免所得分配不均，而且較會配合政府政策、兼顧公益，則是支持公營者的主要立論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即曾據此而提出「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主張。而此一效率與公平孰重的爭議，也導致近三、四十年來，海峽兩岸政府皆在應「發達國家資本」或是「發展私人資本」，或換言之，企業發展應走向公營或是民營的政策方向間拔河，時見游移擺盪的現象。

大陸的「國退民進」

中國大陸早期遵奉共產主義，不容許私有財產，所以沒有民營企業（以下簡稱「民企」）可言。在1978年開始推動經濟的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慢慢建立，個體戶與民企方逐漸出現；且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保護下，民企快速成長壯大，近幾年且出現了多家國際級的大型民企。相形之下，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導之企業（泛稱國企），因普遍經營績效欠佳，甚至不少已成所謂的殭屍企業。因此，大陸政府長期以來也持續進行國企改革；近幾年在十三五規劃的「去產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指令下，對不符效益之國企更予積極整頓。這是大陸所謂的「國退民進」之階段。唯中國並未放棄共產主義，故政治與社會上仍瀰漫著濃厚的共產與社會主義思維，以致國企改革與國退民進之路行來頗為坎坷。

「國進民退」之逆流

以2015年9月大陸國務院頒發的《國企改革方案》為例，該方案開放大型民企入股國企，以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此項改革的用意雖然不錯，但是除了引進民企資金，並不予參股者話語權或控股權，堅持混合所有制企業仍由國企主導。在此種政策安排下，民企雖不情願，卻不能不配合政策，參股國企，對國企挹注大量資金，排擠了自身的發展。

又在2018年前十個月，大陸主張國進民退的聲浪高漲。這些倡議者認為民企已完成協助經濟發展的任務，應該退場；甚至主張大陸應回到共產體制，消滅私有制。這種聲音並未受到黨政高層的遏抑，致令民企心驚膽戰，投資大幅下降。

另外，在「發展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政策指導原則下，大陸的市場經濟難以完全放開，經濟管制與政策指導或干預無所不在，人治色彩極重；而且金融體系尚不完善，民企難以取得充分融資。許多民企因此必須仰賴政府給予政策、機會、資源或資金，甚至必須與當權者或權貴子弟合作，方能取得某些業務經營權，或是成長茁壯。近期有位旅港大陸籍經濟學者之研究指出：大陸有無數民企藉著以直接或間接合資的方式，與大型國企掛勾，以取得國企的奧援，或藉此與黨政軍高層及權貴子弟建立私密往來關係，進而形成了不少以大型國企為核心的企業集團（State-Centered Conglomerates）。此類企業集團在大陸經濟體系中，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類民企在國企或政商關係之庇蔭或協助下，承平時期可獲得快速、順利的發展與豐厚的利潤，但是近幾年在習近平為了整飭政風與鞏固其領導地位，而雷厲風行地打擊貪腐下，中箭落馬的黨政軍與國企要員以及權貴不計其數，與之有所關聯的民企及其負責人隨同遭殃的也所在多有。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在2018年9月出人意表地對外宣布一年後將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外界揣測馬雲此一退休決定，背後原因或許多少與此有關，思以急流勇退求自保，避免遭到株連。

大陸高層力圖扭轉情勢

民企之活力與信心的淪喪，將使在諸多因素衝擊下逐漸下行的大陸經濟更形雪上加霜，故而大陸高層不能不出面「救民企」。習近平自2018年9月起，多次公開向民企信心喊話，表示將堅定支持民企的發展。10月以來國務院與一行兩會等中央權責單位，也持續召開一連串會議，除了重申對民企與中小企業之支持，並推出諸多有利於民企發展的具體措施，其中「保障民間企業家人身與財產安全」被列為施政重點之一。

大陸高層的這些努力能否有效挽回民企的信心，尚有待觀察。唯可確定者，在大陸的一黨專制政治體制下，人治色彩難除；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堅持，也必將使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在經濟體系的運作中永續長存且無所不在，故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之擺盪與拔河，未來必將持續。

台灣之省思

回頭省思台灣。自從在1990年代完成許多公營事業之民營化或半民營化（指名義為民營，但政府仍具主導權），也就是「國退民進」之後，台灣近二十幾年來罕見進一步的民營化措施。除了在二次金改期間將幾家公營行庫予以合併，政府不僅不曾再將國企予以民營化，對現有國企及半國企（政府仍具主導權的民企）的營運管理規範也少有鬆綁，以致影響了其經營績效、發展以及跟民企的競爭能力。我們也時見一些立法委員強力捍衛政府在半國企之持股比重，不容其下降，或讓半國企轉變成真正的民企。2018年10月間還曾有立法委員提出將國企之認定標準由政府出資逾50％下修至20％之構想。雖然此一擬議因普遍遭到反對而未能成真，但可印證仍有不少國人及民意代表存有國進民退之思維。

因此，我們在海峽這邊「隔岸觀火」，目睹對岸的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之爭正熾，有些人或許會為台灣慶幸，但是捫心自問，我們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老實說比對岸高明不了多少！

由美中兩國所啟動的全球貿易戰正方興未艾，逐漸擴大、升級，其後果可預見必然是美中兩國兩敗俱傷，且全球經濟與貿易一併陪葬。而在全球化下，各國的經濟金融連動，過剩的大量資金跨境快速移動，更使得國際金融面所將受到的衝擊，速度尤快、程度尤大。目前舉世關注的焦點之一，是美中的貿易戰會否觸發匯率戰？若引發匯率戰，那麼國際金融的動盪必將更大，全球經濟的震盪也將更難止息。

匯率戰有直、間接之分

所謂匯率戰，通常是指迫使貿易對手國的貨幣升值，或是使本國的貨幣貶值，以提高本國出口品的競爭力，進而協助本國的就業、生產與國民所得之作法。當許多國家競相採取貶值作法時，就是俗稱的「競爭性貶值」。

目前一般世人所關心的匯率，是與美元間的兌換率。若一國所採取的是央行不直接介入匯市的純粹浮動匯率制度，則該國貨幣與美元間的兌換率將主要決定於該國的經常帳與金融帳收支，以及美元的國際地位等三道市場因素。若經常帳與/或金融帳出現盈餘（赤字），將使該國貨幣對美元升值（貶值）；美元若走強（弱），該國貨幣即對美元貶值（升值）。惟若所採取的是央行會介入匯市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則影響匯率升貶的，還有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央行的政策意向，將左右對匯市的干預方向－阻升或阻貶，促升或促貶。

採行純粹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通常是以寬鬆的貨幣政策，透過使經常帳與金融帳收支惡化之市場因素，間接促成該國貨幣的貶值。因此，多國同採寬鬆性貨幣政策所形成的競爭性貶值，可稱為「間接性的匯率戰」。在2008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歐美各國競相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非常規的量化寬鬆與負利率等作法救經濟，即曾引發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間接性匯率戰。

而在採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與台灣），其中央銀行還另可用行政命令直接宣布貶值，或者在外匯市場以買進外匯等方式來達成本國貨幣貶值或阻止本國貨幣升值之目的。此種政策性干預所造成的貶值，即屬「直接性匯率戰」。若將直接性匯率戰視為「狹義」的匯率戰，則直接與間接匯率戰二者可合稱為「廣義」的匯率戰。

目前世人所最關切的，主要是中國大陸會不會受美中貿易戰逼迫，而走上政策干預的直接性匯率戰一途。

人民幣匯率近期之波動主要是市場因素

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與美元兌換匯率之走勢，如圖1所示。在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經常帳盈餘令人民幣升值，但金融帳赤字使人民幣走貶。又圖1顯示人民幣/美元匯率明顯與代表美元國際價位的美元指數呈現相反走勢，印證人民幣匯率受到美元國際價位的密切影響。此外，在2016至2017年初，人民銀行曾以各種手法（包括賣外匯）努力阻貶，有效抑制了人民幣的貶值，但同時也付出了外匯儲備由近4兆美元快速下跌至逼近3兆美元的代價。

自今年4月以來，人民幣又對美元呈現顯著的貶值，世人多以為中國大陸已開始啟動匯率戰，作為美中貿易戰的因應。惟事實顯示導致人民幣近期走貶者，應主要仍是市場因素。一方面因美國升息與減稅，吸引大量資金流入，以致美元走強，人民幣相對走貶；另一方面貿易戰使大陸經常帳順差縮小，且景氣下滑、投資風險提高，故而國內外資金大量外流。再加上大陸為了提振內需，貨幣政策近期轉向寬鬆，此亦有促使人民幣走弱的作用。

大陸應不會輕易啟動直接性匯率戰

若全球貿易戰持續擴大，負面影響逐漸倍增，各國以間接或直接手段引導其匯率貶值，進而點燃匯率戰，未來這種可能性難以完全排除。惟大陸是否會啟動直接性匯率戰？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有以下四點：

1.中國大陸近幾年來以各種手法與管道，努力提升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美國川普總統近期的許多作法，正使其國際領導地位逐漸喪失，這是中國大陸趁勢取而代之的很好機會。人民幣貶值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2.人民幣已於2016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提高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以達成人民幣的真正國際化，也是中國的努力目標之一，故中國不會讓人民幣輕易貶值。

3.近幾年大陸領導人（包括習近平、李克強與人行行長）多次對外宣示中國不會以貶值救經濟，且確實多以實際措施與行動阻止人民幣之貶值。維持人民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而非與美元的兌換匯率）之基本穩定，應已成為人行的職責之一。

4.即使貿易戰使其出口受挫，中國大陸仍有相當龐大的內需市場，並具備寬廣的貨幣與財政政策運用空間以刺激內需，未必須要採取貶值政策。

因此，個人研判中國大陸非到絕對必要關頭，應不會輕易政策性貶值，啟動直接性匯率戰。

（本文係摘錄、改寫自作者於9月19日在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主辦「從全球貿易戰看國際政經變化」座談會上之與談稿。）

原本歐盟提出的歐洲2020的10年經濟計畫，把核能應用納入可積極研發的替代能源，事實上，當前歐盟國家目前使用的電力，1/3來自核能發電，占能源使用總量的15%。

但鑑於震海嘯侵襲日本釀成核安事故，歐盟立即檢討核能應用的策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已主張暫緩興建新的核電廠。
歐盟執委會（EU Commission）主管能源事務的執委歐汀納（Guenther Oettinger）表示，將從下半年起全面檢查歐盟各國的核電廠。

新聞來源： 中央社電子報 2011.03.17

新聞網址：

但長期而言，低薪問題仍將繼續困擾台灣。這其實是一個經濟與人才政策長期交錯的結果，解方也必須有全局的思考。首先，薪水高低與短期經濟走向無關。今年以來，確實看到一些特別的經濟現象，油價大幅下跌、出口連十黑、無薪假大幅增加、失業率卻創新低，直覺都不是好消息，而且相互矛盾。統計數字的背後，其實有很多容易被忽略或被誤導的事實。以無薪假來說，今年6月時16家，約230人，到10月時增為33家1218人，但到11月時大幅增加到50家5437人。很多人一看到這個趨勢，都覺得不得了，加上出口連十黑，今年經濟成長率保1%都有困難，因此大家普遍都認為無薪假嚴重。其實單單一個面板大廠華映，11月實施無薪假人數達到2515人，才造成了無薪假人數大幅增加。對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全台有900多家，23萬人放無薪假，那才是嚴重。

另外，主計總處最近公布的10月失業率為3.9%，失業人數為45.5萬人，較9月增加1000人，微升0.01個百分點，10月失業率是近15年同月最低水準。因為企業業務緊縮或歇業，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導致失業者增加，初次尋職失業者與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反而減少1000人。因此正確解讀這些勞動市場數據與經濟狀況，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今年的經濟逆境，看似與紅色供應鏈崛起造成出口十連黑關聯甚大。但出口衰退一方面是受國際景氣影響，另一面也是受油價走跌及新台幣貶值的影響，以致出口物價跌幅創近6年最大。出口衰退受價的影響遠高於量，以出口數量而言，今年1到7月仍有0.3%的成長。

利潤是最重要的企業經營結果。今年上市櫃公司營收雖然下滑，但獲利仍衝高。金管會最近公布的上市櫃前3季獲利狀況，累計1557家上市櫃公司前3季營收為20兆6097億元，年減0.08%，但稅前盈餘達1兆5101億元，年增率6.52%，創近年同期新高。這表示經濟雖在逆境，台灣企業運作仍然相當健全，問題是如何讓員工有更高的薪水，整個社會能夠雨露均霑？

可以說，台灣製造業實力仍然強勁，但整體感覺經濟不好、薪資趕不上物價上漲，關鍵在服務業不進步。

目前服務業產值占總體GDP的7成，就業人口占6成。但服務業規模小，自己又殺價競爭，需要的人力多是服務生、行政人員、會計與總機等中低階就業人力。服務業創業，就是到夜市賣雞排，開設早餐店、咖啡屋；年輕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個連鎖便利店的店長。

小型服務業盛行殺價競爭，證券公司手續費打折、減半；律師、會計師服務費用也盡量以優惠價格吸引客人；教授、研究人員、官方受政府統一性薪水限制，沒有爭取頂尖人才彈性空間，造成具國際競爭力人才流失。服務業走不出去，沒有國際行情，加上大學學歷貶值，許多青年學子畢業後多數不願意投入製造業，寧願投入服務業，在就業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情況下，薪水自然漲不起來。這些當然非常不利薪水調升，導致台灣長久的低薪現象。

兩大黨及所有候選人應深切了解台灣的問題所在，利用租稅機制或獎勵手段讓企業界勇於、樂於大規模調薪。要破除定錨效應及國內自己形成的比價行為，就要讓台灣跟世界緊密接軌，利用海外市場來發揮規模經濟、創造差異化服務。唯有透過服務業國際化、特色化與巨型化，才能突破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亦讓台灣年輕人也可以搭上國際化潮流，提升競爭優勢，才能讓台灣薪資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