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訓院10日舉辦「台灣人才培育及流動問題」研討會。

許嘉棟致詞時表示，台灣公部門人才流向私部門，攸關公部門的效率，人才流失的國家、廠商、產業等，在發展、績效及競爭力都有負面的影響。

許嘉棟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在台灣的法規制度下，不僅吸引外籍人才困難，公部門往私部門跑，人才流失嚴重。他說，公部門的待遇低於國營企業，又低於私部門，可想而知造成人才流失問題。

匯豐（台灣）銀行人力資源處負責人陶尊芷則在演講時表示，台灣金融人才流失也很嚴重，像是流失到其他產業，主要原因在於薪資調幅比其他產業低、工作沒榮譽感及法律規範易造成金融業人員觸法風險高。

陶尊芷說，金融人才也向海外流動，原因在於金融業人員國際學習成長機會不多、國內企業的規模也不具吸引力。

陶尊芷表示，台灣金融市場無法吸引外籍人士原因，外籍人士工作申請限制多，像是外籍人士申請工作證申請時間冗長、薪資沒有競爭力、所得稅率偏高，及許多金控公司都是由家族管理，傳統家族文化較深，若要吸引外籍人才，需要提升。

做任何決策，都必須在多項目標中作適當的取捨。政府在企業經營體制的決定上，所面對的主要即是效率與公平二目標的取捨。各國經驗顯示，公營企業的經營績效普遍低於民營企業，鮮有例外；但是公營企業的利潤可歸全民共享，避免所得分配不均，而且較會配合政府政策、兼顧公益，則是支持公營者的主要立論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即曾據此而提出「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主張。而此一效率與公平孰重的爭議，也導致近三、四十年來，海峽兩岸政府皆在應「發達國家資本」或是「發展私人資本」，或換言之，企業發展應走向公營或是民營的政策方向間拔河，時見游移擺盪的現象。

大陸的「國退民進」

中國大陸早期遵奉共產主義，不容許私有財產，所以沒有民營企業（以下簡稱「民企」）可言。在1978年開始推動經濟的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慢慢建立，個體戶與民企方逐漸出現；且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保護下，民企快速成長壯大，近幾年且出現了多家國際級的大型民企。相形之下，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導之企業（泛稱國企），因普遍經營績效欠佳，甚至不少已成所謂的殭屍企業。因此，大陸政府長期以來也持續進行國企改革；近幾年在十三五規劃的「去產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指令下，對不符效益之國企更予積極整頓。這是大陸所謂的「國退民進」之階段。唯中國並未放棄共產主義，故政治與社會上仍瀰漫著濃厚的共產與社會主義思維，以致國企改革與國退民進之路行來頗為坎坷。

「國進民退」之逆流

以2015年9月大陸國務院頒發的《國企改革方案》為例，該方案開放大型民企入股國企，以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此項改革的用意雖然不錯，但是除了引進民企資金，並不予參股者話語權或控股權，堅持混合所有制企業仍由國企主導。在此種政策安排下，民企雖不情願，卻不能不配合政策，參股國企，對國企挹注大量資金，排擠了自身的發展。

又在2018年前十個月，大陸主張國進民退的聲浪高漲。這些倡議者認為民企已完成協助經濟發展的任務，應該退場；甚至主張大陸應回到共產體制，消滅私有制。這種聲音並未受到黨政高層的遏抑，致令民企心驚膽戰，投資大幅下降。

另外，在「發展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政策指導原則下，大陸的市場經濟難以完全放開，經濟管制與政策指導或干預無所不在，人治色彩極重；而且金融體系尚不完善，民企難以取得充分融資。許多民企因此必須仰賴政府給予政策、機會、資源或資金，甚至必須與當權者或權貴子弟合作，方能取得某些業務經營權，或是成長茁壯。近期有位旅港大陸籍經濟學者之研究指出：大陸有無數民企藉著以直接或間接合資的方式，與大型國企掛勾，以取得國企的奧援，或藉此與黨政軍高層及權貴子弟建立私密往來關係，進而形成了不少以大型國企為核心的企業集團（State-Centered Conglomerates）。此類企業集團在大陸經濟體系中，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此類民企在國企或政商關係之庇蔭或協助下，承平時期可獲得快速、順利的發展與豐厚的利潤，但是近幾年在習近平為了整飭政風與鞏固其領導地位，而雷厲風行地打擊貪腐下，中箭落馬的黨政軍與國企要員以及權貴不計其數，與之有所關聯的民企及其負責人隨同遭殃的也所在多有。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在2018年9月出人意表地對外宣布一年後將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外界揣測馬雲此一退休決定，背後原因或許多少與此有關，思以急流勇退求自保，避免遭到株連。

大陸高層力圖扭轉情勢

民企之活力與信心的淪喪，將使在諸多因素衝擊下逐漸下行的大陸經濟更形雪上加霜，故而大陸高層不能不出面「救民企」。習近平自2018年9月起，多次公開向民企信心喊話，表示將堅定支持民企的發展。10月以來國務院與一行兩會等中央權責單位，也持續召開一連串會議，除了重申對民企與中小企業之支持，並推出諸多有利於民企發展的具體措施，其中「保障民間企業家人身與財產安全」被列為施政重點之一。

大陸高層的這些努力能否有效挽回民企的信心，尚有待觀察。唯可確定者，在大陸的一黨專制政治體制下，人治色彩難除；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堅持，也必將使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在經濟體系的運作中永續長存且無所不在，故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之擺盪與拔河，未來必將持續。

台灣之省思

回頭省思台灣。自從在1990年代完成許多公營事業之民營化或半民營化（指名義為民營，但政府仍具主導權），也就是「國退民進」之後，台灣近二十幾年來罕見進一步的民營化措施。除了在二次金改期間將幾家公營行庫予以合併，政府不僅不曾再將國企予以民營化，對現有國企及半國企（政府仍具主導權的民企）的營運管理規範也少有鬆綁，以致影響了其經營績效、發展以及跟民企的競爭能力。我們也時見一些立法委員強力捍衛政府在半國企之持股比重，不容其下降，或讓半國企轉變成真正的民企。2018年10月間還曾有立法委員提出將國企之認定標準由政府出資逾50％下修至20％之構想。雖然此一擬議因普遍遭到反對而未能成真，但可印證仍有不少國人及民意代表存有國進民退之思維。

因此，我們在海峽這邊「隔岸觀火」，目睹對岸的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之爭正熾，有些人或許會為台灣慶幸，但是捫心自問，我們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老實說比對岸高明不了多少！

由美中兩國所啟動的全球貿易戰正方興未艾，逐漸擴大、升級，其後果可預見必然是美中兩國兩敗俱傷，且全球經濟與貿易一併陪葬。而在全球化下，各國的經濟金融連動，過剩的大量資金跨境快速移動，更使得國際金融面所將受到的衝擊，速度尤快、程度尤大。目前舉世關注的焦點之一，是美中的貿易戰會否觸發匯率戰？若引發匯率戰，那麼國際金融的動盪必將更大，全球經濟的震盪也將更難止息。

匯率戰有直、間接之分

所謂匯率戰，通常是指迫使貿易對手國的貨幣升值，或是使本國的貨幣貶值，以提高本國出口品的競爭力，進而協助本國的就業、生產與國民所得之作法。當許多國家競相採取貶值作法時，就是俗稱的「競爭性貶值」。

目前一般世人所關心的匯率，是與美元間的兌換率。若一國所採取的是央行不直接介入匯市的純粹浮動匯率制度，則該國貨幣與美元間的兌換率將主要決定於該國的經常帳與金融帳收支，以及美元的國際地位等三道市場因素。若經常帳與/或金融帳出現盈餘（赤字），將使該國貨幣對美元升值（貶值）；美元若走強（弱），該國貨幣即對美元貶值（升值）。惟若所採取的是央行會介入匯市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則影響匯率升貶的，還有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央行的政策意向，將左右對匯市的干預方向－阻升或阻貶，促升或促貶。

採行純粹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通常是以寬鬆的貨幣政策，透過使經常帳與金融帳收支惡化之市場因素，間接促成該國貨幣的貶值。因此，多國同採寬鬆性貨幣政策所形成的競爭性貶值，可稱為「間接性的匯率戰」。在2008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後，歐美各國競相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非常規的量化寬鬆與負利率等作法救經濟，即曾引發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間接性匯率戰。

而在採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與台灣），其中央銀行還另可用行政命令直接宣布貶值，或者在外匯市場以買進外匯等方式來達成本國貨幣貶值或阻止本國貨幣升值之目的。此種政策性干預所造成的貶值，即屬「直接性匯率戰」。若將直接性匯率戰視為「狹義」的匯率戰，則直接與間接匯率戰二者可合稱為「廣義」的匯率戰。

目前世人所最關切的，主要是中國大陸會不會受美中貿易戰逼迫，而走上政策干預的直接性匯率戰一途。

人民幣匯率近期之波動主要是市場因素

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與美元兌換匯率之走勢，如圖1所示。在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經常帳盈餘令人民幣升值，但金融帳赤字使人民幣走貶。又圖1顯示人民幣/美元匯率明顯與代表美元國際價位的美元指數呈現相反走勢，印證人民幣匯率受到美元國際價位的密切影響。此外，在2016至2017年初，人民銀行曾以各種手法（包括賣外匯）努力阻貶，有效抑制了人民幣的貶值，但同時也付出了外匯儲備由近4兆美元快速下跌至逼近3兆美元的代價。

自今年4月以來，人民幣又對美元呈現顯著的貶值，世人多以為中國大陸已開始啟動匯率戰，作為美中貿易戰的因應。惟事實顯示導致人民幣近期走貶者，應主要仍是市場因素。一方面因美國升息與減稅，吸引大量資金流入，以致美元走強，人民幣相對走貶；另一方面貿易戰使大陸經常帳順差縮小，且景氣下滑、投資風險提高，故而國內外資金大量外流。再加上大陸為了提振內需，貨幣政策近期轉向寬鬆，此亦有促使人民幣走弱的作用。

大陸應不會輕易啟動直接性匯率戰

若全球貿易戰持續擴大，負面影響逐漸倍增，各國以間接或直接手段引導其匯率貶值，進而點燃匯率戰，未來這種可能性難以完全排除。惟大陸是否會啟動直接性匯率戰？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有以下四點：

1.中國大陸近幾年來以各種手法與管道，努力提升其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美國川普總統近期的許多作法，正使其國際領導地位逐漸喪失，這是中國大陸趁勢取而代之的很好機會。人民幣貶值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2.人民幣已於2016年被國際貨幣基金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提高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以達成人民幣的真正國際化，也是中國的努力目標之一，故中國不會讓人民幣輕易貶值。

3.近幾年大陸領導人（包括習近平、李克強與人行行長）多次對外宣示中國不會以貶值救經濟，且確實多以實際措施與行動阻止人民幣之貶值。維持人民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而非與美元的兌換匯率）之基本穩定，應已成為人行的職責之一。

4.即使貿易戰使其出口受挫，中國大陸仍有相當龐大的內需市場，並具備寬廣的貨幣與財政政策運用空間以刺激內需，未必須要採取貶值政策。

因此，個人研判中國大陸非到絕對必要關頭，應不會輕易政策性貶值，啟動直接性匯率戰。

（本文係摘錄、改寫自作者於9月19日在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主辦「從全球貿易戰看國際政經變化」座談會上之與談稿。）

原本歐盟提出的歐洲2020的10年經濟計畫，把核能應用納入可積極研發的替代能源，事實上，當前歐盟國家目前使用的電力，1/3來自核能發電，占能源使用總量的15%。

但鑑於震海嘯侵襲日本釀成核安事故，歐盟立即檢討核能應用的策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已主張暫緩興建新的核電廠。
歐盟執委會（EU Commission）主管能源事務的執委歐汀納（Guenther Oettinger）表示，將從下半年起全面檢查歐盟各國的核電廠。

新聞來源： 中央社電子報 2011.03.17

新聞網址：

但長期而言，低薪問題仍將繼續困擾台灣。這其實是一個經濟與人才政策長期交錯的結果，解方也必須有全局的思考。首先，薪水高低與短期經濟走向無關。今年以來，確實看到一些特別的經濟現象，油價大幅下跌、出口連十黑、無薪假大幅增加、失業率卻創新低，直覺都不是好消息，而且相互矛盾。統計數字的背後，其實有很多容易被忽略或被誤導的事實。以無薪假來說，今年6月時16家，約230人，到10月時增為33家1218人，但到11月時大幅增加到50家5437人。很多人一看到這個趨勢，都覺得不得了，加上出口連十黑，今年經濟成長率保1%都有困難，因此大家普遍都認為無薪假嚴重。其實單單一個面板大廠華映，11月實施無薪假人數達到2515人，才造成了無薪假人數大幅增加。對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全台有900多家，23萬人放無薪假，那才是嚴重。

另外，主計總處最近公布的10月失業率為3.9%，失業人數為45.5萬人，較9月增加1000人，微升0.01個百分點，10月失業率是近15年同月最低水準。因為企業業務緊縮或歇業，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導致失業者增加，初次尋職失業者與因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業者，反而減少1000人。因此正確解讀這些勞動市場數據與經濟狀況，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今年的經濟逆境，看似與紅色供應鏈崛起造成出口十連黑關聯甚大。但出口衰退一方面是受國際景氣影響，另一面也是受油價走跌及新台幣貶值的影響，以致出口物價跌幅創近6年最大。出口衰退受價的影響遠高於量，以出口數量而言，今年1到7月仍有0.3%的成長。

利潤是最重要的企業經營結果。今年上市櫃公司營收雖然下滑，但獲利仍衝高。金管會最近公布的上市櫃前3季獲利狀況，累計1557家上市櫃公司前3季營收為20兆6097億元，年減0.08%，但稅前盈餘達1兆5101億元，年增率6.52%，創近年同期新高。這表示經濟雖在逆境，台灣企業運作仍然相當健全，問題是如何讓員工有更高的薪水，整個社會能夠雨露均霑？

可以說，台灣製造業實力仍然強勁，但整體感覺經濟不好、薪資趕不上物價上漲，關鍵在服務業不進步。

目前服務業產值占總體GDP的7成，就業人口占6成。但服務業規模小，自己又殺價競爭，需要的人力多是服務生、行政人員、會計與總機等中低階就業人力。服務業創業，就是到夜市賣雞排，開設早餐店、咖啡屋；年輕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個連鎖便利店的店長。

小型服務業盛行殺價競爭，證券公司手續費打折、減半；律師、會計師服務費用也盡量以優惠價格吸引客人；教授、研究人員、官方受政府統一性薪水限制，沒有爭取頂尖人才彈性空間，造成具國際競爭力人才流失。服務業走不出去，沒有國際行情，加上大學學歷貶值，許多青年學子畢業後多數不願意投入製造業，寧願投入服務業，在就業市場供給大於需求的情況下，薪水自然漲不起來。這些當然非常不利薪水調升，導致台灣長久的低薪現象。

兩大黨及所有候選人應深切了解台灣的問題所在，利用租稅機制或獎勵手段讓企業界勇於、樂於大規模調薪。要破除定錨效應及國內自己形成的比價行為，就要讓台灣跟世界緊密接軌，利用海外市場來發揮規模經濟、創造差異化服務。唯有透過服務業國際化、特色化與巨型化，才能突破國內市場狹小的限制，亦讓台灣年輕人也可以搭上國際化潮流，提升競爭優勢，才能讓台灣薪資與國際接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0月19至23日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卡梅倫在訪問前夕接受官方中國中央電視台專訪時表示：「這對英中關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時刻，目前我們的關係正處於非常好的狀況，可以說是一個黃金時代。」

卡梅倫的採訪周日（10月18日）播出之際，英國路透社也發表了對習近平的「書面採訪」，習近平讚揚英國與中國加強經濟貿易往來是「具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

這將是2005年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英國。儘管外界對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有所擔憂，但預料習近平訪英的行程將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

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也將會出席由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主持的國宴，併入住白金漢宮。

卡梅倫：中英雙贏

卡梅倫向中國央視表示，英國對華出口在過去10年增長了四倍，而中國對英國的投資也較在其他歐洲國家更多。

「我們將會看到的改變顯然是在我們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卡梅倫說，「中國公司聘用人員，創造就業機會。」

「但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大有所得，它將能夠進入一個在歐盟有領先地位的成員國，而且還在全世界有那麼多的聯繫和角色。」

卡梅倫所在的保守黨正尋求重新商討英國在歐盟成員地位的相關條款，卡梅倫也承諾在2017年末進行公投，表決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

路透社分析指，北京將現有的歐盟視為制衡美國的一個重要力量，因此對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有可能離開歐盟而非常關注。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則在極力尋求加強與北京的經濟聯繫。今年3月，英國不顧盟友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投資銀行（亞投行），成為首個加入成為創始成員國的西方國家。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卡梅倫則表示有信心。

「顯然目前中國正在對一些問題進行解決，我認為增長是會繼續下去的。」

習近平：關注經濟放緩

習近平則承認中國也在擔憂經濟放緩的問題，但他表示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中國將有能力度過這個時期。

習近平在與路透社進行的書面訪談中表示，英國已經表示將會成為對中國最為開放的西方國家，「這是一個有遠見和戰略眼光的選擇，完全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

他還表示，中國的經濟放緩的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但認為這與全球經濟整體形勢有關。

「作為一個與國際市場緊密相聯的經濟體，中國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經濟不景的影響，」路透社引述習近平說。

習近平表示中國對自身的經濟有所擔憂，但正在努力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也為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而擔憂，並表示這「影響了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經濟學家預期，中國即將公布的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將顯示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約為6.8%，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

習近平表示經濟放緩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而中國在未來將致力於減少對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的依賴，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他表示，未來中國將會「深化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改革」，並依法建立「公開透明的資本市場」，以使市場得到長期穩定的發展。

路透社分析指，在討論經濟合作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調節尋找與中國往來的最佳方式，因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外交影響力正在增強的中國，在從人權到南海主權政策等問題上均與西方國家的態度有所衝突。

英國在野工黨新領袖傑雷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已經表示，將爭取在習近平訪英期間與中共官員會面討論人權問題。

美國財政部於十月中公布了最新的國際外匯評估報告，報告中指出：「台灣的央行雖未公布干預匯市的程度，但估計平均每月在十億美元之譜，而且從淨效果來看，央行政策主要是防止新台幣升值。」此一報告雖然支持了台大教授以及許嘉棟長久以來對央行的批評，但 有趣的是，央行對此僅輕描淡寫的說：「不予評論」。由此看來，央行長於「內戰」，卻無意抵禦「外侮」。

另一個與央行有關的是韓國對新經濟政策的考量。今年七月甫就任的韓國內閣，有鑑於其國內近二年經濟成長力道不足，出口成長減緩（甚至衰退），加上出現低通膨現象，所以積極推出約十一兆韓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規模達二十九兆韓圜的寬鬆貨幣政策。

韓國政府擔心低通膨，是因為其通貨膨脹率已連續二十三個月低於二％。台灣其實不遑多讓，過去二十三個月中只有二個月通貨膨脹率略高於二％。但政府對此低通膨 現象全不以為意，央行更無任何相應政策，這真是世界上的大笑話。而媒體（即使是專業的財經媒體）同樣毫無所感，沒有任何評論。

事實上多數的央行都會針對經濟情勢而有不同的貨幣或利率政策。例如，美國聯準會為了對抗不景氣而推出三次的量化寬鬆；歐洲央行也被要求採取積極措施以避免歐洲再次陷入衰退。與這些央行相比，我們的央行太過消極，不論經濟風雲如何變色，央行一貫文風不動，渾然忘了「協助經濟發展」也是明訂在其組織法的經營目標。

我們央行的被動消極已十多年矣，所以很難寄望它自己翻然悔悟。要想改變這種情況，除了國內學術界更積極（而且不畏打壓）的檢討央行政策，媒體也應有更深刻 的報導與評論。唯有大家願意持續探討我國需要的匯率，利率與貨幣政策，而且形成風氣，央行終將無法迴避。那時央行才會真正開始改變。

中央通訊社和新華社各自發佈簡短消息，稱習近平將與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會晤。

記者打給台灣總統府的電話無人應答。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相關人士未予置評。

若此次會晤成功舉行，將成為兩岸關係的里程碑事件。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進行的內戰中失利，之後蔣介石退守台灣。

中國大陸仍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不排除在必要情況下以武力收復台灣。

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此次會晤還將受到美國的密切關注。1979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了外交關係，但在那之後美國依照其法律仍有義務幫助台灣自衛。

美國政府週二表示，現在將此次會晤視為一個轉折點還為時過早，但對兩岸決定會晤表示讚賞。

白宮新聞秘書厄內斯特(Josh Earnest)稱，美國當然歡迎兩岸雙方採取緩解緊張局面以及改善兩岸關係的舉措，美國將對此次會晤的結果拭目以待。

美國官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承認北京政府。不過，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促進與台灣的外交、文化和防務關係，並表示兩岸分歧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解決。

不過習近平和馬英九的會晤可能會在台灣引起政治爭議，反對加強兩岸關係的人士已公佈了在週三抗議這一決定的計劃。

自馬英九所在的國民黨於2008年上台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轉暖，但由於擔心大陸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台灣的民意已轉為反對加強兩岸關係。

馬英九將於明年卸任台灣總統，外界廣泛預計支持台獨的民進黨將在明年1月的大選中獲勝。

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寇謐將(J. Michael Cole)稱，他認為這次會晤似乎是大陸而不是台灣提議的。

寇謐將表示，他覺得中國大陸可能希望在2016年1月16日的台灣總統/立委選舉前施加一些影響；他表示，屆時預計民進黨將在選舉中勝出，而國民黨現在出現了危機。

分析師稱，習馬會將使兩岸關係成為台灣選舉的關注焦點，民進黨此前一直試圖避免這種情況，而是將重點放在經濟、醫療保健和住房等台灣內部問題上。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一再向美國官員和政界人士保證，如果贏得選舉，她不會激怒北京、進而破壞兩岸和平與穩定。

中央通訊社報道稱，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稱習馬會時機可疑，並要求馬英九作出解釋。

在習馬會擬定會晤之後數天，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Eric Chu)預計將訪問美國，而朱立倫訪問美國將主要討論兩岸關係問題。

朱立倫在今年5月訪問大陸時與習近平舉行了會晤。

習馬會在中國大陸可能會被評價為習近平的又一歷史性舉措。習近平去年在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表達了堅定的、毫不動搖的立場。但如果習近平促進兩岸統一的努力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也會給他帶來風險。

大陸曾經在1996年試圖影響台灣大選，當時大陸向台灣外海試射了導彈，以期阻止被大陸視為不友好的候選人當選。

美國隨即作出了反應，派遣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海地區；台灣選民最終還是選舉了親台獨派的候選人李登輝擔任台灣總統。

中央通訊社援引馬英九發言人陳以信(Charles Chen)的表態稱，“習馬會”將針對鞏固兩岸和平、維持台海現狀交換意見，不會簽署任何協議，也不會發表聯合聲明。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主任委員定於週三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更多有關新加坡“習馬會”安排的細節。

報道援引陳以信的話稱，在陸委會的發布會之後，馬英九將於週四舉行國際記者會，解釋更多細節。

中國官媒《中國日報》(China Daily)在報道習近平此次巴黎講話的開篇強調了這一壓力，文中寫道：

12月1日，北京遭遇了今冬以來最嚴重的霧霾污染。空氣質量、氣候變化由此再次成為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呼喚“藍天新常態”。

但這種轉變背後還有更根本的原因，一直以來尚未受到公眾註意。媒體關於中國新出爐的五年計劃(2016—2020)的大多數報道都集中於中國結束一胎化政策的公告。當然，這對人們的個人生活非常重要，但從現實來看該政策不會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產生太大影響。聯合國人口司(UN Population Division)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生育率為1.58，與整個東亞地區水平完全一致。

這份五年計劃的真正關鍵之處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它是中國經濟根本轉變的一份藍圖：

• 計劃的目標是告別此往以低成本製造業和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型增長模式

• 習近平希望轉而鼓勵發展基於移動互聯網的服務業拉動型經濟

這意味著全球金融危機後曾推動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那種刺激式支出將畫上句號。因此，刺激政策“大解除”(the Great Unwinding)將會延續，正如我們在8月曾討論過的。

相反，“十三五”規劃聚焦於四個關鍵領域——創新；綠色中國；加快開放；持續改革——以及反腐運動新階段。其中的建議將在未來5年主導中國政府的計劃，並為中國的發展確立政策重點。將創新提升至戰略重點的高度格外引人註目——在此前的五年規劃中，創新從未被賦予如此突出的位置。歷史經驗可以證明，這些政策重點極有可能實現，因為整個行政系統都將專註於貫徹這些政策。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要在全球經濟明顯表現欠佳之際嘗試進行這種伴有風險的轉型呢？答案就包含在下麵的圖表中，它展現了諾貝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繪制的路線圖，用於闡明一國的身份從新興市場過渡到發達國家的四個階段：

劉易斯提出了他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處於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國家通常會遭遇這種陷阱。

• 起初，隨著農村人口遷移到城鎮，新興經濟體在工業化初期實際上可以“搭便車”，一切進展順利

• 在農村，這些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主要集中在種植和收獲的季節。但在城市，他們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

隨著鄧小平發起的改革讓中國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中國的增長遵循了劉易斯的模型，從初級生產過渡到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顯示，隨著2.78億農民開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向城市移民進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曾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速。

但如今，“便車”已經搭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力人口數量自201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即使新的人口政策能夠從根本上提高出生率，這些嬰兒還需要25年時間，才能進入25至54歲的財富創造者群體，屆時他們的支出和收入才具有顯著意義。

因此，中國別無選擇，只能拋棄“舊常態”經濟，轉而專註於打造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和服務業拉動型經濟。因此，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將採取新的刺激措施激活這些領域只是一廂情願。相反，創新驅動的基本前提是向新常態的加速轉型。

因此，中國經濟此前的關鍵部分——如耗電量、銀行貸款發放量及鐵路貨運量（所謂“李克強指數”）——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指標的衡量作用越來越小。同樣，正如我們9月所寫道的：向新常態轉型意味著全球大宗商品超級泡沫的結束。

未能認識到中國向經濟新常態轉型重要性的企業和投資者，在2016年將遭遇越來越多的困難。

而且，因為美國表現的強勁，今年美聯準會的升息應只是哪一個月份的問題；也因此，目前同樣的十年期公債，美國殖利率一．九四％；相對於英國及加拿大的一．五％，德國及日本的○．三五％及○．三七％，也都深具吸引力。

另外，從供給面來看，美元的供給量自去年十月ＱＥ結束後不再增加；但歐元區剛推出的ＱＥ策略卻規劃將開始每個月發行六百億歐元購買債券。尤其，雖然歐元區 推出ＱＥ並不令人驚訝，但其幅度卻超出市場預期，推行的時程更宣布沒有預先設定的限期，且至少會實施至二○一六年九月，或是歐元區通膨率顯示明顯改善為 止；這種大手筆的歐元通貨量的發行計畫，當然亦助長歐元貶值、美元升值的氣勢。

部分摘錄，全文詳http://udn.com/news/story/7340/711380-%E5%8A%89%E6%86%B6%E5%A6%82%EF%BC%8F%E7%BE%8E%E5%85%83%E5%BC%B7%E5%8B%A2%E8%B2%A8%E5%B9%A3%E6%9B%B4%E4%B8%8A%E5%B1%A4%E6%A8%93

美國西岸三州選民將在伴隨此次大選同步舉行的公投中，悄悄延長一項龐大的經濟實驗，試探州政府對富人增稅，以扶持窮人的政策極限。

華盛頓郵報報導，加州、華盛頓州與俄勒岡州經濟火熱，公投議題與保守派主張、減稅才能刺激經濟成長的論點完全相反。主張對富人加稅的陣營已經開始規畫，將其論點推廣到全美其他地區。

新的「西岸模式」關鍵是，對富人加稅，擴大州政府開支，同時以廣泛的具體措施協助貧窮勞工，以追求更平均分享的成長。加州選民將決定是否對富人開徵所得稅附加額，以挹注教育。華盛頓州可能將全州的法定最低時薪提高到每小時13.25美元（約台幣420元），同時讓勞工享有支薪病假。俄勒岡選民則將決定是否對大企業加稅，以提高州政府預算。

美國目前聯邦最低時薪僅7.25美元（約台幣230元）。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華倫表示：「西岸不只有如實驗室，也孕育進步思想。經濟蓬勃時，你很難反駁它。」

俄勒岡與加州2015年的經濟成長幅度高於全美任何一州，華盛頓州也不差。創新與超級明星城市驅動成長，其中包括科技樞紐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灣區，以及娛樂之都洛杉磯，這些城市對有才華的年輕勞工具有莫大吸引力。

然而成長始終無法迅速擴大至大都市以外的地區。議會不斷設法平衡預算，削減對高等教育的補助，同時以適當的程度補助學校。對成長比較緩慢的廣大鄉間地區，以及住在高消費城市中心的窮人來說，這是艱鉅的挑戰。

波特蘭路易斯克拉克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哈特朗茲柏格表示：「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全國實驗為企業與富人減稅，有理論認為，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多利潤與投資，進而全民均霑。然而並未出現這種結果。」

美國西岸正嘗試透過更多的規定與加稅刺激成長。這種理念已經成為主流，而且擴散中。哈特朗茲柏格說，確保成長的關鍵包括穩定的州政府預算、適度補助教育與社會服務，以吸引有價值的勞工。

人民幣下行壓力已累積數月。如果中國央行等到美聯儲加息後才放鬆控制、允許人民幣貶值，那麽這種貶值很可能更為無序，跌幅也會超過當時出現的3%的跌幅。

上海一家中等規模銀行的一名外匯交易員表示：“現在情況復雜。我不認為市場主要盯著美聯儲，它只不過是又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

中國官員堅稱，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直接影響將相對較小。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張明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該研究所是一家為中國政府提供咨詢的智庫。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國內因素的影響，比如工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積壓以及出口競爭力持續下降。”

但一些經濟學家表示，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使資本加速流出中國。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駐香港首席亞洲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僅今年8月一個月中國的資本外流額可能就已達1500億美元。花旗集團(Citigroup)數據顯示，在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裡，中國資本外流總額已超過5000億美元。

堅挺的美元再加上人民幣貶值預期，往往會誘使持有人民幣計價資產的人將之換為美元計價資產。

如果資本外流加速、而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政策制定者將面臨兩難局面。自去年11月以來，中國央行已4次降息，一些經濟學家正呼籲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對抗通縮。

這個變化最大的動因就是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獨霸地位被打破的美國被迫重新思考新的對中政策。連帶的，美中之間最敏感、也最困難的所謂「台灣問題」自然就再成焦點。由於這次是結構性的、而不是應變性的思考，而台灣過去多次觸發兩強對抗的經驗仍歷歷在目，所以當前思考台灣的角度就不只是一時一事的「管理」，而是更大範圍的「處理」。其中又分為政略與戰略兩種。基於對中軟硬主張的不同，論者就台灣的建議也會不同。

在檯面上看得到的政略思維似以傾向「交易」者占大多數。譬如，某位前重要官員建議「以不獨換不武」、「以撤彈換軍售」。另有人建議「以軍售換不武」。有人主張兩岸和平協議有助美中關係的穩定。有人主張台灣應該「芬蘭化」（即中立）。有人倡議修訂「台灣關係法」。有人要拿美國對台承諾換取北韓停止核武。有人甚至主張換取中國大陸一筆勾銷美國上兆美元的債務。還有人力主以台灣換取中共承諾和平解決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並正式接受美國在東亞的安全角色。更有人畫出一幅路線圖，包含十個美中針對台灣交換讓步的步驟，以達成美中關係的長期穩定。

這些「交易」構想背後心態值得我們關注。其中固然有美國友人維護台灣安全與地位的善意，但不可諱言也有「棄台」的影子。更根本的背景則是美國政學界對美中的長期關係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感，同時又憂心台灣可能再度成為「麻煩製造者」，所以希望藉「處理」台灣來穩定美中大局。

再進一步說，美國專家積極思考「交易」，所反映的其實是現在許多台灣民眾不願意接受、或根本不了解的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遠不如對中國大陸。在華府心中，日本在東亞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排名第一，而南韓與日本唇齒相依，排名第二。即使不製造麻煩，台灣也只能排名第三。但在大陸心中，台灣永遠占據最核心的位置。雖然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美國會輕易「棄台」，但既有這樣的排名差異，台灣對美國就存在「交易」的空間。

至於主張對中強硬策略，基本上仍要維持現有的交往基調，只是希望強化其中所謂的「再平衡」成分，如力挺盟邦夥伴、負面使用經濟工具、增建長程攻擊性武器等。極少人主張恢復往昔的「圍堵」策略，也不再有人要求藉人權、西藏或民主議題壓制中共。在維持交往基調的大格局下，主張強硬的美國策士就算對北京不滿，也不願拿台灣作為抗中的急先鋒。

在軍事戰略部分，中共飛彈與潛艦的質量提升，大幅升高了航母馳援台灣的風險。美國官方目前乃改採所謂的「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但它耗資過鉅，而且如果直接攻擊中國內陸，勢將升高衝突，風險極大，故此戰略轉型迄今進展十分緩慢。另有策士建議轉攻為守，僅以封鎖大陸沿岸為戰略重點。有人更建議美國乾脆讓盟邦夥伴承擔主要責任，自己則退居二線。

這些戰略新思維雖然依稀都有台灣作為「夥伴」的身影，但台灣不可能像其他國家那樣與美國開展密切的軍事協調合作，因此「夥伴」到最後可能還是名大於實。更重要的，所有新戰略的出發點都設定美國在戰時的反應是被動的、遠距的、長期的，所以根據美國權威智庫研究，台灣必須獨自承受來自中共的猛烈攻擊「至少三星期」之久。屆時不管美中如何收拾，台灣肯定已是大輸家。

目前的東亞海域處處驚濤駭浪，唯有台灣海峽平靜無波，所以美中都對台灣心存感激。將來如果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台灣可望繼續從美中雙方獲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紅利。但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一方面台灣的安全將取決於北京的耐心與華府的決心，一方面台灣會再次變成美中兩強「交易」的籌碼。

主事的淑女君子們能不慎乎？（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