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FTA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開放水準方面，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二、協定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等17個領域；三、雙方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繼續開展服務貿易談判。

吉林省社科院朝韓研究所副所長譚紅梅分析，推動中韓經濟合作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兩國經濟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主要源於兩國經濟和產業發展水準上的 差距。中國缺少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經營理念，而許多韓資企業因為擁有資金和技術優勢，又充分利用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低廉的地價和物流成本，因而在中 國取得了良好發展。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中韓經濟產業發展水準差距的逐步縮小，原有的經濟互補性因素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譚紅梅說。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競爭力的提高，以合作交流為主的中韓經濟關係，正逐步轉向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關係。當前，中國政府旨在完善市場環境和規範經營 活動的新政策法規陸續出台。這些新的政策、措施和法規制度，在進一步完善中國市場經濟環境、規範社會經濟活動標準的同時，也在改變中韓原有經濟合作環境， 並使兩國延續多年的經濟合作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需探索新切合點開啟合作新模式

在FTA時代，兩國多位經濟專家建議，為使中韓經濟合作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需要探索並尋找兩國經濟合作的新切合點，開啟合作新模式。

一是引導韓資勞動力密集型加工製造企業向中國中西部地區延伸發展。

中國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金萬甲說，中國內陸地區仍有相當雄厚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從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來看，廉價勞動力資源還能維持10年左右。「這對人力密集型加工製造業來說是寶貴的資源。」

目前，韓資和中韓合資的加工貿易企業，幾乎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有必要調整產業佈局。中國可出台優惠政策，引導企業整體搬遷或選擇性地局部搬遷，可沿著江河水路、高速公路和鐵路等交通幹線向縱深發展，把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連接起來形成有機的產業鏈。

二是加大兩國服務產業領域合作。

「中國服務產業與中等發達的南韓相比也有較大差距。」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安愛紅說，南韓與中國相比服務業起步早，涉及領域廣泛，經營理念先進，並已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兩國在服務業發展水準上的差距，正好可以形成互補關係。

三是以各自特長差別化發展，聯手構建新的高附加值產業鏈。

目前，中韓兩國在技術方面各有長處。中國在航空航太產業、生物化學、納米技術、農產品品種改良、光電器械等基礎科學領域已超過南韓，處於世界領先水 準；而南韓則在CDMA手機和晶片、汽車製造及造船業領域取得成果。因此，兩國在基礎科學和尖端技術領域加強合作，會加快兩國向尖端技術產業結構邁進的進 程。

同時，南韓三星、SK等大型企業在中國設立研究所，可以使南韓的科技和研發能力轉移到中國，將有助於推動中國產業的高技術化和高效化。一些南韓學者認為，南韓企業要想在中國確保其應有的經濟利益，應尋求差別化發展，與中國當地企業形成有效的產業分工。

兩者線上訂戶合計100萬

資深市場分析師克里斯波尚（Chris Beauchamp）說：「《日經》成為《金融時報》的買家確實讓人吃驚，因為《金融時報》一直被視為是英國獨資，《日經》並沒有被視為主要競爭者之一。」

由日本經濟新聞社發行的《日經亞洲評論》（NikkeiAsian Review）表示，此項交易是日本媒體公司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收購案。《日經》作為亞洲最大的獨立商業媒體集團，核心業務是報紙出版，其主要報紙《日經指數》，擁有約300萬用戶，購買《金融時報》是一項大膽的決定，力求數位化的轉型。

目前，《金融時報》發行量中70%來自線上訂閱，在《日經》接手《金融時報》後，仍舊會以數位商業新聞作為其發展重心。《日經》與《金融時報》結合後，雙方的全球線上訂閱戶合計將高達100萬戶。

進軍全球的野心

日本經濟新聞社成立於1876年，除經營媒體業務，還包括書籍，雜誌，數位媒體，資料庫服務和廣播。 2013年公司重新推出其英文刊物《日經亞洲評論》，並以網路及實體週刊版本發行，作為將其影響力由日本擴大到亞洲的策略之一。

《日經》在2014年購買了以英國雜誌《Monocle》的少數股權，此外日經也與法國媒體《世界報》（Le Monde）和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Forbes）等國際媒體公司成為合作夥伴關係。

日經新聞社董事長兼執行官喜多恆雄（Tsuneo Kita）表示，「對於能和《金融時報》合作，我感到非常驕傲。《日經》的宗旨是提供高品質的經濟和其他新聞報導，同時保持公平公正，這也是《金融時報》所追求的，雙方對新聞有共同的價值觀。」《日經亞洲評論》專文也指出：「透過兩家媒體共享人才，專業知識的意見交換和雙方悠久的歷史，日經的目標是成為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媒體」。

著手促投資與消費

外貿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出口不振自然會影響經濟成長，馬英九總統責成毛治國院長緊急召開會議，要求兩周內速提因應出口不振對策。報載會中許多專家直指短期促進出口無望，認為國際景氣低迷造成的全球需求不振，難從自身促進出口即可改善，建議轉從促進投資及消費著手。

政府面對全球景氣不振，促進出口及提升內需的短期應急措施仍然該做，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盡速面對沉痾，提出中長期經濟對策，改善出口，促進經濟成長，才是善盡政府職責的態度。

大陸近來積極提出經濟改革政策以促進經濟成長的態度，值得台灣借鏡。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降準2次及降息4次，努力營造資金寬鬆環境，順利運用貨幣工具提供人民幣穩定波動的空間，鼓勵投資。

此 外，為了因應新常態，大陸提出中長期調結構的具體措施，包括推動自貿區試點推動服務業自由化、實踐城鎮化擴大內需、提出《中國製造2025》帶動產業升 級，並透過提出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戰略，提升自身基礎建設產能。上述中長期政策若能落實，大陸可在調結構過程中，成功擴大內需及外需成長。

大陸已明確看到自己產業結構的不足及改革方向，台灣則必須面對主力產業逐漸與大陸短兵相接的事實，提出因應之道，才有可能改善出口競爭力。

台灣近年來光學器材、化學品、塑橡膠及其製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等出口至大陸金額已減緩，今年以來電子產業出口至大陸也衰退，大陸當地原物料替代、技術取代多有所見，這才是出口衰退的最大警訊。

台 灣製造業要能突破紅色供應鏈的衝擊，進而繼續在大陸市場維繫競爭力，只有掌握技術持續升級一途，別無他法。德國工業4.0以物聯網為核心，致力改善工業發 展效率以根留德國，台灣也應當效法並思索物聯網經濟在生產力4.0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全面升級因應日趨嚴峻的國際出口競爭環境。

事實上，要解決台灣出口困境，不只是既有產業的轉型升級，而且是新產業的培養，必須以創新前瞻的技術研發，帶動下世紀的生產力經濟，才能抓到當前兩岸及全球之新需求，創造新的出口能量。

服務業加快自由化

建 議台灣可考慮以綠色、智慧、華文做為思考核心，在低碳經濟及綠能產業、醫療及健康產業、新農業及生物經濟、循環經濟、防災工程、智慧城市、銀髮經濟、物聯 網、華文數位、電子商務及文創產業等新興產業中，規畫台灣中長期新產業優勢，並在這過程中協助年輕創業者投入，建構新創產業友善環境，改善台灣產業青黃不 接的年齡斷層。

此外，台灣要解決出口困境，也要調結構，重點是促進服務業進一步自由化，而非只有製造業升級。無論是金融服務業、物流業等傳 統服務業發展，或是上述醫療及健康產業、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服務業。當前無法拓展的最主要原因，都在於相關法令沒有與時俱進同步鬆綁。有鑑於兩岸在服務業發 展上有許多需求及合作之處，應當積極運用兩岸平台，解決台灣服務業進駐大陸發展及合作的障礙，並在這過程中促進服務業發展以及台灣服務貿易出口。

兩岸都有促進出口、提升成長的壓力，而治本藥方事實上都是調結構。大陸已經度過上半年出口負成長及保七的關鍵時刻，台灣應當正視出口及經濟成長壓力，研擬具體政策以資因應。在調結構中，提升製造業出口競爭力之餘，同步拓展服務貿易出口，才是治本之道。

（作者為台經院兩岸中心副主任）

在 這樣變遷下，家庭照顧工作壓力並沒有因家電普及化而減緩，反而是家庭人手不足，家庭與工作間難以平衡，照顧成本不斷升高且時間不斷拉長，這是當代「夾心 族」的困境。日昨民進黨蔡主席也談到「政府要負起責任，不能把所有的照顧責任丟給家庭。」可是政府如何負起這個責任？我國政府又有多大能耐呢？

履行政府責任，簡單地說，政府需創造一套機制，最終就是聘請一個人來照顧自己的長輩。假如政府所聘請的那個人正好就是家人（通常是其他人），於是家 人有了一份工作，可是同時需支付長輩照顧費用，如果前者所得明顯高於後者支出，這套機制就會受到歡迎，而中間的差額就是來自納稅人。因此，在一個高稅率政 府下，機制的運作看似順暢，卻躲不掉人口的持續高齡化！因為將來有越來越多老人沒有家人，於是家人這份工作需照顧更多老人，要不然政府只好引進外勞，且所 需費用水漲船高，稅率也必然往上衝，否則政府就要考慮減少相關福利支出，這就是目前不少福利國家的困境！

我國目前家庭規模縮小，有不少家庭 無法自行承受照顧責任，政府當然不能坐視。然而，筆者認為，在考慮步向福利國之前夕，加上面對超快高齡化的未來，如何尋求個人、家庭、企業與國家責任的平 衡，才是要務。小心陷入福利國陷阱，特別是東方國家尚存在一些家庭互助功能，也正是近年來歐洲國家試圖為福利國所找尋的一條出路。

民進黨從 2000年開始籌畫與研究，一直到2007年才核定長照十年計畫，而該計畫卻是從2008年由國民黨政府來實施，若說推動長照有所延宕，究竟指哪一段？其 實，實施長照和政黨輪替無關，主因是長照的內容與服務方式，早就在國際間及國內地方政府生根，這些本都是「該做」；難處在於，如何適度滿足當前需求，又能 兼顧未來發展？而政府作為也會誘發需求，引導未來走向！這7年來政府按實施經驗「滾動式修正」，長照需求量上來了，預算也逐步增加，照理說，這才是「長照 2.0」版，不是嗎？

過去7年由於長照人口多為目前80歲以上老人，他們是台灣歷史上同時擁有最多成年子女（目前50、60歲）的一群人， 是照顧能力相對較強，家庭機制尚能夠發揮的一個世代，也正是政府甫推動長照的時代背景。基於此，政府應與時俱進按部就班，發展出台灣特色的長照政策呢？還 是應按當年民進黨「長照十年計畫」所規畫800多億來落實？大家一起來思考。

以上海上證指數為例，自 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只花1年時間，指數即上漲了約1.6倍；但在緊接著的一個月（至7月8日），卻一路慘跌幾達三分之一。在驚嚇之餘，迄7 月8日止，有超過一半的上海、深圳兩市股票，申請停牌（暫停交易）以避跌。為了「救市」，大陸的相關主管機關，包括證監會、保監會、人民銀行、財政部、國 資委等，自6月下旬起，幾乎使盡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以穩住股市；7月8日起甚至還出動了公安部門，查緝作空者（「公安入市」）。在政府全面護盤救市下，大 陸股市自7月9日起終於暫時回穩上升。

陸股市在2006至2008期間，亦曾經歷過一次大幅起落。上證指數在2006年初至2007年10月中旬，曾快速上漲約4.6倍，然後由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點6,124點，迅速下滑至2008年10月28日的1,665點，跌幅達73％。

以 兩次股市震盪之幅度觀察，上次並不亞於此次，但政府對之關切有限，這一次則引起大陸各政府部門使盡全力救市。造成此一區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大陸股 市規模已大，上市股票家數、股市投資人數、成交值及融資額等都已非昔日可比，故股市崩盤對大陸經濟、金融與社會之衝擊不可忽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此波前段 的股價上揚，相當程度是政府主動作多，以多項政策推升股價而促成的，故而政府有責任出來護盤、救市。

大陸政府之所以主動推升股價，主要著眼 點之一，在於擬藉著股價之上揚，創造民間的財富效果，進而達到刺激民間消費、提升內需與國內經濟景氣的作用。自全球金融海嘯以來，國際經濟景氣下滑，以致 大陸的出口擴張不易，貿易出超占GDP之比重逐漸下降，已難以繼續仰賴國外需求來維持7至8％的經濟成長率。在改為採取以提升國內需求替代外需，作為促進 經濟成長之主要動力的發展策略，然而國內投資已過於浮濫（尤其是政府與國企的投資）之情況下，提振民間消費自然成為施政之重點。而透由推升股價、營造財富 效果，進而刺激民間消費，也就成了政策之選項。大陸政府在2014年11月宣布實施滬港通，以及人行自同月起多次降息、降準，這些措施都成為推升股市榮 景，股價自11月起急速攀升的主要因素。

在政府政策作多、股價不斷攀升的過程中，許多無股市投資經驗、欠缺風險意識之家庭主婦、學生、工 人、上班族等，為利所趨，或賣屋、或借款，蜂擁投入股市，形成全民炒股、股市過熱的泡沫現象。此期間，大陸證監會雖也曾多次向新入市的中小投資戶發出風險 警告，但無助於冷卻炒股熱潮。

在由眾多散戶所組成的股市中，「牛群效應」本來就很容易導致股市的暴起暴落。股市投機使股價達到不甚合理之泡沫高點後，接下來的崩跌亦是各國歷史的慣例。然而在股市大幅起落的過程中，經濟景氣循環幅度因而加大，金融與社會亦隨之動盪，整個國家所付出之代價難謂不鉅。

總結以上的討論，大陸股市近期之風波，可提供世人的重要啟示之一，是：股市起落並非政府所能有效控制；政府藉由作多希冀營造財富效果，提升民間消費與經濟景氣之作法並不足取。此外，股市適溫就好，過熱絕非好事。

另 外，值得注意的一項議題，是大陸的資金供給與房價、股價之關係。大陸長期存在的超額儲蓄，透過貿易出超累積鉅額外匯存底，進而使人行釋出大量人民幣資金， 導致大陸國內資金過剩。這些氾濫的資金在大陸產能過剩、內需不強之情況下，雖然對大陸的商品物價未形成威脅，但明顯影響了大陸房地產與股票價格之穩定。在 2008全球金融風暴以前，大陸的股價曾大幅上漲；風暴後股市陷入低迷，房地產熱潮取而代之；前兩、三年在政府大力打房下，房地產投資風潮消退，資金逐漸 由房市轉至股市，再次點燃股市炒作風潮。大陸股市與房市的輪番飆漲，顯示過剩資金若未予收回、或有效凍結、或疏導至其他生產性用途，必將衝擊其流竄所至的 資產市場，不是股市，就是房市。

因此，若因資金過剩導致資產價格飆升，雖政府及央行藉著各種抑制房價或股價的措施，或可收效於一時，但資金被驅趕至他處，仍將危及其所至市場之價格穩定。故而，治本之道，還是有賴央行適當管控貨幣與資金之供給。此可作為大陸近期的股市風波，予世人的另一項重要啟示。

台灣地方政府的的財務狀況原本就不佳，以「393公民平台」去年公布其所編制的「20縣市財政昏迷指數」，情況最嚴重、被稱為「重度葉克莫區」的縣 市有苗栗、嘉義縣、南投縣等3地；次嚴重的「中重度插管區」有基隆、彰化、雲林、台南、屏東、花蓮、台東及澎湖等8縣市，倒是近來被指平均市民負債居冠的 高雄市，則是在中度的「加護病房區」。

而以國庫署的資料看，則是苗栗、宜蘭都超過舉債上限，另外有雲林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新竹縣、新竹市及花蓮縣等7個縣市，皆有佔超過40%的債務，財務狀況吃緊。

因此，嚴格來講有超過一半縣市的財務狀況差，而且以產業較落後的農業縣市居多。 財務狀況差的地方，其「病症」差不多，大部份就是產業不發達，所以政府稅收少，額外的收益更難求，開源不易，自有財源比例偏低；長期以來，支出持續增加， 因為每任首長幾乎只能增加「縣民福利」而不能輕言刪除，此外，負債亦只會隨時間而累積增加。

而今年，碰到的情況是首長易人及經濟、房市情況有變，讓地方政府財務危機爆發的機率提高。就政治面而言，對一位已執政相當時日的首長而言，即使財務周轉困難，也會儘量把問題「藏起來」，因為出問題追究過去幾年的財政管理，責任還是自己的。

但新任首長如果碰上財務問題，則較有讓其爆發的動機與傾向，因為，那責任明顯可歸於前任。這有點類似一家財務與營運情況欠佳的企業，新上任的執行長 或管理團隊，多半要把前帳清查，一次提列所有的壞帳、打銷所有庫存，以劃清責任。現在各首長以新上任居多，如果財務真有狀況，讓問題浮現引爆的機率較高。

再以經濟面來看，今年經濟明顯是從年初的看好到看衰，經濟成長率逐步調降，下半年眼看是好不起來了。而房市一來已是「居高思危」，二來經濟環境不利，三來政策打房持續，房地合一明年元旦即實施，房價走低下滑、交易量萎縮，似乎已難避免。

在此經濟環境下，顯然對地方稅收相當不利，因為地方政府的稅收來源有地價稅、土增稅、房屋稅、契稅、印花稅等，大部份都與房地產相關，房市走入空 頭、交易減少，地方稅也要跟著減少。如果地方政府要賣地、賣樓挹注收入，價格既差又難賣，最後其整體收入就難如預期。因此往後一段時間，如果經濟、房市無 起色，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就危險了。中央與地方都該警覺，防範發生財務危機連環爆。

不過，這次苗栗發生財務危機，倒對其它縣市也有一些警惕作用，例如新竹縣就取消放煙火的活動。如果苗栗事件能讓各縣市開始整頓財務、作好財政管理，倒也算是「功在台灣」。

未償債務比率超過歲出45%，已觸動舉債警戒「紅線」的縣市還有5個，總計全台 共有7縣市面臨債務破表危機。根據《公共債務法》規定，地方政府個別債限分別是：直轄市個別債限每年度由財政部設算公告；縣市所舉借的1年以上未償債務餘 額占各該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的比率，不得超過50%。依法，目前舉債超限的縣市為苗栗及宜蘭兩縣。

根據統計，目前達債務警戒值，由財政部啟動列管預警機制的縣市共有5個，分別是雲林縣、屏東縣、南投縣、嘉義縣與基隆市。其中，雲林縣累計未償還的長短期債務總合達245億元，高於宜蘭縣的230億元，長債占歲出總額比率是49.5%，處於危險邊緣。

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呼籲，地方縣市應該多利用「地方稅」來開源。雲林縣府財政處表示，到今年6月止，雲縣負債307.52億元，其中，長期負債 188.6億元、短期負債59.72億元，平均每名縣民負債3.4萬元，面對財困，雲林縣長李進勇今（15）日表示，將率先刪減特別費，並且已擬開源節流 措施，屆時會一併公布。

孫立群說，地方縣市可以透過刪減過高的人事、福利支出，或不必要的工程建設；在開源上，可處分財產、運用地方稅，像是調高土地稅、房屋稅等。依據 《公債法》規定，中央可要求其改正或提報償債計畫，同時依據舉債破表縣市的債務改善進度，管制撥付補助款或統籌款，以促其落實債務監督管理的成效。

市民平均負債   高雄市全國第一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截至1月底的統計資料，高雄市是平均市民負債最高的縣市，平均每位高雄市民要負擔9.21萬元的債務，為全國第一，而第二名為苗栗縣，平均每人負擔債務約7萬元，其次是台北市、宜蘭縣，平均每一位市民負債約為5萬多元。

地方財政紅燈連環亮 雲林縣府10月也發不出薪水

苗栗縣府因發不出薪水，縣長徐耀昌向中央請求補助，但苗栗縣債務問題也引爆其他縣市的財政危機。雲林縣府10月出現將10億缺口，恐發不出員工薪水，縣長李進勇請求財主單位全力調度，維護縣政正常運作。

早在去年年底，雲林四湖鄉公所即爆出元月薪資無法發出的困境。長年下來地方財政窘困，過去曾發生公所積欠員工兩三個月薪水，縣府也曾延至月底才發薪 的狀況。根據雲林縣政府財政處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雲林縣府公債中長期債務達189億元，短期負債60億元，平均每位縣民負債3.5萬元，在縣級政府中 排行第五。縣府財政處長洪仁聲表示，10月份包括員工薪資、工程款、社會福利等必要支出約需10億，若無收入，縣庫無法調度籌措經費，恐無力支付這筆款 項。

根據2014年《商業週刊》所做「台灣20縣市財政昏迷指數評比」，依據美國地方財政標準，雲林縣政府近年財政表現已落在重度昏迷葉克膜區。縣府曾表示財政困境肇因於中央長期稅收分配不公，資源分配重直轄市、輕縣市，縣府每年歲出預算近八成須靠中央補助。

洪仁聲指出，解決財政懸崖，縣府全力推動財政緊縮政策，包括人事費、行政費都打折支出，但僅能節流，對紓解財政困境幫助有限，還是需要更有效果的開源之道。如未修改財劃法加入平衡稱鄉差距之指標，財政困境仍是縣政正常運作的難關

洪仁聲表示，議會已通過標售公有地案，送行政院核備，若順利標售土地，可以順利化解10月難關，但若標售不順利，恐怕就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http://www.storm.mg/article/57155

投資者越來越認識到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給他們的投資帶來實質性風險，尤其是在亞洲。

在中國的帶領下，亞洲近年來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投資者熱切希望借助亞洲的成功獲利。

然而，這種成功是有代價的。對經濟增長的全力追求，在許多國家製造了多種人為風險，包括水資源短缺和空氣污染。

基金管理公司銘基亞洲(Matthews Asia)旗下紅利基金(Dividend fund)聯席經理維韋科•坦納茹(Vivek Tanneeru)稱：“每年大約有70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其中85%發生在亞洲，同時一半的亞洲家庭無法獲得清潔用水。”

包括臺北、東京、首爾和馬尼拉在內，亞洲許多最大、最富裕的城市地處台風移動路徑上，台風可能對它們及周圍地區造成嚴重破壞。許多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處於沿海或三角洲地區，因而特別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未來亞洲的環境問題必將因氣候變化而加劇。科學家稱，氣候變化將使極端天氣事件（如暴風雨）更加極端且更頻繁。

但是，應對這些挑戰的需要已經在多個行業（從可再生能源到水處理技術）催生出許多全球領先企業。其結果是，投資者不僅僅將亞洲的ESG問題視為一種挑戰，更是在這一地區賺錢的關鍵。

龍資本(Dragon Capital)旗下、主要聚焦於越南的清潔發展基金(Clean Development fund)負責人加文•史密斯(Gavin Smith)稱：“毫無疑問，亞洲面臨廣泛的環境和社會挑戰。獲得清潔飲用水、污水處理的普及程度以及嚴重的空氣污染僅僅是影響亞洲相當大部分地區的三個 系統性問題。

“雖然這些挑戰很艱巨，但投資於通過商業解決方案應對這些問題的企業、技術和系統的機會已經在涌現。”

例如，水資源緊張的新加坡已成為水處理企業聚集的中心，如凱發公司(Hyflux)和聯合環境技術公司(United Envirotech)。

“自2006年以來，新加坡已經將水和環境技術確定為關鍵的增長領域，”水務管理機構新加坡公用事業局(PUB)稱，“如今，新加坡擁有130多家水務企業及26個研究中心構成的蓬勃發展的產業群。”

研究公司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稱，要應對氣候變化和空氣污染的威脅，從現在到204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一半以上將在亞太地區落戶，僅中國就將吸引3.3萬億美元的投資。

2014年，中國在新增可再生發電裝機容量方面領先世界，占發展中國家在該領域投資的近三分之二。印度政府已經宣佈計劃，在2022年前新增100吉瓦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

這種增長已經在亞洲締造了許多清潔能源巨擘，包括中國的華銳風電(Sinovel)和金風科技(Goldwind)，以及印度的維斯塔斯(Vestas)等風力發電企業，以及如英利綠色能源(Yingli Green Energy)等太陽能企業。

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快速增長，是把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壓低至接近化石燃料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這也導致了部分企業擴張過快，其中幾家已淪為犧牲品，包括在申請破產前曾為世界最大太陽能企業的尚德電力(Suntech Power)。

亞洲近年來的“世界工廠”地位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童工、工作環境和工人安全問題。2013年，造成1000多名工人死亡的孟加拉國拉納廣場(Rana Plaza)紡織廠大樓倒塌事件以最慘烈的方式展示了這些問題。

投資者還面臨治理問題，如賄賂、腐敗及少數股東權益。許多 企業在控股家族股東或政府的牢牢掌控之下。研究公司Asia Research and Engagement董事總經理本傑明•麥卡倫(Benjamin McCarron)稱，這種集中的所有權結構改變了治理挑戰。

“在歐洲和美國，挑戰在於保護股東，防止管理團隊過多地依據自身利益行事，而在亞洲，挑戰在於如何保護投資者利益免遭控股股東擠壓。不利的一面是，你真的只是少數股東，沒有任何控制權。但是如果你能據理力爭，說服控股股東，結果就不一樣了。”

牛頓投資管理(New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負責任投資主管桑德拉•卡萊爾(Sandra Carlisle)也認為，某些市場對股東權利的承認與（打個比方）英國不盡相同。“但這並不出乎意料。你就是沒有幾十年的、投資者想要與企業對話的市場 經驗。”

她補充說，許多亞洲市場正越來越認識到ESG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正在引入——或者考慮實施——類似於英國管理守則(Stewardship Code)的規則。“日本已經引入，新加坡和台灣正在討論，甚至連中國內地的監管機構都在迫切希望瞭解其將如何發揮作用。”

研 究公司Sustainalytics的ESG研究總監盧瓦克•杜雅爾丁(Loic Dujardin)說，這樣的守則要求自願遵守的投資者考慮ESG問題，並與他們投資的企業就這些問題進行接觸。該公司參與編制“亞洲新聞台可持續發展排 名”(Channel NewsAsia Sustainability Ranking)。杜雅爾丁補充說，這樣的評估具有強大的影響。

“自該指數問世以來，許多企業都來找我們，問他們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排名或者上榜。亞洲企業想與西方同行一樣優秀，它們不想丟臉，所以能夠展示企業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好事的項目很有效。”

加拿大環球資產管理(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的新興市場股票主管菲利普•蘭厄姆(Philippe Langham)表示，隨著挑戰變得更加嚴峻，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註重ESG因素更有可能是更好的長期押註。

“從長遠看，關註ESG問題的企業將勝出，”銘基亞洲的坦納茹贊同道。“他們更能夠發現並利用長期的增長機遇。”

由77個項目構成的「烏法宣言」提出，在國際社會上保持團結，進一步加深合作。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因美國國會的反對而陷入停滯，表示了「強烈失望」。同時稱「對於若干國家的債務重組這一課題共同感到擔憂」，顯示出對希臘債務問題的關注。

主席國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會議上發表演説，強調稱「金磚國家今後將繼續為世界的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此外，習近平表示金磚國家（為擴大新興市場國家的發言權）應團結起來敦促IMF推進結構改革。

在首腦會議上，宣佈由5國共同出資的新開發銀行（一般稱金磚國家銀行）正式啟動。在金磚國家經濟暫時失去強勁勢頭的背景下，金磚國家銀行作為新的增長引擎受到期待。將利用金磚國家銀行，推進橫跨歐洲和亞洲的歐亞大陸的開發等。

因合併克里米亞和動用軍事力量介入烏克蘭事務，俄羅斯遭受了歐美制裁，同時被G8（八國集團）排除在外，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將金磚國家峰會定位為旨在避 免孤立以及在國際社會維持影響力的機制。印度總理莫迪在演講中表示，「單方面制裁將損害世界經濟」，顯示出支持俄羅斯的姿態。

在整個會議上非常突出的是GDP佔5國總和60%的中國的存在感。中國與其他4國的經濟規模差距正在擴大。習近平表示金磚國家是社會體制不同的國家也能相互交流並展開合作的範例。同時還表示為維護世界和平，金磚國家首先必須團結。

日前《今周刊》報導，台灣年金制度的歷史與希臘如出一轍，軍公教退撫基金去年首度出現新台幣33億元赤字，加上優於希臘的退休制度，若不推動年金改革，恐怕在10年後就會步上希臘後塵。

對此，國發會表示，台灣經濟體質穩健、外匯存底多，更是世界少數的零外債國家， 舉債也有限制，與希臘發生債務危機背景全然不同。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指出，至今年6月底我國外匯存底達4214.11億美元，而根據IMF標準計算台灣各 級政府負債為6兆6231億元，占GDP比率為43.5%，遠低於希臘的177.1%，也普遍低於美國、英國、法國及日本等國；而財政赤字占GDP比率為 0.8%，遠低於希臘的3.5%，可見台灣財政狀況相對穩健。

儘管如此，高仙桂仍認為，希臘給台灣的最大啟示就是「年金改革刻不容緩」。她表 示，台灣的年金改革方案2年前並已完成立法院一讀，但仍有許多保留條文須交付朝野協商，假如沒辦法在下個會期通過，恐怕又要退回行政部門，整個程序重跑一 次，因此她希望立院能加速年金改革草案的審議速度。

「全球創新研發活動之網絡化、社群化」此一趨勢與現 象，已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所不容忽視的創新力量，歐洲、北美與日本往昔被視為研發經濟金三角，但隨著中國大陸、韓國、印度、東協…等國家經濟興起，全球 創新研發版圖已然重新洗牌。近年來，韓國三星集團長期耕耘擠進全球知名品牌之列，中國大陸、印度成為各國際企業設置海外研發中心的熱點地區，中國大陸與其 他國家攜手合作國家型專案研發計畫，更透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與絲路基金，加速「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

從現行的國際創新研發活動來看，政府雖能代表某一國界之內的管理者，但現行的創新研發國際活動儼然已是在國界模糊甚或消失的狀態下，以國際專案的合 作形式積極展開，歸納而言，創新研發國際化已被推向資金規模更大、地理區域更廣、參與成員更多、研發議題多元、產業商機活躍的國際合作層次。

以 新加坡而言，新加坡並非是在認識國際化之後，才開始從事國際化，而是深刻體認國家內需市場的不足為先天限制，因此，在國家政策的擬定上，多是將眼光連同其 他國家的需求與利益合併考量，放眼東協或是整個亞洲，找出新加坡可全力投入的策略性重點產業，並由上而下的徹底落實。以發展核能而言，新加坡國內採用天然 氣做為工業與民生能源之一，境內沒有核能發電廠，雖然如此，新加坡還是持續進行核能相關的研發活動，動機在於新加坡周邊鄰國蓋有核能發電廠、以核能發電， 新加坡看中他國的核能相關需求，新加坡便可輸出核能研發高階人才至他國，以及從事技術輸出或移轉。

反觀台灣，台灣的人口、土地面積雖比歐美 大國來得小，但已比新加坡來得大，不論台灣從事創新研發國際化的動機是尋找技術或市場，是要向先進國家學習前瞻技術，或是擴展既有技術到其他國家市場加以 開發，台灣創新研發國際策略擬定的最大前提是必須深刻認知台灣無法滿足於己身的內需市場，關注台灣周邊鄰國的動態與作為，找到台灣的機會，才是提升台灣競 爭力的重要一途。

希臘即將透過公投決定「是否接受債權人提出的紓困方案」，到底該聽歐洲大老的話，投下贊成，還是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建議，勇敢向歐洲說不？

中美間的安全困境源於戰略互信不足，對話或可找出解決雙邊、區域或全球問題的方法，政治互信也能 從對話中逐漸累積。中美2010年5月開啟戰略對話之後，雙邊多領域的合作的確已顯現出成果。去年的第6輪中美戰略對話，雙方合作項目已突破200多個。 根據6月24日公布的第7輪戰略對話成果清單，中美合作領域更擴及了9大部分，創下歷史新高。

中美關係重要而複雜。北京與華府都清楚，解決北韓核武、伊核談判、氣候變化、國際反恐、區域維和或海上安全等全球議題，需要雙方密切的合作。問題 是，中美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地緣政治利益等結構性的分歧，糾紛不曾間斷，最近南海爭端與網路攻擊問題再度升溫，幾乎將中美帶向可能軍事衝突的邊緣。

美 國圍堵中國崛起也有兩手策略，明著批評北京在南海島礁的霸道行徑，不時擺出軍事強勢，暗著卻避免與中國走至軍事攤牌地步。北京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立場，表面 上堅持不會退讓，實際則加強與美方疏通。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中美劍拔弩張之際出訪華府，促成中美陸軍建立交流合作對話機制，與美方簽署《海空相遇 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隨後北京就宣布停止在南海填海造陸。

中方的理由是，南海造島工程已告一段落，實則為緩和中美緊張關係，營造雙邊 戰略對話與九月「習歐會」的政治氣氛。中美關係陷入「摩擦、緩和、再摩擦、再緩和」的循環模式，其來有自。2013年11月中國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展開海上石油鑽井作業，曾激化中美間的軍事對立，但北京的態度在亞太經合會議（APEC）召開前夕轉趨緩和。習近平主政後的這種外交行徑，在未傷及國家自 尊，亦未損及核心利益下，為中美雙方各自找到下台階。

中美地緣戰略的對立關係短期內或不易改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長期都難以融合。華府雖承認這次中美戰略對話坦誠、中肯而平和，卻在對話結束後公布新年度的《國別人權報告》，藉此抨擊中國的人權記錄，對北京堅稱「走出一條適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棄之如敝屣。

現 階段中美建構互信、合作、不衝突、永續的新型大國關係，可從經貿領域找到切入點。這次中美戰略對話著重討論宏觀經濟政策與結構改革、促進貿易和投資、金融 市場穩定與改革，呈現了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已至難以切割的地步。根據美國商業諮詢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研究報告，中國在美投資與企業併構的金額已達460億美元，未來中美關係若持續維繫「經熱政冷、軍事對立」的走向，恐無助於加強美國副總統 拜登眼中的「婚姻關係」，遑論經營中國副總理汪洋口中的「兄弟關係」。

中美既強調合作共贏，卻又常擴大分歧。華府的懸念若僅在阻礙中國強大，而非建立互惠雙贏的美中關係架構，再多的戰略對話也難解決問題。王毅最近接受《洛杉磯時報》專訪時重申「中美非競爭對手，更不是敵人」道出了北京面對美國處處掣肘的無奈。

美國理想中的中國，距離現實的中國太遠，採取合作與尊重的態度，才是一條找到共同利益的道路。習歐會即將在9月舉行，希望兩位全球最重要領導人屆時能在第7輪「中美戰略暨經濟對話」和第6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會議」基礎上，建構平坦的中美共同利益道路。

面對 希臘的擺爛，最不滿的當屬德國。德國政府對希臘政府提出的紓困計畫一再打槍，認為若不從樽節支出著手，任何計畫都是空談。希臘政府的還債財源不外是開源或 節流，但卻在節流方面不願採取積極行動，在開源方面只會奢談增加稅收，只是以希臘目前的經濟情況，增稅形同畫餅充飢，矇混債權人而已。因此德國總理梅克爾 表示，國際債權人與希臘政府仍未就提供新紓困貸款取得必要的進展，甚至在某些領域還有倒退的跡象。儘管歐元區財長及技術專家正繼續進行磋商，但債權人及希 臘政府之間仍有分歧，此次希臘政府所提之償債計畫與經濟改革方案了無新意，因此被「退貨」。一般認為，歐元區財長們之所以會壯士斷腕，德國的態度應是重要 關鍵。

然而，另一種看法是，儘管歐元區財長們拒絕債務展延，歐元集團卻沒有勇氣把希臘踢出歐元區。早在2012年7月歐債危機正當急迫之際，歐銀總裁德拉 吉曾對外承諾，會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歐元區的完整性。以賽局理論來分析，當談判的一方自己揭露底牌，就已經注定是談判的輸家，這也是何以希臘總理敢在談判前 肆無忌憚的原因。希臘政府很清楚，如果希臘未能留在這個由19個成員國所組成的貨幣聯盟中，市場投資人將開始揣測接下來哪個國家可能退出，對金融市場情緒 將造成嚴重影響；2012年歐債危機期間，投資人要求提高所持有的相關國家債券收益率，高利率難免導致經濟復甦遲緩，有此前車之鑑，歐元區債權人勢必投鼠 忌器。

事實上，在歐元區裡留住幾個疲弱的國家，對歐元區盟主德國、法國，也不全然是壞事，只要這些國家還留在歐元區內，三不五時出點狀況， 歐元就一直強不起來，疲弱的歐元對於德國、法國的出口和經濟復甦反倒有幫助。因此，德國雖然一再對希臘打臉，但也不致真的狠下心趕走希臘；在兩害相權取其 輕的情況下，即使6月30日希臘對IMF違約15億歐元，整個72億歐元的紓困計畫最終還是會端出來，就像一對怨偶，儘管吵吵鬧鬧，嘴上掛著離婚的威脅， 骨子裡一方擔心鉅額贍養費（德國），另一方考慮失去長期飯票的後果（希臘），再怎麼吵最後還是繼續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留在歐元區裡）。

雖然 希臘債務危機似乎只是歐洲國家的家務事，實際上如果危機爆發，對台灣的經濟與金融仍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台灣上半年出口疲弱，雖然主要原因是中國大陸經濟成 長增速放緩，但中國大陸成長增速放緩也與歐元區經濟疲弱、進口減少有關，更嚴重的是歐元區的經濟疲弱導致歐元走軟，再加上日圓依安倍經濟學採政策性走貶， 使台灣的工具機業者大受威脅。德國與日本製造工具機的品牌甚至品質雖然高於台灣產品，但價格相對高出一大截，台灣業者原本利用價格優勢爭取市場，一旦歐元 與日圓走軟，形同德國與日本工具機降價，直接壓縮台灣業者原有的價格優勢，因此前不久機械業者直接向央行喊救命，要求任由台幣貶值來保命。

另 外，希臘債務危機談判的進展起起落落，更是國際金融市場炒作者的最好機會。每當傳出談判瀕臨破裂，歐美股市就應聲倒下，雖然大家都認為不會導致不可收拾， 但保守型的投資人傾向先求自保而賣出，至於炒作型的投資人則會加強摜壓，以便創造炒作套利空間。連國際市場都有炒家肆虐空間，更何況台灣股市是淺碟型市 場，只要外資買賣超新台幣一兩百億元，就足以讓台股漲跌幅超過百點。台股成為外資的「提款機」，早已是屢見不鮮的事實，既然連台積電的接單前景都可成為外 資的炒作藉口，台灣經濟指標（出口、外銷訂單等）的良窳，更成外資存提款的理由，希臘債務危機的發展，自然也是外資理直氣壯鉅額進出的題材；因此別人的 「城門失火」，卻是我們的「池魚之殃」，在全球化的今日，可別小看「蝴蝶效應」的威力。

由經濟研究公司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和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聯合發表的一份報告表示，雖然上述總數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將以外匯儲備和組合投資為形式，但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將占據越來越大的 份額。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國在全球的對外直接投資(FDI)存量（包括對企業兼並、收購和初創企業的投資）將從7440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高達2萬億美元。

該報告的預測是有價值的，因為來自中國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官方跨境統計數據被廣泛視為質量低劣，不能準確反映實際投資流動。在短短10年裡，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幾乎為零增至每年1000億美元，使它成為全球三大直接投資輸出國之一。

歐洲特別歡迎中國方面的出手闊綽，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和歐元區經濟增長陷入低迷之後。

然而，該報告警告說，來自中國的投資大幅增長，也將需要此類投資的目的地市場和政治人物改變態度，以在充分利用機遇的同時遏制風險。

“中國經濟的規模、增長和互補等特徵，為歐洲帶來一些獨特機遇，”報告作者們表示。

“與此同時，有關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性質的某些具體關切，比如補貼，比如中國的威權政治體制以及中國本身對（外商直接投資）缺乏開放性，也帶來一些特殊的挑戰。”

雖然早期的中國對外投資集中於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和自然資源資產，但投資者目前轉向美國和歐洲物色機會。

2000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企業斥資460億歐元，在歐盟28個國家進行了1047項直接投資，其中大部分交易是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做成的。

英國遙遙領先地得到了最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上述期間累計得到122億歐元。德國位居第二，得到69億歐元，法國排在第三位，得到59億歐元。

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在2011年和2012年都超過70億歐元，2013年回落至60億歐元，但在2014年強勁反彈，創下140億歐元的紀錄。

歐洲的能源、汽車、食品和地產等行業吸引了最多的中國資金。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盡管近年迅猛上漲，而且未來預測令人頭暈目眩，但實際上中國仍在努力追趕。

“中國如此獨特如此重要，因為它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全球投資者，並有望成為未來10年全球FDI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因素，”該報告稱。

盡管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貿易國，但其2011年在全球金融跨境資產及負債所占份額只達到3.4%。

如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只有區區7%，相比之下，美國的這個比率為38%，日本達到20%，德國達到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