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轉換很快，因應的挑戰也多，必須提綱挈領，看清生存挑戰的空間，自去年十二月講座定名為「承擔與試煉」，今春與何志欽教授共研推出「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因國際政治情勢對全球經濟影響甚深，必須思考在地因應措施與轉化政策。
全球化是一刀兩刃，榮辱與共，正面意義上，可透過產業與貿易發展，創造更高的價值，提高生活水準，也透過金融和投資的融合，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同時也創造更多贏家與輸家，原有的分配發生變化，要讓此困境達到均衡，著實是一大挑戰，特邀劉遵義院士綜觀全局，剖析全球趨勢發展下的變化，陳添枝教授為台灣未來提建言，本人參與討論。
劉遵義：經濟全球化與所得分配不均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有機會來跟大家討論關於經濟全球化下的所得分配問題，我和余紀忠老伯是多年的交情，余先生是位愛國並且高瞻遠矚的長輩，做為晚輩的我對他非常欽佩。
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態勢
我的論述將從兩本書開始：Stiglitz《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和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都記錄了世界各國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持續攀升的態勢。首先，必須認知即使沒有經濟全球化，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依然存在於每一個國家；然而，當製造業等工作機會從高工資地區外移到低工資地區，經濟全球化就必須為所得分配不均的擴大負上部分責任，尤其在經濟發達國家中。過去數十年來，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中，工會議價能力的大大降低也和經濟全球化相關，罷工可能導致更多的進口替代，或更快速地將生產轉移至海外基地。但經濟全球化也使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提高，如亞洲四小龍及最近期的中國。
資訊通訊技術（ICT）的革命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惡化的原因之一，透過通訊技術的運用，扁平化組織漸變成常態，不再需要中階層的管理人，例如許多商業銀行的副總裁職位早已被淘汰，很多工作機會，包括日常文書工作、夜間警衛等，都消失了。
但資訊通訊技術革命及網際網絡的崛起也同時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也是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的破壞」，如Amazon.com取代了美國大多數實體書店，技術變遷也瓦解了許多產業及就業市場。資訊通訊技術革命創造了新技術的需求並激勵創新理念，增加對無形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研發資本在內）的投資，因爲這些投資的回報，受教育／未受教育者、有技能／無技能勞動力之間所得差距的幅度也比以前擴大了。
「收入平等」不能也不應該是經濟決策者的唯一目標，應優先考量整體人民經濟福祉的最優化。一九七八年中國經濟改革前的經驗可供借鏡，當時追求平等的所得分配，卻導致低經濟福祉與低經濟成長率。此外，鑒於每個人能力的差異，藉由累進稅率的適當選擇，可以增加經濟的總產量和整體福祉。所以，從生產最大化的稅務安排角度看，完全平等的所得分配不可能成為最優的選擇。
經濟全球化能提供一些開發中經濟體出口貿易的機會，使許多人能脫貧，尤其是造成東亞經濟早期的高速成長。例如，台灣的人均GDP從一九六五年未達二千美元，增長到二○一四年的二萬四千美元。據估計，中國大陸有五億人民因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而脫貧，其他正在開發中國家也會受惠於經濟全球化。
所得分配不均的成因
然而，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包括成功降低境內貧窮者）持續惡化，部分可歸咎於其境內所得分配及重分配的內在機制。二○○八年金融海嘯後，經濟發達國家包括歐、美、日等的央行，採行量化寬鬆政策，造成人為的極低利率，使資產泡沫火上加油，更加劇其國內的所得差距。另一方面，資本的流動性也使QE影響力遍及全球，亦增加開發中國家的所得差距。
以測量一國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係數觀之（附表一），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瑞典（○‧二五）所得最為平等，墨西哥（○‧四八）最不平等；但俄羅斯（○‧三九七）及中國大陸（○‧三七）兩個一向被認為是所得不均程度高的國家，事實上卻與英（○‧三八）、美（○‧四一一）及日本（○‧三八一）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基尼係數相差不多。雖然各國的所得分配都還有改善空間，但證據顯示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仍屬有效。
表一、各國稅前、稅後的基尼係數對照
首先，所得分配取決於財富分配的基礎上，財富包括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財富愈多的人所得愈高，而人力資本配置則可透過教育投資來改善。第二，可支配所得的分配取決於課稅和轉移支付前的所得分配，及包括社會安全網在內的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第三，所得分配亦取決於個人能力之間的差別，個人能力難以事先認知，亦不可能平等化。最後，所得分配也取決於幸運和機會，一個人可能贏得彩票，但運氣也是不能平等化的，反倒是社會保險的提供，可以減輕壞運氣的負面影響。
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應
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愈高可能導致國家儲蓄率愈高，進而造成較高的投資率，出現更快速的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率。相反地，低所得不均程度可能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並增加總體經濟需求。因此，所得不均程度高低對經濟成長是好是壞，取決於該國或地區是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
容許較高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市場經濟，可能有更大的總體產出，因為能力高者會有誘因增加其產出。然而，高度的所得不均可能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特別是當所得不均源自貪腐或詐欺的不當得利，而非因能力的差異。
高度所得不均也可能透過財富和權力的結盟，集中政治權力於少數人。但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擴大未必一定是壞事，前提是所得不均的擴大是伴隨著每個收入階層實質收入的增加，而非低收入階層實質收入減少造成的所得不均情況。
相較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台灣曾不差
觀察一九六○到二○一○年世界整體經濟的基尼係數（圖一），八○年代以前，所得不均的程度相當穩定，但在世紀交替前，卻持續攀升至歷史高點，爾後雖下降，卻仍停留在歷史上的相對高水平。但雖然普遍認為全球所得不均程度在持續上升（尤其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它卻是在下降的。
圖一、全球所得不均狀況（from Peter S. Larson）
然而，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和個別國家狀況的關係是複雜的，可能全球所得分配不均改善，但個別國家所得分配不均惡化；也可能出現全球所得分配不均惡化，但更多的民眾脫貧；也可能出現個別經濟體所有收入階層的所得皆有增加，但該經濟體整體所得分配狀況卻惡化的情況。
相較於其他經濟發達國家，台灣的所得分配情況是不差的，基尼係數在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期（六○至八○年代初期）是在下降的，平均落在○‧二六至○‧二九，這歸功於當時政府的扶貧政策，除了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還包括大量投資於基礎教育─即人力資本的效果。
圖二、歷年台灣稅後所得不平等狀況
經濟全球化及其近期的加速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有加速趨勢。正如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一書所言，經濟全球化遍及世界各個角落。雖然發生一九九七年東亞貨幣危機、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和二○一○年歐債風暴，國際貿易和投資流量在過去25年卻呈前所未見的成長。
一九九○到二○一三年，全球貿易總值平均每年成長七‧五%。在此成長率下，全球貿易每十年增長一倍。全球貿易的年成長率，比全球GDP的同期年成長率（約為二‧七%）還高二‧五到三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也顯著地成長，二○一三年全球直接對外淨投資約五千億美元，相較於全球GDP的一百兆美元。中國大陸是二○一三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接受國，美國僅居第二。
通訊與運輸成本的降低也加速經濟全球化，透過減低監督及控制成本，促進公司間和公司內部的合作與分工，進而降低外包的交易成本。這也使生產過程分割變得可能，產品製程可交由不同承包商或轉包商分工，不受地理環境限制，選擇最佳及最低成本方案。另外包括旅遊、金融等服務業貿易量激增，網路或光纖通訊網將過去無法輸出或輸入的服務貿易（如軟體創造、資訊處理和後台）變成可能，如印度軟體公司Infosys輸出軟體服務到世界各地，教育和醫療服務亦可透過網路遠端傳遞，包括物流等海空運成本也降低，而英語作為商業溝通媒介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
當中、印、俄及東歐等國家陸續加入全球市場，作為出口供應者和進口需求者，促使全球貿易量大幅增長，而各種經濟聯盟和自由貿易協定，如WTO、NAFTA、ASEAN等，透過降低關稅和貿易障礙，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除了自由貿易協定外，另一趨勢為將地理上分散的生產整合於單一地區（如在歐盟內部），這也增加了國際貿易量；避免供應中斷的風險也促進經濟全球化，因爲日本和台灣發生地震的經驗，日、台企業的客戶認為有必要要求供應商將其生産分散在不同區域，以降低供應中斷的風險。
因為障礙排除和誘因的提供，外國直接投資在WTO制度安排下，除流量上升之外，國民待遇也日益成為標準。外國直接投資經常跟隨貿易流向，以確保原料和自然資源的長期供應，而貿易也隨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例如子公司的產品被賣回本國，世界貿易很大一部分是由同產業內和同企業內貿易所構成。此外，外國直接投資也可能被提供跨境服務的慾望所驅使，如FedEx、J. P. Morgan Chase等。
國際貿易及投資的效益
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貿易和國外直接投資顯著成長，自願性的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皆有益處。若一國可以比另外一國更有效率地生產某一產品，透過專業化和貿易可使兩國皆獲益。即使一個國家比另一國家更有效率生產所有的產品，兩國仍能從貿易中獲益，因為他們有不同比較優勢。既然貿易是雙方自願，若一方沒有獲益，便不會產生貿易行為，所以任何貿易兩國皆應獲益，且獲益應當足夠補償貿易夥伴國家中的潛在輸家。
當一個新經濟體決定參與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此世界的整體經濟福祉應該增加，而該經濟體的全民福祉也應增加。過去封閉的經濟體，可以透過參與世界經濟而擴大其消費的可能選擇，貿易可以大大擴張該經濟體的消費可能選擇，而其境內整體經濟福祉也會因而提高。但雖然自願性國際貿易會為所有貿易夥伴帶來益處，貿易利益的分配卻不一定與比較利益有關，通常取決於貿易夥伴間的相對議價能力。
當引進新的貿易關係時，每個貿易夥伴國都必須進行調整，因其部分產業可能擴張或萎縮，既然貿易能擴大該經濟體的消費可能選擇，顯然整體經濟福祉會比過去提高，所以該經濟體的贏家也應該有足夠的受益，來補償輸家之損失，但補償輸家必須由政府推出具體的政策措施。
國際貿易促使市場擴張、實現規模經濟及專業分工。隨著市場擴張，市場間的整合和分割也成為可能，國際貿易使廠商聚焦在專業化任務（而非專業化產品），廠商需要找出他們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利基，在核心競爭力上最大化其附加價值，在供應鏈中，附加價值愈高的部分，其競爭就愈少（例如Apple、Intel、Microsoft、TSMC），所以橫向擴張（供給全球更多客戶）比垂直整合更有效率且更有利可圖。
此外，無形資本（創新、研發、智財權、品牌）投資回報率的增加，比市場規模擴大的速度來得快，因為無形資本的創造雖然需要較高的固定成本，但其擴展應用卻只需要較低的邊際成本，所以在大市場中會帶來較高的邊際營收和利潤；也因為透過國際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可開拓更大的市場，無形資本的槓桿作用也更大。無形資本亦是產業取向的（相較於地域取向）。對一現存企業而言，進入一個新的地域經營同一產業來競爭相對容易，而在同一地域市場要進入新的產業來競爭則相對困難。
對創新和技術轉移而言，充分保護知識產權是必要的，缺乏保護將使發明家與企業沒有嘗試創新的誘因，跨國投資和技術授權的誘因也隨之降低。新興市場中無形資本的保護更需要直接監管，缺乏積極監管的特許經營是無法良好運作的。經濟全球化除有助於新概念、新科技和新經濟模式的傳遞，也促進文化交流、提高國際相互理解，並減少可能的潛在衝突。
正視長期投資與短期資本流動
長期自願性的直接投資或長期的組合投資組合，對於投資國和被投資國都是有利的。然而，短期資金的流動卻未必有益於雙方。基本上，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不論流入或流出）是長期並相對穩定的，長期組合投資的流動亦然。另外，跨幣種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容易發生幅度或方向上的急遽變化（例如熱錢的流動），並且會影響該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包括外匯、信貸、資本市場等）的穩定性，對實體經濟造成負面衝擊。但最重要的反對跨幣種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理由是：除了有關貿易的短期融資，其他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社會生產並沒有貢獻。流入的跨幣種短期資本並無法在流入國內有效運用，當它們被用於長期投資計畫上，通常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借貸期限錯誤配置的麻煩，接著問題更會因為貨幣的錯誤配置而進一步惡化。事實上，一九九七年的東亞貨幣危機就是借貸期限與貨幣的雙重錯誤配置所造成的。
此外，短期資金在一個經濟體的流出與流入，也會造成該經濟體匯率及利率的過度波動，而這也將抑制其國際貿易和長期投資的發展，影響該國實體經濟的成長。
可能的補救措施與對策
一、財富重分配
不同於直接所得重分配，財富重分配肯定能改善貧富差距，但目前仍不能肯定這樣的重分配可以提高整個經濟體的總產出並改善整體經濟福祉。財富重分配應當在對經濟總產出沒有負面衝擊下才進行，如果導致總產出降低，整體經濟福祉就不可能改善。
二、課稅和轉移支付
國家可利用課稅和轉移支付的政策工具，來改變可支配所得的實際分配情況。例如德國在課稅和轉移支付前屬高度所得不均（○‧五）的國家，但於施行政策後卻優於多數OECD國家（○‧三一），成為所得不均程度最低的國家或地區之一；相對來説，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在墨西哥則幾乎沒有實質效果，施行前後並無顯著差異。每一個經濟體都必須建立有效的社會安全網，轉移支付計畫應涵蓋失業保險、職訓基金和補貼等，幫助被進口取代的勞工重新回到就業市場。
三、最低工資
一個國家可以選擇施行最低工資標準，並隨外在條件調漲，假若在過程中能避免增加失業率，就應當會提高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但最低工資是需要謹慎使用的政策工具，貿然施行的話，就會有導致失業率上升及通貨膨脹的風險，並有惡化所得分配不均程度的可能，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動盪。最低工資標準不宜經常調動，調漲最低工資標準的最適當時機，是當失業率低時。
四、鎖國政策
一個國家可以自願選擇隔絕於世界體系之外，不參與國際貿易和不允許國外投資的流入和流出，採取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這肯定會避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但經濟實行完全自給自足，將會降低整體經濟福祉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和受經濟制裁期間的南非與緬甸，以及當前的古巴和北韓，都是顯著的實例。此外，經濟自給自足並不必然導致全國所得分配平等的結果，治療方式（鎖國）本身可能比原始病症（所得分配不均）更有問題。
五、租稅政策
首先，若一個經濟體決定參與國際貿易，出口商品1而進口商品2。產業1會擴張而產業2會縮減，產業2的一些失業工人可重新受雇於產業1，過渡性協助如失業救濟和職訓津貼等是必要的。失業救濟金應從社會安全網中提撥，而職訓津貼和補貼的來源，可透過向贏家徵稅來募集。
其次，產業1無論是由生産因出口增長或商品1價格升高所導致的營收增加，其利潤都會提高而需要付更高的所得稅。由於該產業利潤的增加，徵收額外過渡因出口增加所增利潤附加稅是合理的，此附加稅僅適用於當年度，隔年商品1出口若未再增加，產業1即無附加稅的責任，附加稅會利用於援助產業2中的失業勞工。
第三，產業2部分，無論是進口增加或商品2價格下降所致的營收縮減，其利潤會降低而稅負會減少，加以可能裁員，如前所述，政府需要協助產業2的失業勞工。然而，贏家則是可享受商品2更低廉價格的消費者，故應該對進口的商品2課徵過渡進口增加稅以補償輸家。實際上，無論在商品1生產者的附加利潤稅和商品2的過渡進口增加稅，皆為協助負擔產業2失業勞工過渡性援助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經濟體進口的純粹在不同進口國之間的替代，並不需要徵收過渡進口增加稅。有人可能認為過渡進口增加稅違反WTO規則，但只要是過渡性而非永久性的，其本質上近似於激增稅或反傾銷稅，因此應可為WTO規則接受。
第四，當一個國家面臨替代國內生產的進口增加，也可以考慮公開拍賣進口許可證。目的有三：首先，每年進口總量可經每年進口配額的數量控制，讓它逐漸有序增加，不致突然嚴重影響國内產業；其次，進口配額的成本最終由消費者負擔是合理的，因爲他們也享受到該商品的低價好處；第三，它讓政府能徵稅來資助因進口而失業的勞工，包括再培訓及再就業之成本。然而，進口配額拍賣的方式可能違反WTO規則，但絕對比自願性配額的做法好。
第五，若企業將生產移轉海外，利用成本優勢再將產品輸回本國市場，此類進口應課徵前述的過渡進口增加稅。另外，為了避免企業有移轉海外的租稅誘因，應該要求企業提交其所有海內外業務的全部合併所得申報，如此無論利潤是否匯回國內，都需要納稅。
六、保障充分就業：
此為提高低收入群體所得及改善所得分配的最有效策略之一，經濟全球化讓產業傾向外移至低成本地區，是以政府應鼓勵並創造就業機會，而這些就業機會必須是獨特地理取向的商品或服務，如此則可避免因成本考量而外移，如旅遊的相關服務（旅館、餐廳及當地運輸業），或奠基於獨特資源或長期建立的聲望（茅台鎮的茅台酒、New Haven的耶魯大學），而公共財或公共服務的生產，包括環境保護、教育、醫療及老人照護等公共部門就業機會，也難以輕易外移。
七、托賓稅（Tobin tax）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obin所提出的托賓稅，乃抑制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的政策工具，若針對資本帳戶下流入或流出的資金，每次交易課以○‧五%托賓稅，每個月進出一次將面臨每年十二%之賦稅成本，而對於五年以上的長期投資，相等於每年不足○‧二%的低賦稅成本。托賓稅的徵收可大幅減少短期資本流出和流入所造成的匯率波動，也對國際貿易和跨境直接且長期的投資有利。
八、人力資本
長期而言，諸如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最有效的所得均衡工具，教育的投資可使公民（包括失業勞工）獲得足夠且合適的收入，並支持自身提高就業力及在職訓練，為有能力者創造機會，提供豐富的開放管道不僅可增加GDP總量，亦可促進社會和諧。
九、無形資本
政府須支持並促進無形資本的投資，諸如研發資本和商譽等品牌的建立，施振榮先生所提出的「微笑曲線」即彰顯此事實的經驗。供應鏈初始端的研發者或末端的經銷商獲利最豐，而供應鏈中端的製造商之利潤則相對低，這是因為研發創新者可由專利、知識及設計等特許收費中獲利，而經銷商可從品牌認知及通路獲得利潤分配，而製造商的利潤通常很微薄，尤其當它他們僅為承包「原始設備製造商」（OEMs），而「原始開發和製造」（ODM）的利潤也不甚高，專利和品牌終究還是創造利潤的主要來源，Apple和Nike即為企業典範。
十、台灣案例
過去台灣的香蕉、鳳梨和蔗糖為出口大宗，如今盛況不再，大部份農民已轉業，台灣經濟的成功源於非農業部門的擴張及勞動力的移轉；台灣也曾是全球最大的鞋出口國，如今也轉型高科技產業。透過投資人力資本和強化研發能力，可以改變比較優勢，台灣最成功的企業透過大量的研發投資來維持其自身競爭力和比較優勢，且近年來，台灣已成為國際專利的主要生產者。
除了透過課稅和轉移支付的直接重分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財的投資與供給也是重分配的一種形式，諸如大眾捷運系統、環保、教育、醫療等由稅收支付的公共財，所有人皆可免費或以低成本取得利用，會提高整體經濟福祉。公共財的提供也是平衡所得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
結語建言
經濟全球化為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帶來提升的潛力（例如中國），從全球來説，經濟全球化的總體效益是正面的。但經濟全球化衍生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利益的內部分配。贏家如何補償輸家？針對失業勞工提供過渡性的支持是政府的責任，包括職業訓練、再就業協助，和創造替代性就業機會，試圖將經濟全球化利益的一部分由贏家重新分配給輸家。
實質GDP成長率和所得分配不均兩者間是相互影響的，但所得分配的絕對平等並不會達到總體實質GDP或人均實質GDP的最高水平，必須思考James Mirrlees的「最優稅收」模型，政府應運用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提供實質GDP邁向最大化的誘因，明確地進行所得重分配，也可運用公共財政策來改善實質所得分配情況。
所有經濟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都在持續降低，有人認為這正符合馬克思《資本論》所預言，然而，資本投資的低回報率實在是人為的，因多國中央銀行都將利率控制在幾近於零。當資本市場充斥著零利率的資金流動，實質資產回報率趨近於零也不令人意外。但在開發中國家的無形資本投資回報率卻可以相當高，例如六○年代後的台灣，輸入與勞動力互補的有形資本在開發中國家更是常見，若有適當的公共基礎建設資本來配合，私人資本的回報率將會相當高。所以，在防止資本報酬率趨近於零，以及協助開發中經濟體成長的同時，經濟全球化確實可以扮演正面的角色。
陳添枝：所得分配為何不均
所得分配是重要也是危險的議題，當社會的關注焦點都在分配，而不關心生產的擴大是危險的。全球所得分配都在惡化，不僅已開發國家，後進開發中國家亦然，並非因為誰變好誰就變壞的問題。高所得層佔國民所得的比例愈來愈高，低所得層則愈來愈低，一、二十年來絕對值沒有成長，當前台灣也面臨到此現象。
根據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全球所得資料庫，以及朱敬一、林明仁、簡錦漢三位學者依財政部報稅資料統計，可以與其他國家的數字做對比，台灣上位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一九七七年占二五‧二一%到二○一三年占三六‧三九%，增加了十一‧一八%，誠如劉遵義教授所言，台灣並非最壞的；依據韓國學者統計數據顯示，韓國上位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一九九五年占二九‧二%，和台灣差不多，到二○一三年占四四‧八七%，增加了十五‧六七%情況非常嚴重；美國的數字更糟，其所得大部份集中於頂端一%。台灣從一九七七年到二○一三年頂端一%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增加了四‧一六%，五%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增加了八‧三七%，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增加了十一‧一八%，大部份國家增加一%至五%，增加到十%以上，表示上層的人拿的錢愈來愈多，這是全球普遍現象。
全球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超級明星、普通明星及非明星的薪資差異益大，頂端富裕者財富累積驚人。所得惡化的主要原因，以下分述之：
一、全球化的內涵包括貿易(投資資金流動)和人員流動
首先，貿易造成要素所得重分配（參照Heckscher-Ohlin定理），但出口國和進口國的變化方向相反，與實證證據不盡相符；其次，資本和技術性勞工具有互補性，外人投資使本國技術性勞工薪資上升，但對非技術性勞工助益不大，資金外流使本國技術工與非技術工薪資均下降，只有資本主所得增加，目前上海碩士生電子科系起薪人民幣一萬元，比台灣還高，而上海社科院大學生起薪人民幣四千元，和台灣相似；第三，高技術人才跨國流動容易，薪資議價能力較高。
二、技術變遷─資本與勞動比變動
觀察資本與勞動的報酬比，美國研究顯示，勞動所得份額持續下降，美國從五○年代至今，從六十五%降到五十七%左右，顯然為技術變遷所致。早期包括台灣的開發中國家皆相似，勞動所得約略四十%，初始工業化發展後逐漸提升，台灣從二千年至今，從五十五%降至五十二%，下降趨勢不至於太嚴重，故若將所得惡化的原因歸責於勞動所得在全國所得占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台灣是不太能解釋的。
根據資本跟勞動間的替代彈性，相關研究發現過去約略接近1，現在則是高於1，可接受的說法是，當資本跨國移動愈來愈多，勞動需求較高的工作將往開發中國家移動，造成勞動所得無法上升，不同技術層級的公司間，變化與成長速度不一樣，普通技術的薪水成長緩慢，高技術的薪水則較高。
另龔明鑫教授根據主計處二○○○年到二○一四年資料的研究，不同職業別及其薪水之分布別，最上層的企業經理級，二○○五年五十%以上的人月薪約六萬，目前為六十二%，大部分專業人員薪水也有四萬以上，其餘人員包括白領階級十年來薪資幾乎無變動，一般的體力工作稍有成長，職業別有很大的影響。
三、勞工制度
首先，台灣沒有工會問題，並非是工會式微導致勞動所得變少；其次，台灣薪資結構中，非經常性薪資比例升高，主要是規避薪資相關稅負（如健保、退休金），並增加薪酬彈性；第三是非典型就業人口的增加，使邊際就業者的薪資不易成長。近二十年來，非典型就業人力的增加，我國運用比例算低，甚至低於日韓，非典型就業薪水必然較低，但此非所得惡化主因，雇主於僱用人力時有較多的彈性，非典型就業屬韓國最積極使用，故其失業率較低，台灣相對保守，失業率也相對高。
四、教育的影響
首先，高等教育的擴張，導致勞動供給減少，應有助薪資上漲而非下降；其次是高等教育擴張使非技術工供給增加，技術工供給減少，使技術工與非技術工的工資差異擴大。高等教育的擴張雖然也擴張了理工科的科技，但現在反不重視技職教育，一般性教育雖然教導知識，但是缺乏技能，在資訊科技時代，產業模式、生活方式的應用與服務型式必須與經濟轉型接軌。台灣在討論所得分配問題時，必須思考教育結構，回到勞動市場供需原則方是正道。
五、財產增值不計入國民所得
財產增值不計入國民所得，卻會增加個人收入。近年來實體資產增值的速度遠高於物價，使資產所有者變富有，卻不會反映在國民所得帳上。該領域對台灣這些年來所得分配問題有許多實質影響，朱敬一等學者以財稅資料進行統計，甚至可能低估所得惡化的狀況，因為這些並沒有納入報稅部分，民眾情緒上也較容易不滿該問題，未來應持續關注。
結語建言
全球化挑戰下，除了稅制上的良好設計，更必須保障所有國民，不論其是否具備良好天賦，都必須給予賺錢的能力及機會，這也是談所得分配時該面對的，資本與勞動關係間的爭論反形次要。當前社會討論要立法強制公司加薪，這是所有經濟學家難以理解的，該政策並不會產生效果，因為總會有國家歡迎不加薪的企業，或許較好的方式是，讓勞工可以成為公司股東，跳脫出資本與勞動關係的思維框架。
何志欽：台灣所得分配變化與均衡謀求
已開發國家中的所得分配，在稅前及支付移轉後有顯著差異，從國際貿易觀點切入，其實是從產業內部商品稅的結構改變，租稅是一個長久制度，調整彈性不能過大；其餘能改進的在要素市場，因為所得分配其實是關於要素分配，如同勞動的分配就是工資，資本的分配就是其資本利得，故從要素市場觀之，對所得分配更有直接關聯。
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與現象
根據朱敬一教授的研究資料顯示，所得最高五%和最低五%者間的差距，從九○年代初期的三十二倍到二○一一年已成九十六倍；另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中下受薪階層自一九九一年開始，未經過物價調整的薪資成長率停滯，甚至呈下降趨勢，22K議題即是一例，25年前一個商職畢業生月薪24K，現在其月薪還是24K，但台北房價卻漲了許多倍，此即Piketty所言資本與財富累積超越產出與工資成長。
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的衝擊，包括二千年初的WTO，全世界互通有無，好處是提升一般的普遍福利和生活水平，但挑戰則在於如何對贏家和輸家、消費者和生產者及附加費用的再分配。
第三是二○○八年後的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影響，Piketty認為二○○八年雷曼破產事件是一個轉捩點，有機會教訓金融界人士，使金融資本市場稍微均衡一點，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提出了QE量化寬鬆政策，在短時間內又將它重建，反而更加速了金融資本市場惡化，這部份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總體經濟走向。
所得稅、遺產轉移稅與資本利得稅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做的是租稅政策，劉院士提及的商品稅，乃針對產業的贏家例如產業1的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抽貨物稅，產業2的消費者也是受益者，則在銷售過程中抽銷售稅，去協助那些產業的輸家例如產業2的取代工作者，這將在產業界形成一個良好循環。但現在因為我們產業與產業間的公司關係定義並不好，所以在課稅時將遭遇阻力，同時我國稅制很少每年調整一次，較務實的作法是每年複審，關於暫時過渡期的附加稅，如果在立法院將會有諸多爭議，所以有實務上的困難。我認為商品市場的商品稅，不論以銷售稅或貨物稅的形式皆可，而要素市場是一個抽象概念，因為所得分配就是所得的報償分配。
資本利得稅有兩種，以台灣的資本利得而言，不動產交易所得比證交所得嚴重，資本市場中參與股票的門檻較低，但房地產必須資產規模夠大，故門檻較高，所以大部分中產階級都是參與證券交易，兩種稅中較迫切的是不動產交易所得，我國從民國元年開始，就沒有房地合一稅，所以我認為應該優先處理。
財富移轉稅也有兩種：遺產和贈與，我曾參加過小布希的遺產和贈與稅的改革，美國當時認為，繼承和贈與對於世代分配的公平正義都有影響；但贈與比繼承的影響程度更大。繼承是85歲老人給55歲的人，贈與是55歲給25歲的人，我認為贈與稅的檢討是相當迫切的議題，是現今許多富二代的問題，但台灣沒有辦法課徵贈與稅不抽遺產稅，因為制度的設計迫使他們一定會拖到最後一刻把贈與變成遺產，可行方法是將兩者合併，效法美國，改弦易轍制定並施行終生財富移轉稅制。
最後，所得稅是公共支出基本而穩定的財源，也是構成所得分配平均的一個重要關鍵，任何人皆可享受便捷交通甚至合理的健保，故必須有穩定的財源─所得稅。面對高所得群和高財富群的世代對應問題，也許我們應在所得稅上多點考慮及設計，將財富移轉稅制的最適稅率由目前過低的十%向上調整為二十%，藉由最適稅率建立永續財政、公義社會及效率經濟。
Q&A
Q：在產學結合上，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何者優先？又如何平衡？
劉遵義：六○至九○年代正是台灣教育普及階段，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產學在高低兩端都可以也應當結合。過去高等教育不普遍，大學學歷最高僅占1至5%，而非100%，訓練1%與100%是不同的，當訓練100%時，應給予一技之長為社會貢獻，而非期待下一個愛因斯坦出現。美國有企業於全球各地購買學校經營的商業模式可資參考，它期待畢業生可完全就業，先徵詢當地最大雇主的人力需求，來創造投資人、雇主及學生的三贏，目前中國有二十%學校是私立的，也有參照此模式。美國在科研開支的基礎研究占三十%，中國僅占五%。基礎研究屬長期回報，需要進行基礎研究才能期待突破性發現，基礎研究最需要克服的問題是長時間的大量投入但缺乏明顯的回報。
陳添枝：無基礎研究即無應用研究，但研究應與產業結合，產業界常抱怨大學產出一堆博士，第一志願留校教書或到研究機構，而非企業界，留洋歸國也被大學優先聘走，企業界要不到人，產官學都須檢討。去年日本三位主攻LED研究的諾貝爾獎得主，其中兩位在名古屋大學長期由Toyota資助研究，而中村先生則在公司內部進行研究，日本企業界可以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過去基礎研究跟應用研究領域分割，若不改革，資源匱乏也無能力升級，企業界應該更積極的提供支援。
劉兆漢：台灣是相當民主化的，要以租稅來做補救的方法，能做到嗎？
劉遵義：各國歷史背景與文化脈絡不同，像瑞典是非常民主的國家，民眾相信所得分配差距不應該這麼大。在北歐，假如有人開車超速，一張傳票是根據駕駛賺多少罰錢的，假如是公務員，一天賺一百，就罰你一百，是大老闆一天賺一萬，就罰你一萬，這看起來是小事，但才是公道，不然對有錢的人來說，罰錢是沒什麼用的，這就是文化的傳統。我覺得台灣是不錯的，基尼係數多年還一直維持在○‧三五以下。
Q：當前各國央行都拼命打擊流動資金，造成全球資本市場紊亂，同時也競相貶值，外匯市場亦然，將來對全世界會造成什麼影響？這也是財富不均勻的因素，我們如何因應，淺盤經濟的國家應如何對應？
劉遵義：現時日本跟歐洲的量化寬鬆政策主要目的在貶值，美國頭一次量化寬鬆時，美國的利率是很高的，QE1後確實有效地把利率降低了，但日本跟歐洲，本來就是低利率，利率已經低到不能再低，所以量化寬鬆政策對利率沒影響，也就是對實質投資沒有影響，實質經濟也沒有好轉，流動資金很多都流出去買了美元，所以歐元跟日圓都在貶值，貶值是幫助它們增加出口。美國不贊成它們直接操控匯率，其實它們是在間接操縱匯率，目標都是一樣。去年美國前部長蓋特納（T. Geithner）來香港，我問他，QE2的時候，美國的利率已經非常低了，你這算不算是操縱匯率，他笑笑不答。前些時是美元在貶值，現在是歐元跟日圓在貶值，本質上都是在間接操控匯率。另外的效應是資產價格的上升，因為利率是零，借到錢就去買東西，全球的股票跟房地產都因此上升，台灣也受影響，這其實是有資產泡沫的風險。全球經濟發達的國家都沒做到應有的作為，美國兩三年前，政府就應增加開支，做基礎建設投資，美國的機場和公路都非常舊，應該趁經濟不好時去建設，歐洲也是一樣。大家都靠貨幣政策，是沒有用的。台灣要提防過多的游資，游資進來的多，新台幣就會升值，升值對台灣沒好處，中央銀行還是要看住，不能讓外國的短期資本流入太多。
何志欽：為何美國貨幣政策相對可以成功？因為有配套的財政政策，台灣是海島經濟，我們可以觀察，但規模不夠大到有影響，美日都創造巨大流動性，但日本企業沒辦法轉化為投資，它有44%是以現金的型式處理資產，美國則是投入股票市場，把流動性轉為真正的投資，雖然當前台灣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但認清問題才可進行後續動作。
Q：有關租稅正義的省思
葉萬安：歐洲國家稅前稅後差異很大，台灣稅前稅後差異卻有限，只能靠政府的社會福利改善，稅收方面應有很大改善空間；其次，台灣所得分配在八○年代僅約○‧二六，至今卻達○‧三二，呈惡化趨勢，與國際相較仍算還好，此資料是根據主計處收支調查統計，但財富分配狀況卻無法在數據中忠實反應，台灣的所得分配不是太嚴重，最嚴重的是財富分配。若我們以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觀察，最低所得者的增加有限，但為保持消費水準則幾近入不敷出，最高所得者的儲蓄卻大量增加，據我的研究統計，最高20%所得者的儲蓄佔全國總儲蓄的60%，用錢賺錢的財富累積速度只會愈來愈快，也更惡化貧富差距，當前已達不得不改善的時刻。
(編輯策畫：郭威瑤；攝影：陳信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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