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公共建設因投資金額龐大、報酬率偏低、承擔長期風險及成本回收緩慢等財務特性，影響民間參與意願。為提供民間機構參與投資風險之合理溢酬，政府有必要建立誘因機制，合理化計畫收益以提升民間參與投資的意願。
保險產業參與公共建設著眼於收益率，以具穩定現金流量為優先，如高速公路、捷運等。藉由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勢。而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政府已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列為重要施政方向，具民間參與空間者，政府不再編列預算，優先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而為健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2000年所公布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擴大民間參與範圍，以公益性為主之交通運輸、文教、社會勞工福利設施，及商業性強之重大觀光遊憩、工商設施等公共建設，並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等誘因。促參法立法與推動，就是以「為民興利」角度，開放民間參與開發國家資源。
針對保險業而言，依保險法143條規範，除符合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向外借款者外，保險業不得向外借款、為保證人或以其財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而依國際會計準則IAS 23公報對於借款成本規定，企業針對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應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成本。原因為建造期間尚無收入，其各項投入屬建設成本，即為達到可使用狀態之支出，俟完工後有業務收入時，該建物或設備再分年攤提費用，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
壽險業以保險資金持有投資性不動產，依保險法規定將部分收取之保費提存責任準備金，利息成分是否可資本化做為投資性不動產成本，目前未有規定。實務上保險業可運用資金主要來自所發行的保單。反觀一般行業需特別舉債，惟其各種可運用資金尚需按期給付孳息且最終需返還。
因此將資本化之成本限於舉債成本，未反映保險業進行類似資產建造之成本，造成金融保險業與一般行業財務缺乏可比較性，影響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之意願。保險業於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而言，尚無資本化處理，但基於監理會計之政策考量，可於認許資產與認許權益訂定相關規範承認資本化金額。
同時依主管機關規定，保險業於商品訂價時，應注意檢測各項利潤指標，關於利潤測試時所使用主管機關指定之利率，係依各公司近三年投資報酬率平均值訂定，監理目的在於避免經營不佳的保險公司大量發行虧損之保單。
由於公共建設投入建置時間長且回收較慢的特性，對於經營績效良好之保險公司，若因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公共建設而降低投報率時，將造成商品無法通過利潤測試而影響商品業務之訂價與推展。
因此，為鼓勵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及減輕政府財政壓力，可考量產業特性建立誘因政策，如公共建設建造期間之資金成本的資本化，與商品利潤測試得排除建造期之公共建設，以提升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落實公私夥伴的雙贏思維。
(作者為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可是拿Sunstein或Sandel與Ronald Dworkin或John Rawls 的著述相比，我喜歡後兩人多得多。聽說Cass Sunstein文章被引用次數是Dworkin的兩倍。但是我不認為跨領域之間這引用次數有什麼指標意義。Sunstein著作大量引用經濟學裡行為學派的方法，也常與經濟學家合寫文章。由於經濟學文章在社會科學之間引用較廣，且經濟學文章的論文索引置於文章末尾的傳統，也較法學索引置於各頁備註的方式容易計算引用，故法律經濟文章引用次數較傳統法哲學為多，並不稀奇。
我喜歡Rawls 與Dworkin的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架構宏大、思考完整、論述堪稱圓融一貫。他們勇敢面對大問題、挑戰既有理論、再提出堪稱coherent的圓滿架構。此外，當他們思考理論架構的時候，通常對問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讀他們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會被他們的人文關懷所感染，而由此而得到的體驗，其實更為深刻。即使讀後許久，重拾再閱心中都還有感動。這就是他們學術貢獻偉大之處。
在科學方法論的感染下，現在許多社會學科甚至人文學門的研究，都走向輕薄短小的岔路。他們的著作有一些像Sunstein所描述的「司法極簡主義」：處理的問題不要大、分析的層次不要深、涵蓋的範圍不要廣。這樣的極簡主義，敵人比較少、評審比較不會有負面意見、發表的文章數也會比較多，容易升等，也容易得到學術勳章。某日午餐時我向Sunstein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學術極簡主意」，是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病態產物。
行為經濟學家用實驗方法、賽局分析、資訊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理論，驗證若干人類「不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論證政府有時應該用更積極、更干預的方法，去引導不理性的人，讓結果更為有效率。說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也認為如此的推論失之「極簡」。我認為，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最後的研究結果流於淺窄，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我也認為，政治哲學與法哲學都是幫助我們圓融理解社會的知識架構。司法判決的理論或哲學構思，很像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極盡馳騁、憚精竭慮。他們最終也許在客觀限制下只能屈居淺窄，但是在事前，我不希望他們極簡，更不希望他們在「留給民主體制或政治智慧解決」的虛幻期待下，被鼓勵走上淺、窄的思辨陷阱。
如果一定要為淺而窄的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找理論基礎，我認為John Rawls 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似乎更為貼切。司法判決論述之寬窄深淺，其實是決定於不同意見者之間理念重疊的程度。只要重疊的部分能解決爭議，那就沒有必要去牽拖太深太廣卻沒有共識的部分。在我看來，重疊共識是一種有效率的思辨方式，而不是因為我們更信任司法之外的其他民主環節。
我當然不是因為司法極簡主義與學術極簡主意幾個字的字面演繹，而在此探討Sunstein教授的論點。以下我就Sunstein教授一二推論，做一些討論。關於動物權利保障的論述，Sunstein教授認為，動物不應該承受不必要的痛苦；這個觀點大部分人應該都會同意。但是什麼叫做「痛苦」？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們反對宮刑，因為它永遠剝奪了人的生命繁衍權利與性生活。在歐美，極高比例的寵物是閹割的。當我們對這麼高比例寵物實施閹割，剝奪了他們繁衍的權利與性生活愉悅時，這樣的系統性剝奪權利，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加諸痛苦？這樣算不算侵犯他們的權利？對高比例被閹割的貓狗討論該不該讓他們「痛苦」，我總覺得有點本末錯置。
此外，Sunstein教授似乎也忽略了人類與動物共同演化的歷史。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被人蓄養？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變成人的「寵物」？有科學家說：狗向人類放棄了他們自由的權利，以換取人類穩定提供的食物，或是換得穩定的生存權。這樣算不算是狗狗事前對人類簽署了「自由讓渡同意書」？如果可以這樣想像，那麼從演化上看，「權利讓渡同意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事後，狗狗能不能要求修改呢？如果不能修改，怎樣才算是人類毀約呢？
總之，要深刻認識動物權，一定要先了解動物與竉物的演化歷史。這些歷史不但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有極佳論述，也是當今考古人類學家判定遺址演化階段的重要參考。但是Sunstein教授沒有太多探討，就進入「訴訟代理人」的現代觀念。這樣，似乎是容易進入快速寫作、極簡研究的陷阱。
另外一個我想要探討的Sunstein 著作，就是他的暢銷書《推力》。我在幫該書寫導讀時就指出，作者所謂的「推」，是指經由某位資訊優勢者的提醒，而讓人們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但是，作者雖然臚列了許多輕推情境的條件與原則（例如要留給人們相當的選擇空間），卻始終沒有交待「輕推」這個動作的主詞是誰、受詞又是誰？誰能決定自己是資訊優勢者、自己看得比別人清楚、自己可以決定自助餐菜色的排列、自己是智識優勢者、自己能推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推的人？
在《推力》一書兩位作者所舉的例子中，資訊優勢與理想的選擇方向都非常清楚，此時往哪個方向推，所有人都沒有異議，故輕推一把爭議不大。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有時候資訊優勢並不清楚；往東輕推最後會跑到花蓮、往西輕推最後落點在澎湖，那麼輕推的人幾乎就有主宰結論的生殺權，聽起來有些恐怖。
我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避開前述的「操控」陷阱。導讀（按：《推力》一書）最後，我說「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這就是一本很值得參考的書」，也是一種學術極簡主義式的評論吧！司法與政治之間，我不知道何者更值得信任；但是導讀者與讀者之間，當然更應信任讀者。
]]>面對經濟不景氣，透過QE政府舉債，可以支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其效果則有不同解讀，關鍵在於政府支出能發揮多大乘數效果。凱因斯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大於1（約在1.5）；新古典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小於1（約在0.5）。 哈佛大學教授貝羅（Robert J. Barro）認為，政府支出增加，部分替代了民間消費與投資，故其乘數效果自然不會大。然若政府能夠有效率的從事公共建設、教育投資、科技發展等，短期擴大有效需求，經由乘數效果促進景氣復甦，長期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力，進而增加稅收、健全財政，可謂一舉兩得。反之，若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採取撙節政策為當。何況，持續的量化寬鬆，不斷的發鈔、舉債、赤字融通，極可能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定。
財政撙節主要針對收支長期不平衡的慢性病而發，寄望縮減赤字缺口，降低政府債務，更應朝縮減無效率的支出著手，以免傷害全民福祉。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及巴蘇（Sanjay Basu）在《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政府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經費，包括住宅補貼、食物補貼、失業救濟、老人年金、健康保險等，犧牲國民健康，降低國民生活品質，成為一種失控的撙節。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正義準則在於追求最弱勢者之最大幸福（Maximin criterion）。若是財政撙節對象選擇弱勢團體，顯然有違正義原則。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財政撙節政策，其內容與項目必須慎重評估，選擇具效益且公平的項目推動。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的支出，實在不應該隨意刪減，例如救濟窮人、醫療照顧、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等，不應成為為撙節對象，而是應該徹底檢討績效不彰或浪費的支出項目加以節流。若是政府沒有能力分辨哪些支出應該節流，造成撙節無效及非正義現象，就是典型的政府無能或失靈。
總之，經濟病症診斷、政策工具搭配、執行效果檢視、成本效益評估，均必須慎重為之。其實，政府平時要開源節流、量入為出，遵守財政紀律，追求財政平衡，顧好財政體質，不要有嚴重的財政慢性病；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需要掛急診時，才有舉債空間，擴大政府支出，突破「節儉矛盾」，以期振興經濟。若是平時就已赤字累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時又缺乏舉債空間，財政與經濟之病交相發作，顧此失彼，問題就難以解決。台灣當前情況似已陷入此種困境，爭大位者可有良策？
]]>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分配面GDP，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及間接稅淨額這四項，2014年這四者所佔的比重依序是43.86％、34.62％、16.03％及5.48％，二十年來受僱人員報酬比重明顯下滑，固定資本消耗、營業盈餘比重則明顯升高。
依主計總處甫公布的數據，1989～1995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年年都逾50％，同期間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平均僅29.8％，受僱人員報酬分享了逾半的GDP。好景不常，隨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烏拉圭回合協定生效，全球關稅大幅調降推進了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帶動了全球化生產，全球化生產又催化了工資均等化，台灣置身於全球化，海外投資絡繹於途，是以近二十年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逐漸下滑，至去年已降至43.86％，而營業盈餘則逐年走高，去年達34.62％。
自1995年以來全世界都處於自由化、全球化的環境，台灣面對工資均等化的壓力，其他國家也是，惟他們受僱人員報酬占比雖也下滑，卻沒有像我們降得如此厲害。例如日本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於1995～2013年僅由53.5％降至51.4％；而韓國於1995～2014年也僅由47.6％降至44.6％。
日、韓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二十年來只降了二、三個百分點，我們卻降了七個百分點，這說明同樣受到自由貿易、全球化生產的影響，人家的工資成長率雖然放緩，但卻不像台灣放緩的這麼嚴重，這正是台灣產業附加值率不如人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受僱人員所分享的GDP降低了，而受僱人員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69.2％升至2014年的78.9％。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分餅的人」愈來愈多，但「可分的餅」愈來愈小，平均每位受僱者所分到的報酬份額，二十年的降幅更甚於七個百分點，台灣社會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實非偶然。
近二十年台灣經濟並非沒有成長，實質GDP由1995年新台幣6.88兆元倍增至去年15.5兆元，除以年中人口數，得出人均實質GDP由32.3萬元倍增至66.3萬元，惟同期間的實質薪資（月薪）卻僅由42,266元升至45,494元。二十年間薪資增幅遠遠不及實質GDP的增幅，顯見近年實質薪資的倒退，並非成長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不是經濟沒有成長，而是成長的果實愈來愈多是分配給大股東，分配給受僱勞工的比重愈來愈少，這份GDP分配面統計所反映的正是這件事。
亞洲各國同我們一樣面臨自由化、全球化的問題，也面臨工資均等化的尷尬處境，但人家工資均等化的情況，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我們同樣觀察1995年～2014年這二十年間非農部門平均每月薪資的變化，台灣由1,337美元微升至1,557美元，韓國由1,584美元倍增至3,029美元，香港由1,204美元升至1,836美元，新加坡升幅更驚人，由1,565美元升至3,730美元。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化、自由化所帶來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工資均等化），雖讓亞洲四小龍工資水準受影響，但仍以台灣所受衝擊最大，尤以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更是其他國家聞所未聞。自由化或許有利於經濟成長，但二十年來卻讓台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二輪談判，希望透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進一步自由化來提升競爭力，然而由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可以明白，自由化或許有助於出口，但將使得內需產業、中小企業及農業面臨競爭的壓力。雖然自由化並沒有意圖讓貧富差距擴大，但自由化過程中所引發的產業結構調整、僱用型態改變，若不善加因應，則貧富差距擴大是必然的宿命，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曾說過：「自由化未必能帶來更快的成長或更多的投資…，而且單靠經濟成長也不見得能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執政者一直寄望藉由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整合來提升經濟成長，更期待把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難題，在一次自由化的過程中全然解決，這顯然是對自由化的迷思。證諸歷史，一個沒有策略的自由化，既難以帶動成長，更將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實非全民之福。由新公佈GDP分配面統計二十年來的變化，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才是。
]]>大陸IC產業發展的強烈企圖是兩岸產業競合的新議題，也是台灣產業的嚴峻挑戰。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智能化、工業4.0等自動化、智能化、分散式經濟「因地制宜」經營模式的興起，更會加速產品多元化、客製化等產業重組的趨勢。紫光集團企圖大幅投資台灣封測廠的策略，除了展現了大陸業者的強烈企圖心，更是順應全球的產業趨勢，冀望以一條龍垂直整合市場。
雖然紫光的大動作對台灣IC產業是重大威脅，但在全球以多元化產品為依歸的產業生態裡，台灣勢必難以全面阻擋此趨勢。我們不該以閉關鎖國的心態來面對這個全球趨勢，而應把此轉折視為產業轉型的契機，積極發展另類優勢。
筆者認為，台灣應在既有的產業基礎下，積極發展以知識服務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業」，以IC產品設計服務、設備服務及融資、技術中介及研發服務、商務應用及市場開發、製程設計服務等項目，發揮台灣在IC產業的知識優勢，融入大陸市場，從以「為人作嫁」的產業代工模式，轉型為知識服務業。
再者，台灣產業結合大陸多元化產品市場的經營，能有效提升客製化能力，這也是台灣產業界能在全球版圖「劃地稱王」的最佳策略。台灣科技業與其憂心大陸產業的威脅，不如將此壓力轉變為正面思考能量，例如和大陸投資方洽談交換條件，要求適度參與大陸投資方的經營，以提升自主發展客製化產品的能力，實現台灣IC產業經營模式的二度創新。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占比幾達四成。檢視ＥＣＦＡ已生效之早收清單內容中，僅涵蓋五三九項貿易商品，目前雖然是零關稅。但還有高達八十五％項目數的產品，需面對大陸的高關稅，尤其是紡織成衣等傳統產業。
以鞋子為例，目前面對大陸平均為十六．八％的關稅，影響台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透過貨貿協議的簽署，如關稅取消後，對產品行銷大陸將更有幫助。而且這不只是針對主力等出口產業，連傳統中小企業也都可以取得更廣大的市場，對我國就業及薪資都有幫助。
具體的數字，政府最近重新以ＧＴＡＰ經濟模型更新版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在「台灣農工產品關稅調降，但排除管制性農產品，大陸農工產品關稅全降」的假設下，兩岸貨貿協議，我國ＧＤＰ將提高一．六三％（六十四億美元）、總產值增加提高三．一四％（二八五億美元）；總出口增加五．三四％（一四六億美元），總進口也將增加七．三九％（一五六億美元），可以大大幫助突破目前的悶經濟。
雖然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我們很高興看到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已經持續依據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規定，進行國內溝通及協商，以爭取社會的共識。
由於雙邊貿易協定內容必有得有失，相信國人對於此原則也能夠接受。因此，政府必須汲取簽定服貿協議時之經驗，與國內可能受害之產業加強溝通，利用早已匡列的九八二億元支援及救濟方案，及新增列的一百億產業發展基金幫助升級轉型，讓貨貿協議在簽署後順利生效執行，才不致讓我國陷在愁雲慘霧中，錯失提升經濟的機會。
]]>勞動部的高級文官裡，長期以來一直錯誤地、保守地認為：開放就是對勞工不利、封閉就是保障勞工。在這樣錯誤觀念的誤導下，形成了一個派別、一個思想、一股很強的反進步力量。我的觀察不是空穴來風的，讓我舉二個實例說明。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期間，工會及民間團體一直反映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國專才想來台工作時，可否把他們照顧子女的保姆也一起帶進來，如此一來，小孩毋須換保姆，就能解決他們家庭上的一大問題。然而此一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及勞動部）的同意。勞工主管機關認為，若這些拿高薪的外國人來台找本國人接替保姆的工作，就能為本國人爭取工作機會，因此，不允許他們把保姆從國外帶進台灣來。
而事實與結果是，這些海外專才就紛紛打退堂鼓，不來台灣，因為，他們的選擇很多，其他國家在這問題上也不為難他們，他們當然不會選擇台灣。我們勞工主管機關一直沒有理解到，為了爭取一名（會說外語的）本國勞工為這些專才擔任保姆的工作（有可能嗎？），實質上已讓我們失去許多外籍專才在台灣，可能為台灣的白領及藍領勞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可能。
其他的例子，如為了不讓在台受完教育的僑外生在台實習，而設定很高的薪資門檻及其他行政上的干擾，讓這些僑外生們「穿小鞋」，知難而退，也技巧性地打臉當時行政院江院長開放的政策指示。此事，在毛院長任內，不斷地再親自與勞動部「溝通」後，才算有所突破，由此可見此事開放過程中的「不易」。
勞動部可自外於國際情勢嗎？可自外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嗎？當然是不可以的，但勞動部為何長期以來就能如此保守而能自外於國家競爭力提升中的一環？此無它，我們的政府、政黨、長官都迷信：保護勞工就一定會對勞工好、就一定能有選票，其實，不當的保守與錯誤的政策下所造成的22K，是絕對沒有選票的。
為此，在人才外流的對應政策上，我主張應有下述的積極思維：在「人才走進來」，與「人才走出去」的取捨間，為了不讓本地的人才流失，我們不但應該接受，並且也應歡迎國外的人才能多多地走進來，讓他們樂於來台，與我們本國人才一齊在台工作。若人才進來的少，我們自己人被人挖走的就會多，相對的，若人才進來的多，我們自己人才被挖走的就會少。這是個猶如蹺蹺板般地微妙關係，我們不可不察。為此，我們政策的重點就應在外國人才在台友善工作環境的塑造。
同樣地在不久前的「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一）以每年25萬人次的白領專才來台工作為國家的目標，調整相關政策，務求達標。
（二）積極延攬優秀來台就學的華裔及留學生在台工作。再者對國外專才的家人、子女工作及就學環境的改善也應就法令及相關制度作修正。
（三）強化彈性薪資並建立二軌的退休金給付制，以利外籍專才在台工作。
其實在這件重要的工作上，除勞動部以外，它仍須各部會如教育部、內政部、銓敘部等各單位通力合作才能克竟其功，在此，同樣地借用近日歐洲商會的一句話，政府中須要一個「沙皇」才能推動的了。
]]>此次台積電是以獨資形式在大陸設廠，同時將最先進的製程技術、最主要的生產與研發基地都還放在台灣，以保護其高端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然而，隨著紅色供應鏈的成形與有計畫的企業間購併，未來兩岸產業將面臨既競爭又合作的局面，以兩岸經濟規模量體的懸殊差距，台灣必須及早因應規畫，以避免科技產業的出走與全面的空洞化。
企業間的競爭合作純為商業行為，廠商自會妥善保護其核心技術，最擔心的是市場規範失靈，造成不當的市場競爭，此又通常與錯誤的政府政策有關。跨境投資應該被鼓勵，如此次台積電的大陸投資，可以就近服務市場擴大商機，同時也可以把保持領先的技術根留台灣，更可能因市場的擴大而增加對台灣的擴廠與就業。
如政府誤以為直接干預，不准業者去大陸投資就可以防止技術外流，則往往適得其反，不能跨境投資，整個產業可能因市場磁吸效應而整體外移，而對方也會採惡性挖角的方式將關鍵人物或整個研發團隊人才挖走，更別忘了擁有先進技術的其他外商也躍躍欲試。故禁止跨境投資的結果是徒然喪失大好的商機，更可能造成產業空洞化與人才的流失。
未來兩岸產業在大陸市場的發展，應該維持公平競爭與鼓勵分工合作，由於中國大陸是計畫型的市場經濟，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導是首要，要充分掌握大陸的政策走向，兩岸的產業合作只有透過兩岸頂層設計的制度性安排才能克竟其功，包括國民待遇的市場准入，避免惡性競爭，如重複投資、惡意購併與挖角等不當商業行為的規範。只有在透明的制度規範下，針對未來的發展有計畫地進行兩岸產業分工合作，才能為兩岸創富的同時也建立互信，更可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奠定基礎。（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大陸IC設計產業在政府政策和市場驅動兩個有利因素的結合下，近來成長非常快速。其中，為了要於2015年達到晶片自給率30%的階段性目標，大陸官方已祭出多項的IC設計業優惠措施，大大提升了大陸業者的競爭優勢。雖然大陸目前整體水準還落後於美國和台灣，但其生產及技術實力已明顯進步。而且，大陸又擁有實力強大的品牌系統商，未來若進一步結合，將可能形成堅實的結構性障礙。
目前台積電主要代工客戶包括輝達、高通、德州儀器與博通等晶片大廠，並且還製造包括蘋果iPhone及三星Galaxy等行動裝置的觸控面板、行動網路等相關零組件。相信台積電赴大陸設12吋晶圓廠除意在就近服務客戶外，也有可能同時培養具有潛力的新客戶。
其次，台積電赴大陸投資也有運用大陸半導體人才的動機。台積電已在台灣為了爭取與培養半導體人才，與台、成、清、交等名校合作，設立半導體學院以培育所需的人才。過去台積電亦與成大、高雄大簽訂產學合作──「術業培育計畫」，期望透過業界與學校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培植半導體產業所需之優質人才，共創產學互利的雙贏目標。
之後，台積電曾向馬英九總統反映台灣高階半導體人才缺口多達5000人，需才孔急的窘況。馬總統已指示教育部盡速協助處理相關問題，進而催生出交大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的國際育才計畫，鎖定印度、印尼、越南及馬來西亞等地的人才，來台就學和就業。台積電在大陸擴廠選在南京市，除當地政府的合作意願外，主要是南京位於長江三角洲，具地理與交通優勢，在過去幾年已逐漸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且就近有優秀、豐沛的工程技術人才。
目前台積電已依法規向投審會申請赴中國大陸投資，未來需關注其企業發展的需求，尤其在開發新市場、新客戶與使用當地人才方面。我們也相信台積電會妥善處理兩岸研發任務與屬性的區隔，在保證企業發展之餘，也能確保台灣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重要的地位。（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
]]>這句話所顯示的心理，頗能呼應日本安倍首相於2013年2月在美國智庫CSIS演講中所埋藏的一句話，Japan must remain the leading promoter of rules.（日本要做貿易規則的領頭制定者）。簡單言之，主導規則的制定才能維護本身長遠的利益。
依太平洋東西岸兩位領導人的說法，可以了解為何我於2013年9月在「如果金溥聰只要做一件事」專欄文章中的懇切建議，期盼金大使以說服美國邀台灣參加TPP談判為其第一也是唯一的要務。
由TPP的發展史及美國於2013年4月邀日本加入TPP談判的變化，可以看出美國對新增談判對象的主導性，更可了解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訂，比追隨他人主導的規則具有更高的優勢。
2011年時，台灣兩黨總統候選人在TPP內容尚未具體浮現前，就都以加入TPP為共同政見，顯見就大戰略而言，兩黨均早已體認TPP的重要性。11月上旬TPP內容公布後，各方褒貶不一，不過國際貿易本來就是以比較利益為基礎，在give and take的談判下，有所取捨也非意外。
但是其中涉及藥品專利（專屬）的議題，相信會成為各成員國核准協議內容時的一大爭議。我一向認為專利的過度保護，不但不能促進創新，反而會妨礙創新。而藥品的專利，又涉及人命、健康，甚至已升格為哲學層次，比較不容易以單純經貿眼光看待。
諾貝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早年在談論專利（尤其是藥品專利時）曾經有一句名言：「知識就像蠟燭，一根蠟燭點燃另一根時，不會減少本身的亮度」，這說法不是要廢止專利制度，而是說創意的分享，才是創設專利、鼓勵創新推動經濟進步的本意。
然而專利制度發展至今，專利保護已有走火入魔之虞。甚至由於專利體系中產生所謂「寄生環境」（parasitic ecology），許多專利「專家」吸附於發明家或創新者之上，極盡擴大專利的範圍，失去引導創新的動能，甚至還因此阻礙「附加創新」（extra innovation）或阻卻創新是以往創意「巧妙組合或延伸」的特性。
專利「專家」在寄生的誘因下，甚至協助業者以一些「新」但無「創」意的想法，申辦專利，反造成整體業界的緩慢進展。經濟學人雜誌曾以蘋果公司「圓角的矩形平板」（rectangle tablets with rounded corners）不應賦予專利為例，說明專利生態體系的詭異。
藥品用以治療疾病、挽救生命、恢復健康，理應大量向外界散播知識、藥理，以期救人救世。但另一方面因為藥品研發乃至上市，時間較長，投資龐大，為鼓勵新藥研發，許多國家乃提供20年的專利保護。
此次TPP談判在最後階段爭議較多的則不僅是藥品專利的保護，而更是專利到期後的資料專屬（Data Exclusivity）保護乃至市場專屬問題。
美國原期望20年的藥品專利加上12年的資料專屬，形成市場進入的重大障礙，以保護其本國藥廠，但此舉勢必增加各國健保負擔，而且對價廉救人學名藥的問世，產生拖延效果，因此在澳洲的力爭下，改為5年的資料專屬，談判順利落幕。
台灣加入TPP，已經錯失第1輪談判參與制訂規則的機會，在第2輪申請入會的天生劣勢下，恐怕還要注意目前協議有關藥品專利與我國藥事法第42條之2的差距以及量化後的影響。畢竟某些人士關心的豬肉是可以拒吃的，而救命的藥品儘管高價，恐怕還是搶著要吃的。
]]>這中間只有一家媒體記者做了查證，意外發現了事實真相。主要是因為去年10月間頂新案瀰漫的社會氛圍下，台大食科所決定主動跟頂新解約並終止合作，台大食科所背景的員工和實習生因合約解除而離職，並非如爆料者所指，是因為法官的無罪判決所引發的後續報復與扺制，頂新也不是無理革除具台大食科所背景員工。更離譜的是，這位所謂助理教授並非食科所教師。
這樁事件的始末，有幾點徵候確實令人有些不安。首先，鬧了這麼大的新聞，從頭到尾竟只有一位記者鍥而不捨地查證到底，而且就算查證到真相，也沒有多少人理會，其他的記者幾乎就是依著臉書內容照抄，顯見在媒體芸芸眾生中，這位查證的記者只是罕見的例外，其餘記者都習於只引述而不查證，爆料的內容有錯，全部報導就跟著一起錯到底。但是，針對消息來源進行查證，本來不就是媒體記者的基本動作嗎？何以如今在引述社群媒體的內容時，竟自動省去了這個基本動作呢？
主流媒體記者一面倒依賴社群媒體內容的另一項負面效應，是它提供了有心人士操弄媒體的空間，特別是當媒體記者越來越偷懶，越來越對社群媒體的內容不經查證地照單全收時，那麼很自然就會出現若干訊息供應的平台，藉由訊息操縱主導大眾媒體的走向。例如最近幾年在Ptt鄉民百科中就特別有置放一個「記者快來抄」的欄目，提供鄉民釋出各種訊息，公開召喚記者上網來引述、甚至來抄襲。而臉書平台上也發展出一個熱門社團自稱「爆料公社」，專門提供各種內幕與所謂的八卦，供主流媒體引述。而確實已有不少記者每天盯著這些平台在發新聞。這些訊息中當然存在著有新聞價值的內容，但也有不少內容根本是捕風捉影，甚至是憑空杜撰的，如果完全不加查證，等於就是聽任這些錯新聞、假新聞的流傳！
西方學界與業界很早就警覺社群媒體在訊息傳布上的威力，有心人士如何可以藉由部落格、推特與臉書的交互為用，逐步全面掌控主流媒體的議程，特別是一個經過刻意打造出的訊息，可以透過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交互為用，將一項經包裝過的訊息迅速而有效的傳遞出去，並讓主流媒體跟著起舞，假如這個訊息其實根本只是一則謠言，或是發送者懷有不良善的動機，很可能就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而要避免這種風險，除了「查證」，還是「查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很遺憾的是，這種原本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卻是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許多主流媒體記者為了貪快，往往不經縝密查證，或是先射箭再畫靶，只求渲染，不問真相，最終淪為若干有心人士的操弄工具。嘗試想想，假如在網路刻意釋出若干聳動的訊息，就能讓主流媒體很容易就上鉤，甚至是照單全收地引述，試問有誰還會尊重記者的專業？這幾年主流媒體的許多表現讓人看不起，不是沒有緣由的。試想當一個訊息平台被命名為「記者快來抄」，背後其實暗喻了多少的嘲諷與輕視！
]]>這個變化最大的動因就是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獨霸地位被打破的美國被迫重新思考新的對中政策。連帶的，美中之間最敏感、也最困難的所謂「台灣問題」自然就再成焦點。由於這次是結構性的、而不是應變性的思考，而台灣過去多次觸發兩強對抗的經驗仍歷歷在目，所以當前思考台灣的角度就不只是一時一事的「管理」，而是更大範圍的「處理」。其中又分為政略與戰略兩種。基於對中軟硬主張的不同，論者就台灣的建議也會不同。
在檯面上看得到的政略思維似以傾向「交易」者占大多數。譬如，某位前重要官員建議「以不獨換不武」、「以撤彈換軍售」。另有人建議「以軍售換不武」。有人主張兩岸和平協議有助美中關係的穩定。有人主張台灣應該「芬蘭化」（即中立）。有人倡議修訂「台灣關係法」。有人要拿美國對台承諾換取北韓停止核武。有人甚至主張換取中國大陸一筆勾銷美國上兆美元的債務。還有人力主以台灣換取中共承諾和平解決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並正式接受美國在東亞的安全角色。更有人畫出一幅路線圖，包含十個美中針對台灣交換讓步的步驟，以達成美中關係的長期穩定。
這些「交易」構想背後心態值得我們關注。其中固然有美國友人維護台灣安全與地位的善意，但不可諱言也有「棄台」的影子。更根本的背景則是美國政學界對美中的長期關係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感，同時又憂心台灣可能再度成為「麻煩製造者」，所以希望藉「處理」台灣來穩定美中大局。
再進一步說，美國專家積極思考「交易」，所反映的其實是現在許多台灣民眾不願意接受、或根本不了解的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遠不如對中國大陸。在華府心中，日本在東亞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排名第一，而南韓與日本唇齒相依，排名第二。即使不製造麻煩，台灣也只能排名第三。但在大陸心中，台灣永遠占據最核心的位置。雖然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美國會輕易「棄台」，但既有這樣的排名差異，台灣對美國就存在「交易」的空間。
至於主張對中強硬策略，基本上仍要維持現有的交往基調，只是希望強化其中所謂的「再平衡」成分，如力挺盟邦夥伴、負面使用經濟工具、增建長程攻擊性武器等。極少人主張恢復往昔的「圍堵」策略，也不再有人要求藉人權、西藏或民主議題壓制中共。在維持交往基調的大格局下，主張強硬的美國策士就算對北京不滿，也不願拿台灣作為抗中的急先鋒。
在軍事戰略部分，中共飛彈與潛艦的質量提升，大幅升高了航母馳援台灣的風險。美國官方目前乃改採所謂的「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但它耗資過鉅，而且如果直接攻擊中國內陸，勢將升高衝突，風險極大，故此戰略轉型迄今進展十分緩慢。另有策士建議轉攻為守，僅以封鎖大陸沿岸為戰略重點。有人更建議美國乾脆讓盟邦夥伴承擔主要責任，自己則退居二線。
這些戰略新思維雖然依稀都有台灣作為「夥伴」的身影，但台灣不可能像其他國家那樣與美國開展密切的軍事協調合作，因此「夥伴」到最後可能還是名大於實。更重要的，所有新戰略的出發點都設定美國在戰時的反應是被動的、遠距的、長期的，所以根據美國權威智庫研究，台灣必須獨自承受來自中共的猛烈攻擊「至少三星期」之久。屆時不管美中如何收拾，台灣肯定已是大輸家。
目前的東亞海域處處驚濤駭浪，唯有台灣海峽平靜無波，所以美中都對台灣心存感激。將來如果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台灣可望繼續從美中雙方獲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紅利。但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一方面台灣的安全將取決於北京的耐心與華府的決心，一方面台灣會再次變成美中兩強「交易」的籌碼。
主事的淑女君子們能不慎乎？（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表示，近10年，我國每年移出白領技術人才約2～3萬人，成為人才淨輸出國，因此有必要鬆綁外籍白領來台。
他說，在台外籍白領人數2萬9,393人，雖有增加趨勢，但仍不夠多，這次刪除聘雇外籍白領的企業資本額須有5百萬元、營業額1千萬元的限制，並讓外籍白領來台工作採用雙軌制，第一是月薪未達47,971元門檻，可依受雇者的學經歷、語言、專業程度等進行評點，達到60分，不受工作年資及薪資門檻限制；如果月薪達到47,971元，就免評點。
外籍白領的配偶及子女亦可來台工作，勞動部預計明年修改就業服務法，放寬獲永久居留外國人，免申請許可，配偶及子女可申請個人工作許可。
劉佳鈞舉例，現在電子商務盛行，如果有新成立的商務電子公司，資本額偏低，且尚未有營收，鬆綁後就可延攬在國外有開發App實務的外籍人員來台。
其次，在外籍藍領部份，劉佳鈞指出，外籍產業外勞有36萬多人，但12年必須離台，許多外勞在台受到很好的技術訓練，離台後被加拿大、日本、韓國爭著雇用，台灣等於把培養好的人才送給競爭對手。
未來外籍藍領亦建立評點制，凡工作9年以上的勞工，由原聘雇主申請轉為「外籍藍領技術人才」留下在台工作，可不受12年限制，預計每年可留下1,500人。若繼續工作5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我國籍。
在強化僑外生留台方面，劉佳鈞表示，去年已實施評點制，但去年畢業生5,800人，留台工作1,724人，不及畢業人數3成，因此取消雇主資本額、營業額及每年2,500名配額限制。
沒有大學學位的高職建教僑生每年約2千人，畢業後一律要出境，這次也放寬比照大學畢業生適用評點制留台工作。
]]>尤其我國主要對手南韓近年來拚命與其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顯然該國早已察覺在經貿發展與整合區域化的趨勢下，單憑一卡皮箱走世界的P2P（個人對個人）模式就能活絡國民經濟、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時代早已過去。仰賴官方主導洽簽雙邊或多邊FTA，以為其國民創造或維繫於境內外進行貿易、投資及產業競爭之有利及公平宏觀環境的G2G（政府對政府）模式，已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反觀我國因朝野自陷統獨惡鬥、理盲民粹的政經困局，洽簽涉外FTA的步伐嚴重落後，已嘗到在亞太產業價值鏈的地位逐漸遭RCEP及TPP國家所替代、人才和資金因投資及貿易轉移效應呈現流出且無法引入的苦果。
朝野各界再不審時度勢，體認速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以及維繫兩岸官方溝通對台灣今後政經發展的關鍵作用，客觀評估風險、創造機會，則經濟江河日下的趨勢不易扭轉。眾所周知，諸多RCEP及TPP夥伴國對我國能否成為未來談判諮商對象之所以持觀望立場，除了觀察台灣鬆綁法規及開放市場的態度與進度外，就是考量中國大陸的態度，這是擺在台灣眼前的政治現實。
故在兩岸ECFA後續協議，如服貿、貨貿、爭端解決協議未完成協商或生效前，以及兩岸尚未就我國參與RCEP談判的模式取得諒解前，周遭國家能否主動採取行動表態歡迎台灣，令人懷疑。尤有甚者，新政府及新國會若堅持通過兩國論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而不考量朝向合乎我國憲法就當前兩岸政治定位的方向修改，是否成為兩岸ECFA後續協議生效及實施的新政治障礙亦不無疑問。
RCEP與TPP應雙軌並行
再者，新政府應採行RCEP與TPP雙軌並行的策略並密切關注各自談判期程，分別以RCEP及TPP之開放標準及法規修訂為短、中期目標，並對我國開放市場後所受之衝擊影響及因應配套提出先期優劣勢評估。我方亦應先著眼於與TPP及RCEP夥伴分別磋商減少貿易壁壘的措施，俾利一旦開展談判時能有效降低衝擊並加速進展。
且從中港CEPA開放承諾幅度超出對岸承諾予RCEP伙伴的底線看來，我方未來在加入RCEP及TPP的談判過程中，已在其內的東協國家勢必要求比照ECFA條件。我國更需與主要經貿夥伴如美日韓進行談判，屆時勢必面臨比ECFA更為沉重的開放市場壓力，無法再一味享受讓利。因此，如何務實進行朝野及官民溝通，為民眾建立內外部經濟發展戰略的客觀認知，為市場開放與應變調整心態的當務之急。
其實，台灣內部面對兩岸服貿協議批准的理盲傾向，已影響美、日、韓、東協國家對我方能否互惠開放市場及理智協商批准FTA的觀感與決心。朝野切莫再自欺欺人、黨同伐異，唯有認清現實、建立共識，方能避免台灣繼續沉淪。持續鎖國仇中、坐井觀天、只拿不給，試問「島國」如何前進？（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教授）
]]>資金外逃，加上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卻步不來投資，是造成過去二十臺灣經濟放緩，對外競爭力衰退，以至2015年經濟勢必定出現保一不保難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外資對任何一個成長中或繁榮中的國家經濟發展，都著有極其關鍵性影響。然則，當我們今天看到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占GDP比率，全世界的平均值是33.6％，而臺灣卻祇有13％的嚴重偏低水準之時，就更能讓人明顯察覺到，不過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臺灣已從「外資爭相投入熱病」中急遽轉變成為「投資旱渴症」國家，充分映現出今天「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的問題惡化程度，究竟有多麼嚴重的了。
2015年11月下旬聯合國UNCTAD甫發表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開發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的流入總金額，首度超過了先進經濟體的總合，計成長了1.6%而達到6,810億美元；相對的，後金融海嘯的先進經濟國家社會，則大幅度衰退了28.4%。
其中最引起國人關注與在意的正是，2015年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表現，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劇降到了大排尾的倒數第五。
這項如此糟糕的成績表現，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好些年，早在2011年時，就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跨國企業公司大量出脫資產，使得當年臺灣FDI，首度出現了歷史性赤字記錄，使得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排名，退到全球快墊底的第210名。此後，臺灣吸引外資表現就一路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外資對臺灣大卻步？為什麼外資不再像1980年代一樣繼續熱烈擁抱臺灣？而卻要躲避臺灣，見到臺灣就拐彎？的確是個最引人關注的大哉問題。
最近幾個月在臺外商協會陸續發布的建言報告書，事實上都已給出了背後的真實答案。其中，尤以日本工商會的建言書，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11月6日發表的2015年對臺灣政府政策「白皮書」，「直言三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友善」引申而成為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歡迎」，不啻道盡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外資「見到臺灣就要拐彎落逃」的背後深層原因。
之所以會普遍給予國際社會帶來「如此強烈印象」的「不歡迎外資」「不友善外資」具體事證，仔細分析起來，主要都是應該歸咎於政府公共部門在治國理政作為上的「誠信喪失」與「普世價值悖離」所致，具實言之，最嚴重的是，可以呈現在這段期間政府政策的「三大不賡續性」或者所謂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三大不確定性」，以至讓外人外資感到真正「不友善」與「不受歡迎」，乃望臺灣而卻步，甚至於讓既在臺灣的外人外資要為之大出逃。
第一是，臺灣已被認為是沒有願景與方向的國家社會。目前臺灣的整體國家經濟政策，既完全讓人無法看得到清晰未來願景，也嚴重欠缺整體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感。參照歷史演進之驗證，國際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所以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進行較為永續性長期投資，最需要的是一個前提要件，就是必須確認這一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具有持續發展高遠願景，以及能夠實現發展願景的具體政策之完整樣貌，也就是說，在過去這二十年間，外人外資看臺灣，與1980年代以前所見，已然大為不同。看李登輝「戒急用忍」及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而馬英九「跟進保護主義」，已然嚴重造成了過去二十五年，在臺灣令國人痛心、讓外人外資完全失去信心的「政府政策祇顧眼前理盲民粹與自私抗爭，完全喪失了面對未來的長遠願景，也根本失去了應有的一致性策略之整體規畫」的難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外人外資卻步，國人國資也不敢放手。
在多數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的眼中，臺灣政府部門所提出的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大多屬為零散瑣碎的個別性策略，不但缺乏整個國家一體共有的未來願景及整體性一致推展政策，尤其更加嚴重的是，還經常祇因為媒體報導、民嘴爆料或並不具有太高代表性的局部激進社會民粹的抗爭主張意見，中央政府既定政策或長期計畫方案措施，就可以「立時跳下馬來」，一夕之間豬羊變色地通盤變更或全面撤銷，特別是今天最為緊迫必要的兩岸政策、少子化暨高齡化並臻效應衝擊下的人口政策及國家人力資本政策，乃至臺灣絕對高度永續依存的國際經貿課題上，讓國人也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都同樣「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有任何大願景大方向的存在，凡此等等無一不讓國人外商在臺灣，都根本沒有辦法擬定具有更高更遠的策略性中長期投資計畫。
第二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沒有政策承諾能力的國家社會。在臺灣，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連續性」、「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政府締訂契約方式之完全悖逆國際商業契約基本理則」，祇要遇有政權更迭、首長交替，動輒就會爆發「政策大變動」「政策大扭轉」的戲碼不斷，甚至是百分之百純粹與政府部門直接締結的50年以上長期契約內容，也往往在不到三、五年時間就橫遭惡性更改變卦情事。2015年柯文哲入主臺北市不到一周之內，立即發動的「五大弊案秀」，就是肇致一夕惡化「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情勢的經典大戲代表作。
以李登輝時代啟動並大力爭取國內外大投資的民營電廠（IPP）計畫為例，既是中央政府主力推動，本應該更有高度「政府治國誠信」政策意涵，但是就國資及外資企業廠商投資的IPP，必須與國營事業台電公司重新檢討「購售電合約」並進行協商的同時，立法院卻已單方面徹底修定改變了「電業法」相關條款，對既已完簽長期商業營運契約的所有IPP公司嚴重不利與打擊，令全體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擾與挫折；再就是馬英九掌政時期的國家級桃園航空城計畫之例，當初桃園政府為推廣航空城，曾針對所有外商進行說明，不少歐美日外商也都已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了嚴正深刻評估研究，並已擬議了諸多直接參與投資之大規劃，然則一旦主辦城市市長換了政黨換了人之後，整個航空城計畫立即付諸停擺，最讓所有外資外商大為震驚錯愕也倍感無所適從。
第三是，臺灣已被認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相互對立抗爭的國家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制規範的解讀與執行落差」，越來越趨惡化。同樣一個法令規章在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往「並不一致」，甚至不同承辦人員，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最近南部縣市政府片面單獨「禁燃生煤」之例，最為凸出，中央與地方對於「環保法律」見解的差距，以至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際、轄屬權限見解的差距之大，更令所有國內外企業廠商與投資人，為之傻眼。
另一方面，因為核四商轉已經遭到「封存」，甚至於倘若蔡英文果如預期再輪替掌政，核四必然遭到「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將陸續除役，則在臺灣「到底要不要用電？如何充實電源？倘然缺電又將怎麼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在在都讓在臺的歐美日外商大感無端地左右為難，當然更讓他們都倍加對於臺灣投資之大卻步。事實上，自從「非核家園」成為臺灣最大反對黨的基本政綱之後，早已嚇跑了幾多的國資企業之外移他遷，更嚴重阻卻了幾多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前來臺灣投資呢。
第四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欺善怕惡、理盲濫情、根本毀棄積極競爭力的國家社會。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上，來自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造成極大的吸引外資來臺殺傷力。因為少子化大趨的高度外顯化，使得本質是勞動密集產業的服務業部門，在當下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既缺乏高端國際觀人才，也缺乏基礎操作事務人力；更加上最近半年的勞動法規修正案之立法通過，既高度限縮了「工時」(即勞動力之可供給數量)，並僵死了「工時調節彈性」(彈性工時)之餘地，使得必須365天24小時營運的，各種現代全球化高級化服務業類項及可貿易服務業的加速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在在使臺灣服務業部門的投資發展營運可能性，都付諸空幻。
當製造業不興，可貿易服務業不起，則必致國內證券市場的籌碼數量、價格、流動規模及流動性，都會同時出現嚴重的不良展望前景，當然更使外資寗選中國上證、深證，港市、星市、韓市，甚至ASEAN諸新興市場的新機運與新發展性而去，何需單獨苦戀臺灣小小一朵草花呢？
在這一背景條件之下，外人外資在直接投入臺灣市場的機會，以及服務業外向發展機會都受到了莫大壓抑。
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僑外資在臺灣的總體直接投資FDI，包括製造業投資及服務業投資，都在僵直不化的「鎖國自閉政策」之後，全面向下減半；在1980-1990年代，以至2005年間，來臺直接投資營運的外資總金額都能夠維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乃至750億美元水準；但是最近五年，則祇能保持在100億美元上下水準，顯見外人外資「躲避臺灣」，乃至「逃離臺灣」的情境態勢，相當嚴厲惡劣，實在令人不敢有所樂觀。
在今天，任期所剩無多的馬毛體制，先在2015年7月27日提出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分為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三大部分的中長期經濟強化措施計畫，繼而在2015年8月20日補足以五箭措施救經濟的「振興經濟短期方案」，兩者洋洋灑灑的行動方案措施作為中，就獨獨缺少了「如何留駐外資」、「再吸引外資」以及「再恢復振興外資對臺灣信心」的必要措施。
其實，倘然毛治國院長有足夠的警覺性與敏感性，再能夠更進一步趕緊在2015年第四季起，追補採取幾個可以一新國際投資人社會耳目的措施行動，讓「外資見到臺灣不再拐彎」，則振作拉抬2015年經濟，使不致淪為「保一不保」的窘態，其可能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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