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中間只有一家媒體記者做了查證，意外發現了事實真相。主要是因為去年10月間頂新案瀰漫的社會氛圍下，台大食科所決定主動跟頂新解約並終止合作，台大食科所背景的員工和實習生因合約解除而離職，並非如爆料者所指，是因為法官的無罪判決所引發的後續報復與扺制，頂新也不是無理革除具台大食科所背景員工。更離譜的是，這位所謂助理教授並非食科所教師。
這樁事件的始末，有幾點徵候確實令人有些不安。首先，鬧了這麼大的新聞，從頭到尾竟只有一位記者鍥而不捨地查證到底，而且就算查證到真相，也沒有多少人理會，其他的記者幾乎就是依著臉書內容照抄，顯見在媒體芸芸眾生中，這位查證的記者只是罕見的例外，其餘記者都習於只引述而不查證，爆料的內容有錯，全部報導就跟著一起錯到底。但是，針對消息來源進行查證，本來不就是媒體記者的基本動作嗎？何以如今在引述社群媒體的內容時，竟自動省去了這個基本動作呢？
主流媒體記者一面倒依賴社群媒體內容的另一項負面效應，是它提供了有心人士操弄媒體的空間，特別是當媒體記者越來越偷懶，越來越對社群媒體的內容不經查證地照單全收時，那麼很自然就會出現若干訊息供應的平台，藉由訊息操縱主導大眾媒體的走向。例如最近幾年在Ptt鄉民百科中就特別有置放一個「記者快來抄」的欄目，提供鄉民釋出各種訊息，公開召喚記者上網來引述、甚至來抄襲。而臉書平台上也發展出一個熱門社團自稱「爆料公社」，專門提供各種內幕與所謂的八卦，供主流媒體引述。而確實已有不少記者每天盯著這些平台在發新聞。這些訊息中當然存在著有新聞價值的內容，但也有不少內容根本是捕風捉影，甚至是憑空杜撰的，如果完全不加查證，等於就是聽任這些錯新聞、假新聞的流傳！
西方學界與業界很早就警覺社群媒體在訊息傳布上的威力，有心人士如何可以藉由部落格、推特與臉書的交互為用，逐步全面掌控主流媒體的議程，特別是一個經過刻意打造出的訊息，可以透過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交互為用，將一項經包裝過的訊息迅速而有效的傳遞出去，並讓主流媒體跟著起舞，假如這個訊息其實根本只是一則謠言，或是發送者懷有不良善的動機，很可能就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而要避免這種風險，除了「查證」，還是「查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很遺憾的是，這種原本該是最基本的要求，卻是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許多主流媒體記者為了貪快，往往不經縝密查證，或是先射箭再畫靶，只求渲染，不問真相，最終淪為若干有心人士的操弄工具。嘗試想想，假如在網路刻意釋出若干聳動的訊息，就能讓主流媒體很容易就上鉤，甚至是照單全收地引述，試問有誰還會尊重記者的專業？這幾年主流媒體的許多表現讓人看不起，不是沒有緣由的。試想當一個訊息平台被命名為「記者快來抄」，背後其實暗喻了多少的嘲諷與輕視！
]]>這個變化最大的動因就是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獨霸地位被打破的美國被迫重新思考新的對中政策。連帶的，美中之間最敏感、也最困難的所謂「台灣問題」自然就再成焦點。由於這次是結構性的、而不是應變性的思考，而台灣過去多次觸發兩強對抗的經驗仍歷歷在目，所以當前思考台灣的角度就不只是一時一事的「管理」，而是更大範圍的「處理」。其中又分為政略與戰略兩種。基於對中軟硬主張的不同，論者就台灣的建議也會不同。
在檯面上看得到的政略思維似以傾向「交易」者占大多數。譬如，某位前重要官員建議「以不獨換不武」、「以撤彈換軍售」。另有人建議「以軍售換不武」。有人主張兩岸和平協議有助美中關係的穩定。有人主張台灣應該「芬蘭化」（即中立）。有人倡議修訂「台灣關係法」。有人要拿美國對台承諾換取北韓停止核武。有人甚至主張換取中國大陸一筆勾銷美國上兆美元的債務。還有人力主以台灣換取中共承諾和平解決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並正式接受美國在東亞的安全角色。更有人畫出一幅路線圖，包含十個美中針對台灣交換讓步的步驟，以達成美中關係的長期穩定。
這些「交易」構想背後心態值得我們關注。其中固然有美國友人維護台灣安全與地位的善意，但不可諱言也有「棄台」的影子。更根本的背景則是美國政學界對美中的長期關係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感，同時又憂心台灣可能再度成為「麻煩製造者」，所以希望藉「處理」台灣來穩定美中大局。
再進一步說，美國專家積極思考「交易」，所反映的其實是現在許多台灣民眾不願意接受、或根本不了解的一個現實。那就是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遠不如對中國大陸。在華府心中，日本在東亞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排名第一，而南韓與日本唇齒相依，排名第二。即使不製造麻煩，台灣也只能排名第三。但在大陸心中，台灣永遠占據最核心的位置。雖然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美國會輕易「棄台」，但既有這樣的排名差異，台灣對美國就存在「交易」的空間。
至於主張對中強硬策略，基本上仍要維持現有的交往基調，只是希望強化其中所謂的「再平衡」成分，如力挺盟邦夥伴、負面使用經濟工具、增建長程攻擊性武器等。極少人主張恢復往昔的「圍堵」策略，也不再有人要求藉人權、西藏或民主議題壓制中共。在維持交往基調的大格局下，主張強硬的美國策士就算對北京不滿，也不願拿台灣作為抗中的急先鋒。
在軍事戰略部分，中共飛彈與潛艦的質量提升，大幅升高了航母馳援台灣的風險。美國官方目前乃改採所謂的「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但它耗資過鉅，而且如果直接攻擊中國內陸，勢將升高衝突，風險極大，故此戰略轉型迄今進展十分緩慢。另有策士建議轉攻為守，僅以封鎖大陸沿岸為戰略重點。有人更建議美國乾脆讓盟邦夥伴承擔主要責任，自己則退居二線。
這些戰略新思維雖然依稀都有台灣作為「夥伴」的身影，但台灣不可能像其他國家那樣與美國開展密切的軍事協調合作，因此「夥伴」到最後可能還是名大於實。更重要的，所有新戰略的出發點都設定美國在戰時的反應是被動的、遠距的、長期的，所以根據美國權威智庫研究，台灣必須獨自承受來自中共的猛烈攻擊「至少三星期」之久。屆時不管美中如何收拾，台灣肯定已是大輸家。
目前的東亞海域處處驚濤駭浪，唯有台灣海峽平靜無波，所以美中都對台灣心存感激。將來如果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台灣可望繼續從美中雙方獲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紅利。但如果兩岸關係惡化，一方面台灣的安全將取決於北京的耐心與華府的決心，一方面台灣會再次變成美中兩強「交易」的籌碼。
主事的淑女君子們能不慎乎？（作者為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表示，近10年，我國每年移出白領技術人才約2～3萬人，成為人才淨輸出國，因此有必要鬆綁外籍白領來台。
他說，在台外籍白領人數2萬9,393人，雖有增加趨勢，但仍不夠多，這次刪除聘雇外籍白領的企業資本額須有5百萬元、營業額1千萬元的限制，並讓外籍白領來台工作採用雙軌制，第一是月薪未達47,971元門檻，可依受雇者的學經歷、語言、專業程度等進行評點，達到60分，不受工作年資及薪資門檻限制；如果月薪達到47,971元，就免評點。
外籍白領的配偶及子女亦可來台工作，勞動部預計明年修改就業服務法，放寬獲永久居留外國人，免申請許可，配偶及子女可申請個人工作許可。
劉佳鈞舉例，現在電子商務盛行，如果有新成立的商務電子公司，資本額偏低，且尚未有營收，鬆綁後就可延攬在國外有開發App實務的外籍人員來台。
其次，在外籍藍領部份，劉佳鈞指出，外籍產業外勞有36萬多人，但12年必須離台，許多外勞在台受到很好的技術訓練，離台後被加拿大、日本、韓國爭著雇用，台灣等於把培養好的人才送給競爭對手。
未來外籍藍領亦建立評點制，凡工作9年以上的勞工，由原聘雇主申請轉為「外籍藍領技術人才」留下在台工作，可不受12年限制，預計每年可留下1,500人。若繼續工作5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或歸化我國籍。
在強化僑外生留台方面，劉佳鈞表示，去年已實施評點制，但去年畢業生5,800人，留台工作1,724人，不及畢業人數3成，因此取消雇主資本額、營業額及每年2,500名配額限制。
沒有大學學位的高職建教僑生每年約2千人，畢業後一律要出境，這次也放寬比照大學畢業生適用評點制留台工作。
]]>尤其我國主要對手南韓近年來拚命與其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顯然該國早已察覺在經貿發展與整合區域化的趨勢下，單憑一卡皮箱走世界的P2P（個人對個人）模式就能活絡國民經濟、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時代早已過去。仰賴官方主導洽簽雙邊或多邊FTA，以為其國民創造或維繫於境內外進行貿易、投資及產業競爭之有利及公平宏觀環境的G2G（政府對政府）模式，已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反觀我國因朝野自陷統獨惡鬥、理盲民粹的政經困局，洽簽涉外FTA的步伐嚴重落後，已嘗到在亞太產業價值鏈的地位逐漸遭RCEP及TPP國家所替代、人才和資金因投資及貿易轉移效應呈現流出且無法引入的苦果。
朝野各界再不審時度勢，體認速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以及維繫兩岸官方溝通對台灣今後政經發展的關鍵作用，客觀評估風險、創造機會，則經濟江河日下的趨勢不易扭轉。眾所周知，諸多RCEP及TPP夥伴國對我國能否成為未來談判諮商對象之所以持觀望立場，除了觀察台灣鬆綁法規及開放市場的態度與進度外，就是考量中國大陸的態度，這是擺在台灣眼前的政治現實。
故在兩岸ECFA後續協議，如服貿、貨貿、爭端解決協議未完成協商或生效前，以及兩岸尚未就我國參與RCEP談判的模式取得諒解前，周遭國家能否主動採取行動表態歡迎台灣，令人懷疑。尤有甚者，新政府及新國會若堅持通過兩國論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而不考量朝向合乎我國憲法就當前兩岸政治定位的方向修改，是否成為兩岸ECFA後續協議生效及實施的新政治障礙亦不無疑問。
RCEP與TPP應雙軌並行
再者，新政府應採行RCEP與TPP雙軌並行的策略並密切關注各自談判期程，分別以RCEP及TPP之開放標準及法規修訂為短、中期目標，並對我國開放市場後所受之衝擊影響及因應配套提出先期優劣勢評估。我方亦應先著眼於與TPP及RCEP夥伴分別磋商減少貿易壁壘的措施，俾利一旦開展談判時能有效降低衝擊並加速進展。
且從中港CEPA開放承諾幅度超出對岸承諾予RCEP伙伴的底線看來，我方未來在加入RCEP及TPP的談判過程中，已在其內的東協國家勢必要求比照ECFA條件。我國更需與主要經貿夥伴如美日韓進行談判，屆時勢必面臨比ECFA更為沉重的開放市場壓力，無法再一味享受讓利。因此，如何務實進行朝野及官民溝通，為民眾建立內外部經濟發展戰略的客觀認知，為市場開放與應變調整心態的當務之急。
其實，台灣內部面對兩岸服貿協議批准的理盲傾向，已影響美、日、韓、東協國家對我方能否互惠開放市場及理智協商批准FTA的觀感與決心。朝野切莫再自欺欺人、黨同伐異，唯有認清現實、建立共識，方能避免台灣繼續沉淪。持續鎖國仇中、坐井觀天、只拿不給，試問「島國」如何前進？（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教授）
]]>資金外逃，加上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卻步不來投資，是造成過去二十臺灣經濟放緩，對外競爭力衰退，以至2015年經濟勢必定出現保一不保難局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外資對任何一個成長中或繁榮中的國家經濟發展，都著有極其關鍵性影響。然則，當我們今天看到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占GDP比率，全世界的平均值是33.6％，而臺灣卻祇有13％的嚴重偏低水準之時，就更能讓人明顯察覺到，不過就在這短短二十年間，臺灣已從「外資爭相投入熱病」中急遽轉變成為「投資旱渴症」國家，充分映現出今天「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的問題惡化程度，究竟有多麼嚴重的了。
2015年11月下旬聯合國UNCTAD甫發表的年度《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全球開發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的流入總金額，首度超過了先進經濟體的總合，計成長了1.6%而達到6,810億美元；相對的，後金融海嘯的先進經濟國家社會，則大幅度衰退了28.4%。
其中最引起國人關注與在意的正是，2015年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表現，在全球211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劇降到了大排尾的倒數第五。
這項如此糟糕的成績表現，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好些年，早在2011年時，就因為凱雷、AIG、美商大都會等跨國企業公司大量出脫資產，使得當年臺灣FDI，首度出現了歷史性赤字記錄，使得臺灣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總金額的排名，退到全球快墊底的第210名。此後，臺灣吸引外資表現就一路下滑，成為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外資對臺灣大卻步？為什麼外資不再像1980年代一樣繼續熱烈擁抱臺灣？而卻要躲避臺灣，見到臺灣就拐彎？的確是個最引人關注的大哉問題。
最近幾個月在臺外商協會陸續發布的建言報告書，事實上都已給出了背後的真實答案。其中，尤以日本工商會的建言書，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11月6日發表的2015年對臺灣政府政策「白皮書」，「直言三批」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友善」引申而成為對外人外資的「高度不歡迎」，不啻道盡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外資「見到臺灣就要拐彎落逃」的背後深層原因。
之所以會普遍給予國際社會帶來「如此強烈印象」的「不歡迎外資」「不友善外資」具體事證，仔細分析起來，主要都是應該歸咎於政府公共部門在治國理政作為上的「誠信喪失」與「普世價值悖離」所致，具實言之，最嚴重的是，可以呈現在這段期間政府政策的「三大不賡續性」或者所謂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三大不確定性」，以至讓外人外資感到真正「不友善」與「不受歡迎」，乃望臺灣而卻步，甚至於讓既在臺灣的外人外資要為之大出逃。
第一是，臺灣已被認為是沒有願景與方向的國家社會。目前臺灣的整體國家經濟政策，既完全讓人無法看得到清晰未來願景，也嚴重欠缺整體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感。參照歷史演進之驗證，國際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所以會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進行較為永續性長期投資，最需要的是一個前提要件，就是必須確認這一國家經濟社會的未來，具有持續發展高遠願景，以及能夠實現發展願景的具體政策之完整樣貌，也就是說，在過去這二十年間，外人外資看臺灣，與1980年代以前所見，已然大為不同。看李登輝「戒急用忍」及陳水扁「鎖國自閉政策」，而馬英九「跟進保護主義」，已然嚴重造成了過去二十五年，在臺灣令國人痛心、讓外人外資完全失去信心的「政府政策祇顧眼前理盲民粹與自私抗爭，完全喪失了面對未來的長遠願景，也根本失去了應有的一致性策略之整體規畫」的難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外人外資卻步，國人國資也不敢放手。
在多數外人外資企業廠商的眼中，臺灣政府部門所提出的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大多屬為零散瑣碎的個別性策略，不但缺乏整個國家一體共有的未來願景及整體性一致推展政策，尤其更加嚴重的是，還經常祇因為媒體報導、民嘴爆料或並不具有太高代表性的局部激進社會民粹的抗爭主張意見，中央政府既定政策或長期計畫方案措施，就可以「立時跳下馬來」，一夕之間豬羊變色地通盤變更或全面撤銷，特別是今天最為緊迫必要的兩岸政策、少子化暨高齡化並臻效應衝擊下的人口政策及國家人力資本政策，乃至臺灣絕對高度永續依存的國際經貿課題上，讓國人也讓外人外資企業廠商都同樣「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有任何大願景大方向的存在，凡此等等無一不讓國人外商在臺灣，都根本沒有辦法擬定具有更高更遠的策略性中長期投資計畫。
第二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沒有政策承諾能力的國家社會。在臺灣，無論在中央或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連續性」、「政策承諾的翻臉如翻書」、「政府締訂契約方式之完全悖逆國際商業契約基本理則」，祇要遇有政權更迭、首長交替，動輒就會爆發「政策大變動」「政策大扭轉」的戲碼不斷，甚至是百分之百純粹與政府部門直接締結的50年以上長期契約內容，也往往在不到三、五年時間就橫遭惡性更改變卦情事。2015年柯文哲入主臺北市不到一周之內，立即發動的「五大弊案秀」，就是肇致一夕惡化「外資見到臺灣就拐彎」情勢的經典大戲代表作。
以李登輝時代啟動並大力爭取國內外大投資的民營電廠（IPP）計畫為例，既是中央政府主力推動，本應該更有高度「政府治國誠信」政策意涵，但是就國資及外資企業廠商投資的IPP，必須與國營事業台電公司重新檢討「購售電合約」並進行協商的同時，立法院卻已單方面徹底修定改變了「電業法」相關條款，對既已完簽長期商業營運契約的所有IPP公司嚴重不利與打擊，令全體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擾與挫折；再就是馬英九掌政時期的國家級桃園航空城計畫之例，當初桃園政府為推廣航空城，曾針對所有外商進行說明，不少歐美日外商也都已針對桃園航空城計畫進行了嚴正深刻評估研究，並已擬議了諸多直接參與投資之大規劃，然則一旦主辦城市市長換了政黨換了人之後，整個航空城計畫立即付諸停擺，最讓所有外資外商大為震驚錯愕也倍感無所適從。
第三是，臺灣已被認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根本相互對立抗爭的國家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對於「法制規範的解讀與執行落差」，越來越趨惡化。同樣一個法令規章在臺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往往「並不一致」，甚至不同承辦人員，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最近南部縣市政府片面單獨「禁燃生煤」之例，最為凸出，中央與地方對於「環保法律」見解的差距，以至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際、轄屬權限見解的差距之大，更令所有國內外企業廠商與投資人，為之傻眼。
另一方面，因為核四商轉已經遭到「封存」，甚至於倘若蔡英文果如預期再輪替掌政，核四必然遭到「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將陸續除役，則在臺灣「到底要不要用電？如何充實電源？倘然缺電又將怎麼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當嚴重的歧見，在在都讓在臺的歐美日外商大感無端地左右為難，當然更讓他們都倍加對於臺灣投資之大卻步。事實上，自從「非核家園」成為臺灣最大反對黨的基本政綱之後，早已嚇跑了幾多的國資企業之外移他遷，更嚴重阻卻了幾多外人外資企業廠商之前來臺灣投資呢。
第四是，臺灣已被認為是個欺善怕惡、理盲濫情、根本毀棄積極競爭力的國家社會。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上，來自勞動保護主義思維與政策的剛性框束，造成極大的吸引外資來臺殺傷力。因為少子化大趨的高度外顯化，使得本質是勞動密集產業的服務業部門，在當下以至可預見之未來，既缺乏高端國際觀人才，也缺乏基礎操作事務人力；更加上最近半年的勞動法規修正案之立法通過，既高度限縮了「工時」(即勞動力之可供給數量)，並僵死了「工時調節彈性」(彈性工時)之餘地，使得必須365天24小時營運的，各種現代全球化高級化服務業類項及可貿易服務業的加速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在在使臺灣服務業部門的投資發展營運可能性，都付諸空幻。
當製造業不興，可貿易服務業不起，則必致國內證券市場的籌碼數量、價格、流動規模及流動性，都會同時出現嚴重的不良展望前景，當然更使外資寗選中國上證、深證，港市、星市、韓市，甚至ASEAN諸新興市場的新機運與新發展性而去，何需單獨苦戀臺灣小小一朵草花呢？
在這一背景條件之下，外人外資在直接投入臺灣市場的機會，以及服務業外向發展機會都受到了莫大壓抑。
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僑外資在臺灣的總體直接投資FDI，包括製造業投資及服務業投資，都在僵直不化的「鎖國自閉政策」之後，全面向下減半；在1980-1990年代，以至2005年間，來臺直接投資營運的外資總金額都能夠維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乃至750億美元水準；但是最近五年，則祇能保持在100億美元上下水準，顯見外人外資「躲避臺灣」，乃至「逃離臺灣」的情境態勢，相當嚴厲惡劣，實在令人不敢有所樂觀。
在今天，任期所剩無多的馬毛體制，先在2015年7月27日提出的「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分為產業升級、出口拓展、投資促進三大部分的中長期經濟強化措施計畫，繼而在2015年8月20日補足以五箭措施救經濟的「振興經濟短期方案」，兩者洋洋灑灑的行動方案措施作為中，就獨獨缺少了「如何留駐外資」、「再吸引外資」以及「再恢復振興外資對臺灣信心」的必要措施。
其實，倘然毛治國院長有足夠的警覺性與敏感性，再能夠更進一步趕緊在2015年第四季起，追補採取幾個可以一新國際投資人社會耳目的措施行動，讓「外資見到臺灣不再拐彎」，則振作拉抬2015年經濟，使不致淪為「保一不保」的窘態，其可能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當前大陸經濟發展遲滯，能否給台灣更多讓利，完全是政治問題。如果習近平願意讓，就會大氣魄而一次到位的讓，這是習的風格；因為如果讓得有限，反而會遭致民進黨的批評，那也沒必要急著舉行第13輪談判了，大可拖到選後。所以這半個月非常關鍵，但趨於樂觀。
首先，由於習近平已能直接插手經濟事務，加上兩岸經貿只占大陸總體外貿的一小部分，所以在貨貿上對台讓利的內部阻力已不存在。
習近平為何要在貨貿上對台讓利？這當然是一石多鳥的規畫。首先，此可算是馬習會後的一項具體成果，馬英九也肯定會大力宣傳，算是給馬的一個「畢業禮物」。
其次，由於貨貿不像服貿那樣敏感，也不用擔心大陸服務業入台，反而對台灣一般企業的出口有幫助，因此能拉抬一些國民黨立委選情，避免民進黨在國會過半，進而可能發動修憲。
第三，則是給蔡英文出考題。誠如前述，企業界與台灣社會對貨貿大致歡迎，如果蔡英文明年當選，必須處理此一問題。因此，如何讓「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立法院通過，成為蔡的第一個挑戰。
但另一方面，對蔡英文來說也是一個機遇。這顯示習近平不想在蔡當選後「冷處理」兩岸關係；不希望如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時，有一大段「聽言觀行」的過程。如果蔡能解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貨貿協議，兩岸關係能撥雲見日，則蔡是否一定要在九二共識問題上清楚表態，就不會那麼重要。
第四，習近平認為蔡英文當選後會採取「親美、友日、冷中」的政策，不但會積極加入由美國主導的TPP，在南海與安全問題上更可能「一邊倒」地倒向美國；另外則是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合作，一起推動「新南向政策」。如此，不但兩岸關係會趨冷，也不利於大陸自身利益。因此，習反而希望透過貨貿拉住蔡。
事實上，習近平能在兩個月內就拍板決定舉辦馬習會，完成66年以來的歷史突破，而非「細火慢燉」的鋪陳與醞釀，他「不拘一格」的決策特質可能再現。（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就生育問題而言，勞動部或可不負責任地說，那是內政部的事，與他是一點關聯性都沒有，但這是不對的，台灣就是在各部會間的推諉中而落至一事無成。內政部所能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相對的，勞動部掌控的「就安」及「就保」基金，每年加總會有逾台幣4百億元的進帳，這麼大額的錢，多只用在表面辦園遊會、補助團體、國際交流等活動上，對「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如托育問題的改善上，是師出有名可以全力支持的，但勞動部一直自我設限：生育問題雖是國家大事，但那是其他部會的事，與勞動部無關。
由國發會長期的民調顯示，國人認為最有效鼓勵生育的方法為：「政府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受肯定的比率最高，達74.3％；其次則是「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比率亦高達71.8％。而勞動部常把重點放在「鼓勵企業設置托育設施」然數年來，早已證明這是行不通的，這是因為台灣的企業多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的內部空間有限，所以成果有限，為此，勞動部就可以以此為藉口而卻步不前，殊不知，真正該部對可放資源，可以真正友善婦女職場工作環境的「增設公立或公私協力幼兒園」，卻視而不見。其實，不論是「企業內」或是「公設托兒所」，台灣的婦女勞工最需要的，就是幫她們解決小孩子的托育問題，如此，才能讓更多的年輕勞動夫婦們願生、敢生，為此，勞動部是否願幫國內婦女的忙，以友善她們（廣義）的職場工作環境呢？
台灣幼托兒園的教育，長期以來是以民辦為主，而法令上，也不禁止他們不可營利，因此，長久下來，就變成一個個營利的機構，在競相逐利的情形下，在「不可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魔咒下，各種花招百出，而讓托兒的費用支出節節高升，成了年輕家長們不可承擔之重，如此一來，也直接及間接地造成年輕夫婦不願生、不敢生的現象，頗有「殺雞取卵」之勢。若參考德國的幼教可知，在德國，她在憲法裡就明定，不允許幼兒園教小孩讀書寫字的，而這個行之多年的法律絲毫不影響德國在全世界的競爭力。爾今，若政府要辦公托，以破解目前的困境，就立刻受到私立幼兒園的反對，其結果，就是請託立委在立法院刪去大部分政府辦公托的預算，而讓公托制度寸步難行。
如何打破目前的困局？在近日「王作榮教授紀念研討會」中，我謹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參。
其一，由勞動部的「就安」或「就保」基金，擴大補助「勞工」公托或公辦民營的育兒所，使每個家庭對單一幼兒自付托兒費用不超過5千元，生兩個者或以上者，每月的公托費總開支以1萬元為限。（另生3個小孩者，可開放申請外勞，如此一來，也沒有什麼政府支出上的負擔）。
其二，擴大公私協力幼兒園，在民國107年時，能完成200所，民國110年時完成500所，同時改善幼教及教保人員的工作條件及薪資待遇，以期根本解決平價優質的幼兒園供給問題，讓家長放心。
其三，（勿以善小而不為），公托保姆可採兩班制，故其公托的下班時間可延至晚上7點，以幫助職場婦女兼顧工作與托兒。
上述建議，是須要政府全力的支持，它包括：行政及立法、中央及地方，以及跨部會間的合作，才有可能實踐，套句經國先生的話：「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針對東協將於2016年完成與周圍6國間之RCEP談判，政府自2014年即已明確宣示，將採取「雙軌併進」策略，同步爭取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以東協擔綱的RCEP，同時減緩大量廠商外移至東協布局的壓力。惟因近兩年政府推動參與區域整合之行動未見明顯成效，尤其RCEP之成員涵蓋中國大陸，該項「中國因素」恐成政府推動參與RCEP的最大阻力，因此廠商進駐東協仍然絡繹不絕於途，投資規模較諸1990、2000年代兩波「南向政策」的投資潮更加大型化與集中化，產業別範圍更涵蓋傳統產業、科技產業以及各種服務業。
以美、日為首的TPP談判頃於10月5日宣告完成談判，行政院立即跨部門總動員，研析TPP條文及進行我國爭取加入TPP的各項自由化落差與法規盤點，以爭取被納入下波新會員的名單中。
相較於政府對TPP的重視與劍及履及，RCEP的談判預計將在2016年內完成，雖較原本預定的2015年底期限有所遲延，然而東協經濟共同體已經達陣，東協與中國大陸、韓國更陸續更新原有的東協加一FTA自由化承諾，朝向升級版的FTA邁進， 因此我國面對東協與東亞之間快速的經濟整合，更有迫切因應的需要。
政府除應推動參與區域整合外，亦應研擬突圍方法，包括推動產業合作、建立區域對區域合作，及參考日、韓兩國搭配官方援助（ODA）措施等。此外，我國爭取參與東亞整合或RCEP所涉之「中國因素」應如何排除，也需要政府及早規畫解決之道。不論是目前政府的「雙軌併進」策略，或是民進黨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恐怕都必須著墨，沒有迴避空間。（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
]]>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再過幾年當這些人跨出校園步入職場，迎接他們的會是怎樣的局面？我們這一代，歷經台灣由貧至富，創下傲人的經濟奇蹟，但卻也在這十幾年內讓榮景翻轉，由盛至衰，未來又要將什麼樣的國家交到他們手上呢？
以產業來說，高科技業是台灣命脈，尤其是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國際市占率極高，居世界屬一屬二。但這幾年面對中國及全球供應鏈的威脅，很多產業遭遇生存危機。即使如半導體這樣的優等生，面對對岸傾國家之力的扶植，領先差距正快速縮減中，再不正視並積極應對，台灣的未來將更艱困。另外，為了增加競爭力，企業透過整合、併購，來增加產業規模，這也是世界潮流。但台灣公司的本益比偏低，平均僅在十至十二左右，甚至有些公司股價低於淨值。偏低的本益比，讓台灣產業在國際併購競爭浪潮下處於不利地位。政府應即早謀思對策，讓產業做好與全球競爭的準備，避免成為國際併購的犧牲對象。
政府任何政策都左右台灣未來的榮衰，不可不慎。特別對於產業，更應全盤考量，審慎評估，否則一旦方向錯誤，未來要花更多的時間及代價才能彌補一二。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造成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政府積極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意、創業，立意雖佳，但創新創意如果不能商品化，就無法落實於創業。同時過多「小確幸式」公司，不足以創造可以支持台灣經濟的產業，對於整體的競爭力並無幫助。更何況創業風險高，年輕人一窩蜂地投入創業潮，未來可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不得不慎。政府應該有更宏觀的產業政策，為國家未來主人翁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很多人常不滿於現代年輕人的一些表現，認為他們素質低落、缺乏競爭力、不夠積極，抗壓性低，卻忘了是我們制訂的教育政策，塑造了他們的特質。
教改強調無壓力學習，讓學生從小就習慣輕鬆；廣設大學，讓錄取率高達八成以上，不需用功也有學校可念：又破壞了職教系統，讓很多原先不愛念書，但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成了不符合企業所需的通識人才。我們也常常批評新世代缺乏國際觀，不能與全球接軌，卻也忘了整個社會環境並沒有提供他們寬闊的視野。媒體整日放送的是雞毛蒜皮大的「國內要聞」，關心的是明星女模的腥羶八卦，又怎麼能怪年輕人與世界脫節，坐井觀天呢？更可怕的是，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還在持續製造錯誤？
教改餘毒未清，十二年國教又倉促上路，過分強調齊頭平等，卻忽略菁英教育。對比各國積極培育人才，未來台灣年輕人將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每個年輕世代都承繼著前一世代抉擇的對錯，也要要處理上一代未完成的任務及挑戰。台灣目前中央債務六兆，地方債務一兆，加上年金等潛藏性債務十七兆，二○一四年政府負債高達廿四兆。○至十九歲的年輕人平均每人要負債四百五十萬，等於一出生就要負擔這代爺公伯叔揮霍的苦果。同時如果將負債總額除以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例已高達一百六十％，等同於希臘破產時的狀況。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惡化環境，無怪乎年輕人不想生小孩，相對也使台灣社會老齡化狀況越來越嚴重，未來勞動力缺乏，接棒世代要背負更多的歷史共業及責任，痛苦可想而知。
台灣現況已如同重症患者，雖未病入膏肓，但也情況危急。然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在粉飾太平，創造台灣還是世界中心的假象。知識分子也自掃門前雪，深怕說實話的結果，被扣上唱衰台灣的大帽子。我不想做一隻烏鴉，但卻必需指出台灣目前確實問題重重，一定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砍掉重煉，才能有浴火鳳凰重生的機會。
總統大選將登場，各參選人也提出林林總總政見，我盼望不管何人當選，都能實現諾言，將台灣帶出困頓的泥沼。至少，應該還給年輕人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況，一個有希望的生活環境，以及一個有競爭力國家社會，讓他們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打拚。
]]>ＡＰＥＣ領袖會議昨天討論部長級會議所凝聚共識，國發會主委杜紫軍表示，台灣今年共提出五項倡議與一處具體行動，獲得ＡＰＥＣ大會採納，包括「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等，與明年祕魯舉行ＡＰＥＣ峰會的氣候變遷主題相呼應。
蕭萬長表示，昨天領袖峰會，美國總統歐巴馬最關心的是氣候變遷；至於巴黎恐怖攻擊與區域安全議題，前天領袖非正式會議，菲國總統艾奎諾已代表全體會員為傷亡民眾起立致哀，所以昨天ＡＰＥＣ大會並沒有再提反恐與安全議題，南海議題也沒有列為大會討論議題。
另外，台灣在今年峰會也加入亞太自貿區（FTAAP）核心起草小組，蕭萬長表示，加入小組的目的就是融入區域整合，台灣不能被邊緣化。
另參摘錄自中央社報導 APEC結束 蕭萬長發表12字感言
http://history.n.yam.com/cnabc/fn/20151120/20151120402997.html
蕭萬長表示，APEC是台灣目前為止參加最高層次的國際會議，能夠在國際上發聲，台灣的經貿實力在國際間仍受到重視，雖然這幾年表現比較差一點，但以全世界表現而言，台灣還是在前段。他認為，「台灣應該在APEC中扮演積極角色，有這麼多倡議被接受，這是我們的貢獻，也是APEC對我們的重要性」。
另參摘錄自自由時報 ＡＰＥＣ峰會 蕭萬長力促台入TPP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33903
蕭萬長表示，昨天的領袖峰會談論熱絡，比較晚結束，因此與他國領袖互動機會較少，但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多談我方有興趣加入ＴＰＰ的議題，「我大部分所見到的（領袖）都談」；他也在領袖會議特別強調，ＴＰＰ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基石，盼我方有機會加入。
這次ＡＰＥＣ領袖宣言也納入包括「ＡＰＥＣ協助中小企業因應天災緊急應變促進貿易及投資便捷化」多年期計畫、「ＡＰＥＣ緊急應變能力建構中心」等五項我國倡議，以及參與「削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自願性同儕檢視機制」的相關參與行動。
由國際經貿關係的角度觀察，中美兩國於亞洲市場爭取經貿主導權，預期在未來數十年仍屬基調。美國主導的TPP取得完成談判成果，多少減輕了中國今年早先風光成立亞投行的尷尬處境。但對我國或東亞國家而言，可能得更直接面對中美對弈下的緊張局勢，未來處理國際關係務須更加戒慎，而加入TPP，預期有助我國在亞洲變化詭譎的局勢中取得更多保障和籌碼。
除了考量國際經貿關係與利益外，爭取參與TPP，更有著推動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涵。以日本為例，日本「安倍經濟學」邁入第二階段，推出「新三支箭」的經濟目標即是「構築以TPP為主軸的強大經濟結構」，包含促進企業勞動轉型，提升於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投資，邁進高生產力企業等策略。由於日本仍有許多制度革新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安倍也欲借助TPP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推動農業、勞動、企業治理等一系列難以打破的限制，推動法規政策改革，因此無疑地，TPP必將成為安倍推動日本體制改革的重要工具與政策手段。
回頭檢視我國自2002年加入WTO以來，經貿體制並無明顯的進步或變革，部份體制和法規也逐漸落後於國際規範，主要歸因於後續參與自由化的進展有限。縱然現有部分聲音呼籲，我國可採自我開放方式實現自由化，未必需要透過FTA/RTA等雙邊或多邊談判策略，然而以內在力量追求自我改革成為自由貿易島，在缺乏外部壓力下，恐難成氣候，加上我國單方面的開放，若未能獲得對手國的對等開放，同樣無助於我國產業向外拓展。以實例來看，過去台灣加入WTO，多有挾美國等外部力量為支持，方得以打破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實現邁向自由化的目標。
跟日本處境相同，我國現今在農業、勞動與相關法規治理，同樣面臨需要大幅度改革調整的挑戰，有需借助加入TPP，形成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參酌他國與過去台灣加入WTO經驗，預期加入TPP，除加強我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經貿關係外，TPP所能帶來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動力，有助加快落實自由貿易島的願景，重新帶給台灣經濟活力。
]]>政府各部門雖然每隔幾年就提出吸引外資的政策，成效卻越來越低落。2014年外資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金額只剩下28億美元，根本難與中國大陸平均每月吸引外資投資500億美元相提並論，即使與投資台灣股市的外資、去年淨匯入2,031億美元相比，也知道政府不斷高喊吸引外資的政策，早已徹底失敗。
我們無意唱衰台灣，也無意指責政府在爭取外資政策上只做表面功夫，我們想要提出的是，吸引外資必須從「人性」著手，先吸引人，讓外國企業主對台灣有一定的想像空間，願意多來台灣，並且積極派出手下來台灣交流、工作，最終才能夠吸引到長期投資的資金。「人」、「財」一體兩面，能夠吸引到有錢、有權的企業決策者，才有可能吸引到投資，政府部門老是把力氣用在枝微末節的法規，見樹不見林的鬆綁，結果就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台灣在五、六○年代靠著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到第一批的外資，當時土地便宜、勞工薪資微薄，吸引到日本為主的企業來台設廠，但是不要忘記，當年北投溫泉、林森北路六條通的陪酒小姐，對於吸引外資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後來台商拚命跑大陸，除了土地與勞工之外，意在言外的軟性因素也是不言可喻的吸引力。有了這些軟硬兼施的誘因，日本製造業來台灣、台灣的製造業去大陸，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台灣當然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當年民智未開、賤賣土地與人民的故事也不可能重演，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的國際範例可循。到底英國、荷蘭、以色列、瑞典這些先進國家，如何源源不絕地吸引外資，如何讓跨國經理人願意千里迢迢、攜家帶眷、甚至拋妻棄子前往淘金？除了夢幻般的發財機會之外，跨國經理人的生活如何融入本地社會，如何讓高階白領「近悅遠來」，在台灣找到他們生活的樂趣，才是我們經濟部、勞動部的官員們，真正應該徹底思考的關鍵所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外國白領不論薪資高低，如果在台灣居留不超過183天，在台灣的所得即採取就源扣繳的模式，預課20％的所得稅；但是如果居留超過183天，那麼就會因為薪資高低，而出現高額的所得稅率。這樣的規定在所得稅法上必須兼顧本外國勞工稅率公平的原則，但是同樣的跨國企業外派經理人，同樣內容的工作，在香港、新加坡只要課徵17％的薪資所得稅，到了台灣卻可能暴增到45％，所有外派的經理人聽到這點，還有誰願意來台灣？如果經理人不願意來，又怎麼會有經理人去建議跨國總部來台設點？怎麼會有外資直接投資？
如果所得有五成要繳稅，那麼跨國企業的高階經理人也必然選擇留在香港、新加坡，只要偶爾到台灣出差即可。實際上，香港的大企業、金融機構已有大量的「Taiwan Desk」，裡面坐滿了英文流利的台灣經理人，正是稅制導致原本應該在台灣的投資，卻外流香港、新加坡的最佳明證。
近年來台灣關於「外國白領」的討論，大量集中在「聘僱薪資必須高於4萬7,971元」，就知道這幾年台灣根本沒有吸引到真正的跨國企業外派人員，而是吸引到英文老師、旅遊兼打工的白領，或者是拿著美國護照回台灣工作的年輕ABC。這些低階外國勞工，與爭取外資沒有關係，也真真實實在與本地的孩子爭搶入門工作，自然引起勞工團體的反彈、摩擦不斷。
經濟部為了TPP，推動外資白領雇用法規鬆綁，例如跨國企業內部調動，台灣現有規定須在母集團受聘一年以上，才能派來台灣工作，勞動部已奉行政院指示修改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今年底前完成修法，免除須在母集團受聘滿一年的規定。類似的鬆綁，有助於加入TPP，卻無益於實際吸引外資。追本溯源，還是應該從「人」的角度切入，全面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跨國專業經理人工作、生活及租稅合理的環境，先把人吸引過來，才能打通外資入台的任督二脈。
]]>根據統計，101年實徵淨額證交稅為719億，較100年減少221億（減少23.5%）；102年證交稅更低到714億；而102年證所稅實際申報金額亦僅24億元，較之過去5年（96～100年）平均每年1048億元之水準，101至102年國庫合計減少近600億元收入，這是國民黨寧可打臉馬總統也要廢除證所稅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坦率地指出，廢證所稅不足以振興股市。
台灣股市不振的結構性因素，在於長期持股者的資金正在持續外逃，根據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的國際證券投資部位，自98年第一季起已連續24季呈現淨流出，其中101年第二季後之資金淨流出規模明顯擴大。就長期趨勢觀察，台灣股市逐漸走弱，不但不及大陸及亞洲四小龍其他國家與地區火紅，甚至已落入邊緣化地位。台股自1990年創下12682高點後，25年來僅少數幾次曇花一現破萬點，始終沒有更好的表現。甚者，2003年起台股新上市（IPO）案件急速減少，今年更形萎縮，前3季累計只有16家上市公司加入資本市場，籌資金額3408億元。
台股走弱、周邊國家地區相對走強，已迫使台資企業開始選擇在海外掛牌上市籌募資金。更堪憂的是，最近十幾年來台股成交量持續萎縮，周轉率下滑、本益比壓低之下，很多公司本益比已跌到10倍左右。8月底有一半上市公司股價低於淨值。證所稅在醞釀廢除時，資金並沒有回來，廢除後也只有一天行情。台股疲弱，台灣資本市場籌資功能日益衰頹。
業者及市場人士現在將矛頭指向目前台灣租稅負擔過高。2015年上路的富人稅，所得稅淨額超過1千萬的富人，所得稅率從40%提高到45%，加上2%的二代健保附加費，及兩稅合一抵扣減半的8.5%，稅率高達55.5%。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最高所得稅率只有20%和15%，差距難以斗量。而且新加坡、香港股息股利免稅，連中國股息股利也採分離課稅10%，而台灣是股息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稅。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所得稅率形同回復到2008年前的遺產稅，造成「一頭牛要剝九層皮」，人財難以兩留，恐更會引發逃稅潮。
任何政策的推動，都不能一廂情願。如同當時推動證所稅，沒有考慮到市場的反應，中實戶、大戶的出走，造成成交量的大幅下滑。在全球化下，資金、人才都是無國界。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要好，必須獎勵長期投資者及創業者，這些人是市場興旺的主要動力。今日台灣卻是殺雞取卵，這樣的方向再不改變，造餅的人愈來愈少，分餅的人越來越多，胃口愈來愈大，台灣怎麼會進步？
我們社會也要認清政治的現實。目前政治紛擾，某種程度而言，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也會妨害台灣的發展。我們不能不管周遭環境變化，不懂國際情勢發展，把頭埋在沙子中不肯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一味地抗拒國際化，過度注重本土的利益，反服貿，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最後作繭自縛，造成國家越來越弱。
「公平正義」的租稅改革必須推動，但要講究方法，也要思考市場反應。股票市場做為一國經濟活動重要之資本籌措管道，政府對於股市管理之考量必須是全球資本市場競爭力的角度，而不只是能給政府抽到多少稅收、能不能維繫租稅公平正義這樣的角度。
長遠來看，復徵證所稅，課徵廣泛的資本利得稅都是必要的。但須將正確的賦稅觀念推廣到社會大眾，營造出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環境來減少民眾對課稅的恐懼與排斥。且要提升政府效能，讓人民樂於納稅。讓課稅效果達到「租稅公平」、「輕稅減政」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目標。
這樣的願景是有一定的難度。我們寄望於新的政府、新的領導人。
]]>台灣的所得稅有超過7成來自薪資所得，這個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的5成左右，主要原因之一是房市與股市的資本利得稅幾乎不必繳稅，而資本利得稅往往是富人重要的所得來源。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下，對股市與房市的資本利得課稅絕對有其必要。
就是在此氛圍下，2012年3月的財政健全小組提出開徵證所稅，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憶如積極推動，在4月底就通過行政院版本並送立法院。期間立法院的協調與修改過鉅，劉憶如認為「本人在政策理念上無法認同」而辭職，接任的張盛和在「先求有再求好」的想法下，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所稅法案，8月8日公告實施。
這是一個極度限縮、處處設限、力求把課稅範圍縮小到最極致的證所稅版本，事實上大部份人都不會被課到稅，因而被譏為「不像證所稅」的證所稅。但即使如此，那些富人、大戶仍必欲去之而後快。2013、2014年，尚未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已被二修三修，原本今年該上路的大戶條款更被延後到2018年才實施。
但趁著大選當前，券商極力運作、加上朝野政黨的配合─在野黨雖然提出不同方案，但其意亦在廢證所稅；對國民黨的動員表決，顯然也未拿出過去強力抗爭的手段，倒顯得一付「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喜」的模樣。就這樣，這個出世3年多、尚未正式而全面實施的證所稅就此夭折，走入歷史了。
朝野廢證所稅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此制導致台股成交量減少、同時難以上漲。這並非事實，因為證所稅制存在時，台股也曾飆破萬點、成交量超過1500億。大部份先進國家都有課徵證所稅，稅率有高到35%、也有低到15-20%，但沒那個股市因此萎縮崩盤，股市照常健康發展。
台股會有所謂「受證所稅因素干擾」，其實完全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政府態度搖擺、立委與券商聯手，讓證所稅制度一直處於變動搖擺中，市場因而受干擾。正式廢除證所稅後，台股就看回不回、直奔萬點嗎？大概不會那麼「美」吧，頂多有幾天慶祝行情，但最後還是回歸經濟基本面與企業獲利面，追隨國際市場起伏。但原本要以課股市資本利得稅縮小貧富差距的希望，就此一去不復返。未來台灣不可能再有一個政客、政府，敢於再提出證所稅。
專研貧富差距問題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曾提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作取捨」，如果某個政策能提升效率、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傳統的經濟學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但大家都忘了問：是增加誰的福利？是富人、權力者，還是窮人、弱勢者？而這個問題才往往是關鍵。
當朝野政客都說廢證所稅可鼓勵台股上漲、放大成交量、投資獲利增加─即使事實如此，但大家都忘了問：最後是誰受惠獲利？原本的證所稅，散戶本來就不會被課到稅，只有大戶才要課稅；而股市中大部份贏家都是大戶、法人而非散戶。所以，廢證所稅到底誰占了便宜，答案應該非常清楚。
朝野政黨都樂於支持如此赤裸裸有利富人大戶的議案，而台灣社會與民眾似乎也「樂觀其成」，以後就甭再談、再怨貧富不均、所得差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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